刘醒龙，1956年生于古城黄州，新现实主义、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凤凰琴》、《痛失》、《弥天》。新近出版有三卷本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大奖和首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决审团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首届青年文学创作成就奖，中篇小说《秋风醉了》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凤凰琴》等曾获平壤、大马士革和东京等国际电影节大奖，以及从首都大学生电影节到金鸡奖在内的所有国内电影奖。根据长篇小说《爱到永远》改编的舞剧《山水谣》获文华奖。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芳草》杂志社主编。
楚汉思想散
这些年，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要所经过的道路出现惊险，就会想起那些被称为浙江佬的人，在高山绝壁上放炮修路的情景。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太平洋彼岸的科罗拉多峡谷，去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脉，只要车辆长时间用低速行驶，只要同行的女性不再将柔曼的目光投向车外，小时候的见闻便如期而至。因为修战备公路，浙江佬才作为名词出现在乡土老家的日常词汇中。大约是当年修鹰厦铁路练就的本领，浙江佬一来到汉楚东部的大别山区，那些一向以为无法逾越的座座雄关大岭，便乖乖地任其摆布。这条路现在被称为318国道。更年轻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咽喉要道是谁修出来的，如果有浙江佬一词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百分之百是与在沿海一带打工的经历相关。那时候，在乡土老家，浙江佬是一种传说和传奇。许多远离公路而居的人，男的挑上一担劈柴，女的带着几只鸡蛋，说是卖给浙江佬换点油盐钱。那些爱看热闹却又没有多余力气的老人，哪怕搜肠刮肚也要想出一门挨着战备公路的亲戚走走。所有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不怕死的浙江佬如何用绳子捆着自己的腰，吊在云雾里，挥着锤柄近一丈长的腰锤，在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在这种传说与传奇的背后，还有一种公论：浙江佬太苕了！苕字是汉语言汉楚语系独有的。它有北方语系所说的傻的意味，又不全是。从语感上分析，湖北人每每用到苕字，相比北方人用傻字时，多了一种悲悯的质感。一条战备公路，不仅引来了浙江佬，还有广西佬。广西佬来是为了修桥。广西佬爱吃蛇，乡土老家的人也说他们苕。此时此刻所说的苕，已经是嘲笑了。
这种总不肯一去不返的记忆，想要兆示的意义，一直让我很难面对。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谁个不会敝帚自珍！
在同一块地域上来往的时间太久，不知不觉中就会忽略个体和群体的秉性。直到某月某日某时，因为某人某事的触动，突然觉悟到某些个人生活的某些过程时，已经恍若隔世。二○○三年正月初九晚上，久离汉楚东部英山县的一群人，在武昌某处聚会。大家一致约定，不许说离家多年，早已学得十分圆熟的国语或流行于汉楚之都的武汉方言，只能用在乡土老家世代流芳，被我们戏称为“英语”的语言。等到轮番开口说过，不用介绍，每个人在乡土老家的细小位置便能大致判断出来。县里有两条河，沿西河住的人，称母亲为姨的阴平音、并且保持音量略作拖长，父亲称作大；沿东河住的人，将母亲称作丫、父亲称作父。在汉楚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份叫法时常不同。与英山隔着一条西河相邻的罗田，叫母亲时也用与西河一带相同的姨，叫父亲时则与英山东河一带的人同样称作父。这两个县在大别山区，出了山，紧靠长江的广济和黄冈两县又有区别。前者将父亲叫做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广济人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青女子被他们叫做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青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乳房。后者更奇，母亲被叫做咩，父亲则被叫做伯。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做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但在那些置身度外的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光彩的伎俩。汉楚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至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汉楚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前因后果之一。这一点，可以从我们故意用所谓“英语”招唤服务员时，堆积在服务员脸上的疑虑与防范中得到印证。
相聚的时候总有许多失落的往事回忆不尽。那条当年的战备公路，多数路段是由乡土老家的人修筑的，只有那些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浙江佬才能大显身手。据此断言乡土老家的人不勤奋不勇敢，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在随之而至的修水库，改河道，挖水渠，等等被政治高压所驱使，企图改天换地的生产活动中，乡土老家的人甚至凿开了更高更险的山山岭岭。当然，说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是被动和不情愿的。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这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乡土老家有句俗话：灵醒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醒。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黄陂、孝感、汉川三县，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按照无奸不商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的历史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歇后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溯江而上，离武汉不到二百里，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县份，从前叫沔阳，现在改称仙桃市。沔阳是省内少数与前面几个号称人精的地方有得一比的县份。从性情上看，沔阳人更像吉普赛人。前两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俄罗斯的后贝尔加湖畔，居住着一群至今仍将沔阳话讲得十分地道的沔阳人。这些早已入俄罗斯籍的沔阳人，记得他们的祖先如何敲着三棒鼓，以沿途给人挑牙虫为生计，一步步地走完这千万里路程。也是奇怪，不管是在汉楚本地，还是在外部世界，做小生意时的取巧会招来说不尽的骂名，挑牙虫则不会，哪怕后来明白是中了骗局，人们也是一笑了之。再也没有谁去大肆传播，要其他人接受教训，不要相信那些唱渔鼓的人说自己嘴里有什么牙虫。沔阳人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一走就走到天远地远的俄罗斯腹地，好像惯于想事的心眼一点作用也没有，往哪里走全凭一双脚拿主意。不随波逐流，不趋花向柳，所有与历史世事的契合，都是因为偶然中一时兴起，看上去几乎就是机会主义盛行，随风而去，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受随心所欲驱使，那些既成事实往往包含着许多同自己过不去的成分。有谁还在这种后现代思潮风行的时代，仍在惦记着要纠正当年自己得到的造反派结论之名?那一年，在汉楚之都，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组织，愤而将中央文革的几个要员抓了起来，惹下被称作“七二○事件”的燎天大祸。事情的发端只不过是该组织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获得所谓左派即造反派的名份。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没想明白，回过头来又要求有关方面为其平反，声明他们当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当年被这个组织抓获的那几个人，就是将这个组织当作保皇派，而险些被万众踩成肉泥。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女子在公共汽车突然打了身边男人一耳光，过了一会，女子又打了男人一耳光。女子下车后，旁人问起来才知道，男人发现女子短裙背后的拉链开了，便好心好意地替她拉上。男人因此挨了第一个耳光后，一边生气，一边自省，既然帮女子拉上拉链是不对的，那就应该让其恢复原状，没想到又挨了一耳光。想一想，这一实一虚两件事，难道不是异曲同工。有时候，汉楚之人就是这样为人处事。
记得年幼时夜间乘凉，听大人们反复讲述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河南人先说，河南有座少林寺，离天只有一丈一；随后的陕西人说，陕西有座大雁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湖北人最后说，湖北有个黄鹤楼，一半伸在天里头。湖北人一说完，独自将别人输的酒肉全吃了。汉楚地域上的人向来乐意别人说自己精明，并且普遍地瞧不起地理上的北方近邻。其实，不用放进更大的环境里比较，就在中南几省，出武胜关往黄河边上走，沿途遇到的那些声声叫着吃大米肚子疼的人才是真人精。想要汉楚之人承认这一点却很难，哪怕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心里明白得像是点着了灯，嘴里还是说不出来。汉楚地域上，要水有水，要山有山。水是名水，譬如洪湖、汉水和清江。山是名山，譬如武当山、神农架和大别山。那一年，从西安来的一位朋友站在东湖边大声惊叹，这哪里是湖，分明是大海！没有海，却有许多海一样的浩大湖泊。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样的功夫才是真了得。北方近邻用多年泛滥的黄河雕塑出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悲怆，再用水汪汪的眼睛闪烁着干旱至极的无助。汉楚之人，假如同样擅长承接天地日月精华，武当山之仙风道骨，神农架之古朴沧桑，大别山之春华秋实，汉水之温文尔雅，清江之纯粹无邪，洪湖之富庶怡然，如此等等，随手选来，哪一种形象都能远远胜过那只强加在头上的“九头鸟”。说不上是不愿意用，还是不会用，到头来，单就外表来看，汉楚地域上，男性普遍缺少特质，女性的遗憾更甚，除少数生长在与外省接壤的山区里的女性，多数女性，或者更直率地说，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天生丽质一说的陪衬者。
与外表憨厚的北方近邻相比，生活在汉楚地域的人偏爱将仅有的那点精明，当成一种得意、一种炫耀，率性地表达在脸上。不知情的人，至今仍在将那条汉正街当成汉楚地域的脸面。想当年汉正街首开小商品自由贸易自主经营之先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多少地方比照着这里的模样，或者照本宣科，或者发扬光大。春常在，人空瘦。到如今，整条街上生意依然红火，坐在后堂盘算的店老板大多换成了那些曾经在鄂东大别山区开山劈路的浙江佬。并不是本地人亏了血本难以为继，就算是个苕，在汉正街做生意也不会不赚钱。只是赚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觉得够了，在别处买套房子，腾出那些黄金地段上的房屋，租给永远也折腾不够的浙江佬。靠着浙江佬所付的房租，每天里邀上三五知己在一起打上四个风的麻将，散局后再喝一顿靠杯酒，说不上是看破红尘，也没到游戏人生的境界，真正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喜欢这样生活。这样的情形在汉楚地域上已到盛行之势。在那些星罗棋布地绕着都市的小城小镇里，说起来，大家都在慨叹日子过得清苦，可是，大大小小的麻将馆里莫不是人满为患。能行乐时当行乐，得逍遥时且逍遥，这样的人精自然是此中极品。汉楚地域上的人如果也像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那样，早早悟透人生，自然能活得不同凡响。偏偏他们只是率性而为，做事论事，大多凭一时好恶，性情所致，慎思不及。张之洞所言及的以及后人对其理解的，恰恰与此相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有看到汉楚之人本质上贪欲有限。即使是做成了事，大多是为了做而做，至于为什么要做，做了又须达到何种境界，他们是不会去深思熟虑审慎为之的。
性情中的汉楚之人天生喜好先天下之乐而乐。
说汉楚地域上多是性情中人，还有语言可作佐证。汉楚方言，语调多为高开高走，即所谓的高腔高调。听上去只有喉音，等不及像北方人那样让心里的话经过腹腔，回绕一下再说出来，因而总显得尖锐有余，忠厚不足。这一点又以江汉平原和四周丘陵地带的人为最甚。深究其中，也没有别的理由，无非是不愿压抑自己的性情，久而久之自然成了习惯。在真实生活里，汉楚之人极难做到比赛吹牛所形容的，耐着性子，将一剑封喉的绝招留到最后。只要有了要说的话，哪怕别人正在说，也要插进去，先将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其中，最著名的汉楚人物，古有西部秭归县的屈原大夫，今有北部郧县的杨献珍、东部浠水县的闻一多和蕲春县的胡风教授。别人正在津津乐道，老先生们硬要多嘴多舌，横插一杠子，结果能好得了?性情中人，好则好矣，不好起来一个比一个下场悲惨。最近中部监利县又出了一个颇有相似之处的乡镇干部，抢着说了些乡村现状的大实话。幸运的是时代不同了，性情中人所做的性情之事，开始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宽容。
性情中的汉楚之人天生善于先天下之忧而忧。
汉楚地域的东西两端，有两道名菜。一道菜叫懒豆腐。这是宜昌一带的叫法，在恩施一带则称其为合渣。顾名思义，这是懒人用懒办法做成的豆腐。它省掉了过滤、点卤、煮沸、冷凝后挤压成形等工序，将泡好的黄豆磨成粗浆，直接放进火锅，加入一些当地出产的时令山菜和腌制小菜，煮好即可。看上去其貌不扬，吃到嘴里味道鲜极了。另一道菜严格说起来并不叫菜，却在汉楚东部山区广为流行。无论天热还是天冷，一边做饭做菜，一边将灶里烧剩下的劈柴或者松枝用火钳夹出来，放进一只炉子里。偶尔家里有人生病，也会用这炉子来煎药。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炉子是用做烧吊锅的。炉子随后会被掇到桌面上，再将一只黑乎乎的吊锅架上去。吊锅里别无它物，只有滚沸的半锅清水和几只翻腾起伏有红有黄的腌辣椒。等到该坐下来的人全部围坐下来，说声吃饭吧，并不是先动筷子夹菜，而是将放在吊锅四周某一碗炒得好好的菜，倒进吊锅里。无论什么菜，最终都是一样地倒进吊锅里。各种各样的菜，烩在一起，味道好到无论菜有多少，都会吃个精光。汉楚之人内心崇尚的正是此类的简单生活，需要像下棋的长思考一样的思想并非其长项。得益于地理上的优越，在汉楚之人的行为里，诸多事情，只要像懒豆腐和吊锅那样，依一时性情随手处置就行。曾经有人建议汉楚之都武汉，有无市花无所谓，市香是万万少不得的。建议的市香是热干面的芬芳。每天早上，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内，各种写字楼，甚至星级宾馆里，只要有人就一定有热干面的印记。在汉语言所波及的地方，从来没有哪个地域会像汉楚之都武汉那样，假如没有热干面，男女老少宁可将空气和白开水当早点。深究起来，热干面这东西，也是随手之作。同饮一条长江水，往上有四川的担担面，往下有上海的阳春面，当中的热干面，正好取了二者味道的平均值。难怪汉楚之人爱说，性情中人自有天地垂青。
天生的湖北佬，每逢历史大起大落，总有一些蹊跷事落在头上。
说句天大地大不着边际的话，如果真有谁能主管人间命运，那家伙是不是犯糊涂了。因为，相同的赏赐，只要给别处，莫不做出惊天动地的篇章。
譬如说黄梅戏，乡音乡情浓得用水都化不开，却没有办法在本乡本土活下去，顺风顺水流浪不过几百里，踏上安庆码头后，忽然间江南江北莫不为之倾倒。同样是戏曲，当年演习汉剧的罗田弟子余三胜出武胜关北上，一不小心就让深植于北方大地上京剧变了样。如今的京剧，随处都能听出汉剧的韵味，被抑扬婉转的汉调皮黄等调式丰富过的京剧，唱念中理所当然地带上了许多汉楚地域的方言。作为京剧母本的汉剧，说气数已尽当然不符合事实，理解她并接受她的人越来越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诸多省份里，汉楚之人是乡土观念最淡薄的。别处的人，在本土之外见到本土之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表达亲密的方式。在乡亲与非乡亲中不作区别的，恐怕除了汉楚之人再也找不到第二例。黄梅戏走了也就走了，京剧得了汉剧的精华也就得了。当地人似乎也习惯于这样。当时不说回报，尔后更想不起来。
汉楚之人最可爱的秉性是敢为天下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之洞，正是有此基础，才有在汉楚地域上将国家大事做出个新气象来的决心。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铁厂，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冶铜矿，像明珠一样让中华文明的近代史熠熠生辉。著名归著名，此后的一百多年里，最早为中华民族前程大计发起工业文明启蒙的汉楚地域，反而离工业文明越来越远。一百多年后，一个叫格里希的德国人，破天荒地当上了汉楚地域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由此引发的震荡，再次演化为近代中华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体制变革。在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彻底性面前，弄过潮的汉楚之人，出乎意料地再次退居幕后。心不甘，情却愿。格里希走了，转瞬间，汉楚之人就从后工业文明的雏型里退出来，回到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将曾经的启蒙置之度外的混沌状态。
在外人看来，这样的事还不足以令其扼腕长叹。那些将学问做得越来越浪漫的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是，整体实力在公元前足以称为超级大国的楚国，居然被各方面相对落后的秦国灭了。留下一个天大的疑问：假如当年不是由秦国、而是由楚国来统一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会不会更加光彩?在此之前，中华民族都是通过尧、舜、禹等新生的先进的力量，对旧王朝的更迭，来实现国家整体的进步。相比于其它王侯领地更具浪漫气质、更注重张扬人性、在其时的现代性上更能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楚国，为中华民族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河。随之而来的千年经历，多少王朝竟然一次次地仿效这种恶劣，以一国之怏怏，三番五次落败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北方游牧民族。衰落再衰落，最终几乎成了列强们的殖民地。
汉楚之人实在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楚国人本应该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中成为主宰，最终的历史烟云只让它扮演一名优秀的配角。说性格主宰命运，显然无法涵盖其中太多的内容。否则，在楚文化风风光光地沉沦的背景下，历史就会因此而生偏见。事实上，历史对汉楚地域的垂爱十分显而易见。经朝历代，最早从楚国废墟上建立起来封建社会的大厦，面临同样的土崩瓦解。又是汉楚之人，仅仅发起一场仓促得不能再仓促的武装起义，就超越了北方南方那些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动，并宣告了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的覆灭。区区数百人，没有真正的领袖，没有真正的纲领，事成之后，这些起义者竟然还得用枪逼着那位事发之际仍在效忠清王朝的黄陂人黎元洪来领导自己。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思议！黄兴和孙中山，是何等的魅力，何等的能力，人中伟杰的他们几经生死也没做成的事，由一群毛头小子一夜间实现了。在这里，天降大任于斯人已经不能说明具体事件，而应该说成是，天降大任之际，成也性情，败也性情！想当初，在遭遇到来自秦国的灭顶之灾后，楚南公曾抱恨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事隔十四年，有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间接导致秦朝的灭亡。历史上的楚人是广义的，陈胜、吴广如今成了河南人，算不到汉楚之人的账簿里。起始于秦，终结于清的千年封建王朝，到底还是被汉楚之人所埋葬，也可以算做是楚南公当年所言的一种印证。
每个地域的人格，自有每个地域的生存考验，历经千代万代才形成。汉楚地域上人格的传承，必然会受到山水地理的潜移默化。长江浊，汉水清，南风吹来酷暑，北风吹来严冬，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水路，长年往来着五花八门的人众。当年的毛泽东，自从离开湖南老家后，汉楚之都武汉是其在京杭之外住得最多的地方，光是东湖边的一处居所，就光顾了二十六次之多。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在性格上，毛泽东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所以，哪怕是出生入死的战友，最终都没有办法不同他闹翻。汉楚地域上究竟是什么风物让毛泽东情有独钟?天下山水难说汉楚最好，天下物产难说汉楚最丰，天下人性难说汉楚最佳。也许吧，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毛泽东，于孤独中另有一种对内心少有禁忌的性情中人的喜欢。也许吧也许，那个至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河南新县人的许世友，就因为不肯改变世代形成的汉楚性情，才被毛泽东特许，可以带枪进中南海，可以生前忠于共产党，死后孝敬老亲娘。性情中人就像溶解温度为摄氏三十七点五度的纯巧克力，入口就化，其亲和感没有丝毫强加的意思。地理上的汉楚处在五湖四海中央，三教九流涡底。天设地造时，就已经命中注定要为东边的太阳，西边的月亮，去北的鸿鹄，往南的鸥雁们充当中间站。这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人家累了，心里想像的是能得到五星级的服务。天下只有一个汉楚，那么多人事川流不息地到来，待到好处的没事，感觉没有善待的当然会在继续上路后，将自己的抱怨川流不息地播撒出去。如今的巧克力越来越不可口，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非巧克力被注入到巧克力里。汉楚地域上的许多败笔本是外来者留下的，很难想像，旅行者会将沿途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垃圾，一粒不拉地背负到终点，将其抛在汉楚这块最大的人事聚散地上，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汉楚之人是由长在赤道南北二十度纬度以内的可可树上所结果实所制作出来的纯巧克力，汉楚之人的性情是可可豆中所含的化学物质苯乙胺，只要喜欢，它就会刺激人体释放出使人倍觉愉悦的另一种化学物质多巴胺。思想庞杂意图超越古今指点江山未来的毛泽东，回到日常当中，愿意同思想清澈的性情中人相处，则是自然而然的事。
汉楚之人的无意为之，恰好契合了西方人所说的，巧克力应当醇厚，思想应当清澈。
汉楚之人一次次地浪费了历史给予的机遇，历史又一次次地重新赐给新的机遇，其中预示什么，它的神秘性在哪里，恐怕还得让未来作证。
一部红楼梦天下
任何历史，政治的、军事的和文学的，距离远，视野总会相对开阔一些。后来者总是幸运儿，因为通过读书，可能用前辈们用灵与肉来进行探索。当然，那样的前车之鉴，也还需要善于理解和运用。文学总会首先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命运的。从现代文学的出现，到当代文学的兴起，中国文学一直在承担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责，承担了太多本不应该由文学来承担的重责，这是由阶段性的历史决定的。文学经典性的重要方面，就在于她与本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只顾抱着那些实用书籍的实在算不上是读书。我们所说的读书其实应该是为了让人的思想开窍。所以，对多数人来说，读文学书才是最好的首选。譬如，因为太注重实用了，对于鲁迅，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对他的研究与表述，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片面。在这一点上，我所读出来的鲁迅，并不是那个普遍认同，只会将文章当作匕首和投枪的鲁迅。我想这一点很重要，鲁迅精神不能理解为，只是某种阶层或者执政当局的天敌。
惟有阅读文学才会让我们明白，高贵是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我们这一代人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最普遍的又是受到高尔基的影响。当我开始遐想高贵是如何与文学互存时，曾经因高尔基的出身与他的写作而困惑不已。关于高尔基，中国文学一直是这样介绍他：“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出身贫苦，幼年丧父，十一岁即为生计在社会上奔波，当过装卸工、面包房工人，贫民窟和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的课堂。他与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残酷的剥削与压迫。这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这些话中，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他所写作的那部著名的三部曲，然而，对于年轻的中国学生来说，影响更大的是那部似乎更能体现其灵魂风范的《海燕之歌》。那只高贵的海燕，无疑就是高尔基的人格写照。
很多年后，真到儿子也像我当初那样年轻，有机会去到高尔基童年和少生时代生活过的喀山市的一所大学留学，我才了解到一些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真相。儿子后来告诉我，喀山当地治安情况十分糟糕，走在街上被暴徒抢劫的事，多得就像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随地吐痰的情形。在那所大学里呆了十几年的中国老师传授了一个秘诀给他们，男生们如果有事出门，一定要请一位女生做伴，因为，俄罗斯男人可以在家打老婆，也可以抱着酒瓶醉卧街头，却断断不会在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抢劫另一个男人。于是，我才恍然大悟。俄罗斯文学高尚无比的地位，正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种种小事。回头来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的不同步，姑且不从宏大事物去观察，仅仅是生活本身就已经落伍了一大步。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真有什么输赢的话，赢者也好，输者也罢，是成者为王，还是败者为寇，一切皆由起跑线上那一步所决定。在一个将垃圾奉为鲜花的环境里，决无产生瑰宝可能。在一个不知何为羞耻的人心里，也决不可能孕育出传世佳作。
如同近代史上的一部佳作，上海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也是由于她所拥有的高贵气质。财富的积累并非太难，难的是人在任何时候对文学艺术的信仰与恒守。按照现在人喜爱以地域来划分某类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些从古典中明确区分出来的新文学，几乎可以说成是“上海文学”了。而在事实上，上海的人文形象和口碑，则得大大地得益于文学。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说、诗歌和电影戏剧，奠定了上海这座城市比许多东方城市更为高贵的身份与高雅的名声。在信息传播滞后的年代，作为不夜之城的上海正是仰仗着文学的丰富魅力，让许许多多未曾有机会一睹城市英姿的人，开启了人生的向往之旅。
为什么说《红楼梦》之外没有好小说，就因为《红楼梦》骨子里的是高贵，是一种高处不胜寒，它的人物也好，它描写的生活也好，是一个时期的精神结晶。缺少这个根本点，仅靠道听途说的摹仿是靠不住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在作怪。就像生活中，有的人靠粗鄙可以得逞于一时，但能如此粗鄙一生吗?
所谓中坚，当然是少数，更多的人是否只是跟着某种概念潮流四处泛滥?真理有时候只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些借以文学名义的离经叛道，就像当年搞反右和大跃进，将自以为是的东西，无限地浮夸。再用不惜消灭肉体的办法，消灭那些自以为不是的东西。一切为了欲望，再将欲望作为一切，包括替代当年那些屡屡置人于死地的暴力手段。这种疯狂追逐暴利和决不放过任何蝇头小利的趋势，所考验的不仅是文学，而是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具备的那种大智慧。
所以，在那部几乎被所有当代中国人阅读过的红色经典里，保尔?科察金既便真的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种用钢铁做成的人，也有理由让我这样的后来者在深思熟虑之后，不能不发出拷问：人类的品行高贵，不应该再有受到世俗非礼的时代，更不能以暴力相向。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因素，依这部小说所提供给我们的种种文学元素来分析，我们阅读到的主人公实在没有不爱冬妮娅的理由，就这样将人的生命牵强地塑造到钢铁的程度，实在是一场天大的悲剧！在现实中，现代中国史上的第一次离婚潮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北京成立之后不久，从解放区来的军政干部，纷纷休掉同一意识形态阵营里的黄脸婆妻子，转过身来投入到众多有资产阶级背景的女人怀抱。以中国国情来看，在这一点上，这部红色经典有主题先行的嫌疑。还可以说，这种文学的无良因素，间接导致当代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让人闻之色变的无良行为时期。
文学所需要的高贵，存在于作家的骨子里。如果写作者本人都不能意识到高贵之紧要，怎么能要求他的作品高贵起来呢?但是，往往很多人把高贵理解为矫情，或者是反过来，将矫情当成了高贵。真正的高贵是人的心灵质量的一种标志。
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的日常读书，曾经盛行的民间故事与民间文学，它所表达出来的，是人在内心潜藏着的种种不满与反叛。譬如，以著名的《刘三姐》为例，过去流传的民间文学几乎千篇一律：愚蠢的有钱人总被聪明的穷人所戏弄；满腹经纶的秀才举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知识分子，总是被塑造成一付食古不化的书呆子模样，吟诗不行，对歌也不行，就是将孔圣人抬出来，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笑话。从这一点上，我们的民间文学中有一种潜在的暴力倾向，那就是，当一种东西无法得到时，百般无理的抹黑与诋毁就开始了。既然自己得不到，别人也就休想独自占有。这种流氓无赖者心态所带来的恶果，不仅屡屡出现在世界历史上，当今世界里，文明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是还在层出不穷。
人类的高贵，在过去时期需要借助诸多奢侈品以及奢华的生活方式来展现；在物质生活差异正在变小的当下，精神气节的关键性就显得更加突出；在生存质量将会变得越来越小的未来，这一点就难免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了。
包括阅读在内的中国问题在于，人人都希望一分努力马上要得到一分回报。欧洲一些地方，一百年前开工的艺术馆，到现在还在建设中，中国人还稀里糊涂地嘲笑他们。前几天，在台湾的国民党，输了高雄市长选举。党主席马英九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绝大多数人指责他，在高雄拼选举，不肯使用下三滥的招数。我很为这样的指责悲哀。如果马英九最终听信了这样的建议，那会更加令我悲哀。为了获得一张横行天下的卑鄙通行证，宁肯身陷卑鄙的泥潭，这样的马英九将会在历史的选举中输得更惨。卑鄙者貌似肆无忌惮，其实是惶惶不可终日。这也是陈水扁等一些人，拼命想将马英九抹黑的真实心理。在高贵面前，任何卑鄙都明白自身的卑贱。供世人阅读的文学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但一定要成为世界的良心，所以，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总在自诩的李敖先生虽然会读书，却实在算不上是好的读书人。
【责任编辑 王永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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