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况

　　拒绝写自传的钱锺书说：记忆，是最靠不住的。

　　这话不无道理。尤其是以虚构为职业的作家们的回忆更靠不住，他们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反击你的指责：我们是吃虚构这碗饭的嘛!

　　但是，西班牙电影大师路易斯·布努埃尔却说：没有记忆的生活不算生活，正如没有表达力的智慧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记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失去它，我们什么都不是。

　　这话我好像也赞同。不是吗?有记忆才有生活嘛!记忆是联结现在与过去的桥梁。失去记忆就意味着失去历史。没有历史的人是悬空的。

　　按照非左即右的逻辑让我作出选择，我今天就决定得罪钱老爷子一回，选择和电影大师同穿一条裤子。这很容易理解：电影界漂亮的女明星多嘛!站在电影大师的立场看问题，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记忆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情感，那么，与座落在北京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有关的记忆，则穿透时空的沉浮变迁，为我脆弱的心和忧伤的灵魂寻找可以长久安置的家园。

　　大概是我极为恐惧因失去这段记忆而丧失理性、行动和情感，最后变得什么都不是，所以在得到同学们毕业十年首次聚会的消息后，我断然抛开所有的俗务，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登上厦门航空公司的班机，专程飞往北京参加这次颇费周章、来之不易的同学聚会。

　　我是一个愚钝的人，我无法理解拒绝参加这次聚会的同学的心思。在飞机飞越黄河时，严重恐高的我第一次壮胆看着机翼下面线状的黄河，心里暗暗寻思：在时光中，我所拥有的只是失去、失去再失去，过去经历的许多事情已经逐渐模糊，但是，两年同窗后的十年离别，却并没有让我忘记魏公村的那个院子、院子里的那些影像和影像弥漫开来的气息。在这十年中的一个个白天和夜晚，在醒着和睡着的时候，记忆仿佛一个熟悉的老向导，带我随着事先划定的路线走，那段路程一直在那儿等我。那些拒绝参加聚会的同学和我一样在那儿来来去去地走了两年，然后又离开了十年，难道他们就不想重温旧梦吗?

　　不想看看自己在路边栽种的那些蔷微盛开了没有吗(那些蔷微开出的花朵多像玫瑰呀)?

　　不想看看那个让我们男生小心她的菜刀的看门人是否依然健步如飞吗(她盯着女生宿舍楼梯口的目光是多么热切而寒冷呀)?

　　不想看看那个被男生偷偷掏开的门洞是否被堵上了吗(那个门洞见证了多少情人和酒徒的神出鬼没呀)?

　　不想听听树下的那些椅子现在讲述着什么故事吗(那些椅子曾经感受到的热度有多么大的差异呀)?

　　不想听听师弟师妹们现在念叨的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还是卡尔维诺吗(我们曾经是怎样的被他们迷得神魂颠倒呀)?

　　不想听听阶梯教室里男男女女用漂亮的鼻子和性感的嘴唇奏出的交响曲吗(世界杯足球赛期间，那儿曾经响起多么雄壮的鼾声呀)?

　　那个时候，回荡在我们宿舍走廊里的流行语是“浮躁”、“拆解”和“拯救”，现在流行什么呢?难道滚滚红尘把当年风发的意气都打磨得一丝不剩了吗?

　　以我有限的智商，我不能理解这些。

　　在飞往北京的机舱里，我意外地遇到了多年未见的朋友李泽华。在万米高空相见，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同样的，我们这些分布在如此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文学爱好者能走进同一所校门，同窗共学两年，难道不是一种应该倍加珍惜的机缘吗?这种机缘无法说清楚，因因果果，不知从哪儿就排布下来了，我除了感恩不能想别的。

　　在北京首都机场，我首先见到了从新疆来的同学卢一萍，接着见到了从成都来的同学王一兵。记得当年我们曾为卢一萍的长篇实验文本《黑白》激动得彻夜不眠，甚至醉醺醺地跑到一家四星级宾馆的咖啡厅大声喧哗。而当这个文本被出版社擅自更名为《激情王国》面世时，我们已经作鸟兽散，没有机会为卢一萍同学举杯同庆了。现在，当我们分别十年后在首都机场再次握手时，我们的欢欣溢于言表，这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说明我们多么盼着同学相聚。尽管如我们喜爱的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所说，这是一次“为了告别的聚会”。

　　其实，所有的聚会都是为了告别。正如人汇集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也是为了最后告别这个世界吗?因此，快乐和忧伤弥漫着每一次真正的聚会。然而，套用永远年轻的刘晓庆同学当年创造的一句名言，组织一次聚会难，组织一次大学同学聚会难上加难。解放军艺术学院是一所飞机上吹喇叭的名校，出过许多著名的所谓作家、画家、舞蹈家、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就有我们的两位师兄徐贵祥、柳建伟同时获奖，我甚至坚信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将从这儿走出去的作家中间产生。我看好的显然是我们的师兄莫言，就是那个写《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和《丰乳肥臀》、《檀香刑》的山东汉子。但是，在这所名人辈出的名校的光辉历史上，毕业后的同学周年聚会还没有那一届动笔模仿伟大的《百年孤独》写出“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精彩的开篇。没有。一片空白。尽管同学里面诞生了许多上校、大校甚至将军。这样的事情说奇怪也奇怪，说正常也正常。要让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同学聚在一起，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艺术学院培养的都是一些作风散漫的人，或者说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谁愿意把喝酒、泡妞或创造艺术的宝贵时间花在这些琐事上呢?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文学系第五届毕业留京的同学用实际行动再现了当年入学时我们站在校图书馆门前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据说，他们为这次填补校史空白的聚会酝酿、筹划了很久，期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波折，聚会还险些流产。

　　我们是一群工作后带有“回炉”性质的特殊同学。我们同窗共读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于是，一位女同学颇为伤感地说：十年聚会我们还敢来，二十年聚会我们恐怕不会露面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成了黄脸老婆婆。我们当然不是为了欣赏美丽的容颜而聚会，但是，女人爱美丽，自古皆然。可以想象，二十年聚会，没有几个女同学愿意来展示她们眼角的皱纹。这是天性，不是浅薄。

　　但是，没有女同学参加的同学聚会，不是完整的同学聚会。那样的聚会，不聚也罢。要聚，就在十周年的时候聚。

　　电话、短信、电邮齐联络，终于定下了聚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这些京外的同学(包括自称北京郊区的老姜同学)后来才知道，聚会能如期进行，女同学田淑华居功至伟。田淑华同学是将军的女儿，从年龄上说又是我们的小妹妹，让她自己开着车在京城四处奔波联系聚会场所，我们这些男同学不能不感到汗颜。在这里，我愿意向田淑华同学以及其他为聚会如期进行作出贡献的同学脱帽致敬。这样的事，膘肥体壮的我此前可干得不多。

　　你看你看嘛，我对这次聚会的热情，是不是可以让沙漠燃烧起来呀?如果请郭木同学咧开大嘴唱一唱，女同学的裙子恐怕就要小心被点着了。

　　后来我们就看到了那块熟悉的牌子。正是她把我们从天南地北召唤到了同一面旗帜下。

　　在位于北京魏公村的母校门口，同学们热烈握手、紧紧拥抱。男同学和男同学握手，和女同学拥抱。女同学和女同学也拥抱。对男性来说，拥抱是一种难以界定性质的欲望。而对女性来说，拥抱则是一种良好的习惯。我和老姜、毛建福、郭木、叶宏奇、张海源、李玉谦、姜立煌、韩文华等众多男同学一一握手后，深情地拥抱了冰雪聪明的高迎春，拥抱了风情万种的王曼玲，拥抱了深沉睿智的叶依，拥抱了娴静温柔的黄涛。同学之前，我和黄涛就已经在厦门相识，她喊我大哥，我把她当作小妹妹。我和黄涛的拥抱既是同学之间的拥抱，更是兄妹之间的拥抱。这一切都进入了男同学胡渡肩扛着的摄像机和王大亮手举着的数码相机镜头里。同学的时候，胡渡不叫胡渡，叫胡凤亭。那个时候，胡凤亭是位激情四射的诗人，现在胡渡则成了四处招摇的电视编导。而王大亮在成为我们同学之前是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所以我们称他为“王老师”，毕业后他又见异思迁地成了另一家文学刊物的编辑，所以我们还称他为“王老师”。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不长也不短，胡凤亭是以变应变，王大亮是以不变应万变，恰好为同学们的变与不变写出了两条精彩的注解。正是这样，王曼玲同学还叫王曼玲，但她在校时寂寂无名，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名播神州的美女作家了。而生活在“北京郊区”沈阳的老姜呢，则因为参与策划了一个与抗联领袖头颅有关的故事，出乎我们预料地走上荧屏成为娱乐人物。

　　于是我们放声高唱：说不尽的是母校情，亲不够的是女同学的脸。但是夜色不解风情，我们像领袖那样与母校挥手告别，然后乘坐北京同学柳宗龙、欧阳青提供的车子，向位于北京沙河的聚会场所赶去。在车上见到张志忠、张方、尹敬书老师时，我们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激动。张志忠是谢冕的学生、季红真的同学，现在从军艺“叛逃”到首都师大做了教授，是国内数得着的文学评论家。张方是文学博士，当年我们几个居心叵测的男生经常邀集一帮女同学去他的单身宿舍胡闹，现在他已经成长为军艺文学系主任，真可谓“天翻地覆慨而慷”呀。尹敬书则是我们老师中惟一的女性，有一次喝酒被我们几个坏人灌得找不着回家的路，如今她吃一堑长一智，做起了文学系专管学生思想工作的政委。

　　惊喜像波涛一样连绵不绝。我们下车时，迎接我们的是朱向前老师、黄献国老师，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都曾做过我们的系主任，现在一个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副院长，一个是学院训练部的部长。朱老师还是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双料评委，我和朋友合著的一部书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就有朱老师投的一票。而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曾在他们家里喝得何等畅快呀。至今我还记得献国老师在酒桌上发表的名言：魏公村，插根筷子就能长成一棵大树。

　　同学聚会必喝酒。举杯就喝，没人装样。女同学也喝。一个个豪气干云，突然都成了酒林高手。在“干杯”声中，朱向前老师、黄献国老师、尹敬书老师先后发表了动情的演讲。与李存葆、莫言同时毕业于第一届军艺文学系的朱老师说，真羡慕你们第五届的同学啊!朱老师举起酒杯：“我敬大家三杯酒!”一杯、一杯再一杯。已经是中国交通银行办公室主任的女同学王海英起哄让我和同桌两年的高迎春喝交杯酒，我们则起哄让女同学黄涛和张雪萍灌朱向前老师酒。绅士的朱老师可以欺负我们男同学，却对女同学敬酒无可奈何。不可思议的是，这样闹，居然没人喝醉。呵呵，酒逢同学千杯少啊。

　　接着唱歌跳舞喝啤酒。杨卫东唱“干杯，朋友”，王曼玲主动伴舞，老师、同学举杯一饮而尽。这是我们的狂欢之夜，此情此景将成为我们永久的记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重游写过同题散文《初雪圆明园》的圆明园，我们同题散文里的那场雪正是十年前的今天凌晨悄然落下的。然后就是毫无节制地喝酒。杨卫东同学请客。王海英同学请客。王大亮同学、黄涛同学请客。郭木同学请客。柳宗龙、欧阳青同学请客。田淑华同学请客。我们喝着酒，说着话，那份同学情，比酒浓，比酒更醉人。

　　但是，也有遗憾。最遗憾的当然是不少同学没有参加这次难得的聚会。在海风出版社工作的刘克同学因为工作走不开，特意给我发来手机短信，说：真想同学们哪!

　　是啊，同学一场，按照宋丹丹的说法，那是“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应该“相当的珍惜”才像个样子。记得“最铁的四种人”那个段子吗?里面就有“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的嘛。

　　【责任编辑 泓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