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燕生

　　在抗日战争时期，厦门这个弹丸之岛，沦陷七年半，可算为重灾区。

　　沦陷区的厦门民众，和东北沦陷区民众一样，不会屈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与日本鬼子展开多种多样的斗争。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便是其中一支抗日团体。

　　然而，这支抗日团体，却被国民党疑为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千方百计加于迫害；解放后，又被疑为国民党军统外围组织，其幸存成员的境况可想而知，其领导人张弩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到底血魂团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吗？还是军统外围组织？……六十年过去了，至今，还疑雾重重。其实不然，历史，早已下了结论。

　　纵观历史

　　祖国，是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尤其近代以来，更是多难之秋。厦门，又是我国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区之一，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厦门人民，灾难更为深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厦门人民不堪重压，自发地纷纷起来斗争。如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入侵，厦门军民奋起英勇抗敌。当英军强攻登陆时，民众与之浴血奋战。并且，自发组织两支抗英武装队伍。一支由陈氏组织的农民长枪队；一支以生员王师真为首的短刀队。广大工人、店员、居民都纷纷参加。这两支队伍，运用熟悉地形，互相配合，神出鬼没地袭击敌人，在街头跟敌人进行肉搏巷战。厦门民众不仅自发地与入侵者不断地斗争，而且与衙门媚外卖国行为展开斗争。不管是虎头山的斗争、跑马场的斗争，还是海后滩的斗争，每次都有数万名民众参加。

　　厦门沦陷前夕，厦门民众为了保卫家乡，自发地组织义勇队、壮丁队，与驻军联手，对入侵的日本鬼子展开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由于敌强我弱，且战且退，最后退至鹭江道，无路可退，全部跳进鹭江，死亡无数，鲜血，染红了鹭江……

　　我之所以概要地介绍厦门历史，要人们知道，历史上的厦门民众并非怕死的民众，反帝反封建是非常激烈的，尤其反对外来入侵者，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在这样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下面，日本强占厦门，厦门民众能不起来反抗吗？血魂团的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血魂团的信息来源

　　历史，是由官方资料与民间传说两方面相构成的。缺了那一方面，历史是不完整的。血魂团是民众自发组织，不到民众中去搜集，就永远沉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不去发掘，是一种历史过失。至于本人掌握的血魂团材料，主要来自民间，有如下几个方面：

　　张弩与吴明泉

　　本人在解放前就认识张弩。他原名叫清池，与我姐夫结拜。清池住在厦门港，我姐夫也住在厦门港，两家很近，经常往来，两人感情十分要好，所以我叫他清池兄。后来我到双十中学念书时，寄宿在姐夫家，才有较多机会接触清池兄。听他讲了不少亲身经历的故事。这些故事，绝大部分是血魂团抗日片段和被国民党迫害流亡的经过。有一次，我在张弩家见到一个陌生人，张弩给我介绍说：

　　“他就是我经常说到的吴明泉。”

　　我见吴明泉表情很冷淡，对清池兄说了一句：“你又到处说血魂团？我们躲过了日本鬼子杀害，又差点儿被国民党枪毙，这教训还不够吗？”

　　清池兄说：“他是基兄（指我姐夫）的舅子，没关系。”

　　后来多次接触，我和吴明泉也就熟了。有一次，我问道：

　　“当时，你们血魂团有多少人？”

　　吴明泉说：“你可问对人了。你要知道，那时我们组织非常严密，如果不严密，只要一人背叛，那我们不就全部死定了。所以，一般团员只知道自己小组人数外，最多知道一个联络员。我们整个团有多少人，除了我们几个领导之外，团员绝对不可能知道的。我告诉你吧，共有二百多人。”

　　清池兄说：“如果连那一部分到内地去的也计算，总共三百余人。”

　　总之，那时我还年轻，我想了解血魂团，仅仅是一种好奇，且把它当故事看待。

　　张弩被迫害

　　解放初，清池兄在渔民小学任教，后来又到厦门四中（即大同中学）任教。1957年，我从山区归来，见到我姐夫时，就问起清池兄。我姐夫没有正面回答，他对我说：

　　“关于血魂团的事，你今后少说为好。”

　　我说：“他们英勇抗敌，为何———”

　　我姐夫说：“社会很复杂，不要自己惹来麻烦。”

　　我实在想不通，也暂时搁一边，不再过问此事。

　　1979年底，我冤枉坐牢20年平反回来。一天，遇到我姐夫朋友国仁兄，就打听清池兄。他说：“清池在‘文革期间好惨呀，后来被迫害致死。”

　　澄清血魂团问题

　　1986年至1991年间，我在厦门市总工会宣教部从事工运研究工作。在搜集工运资料时，忽然发现《厦门方志通讯》刊登一篇血魂团材料。篇幅虽然很短，但文章里介绍的事迹我都知道，十分惊喜。我想起国仁对我说：“1978年接到清池平反通知书，我们几个朋友马上跑到农场要去接清池回来，哪知道清池已经奄奄一息，马上用床板抬到第一医院治疗，不到一星期就死了。”我想，对了，清池兄平反了，刊登这篇文章也不奇怪了。

　　如何进一步查清血魂团之事，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因为血魂团是社会最低层的工人组织，是我工人运动史需要的材料。于是，我开始搜集血魂团材料。

　　第一步，我带了介绍信到大同中学查阅张弩的档案。这袋档案太沉重了，主要是张弩在历次运动中所写的材料，尤其“文革”期间的材料占多数。如何识别这些材料的真伪？这对于经过20年监狱生活和体验的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透过血迹斑斑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到当时张弩是如何被残酷批斗的情景，也可以看到张弩为了求生存、为了活下去的挣扎的场面。能留存这些血淋淋的迫供材料，显然太可贵了。当然，对那些“文革”极左分子来说，也是珍宝；因为里面可以找到张弩被迫供时写的与军统有关系的证据。档案中真正发自内心写的真实材料，我看就是解放初那一份了。因为那时对于旧人员的政策很明确，过去历史交代清楚就算了（包括做过害人的事），既往不咎；如果没有交代清楚以后被发现，将从严处之。每个旧人员都在家里写过去历史，写好交上去。所以，这份可谓最完整。

　　第二步，我带着市离退休办提供70岁以上二百多个名单，进行采访。虽然旧城改造，许多人都搬迁新居，我还是可以找到。令我吃惊的是，许多老船员一提起血魂团，便脸色惨白，用发抖的语言告诉我：“求你不要再提它，让我们平安度晚年好吗？”我再三解释血魂团已经平反，没事了。他们总是听不进去，说：“这是你说的。”便将我赶出来，关上门。此时，我自然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不过，也有些将生命置之度外的汉子，好像不吐不快似的，向我介绍了许多当时歼敌的故事。

　　第三步，进一步澄清血魂团组织。

　　从采访中，使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彻底查清血魂团是个怎样组织，没有十分把握，又怎能写进史册呢？于是，一方面了解有关部门和个人，到底血魂团与中共地下组织是否有关系？这问题很快就找到了答案：血魂团不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另一方面，了解血魂团与军统是否有关系？这问题难度很高。经过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不仅找到当时厦鼓军统特务，也找到当时担任军统特别组组长的家，就是无法与他见面。后来，我有求于张圣才先生，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才见到这位深居简出的组长。熟了之后，我问他为何隐居？他说，一旦上街，突然发生事件，第一个抓起来不是我吗？因为我是军统特务。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你已经起义过来，是个起义人员。他说，要知道，在某些人的眼中，我还是军统特务，懂吗？此时，我自然理解他。我问起血魂团是否与军统有关系？他说：

　　“血魂团都是家乡人，失去家乡怎么不恨日本鬼子？他们组织起来与日本鬼子斗，那是很正常的事，也不奇怪。我们军统为何要去过问？我老实告诉你，军统是特务组织，一旦我们找上门，绝对是坏事，懂吗？”

　　我说：“这么说，血魂团与军统没有关系？”

　　他说：“当然没有关系。”

　　我说：“解放三十几年来，有人来了解这件事吗？”

　　他说：“没有。怎么？”

　　我想不通，五分钟就可以澄清的一个事实，为何要怀疑血魂团是军统外围组织三十多年？

　　将血魂团写进史册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调查之后，我们可以给血魂团下结论：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众自发组织。为了挣扎活下去，为了夺回失去的家乡，就必须起来与入侵的侵略者斗！因此，民众自发组织的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英勇杀敌，成为最伟大的事件。这光辉事迹，应该写进史册。我便将自己搜集的材料，写进了《厦门工人运动史》，原文如下：

　　厦门沦陷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三光”政策，广大厦门人民纷纷起来进行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厦门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就是这样一支潜伏在沦陷区与日本侵略者直接展开肉搏的厦门工人自发组织的战斗队伍。这个组织的领导人、血魂团团长、原厦门大学印刷厂排字工人、“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成员张弩。该团至1938年12月发展至300多人。团员主要对象是船工、海员，其次是建筑工、店员、小贩、教师、学生。他们组织严密，以5人为一组，分头开展活动。

　　血魂团建立初期，主要在鼓浪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在每所中学、商店、茶摊、难民所，都“公然派人分发传单，深受男女同胞欢迎”。一汉奸到难民所没收传单时，血魂团悉此，于是日5时以电话警告……促其反省注意，好好款待难民，否则以严厉手段对付。这次行动，很快“引起厦鼓中外人士注目，傀儡及媚敌亲日之分子亦惴惴不安，不敢出门”。

　　不久，厦门和鼓浪屿正式恢复交通后，血魂团成员分批从鼓浪屿返回厦门，布置敌后斗争工作。团长张弩返回厦门港，在厦港设总指挥部。为了了解敌情，首先派团员混进日本警察本部当谍报员，搜集情报，窥视日寇动向；并在大元路小茶摊等处设立联络站。他们根据局势，针对敌情展开一系列的英勇斗争。如1938年9月28日傍晚，细雨纷飞，得悉有日舰十一舰要进入厦门港，血魂团迅速调集数十名爱国青年，在中山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等口号，同时张贴抗日标语，散发传单。站岗的伪警见来势汹汹，惊慌失措，不敢拦阻。等到日军的水兵得到消息赶至时，这群爱国青年早已星散。禾山海岸上和厦门港沙坡尾的日本哨兵，屡次被血魂团暗中击毙，并收缴枪支武装自己。某日凌晨，几位血魂团勇士埋伏在南田巷口，用短枪射击日酋所乘的汽车，惜未击中，只把子弹穿破汽车的玻璃窗。驻守后江埭的日兵，闻讯赶来围捕抗日分子，然而，血魂团勇士们却迅速地直奔后江埭，以手榴弹投掷日军兵营，烧毁营房一座。1938年10月8日（中秋节）晚上，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厦门中山公园开“庆贺”会，强迫市民参加。几个血魂团团员化装小贩混进公园，当汉奸正在演说恭维“中日亲善共荣”时，猛然向台上投掷手榴弹，并散发抗日传单。日伪死伤十多人。1938年12月下旬，血魂团袭击了驻在禾山后坑社的日军，毙敌数人。日本警察本部设在双十小学地方，血魂团将其特务机关放火烧毁。1939年5月11日，他们袭击大汉奸、厦门伪商会会长洪立勋，致其当场毙命。同年9月12日，击毙敌厦门陆军特务机关情报部长田村丰崇，“造成了敌寇特务人员在沦陷区被刺的空前纪录。”以致厦门全市日伪人员大起恐慌，遍地风声鹤唳。1940年冬天，厦门爱国志士又刺杀了伪厦门地方法院院长黄仲康，再次给日伪人员以沉重一击。此外，血魂团经常神出鬼没地在公园里“公然作激昂的抗日演说”，还“围攻大悲阁警察教练处，歼杀日本指挥官，缴去内外门警左轮手枪三支。”血魂团还宣称：“汉奸倭寇一日不除，则本协和责任一日未尽。”表现出血魂团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慨，使敌人大为惊恐。

　　1939年8月，血魂团为扩大游击战的力量，又与在厦台胞组成的抗日团体“台湾青年大同盟”合作。他们曾多次在厦门、鼓浪屿一带散发联合署名的传单上“劝导台人须切实觉悟”，“脱除敌人所加于台人身上之镣铐，从事革命工作”，并“刺探敌军情况”；教育在厦台湾同胞，维护祖国的根本利益，划分敌我界线，与厦门人民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由于血魂团与台湾青年“联络合作声势日大”，日寇和汉奸“为之夺魂”，万分惊慌。

　　总之，厦门血魂团在敌伪戒备森严的城市所开展的英勇游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其英雄业绩，是厦门工人阶级的骄傲，永远彪炳于史册。

　　为了扩大宣传，更形象地反映血魂团抗日事绩，我还与徐华华合作，用纪实文学手法写了一篇《血魂》，发表在《厦门特区工运》杂志上，后收入《鹭潮风云》一书。

　　关于血魂团，历史早有定论

　　当我完成《厦门工人运动史》初稿，呈给领导审阅时，市总工会宣教部长王炳信对我说：

　　“关于血魂团，至今社会上还有争议，写进运动史是否妥当？”

　　我想，血魂团是沦陷区一支工人阶级自发的抗日组织，为抗日战争作出如此极大的贡献，为何不能写进史册？然而，我毕竟是下属，又深知政治的利害性，也不敢过分坚持。怎么办？我带着这个问题，去厦门大学，请教历史系教授孔永松先生。孔教授一直在指导我撰写这部工人运动史的。他说：

　　“你老蔡这种钻研精神好，尤其对历史事件，能一股劲钻到底，深入社会全面调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为厦门历史添补了许多空白。”

　　接着，孔教授从书橱里取出一部刚出版的《福建革命史》指给我看，说：“血魂团早已写进福建革命史了，为何工运史不能写？我叫人拿去复印一份，你带回去给你部长看，他会支持你的。”

　　王部长看了之后说：“我们知道的信息太少，既然《福建革命史》都出版了，我们更可以写进去。”

　　《福建革命史》是这样评述的：

　　“厦门沦陷后，由热血青年工人张弩等组织‘厦门中国青年复土血魂团，英勇机智，奋勇杀敌，焚烧敌海军司令部，迭次毙敌哨兵、袭击敌军营、刺杀伪官员、击毙敌厦门陆军特务机关情报部长、刺杀伪厦门地方法院院长等等，迫使日伪人员大起恐慌，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牵制了敌军部署。厦门血魂团的斗争，是沦陷区人民所开展的城市游击战争，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其光辉业迹，永远彪炳于福建抗日战争史册。”

　　【责任编辑 苏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