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非通过逢平向我约“我与《厦门文学》”稿件时，我正与三五酒肉朋友喧闹小酌，杯觥交错之际，酒酣耳热之时，自然作慷慨激昂之状，胸脯一拍立马给应承了。第二天恰是星期六，我辗转反侧地窝在床上病酒，迷迷糊糊觉得自己脑子里波涛滚滚成了泥石流。文债最可恨，自己功力有限又不能敷衍成文，左琢磨右思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就凭本人一无名小卒，在《厦门文学》上发表的那点浅近之作也实在羞于启齿，难以登堂入室端上桌面来。
大约是在1991年吧，谢春池老师在惠安一内部刊物《惠安青年文学》看到了我的诗，就叫慧聪跟我联系，说是要见上—面。可惜那时通讯条件太差，春池老师几次来惠安，我都错过了耳听面领的受教诲时机。
说起《厦门文学》，且不说刊物风格独树一帜，就凭其培养新人奖掖后生之气度，文学期刊中应该算是佼佼者吧。我跟身旁的几位文友都感同身受深有体会。当初我四处投稿都碰得头破血流，惟在本地《泉州晚报》副刊上和一些民刊内刊上偶有发表，正心灰意冷之时，《厦门文学》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我。就在那年的9月份刊物上，我的一组作品发表于“闽南诗人十二家”专辑，而且专辑的总标题《舟魂与茶壶》就是取自我的两首诗题。随后，《厦门文学》又几次发表了我的诗，第二年发表的诗歌《墓志铭》还在《厦门文学》主办的“全国征文大赛”中获了奖。因此，说《厦门文学》于我有深恩厚谊毫不为过。
让我感到惭愧的是，由于本人生活中的一些变故，自1995年起，我辍笔了近八年时间。现在回头点检自己的行囊，发现自己能拿出手的作品实在是少之又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是愧对春池老师的殷切期望和《厦门文学》的奖掖。如果再不知趣，就那一些青涩的果子喋喋不休罗嗦成文，不仅寒碜了自己，甚至于是在给《厦门文学》抹黑。
……正赖在床上惴惴犯难间，妻子小竹手持菜铲快马加鞭风风火火杀进卧室，一把掀开被单，嗓门一亮作怒吼状：“大懒猪!都几点了还不起床?再赖我可要家法从事了!”
我一脸正义：“别吵别吵，没看见你老公正忧国忧民着呢?”
“哟，怎么苦瓜着个脸?准是昨晚又喝高了，又答应要帮谁给造原子弹吧?”
小竹对我了如指掌，戳起痛处来也一针见血。“比原子弹更惨。这回答应人家要给下个蛋呢。这不正孵着呢。我正想着这事你内行，要不，给指导指导?”我还是一点正经没有，挤眉弄脸地故作惨相，长叹一声，“唉!交友不慎啊，颜非这家伙这回把我坑惨了，非让我写篇什么我与《厦门文学》的。”
小竹问明白事情的经过，说：“要说这《厦门文学》，你还真得好好谢谢人家，要不是那张稿费单，你哪能找到我这么聪明这么贤惠这么能干的老婆?”———瞧，脸皮真厚，连用了三个“这么”，夸起自己来理直气壮脸不改色。
对啊!我怎么把这茬事给忘了呢?要不是发表《舟魂与茶壶》寄来的那张８０元的稿酬单，我这“厚脸皮”的老婆当年“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呢!
心里有了底，嘴上还是不肯饶过她：“嗨，没你提我还忘了这仇，要不是这《厦门文学》惹的祸，咱至于过了这十几年水深火热苦大仇深暗无天日的被压迫日子吗?”那是1990年底，小竹毕业后分配到我们单位。在僧多粥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乡镇政府，姿容秀美的她无异于羊入狼群，一大帮过惯懒散日子的单身汉多米诺骨牌似地修改着“单身宣言”，狂蜂浪蝶般绕花枝纷纷作翩跹状。我当时自忖长相比较困难对不起人民群众，没敢往里边挤奢望着做护花使者。没想到突有一日，小竹竟主动跑到我宿舍，问我晚上有没有空，到她家去坐坐，大喜过望的我自然忙不迭地答应了。到了她家才知道，原来约我的不是她而是她老爸。这位后来荣升为泰山大人的刘老汉(某局退二线领导)竟然也是位文学爱好者，一日下乡到我们单位时，闲暇之余在镇政府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张稿酬单。回家以后大约没少溢美之辞吧，竟然让小竹芳心一动，为文学事业奋不顾身赴汤蹈火飞蛾奔烛了。
有了“内奸”，我勾引起小竹来自然事半功倍，不到两年，她只有乖乖缴械投降的份了———这不，80元稿费勾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你说这《厦门文学》是不是功德无量啊?
穿衣起床，小竹仍不依不饶地问：“我说当初那稿费单你是不是故意不取，放在办公室里炫耀着吧?都怪我爸没那慧眼，非认定这蠢物一旦得云雨终非池中物，哪想这么多年仍是一“虫”———大懒虫一只呢。”
我打开电脑，转身反戈一击：“我这不是穷而弥坚不坠青云之志嘛。要说也别全怪你爸，怪我!当时跟你爸喝得醉眼朦胧，没看清你是在打瞌睡，还以为你同意我的文学观点呢!要不，至于追得那么紧吗?”
“怎么?后悔了?”小竹挥着菜铲气势汹汹地逼近，声嘶力竭，“你敢!”
乖乖咙得咚，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来我又只有无条件投降了。
【责任编辑 苏惠真】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