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温认识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已经初中毕业并在家舞弄文字好几年了。我是作为新闻报道员被招聘到乡政府的，和文化站长老温同处一室办公。乡镇上的所谓文化站，大都只是一个人，一间屋，一张办公桌，一张单人床，一、二个柜橱而已。老温除了逢年过节搞点儿群众文艺活动之外，就是随着乡里的“中心工作”，搞计划生育呀，催提留呀，催河工呀，忙上那么一阵子，平时大多时间是闲着。我去的那年，老温已经在那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里，自己消磨了十几年的落寞时光。老温给我的第一印象有点儿猥琐，那种印象在以后十几年的岁月里一直没变。他个子应是中等偏上，但因为腰和后背都有点儿驼，又因为很瘦，所以他站在我面前就像一只直立行走的大虾。他脸上的皱纹很密，也很深，如果放大几百倍，绝对是让人站在上面心惊肉跳的那种陡峭。最有特点的是他的头发，总是张牙舞爪的，极乱，文友夏君曾就此赋诗一首：老温的头上刮旋风／左半球刮右旋风／右半球刮左旋风……可见其乱已达极致。
老温有四样嗜好：烟、酒、茶、二胡。老温虽然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工龄，但还属于“临干”，不但是他，全县二十个乡镇的文化站长都是“临干”。作为“临干”的老温，1989年的月工资只有七十多元。他家在农村，一个老婆仨孩子，负担很重，所以，他在经济上一直非常拮据。但老温很想得开，照样天天烟酒不离口儿。烟，他抽的是人们常说的“毛找”，就是一毛钱还找回一分的杂牌子烟，只有在农村的集市上才买得到，连乡街上的杂货铺里都没有这种货色。我记得他常抽的是一种叫作“喜梅”的烟，还抽过没有任何商标的白盒儿烟。即使是这种烟，老温也舍不得浪费，每抽完一棵烟，总把烟屁股留下来，放在一只大烟灰缸里，没烟抽时，再耐心地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接起来抽。老温的烟常放在他办公桌最里面的那个抽屉里。逢有人来，老温嘴里说着“抽烟抽烟”，就先拽外面的第一个抽屉，拽开，翻一下里面零零碎碎的东西，然后推上，再拽第二个抽屉……这样不等他拽到最里面的那个抽屉，来人已经将烟递过来。老温便极不好意思地搓搓手，把烟接过来，极仔细地看看烟上印的商标，讪讪地说，你的烟好，就抽你的了。如果来人坐的时间长了，老温也会当真拿出他的“毛找”，递上一根说，别嫌孬，咱就这水平。来人一般也将就着抽了，不抽的，就随手放在了一边。有时来的人将烟盒放在老温的桌子上，待要有走的意思时，老温会很及时地说，别忘了拿上你的烟。即使这时来人的手已经抓起了烟盒，也多半会把烟递到老温面前说，留下你抽吧!老温一天三顿酒，雷打不动。最常喝的有两种：兰陵二曲和德州白。前者一块六一瓶，只有来了客人才喝；后者一块三一瓶，是自己享用的。老温喝酒不讲究菜，事实上也讲究不起。早晨醒来，他不忙穿衣服，先趿着鞋下床，倒上一茶碗酒，拿了下酒的菜，然后端着再回到床上，靠墙坐了，用被子将自己围起来，一口一口地品那碗酒，用手往嘴里填着菜。等酒喝完了，身子也热了，才穿衣服，刷牙洗脸。早晨这顿酒，老温的下酒菜通常是上一天剩下的，或几块豆腐皮，或几粒花生米，运气好时是几片羊头肉，什么菜也没有时，他还会将几天前剩下的干巴包子在炉子上烤一烤，就和着下酒。从我认识他那天起，老温的屋里几乎从未断过干巴包子，那些干巴包子都来源于乡政府食堂。乡里隔几天就要开会，来开会的村干部中午都要在乡食堂吃一顿免费的包子。村干部们在食堂打了包子，都要找地方吃，于是，乡干部们的办公室里都人满为患。人们不光吃包子，有时还凑几个钱上街买点儿下酒的菜，吵吵活活地碰两盅。这样，每次老温的屋里就会剩下不少包子，那包子大都是羊肉或牛肉馅的，拌了大葱，很香。离家近的乡干部，晚上多半会把遗到自己屋里的包子带回家去犒劳老婆孩子。老温离家远，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就把包子用报纸随便一包，然后往床头或窗台上随便一塞，什么时候缺了下酒的菜，就拿出两个来烤一烤享用。久之，其他离家远的干部知道了他的嗜好，就干脆把剩下的包子全部送给了他，有的人懒得送或出于其它考虑，都是在走廊里或厕所里遇见老温时说，老温，我屋里还有十几个包子，你抽空拿去吧。对于这些，老温从不嫌弃，照单全收。没有客人来的时候，老温把这些包子既当酒肴又当饭，吃了一顿又一顿。即使是夏天，老温也能将包子保存五、六天。直到闻出异味儿，老温才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掰开，进一步验证确实已经变质后，再一一扔到装垃圾的铁皮桶里，一边往里扔一边嘬牙花子，那样子极无奈极心疼。老温这儿也经常来客人，大多是他本村的老乡来赶集或是其他乡镇的文化站长，也有村里的文艺爱好者。老温待客，一般是两个菜：一样肉食，多数是羊头肉或牛头肉，一般情况下只买两块钱的；一样是豆腐皮或花生米或从食堂打来的大锅菜，反正价值不超过一块钱。人多人少都一样，人多的时候，有的客人见菜不够吃，体谅老温的不易，自会悄悄地出门买上两个菜来。逢这时，老温便皱着眉头嚷嚷，这不是还有菜吗?吃完了我去弄就行了，你看，这事儿弄的。来的都是熟人，大都知道老温的根底，多半一笑，喝酒。即使这样节俭，老温每月的工资仍是接济不上。兜里没了钱的老温，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些，背显得更驼了。这时节如果来了客人，他只能去乡政府对门老牛的熟食店里赊酒赊菜。去了，先选好酒菜，问清价钱，然后就摸起水泥柜台上包肉的草纸，有板有眼地写下一张欠条。老牛接过欠条，多半会看一眼说，温站长的“欠条”俩字是越练越好了。老温便讪笑，是柳体、柳体。老牛便将那张柳体欠条用胶水沾了，贴在身后的墙上，有时，墙上己贴满了纸条，老牛便往墙缝里塞，边塞边叨叨，可惜了这柳体。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是60元，也常常不够花，在老牛那里打欠条的方式和老温如出一辙，这全是受了他的影响。老温极讲信誉，每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老牛那里还钱，然后顺便买上半斤羊头肉，一瓶德州白。这时候的老温，满面春风的，说话的声音比平时大十个分贝，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不少。老温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老牛这人太黑，每次给的肉都不够数，还从来不优惠一分钱，赶上零头也不照顾。但说是说，他每次还是专去老牛的店里买东西。老温也嗜茶，白开水从来不喝一口。但老温的屋里从来没有过茶叶盒子。老温的茶叶都是在印着乡政府地址的牛皮信封里放着。他几乎从来不买茶叶，都是拿着个信封这个屋里倒上一点儿，那个屋里蹭上一点儿，多数时候，他是去乡党委办公室找王秘书要，因为王秘书是他的老乡，还因为他经常帮王秘书写材料，每次王秘书都会倒给他满满一大信封。他非常嗜茶，又喜欢喝酽茶，所以总是有断了顿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老温也能对付，他把茶壶里的水全部箜出来，箜得干干净净的，只保留已经喝乏了的茶叶，然后把刚刚烧沸的水再倒进茶壶，闷一会儿，倒出来，还真的有茶叶的颜色，只是味道太寡淡。大约乡政府里有很多人喝过他的“二道子茶”，逢老温招呼人进屋喝茶，就会有人戏谑，老温，你这茶还是昨天晚上那一壶吧!老温便有些急赤白脸的，哪有那种事呀!绝对是新沏的。老温经常写稿，写小说，也写新闻报道。他的小说一篇也没有发表过，但新闻稿还是经常被县广播电台录用，那时候村村通广播，老温的名字经常被冠以“本台通讯员温XX报道”飘扬在各村的大街上，所以老温还是有些知名度的。那一次，乡长请老温帮着鼓捣了点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究竟为什么乡长不找秘书不找我偏偏找老温写，那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完了事儿后，乡长送给了老温一斤茉莉花茶。好家伙，老温的办公室里从来没有放过整整一斤的茶叶，这让老温富有得像个地主。那一段时间，老温有了足够的茶叶，却是他喝茶最省的时段。甚至，在没有其他人时，他还偷偷地喝了几次“二道子茶”，这是以往他有茶叶时绝对没有发生过的事儿。逢有人来，他才将壶里的“二道子茶”倒掉，然后大大方方地沏上一壶酽茶，边给人倒边说，尝尝吧，这是乡长给咱的(茶)，香着哩。那斤茶叶老温足足喝了仨月，弄得整个乡政府大院的人都知道乡长给了老温一斤茶叶。老温把乡长给他的一斤茶叶喝光后，再到别的办公室蹭茶叶，便有了些难度，人家众口一词：温站长，你怎么不到乡长那里去要?直到把老温弄得灰溜溜的时，才把茶叶盒子拿给他。也有的人说完乡长的事后还不依不饶，说这茶叶可不能白白地给你，你得给我们拉一段。老温便讪笑道，有时间吧，上着班拉这玩艺儿，这不是给熊人的找活干吗?人们说的“拉一段”，是指拉二胡，老温的强项。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是从农村的业余文艺骨干中招聘来的，每个人都有一两手绝活儿，否则，是过不了关的。老温的祖上连续几辈都是乡村吹鼓手(在农村红白喜事上表演)，他拉二胡那是家传，所以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通过了县文化局的招干考试，当上了文化站长。但我们那一片儿的人都对乡村吹鼓手有些歧视，称他们为“吹鼓达子”，视为下九流的职业。“吹鼓达子”找对象，只能在业内同行中找，业外的人是不屑与他们结亲的。所以，他们在行内如果找不到对象，男的只能打光棍，女的虽能勉强找到条件差的，也多半受婆家人的歧视。农村人就是这样，他们一边享受着乡村艺术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一边歧视着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人。大约老温也是觉得祖祖辈辈干这个职业没有出头之日，才从他这一辈上退出了吹鼓行，他也没有让自己的三个子女再从事这个行业。除了春节元宵节的搞节目外，老温的二胡一般是不拉的。老温对于自己的出身，一直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感，所以他就尽量不沾与自己出身息息相关的二胡，尽管他常有技痒的时候。也有例外，就是星期天再赶上下雨时，乡政府大院里冷冷清清的，老温便乘了酒兴，一个人在屋里拉起来，他最拿手的是《春江花月夜》和《二泉映月》，往往拉着拉着，屋里便围满了人。有轻薄的人这时想讽刺老温几句，但刚一张口，便会引来一屋子人的怒目而视，老温也是一脸的庄重，完全没了平日的谦卑。他很投入地拉着，瘦瘦的身子随着曲子的旋律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很陶醉，连他脸上的皱纹都有些烁烁放光。
老温酷爱二胡，却不能随心所欲地拉，这对于没有任何寄托的他，确实是有些残忍的事儿。老温一年之中最幸福的时光，是春节前后排演节目时。每到春节前，乡里都要文化站组织一个演出队，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来指导。这时的老温，夹在一群俊男靓女中间，有说不出的潇洒和惬意，人也年轻了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段日子他手头上掌握着乡政府拨给的文艺经费，那是一笔说不上多但也不少的钱，他可以任意支配。这就犹如干涸多年的河床遇上了大雨，一下就把老温的身心给滋润透了。排练是在乡政府的大礼堂里，那段日子，他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名正言顺地拉起二胡，给演员们伴奏。春节过后，他还要坐在乡政府的一辆客货两用车上，带领演出队到各村慰问演出，到哪里都是一片欢声笑语，还有各村敬献的烟酒点心等物，每天都满载而归，这时的老温幸福得像个大财主了。
老温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工作时间拉他的二胡，是我从乡政府辞职后。我只在乡政府干了一年，觉得没什么前途，加上驻村时为保护一片未成熟的玉米不听乡长的瞎指挥，得罪了权贵，就识趣地离开了。这个故事我后来写成了一篇题为《玉米的馨香》的小小说，获得了几个全国范围内的大奖，还入选了各式各样的选本，这里就不多说了。我离开乡政府的第二年，乡政府在县城的边上征了一块地，集资修起了一片家属院，几乎所有的干部都交了集资，搬进了家属院。家属院离乡政府不远不近，七、八里路。在不忙的季节，乡干部大都中午下班就回家，要没什么事儿，他们下午就不来上班了。乡政府机关就是这样，不需要计件工资，不需要经济效益，没人会在考勤上斤斤计较。比较忙的季节呢，因为家离得近了，他们直接从家里就下村了，办完事就直接回家了。总之，下午的乡政府变得冷冷清清了，几乎没有人烟了。老温交不起集资，还在乡政府住着，每到下午，他寂寞难耐，就以拉二胡来打发时光，反正也没有人来干涉他了。他的二胡是越拉越精了，但再也没有了以前听者盈室的盛景。下午的乡政府大院，除了在党委办公室守电话值班的王秘书，就是看大门的老张了，老张极敬业，从来不擅离岗位。很多时候，老温的二胡只能拉给自己听了，只有看门人老张喂的那条杂毛笨狗，在他的门口走来走去的，偶尔停下来，侧耳倾听片刻，抬起一只后腿，洒一泡尿走了。老温那悠扬的琴声中就多了些凉意。
老温最大的愿望就是转成正式国家干部，这个愿望他期盼了十几年。转正后，不但工资可以长一大截子，还可以享受离退休待遇，可以不再受正式干部的歧视。乡政府忙的时候少，不忙的时候多，不忙的时候有些干部就常拿老温消遣，想方设法地编排他。比如说老温接电话，他们描绘起来常常乐得前仰后合。乡政府只有一部电话，在党委办公室里，离文化站有一百多米的路程。有找老温的电话，王秘书便会站在门口大声嚷嚷，老温，接电话!逢这时，老温便有些激动，老温总觉得电话能给他带来福音，比如说转正的消息。老温便小跑着冲出门去。但他跑了几步后，发现很多办公室门口都站着人，像看猴戏似地看着他笑，忽然就觉得这样跑有失体面，步子就马上慢了下来，变成了四平八稳的方步。但他刚走了两步，又担心对方等烦了，把电话挂了，所以又加快了脚步。以前曾经出过电话被挂了的事儿，他像错过了天大的好事般懊悔了好几天。他就这样跑两步走两步再跑两步再走两步，整个瘦瘦的身子像飘忽不定的竹杆般一窜窜地飘向党委办公室，再加上他那张乐得合不拢的嘴，真的让人感觉有些神经。久之，“温站长接电话”成为乡政府的经典笑谈。
一转眼，老温在乡政府混了近二十年了。他前后经历了四届领导，按资历，是“四朝元老”了，但他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一批批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从“小某”变为“某长”，像羽翼丰满的小鸟般飞出了乡政府大院，去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示才华了。而老温还是文化站长，还是“临干”。老温每想到这些，便有些忿忿不平。后来的几年，他经常思考自己的命运，思来想去，最后他总结出一条原因：是文化站害了他。因为全县的文化站长都没有转正，所以他也就没有机会转正，他转不了正，提拔重用的事儿就与他没有关系。想明白了后，他开始憎恨文化站，也憎恨“文化站长”这个职务。以前，向陌生人介绍他是“乡文化站的温站长”时，他还有几分得色。后来，他就不愿意再听这个话儿了。我到市里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后，他来看我，我安排了几个同事陪他吃饭，他事先一再叮嘱我，要向我的同事介绍他是乡政府的，别提“文化站”这仨字儿。我说，如果人家要问你在哪个部门呢?他想了想说，就说是乡党委办公室的吧。老温始终认为，乡党委办公室是个很肥的部门，不但可以经常接触上层领导，还有可以公款抽烟喝茶喝酒之类的实惠，所以他就觉得在这个部门工作比在文化站体面得多。
后来，老温还真如愿以偿地坐进了乡党委办公室。王秘书出了车祸，被抢救过来后，却再也上不了班了。那时正是三夏大忙季节，乡干部一个萝卜一个坑，想抽出一个人来还真不容易，况且，党委办公室这个地方一天24小时不能离开人，必须找一个白天黑夜都能够盯在那里的人。乡领导思来想去，觉得这事儿非老温莫属，他不但可以长期盯在那里，还可以应急写点儿材料，于是，老温稀哩糊涂幸福万分地被乡长领进了乡党委办公室。那一段时间，应该是老温一生之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再也不用喝“二道子茶”了，再也不抽“毛找”了，喝酒的档次一下子上升到了十几块钱一瓶的“禹王亭”特酿。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党委办公室的仓库里，现在由老温统一支配了。还有电话，除了班子成员进来打电话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干部来打电话，都得和老温说一声，老温，我打个电话。老温平生第一遭尝到了被重视被尊重的滋味，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站和党委办公室的天壤之别。这时候的老温再招待客人，那就不是两个菜的问题了，他会和以前的王秘书一样，背着手踱到食堂里，大大方方地点上六个菜，然后对食堂的掌勺老刘说，做完后送到接待室。这乡党委办公室就兼着迎来送往招待来客的职责，有谁会去问今天这事儿是公事还是私事儿呢?即使是领导安排的，谁敢担保就一定是公事儿呢?所以，这事儿绝对没人打听，也不敢打听。老温的级别一下就上去了，和领导一样可以安排自己的朋友享受公务接待了。在那一段难忘的时光里，老温整天像生活在梦里，感觉到不真实时，他就咬一下自己的胳膊，让疼痛来证实幸福时光的真实存在。
就在老温沉浸在党委办公室带给他的幸福之中时，一个更大的惊喜袭击了他———县文化局来了电话，县里要给他们这一批文化站长“转正”了，只要填了表，通过了文化考试，不久就可以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老温喜极而泣，觉得苍天有眼，终于让他等来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他找人替了半天的班，到县文化局拿回了一张表格。表格极简单，无非是一些个人基本情况，从业经历，曾获得的荣誉等等，老温半个小时就填完了。在“工作单位”一栏中，老温毫不犹豫地填上了“XX乡党委办公室”，因为现在老温觉得自己就是乡党委办公室的人了。
老温填完表后不久，乡党委办公室调来了一位新秘书，老温又回到了文化站。虽然老温对这一天的到来早有预料，但还是像个失恋的小伙子般垂头丧气了好久。好在，他还有“转正”这件大事支撑着。哪知，几天后，老温从其他乡文化站长的口中得知，“转正”考试已经结束了。老温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因为他始终没有接到过考试的通知。他骑上自行车，几近疯狂地奔到县文化局。县文化局长摊了摊手说，老温，这都是你自己弄的，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这次是文化站长转正考试，你填的单位却是“党委办公室”，这就不符合转正条件了，既然乡政府已经擅自给你调整了工作，那转正这件事儿就让乡政府给你解决吧。从县文化局回来后，老温就病倒了，这一病，老温就没有再爬起来。他先是高烧不退，在乡卫生院输了几天液不见好转，就转到县医院，经过全面的检查，竟然是肝癌。
老温的家境一直不好。他二子一女，大儿子脑子活络，二十出头就做起了大生意，结果赔得负债累累，为躲债，他把儿子留给老温的老婆也就是自己的老娘，领着自己的老婆出外打工了，十几年来一直杳无音信。二儿子天生木讷，也找了个脑子只有一根筋的老婆，小两口和老温的老婆守着几亩责任田一直过着紧巴日子。小女儿还正读中专，隔三差五地就要向老温要生活费。老温这一查出病来，对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了。我去看望他时，老温用直勾勾的眼神紧紧地盯着我问，你说，人这一辈子的命运，真的是前世注定吗?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老温便猛然将头别到了一边。我看到他的眼睛已经湿润了，就安慰他说，老温，这世上活得不如你的大有人在。他听了，下意识地直了直腰杆，然后转过脸来说，是呀!咱这是比下有余呀!咳，我这屋里太呛了。然后就双手揉眼。
老温动了手术后，在家调养了一段时间，仍然回文化站上班了。乡政府不再安排他任何工作，他便终日在屋内拉二胡，养病。乡政府大院内一天到晚都飘扬着他断断续续的琴声。整日笼罩在这琴声中，很多人烦，在心里暗暗骂娘，但无奈，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去惹老温呢?一日，当地一位在京城走红的乐坛明星回乡省亲，来乡政府落脚，那明星下了车，就听到了老温的琴声，他停下来听了听，问，谁在拉琴?真见功夫呀!乡长忙说，是我们这儿的一位老同志……您后面请。拉拉扯扯地把明星让到后院，明星在前呼后拥的人群中，不断地回首，留恋的目光在文化站的门口扫了又扫。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静夜，老温的琴声飘出了屋子，飘出了乡大院。琴声在月光下也变得清澈透明了，它低沉、婉转、飞扬、激越，伴着月光倾洒在大地上、树木上、房屋上，街道上……凡有月光的地方，就有了琴声。人们大都躲在人声嘈杂的屋子里看电视、喝酒、打麻将，这琴声就更加地超凡脱俗，轻盈欲飞……看门人老张的那条杂毛笨狗在月光下扑来扑去，笨重的身影和着那琴声竟有了几分韵致。忽然，琴声嘎然而止，狗疯了般在院子内奔跑着、狂吠着，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虚脱在乡政府门前。
没有了琴声的乡政府终于让人们觉出了异样，有几个人跑到老温的屋子里，发现他坐靠在床头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那把二胡，也双弦俱断。
【责任编辑 王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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