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9月19日，为庆祝《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由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当代文艺创作研究中心与本刊共同承办的“当代文学评论交流峰会暨纪念《长江丛刊》创刊40周年座谈会”，在武汉东湖之畔隆重举行。来自全国20多家知名文学评论刊物主编或负责人以及湖北省老中青文学评论家、中青年作家代表70多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大家就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文学期刊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如何办好文学批评类期刊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本刊分上、下两辑选载参会主编和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于文学评论的性质和功能的讨论。是不是可以琢磨出一个很具体的题目，去做一点深入的研究——那就是文学刊物编辑的评论眼光和评论能力。
说到编辑的评论，五四以来，很多大作家同时又是批评家，同时又是名编辑。有些编辑家的文学评论文章写得丝毫不比专职的文学评论家弱。但我这里说的“编辑的评论”更加狭义，我觉得更值得研究而却被人们忽视的是，有些编辑，基本上不写评论文章，他们的编辑工作实践却提供了一种很特殊的文学评论文本。首先，一个文学编辑，他怎么选稿？进入现代以后，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家，都是被编辑发现出来的，经由编辑之手，从无名之辈一步步成为知名作家。
文学编辑的评论能力，一大特色是其敏锐的审美直觉，这是很值得专职的文学评论工作者学习的。缺乏审美直觉作为前提的评论，没有经过以审美静观的态度和方式阅读过作品的评论，很难成为有效的评论。《聊斋志异》里面有一篇绝妙的讽刺小说，题目叫《司文郎》，是对科举考试的一个抨击和控诉。科举考试中有很多举人乃至于状元，其实是非常平庸的。正因为他平庸，他才能够中举，才能够成为进士，成为状元。而很有才华的人，往往一辈子考不上，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考不上的原因，正因为他的独特的才华。《司文郎》写一个盲和尚，有很高的文学判断能力。别人把文稿焚烧，他嗅嗅气味便知道作品的好坏。一个鄙俗而妄自尊大的考生按照他的要求点燃自己的文稿，他急忙说，“不要再烧了，我闻着要呕吐了！”不久，这个考生却高中了，得意洋洋地要盲僧出洋相。这位文学判断力极高的特别的“评论家”叹一口气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主考官并鼻盲矣！”“鼻盲”，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正当的审美感觉的缺失。考官的恶俗的低劣的趣味，推选出来的就只能是恶俗的低劣的文章。而如果缺乏正当的审美感觉，文学批评会有效吗？！
我觉得，有些文学编辑就相当于蒲松龄笔下这位盲僧。他品评作品，就有点像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说的“望”和“切”，医生望一望来求诊的人，有时候就真能够估摸其健康与否、病情轻重。不少文学编辑，快速地读一遍来稿，就能够判断可用不可用，鱼目还是珍珠。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有的。就像中医一样，北京四大名医之首萧龙友，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委员，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请他去给姨太太看病，缠绵病榻，快要死了，他看了，说没事。 而家里的一个读中学的表妹，骑个自行车回来，顺便也看一看，稍微摸下脉，他却说，活不了三四个月。后来的事实完全符合他的推断。这是真人真事，这可不是《聊斋志异》里的寓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优秀的编辑，就相当于这样的中医。他可能望望气，就比某些大学里面的教授细读后的判断还要准确。当然，敏锐的审美直觉，离不开高度敬业精神，离不开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直觉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的因素的干扰。这些，也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有一些资深的编辑，不大写文章，但是值得我们教书的人向他们学习精准的鉴别能力。这种高度的审美敏感，是从哪里来，是怎么练出来的，怎么炼成的，需要深入研究。
陈美兰（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这个刊物走到今天确实很不容易，40年间也有曲折，这种曲折很值得我们反思。比如说刊物办了一段以后，它变成了文化刊物《今日名流》，当然也办得很不错，但后来因某种原因停刊了。接着由于受商业化潮流的冲击，为了经济收入承包出去，办成《都市小说》这样迎合市场需要的刊物，文化品位下降不少。当时我们看在眼里，感到很惋惜。《长江丛刊》前面走的道路出现的某种曲折，给我们一种启示，一个刊物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后，更重要的是能够坚守，只有坚守，才会越来越为读者所熟悉，才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像《收获》，像《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这些文学刊物由于几十年一直坚守自己的文学定位，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要是少了这样的刊物，就会感到生活中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
重新恢复《长江丛刊》，特别是2012年以来，这个刊物不忘初心，对文学的发展和建设，担负着自己的重任。特别是评论版，因为我们搞评论的比较关心这样的刊物。我感觉这个刊物它重新这样来建设，最初的定位是比较好的。他不会跟《文学评论》或者其它什么刊物那样来比较，而是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拥有的评论的力量，来设定自己的定位。所以它有个很明确的指导思想，要立足湖北，面向全国。我看到它特意邀请了国内很多著名的评论家关注刊物，甚至当一些栏目的主持人。这些做法和理念实际上是有利于推动湖北文学的发展，而且让它拓展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一点，它始终很接地气，对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处在底层、颇具潜力的文学新人比较关注。这一点确实是做得不错的。这样一个刊物，实际上不仅是推出了我们应该赞扬的一些文学作品，也锻炼了省里或者全国一批年轻的评论家。这样一项工作不能忽视。因为评论队伍也需要不断有新生力量加入，他们需要阵地，所以能够再有这样一个刊物，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好的舞台。这是我对刊物两点比较深的感受。我很希望这样办刊的定位和办刊的理念能够坚持。
还有，我希望这个刊物除了评论一些作家和作品以外，能否开展一些文学争鸣，对一些大家关注的问题，或者大家都有共同困惑的问题，展开讨论，通过对某种作品的评价的不同意见展开讨论，这样我觉得刊物还会更加引人注意。而且通过讨论找出我们认识的共同点，这样总比对文学方向平面式的宣传，更有意义、有价值，在读者中影响也会更深远。我相信《长江丛刊》文学评论肯定会越办越好。
於可训（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长江丛刊》现在当然不主发中篇小说，但我想借这个机会，就与中篇小说有关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我要说的是小说的长度问题。当前的长篇越写越长，动不动几百万字，令人望而生畏。像我们这些搞当代文学的，读作品都成了困难。以前我是每年暑假不做别的事情，基本上用来读当年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现在我不敢做这件事情，因为一部长篇就够你读一个暑假。我不认为小说写得越长越好。事实证明很多很长的作品，是掺了很多水分的，添枝加叶、添油加醋，无关紧要的叙述太多，缺少必要的艺术提炼，也缺少一种典型化意识。我比较欣赏以前一些旅美的台湾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等人写的“小长篇”，十多万字的篇幅。这样的长篇小说迫使作者去提炼生活，然后用一种有效性的文学语言表达出来。基于这种想法，我建议《长江丛刊》有必要回到初衷，更多的发表一些中篇作品，或小长篇，在这方面显出一些特点，提高刊物作品的质量。这是关于创作这一部分的意见。
关于评论这部分，我觉得目前刊物已经办得很有特点，很不错，文风非常活泼，作者队伍非常年轻，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但是我觉得还需要有一点个性，这个个性也是整个文学评论当中存在的问题。回顾40年来的文学评论，上世纪80年代是比较活跃的年代，文学评论家都很年轻。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时候的文章，文风比较活泼，思想比较自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探索》这些刊物，上面的文章，现在读起来都让人感到兴奋。
今天文学评论的队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上是学院里面的科班出身，科班出身有科班出身的好处，能够自觉地运用一些理论来穿透文学现象，分析文学问题，是有深度的，有理论依据的文学批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多少自己的感想，没有多少个人独特的感受。有些学生问我文学评论怎么写，我说很简单，就是写读后感，所有的文学评论都是读后感。如果写到读后感这个份上应该是好评论，如果离开读后感，不是写你的阅读感受，而是去证明人家的理论，这不是好的评论。这也就是我们这次讨论的文学评论的有效性问题，我觉得无效的文学评论的问题多数是出在这方面。不能说作者的态度不真诚，不能说作者写作能力不够，主要是习惯了学院派的写法，弄来很多材料去论证一个问题，去证明某种理论，结果只是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无误，只是这种理论的一种注脚，这样的评论是无效的。
与此相关的问题就是读作品的问题，现在很多评论家不大细读作品，文学评论文字里面基本上没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这是目前许多文学评论都存在的问题，游走一大圈，没有看到他讲作品的问题，这是文学评论当前失去有效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非常同意陈老师的意见，就是开展“争鸣”。现在我感到我们社会有很奇怪的现象，大家都有发言权，但是大家都不朝一个问题集中去发言。所有的问题都是分散的碎片化，支离破碎的，没有办法把一个问题谈得深透一点。现在表面上活跃实际上并不活跃，各自说各自的，必须集中在一个房子里面，你对我讲我对你讲才会比较活跃。所以我觉得这个刊物不妨有这么一个空间，让大家自由地就某一个问题深入的、多方面去探讨一下，可能能让刊物办得更好一些。
涂险峰（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我想集中谈一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
关于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我们当下文学批评经常是和当代文学研究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要对这样一个区别有所认识，才能来谈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很重要的区别是，文学研究可以和研究对象不发生关系，或者说只发生单向的关系。文学研究对对象进行剖析，但是不需要去影响研究对象，就像天文学家研究天文，他不需要去影响天体怎么运动。文学批评者是一个同写作者和阅读者保持高度互动的研究者。文学批评有一定的研究性质，批评者是作者、读者和批评家构成的当下共同体的活跃的施动者，同时对写作和阅读发挥双向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家与当代文学研究者有很大的区别，我想在这样一个框架下谈一下批评的有效性。当然，这里谈的批评的有效性是比较理想化的。
首先从批评的实施者，也就是批评家这个角度来谈它的有效性。批评家必须创造优秀的批评文本，比起文学研究者来说，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研究古人，古人不会跳出来找你算账，但是做当代批评，随时可能受到这种影响。研究古代一般不容易犯忌讳，但是研究当代批评就不一样，当代批评随时都在进行互动，随时都受到反馈，随时都纠结在一起，所以能够创造优秀的批评文本，是很不容易的！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批评者首先应该具有一种基本的品格，那就是坚持说真话，坚持真理。
从专业素质来说，要创造优秀的批评文本，批评者首先必须具有深厚的学养。既要有理论的学养，也要具备对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充分了解。只有经常了解经典，才能够建立一种世界级、大师级的标准，才能够突破局限，获得一种超越性的批评眼光。第二要具有开阔的视野，即跨地域、跨历史和跨学科的视野。不要因为是当代批评，就仅仅局限于中国，仅仅局限于当下，也仅仅局限于文学，而应该还要有人文的视野，超出文学的人文社会科学视野。此外，还需具备敏锐的直觉。既有审美的直觉，也有思想的洞见，即能够发现问题之所在、能够切中要害的直觉，同时，还要具有强烈的关怀，包括对现实的关怀，基本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关怀。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还要有出色的表达，因为批评者也是书写者，所以他要创造优秀的批评文本，要有出色的表达。
以上是就批评文本的创造而言。就批评的接受而言，批评的有效性最终还是必须落脚于批评的接受。批评的接受者应该包括作家、读者，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接受者，就是文学的教学者、文学史的书写者以及文学奖的评委等特殊的批评接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和读者都是可以独立于批评者存在的，作家可以完全不读批评文本，而读者也可以不依赖于批评就直接阅读作品。但是如果作家有追求卓越的精神，至少应该对高水平的文学批评采取积极的态度。凡是捧杀和棒杀这种两极分化现象，或者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的文学批评都不是好事，而应该是一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批评，有交锋对作家和读者都具有启迪意义。
作者吸纳批评，虽然他的选择性和有限性在所难免，但是作家需要对文学批评遵循开放、对话和反思这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开放而不封闭；第二个是对话：我可以不接受你的观点，但是我可以跟你交流对话，无论是否接受，最终你的批评能够促使我的创作反思。开放、对话和反思三个原则，能够使得批评的有效性达到最大化。
刘久明（华中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对于如何办好文学评论的期刊的问题，我想简单地发表一点意见。当我看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一下子就联想到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大家知道19世纪的俄罗斯文坛名家辈出，群星璀璨。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领路人是普希金。普希金不仅以他的创作引领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而且他所创办的一个刊物，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就是1836年他所创办的《现代人》杂志。这个杂志团结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给俄国19世纪文学引领了一条光辉的道路。这个杂志对我们如何办好一个文学期刊提供了一些启示。第一，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就像《现代人》杂志，除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是他的作者队伍，这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是期刊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第二，要有明确的价值导向。《现代人》杂志在那个时代是一家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明确价值导向的期刊，这种价值导向是凝聚他的作者队伍和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觉得一个刊物，确实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不论是对作者还是对文学创作，都要敢于进行坦率的批评，不要只是唱赞歌；第三，要确立自己鲜明的风格。《长江丛刊》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办刊理念：前沿性、批判性、学理性。我觉得如果能够真正长期坚持这个理念，那就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对于刊物的成功无疑是有用的。
最后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刊物要尽可能地进入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我在知网上面好像还查不到《长江丛刊》的文章，这对刊物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可能会有不利影响。希望丛刊采取一些技术性的措施，设法尽快进入学术评价体系里去，否则很多高校的老师不愿意向长江丛刊投稿，可能觉得我写了白写，往后都查不到，这就会影响刊物稿源的质量。
胡德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结合《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的情况和个人的体会，就如何办好文学评论类期刊谈一点感想。
第一，要形成文学评论期刊的品牌效应，刊名要显豁，这样便于传播，便于形成品牌。但《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有其特殊性，我知道这里面有主办者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因此，也不需多说。
第二，应有开阔的视野。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学评论和文学评论期刊不可局限于区域，评论者的视野、期刊的栏目、策划的选题都需要开放，要立足于整个文坛，甚至不仅是国内文坛，包括全球视野，如世界文学思潮、理论、方法的引入、阐释与运用，对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关注与评论等。
第三，特色要鲜明。有的期刊注重文坛的宏观鸟瞰，文学思潮的评述，有的强化作家个案研究、作品的精细解读，有的关注经典大家的研究，有的倾心于新人新作的评论，有的聚焦文坛热点，有的彰显地域特色。一本大气的文学评论刊物应该对各类好文章都兼收并蓄，但不求面面俱到，不平均分布篇幅。为凸显特色，可以通过设置重点栏目，并持续扶持发展，每期不断，逐渐形成特色和品牌。从《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目前我见到的情况看，主要是对湖北文学的评论，这是必要的，这是彰显特色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这本刊物的一个重要使命。但我认为，从办好一份有更大影响的文学评论刊物来说，这又是不够的，因为目前该刊有时候一期杂志几乎全部或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关于湖北作家作品的评论，显得只是一个区域性文学评论期刊，不够大气。我觉得应该保留区域文学评论的特色，通过专题栏目，给湖北区域文学评论给予较多的版面，同时也要扩大视野，放眼全国，拓展新的评论领域，这样会吸引更广泛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扩大刊物的影响。
第四，要每期有看点。一期杂志不可能每篇文章都精彩，都很有价值，但一本杂志应力求每期有至少一篇重头文章或有分量的文章，成为看点，甚至成为评论经典。这样的文章，就一般刊物来讲，虽然有可能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需要靠编者策划，去特邀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家撰写。《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通过特稿、刊首语和特邀栏目主持人等方式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在为形成刊物的看点做努力。文学评论刊物的最大看点就是每期有一两篇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有分量的文学评论文章，要在过了多少年之后来检视这本期刊，要编选一本比较典范的文学评论论文集的时候，仍然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可以被收录的文章。
第五，要彰显批评精神。所谓批评精神，就是敢说真话，坦陈己见，敢于质疑，大胆争鸣。批评的本质就在于秉持公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进而探寻文学的本质、价值与规律。这既需要批评家高扬主体精神、坚守人文立场、维护批评尊严，也需要文学期刊的编者具有开阔的襟怀、敢于担当、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提供学术争鸣的平台。只有批评家、编辑家都高扬起主体精神，文学批评才会独立不倚，并充满鲜活的生命力。
第六，建议《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在拓展文学评论疆域的时候考虑增设一个海外华文文学评论的栏目。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批评，越来越成为批评圈子里的一种言说，但这并不是抹杀文学批评的作用，主要还是要给批评家一个清醒的自我定位，即你说的仅仅是自己的观点，是你对文学的理解，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不拥有额外的权力。
文学批评，从本质上说是批评者个人对人生、对社会、对生命的一种理解。文学是审美的，但是我不太赞同纯文学的观点，因为文学也涉及道德、思想、理想甚至宗教，跟人的存在有关系。我们读了作品，有话想说，并且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我自己想说的意思，而不是领取的一个任务，负有特别的指导责任，这就有助我诚恳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说得亲切，有个性，贴近作品，也贴近读者，反而会增强与读者的共鸣。文学批评，只是个人的一种言说，它的影响力建立在与读者的平等交流的基础上，要以个性化的、贴近作品和读者的方式，以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来争取读者，影响社会。
由此我想到，也算是一个建议：《长江丛刊》，要对得起“长江”这个闻名世界的名称，立足中部，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在文学批评的个性化和对话性方面做些努力。刊物所设置的话题栏目，不要只聚焦于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而应该顾及全国范围，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编委会是不是可以策划一些选题，譬如有一个学生最近跟我讲，她现在写文章原来的那套话语好像使不上劲。我想这也是我们不少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当下所遭遇的困惑，它实际上包含着一个挑战：我们要怎样不断地学习，充实自己的思想，来面对新的问题，提高思想艺术的敏感性，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读者可以从你的批评中读出你的个性、你的内心世界，感受到你对生活的热爱、你的正义和你的人生理想，并且感到亲切和自然。这还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任务，而不是你关起门来，自言自语可以解决的。
梁艳萍（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作为一个文学的研究者或者批评者，对于我个人来说，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第一个方面：坚持审美与艺术的批评，始终保持对于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阅读的敏感度；第二个方面：坚守精心研读作品，批评力戒言之无物；第三个方面：坚固学术理念，为文学而保守。
作为整体的文学，特别是作品方面，应该具有艺术性、游戏性和审美性。从这三个方面来说，作为批评家，如何能够保持对作品的敏感度，真正意识到作品内在的结构、内在的情感、内在的审美与内在思辨，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以及他的审美趣味的话，对于我们的批评可能会有一种高度的保持。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散文，从2000年到现在，走过了20年的时间，各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和嬗变。在文体形式、语言表达、文本结构的形成等各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变化。从刘亮程到李修文，一批作家都有他们对于散文文体、散文表达、散文语言的思考。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的固守与意识的陈旧，很大一部分作家在表达自己对于散文的理解，散文的写作意图的时候，还秉持着那种散文一定要“形散而神不散”，一定要串珍珠一般，用一条红线把文字穿起来，一定要把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一颗珍珠。这样的固化的写作意识，陈旧的写作理念，实际上是需要批评家来批评的。在批评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到变化，看到盛衰，看到噬灭。比如像我看到余秀华说的，做一朵败落的鲜花，其实败落的花也是一种花，它是花的一种形态，或者说是一种花的再生的形态，在这种再生的过程中，我们作为批评家，如何去分析或者进行研究，引导接受的审美性显得尤为重要。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精细地阅读作品，比如说王鼎钧的散文，史铁生的小说，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
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或者是文学批评，要切忌工具化，或者是功利性，在工具化和功利性这两方面都是值得警惕的，因为文学艺术在模仿人生，实际上普通读者和接受者，他们也在模仿文学艺术去创造他们的人生，王尔德说过，透纳的绘画，让我们认识了伦敦的雾，我们在从透纳的作品中间重新去欣赏伦敦的时候，我们有了一种新的审美的感觉。所以文学艺术的创造在影响着读者，文学的批评其实也在影响着文学的接受者，在创作和批评这并行的两翼中，或者在两个合二为一的视角里，我们要有所坚守。
庄桂成（江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就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我想，之所以会提出这个议题，是因为现在文学批评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不仅仅是文学，包括文艺、美术，电影等等之类的，还存在很多问题，存在一种伪批评，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之所以存在问题，就是因为伪批评的存在。伪批评有哪些表现呢？例如说红包批评。据说这个在美术界很流行，很多画家或者美术家完成了作品，然后就请批评家去参加，然后给个红包，大家都说好。例如说酷评，这个在电影界可能比较多，一部电影出来之后故意炒作，抓住某一点不停的炒作，特别是某些明星，不管好的坏的事情拿出来炒作，能够有影响就行，从而提高收视率。例如说棍子批评，就是打棍子，上纲上线，在我们文学界也有，有些作品出来之后，被人贴上政治标签，批评文章中包含大量文革话语。总之，伪批评现象在当今文艺界还大量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点原因，第一是文学批评的良好生态还没有建立起来，良好的生态包括批评家和读者，批评家和作家，他们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但是事实上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有一次电视剧本研讨会，赵本山拍了一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在研讨会上他说请大家尽管批评，态度貌似非常诚恳。结果批评家曾庆瑞说，乡村爱情故事缺乏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塑造的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够典型。但是赵本山听到之后当场就不高兴，说你熟悉农村生活吗，农村到底什么样，你去过没有，你体验过吗？说明批评家和出品人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还有我的老师陈国恩先生曾经对韩寒的代写现象提出过批评，但是文章发表后大量的水军不断的攻击，我觉得这都是没有行成良好的文学批评生态。当前的文艺批评还可概括为学院批评、协会批评和媒体批评，其批评主体分别为大学教师、文联或作协的批评家，以及报刊杂志等媒体里的批评家，这三类批评家有时候比较隔膜，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今天这个会议我觉得很好，在场的批评家可以说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伪批评存在的第二个原因是原创性不够。真正好的批评都会提出一些原创性问题。不能提出原创性问题，这说明我们当前文艺批评的问题意识还不够强烈。我记得王先霈老师多次说过，文学批评如何有效，就要从现实中生发出问题来，然后解决问题。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借这个机会谈点我对文学评论的想法。首先，我以为文学评论也要注重生活积累。我感觉到，年轻评论家在对生活积累的开掘和利用上还不够充分，这和我们年轻人的生活经历和文化构成有很大关系，我们年轻评论家大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经过正儿八经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文学教育，从学士到硕士甚至到博士；但是对生活积累反而不是那么重视。我觉得生活积累对评论家来说同作家一样也非常重要，它有时在直觉上能够帮助我们对作品作出判断。
生活积累，对一个评论家非常重要，自己生活底子是否深厚，和评论家依赖生活积累对作品的感受、对作品作出评价有密切的关系。生活积累不够并不是因为我们评论中理论多了的缘故，这还是两回事。我觉得对我们做评论的来说，理论是少了，而不是多了。中国往往有这样毛病，刚刚向西方学一点点，还没学到皮毛，就说西方东西来多了，理论还没怎么进去，就理论多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强调文本分析，这是个好现象，因为文本分析一直是我们评论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但是什么是文本分析、怎样做文本分析，老实说还知之甚少，自然也就相对薄弱。西方现代理论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知识生长点或者新的问题意识。借助理论能够发现很多新东西，但是要从文学现象中发现东西，而不是理论的自我重复、自我繁衍。所以注重理论和调动生活积累应当成为文学评论的两翼。
第二个观点也是建议。我们在做评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注意到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定位。我们很多评论者写论文喜欢写单一的作家论或作品论，但却不知道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怎样的文学史定位，因此往往是就事论事，而看不到相应的文学史或文学格局关联。其实，即便是单一的作家作品论，一旦要做文学史定位，立马你的眼界，你的立场、高度就上来了。总之搞评论的要形成一种习惯或者素养，就是你所评论的对象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价值，避免孤立地就作品评作品，就作家谈作家。有位美国批评家说，批评就是质询自己的感觉。我很欣赏这句话。评论也是这样，要有感觉，还要质询为什么是这样。
最后说点建议，建议这个刊物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做点大众文化类的评论。说得直白点对网红类的影视作品、流量明星等现象是否可以做点评论。网红类的作品，的确面对的是一代新人，我们不大会看，不大懂。我觉得年轻的评论家做一做这个东西是能让人开窍的。既然那些网红剧那么红，我们的杂志有个回应，我觉得这也是好事情。
昌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要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我个人的感觉，是首先需要对目前中国的文学状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现在的文学状况，很明显，是形成了两个文学世界，一个是以电媒（网络）为载体传播的文学世界，另一个是所谓传统的文学世界，即以纸媒为载体传播的文学世界。前一个文学世界，我们这些搞批评的，基本上没有进入，或者说，很少有人进入。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文学世界不在水平线上，尽管现在纸媒传播的文学作品仍然很多，像长篇小说一年出来好多部，中短篇出来的更多，诗歌的产量也相当可观，但是，单从量上面来看，不管是作品还是受众的数量，后一个文学世界都恐怕远远不及前一个文学世界，二者不好相提并论。因此，要谈批评的有效性的话，就得先搞清楚你所面对的是哪一个文学世界。前一个文学世界，如果你连进都进不去，哪来有效性可谈！我们更熟悉的当然是后一个文学世界，我们的批评活动就是在这个文学世界进行的。我想，这里想要我们谈的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所针对的应该是传统的文学世界。我们搞文学批评，自己心里是清楚的，文学批评跟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有联系也有区别，不是一回事。我自己也做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事情，我做文学批评的时候，是有意识地把文学批评跟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探讨区别开来的。做文学批评，进入批评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是批评者自身知识构成的局限，另一方面是受时代制约的局限。这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不可能不对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从我们现有的知识构成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看，我们搞批评的不可能是为什么代言的权威，不大可能也不应该像以前一样扮演法官或立法者的角色。如英国人齐格蒙特·鲍曼所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立法者的位置，实现了向阐释者的角色转换。要知道，你不是什么代言人，不过是一个阐释者而已，仅仅是文学与受众之间的一个中介，你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判案，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在价值观和审美观上为文学立法，提供普适性的价值和艺术标准。目前中国的批评界实际上也不存在法定的整齐划一的东西。如果说存在，那也仅仅是一种强权性或权力赋能的东西，并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再来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它就是有限的，局限于个人。没有必要夸大批评者的功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抬到无所不能的判官的位置上去。
我也曾尝试进入前一个文学世界。这个庞大无比、受众难以数计的文学世界，是一个跟资本和高新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文学世界。进入这个文学世界需要什么呢？需要你增加新的知识，关于高新技术方面的知识，关于资本运作的知识，还得熟悉中国社会的现状。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不是文革和文革前那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到底如何定性，是另外的问题，不好谈。资本在整个社会的运转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惊人的，也是罕见的。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奇妙结合，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进入这个文学世界，没有相应的新知识，势必寸步难行，动用已有的知识强作解人，能说出什么样的话来是可想而知的。我做了点尝试，做得不多，也不大好。这个文学世界与传统的文学世界很不一样，有它自己的一套生产—传播机制。比如说作者和读者，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拿作者来说，他的写作不是独立的，而是与读者互动的。再拿读者来说，他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参与写作的生产者。从同人小说中，在同人小说的生产—消费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读者的作用被放大到了何种程度。有敏感的西方学者取英文中生产者前面的几个字母与消费者后面的几个字母合成一个新词——生产消费者。以前文学的生产—消费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要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前提是你必须进入，必须具备新的知识，连进都进不去，谈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只能是一钱不值的空谈。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德国和美国就已经有学者说：“小说正在死去”，因为大家对新闻、对非虚构的兴趣已经大涨。90年代末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书店里面Non— fi ction就是非虚构的书远远多于 fi ction（小说），也就是小说好像真的是在衰落。但是小说真的衰落了吗？我们现在会发现，中国的批评界大家谈的最多的还是小说。所以我想有时候大家在喊危机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有点像喊狼来了。实际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活法，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的批评文章还有多少人在看。据我所知还是有一部分人在看。
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这些年的评论，再也做也做不过上世纪80年代的那一批人，所以大家至今谈起评论来，还是钱理群如何如何说，陈平原如何如何说，陈思和如何如何说，等等。这么多年来批评看起来很热闹，到底和80年代相比，情况怎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吧。讲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位评论家二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怎么让批评走向大众？”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现在连小说都很少看了，怎么会有人去看你的评论呢？所以我们实际上做评论就是我们自说自话，喜欢理论的从理论方面发掘，喜欢印象的往印象方面去发展，喜欢文化的就往文化方面探索，各有各的活法。所以，我们的评论不要、也不应该太集中，对吧？比方说某个奖出来了，要不要一拥而上谈那个奖？其实有很多名噪一时的作品没过多久就成了过眼云烟，被人们淡忘了。我们的评论能不能多涉及一些社会话题？譬如现在一谈到农村，就是农村如何如何破败，农民、农业都充满危机，农民生活很困难，但是我就看过林白的一个长篇《妇女闲聊录》，她就写湖北农村的妇女天天打麻将，把离婚也不当回事，活得没心没肺，很快活。那也是一种狂欢。所以经常听说农村如何衰败，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农民觉得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都值得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注意力可以更开阔一点。当北京、上海的评论家都在集中谈“热点”话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去发现一些相当有水平但是又没有被大家所关注的现象？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再就是经常听到对“70后”“80后”作家创作的“同质化”现象的批评，说现在的写作者好像不能够坐冷板凳，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我就注意到福建有一个叫丁三的作者，他就写过两本书，一本叫《蓝衣社碎片》，写国民党蓝衣社的成长发展、蜕变的历程。还有一本写汪精卫的，叫《精卫填海》，写汪精卫怎么从一个爱国青年最后变成了一个大汉奸的。都是史料丰厚的书。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发现一些话题，然后通过讨论这样一些话题为文学的多元化、还有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同时也表达我们的批评个性。这就用不着随波逐流，只是跟着“热点”走，而是有我们自己的阅读兴趣，有我们自己对人生、对文学的发现。这样我们在写文章的同时也表达了自我的阅读兴趣、人生感悟，同时也会发现一些新的文学问题。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谈到文学评论的有效性，何为有效？依靠什么东西，我们的文学批评才能有效？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文学？
关于“什么是文学”?我们想得太少。我们再拉开时间距离看看：自从近现代转轨时期的现代学科奠定时期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本体论的探讨与认知。
目前一个现象是，做文学史的，不考虑文学是什么？做文学批评的，也不大关心什么是文学？做文艺学理论的，基本上满足于文学的知识谱系学知识，包括西方文论，也包括我们传统文艺学。文学从业者（包括文学创作者）都不研究文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是我们目前的实际状况。在这样的状况里，讨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可能难以如愿。所以这就落到了一个我们说的今天的话题：何为文学？什么是文学？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作品的论衡问题；也涉及到什么是经典，如何发现经典等相关问题。
都21世纪了，我们还固守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念，肯定不能发挥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举个例子，从库切的《耻》获得诺贝尔奖开始，我们关于文学的国别意识，族群意识，殖民地与宗主国“他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问题，性与罪的问题，都重新跨界，重新改变与颠覆。所以，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也必须重新研究。我再举一个小例子，就是韩少功近20年的文学创作，就充分体现了“文学是发现”（他用的是“临时建筑”）的文学实践意义。所谓文学，都是逼近一种发现：关于人的存在性发现，历史性发现，个人性发现，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发现。这种发现逼近某种真实，或者某种真理，但是，这种逼近，又会被新的发现所解构。所以，自《马桥词典》开始，《暗示》《日夜书》《山南水北》，到最近的《修改过程》，都呈现了关于文学的发现性及其“临时建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意识。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者，由于对变动时代的文学问题缺乏关注，所以存在大量的对于韩少功创作的“误读”！只有更新我们的文学观念，我们的文学批评才能正确解读他的文学的呈现方式不一样，它的语码和语义的组码方式不一样，以及他的语言的色调和情感的处理，写作主体和处理和安置的方式又都不一样。所以，我曾经以“文学发现，多义呈现，在场写作”为题，来分析论衡当下的文学著作。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第九期上刊发《临时建筑理念与韩少功近20年创作解读》。这些，也算是对“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实践。
吴艳（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们讨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其实，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涉及对文学批评不同功效的检讨。我想从对象上将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面向作家的文本批评，第二是面对读者的审美传递，第三就是面向文学批评自身，即对于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功能的实现。这三个方面，哪一类功能的发挥更好一些，哪一类比较弱，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当下在面向作家的文本批评做得比较多，也比较好；面向读者的审美传递，有点类似于艺术导向的，传递审美感悟的，比较多见，也比较好；而面向文学批评自身的理论建设，这类文章比较少见，存在的不足也很明显。
先说文学批评中运用文学理论的问题。中文系出身的人，假如又读了博士，欧美文学批评和相关的社科理论随时都可以“拿来”，外语比较好的，还可以直接拿来。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演绎法用得比较多，其长处是，开拓视野，变换视角，但是也存在短处。从方法和效果来看，基本上没有超越王国维的模式，具体就是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4年）的文学批评模式。一百多年了，我们还没有超越，只用演绎法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改进的办法是运用演绎法的同时，更多地要运用归纳法，在文学批评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归纳。到了一定层面，文学理论的创新才有可能发生。
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一味缺少归纳法，有的归纳法还运用得非常成功。比如当代文学的个案研究，对某个作家的研究在不断归纳，从作品论到作家论，再到年谱、传记等等。第二类归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包括地域文学史、断代史和文体史，文学题材史。
事实上归纳法更容易结出重要成果。外来理论是不是总有用？对任何文学作品，我们都有一套理论去批评它，是不是总能这样？有没有理论不够用的时候？文学作品的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中国说法究竟有哪些元素是中国的？能不能对现在的中国故事，中国讲述方式，给它一个命名？
结合会议议题，对《长江丛刊》提点建议，能否发表一些在文学批评中具有理论归纳意味的文章？能否开辟专栏发表反思文学批评的文章？努力倡导由个案研究，史的定位，归纳提炼理论建设的某些元素，包括新学语或者关键词。三头并举，不能只是作家作品论和文学史研究做得好，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过于弱小。三头并举的基础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的大势，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创新性与文学批评实践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如此丰富，我们应该追求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在中国故事和中国写作经验中命名中国文学理论术语，并不断地强化它，在不断的运用中使之趋于完善。
蔚蓝（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的文学与批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的动因，技术的元素，以及文学自身的因素都成为驱动推力。这些变革不仅改变了文学与批评的生成模式和传播方式，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学格局的基本构架，以及既成的文学与批评的规则和标准。这种改变在今天与未来会越来越成为常态，因此令人感到精疲力竭、无所适从，所有可供参照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动或失效，我们所面对的是新媒体时代文学的抉择，也是新媒体时代批评的抉择。个人有点悲观地认为当下的纯文学基本处在一种自嗨的状态，批评也是如此，离大众越来越远，过去大家还会关注一下“茅盾文学奖”，而今天他们不大关心评奖。文学批评更是与大众无关，甚至本专业之外的人都不大会去关注，所以批评的失效是可感的现实存在。
批评的无效性最突出地体现在“速成”且“高产”的新媒体文类上，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类改变了传统的书写、传播与生产方式。技术、资本、生产线构成了新的生成机制，从网络文学到电影电视网剧游戏，形成了一条文学艺术生产的流水线，与一直以纯文学为批评对象的传统批评几乎没有多大的关联，不少领域成为批评介入的空白。而对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也在大幅度地降低，今天的批评既不能对作家起到激发创作和指点迷津的作用，也改变不了作家的创作取向，而当年高晓声就因为批评非常有效的引导，一辈子就写陈奂生去了，若当时批评对他没有这么大的作用力，他可能就会去写大乡土文学。当下批评对推动文学潮流和引导读者阅读方面也基本上没有多大效果，也影响不了文化产业的决策者和生产者，在受众本位的时代，影响这些的是点击率、收视率、印数、票房、流量，甚至有时公众号碎片化的评点与作家的互动影响还更大一点。尽管有些悲观，但谁都明白批评的这种状况不应该持久延续，确实需要真正地去寻求改变。
我认为，在当下有必要强化对有尊严的批评的建构。强调批评的尊严，是为了重塑批评的权威和信誉，提升批评的地位和品位。不能把批评搞成捧角儿的把戏，在说好话、套话，甚至是瞎话中把自己消费掉了。建构有尊严的批评，不是靠行政命令和手段，而是有赖于批评场域中的每个在场者，大家需要坚持立场的独立性，追求批评的独特性，体现有见地的认知，表达独特的观照视角和有新意的观点。现在为什么说一些批评者和批评文章辨识度低，就是因为缺乏个性，俄国批评家们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批评风格，既是独特的个性化的，汇集在一起又在整体上提升了俄国批评的高度，构成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批评的高峰。所以建构有尊严的批评，是每个批评者不可逃避的职责，不能总是抱怨批评的无效性，只是说说当下批评很糟糕，对此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要为改变这种现状付出切实的努力。
发出有见地的声音，体现自身尊严的批评才最具有生长性，才会产生社会影响力，这既是当下批评所需，也是批评未来发展的正确路径。
杨彬（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我要讲的是关注基层作家作品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实际上是金字塔形的，基层作家就是金字塔的厚重的基座。现在很多人说文学离人们很远，或者说文学不是很热门，实际上你到基层去看，太多人喜欢文学，太多人在进行文学写作，只是我们很多人没去关注基层写作。我参加了湖北省作协很多扶持基层的文学活动，比如说“农民作家扶持计划”“工人作家扶持计划”“重点作家扶持计划”等等，这些都是关注基层作家的文学活动，湖北省作协在这一块做得特别好。在这个过程中，我跟这些基层作家打了很多交道，知道他们热爱文学，热爱写作，迫切的希望有人指导他们，为他们进行文学评论。但是做这个工作是有困难的。因为我是大学教授，首先我要教学，第二我要做科研，科研就是要拿项目，要发C刊，因此很少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我参加湖北省作协的关注基层作家的活动和基层作家打交道后，我深深地为基层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所打动，我觉得我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到文学第一现场，为基层作家的文学努力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记得很早恩施的一位基层作家写了一个散文集，让我写个序，我就开始为基层作家撰写评论、写序或者跋，这样的基层作家就很多，我就不断地给他们写。近几年竟然写了20多篇。
当然除了时间不够以外，为基层作家撰写评论还有一个困难是难以发表。一般杂志不刊发研究基层作家的评论文章。我曾经有一篇研究一个散文作家的文章，其实他还不算基层作家，他的散文写得很好，我写了一篇对他的评论，给了某一C刊主编，主编说你这文章写得很好，我先给你留着，看能不能找个什么机会发表，但是实际上放了很久也没法发。后来在非C刊给发表了。后来我给很多基层作家撰写的文学评论主要在《长江丛刊》发表，《长江丛刊》拿了1/3的版面刊发对基层作家的评论。我现在撰写的很多有关基层作家的文章要么在《长江丛刊》发，要么在《长江文艺评论》发表。我代基层作家感谢《长江丛刊》和《长江文艺评论》。
实际上这些评论对基层作家太有效了！因为基层作家们热爱文学，他们也有很优秀的作品，需要发现他们，需要引导他们，也需要鼓励他们。我在认真读他们的作品时候，发现他们的作品其实很不错，但是很少人去关注他们，或者说没有很多评论家去关注基层作家的作品。像湖北恩施作家杨秀武，他是骏马奖获得者，他写了一个组诗，我给他写评论的时候查资料，竟然一篇评论都没有人给他写过，后来我就给他写了一篇，他说他非常感动。
因此，如果阐释经典作品、关注著名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的有效性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给基层作家撰写文学评论的有效性更高，那是雪中送碳。
刘保昌（《江汉论坛》文学评论编审）：《长江丛刊》评论版的特色除了“别有意味”的编排形式和“独具匠心”的栏目设置以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文体与多媒体的融合。从内容来看，她既有学院派的批评，又有意识形态的批评，还有来自作家的批评，等等。同时，我还注意到有不少自由撰稿的作者在这个平台刊发文章，所以我觉得她是一种有机的融合，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公共文化空间，她直接参与了文学生产的现场，是面向民间面向大地的宽阔舞台，她无限逼近于文学第一现场，对文学发声时具备无比亲和力和凝聚力的体贴，由此发出了来自批评现场的真诚的声音。这一点殊为难得。前面发言当中有好多老师都无比深情地讲到，无论是作品版还是评论版，有很多老师都曾经把自己的第一篇作品给了《长江丛刊》，或者在《长江丛刊》上刊发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或者评论文章，这个当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长江丛刊》来讲，都是值得回味的。所以我说《长江丛刊》在扶持新人、培养新人方面，功不可没。“你发现生活，我发现你！”这个办刊宗旨，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本位”的哲理。生活之树常青！《长江丛刊》青春永在！这是一本有个性的刊物，体现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自由探索的精神。她的文体形式多种多样，自由活泼，与各种C刊错位发展，别具一格。有一年在湖北大学召开过一次当代文学批评文体的研讨会，有很多学者都一致表示现在学术界只有一种文体，这就是“C刊文体”，那种浓郁的学院派风格，那种中规中矩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对学术史的梳理，提出几个解决方案或者措施的论文体，看上去中规中矩，其实没有自己真实的声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院派的“八股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长江丛刊》评论版是一本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期刊。同时，《丛刊》的编辑同仁们还致力于微信圈推送，积极做公众号，广泛开展多媒体宣传，致力于将所刊文章的影响力发酵至最大效果。这种事业开拓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希望她继续保持这种风格，坚持下去即成品牌。“勇立潮头长江东流四十载，与时偕行丛刊新翻杨柳枝！”
梅兰（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这里谈谈关于批评的学理性问题。现在常提倡批评的学理性，强调批评必须有学术理路上的依据、根据，比如文学史传统或某种理论语境。另一方面，经过近四十年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学习、吸收，人们也达成共识，不能理论先行，以某种理论来剪裁文学作品。因学理本身包含批评的理论依据，所以这两种态度之间实际上有矛盾。学理性批评是相对于鉴赏式批评或印象主义批评，以及政治性批评而言的，本身有其批评理据史；同时需要明确，各种文学理论也已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与常识，现在的任何一篇批评文章都内含某种理论前见和方法，只不过好的批评能整合、化用理论观点和方法。
当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文类跨界，以及科幻、穿越、玄幻等类型小说的繁荣，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越来越推崇的却是史料整理和文学史研究，这其实也显示出文学批评理据性的含混、狭窄、保守等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偏狭的理据性现状。我们总的一个判断是，现在文学批评的问题并不在于理论的过度，而恰恰是理论的乏力，是理据性的薄弱。
莱辛曾经比较过对艺术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对艺术作品比较敏感，有感觉，有论断，叫艺术爱好者。第二种是探索艺术快感的本质的哲学家，比如说研究什么是美，美有什么规律等。第三种是就这些规律的价值和运用进行思考，发现它的适用性，以及哪些能够作为个案来去论证艺术的类别，这就是艺术批评家。莱辛认为前两种人都不容易出错，就是说运用他的感觉、论断，写一些鉴赏式的批评文字，或者探讨艺术的本质、类别、规则等艺术理论，都没有太多问题。但是批评家的话有多大价值，全要看它用在个别具体的事例上是否恰当。所以莱辛说有真知灼见的艺术批评家非常少见，他运用论断到每一个具体事例上去的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所以批评是高危的，是非常困难的。在莱辛看来，批评家位于哲学思想和艺术文本之间，他/她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验证、修改甚至推翻哲学家、理论家的论断或者结论。
但是批评家的责任在哪里？在于在批评活动中依据文学文本的特点，去修正甚至推翻某种理论，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某种新的当代文学理论。当下对理论的批评意见，究其根源并不因理论之过错，而是批评者的问题。批评家越缺少理据性自觉，就越会在一些理论面前处于劣势，只会僵化地应用甚至套用。当下某些批评文本的过度理论化现象，只是因为批评家的弱势而出现的理论浮肿，并不是真的理据性强大的表现。批评家需要真的吃透理论，然后才能在文学作品中验证、修正、重塑理论；只有强壮批评的理据性，然后才能谈得上批评的有效性或者理论的创新。
蔡家园（《长江文艺评论》执行副主编）：我从另外的角度简单谈一下自己的观点——理想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怎样去做？
我们知道，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实践性活动，它的主体是批评家，对象是文学文本，达成目的的中介是批评文本。因此从根本而言，要提升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批评家主体性，二是批评文本。对于批评家来说，如果丧失了主体性，批评就会失去独立性，难以摆脱意识形态或商业逻辑的操控。这里只谈主体性。
首先，批评家必须具有总体性视野。总体性视野观照要求批评家必须关注文学所处的整个环境，包括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等等的关系，文学研究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关系，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单行度地，而应历史地、整体地去看待文学。只有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将文学中的“人”视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考量，批评家才可能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去全面而准确把握文学的发展，从而达成批评的有效性。当下的许多批评缺乏价值判断与总体性视野的缺失是有关系的。
第二，批评家应该“敞开”自己。这种“敞开”是双重的：一是生命体验的敞开，二是知识经验的敞开。我们常常强调文学批评的感性精神、理性精神，而忽略了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关乎生命体验的。刚才王又平老师谈到批评家要“注入生活积累”，方岩说要警惕“过分依赖文学史知识”，我都深为赞同。批评家的批评实践如果脱离了自己直观的、幽微的生命体验，脱离了作为个体人对于社会的、时代的切肤感受，而仅仅依赖于美学的、符号学的或文化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概念推演和技术分析，很难说他的批评是真的批评、善的批评和美的批评，更不可能准确抵达文本的幽深处、接通作家灵魂的甬道。“我批评的首先是我自己”。一个批评家如果不能“敞开”自己，迅速吸收、转化新的知识经验，而总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其结局必然是无所适从，或者牛头不对马嘴。
最后想强调的是，“批评在本质上是生命冲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创造。”理想的文学批评家在观照社会、历史和文学时，必须从生命感受出发，创造性地展开批评活动，深刻回应社会现实的召唤，并引领时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黄晓华（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论坛》副主编）：因为我今天代表湖北大学文学院《中文论坛》来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介绍一下我们《中文论坛》的办刊理念。我们既关注现实也关注历史，关注学术史和思想史问题，而关注思想史和学术史同样也是为了当下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提倡“介入式写作”。这实际上也就导入了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那就是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刚才很多老师都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的多个方面，例如，对谁有效，何谓有效，如何有效，但对于追求什么样的效果，还是语焉不详。而谈有效性问题，可能还是需要关注，你想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才可能进行切实的评估，而这才是有效性的最终问题。
文学到底为什么？文学批评到底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现在是大踏步地后退，退到了鲁迅在1907年所说的“立人”。文学追求的效果是“立人”，文学批评同样也在“立人”，那么，立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我们文学或者文学批评都要思考的问题。文学关心什么？文学关心人性。伊格尔顿曾经说，文学传授两个东西，一个是情感模式，一个是关系模式，在情感模式和关系模式中间都隐含着价值判断，也就是包含着“立什么人”的价值判断。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认定，那就是在文学的情感模式中，应该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自由和平等，在文学的关系模式中，应该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的公正和法治。在我们考察文学批评有效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自己在为人性的健全或者不健全做了什么？
叶李（《长江丛刊》副主编）：刚才好多老师已经讲到，现在我们对批评的有效性的忧思或者不满，很多时候是因为理论架空了文本，理论绑架了批评者。延伸一点讲，我们面对当下的批评，对“批评是否有效”的怀疑论，也源于在今天的很多批评里看不到个性，看不到批评家的自我，我们读到的仿佛是一种“匿名的批评”——不仅批评的对象可以随时替换掉，作者的名字也可以替换，而不妨碍所谓的“批评”的成立。有效的批评，至少不能是“匿名的批评”，而应该是在“批评家”的批评个性与“自我”的层面能够被确认、辨识的批评，要能看到批评家自我的清晰面貌、他或她的主体精神。我们在面对批评对象的时候，可能首先需要反观自身，首先要对批评者自我“去蔽”，警惕因为理论的塑造，被“催生”的同质化的“自我”、被理论遮蔽了实感经验的“自我”、被理论僭越了自然生命的“自我”。
当理论预先对我们的经验进行分级并确定秩序，我们又将之内化于认知结构之中，并依据这样的认知进行批评话语的输出时，我们的批评的有效性有多大，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格非老师谈到今天的写作者所面对的难题——不是从自我的经验里面去产生意义，而是把对象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结构里面去寻找它预先被决定的意义，今天的批评恐怕也面对这样的陷阱。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批评路径、批评惯性保持一种抗辩的姿态。批评是批评家自我在一个新异的艺术世界里展开的探险，而不是指出被理论预先决定好的意义、在意义结构里预订的位置上放上作品。
姜涛在《今夜，我们又该如何关心人类——海子〈日记〉重读》这篇文章里引了江绪林阅读高华、梁漱溟之后的思考。梁漱溟和高华都是学者，前者虽然经历了更多的苦难、动荡，但却显得从容豁达得多，而后者尽管对启蒙的价值有一种高度的真诚和认同，但是同时也会发现他相较而言更脆弱，处于一种困难而脆弱的心灵处境之中。江绪林的观点是，这样的差异与个体思想是否具有生命的厚度有关。我们今天很多学人的处境跟高华先生类似，大都是在递进式的、比较平顺又相对简单、封闭的生活状态里成长，未必不会面对“困难而脆弱”的境况。我在想，我们从事批评活动，需要对思想价值的认同或判定、需要具备思想的穿透力，这些是不是同样应该建基于丰厚的生命经验之上，以“丰厚资源的内在滋养”去支撑个体的思想。实际上，生命经验的扩充本身就能转化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我觉得江绪林的感受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王又平老师刚才提到的生活经验的积累问题，有学者提倡从实感经验出发开展批评活动，其实，生活的实感、生命的经验、生命的厚度能够成为思想的支点，使“悬浮”的思想落地生根。思想、经验、生命感受的贯通，更能成就一种“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吾不丧我、又不失去“世界”的批评。衡量批评的有效性的一个维度恐怕应该包括批评活动对于批评者自我的建构是否有效，有效性有多大。有效的批评可以使批评家的“自我”“知识经验”“思维结构”被扩容、更新，使批评在一种人与人、人与文、文与世界的互动中实现意义的释放与增殖。
今天，谈批评的有效性，还需要讨论“问题的历史继承性与当下衍生性”，直面“在历史性与当下性的边界处”显现的问题的现实性；还需要为代际经验所规限的批评家主动在代际内外与不同代际之间寻求平衡，面对伴随代际更迭而出现的现实的“核变”，重新考察人与物的关系，打开批评视野。同时，批评家要不断“破界”与“跨界”——我们可以将这个“界”理解为空间，介入到不同的文学空间之中，通过更为全面的考察，为批评提供可靠的坐标系。我非常认同昌切老师刚才所说，今天，对批评的有效性形成最大挑战的也许就是批评家自身的知识谱系与知识结构。一方面，理论决定了批评家的“自我”，导致批评活动沦为理论的举例说明；另一方面，对于批评家而言，不是理论太多，而理论知识太少，比方说关于资本运作的理论，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关于最新科技的相关知识，这导致我们进入新兴文艺现象的批评路径不够，缺乏解读基于新媒体的新型文学文本的有效理论武器。追求批评的有效性，批评家要勇于打破批评的“舒适区”，不断探索自身知识与经验的边界，既探触到自身的边界所在，又通过努力建构自我与世界、他者的新的联系、建立多维视野及跨学科的、艺术与科学、技术相融合的知识结构来打开边界。
陈国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我主张有真情有温度的批评，相对而言，我更关注70后作家作品中的人性的幽微及精神的成长，比如李修文的创作，我觉得我做这项工作有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评职称，更多的是可以促进个人的成长。
李雪梅（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批评者自我的生命体验、知识谱系和思想境界，这种向内的准备构成批评的底色。上午於可训老师说批评若能写出读后感的味道就是好的批评，直接颠覆了我对读后感的认知。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说某种批评写作太像读后感，常常不是褒义的，反而是在暗示其学理性不足。但恰恰从个人生命体验与文学文本的深度融合而言，於老师这一提醒是非常必要而贴切的。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自我生命体验的投射，在此基础上，批评者的知识谱系和思想深度才能被激发出来，在批评写作中品味多重人生，反思自我内心世界，在摒弃了看似高深实则空泛的套词后，有感而发的批评才是有辨识度的个性批评，是感性和理趣相融合的创造性写作。离开了主观感受这一前提，批评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有效性是可疑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批评者与时代和生活进行深层对话的能力。批评者需要对文学现实和生活现实随时保持一种现场感和介入性，并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刘诗伟老师在长篇小说《南方的秘密》自序中提到“富人用温度计测量温度，穷人用皮肤感受冷暖”，提倡用皮肤感受温度的写作，并尽可能抵近生活的真相。今天上午合影后的间隙，和周芳老师聊起她的非虚构新作《在精神病院》，由衷佩服她能持续三百多个日夜去面对那些异样的病患，并认为她的坚持一定是源于超乎寻常的爱心。但她却脱口而出说是因为被爱，是因为那些称她为医生和老师的病患对她的信任与热爱。那一瞬间我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意识到被爱当然并不意味着她没有付出爱，但此时我和她对爱与被爱的表述，一种是出于常识的推断，这种推断自带盲区，一种是身在其中的发现，这种发现关乎平等和尊严，充盈着人性的温度，是一种切肤的发现。近年来大量非虚构写作和现实主义力作的出现，说明这种切肤的写作，已经成为许多作家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当我们作为批评者进入到文本的时候，是否也对生活有一种切肤的感受，是否具有回应人性奥秘和时代难题的能力？批评是与文本、生活和时代的深层对话，也是与作家在以上所有层面的对话，批评者的这种对话能力是批评有效性的重要保障。当然，在这组一对多的对话中，任何批评都是有限度的。这是批评的难度，也是对批评者的挑战，批评的解码过程因而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创造过程。
雷登辉（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我想提三句话，第一个关于批评的难度。实际上对于批评来说，很多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对作家进行对象化的处理，很多时候作家本人阅读的积累，它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超越批评家的，所以我们在批评的时候，是很有难度的。
第二个就是理论话语本身没有问题。理论话语它是有自己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很多的张力。而我们对于理论的运用，在我们自身，不仅仅我们去谈很多理论本身的问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有效性的问题，很多的关键词，有的时候是我们在用的时候把它固化了，比如阐释、现代、美学的等等，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对于批评的洞见。批评有的时候很有批判性的，很有这种洞见的，很多时候可能遮蔽了更大的地方，而很多并没有看出微不足道的，实际上也能够体现出批评最有利的回应。
刘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今天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来写批评文章，就会出现相应的有效性。但这些有效性都可能体现为外在的有效性，最根本的则是与批评者本人相关的内在的有效性。对我个人来说，批评的有效性面临着两个困难，一个是阐释的困难，一个是表达的困难。阐释的困难，就是想竭力去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以达到最准确的解释。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实践起来很难，总觉得自己的文字不能非常精准地契合作品本身。如何将作品和理论作恰如其分地对接，更是时刻面临的难题。往往就是在这样一些想达到却又不能完全达到的矛盾、冲突中进行着撕扯和分裂的文学批评，从这方面来说，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也体现为它的有限性。第二个方面就是表达的困难，如何去准确地表达一个美的句子，在文学批评中，我们同样绕不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批评也是一种原创写作。现在很多文学研究文章趋于同质化，我们从中根本看不到作者这个人，包括他的心思，他的性情。当我们被同一种模式化的教育和理念所规训后，那样写出来的套路文章，有着相似的面孔，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如何来规避这样的套路化和同质化，让自己的文章真正有辨识度，语言表达本身至关重要。也许很多人并不重视这一点，认为只要能将问题阐释清楚就可以，而从不去考虑阐释背后的修辞之美，这其实也是我们的批评难以获得认同的原因。在此，我想到刘川鄂老师曾在一篇文章里面专门谈到了批评的文体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它不仅需要批评家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和立场，而且还必须真正懂文学，爱文学，能够呈现自己独特的修辞，否则写出的批评文字是非常乏味的。所以有自觉的批评文体意识的人，他的批评文章首先对文学本身来说是有效的，其次从原创角度来说对他自己是有效的，最后对作家创作的启发是有效的，对文学史的写作是一种有效的参照。要真正建立批评的有效性，文体意识是体现批评家有辨识度的重要标准。我们还是需要回到文学的原点，回到批评的初心，回到於可训老师上午提到的真正阅读的感受问题，以此建构批评的专业精神。在我看来，文学批评今后的方向可能还是专业化和小众化，这才是有效的文学批评的丰富性之所在。
（录音整理：余梦帆、唐雅溱、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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