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平安

　　在我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脑际常常浮现出环保志愿者的身影来，那些不畏艰辛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抢救濒危的物种，只是为了维护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时有殒命其中的报道，却似乎很难触动芸芸众生麻木的神经。《戏觞》中人当引此为同道，两者面对的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区别仅在于后者守护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绚丽多彩，具体而言是一种叫做楚剧的地方剧种。这是一群痴男怨女组成的特殊群体，是楚剧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进而把命运联结到了一起，而对楚剧发自肺腑的热爱，可谓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虽九死其犹未悔，而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则敷演着各自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诉说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不尽叹喟。

　　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以程式化、虚拟化的美学特征和唱念做打的表演形式，与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并列为世界三大古典戏剧，虽成熟较后两者为晚，但当后两者早已销声匿迹的今日，唯有中国戏曲生旦净丑犹存，锣鼓笙箫不断，以一枝独秀活跃于舞台，若问何以能如此，答案或许就潜藏在这部小说的字里行间。

1.开启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一扇窗口

当作者撰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中国社会各界的主题词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中国社会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苟日新，日日新，以至于今日中国，已不是往日中国了。为伟大的历史变革存留一份文学的记忆，是作家当仁不让的职责所在，这场宏大叙事深入到各行各业，全景式的展示，史诗式的手笔，恐怕还要假以时日，摘其银河之一星，取其沧海之一粟，应该更切合为文之道，而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则永远是写作的铁律。在楚剧传播的核心区域，作者张慧兰生于斯长于斯，自小耳濡目染，声腔道白，早已烂熟于心；大来则跟团下乡，餐风饮露，甘苦自知。而更重要的，则是结识了剧团的男男女女，眼见了许多大事小事，以至虽时过境迁，每每回首，往日风景，依然奔来眼底，挥之不去，应该说，到这个份上，一个作家写作的前期，就如同怀胎十月呼之欲出了。可以想见，当作者锁定了一家楚剧团，作为切入口，则无异于开启了一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窗口，心头便豁然间明朗了。

　　中国传统戏曲，若将各民族地区的戏曲计算在内，多达三百六十余种，其中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为五大戏曲剧种（若将秦腔纳入其中则为六种）。比起这些传播面越出特定地域的大剧种，楚剧仍然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方戏曲的小剧种，虽然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影响力显然比不上五大剧种，尤其与尊为国剧的京剧不可同日而语，剧团锐减、经费困难、人员老化、后继乏人，更致命的是观众萎缩，等等，这是诸多地方戏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况且作为一家区县级的小剧团，莲城剧团也很难享受到非遗名录带来的政策扶持，这一状况已经先在地预设了该剧团的尴尬地位，而这，正是作者为小说设立的，一个高度写实的典型社会环境。

　　莲城剧团的尴尬处境，开篇伊始，也是新年伊始，就十分突出地摆在读者面前：为了解决剧团学员的编制和工资问题，一群学员家长集中到区委区政府门口上访，这一举动其实牵扯到的是中国现行体制及其改革的艰难。局外人很难知晓中国“单位”的门道，即有所谓行政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单位之分；以事业单位计，则又分为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自筹自支单位等等。莲城剧团目前属于差额拨款单位，“区财政下拨在职演职员工资仅60%，其余40%经费由单位自筹”，正所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自筹部分的巨大缺口，以及因此引起的单位员工的人心浮动，已经让首当其冲的剧团团长杨喜亮和身后的文化局长樊良栋一筹莫展，而学员家长上访，则是为了让政府兑现当年开办楚剧艺术中专班时，优秀学员“留团工作，提供编制，享受财政待遇”的承诺。然而世事多变，文艺院团转企改制已是箭在弦上，正如副区长贾成彪所言：“文化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剧团在职员工全部采取自然消亡的方式，往后根本不存在有编制、吃财政饭的情况，剧团要推向市场，向市场要钱，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政府门口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上访，事由不一，杨喜亮就碰到过几次群访事件。”既有“各种各样的人上访”，又有此起彼伏的“群访事件”，转型期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方方面面的利益冲突，是繁花似锦的表象下潜藏的不安定因素，一家小小剧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从小说章法着眼，作者是深谙长篇营构之道的。开篇伊始，几个主要人物即悉数登场，人物的背景，人物之间由历史形成的或亲疏或矛盾的关系，该交代的都做了清晰的交代；情节的后续展开，该设伏笔的都设了伏笔，无论是樊良栋的病情，还是秋泠的长相，甚至特意借助想象和虚构，写到“毕业后的秋泠跟冯玉音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这使秋泠成了冯玉音第二”，而此后贾成彪与秋泠的生死之恋，正是建立在将其当作“冯玉音第二”产生的，无此则小说的重要内容便无法展开。这些必要的交代，不是静态地陈述，而是将人物推到风口浪尖；没有拖泥带水的铺垫烘托，有的是简洁明快的信息传达。在长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上，似可见出这一代作家与前辈的代际差异来。

2. 讲述性情中人的人生起落

所谓性情中人，是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内涵界定的，把握《戏殇》中几个人物性格，大约可以用情深意笃、执着一念来归纳。

　　大凡梨园行人，出道通常都很早（包括主人公樊良栋等人在内，“那些演职员工十三四岁进剧团”，完全是写实之笔），因为唱念做打是硬功夫，必须打小练童子功。用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来看，这一行当最清楚地体现了“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残酷现实，而文学关注到的，则是特定职业给从业人员涂抹的性格底色，往往终生不会消退，这些底色与各自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际遇相掺杂，便呈现出五彩斑斓的人生图景来。

　　樊良栋和贾成彪原本是同一师门的师兄弟，因冯玉音而成情敌，不是冤家不对头，贾又成了樊的顶头上司，整部小说基本上围绕两人的矛盾及相关的爱情故事展开，其余人物则一一依附于这条主线。

　　这是两个对比性很强的人物，虽则两人都已先后步入仕途，但“有些人在官场如鱼得水，可有些人寸步难行”，所以如此，在于樊良栋并未完全实现由演员到行政官员的角色转换，用贾成彪教训他的话来说，就是“搞工作要理性，千万不能感情用事”，而贾成彪则彻底变身为一个有“理性”的官僚了，

　　作为演员，樊良栋是一个好演员，不仅是“相貌清癯，声音浑厚，唱腔圆润，感情投入”，更重要的，“是在用心演戏，用生命在演戏”，冯玉音之所以舍贾成彪而择樊良栋，根本原因就在于志同道合。作为官员，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樊良栋都是一个难得的好官，一个基层政府部门的“良栋”。他由剧团团长而文化局长，上任伊始，就以“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己任，虽然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文化体制改革带来的动荡和引发的矛盾”，让他“举步维艰”，但他以“位卑未敢忘忧国”自励，为此“一天也不敢松懈”。读者看到的，的确是一个殚精竭虑，事必躬亲的文化官员，每有事端，必亲往一线处理，形同救火队员，甚至甘愿为属下的错误承担政治上的甚至经济上的责任；外出考察，一行人不过是“换个地方玩”而已，只有他一个人是“带着问题出去”的。然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有诸多“条条框框”，他“必须循规蹈矩”，却“处处受人管制”，一来二去，天长日久，“戏剧舞台上的灵性和个性也都磨灭了”，舞台上那个风流倜傥的梁山伯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小官员，和昔日师兄弟贾成彪一番面谈，居然“摸摸后背，内衣全部湿透”，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同情之余，又恍然感觉几分契诃夫笔下那个小公务员契尔维亚科夫的可怜相。樊良栋的抱病工作（为了给剧团筹款以肝病之身在酒场上狂饮，人称“拼命三郎”），心劳日拙，不但得不到上级的旌表，甚至不明不白地受到审查；也得不到剧团职工的体谅，甚至于因“工资一分钱没涨”而成为员工“最恨的人”。他终于在剧团眼看起死回生，渐入佳境的时刻，倒在心爱的舞台上，彻底完成了一个悲剧性命运的书写。

　　贾成彪便是另一番景象。当年为了争夺冯玉音而在舞台上使阴招，几使樊良栋致残，已见出人品的低下，后来的上位来源于政治婚姻，自当了分管文教卫的副区长，作了樊良栋的顶头上司后，便处处掣肘，挟嫌报复，让其进退失据，有苦难言。在樊良栋为民请命，落实学员编制时，贾成彪那一番教训味十足的大道理，句句中规中矩，字字无懈可击，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上级明明还有若干编制名额，却被挪作他用，而“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必要条件的影剧院维修，300万元专项经费明明已经拨下，却被人半路截留，这些都不过是现今常态，我们看到的是改革的艰难。

　　然而因其当年楚剧舞台“台柱子”涂抹的底色，贾成彪终究也是“性情中人”，他对冯玉音的挚爱，数十年不曾消退，政治婚姻带来的畸形的名存实亡的家庭生活，无疑增加了这种持念的合理性，使读者对其所作所为平添了几分理解的同情，至少找到了行为后面的动机。当邂逅秋泠后，贾成彪立即将其视作秋泠化身而备加护爱，而秋泠不幸的身世与同样畸形的家庭，益发增添了贾成彪的怜香惜玉之情，也使秋泠感受到从未感受过的温暖，小说由此摆脱了很容易落入的官员与小三的俗套故事，使得小说更像小说。为了“不让她受任何一点伤害”，贾成彪“宁愿付出自己的所有，甚至生命”，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自诩，而非轻薄浪子的浮浪之言，而他也兑现了自诩的诺言，在秋泠自杀后抛却大好仕途从人间蒸发，一洗其官僚嘴脸而露出殉情者性情中人的性格底色。

　　在“情痴”的痴迷度上，徐惠芳丝毫不让贾成彪，从少女时代的春心萌动，到老来再次相逢，暗恋的樊良栋“早已变作一粒千年的莲子埋藏在自己心里”，并且爱屋及乌，成立楚剧戏迷协会，还把女儿也培养成楚剧迷；冯玉音为了楚剧不曾生育，失去了作母亲的幸福，她将秋泠视同己出，甚至当作自己的化身而倾心培养，“一直希望秋泠能代替甚至超过自己”，但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意识到自己将失去存在价值”的冯玉音，“内心还是难以接受”，这是一个性情中人复杂而微妙的心理世界的展露。不仅如此，她对秋泠和贾成彪关系的告诫，本出于母爱般的一片苦心，换来的竟然是秋泠“我讨厌你，我更恨你”的恶语，说明冯玉音既不了解秋泠，也不了解贾成彪，同样是一个不乏悲剧色彩的人物。

　　如果说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可以以偏平人物为主的话，那么体量庞大人物众多的长篇小说，倘若没有一两个性格丰满而多侧面的圆形人物支撑，通常是难以体现特定体裁的特点的，而所谓多侧面，也即是凸显人性的复杂，不再将人或者看作天使，或者看作魔鬼罢了。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读罢一部小说，如果它可以归入到通常意义上现实主义的旗帜下，那么能对其中一两个人物留下清晰的印象，小说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戏殇》人物画廊中两类人物的面貌，大都是清晰可感的，是符合人物性格自身逻辑支撑的，这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

3. 传达楚剧独特的美学意味

众所周知，结构之于长篇小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戏殇》整体上的线性叙事，表明作者并没有在结构上做出多少花样翻新的尝试。不过在我看来，小说煞费苦心之处，在于如何将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融合到一起而相得益彰，这一运思借助于一出家喻户晓的大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得以实现，并且其多重价值远超出了一般性的、过程性的交代。

　　首先，在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中，《梁祝》起到了某种粘合剂作用。这出戏男女主角的最初搭档，原本是贾成彪和冯玉音，且“配合默契，如行云流水”而互生爱意，但只因一次演出前贾突发高烧而让樊良栋顶替，终使冯玉音移情别恋，遂生出后来的许多故事。读者看到的是偶然性的强大作用，强大到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向，而人生的不可捉摸、难以逆料，或残酷或奇妙也正在于此。贾成彪也是在一次观戏时，注意到舞台上扮演祝英台的秋泠，当下“眼睛便直了”，遂一发而不可收；樊良栋在集贤村演出《梁祝》，引发时下称为粉丝的村女徐惠芳的爱慕。不言而喻，《梁祝》这部爱情戏都起到了粘合剂作用。若再往深里说，《梁祝》的悲剧性结局，与小说主要人物的悲剧性命运，形成了某种暗喻，或者说松散的互文关系。另外还有一层意义，这是经历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洗礼之后，被文学圈弃之如敝屣的，文学的认识价值——简而言之，就是让读者认识了楚剧这一地方剧种。

　　以文字而非音像作为媒介的小说，要传达楚剧的韵味，当然也只能借助于文字。小说把几出折子戏，尤其是全本大戏《梁祝》不同片段的唱词，与小说不同场景、不同登台角色的演出，分布在从开端到到结局的叙事链条各个环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的同时，也使并不熟悉楚剧的大部分读者，对这种地方戏有一个虽不深入，但毕竟是初步的、感性的认识。窃以为在这一方向上，倘若能进一步加大力度，则将会对小说的容量有进一步的拓展。

　　凡是用心阅读文本，捕捉并品味小说引述的许多段唱词的读者，都会对其不假藻饰明白如话的文风留下印象，这正是楚剧平民化、地方化、通俗化、生活化的鲜明特色，这种印象如果能建立在具备一定的戏曲美学知识上，能与京剧、尤其是昆剧略作比较的话，则一定会更加深刻。

　　楚剧起源于民间一人唱众人和的田畈歌谣，这决定的它的草根性基因，这与同样起于民间，却被宫廷接纳收编而至于宫廷化、士大夫化的昆曲，甚至一定程度上的京剧，不可同日而语。封建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依据自己的审美标准，曾将星罗棋布于中华大地的三百余种戏曲，分为两类即“花、雅两部”，除了视登堂入室的昆剧为“雅”部外，其余皆属“花”部，且目为“乱弹”，凌乱、粗俗、不入流的贬损意味溢于言表。然而扎根于民间的各个地方戏剧，因为能满足一方百姓的审美和娱乐需求，依然如野草般顽强生长，小说中楚剧团集贤村演出的场景，以及徐惠芳以身相许的铁杆粉丝形象，传达出的是地方戏兴盛年代的流风余韵。每一种地方戏都有一部自己的历史，都会产生若干代表性的艺术家，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讲究代际传承的，梨园行尤甚，我们从樊良栋对师傅持弟子礼，“任何时候都对洪正宣毕恭毕敬，言语上不曾有丝毫怠慢，每年春节都会去看望他”，足以窥见师徒人伦的稳定性。有鉴于此，作者如果能跳出一隅之地、一时之限，通过诸如人物的身世、活动，或者剧目的传承等等，稍加叙述甚至点醒，将小说摆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范围里，如此则可获得审美的纵深感与厚重感，并且将地方官员“不会认识不到一个地方传统戏曲的重要性，如果楚剧在他们手上失传，他们就是文化的千古罪人”这一认识落到实处，而樊良栋“楚剧的市场在哪里？楚剧的出路在何方？”的痛苦诘问，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楚剧人对楚剧几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艰难守护，也更增添其悲壮性。遗憾的是，小说给出了一个近乎大团圆式的结尾，好事连连，皆大欢喜，无论是剧团的经济危机，还是个人的生活困境，皆获得一揽子圆满解决，作者可能是想把樊良栋之死，摆放到这样一个欢乐氛围中，以反衬斯人独憔悴的悲剧性，完成其“用生命在演戏”的性格完整性，不能说这种安排没有道理，但我却认为折损了《戏殇》之“殇”的力度，因为正如小说开篇揭示的楚剧团面对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并非是靠一笔笔钱款的到位即可迎刃而解的，再推而广之，楚剧之殇，也正是传统文化面对社会的剧烈转型之殇，面对现代化大潮的汹涌冲击之殇，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此，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