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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阴影——读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丛刊 热度: 11278
■王秀涛

  作家邓一光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用的是黑色的内封面,厚重而压抑,如同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等战争电影用的是黑白镜头一样,这样的色彩有“一种沉痛缅怀的感情倾向,也是表明了如实反映历史的态度”,既是对战争的控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祭奠。小说以七十万字的篇幅,三百多个人物,围绕香港十八日保卫战,书写了一部“人与战争”的史诗。从表现战争、反思战争的角度看,它无意是一部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并有着对战争和人性深刻反思的作品,就如李敬泽所说,邓一光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写战争写得最好的”作家,而且从世界战争文学的角度看,也有其自身的意义,贺绍俊认为,这部作品“和《战争与和平》有很多相似之处,作者在作品中的思考可以看作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思考的延伸。时间将会证明,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人,或所有的士兵》

  《人,或所有的士兵》是一部关于战争的小说,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突袭香港。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宣布投降。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在这场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在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非人的生活,小说就描写了在战俘营发生的故事。虽然是战争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直接写战争的场面,而是把战场转移到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但小说里,战争又是无处不在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因战争而起,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战争的硝烟并未散去。与以往邓一光的作品《我的太阳》《父亲是个兵》塑造的军人形象不同,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坚毅的军人,不是作为战士的士兵,而是作为普通人的士兵,看到的不是他们的英勇无畏,而是他们在战俘营遭受的非人的待遇,还有他们的精神困顿和内心恐慌。以战俘营为背景的小说,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其人性和历史反思的高度和力度也是少有的。

  小说在形式上是以法庭陈述、法庭调查、法庭外调查、结案报告等方式来呈现的,通过不同的历史当事人的讲述,围绕战俘郁漱石,对个人的历史,以及战场和战俘营的遭遇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呈现,这种多角度的呈现,一方面对精神、人性复杂性的剖析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对历史也有更具立体感和个人化的呈现。这是有意味的形式建构,不仅仅是形式的特别,更重要的是,证据、调查的逻辑是真实,是要逼近历史的真相,这种形式也表明了走进历史深处的意图。事实上,邓一光为创作这部作品,多次进出香港进行实地考察,翻阅和查证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甚至具体到保卫战每天的天气情况。小说后面也列出了相关的历史参考资料。小说虽是虚构,但资料功夫的充足使得小说有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小说里面有大量的历史知识、数据,呈现了关于战争的真实细节,另一方面,得益于资料准备的充分,小说的虚构并没有丧失历史的精神,反而具备了充分的历史感和真实感,这也成为小说具有历史深度和反思力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建立在充分的历史调查基础上的反思才是有说服力的,才是有力量的。

  小说把战争的影响由肉体延伸至人的内心,战俘营里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点也不亚于战场厮杀的残酷,那里有的是人格的搏斗,是人性的深渊。而人与人心正是邓一光反思战争的落脚处,就像邓一光所说的,“真正的战争文学一定是直指人心,直指人的精神构建,最终一切落实到人性的考察之上。”恐惧是小说的关键词,弥漫在战俘营及每一位战俘身上,也是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最大的人性。进入战俘营,最大的变化是恐惧的强度的不断上升,“入营后最初几天是恐惧期,每个摸到地狱之门的人都经历过令人窒息的黑暗,这些黑暗有的相同,也有感受完全不同的体验。接下来的两个月是适应期,人们不仅要适应强制性的糟糕生活,完成新角色的转变,还要完成对失败和屈辱的接受。六个月时间是极度恐惧期,人们发现身处的环境比地狱残酷,神不会出现在这里,没有人能够解救他们。一年后,绝望达到顶点,人们随时都会崩溃”,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很多战俘根本无法克服恐惧,发生很多自残和自杀行为,有的把铝制汤匙吞进肚子里,然后是两枚磨得十分尖锐的石片,接下来是一颗锈蚀的钉子,有的战俘则用锈钉子刺穿手腕上的血管,笑嘻嘻喝下自己的血,再用钉子生生切掉自己一根手指。战俘营是人性充分暴露的场所,这种恐惧比起饥饿、病痛更为折磨,摧残着战俘的精神和内心。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暴露了恐惧状态下不可思议的行为:国军战俘374号在大解时,一名警备队守卫提着枪刺闯进茅厕,指着374号的脚下破口大骂。374号害怕极了,不得不闭上眼睛抓了一把自己的粪便抹进嘴里,但他还是被痛揍了一顿。后来才知道,守卫并非命令374号吃自己的屎,而是他穿了一双警备队丢弃掉的军鞋,守卫命令374号脱下来。类似的故事在战俘营里比比皆是,尊严丧失之后,“没有什么人性的力量是牢不可破的”。

  恐惧是每个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软弱,无法从道德等社会层面去考量战俘的行为,这是他们无法克服的人性,一切不正常的行为也均是人性面临奔溃的反应。就像郁漱石说的,“我对D营的恐惧并不来自寒冷和昆虫,而是那些在D营生活了三年的中国战俘”,“D营有一种迥异于人世的怪异,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正常人”。“他们当中不少人丧失了信心和希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和记忆力,患上了口吃,不愿意聚群,远离同伴,说话做事慌乱无章,行为夸张,一片树叶飘到脚下也会感到震惊。”郁漱石这个人物也同样处于一种撕裂的状态,就像他自己说的,在梦中梦到了“两个我”,一方面他也深陷恐惧之中而无法克服,“恐惧耗尽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和知觉,在无力摆脱恐惧的困境前,我采取过多少种方式来战胜它?幻想,假设,置换角色,自我鼓励,麻木,甚至只是依赖选择性遗忘?”他在战俘营中也会妥协,也会为了一点吃的东西选择和日军合作,但他同时有着相对清醒的自我认知,“我是个胆小鬼,一个卑微懦弱的小人物,我不想死,可现在我更不想活着。我不愿意被日本人一点一点折磨死,那样太痛苦,地狱里的鬼都受不了,我挺不过去,我会变成一个连我自己都唾弃的人”。这种信念使他能够保留仅存的一点希望,也能够避免彻底的堕落,使他能够“深怀恐惧之心,却行勇敢之举”。虽然最后在战俘营大屠杀侥幸逃脱,但恐惧仍然无法消除,生命的意义被损耗殆尽,被那种不确定的人性,那种“躲在人们身后无尽的黑暗”完全控制住,这种恐惧比起直接的屠杀和死亡更为残酷。

  战争带来的恐惧只能由个人承担,历史的后果最终会落在个体身上,因为“国家不需要恐惧,那将削弱信念和力量”。战争“只会渲染和强化恐惧,而不会解决它”。战争结束了,但伤害却不会终止。小说把恐惧之心提高到了人类权力的高度,它是对人类文明的保护,有恐惧之心才能避免肆无忌惮,恐惧之心的丧失往往也是历史悲剧的起因,邓一光说:“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想悖。”我们只有认识到软弱的力量、捍卫人类恐惧的权力,才能更好的观察历史、反思人类文明的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是借战争、人心对人类文明的反思。战争是认识人类文明的窗口,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写到,人类从起源到进入现代世界,战争从未间断。“战争几乎和人类一样古老,它触及人心最隐秘的角落——在人的心灵深处,自我挤掉了理性的目的,骄傲、情感和本能占据着主导地位。每一场战争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类文明的欲望。国家经过征服、内战或独立而建造;普通人津津乐道的侠客、骑士、武士文化,可以追溯到原始部落的尚武精神。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战俘营作为战争的延伸,同样如此,比如《日内瓦公约》关于优待战俘有明确规定,“战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的困扰。”但日本却迟迟不愿意加入,这是他们的民族文化及其控制的人性使然。

  战争和文化、文明的关系非常紧密,战争背后是人类的欲望、文明的欲望,邓一光显然对此有深入的体会,战争是他观察人类社会、观察文明演进的媒介,就像他说的:“对我而言,战争不是一种题材,而是人物的生存环境、场域、经历和经验。我的故事会泅渡过历史的海洋,以新鲜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细节佐证寻找到典型的人物,记录并叩问人类建立起来的文明城堡的硬伤,这是我写作的动因。”战争是人类文明的阴影,但他最终会投射到个体身上,不仅仅会剥夺人的自由、生命,也会让人丧失对世界、对人的信念,却又无法逃离,就像郁漱石说的,“我可不想一辈子留在这里,我想离开它,我想走出阴冷、肮脏、血腥、敌视和仇恨的战俘营,远走高飞,一分钟也不愿意等待!如果作为人不行,那就随便变成什么好了,蝮蛇、蚊蚋、花粉、雨点或者风,那样就不会被人的躯壳羁押住,如果能做到,我愿意接受诅咒,永世不再变成人。”这就是人类文明的巨大阴影笼罩下的人,它会使人失去成为人的信念。

  “任何美化都是背叛,所有生存皆为侥幸”,小说腰封上的话无疑是对人类、历史的提醒。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部灾难史,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人类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尤其是战争等人为因素反动的灾难呢?有学者在文章里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人类文明正是经历瘟疫、战争和饥荒才得以浴火重生,有学者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脱颖而出,正是由于其受到了更多的磨难,而爱好和平、国富民强的古代中国却因过于安逸,最终在历史的长跑中败下阵来。为什么社会科学的学者会有这样怪异的观点呢?”这些观点当然不是一种全面的、负责任的说法。战争或许会改变历史发展的走向,但文明的演进不应建立在战争之上。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远离战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这是邓一光给出的坚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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