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5号”震撼亮相
在1984年的国庆阅兵庆典上,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程、中程和洲际战略导弹第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特别引人注目。威武的长剑战车以昂扬的姿态向世人表明: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肩负起了捍卫祖国安全的神圣使命。在这次公开接受检阅的战略导弹中,“东风5号”导弹是我国第一种具备洲际射程的弹道导弹,自服役以来是我国核打击力量的中坚。
自从核武器问世之后,投射手段日益受到重视。洲际弹道导弹拥有全球覆盖的打击能力,在某些方面较空中投射方式有明显优势,二战后很快即成为军事大国所谋求的目标。1957年8月21日,前苏联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R-7远程发射试验成功并于1959年入役。而美国第一型洲际弹道导弹SM-65在1958年11月28日完成全程试验,同样在1959年入役。60年代我国掌握核武器技术之后,洲际弹道导弹也被提上了日程。1965年3月,负责规划“两弹一星”的中央专委决定研制洲际导弹,编号命名为“东风5号”,并下达了主要战术、技术指标,要求1971年首飞,1973年定型。导弹的技术设计完成于1970年6月。此后导弹投入小批量生产并开始测试,总共生产01批次“东风5号”6枚。
“东风5号”洲际导弹最初可以搭载1枚重3000公斤,威力为300~400万吨TNT当量的核弹头。而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的原子弹“小男孩”,尽管创造了“举世惊骇”的重大伤亡,但这种早期的核武器与后来日益成熟的战略核武器而言具有质的差距。“小男孩”的实际当量其实只有大约是1.2～1.5万吨,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简单计算公式,核武器的杀伤半径是1.494乘以核武器当量的立方根。根据这个计算公式,3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大约可以夷平半径10公里的范围——这还不算放射性沾染所造成的漫长影响。然而,同样根据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几枚小型核弹头所造成的杀伤面积远远大于一枚大型核弹,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国际上的战略核导弹都趋向于多弹头的设计,即一枚导弹中载有多个小型核弹头,以期达到最大的毁伤范围。而我国的“东风5号”导弹也不例外,经过不断探索,东风5-A也可以搭载5枚小型核弹头——当然,这就是后来的事情了。
1971年3月,第一枚“东风5号”遥测弹各种试验和总装工作完成。根据《世界航天发展史》记载:同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在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获得基本成功。实验当天上午11时,“东风5号”首发遥测弹发射,进行低弹道方案考核试验。导弹第一级情况正常,顺利分离。但由于计算机软件设计问题,未能适应低弹道,导弹落点偏远565千米。随后10月份,一院总体设计部总结教训,针对可靠性和作战使用性能,对“东风5号”的总体方案提出了10项幅度较大的改动。此后3年时间,主要进行基本设计的改进工作,但导弹的两次发射试验均未成功。研发受挫之后,“东风5号”的试验工作暂时搁置,重点工作转向基本设计的修改。1973年10月,经周恩来批准,洲际导弹的研制、试验计划推迟。
谈到第一批次其他“东风5号”导弹的去向,就不能不提起一个巧合。同样是研制国第一款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号”成功地衍生出了繁盛的商业火箭家族。“风暴1号”运载火箭是1969年8月国家下达任务,由上海航天局负责研制的两级液体火箭,采用和“东风5号”相同的推进剂,其结构也与“东风5号”基本相似,主要用来发射低轨道卫星。1972年8月首次进行遥测试验火箭发射,取得了基本成功。1975年7月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质量超过1吨的卫星。1977年7月用“风暴1号”进行了低弹道第一次飞行试验。而“长征2号”家族的初始型号则是从“东风5号”01批次改装过来的。1975年5月25日,国防科委就战略导弹研制工作安排向中央军委递交了请示。经过讨论,中央军委常委会明确提出必须首先抓紧洲际导弹的研制,并确定了洲际导弹第一步要达到的射程和发射方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报告。“东风5号”的第二批次飞行试验开始处于酝酿状态。1977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于1980年进行“东风5号”全程试验。随后一共生产16发,其中8发在1981年前用于飞行试验,弹头研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
1980年5月18日,向预定海域发射580-甲弹,取得圆满成功。导弹飞行时间29分57秒,射程9070千米。“580任务”后,一院根据实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对产品软硬件进行了改进。1981年12月7日,从地井进行导弹高弹道飞行试验。制导系统首次采用误差修正方法,在命中精度上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接下来的收尾工作相对较为顺利。1983年,第一级发动机定型。1984年3发“东风5号”参加国庆大阅兵。
对于我国而言,任何时候都是第一步先解决有无问题,然后才讨论好坏问题。“东风5号”则是扮演了这一角色。尽管比起当时的国外同类产品并无优势,但从“零”到“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东风5号”赋予我国的远程核打击能力是构建核平衡、提高威慑力的关键筹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传奇教练亲历阅兵
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58岁高龄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官孙国桢再一次挂帅出征,担任水兵方队总教练。他是共和国受阅大军中最老的教练,也曾是最年轻的教练,还是参加受阅次数最多、水平最高的教练,更是一位身份特殊的教练。然而作为幕后英雄的他却有着许多苦辣酸甜。
孙国桢清楚地记得,1943年,年仅17岁的他怀着满腔热情,考上南京一所军校。军校毕业后不久,国民党海军教导总队要组建赴英学兵大队。一心想当海军的孙国桢积极报名参加,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怀着报效祖国的热情,孙国桢远涉重洋赴英国训练,成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一名中国水兵。经过两年学习,孙国桢与同去的600名官兵,驾驶着英国赠予中国的海军王牌舰——“重庆号”巡洋舰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返回祖国。然而,回到祖国后,他们才知道,军舰不是去保卫海疆,而是被派往前线打内战。不满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重庆号”舰官兵,在共产党的感召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重庆号”舰起义。孙国桢作为该舰主要起义组织——“士兵解放委员会”27名成员之一,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通电嘉奖。
194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阅兵在北京举行。本来开国大典海军受阅方队中有孙国桢的,他还参加了多次训练,可最后学校把会吹萨克斯管的孙国桢抽调到了学校军乐队。阅兵前,中队指导员动员孙国桢:“参加军乐队与参加阅兵一样,都是为开国大典作贡献。”就这样,孙国桢与开国大典阅兵失之交臂,这成为孙国桢的终生遗憾。1951年建国2周年国庆阅兵,孙国桢受命担任海军学员方队阅兵训练总教练,成绩斐然。从此之后,孙国桢便与阅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阅兵训练场上书写着人生。
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从毛泽东开国大典到邓小平国庆阅兵,孙国桢的人生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1981年9月,孙国桢参加完华北军事演习阅兵刚回来,学院教务部协理员就找到孙国桢,要他写一份入党申请书。要知道,从“重庆号”舰起义不久,孙国桢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不知写过多少份,就因为他“骄傲自满”,所以一直未能入党。孙国桢虽然一直是整个阅兵村中唯一不是党员的方队总教练,但他毫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阅兵训练任务。这次,在海军首长的关心下,孙国桢如愿以偿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他30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
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58岁的孙国桢又一次站在阅兵训练场上。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国庆阅兵训练,孙国桢担任海军学员大队副大队长兼总教练。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让孙国桢差一点与35周年国庆阅兵失之交臂。1984年3月1日,阅兵指挥部进行阅兵前教官集训。孙国桢作为海军学员方队总教练到集训地报到时,却被门卫拦下:“老同志,请登记!”孙国桢知道,此次阅兵集训,总指挥部早已明文规定教官年龄最大不得超过40岁。而此时,孙国桢的年龄已是58岁,超了18岁。值班军官忙向集训队领导报告:“海军来了个老同志,58岁了,师级干部,怎么办?”集训队领导回答说:“这是海军推荐的,先让他进来,安排师职住房,以后的事再说。”
集训队开班那天,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阅兵总指挥秦基伟亲自来动员,他说:“海军学员方队来了一个老教官,多次参加国庆大阅兵,很好,我们欢迎啊!”忐忑不安的孙国桢终于放下心来:秦司令员批准了,这次就算过关了。集训结束后,阅兵部队进驻沙河机场训练。入党只有两年多的孙国桢,第一次参加海军学员方队党委会。孙国桢激动万分,以更加忘我的精神投入到阅兵训练中,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誓言。孙国桢常对学员们说:“走正步如同人生一样,不仅需要把握好自己的步幅、步速、韵率和节奏,还需要注意队员间相互配合、协调,这样才能达到步伐和谐一致。”踩乐点训练,是队列训练的最后阶段。只有踩到鼓点,踏上节拍,才能做到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为了培养学员乐感和节奏感,孙国桢在组织训练中,播放各种音乐,有军歌和进行曲,还有各种舞曲。
1984年10月1日零点,孙国桢像送勇士上前线一样,把352名着装一新的学员送上开往天安门广场的汽车,他的心也仿佛随着汽车飞驰而去。作为幕后英雄,孙国桢一次也没有在天安门前亲眼看见自己训练的方队是怎样通过天安门的。50年代的10次大阅兵中,他都是在喇叭下和收音机旁,收听阅兵式的实况广播,他从海校学员走过天安门的脚步声中,判断着他们走得怎么样,能不能赢得第一名。直到国庆35周年,他才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阅兵式的盛大场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三军仪仗队,然后是6个军事院校方队。电视机上远远出现一条白色的斜线,海军学员方队犹如一艘白色方舟,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地走来。孙国桢用内行的目光一看就明白,这是熟悉海军方队的摄影师在长时间、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示海军方队的风采。斜线渐渐地变成横线,海军学员方队由远而近,从任何角度看都笔直如切,甩臂似大海那样舒展,迈步像波涛那样奔腾,真是步步霹雳,所向披靡!其实,国庆阅兵分列式要走出自己的正规步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曾有些人不解地说:“不就是立正、稍息,踢正步吗?走队列有多难?!”然而,要把队列走好,把正步走好,特别是把几百人上千人的方队走得像一个人一样,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正步走分解动作,孙国桢就认为“一步一动、一步两动”拔慢步的训法,虽然可以发现和纠正单兵的痼癖动作,但解决不了重心前移问题。如果重心前移不了,步幅就会打折扣,排面就会不整齐,整个方队就会走散。如何解决重心前移平稳、保持持久?孙国桢从朝鲜妇女顶物行走中悟出“顶帽练兵法”,让学员把帽子翻扣在头上,训练收直颈,对保持身体重心平稳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走齐横、纵、斜3条直线,孙国桢更是绞尽脑汁。他用几何原理,把方队分割成若干个三角形和菱形,从不同角度排列组合,使学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明白自己的位置,方队在行进间不会走变形,始终保持着整齐队形。行如流水的白色方队,一会儿像平湖泛起层层涟漪向四周荡去,一会儿又像涓涓细流从四面八方汇聚。正是这背后的艰辛付出,才换来了今天傲人的成绩。
紧随军事院校方队之后的是由水兵、空降兵、女卫生兵和人民武装警察组成的5个步兵方队。之后进入广场的是24个机械化方队和108辆坦克组成的6个方队,孙国桢曾听坦克部队的同志说,为了确保阅兵时坦克不熄火,坦克方队最后一次给坦克加油时,首先要把油箱放空拆下来,然后用高压气吹洗油路,再加进经过油罐车3次过滤的油,这油比啤酒还要干净,最后再将油箱盖用铝封好。即使这样,每次阅兵还有应急预案,包括在东长安街附近的出发地,每个分队都事先部署了2辆备用坦克,以防万一。随后是导弹部队的开进。
国庆35周年大阅兵胜利完成。海军方队受到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通令嘉奖,孙国桢荣立个人二等功。这也是孙国桢参加国庆阅兵训练以来获得的最高荣誉。庆功会后,当时的海军司令员、后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特意与孙国桢合影留念。
“小平您好”诞生内幕
1984年,35周年国庆首都群众游行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在行进中突然展开一条“小平您好”的横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胡耀邦最先看见了什么,微笑了起来,然后倾斜过身子对着神色庄重的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同时手指向长安街上的游行队伍,小平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画面瞬间传遍全世界,并被新闻摄影记者牢牢地定格,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记忆。
“小平您好”这句话感情真挚,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小平同志的爱戴之情。在经历了多年的造神运动后,人民终于把领袖放在了人的位置上。有人说从“万岁,万万岁”到“小平您好”,将领袖人物从神坛拉向人间,这是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成熟。
亲历者:“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1984年国庆日,天安门广场将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就读于北京大学81级生物系的郭建崴和同学们要代表北大参加大学生方队游行。
9月30号晚上,郭建崴和几个同学在宿舍里扎花,在场的还有常生、张志等人,大家边扎花边议论明天的活动。这时突然有人说:“明天的游行,我们能不能偷偷带点什么进去?能展现我们个性的东西?”常生接道:“我写点什么,做个横幅,让全世界看看我的书法。”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成。于是,大家围绕着当时的大形势七嘴八舌议论起来。
一个个的口号被提出又被否定,最后决定直接问声好,就写“尊敬的邓小平同志您好”,但是又觉得句子长了点,就写“邓小平同志您好”。大家越是议论越是胆大,干脆把姓氏也省略掉,直呼“小平同志您好”。于是,常生拿来一张纸,碍于材料有限,就用抹布卷成小棒,蘸着墨汁写下了“小平同志您好”六个大字,准备粘在床单上面。可把六个大字往床单上一比划,床单却不够长。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把‘同志两个字也省去吧。”
这句话一出来,本来很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直接称呼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似乎有些不敬。因为在中国,对长辈、对领导是不习惯直接称名道姓的。再一想,这是对领袖的问候,没有别的意思,不至于上纲上线,于是就把“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用订书机订在了床单上。条幅制作好了,大家又从几个宿舍找了三根长木杆,把横幅绑在杆子上,外面绕以彩带,顶端缀以纸花,横幅成了一把巨大的花束。此时已是凌晨2点,离集合时间只有2个小时了。10月1日凌晨4时,参加游行的同学们集合在东长安街。这时,郭建崴偷偷将藏在白大褂里的横幅交给了一个高个子同学,张志、李禹等紧随其后,而其他人则用手上的纸花为他们做掩护。当北大学生方队走到天安门金水桥东华表时,李禹等同学一下子打开横幅,队伍欢腾起来。这时,带队的老师喊道:“快跑,快跑!”
于是,队伍便开始跑起来。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本来先拍北大的游行队伍,横幅打开后,镜头转向清华,不过马上又转向北大,这时横幅全面展开,场面一片欢腾。整个过程前后顶多1分钟。可惜的是队伍过去之后学生们就把横幅扔掉了。晚上回到学校,郭建葳和宿舍的同学们还在议论这件事,却听从另一个宿舍跑来的女生佟丹说:队伍游行时她弟弟正在一个路口上观看,听到几个警察在说北大这几个学生也太胆大了,要收拾他们。于是,郭建崴几个人连夜躲到在北京的家里或亲戚家了。
过了几天,据说有新华社记者来北大生物系采访,老师一时很紧张,可是记者对老师说这是一件好事。至此,郭建崴的心里才踏实下来。因为那时候的信息不像现在这么迅速,大家后来才得知10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了同学们举着“小平您好”横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正是《人民日报》的摄影记者王东拍摄的。
摄影者王东:“心‘怦怦地跳”
当时《人民日报》社只有一个摄影记者的名额,在9月30日下班时王东才拿到他的记者证。因为现场的摄影记者特别多,组织部门就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搭了一个统一的台子,记者们都站在台子上,但是却没有王东的位置。幸好在还没有拿下记者证的时候,王东就做了一些准备,让汽车队的工人师傅做了一个两米高的台子,放在天安门金水桥南侧的地方。当时王东的主要任务是用1000毫米的长镜头拍摄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顺便用一个普通的莱卡相机拍游行队伍。
庆典开始,首先是海、陆、空三军分列式,各兵种的方队徐徐通过天安门前。随后是群众游行队伍依次进入广场。之后,大学生方队走过来了,他们个个欢腾跳跃,广场上的气氛马上活跃起来了。当北京大学方队经过观礼台时,队伍中突然打出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您好”四个大字。王东“咔嚓咔嚓”地拍了两张,这个横幅就没有了:学生收起来,跑过去了。看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横幅,王东的心“怦怦”地跳。因为当时对游行的规定是很严格的,不允许私自带东西。这个横幅的出现是违规的,所以只展示了几秒钟就收了起来。
拍到这个照片的记者很少。因为相比游行中常规打出的几十米长的横幅,这个横幅太渺小了,展示的时间也非常短,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引起其他摄影记者的注意。再一个是因为在庆典正式举行之前是有预演的,记者们都看过预演,预演里是没有这个横幅的。虽然是偶然间出现的横幅,但当时王东心里隐隐约约地非常赞同“小平您好”这个口号。
当天晚上,这个照片和其他的照片都洗出来了。《人民日报》要出一个国庆专刊,首先是为1版选照片,1版没有选上这张照片。这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作为头版上的照片,一些口号都是很正规的。“小平您好”,对于如此称呼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合适,当时编辑考虑得比较多,虽然他们也认为挺好的,但是却有点拿不准。2版的主编是保育钧,当保育钧跟王东要剩余的照片时,保首先选中了这一张。于是,这张照片最早在1984年10月2日的《人民日报》2版上刊登了。
《小平您好》这张照片最终荣获了“1984年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最佳新闻照片奖”和“1984年全国好新闻作品特等奖”。而且从1984年开始,几乎年年在全国报刊上、书上、画册上被刊用,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来源:《解放军报》、《文汇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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