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云

　　1951年至1953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朝鲜战争成了国际事务中最受关注的焦点。志愿军兵发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面临的对手是最强大的美国,志愿军取得的每一次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

　　朝鲜战事迫使中央领导人思考尽快建立一支强大而训练有素的国防队伍,中央决定筹办高等军事院校,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在志愿军入朝的第四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去了一封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亲自点将刘伯承

　　筹建陆军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就已经开始考虑了。而眼前的战事又让毛泽东想到了这个问题。那么,选拔谁担纲此任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刘伯承。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统帅之一的刘伯承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实践经验,而且还受过国内外正规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基于上述考虑,中央决定由刘伯承主持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接到电报后迅速交代了西南的工作,1950年10月27日,从重庆乘飞机来到北京,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经过调研后,他向中央建议:在南京华东军政大学的校址(即黄埔路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创建陆军大学,以节约开支、缩短建校周期。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赞许。

　　在京期间,刘伯承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他认为学校要包括海军、空军等专业,为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将来还会增设新系科,叫“陆军大学”似乎不科学。刘伯承建议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批准。

　　195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任命他兼任政治委员。此后,刘伯承带领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大批既有军事学识,又指挥过战争的优秀干部担任了学院的各级领导和教员。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还没等学院举行成立典礼就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了。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宣布成立。毛泽东对军事学院的成立评价很高,说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在成立大会上,刘伯承在向方方面面表示感谢后说:“所有这些同志,为了军事学院的成立都日夜工作,特别在学院筹备开学直到1月8日开课以来,大家都努力工作,努力教授与努力学习,使我们的工作建立了初步的规模,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本院开办得顺利,表示着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兴旺,同时也表示了我们中国人民事业的兴旺,这是值得我们庆祝的。”

　　南京军事学院是当时全军惟一的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陆续创立了空军系、海军系、装甲系……还有政治系、基本系等。刘伯承十分重视学习新兵种技术,在国内参观的同时,刘伯承还派出赴朝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同时他发动学员们编写战例。1951年2月,学院成立了战例编写小组,总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在此基础上指导学员学习现代化指挥技术。曾任五兵团司令员的杨勇积极组织本班学员编写战例,高级速成科第一期学员在学习任务紧张的情况下,利用假日编写了82篇战例,充实了教学内容。杨勇是高级速成科中职务最高的学员,也是惟一的一名兵团司令员,同时杨勇兼任高级速成科主任、一班班主任、党支部书记。高级速成科一班学员主要是参谋长、副军长,二班、三班学员是师一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在一起接受正规训练还是第一次。

　　“手下败将”任教员

　　毛泽东说,办学校一要好校长,二要好教员。军事学院一组建,刘伯承就开始抓教员队伍。建校之初,教员主要是从总部及各部队选调,从地方大专院校招收,加上原华北、华东军大的教员,动用了很大的力量,也才仅有190名军事教员,5名政治教员,文化教员106名。这远远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面对军事教员奇缺的局面,刘伯承下决心吸收原国民党旧军官来当教员,军事学院一下得到了数百名国民党军事教员。到1955年,军事学院的教员队伍已经达到一千多名,其中军事教员1007名。

　　军事学院留用了大批的旧军官教员,矛盾也就由此产生了,学员是打胜仗的将军,而教员却是学员手下的败将,谁教谁呢?有的学员认为自己的军队是胜利之师,满脑门的骄傲,对“打败仗教打胜仗的”想不通,有的甚至在课堂上当面顶撞教员,说“某某是被我们部队抓的俘虏,还敢来给老子上课?把头抬起来看看我们呀”。不少学员都有这种情绪,认为“手下败将还有脸来教我们打胜仗的,老子不听他那一套”。

　　院长刘伯承苦口婆心对全院师生说,“这些旧军官教员都是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由我把他们请来的。他们转变了政治立场,给我们传授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刘伯承批评那些不尊重教员的学员说,切不可摆“胜利之师”的架子,总以为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而容不得别人。刘伯承认为国民党不是没有军事理论家,比如杨杰、蒋百里等,老蒋不听“忠言”,带兵者也多酒囊饭袋。如果任用的是真正的军事家,不至于输得这么惨。做通了学员的工作,刘伯承又做教员的工作。他报告军委,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应同学员同样的粮食定量,并亲自打电话,给授课教员多发电影票。

　　第一期学员杨勇等也配合院长刘伯承耐心地做同学的思想工作,用刘伯承提出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对他们进行说服,说尊重教员,就是尊重科学。有一位名叫黄剑夫的教员曾是国民党十六军少将副军长兼一○九师师长,毕业于黄埔五期,在淮海战役中他被杨勇指挥的部队所俘虏。杨勇很尊敬他,每每向他求教。黄剑夫在给老朋友的信中说,“共产党人虚心向我们学习,他们的求学精神令人钦佩”。

　　1951年春,毛泽东路过南京,听了军事学院的汇报后,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把南京的军事学院比作延安的抗大。1952年7月,高级速成系第一期的347名学员经毕业考试合格顺利毕业,毛泽东为此专门发来训词,这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正规院校培养选拔干部的开始。

　　辉煌战役系

　　从创建军事学院开始,刘伯承就把文化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因为参加学习的指挥员大多文化程度太低,各系都设有预科,速成系半年,完成系一年,补习文化知识。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的上过高中,有的一天书没读过,预科按照入学测验的实际水平编班。经过一年的学习,有的学员入学时只认识200多个字,写一句话有四五个错别字,到结业时已经认识了3000多个字,可以写500字的文章,还有的后来当了教员。

　　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军事学院陆续增加了防坦克、防空、防化学、外军研究和司令部工作课程。基本系以师战术为重点,也学营、团和军的战术,高级系从团战术学到集团军战役法,以军战术为主。训练计划一确定,便成为实施训练的法规,任何人不能擅自更改。高级速成科的同学们在教室里学完了“军进攻战术”的理论部分后,就到江苏句容至丹阳间进行军首长和司令部野外演习。杨勇任演习军长,后来担任副总参谋长的王尚荣担任演习参谋长。在整个演习过程中,杨勇从实战出发,经过认真准备,反复练习,演练得十分逼真。以后,杨勇到朝鲜指挥的金城反击战就是这个打法。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完成了全部训练计划。1952年8月8日,由刘伯承主持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很快,这批学员陆续到了朝鲜前线,他们运用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东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

　　1954年4月,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战役系的学员。战役系是军事学院新创建的一个系,主要培养高级指挥员,系主任由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杨得志兼任。早在1953年12月7日,全国军事系统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伯承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战役系第一期学员的名额拟宜适应国防工作最低的要求,至少为30~40名兵团及以上的高级将领。

　　军事学院战役系招生的消息在高级干部中引起轰动,全军将领争着报名,最后报到的52名学员都是正军职以上,没有一个副职,可以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学府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将军班,在1955年授衔时,战役系的所有的学员都被授予将军。这些学员仗打得很多,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他们职务高,却大都是放牛娃出身,文化程度不高。

　　战役系预科一年,本科两年。预科主要是为学好专业课打下基础,补习语文、算术还有常识。预科根据测验情况分甲乙丙三个班,分头教学。贾若瑜分到了甲班,他记得甲班只有七八个人,张震、谭希林那时都在甲班。萧文玖分到了乙班,组长是廖汉生,党的组长是罗元发。

　　作为军团指挥员,基础上的东西要会用,所以在战役系一切与战争有关的技术都要学习。比如无线电,通常部队有专业人员,指挥员动口就行了,而在战役系却要自己动手,每人发了一个七一型或八一型的电台,用完后交还。有人认为,无线电还学什么,用不着。刘伯承说:“你们是高级指挥员,在你们指挥车上就配备有电台,自己不会用,出了意外你怎么办?”大家这才安下心来学习,不管职务多高,年龄多大,都很认真地学习基础课和其他课程。战役系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图上作业,还要进行野外现地作业,训练是比较严格的。战役系的学员职务都高,刘伯承对他们要求更严,要求战役系的同学做全校的模范,说:“你们的部下在这里学习,你们不做好样子,将来回去怎么指挥他们?”

　　军事学院从创立起,就逐步建立了学员课业制度和测验、考试制度。考试由专门的考试委员会负责。如果考试不及格,不管职务多高,一律退出现役。这不是开玩笑,是学院教育长给全体学员传达的,因为军事学院的考试特别正规,大家压力都很大。据贾若瑜回忆,战役系最后有五名学员经毛泽东特批,才不经过国家考试恩准毕业。

　　1954年3月至4月,刘伯承和朱德、甘泗淇主持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军事理论国家考试,整个考试程序正规、严格,考场气氛严肃,这就是人们说的“三堂会审”。“三堂会审”是当场口试,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考试,还有监考,苏联顾问等坐在前面一排,其他领导在周围转。应考学员从试题签盒里抽一个签,抽到什么题答什么题,准备20分钟,回来站在桌前答,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一点儿假也做不了,答完后主考官还要提出很多问题。笔试也不容易,上千平方公里的战场要画图,把敌我双方标出来,还要考虑写文字,对文化高的学员也不那么容易,更不要说文化低的了。有一个学员从早上8点考到晚上9点,别人都交卷了,就他一个人还在答。

　　朱德在圆满完成考试工作后发表讲话,说:“军事学院是我军的最高学府,建立三年来,在刘院长的领导下,在苏联顾问同志的帮助下,很有成绩,培养了许多教员,已能传授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1956年1月,在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前夕,毛泽东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陪同下,来军事学院视察,再次对军事学院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九过天安门

　　刘伯承一贯主张“治军先治校”。为了搞好全院的正规化建设,除抓教学计划大纲的落实、教学质量的提高,还始终把阅兵训练作为院校正规化和院校带动部队正规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军事学院专门设有队列部,在训练部下设队列射击教授会,共同负责全院机关、分队和各学员系、班的队列训练,特别是国庆大典的阅兵训练。

　　军事学院第一次接到参加1951年国庆阅兵的任务后,刘伯承立即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成立了阅兵指挥部。很快从高级系、基本系学员中遴选品学兼优,身体素质好,队列动作符合要求的学员组成阅兵方队。并选拔出十多名优秀教员组成阅兵训练教学组,在院、部首长领导下负责施训。

　　阅兵训练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站,稳如泰山,一丝不动,思想集中,目不斜视;走,雄壮有力,步伐稳健,协同一致,勇往直前。在单兵训练时,立正要做到“三挺两收一绷”:挺颈、挺胸、挺胫;收下颚、收小腹;绷紧脚面。行进时,正步走则要求:头要正,身要端,前臂升平,后臂伸直,踢腿要猛,高低要准,落脚要稳,抓地要紧,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庄重严谨的军人姿态,朝气蓬勃的军人风度。

　　单兵训练是基础,班、排的训练是关键。在班、排训练中,要求做到头线、胸线、脚线三条线整齐一致,不前不后,视如一人;摆手、出腿要合乎动作要领和条令规定。在最后的方队合成训练中,要求每个受阅成员要有整体观念,决不允许因有一人动作不规范而破坏队列的整体一致,具体要求是“四线齐”:横线、纵线和两个斜线要齐;“四手齐”:前手、后手、每列排头的右手和每列排尾的左手要齐,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要规格化、定型化。

　　为了切实达到上述要求,阅兵指挥部和教学组十分重视各阶段的分练和最后的方队合练,特别是对旗手和各排头兵要求更严。受阅官兵训练热情十分高涨,表现出了顽强意志和顾全整体的优良作风。

　　由于要求具体,措施得力,军事学院学员的阅兵训练一年比一年好,自1951年高级系一期学员参加阅兵后,继之基本系二期学员“三过天安门”,基本系、情报系各期学员先后分批次赴京,直到1959年的国庆10周年大典,军事学院先后9次参加了国庆阅兵,受到军内外首长的称赞好评。

　　来源:华声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