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代中国是一个混合着多种性质的奇特的社会存在，既暴露着畸形的腐朽不堪，也孕育着诡异的新生事物。新旧和中西的命题纠结着、重合着，这使得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时候倍感艰难。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视野，试图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找重建民族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可能途径。时代逼迫着这些知识分子从中西文化碰撞的困境往前走，但是每一种选择可能就是一次冒险，一旦发生错误，他们就不得不转换方向，重新开始。时代推动着这种旋转，但是这种选择又不断加剧这种“发展”，这是一种历史的“进化”结果。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及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在不断变幻，“变化多端”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梁启超正是生活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年代。这种时代的选择集中地体现于他在革命与改良、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上。
二、“改良”与“革命”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维新改良派的代表，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视其为“改良”或“革命”派。“非徒心醉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这似乎可以看作是梁启超的思想中革命性因素的一个重要表征。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等人著文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步骤“过激”。对此，梁启超在流亡期间曾经著书对此辩解：“中国之当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以效也。”梁启超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帝后之争”，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极端”与“匆促”行为体现出来的“革命性”意义。在日本流亡期间，梁启超受到了孙中山“杰弗逊”式革命理想的熏陶。
但梁启超主张的一切“改革”仍以“保皇”为宗旨的，这也是构成了梁启超思想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欧美近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受到了启发。他根据英美等西方国家在近代自由制度中以利群为基准的公德观念，来比照和抨击只注重私德而践踏公德的专制社会，从而进一步提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这期间，他开始倡导“自由主义”，特别是从卢梭的《民约论》中找到了关于“自由”的先验依据，从而引发了他对卢梭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颂扬情绪，并将其导向与严复主张的“缓进”相冲突的“破坏主义”。这使得梁启超与康有为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日益加深。由此可见，尽管梁启超是标举着“新民”、“自由”、“破坏主义”，这也许不能被公认是一种革命性的宣言，然而对“自由”的渴求与寻找正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意义层面。此时的梁启超在近代精神观念上更接近于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而不是康有为等人。“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可见，在审时度势和策略的选择上，梁启超与孙中山又存在区别。可见，对梁启超而言，“革命”或是“改良”，一切都是依据现实的情形和个体的主观判断而定的。
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认为，反对暴力革命，即是当时的种族革命，却赞成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梁启超认为就是宪政轨道中实行的“革命”，也就是“立宪革命”；只要清政府能接受和保证实行这种“革命”，就切忌用“破坏主义”毁坏“秩序”。梁启超认为，中国目前所谓的“破坏”都是“无主义之破坏”，这样的“破坏”一旦遍及中华，必将导致“他日外国破坏之惨”。因此，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预备”立宪。要全面探讨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必须把梁启超放置在整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找究竟。
“有私人之革命而无团体之革命，”“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有复杂革命”而无“单纯革命”，革命祸及全国；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则相续循环，国无宁日；“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也是革命阵营内各种力量相互倾轧；“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中国国内革命时代，即为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梁启超的这一转变，给革命派带来强烈的冲击，两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的政治观念依然有幼稚一面“吾党全收肃清克复之功，自今已往，决不复能为患矣。吾党今后全力以赴对待政府，不必复有后顾之忧，武侯所谓欲为北征而先入南也。”可见，梁启超未看到革命派的救国策略所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梁启超倡导“立宪”活动，在当时的历史意义条件下，也是具有一定“革命”意义的。梁启超既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也不是彻底的改良者，只能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三、传统与现代
1890年以前，梁启超接受了以儒家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梁启超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儒家有很大的关系，他身上所具有的儒家“出处辞受”的人格风范。这一点也可以从其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列举的主要人物及他们的思想中可见一斑，诸如顾炎武的“经世”和“实用主义”思想对他的辐射作用等。梁启超的思想根基在于中华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并对他往后的思想产生持续的影响。1890年，梁启超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使得他的主观世界发生了变化，开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质疑。尤其在学习掌握了达尔文进化论后，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近四十年以来的发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抨击。在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通过在日本的真实体验日本文化和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他扮演的角色也是在不断的转换，但始终都未能超越那个时代。梁启超从承袭了林则徐、严复等人的“中体西用”的传统中逐渐摆脱出来，表现出对传统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批判。然而，梁启超认为西方文化固然重要，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却不能丢弃，近代以来传统化之所以显示其拙劣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因此，另一方面，为了减轻西方文化对他自身带来的文化殖民压力，他不得不经常回顾中华传统文化。可见，此期间的梁启超在中西文化碰撞之间游离不定的悬浮着。
梁启超在逃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尤其是他具体声明了《新民丛报》的主旨。《新民丛报》的命名，取意于《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孱弱的根源不是列强的侵略，也不是清政府的腐败，而是国民素质的低下，缺乏“公德”和“私德”，缺乏国家思想，义务思想和权利思想，缺乏进取、冒险、自由、自治、自尊、合群、尚武等精神。只有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中国才能富强，国家才会有希望。《新民丛报》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军事、法律、学术、文化教育、小说文苑等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
而1903年，梁启超在《论私德》中表达了他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回归：“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作为对《论公德》的纠正，“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论私德》就具有很浓厚的传统色彩。梁启超的这个举动并不说明他已经转向了传统道德轨道。1915年，梁启超在《复古思潮平议》指出，目前中国所有对一切的道德问题归之于新学、新政的弊端，这是认识上的一个极端；把对旧道德的提出等同于“复古”，也是认识上的一个极端；在这二者之“以极端遇极端，累反动以反动，则其祸之中于国家社会者遂不可纪极。”一方面是中华传统对他的召唤，一方面是反传统立场所遭遇的混合着国家、民族挂念的耻辱感，使得他试图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一种意义上的平衡。
四、政治与文学
中日甲午战争后，梁启超出任《时务报》的主笔，显示了其以文字鼓动人心的禀赋与特殊才干。《时务报》开办的首篇政论文章，就是梁启超充满民权主义豪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借以传播自己的政治和社会革新主张。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巨大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吞没了文学与政治的界限，文学成为政治的一种工具。通过“文人论政”这与民间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力，他可以自由评论国家政治，干预决策，开启民智。《变法通议》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鼓吹维新变法的文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变法主张。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面临覆灭的边缘，情况已到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地步，与其被人边，不如自己主动变，实行变法，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改革教育制度和改变官制上，他还提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主张。在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的思想中既有对国内国际政治的政治忧虑，也有一种来自中西文化关系纠结上的文化忧患。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介绍了“政治小说”的写作计划：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幻想……《新中国未来记》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国民，戳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权力平等、互相和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已结局矣。
梁启超为当时的中国设计了一个文化盛世，中国文化事实上成为一种世界主流文化，外国学者与留学生纷纷聚集中国。但这仅是他幻想的一种文化“乌托邦”世界，暴露出来的恰恰是他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现状与历史的深深忧虑和精神反抗不得而终的困境。
政治与文化是梁启超思想的两个维度的困境选择。在政治上他徘徊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在文化上他徘徊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因此，他在晚年曾向公众表白： 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在两种互相冲突、两种兴趣的左右与牵引下，梁启超的行动不免彷徨犹豫，视外界形势的变化，或此或彼，偏重一执；但其内心深处，仍然始终期望着“鱼”与“熊掌”两者兼而得之，因此梁启超一生的最高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政治兴味与学问兴味的矛盾调试，确实是时人与后人称梁启超“变化多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梁启超“善变”的立场，历来是批判多于同情，误解多于理解，对此，必须把他放到具体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语境中进行客观的分析。实际上，正是源于时代风云的变化，中西文化的碰撞，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超越时空而产生的种种无奈、苦闷、焦虑和艰难的困境选择。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41：2.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41：81.
③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23.
④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58.
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 ,1941：26～27.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41：31～41.
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409.
⑧梁启超.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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