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20世纪50年代在各种文学作品中的书写早已有了固定格式，那就是全民性的社会动员，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它主要以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让人莫衷一是，即压抑的或激情澎湃的形象。确实，这个创世纪式的年代，具有如此自相矛盾的双重性。但是，这两种形象都忽略某种更重要的社会特征，那就是人们的日常生活。50年代的或者关于50年代的文学作品，无疑有日常性的生活，但都是作为导向两条路线斗争的铺垫材料，我们看到的是为斗争的生活。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日常性难以从斗争的格局中挣脱而出。而《斑鸠》这部小说，却让个人的生活史和命运史如此倔强地从历史格局中突显出来，我们仿佛看到另样的50年代的人物，另类的50年代的生活情调。

　　这部小说以富有传奇性的手法写出一个人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关于身份变换，一个人如何丢失了自己，走在人生的歧路上却又无法回头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叫做李广举，因与嫂子有暧昧关系，为了回避从军生死不明而突然返家的胞兄，离家出走在外，流落在一个叫唐河的地方，在海边的一条破船上聊以度日。哥哥李广武找到李广举，兄弟手足之情，当能息息相通。哥哥穿走了李广举的衣服，却留下他的退伍军装和一级战斗英雄荣誉证书，李广举只好穿着哥哥的退伍军服，拿着英雄证书，到唐河找民政部门，结果被安置在县城边上的海边守护灯塔。在这里，李广举变成了李广武，并且认识了两位姑娘，经历过一段时间，与其中一位姑娘、家底殷实的杨舸结婚，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李广举当年留下把柄在阴险的道士华太乙手里，他面临被检举的危险；同时李广武当兵时的老上级，现在正好是李广举的上级。真相时刻有可能被老上级揭开。就在历史宿命之侧，主人公的形象一步步清晰，那是一个富有文化气息、带有感伤气质的乡村青年形象，其敏感和内秀甚至远远超出了中国文学中惯常的农村青年形象。他甚至有些诗意气质，他身上有着五四青年的某些禀赋。那是未能投身革命而误入歧途的乡村知识青年。

　　小说最为独特或是最为动人之处，在于写出了50年代中国人更为真切的人生，写出了一种我们的文学中已经中断很久的浪漫情调，写出了李广举(武)、郭兰、罗维苏、杨舸、孙晋乃至于温丽新和小家伙程天佩这样一群人物。这些人物共同展示了非常不同的50年代初的中国现实生活，它们更接近日常性，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个人情感和内心生活，而所有这些，在50年代宏大的经典性的革命叙事中。基本上是被遮蔽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或者描写那个时期生活的作品，都是以工农兵为主角，虽然李广举也是“工农兵”，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有着一些书卷气的农村青年，热爱阅读是他的特点，这也使李广举变成李广武之后始终与众不同。那几个女性罗维苏、杨舸，都散发着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气息。这可以看到中国现代三四十年代的那些女性形象的延续。事实上，革命文学叙事与五四传统的断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类女性形象的失踪。真实的50年代生活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革命与激情无疑也是其真实的现实，但另外一种有些文化情调的生活，有些个人内心的情感生活，也有可能是那个时期生活的侧面。

　　当然，这部作品构思上追求奇异的效果，也会让人从日常经验角度提出某些疑虑。一个人变换了身份之后走向另一种生活。如此巨大的人生变异却能瞒过周围的人乃至朝夕相处的妻子。在50年代每个人都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的时代，似乎难度太大，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小说从根本上来说总是虚构的，其合理性也只能在虚构的逻辑里来自圆其说，完全按照生活现实逻辑来要求，几乎无法虚构。因为小说讲述的故事，就是要有能力超出现实，就那一点“超出”才能开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小说的力量。《斑鸠》超出了现实，也超出固定化的文学叙事。它打开的文学世界，无疑让人长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