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钧

　　和一家刊物编辑谈稿子，他问起写这篇东西的初衷，我说可能是故事，或者是人物命运有些触动。他说好像不是，通篇看，你对那个时代更感兴趣。他说中国从古至今只有一个大同时期，就是五十年代，大同社会不能仅仅用物质来衡量。更主要的还是人的精神面貌。我想他说得对，几亿人用一个脑袋思考，该是多大的“大同”!在这部小说里，我写了一个人在异乡的一段生活。发生在唐河的故事只有几年，但几乎就是主人公的一生，离开唐河后他只是“活着”，是一双隐在远处的凝望的眼睛。主人公的故事有些离奇，无论在哪个时代，他都不具有“普遍意义”，他周围的几个人物，或多或少也都有点“灰”，但他们不缺乏真诚，我想这应该是生命个体的本来样子。这是父辈的故事，时间的距离让人有了重新审视的空间，写作之前便想，它不应该是《钦差大臣》式的闹剧，也不能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尽管主人公背负着暧昧的身份，但情感是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氛围是温馨的，我想这不仅是对父辈的尊重。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稿子寄出后，我买了一张去图们的火车票，想让自己也“漂泊”一下。吉林东部感觉很不错，山深林密，至今还保留着某些原始风貌。我在图们和珲春逗留了十多天，北到春化，南到图们江口，住二十元的小旅店，吃“小河鱼炖豆腐”，在珲春河谷，还住过抓鱼人的窝棚。我尽量不让自己带有多少目的性，走到哪算哪，当然，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还是不敢涉足，中俄交界处的通肯山脉是野生东北虎出没的地方。我的漂泊多少有些做作，比起那些不得已走出家门的人。它是“刻意”的，但是，当我独自奔走在黄昏的河谷密林中，寒冷、孤寂和恐惧都是真实的，那时候只是想尽快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如果不是自作多情的话，我想这部作品应该献给那些孤独的漂泊者，就当他们露宿的时候有人扔过来一张狗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