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石

　　第一章

　　工商管理员老黄双手插在灰色制服的裤兜里，肥厚的下颌随着脚尖抖动的频率，一踮一踮笨拙地摆动着，冲我说：“你先把货挂这儿吧，等有好位置的床子腾出来，你再挪过去。”老黄让我挂裤子的地方不是一个正规的铁皮床子，而是从把角的床子顶端的铁管子上延伸出的一根竹竿。那根竹竿也就大拇指般粗细，长度却差不多有两米，它甚至比一个正规的床子长度还要多出一小截。但无论怎么说，一根竹竿也不是床子。

　　老黄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不紧不慢地解释说：“这根竹竿并排能挂五条裤子，一般的床子挤挤巴巴才勉强挂四条。等哪天你上的货品种多了，自然就会知道它的好处了。还有，这根竹竿是个靠边的位置，相当于一个‘大角，批货方便着呢。”老黄说得一点儿不假。日后我才知道，“大角”处在过道的位置，无论批货还是零卖，都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像“趟里”(此为行话，指夹在两个“大角”中间的诸多床子)的床子，彼此之间没有丝毫的缝隙，挂在背后的裤板(即样品)很难辨别出好与差，特别容易让拿货人看花眼，从而失去耐心感到烦躁。此外，“趟里”批货的人，与拿货人、零买的人讨价还价时。为了近距离对话，每天都得无数次费劲巴拉地从铁皮床子里面跳进跳出，麻烦死人。所以，“大角”床子的价格在最初认购时，就比“趟里”贵出一倍，甚至更多。

　　我忙不迭地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盒万宝路。抽出一根递给老黄。老黄看也不看，把烟往耳朵边一别，说：“你赶快挂货吧，再耽误一会儿拿货的都走光了。”说完，老黄慢悠悠地向工商所踱去。

　　不管是竹竿还是正规铁皮床子，现在能有个地方让我合理合法地挂货批货，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况且，老黄事先声明，暂时不收我的工商管理费和税费，我还有什么理由挑三拣四呢。

　　我打起精神，迅速打开黑色旅行袋，抽出一捆裤子，从里面随便拽出五条，然后打开塑料包装袋，用事先准备好的铁夹子把裤子夹好。那根竹竿的高度足有两米五以上，我每挂一条裤子，都得屏息静气，然后，像只淘气的猴子似的使劲儿往上一蹿。才能把夹好的裤子凑合着挂在竹竿上。我知道我的样子有些滑稽。我的目光也显得猥猥琐琐的，像是正在做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好不容易把五条裤子并排挂好，我正打算点根烟喘口气，一阵风吹过，那五条裤子飘飘忽忽地刮到了地上，其中一条还翻了几个跟头，栽进了远处的浅水洼里。我紧跑几步，狼狈不堪地把那条裤子从水洼里拎起来，望着那根还在微微颤悠的竹竿正不知所措时，我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我扭过头，冲那人尴尬地笑笑。那人嘴里叼着根烟，双手捂着花格衬衫里面乱颤的肥厚肚皮，已经笑得蹲在马路中间了。

　　我气恼地把那条湿漉漉的裤子在空中不解恨地甩了又甩，扔在旅行包上，又从打开的那捆裤子中拽出一条展开。想把那些裤子重新挂在竹竿上。

　　“你卖没卖过裤子?”那根烟仍叼在他的嘴上，所以，说话时他左脸的肌肉处有一道月牙形的阴影。听他的语气并不像是在故意嘲笑我，但他的嘴角还是忍不住向上翘着。

　　我咧咧嘴，一脸迷惑地摇摇头。

　　“怪不得呢，你看看，满市场谁像你这么挂裤子?”胖子身体前倾，厚嘴唇向前一努，嘴里的半截烟屁股准确地吐到了三米开外的垃圾桶里，“你挂反了，挂裤子得裤腰朝下，裤腿朝上懂不懂?这是规矩。”胖子边站起身边继续说：“你呀，还得先去胡同口的洗熨房把裤板熨平了。从袋里拿出来你就往上挂，皱皱巴巴的多难看，啥好货也批不上价呀。”

　　我四处踅摸了一圈，果真如他所说，每家床子上挂的裤子都熨得平平整整。像吊过线儿似的一字排开。刚才进市场时，我咋就没留意呢。是我太粗心还是太紧张了?

　　我来不及多想，感激地冲那个胖墩墩的家伙说了声“谢谢”，抱着裤子就往前面不远处的胡同口跑。“哎哎，你回来，着啥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胖子清了清嗓子。领导似的一手抹腰，一手指着旁边床子上挂的裤板，不急不缓地说，“熨完裤子，你再去横街买几条皮带，三块钱一条，你就说你是批裤子的，不然人家肯定宰你。”

　　我先到熨衣房把裤板熨好，又一路躲闪腾挪到横街买了五根皮带。当我满头大汗地回到那根属于我的竹竿下时，见那人正在我旁边的床子前帮人试裤子。他边蹲着帮买裤子的人挽裤腿，边别扭地转过头对我说：“你先别挂，等会儿我帮你弄。”口气不容置疑。看来，这家伙还真是个热心人。

　　我把熨好的五条裤子小心翼翼地平摊在旅行包上，到对面的冷饮摊上买了瓶八王寺汽水，一仰脖干掉，想了想，又买了一瓶攥在手上。胖子斜抖着腿，冲买裤子入的背影大声说：“朋友慢走，穿好再来啊。”然后，得意地把钱插在鼓鼓囊囊的钱包里。“你还挺麻利，就是看着毛手毛脚的，油梭子发白——短练啊。”他帮我把五条皮带一一穿到裤腰环上，又从自己床子的储物柜里拿出根不锈钢挑杆，不费吹灰之力地将裤子并排挂好，又后退几步，歪着头用欣赏自己的语气说：“怎么样?这回看着顺眼多了吧。”

　　我近乎讨好地“唉唉”应声附和着。并适时地把汽水递到他手里。他抿了一小口，又把瓶子还给我，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再帮你找根铁丝，把竹竿的另一头固定死。这样刮风就不会把你的裤子刮得满地乱跑了。”说完，他又翘着嘴角笑了。

　　他站在椅子上一丝不苟地把一根细长的铁丝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缠成了一个大铁疙瘩，才满意地从椅子上跳下来，自我介绍说他叫大平。

　　老实说，来这个服装批发市场之前，我对卖服装的人没什么好印象，还觉得挺恐惧的。听人说，干这行的人有些是蹲过号桶子的，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也有的是社会上的二流子，整天游手好闲的人，还有的人在工厂混得不得“烟儿抽”，万般无奈，才来倒腾服装的。总之，这是个庞杂混乱的群体，个个凶神恶煞，是些别人见了面恨不得要绕道走的人。

　　这时，有人凑到竹竿底下问：“拿货多少钱?”尽管我在心里已经给这批货定好了批价，但当有人打听价格时，我还是不免神色慌乱，“六、六十元。”我把这个本该顺口的价格说得结结巴巴的，连我自己都不满意。

　　“我问的是拿货价。不是零买。”拿货人生气地拍拍身后圆滚滚的双肩包。皱着眉头狠狠地瞪我一眼。

　　我以为是自己刚才报价时口气不够坚决，才惹他生气的，就堆着一脸的蠢笑，凑近他，诚恳大声地说：“是啊，是拿货价，六十元。”拿货人嘴巴张合了几下，感觉像是口渴得厉害，然后厌烦地叹了口气，丢下一句话，“开什么国际玩笑”，说完，拿货人真的奔冷饮摊买汽水去了。

　　大平从自己的床子里探出头，冲我努努嘴，使了个眼色。我紧走几步说：“那你想多少钱拿?你先说个价嘛，别急着走啊。”

　　“多少钱我都不拿，你自个儿留着慢慢批吧。”拿货人背对着我，大手一挥，好像我是只在他耳边嗡嗡作响的苍蝇。

　　我不甘心地继续说：“咱们商量商量嘛。”要知道，这是我头一天上行做生意，而眼前的

　　这个人很可能是我的第一个客户，我怎能轻易放过他呢。拿货人懒得理我，干脆躲到遮阳伞下的阴影里，咕咚咕咚喝起了汽水。

　　看他汗流浃背的样子一定是渴坏了。我是个懂事的人，知道这个时候打扰人家是不礼貌的。于是，我耐心地等他喝完水后，才说：“我给你个最低价，五十五元，怎么样?”我以为这个价格起码会令他动心，甚至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谁知，拿货人却急了，头上暴着青筋，厉声说：“你有病啊!你还有没有个完?我不是跟你说了嘛，白给我都不要!”

　　我被他这一嗓子吼蒙了，呆怔在原地。大平走过来，拽了我一把，问：“咋回事?”我委屈地小声说：“不拿就不拿呗，你喊啥呀。”

　　“有你这么批货的吗?你满市场打听打听，你告诉我的是批价吗?我来这个市场上货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大平问：“他告诉你多少钱?”

　　拿货人冷笑着指着我说：“他说最低五十五块。”

　　“他是新来的，不懂规矩。你也别瞎嚷嚷了，不爱拿你就走远点儿。”大平抬手示意拿货人走开。

　　“不是我不走，是他非缠着不让我走。”

　　“你他妈有完没完?哪那么多废话?赶紧滚!”大平瞪着对肿泡眼，怒视着拿货人。

　　拿货人这才匆匆走开。

　　我俩回到竹竿下，大平问：“你怎么批这么贵呀。人家是拿货的，你还以为能蒙住人家咋地，这些拿货的个个精着呢。你要是再这么喊价，一条也甭想批出去。”

　　“我没蒙他，再低我就不挣钱了。”

　　“你这货是多少钱上的?”

　　我犹豫了一下，撒了个谎说：“我、我是帮朋友代卖的。”

　　“批发返多少钱?”

　　“五十元。”

　　“操，返这么高，什么鸡巴朋友，这不要你的嘛。”

　　我眨巴着眼睛：“不会吧。”

　　“啥不会。这货现在满市场都是，春节前这种货的确‘红门过，但也才批四十五块，现在早烂行了，批价也就三十来块钱。”

　　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像被手中的烟头烫着了似的，手一哆嗦，烟掉在地上。我神色慌乱地用皮鞋后跟在烟屁股上狠狠遗蹍了一脚。

　　趁大平忙着卖货的时候，我故作随意地在市场里溜达了一圈。市场里起码有五六家的床子上挂着与我同样的货，一问，批发的最高要价才三十块钱，有一家床子上干脆用纸板写着“跳楼，零售价每条三十五元。不讲价”的字样，旁边还用红墨水画了几滴眼泪。无论颜色、做工、面料还是吊牌。跟我上的货别无二致。

　　我真的被人耍了。我恍恍惚惚地一屁股坐在旅行包上，狠命地抽着烟，大脑一片空白。

　　“你快把货送回去。赶紧弄点儿新货吧。”大平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劝我。我茫然地咬着下嘴唇，像个木头人似的机械地点点头。

　　快下行的时候，老黄笑眯眯地走过来问：“批点儿没有?”我傻笑着摇摇头，连屁股都忘了欠一下。

　　“别着急，慢慢批。做生意嘛，最磨炼人的性格和意志力了。”老黄对我的麻木之举并不以为意。末了叮嘱我：“明天你可得早点儿来，咱们市场天一亮就开始批货了。”

　　其实，我是半个月前才认识老黄的，在一个记者朋友过生日的酒桌上。当时我正琢磨着辞职的事，可又一时不知道辞职后能干点儿什么。听身边的老黄自我介绍说他是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工商管理员时，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试试搞服装生意的念头。我这个人一向自以为对服装还是颇有些品位的。上中学时，我穿的喇叭裤裤脚有一尺宽，盖在脚面上，走过之处，地面比笤帚扫的还干净，引得全班男生纷纷效仿。教导处主任曾当众将我的喇叭裤用剪刀剪成了布条，还恶狠狠地说我让你臭美，我让你臭美!我冷笑着，双臂环抱胸前，大义凛然得像个小英雄，愣是穿着“布条”在校园里招摇地晃悠了一整天，把教导处主任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上大学时，是我第一个穿猎装和打包西服，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件紫色灯芯绒猎装，还有那件金灿灿的打包西装。这样的穿着，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标新立异。为此，我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受到了学校的警告处分。

　　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引领过服装潮流之人，如果去做服装生意会不会也能搞出点儿名堂，甚至一鸣惊人也说不定呢。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

　　所以，当老黄与同桌人碰杯时，刚随口说出一句，“光明市场有事，甭客气”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黄哥，能帮兄弟在你的地盘上租个床子吗?”老黄显然没有料到，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过去。老黄把一只白嫩的胖手攥成拳头状，放在嘴边轻咳了两声问：“谁用?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可顾不过来。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

　　“就是我自个用。”

　　“哦。是这样。”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抬起头对我说：“我在光明市场是管竖街的，竖街是裤子一条街，专门批发男裤，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没问题，床子肯定有，但不是固定的。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

　　“那，要是没人办休业呢?”我不放心地问。

　　“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有我在，保证让你的货有地方挂，这总行了吧。”

　　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问：“那你看我啥时候去合适?”

　　“随时，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第二天就可以上行。”说完，老黄掏出笔，写下了单位电话和传呼号。

　　我不大相信，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会有如此大的能耐，以为老黄大概是在借酒劲儿瞎吹牛。但我还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辞职是需要充分理由的。不是对单位，而是对自己。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茫然失措。所以，大家憋足了劲儿，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毕业后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

　　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若是在往年，即使它主动调你你都未必愿意去。但现在不同了，事业单位人满为患，调人的大门早已关闭得严严实实，没有通天的关系，想挖门倒洞比登天都难。

　　三个月的实习期间，我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稿件，其中四篇还上了头版头条，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数量，在五名实习生里都排在第一位。总编辑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暗示我，好好干，小伙子，前途无量。我自己也以为毕业后留在这家报社手拿把掐。可谁料到。毕业分配时，唯独我一人被轰出了报社的大门。原因很简单，我除了工作表现优异外，其他方面可谓一无是处。我没有给领导送过礼，也没有为领导乔迁新居出过一分力，更没有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想当初我还暗自嘲笑那几个只会舔领导屁眼儿的家伙，不学无术，为人世故，年纪轻轻只会拍马屁，不学好。现在看来。真正百无一用的是我。我懊悔过，也找领导理论过，甚至还大哭过一场。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尚未真正踏进社会的门槛，我就先摔了个四脚朝天。

　　情急之下，我只能委身于一家街道办事处当秘书。可不幸的是，报到那天，工会主席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手书简历，喜出望外地吩咐我把院内的宣传栏重新抄写一遍。尽管我心里老

　　大的不情愿，但我想自己是新人，给领导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尤为重要，就抖擞精神在严冬刺骨的寒风里，用排笔和油漆耐心地书写起来。工会主席在一旁不住地为我击掌叫好，并不失时机地把矮胖的党委书记拉过来说：“这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先借我用用。区里正搞迎新年爱国卫生运动，可我们这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写字像样的人。”听他的口气我连个人都不算，不过是个用得顺手的家伙什儿。

　　矮胖的党委书记大度地把手一挥说：“用吧，用吧，正好也让小青年到基层锻炼锻炼。”他妈的，难道一个狗屁街道办事处还不算是基层吗?他们想让我到居委会整天跟那帮戴胳膊箍的小脚老太太打成一片吗?但我什么都没说，灰溜溜地在工会主席的指挥下，开始每天到街道办事处所辖的大街小巷书写标语和卫生小常识去了。

　　春节过后，工会主席喜滋滋地从区里抱回一块“卫生先进单位”的牌匾。工会主席对党委书记说：“区里马上又要搞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了。这个小伙子我们还得借过来用用。”见我惊愕地张大嘴巴，又说：“这块牌匾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就这样，我回到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热，便又拎着油漆桶和排笔刷在漫天风雪中走街串巷了。我悲哀地联想到我的未来，一年有四季，每一季都要搞所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说我将年复一年地站在宣传栏下当油漆工了。

　　有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愤然摔了排笔，踢翻油漆捅，找到党委书记气呼呼地提出：“我想回处里工作。我的工作是秘书不是油漆匠。”矮胖的党委书记深深地皱了皱眉头说：“这是组织上的安排，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你如果对这份工作不满意，随时可以走人。”我听出了他的得意，他内心里一定清楚，我无处可去，不然当初不会点头哈腰地到街道办事处来上班。

　　从那一刻起。我就一门心思想辞职了。即使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大不了干个体户嘛。

　　辞职的当天下午，我给老黄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行?”

　　“你现在手头有货吗?”

　　“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着急。其实，我手里根本没货，我甚至都不太清楚该到哪儿去上货。

　　“那你明早八点半到我办公室，我给你安排床子。”

　　这么快，我一听蒙了。

　　我一夜没合眼，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这一夜可以称得上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生活从此将向我敞开一扇全新的大门，那里面的景致就是我的企盼，就是我的未来。常听人说，人生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重要的只有几步……那么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依靠惯性在行走。只有到了需要抉择的时候，你才必须瞪大眼睛，辨清方向，然后义无反顾地迈动你的双脚?虽然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时常涌动，像海浪拍打礁石，一浪又一浪，但真正的行动到来的时候，心中还是不免打鼓。因为这意味着你已经出发，永无回头之路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精神抖擞从床上爬起来，拎上旅行包，骑着自行车直奔“五爱”服装批发市场。若想在约定的时间去见老黄，我必须得先到“五爱”拿货，然后，再骑车把货拉到“光明”批发。我不知道这么干行不行，但我知道我必须得拉上一包货去见老黄，才能证明我的确是有货，不是撒谎。

　　“五爱”市场是早已闻名全国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它大得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么说吧，你要是想把“五爱”仔细转悠个遍，恐怕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这里的“裤子区”前后有十排上千个床子。品种更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我从来不知道，两条腿的裤子会有这么多的品种可供挑选，价格也是千差万别。那一刻，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有这么丰富的品种可供选择，我肯定能上到满意的裤子。

　　从凌晨五点转到七点半。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究竟该上哪种货。价格太贵的我拿不起，太便宜的又很难让人一见倾心。我焦急地在大过道的人流中徘徊，心急如焚。我只有五千元，这是我做生意的全部本钱。其中四千还是我父母生前留给我日后娶媳妇用的。昨天晚上。我才哆哆嗦嗦地从一只破旧的黄胶鞋里把那四卷钱掏出来。

　　不远处的一个“大角”床子前围了很多人，人们吵吵嚷嚷地抢着试裤子。跟不要钱似的。床子里卖货的是对双胞胎姐妹，她俩忙得大汗淋漓，一个负责收钱，一个站在椅子上负责眺望，生怕有人趁忙乱之机，穿上裤子一走了之。我已经在附近盯了她们好一会儿了。

　　一阵抢购风过后，床子前暂时恢复了平静。趁这个间隙，我凑过去问负责收钱的女孩：“拿货多少钱?”“拿货”这一行话是我刚才转悠时，听一些拎着大包小裹的人说的。他们与床主交流的第一句话就是“拿货多少钱”。

　　女孩把系在腰间的钱包拉链细心地拉上，小声说：“六十元。”

　　“能便宜多少?”

　　“你想拿多少?”

　　“一百条。”

　　女孩看着摊位里面的货包说：“五十五元。”

　　“你再低点儿吧。”我嗫嚅着说，声音像是在乞求人家。

　　“没法再低了，你刚才看到没看到，我零售都是一百元一条的。”

　　我犹豫着后退两步，考虑着拿还是不拿。要拿拿多少。

　　“哎，你有没有诚心，真想拿你先开个价。”女孩以为我要走，从床子里出来凑到我面前。

　　“五十元。”

　　“嘘，小声点儿。”女孩把中指竖在嘴中间，同时往四周看了看：“你要拿就五十三元，不拿就拉倒。我这货是有本钱的，又不是偷来的。”女孩边说边迅速地返回了床子里。

　　我当时在心里已经决定拿了，但我死心眼儿地想到，刚才我说拿一百条，一百条就是五千三百元，可我只有五千元，还差三百元呢，我怔在那儿，没动。

　　两个女孩凑在一块儿咬着耳朵嘀咕了几句。另一个女孩冲我摆摆手，示意我过去。

　　“你想拿一百条吧?”见我肯定地点点头，女孩又问：“是马上吗?”我“嗯”了一声。

　　女孩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说：“这个价位批给你，我是一分钱都没得赚了，你再添点儿嘛。”

　　我拘谨地摇摇头。

　　女孩马上说：“好吧，我也不跟你啰唆了。就当我拉你个主顾。咱们一回生二回熟。”

　　说完，小姐俩蹲在地上打开货包开始点数。我的旅行包只能勉强装七捆，也就是七十条裤子。于是，她俩又用一个塑料袋把剩下的三十条裤子装进去。

　　我把五千元递给她俩。小姐俩举着钱在阳光下一张张地边捻边点。

　　市场里人越聚越多。几乎让人寸步难行。我一手拎旅行包一手拎塑料袋，艰难地走了一小段路就开始气喘吁吁了。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热情地凑过来：“大兄弟，我帮你拎出去吧。”

　　我警觉地说：“不用，一会儿有人来接我。”

　　“我不收钱的。你只要便宜点儿卖我一条裤子就行。”中年男子执意抢过旅行包。我只好拎着塑料袋紧紧跟在他身后。

　　出了市场，来到存车处，中年男子精明地说：“我刚才都看见了，她批给你五十元。你卖我一条呗，按批发价。”

　　“行行。”我打开车锁后说。

　　“我要32号的。”

　　我都不知道32号是多大腰围，就说：“你

　　自己挑吧。”

　　中年男子挑出两条32号的裤子，“大兄弟，你卖我两条吧，我的这条按批发价，另一条我给你加五块钱。”

　　“不行不行，卖你一条就不错了，你还给脸往鼻梁子上爬。”我使劲儿摇摇头。

　　中年男子生怕我改变主意。连他自己的手里那条都不卖了，忙把五十元钱塞到我手里，匆匆走了。

　　我心里很得意，刚上的货就有人追着屁股加五块钱，这是个好兆头。我哼着歌。一摇三晃地把自行车骑到了“光明”市场。

　　第一笔生意我是赔定了。可我既然已经跟大平说这批货是帮人代卖的，就没法在光明市场里“跳”了。缘由之一是怕给大平留下一个不诚实的坏印象，其二是我的货昨天才从那对双胞胎姐妹处上的，退货的价格也许比直接跳的价格要高些。当然我得低三下四厚着脸皮去求人家，但此时，脸皮显然没有钱重要。我必须得再去一趟“五爱”，我知道退货的滋味肯定挺闹心，但我现在实在是没招了。

　　我又是一夜没合眼。

　　早晨推车出门时，灰暗的天空中正飘着蒙蒙细雨。这鬼天气让我的心情更加黯然，连反身回屋取雨衣的力气都没有了。一路上，我想了许多。原来，做生意是这么的麻烦，既要吃苦受累，还可能赔个稀里哗啦。在此之前。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完全是仓促上阵，如此惨痛的开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雨停了，许多床子里的人大呼小叫着，站在椅子上撒下床子与床子之间临时搭起的雨布。我把那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和塑料袋堆放在大过道的路中央，望着不远处正在床子里忙活着的双胞胎姐妹，可就是没有勇气走上前去开口退货。拥挤的人流越聚越多，他们从我的旅行包和塑料袋前磕磕绊绊地跨过，显得很别扭，甚至有些狼狈，于是有人不了埋怨几句。我紧抿着嘴唇，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像根碍事的木桩。“大角”床子的人走过来，凶巴巴地呵斥我：“挪挪，别挡在这里耽误批货!”我只好佯装等人的样子，把旅行包和塑料袋往双胞胎姐妹的床子方向挪挪，再挪挪。

　　双胞胎姐妹闲暇的目光终于惊讶地停留在了我身上，我几乎是怀揣着一颗赴汤蹈火的心，提起旅行包和塑料袋，疾步朝她们的床子走去。

　　“你看，能不能……帮我把货退了?”我支支吾吾地说。

　　“你不是昨天刚拿的货吗?怎么今天又想退呀。”其中一个女孩冲我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皮，大声抱怨道。另一个干脆撇撇嘴，把头转向相反的方向。

　　“对不起，租我床子的那人临时变卦了，不租给我了。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呀。”我嗫嚅着说出了这个我在家想了一夜的退货理由。

　　“嘁。那关我们什么事?我批给你的裤子没毛病吧?”我点头。“就是有毛病我们也只负责给你换货，除非断货才能退。”

　　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经过眼睑时，我的眼睛被蜇了一下，又继续缓缓地往下流，像一行泪水，“我这是第一次做生意，什么也不懂，麻烦你们了。”两个女孩把头转向买货的人，不再答理我。

　　我站在原地，委屈地张了张口，但不知道还该说点儿什么。

　　“你把包挪一边去，我这儿还批货呢。”女孩口气生硬地把一只细长的胳膊在我脸前挥了挥。

　　我强压着心里的火气，耷拉下眼皮说：“我便宜点儿退还不行吗?”

　　“你想多少钱退?”刚才说话的女孩示意我到边上说，别影响批货。我跟她来到大过道的中央，近乎央求地看着这个可能比我年龄还小的女孩说，“四十五元吧。”女孩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说话。“这我已经赔五百元了，再多我真的是赔不起呀。”

　　女孩瞟了我一眼，仍不搭话，目光闲散地看着过往的人流。

　　“那你说多少钱你才肯退?”

　　女孩转过身，“一口价，三十三元，多一分钱咱们免谈。”女孩的神态和口气像个谈判桌上的女强人。

　　“那我就得赔一千七百元，我昨天才从你这儿拿的货，刚一天就赔这么多，你还讲不讲点儿理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浑身直哆嗦。

　　女孩平静地看着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要是觉得亏，去找工商、找消协。实话跟你说，能给你退货，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因为我看得出来，你的确是个新手，不是蒙我。不然，我才懒得跟你在这儿磨嘴皮子呢。”女孩伸出食指，原地转了一圈，“你满‘五爱打听打听，谁家给退货?批出的货就是泼出去的水，无论赔赚，剩下的都是你自己的事了。难道你拿货赚大发了还跑来给我加钱吗?”她这话一点儿不错。

　　“你快过来卖货，少跟他啰唆!”另一个女孩皱着眉头喊了一句。

　　女孩耸了耸肩，边走边说：“你自己看着办吧。惹急了，她一条裤子都不会给你退的。”

　　我无计可施，只怪自己当初操之过急，现在只有干瞪眼认赔的份了。两个女孩蹲在地上。打开旅行包点数的时候。几个买货模样的人在一旁哈哈大笑。我恍然大悟，这几个人我昨天在这里见过。他们是双胞胎姐妹雇来“牵驴”的。我不禁暗自叫苦不迭。

　　退完货，我恍恍惚惚地骑上自行车往“光明”市场的方向骑去，骑着骑着才回过味儿来，我还去那里干什么?我现在一条裤子都没了，到那儿去“卖呆”?我可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我悻悻地把自行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巷口处，胃里咕咕叫，但我的食欲昨天就被破坏了，什么也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如果这个时候我还能冲进早点铺来一顿狼吞虎咽，就太没心没肺了。我说过我做生意只有五千元的本钱，仅一天时间就搭进去了三分之一，照这个速度，三天后我就将一贫如洗。

　　但不管怎样，我都应该跟老黄打声招呼，通知他一声，最近我可能不能来“光明”了。如果我与老黄的关系再熟悉一些，我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再来“光明”了，床子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我是个失败者，我的服装生意仅一天就结束了。我赔不起，也许也不是块做生意的料。想到这里，我的眼眶里有了一丝温热。

　　我强打精神在公共电话亭呼了老黄。老黄很快就回了电话。“我这几天……可能不能来市场了。”我吞吞吐吐地说。老黄“哦”了一声，更像是打了个饱嗝，“我刚才听说你的货不行，我们这条街虽然不大，但是很有名气。这些年，床主们的货都从广州上，不像‘五爱和‘西柳，哪儿的货都有，乌七八糟的。你应该尽快到广州去看看，从那里弄点儿货回来卖，肯定错不了。”

　　老黄的话提醒了我，去趟广州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我只剩下三千三百元，除去必不可少的路费，能上多少条裤子呢?可不去上货我只能坐以待毙。剩下的这点儿钱，用不了多久也得被我稀里糊涂给造光了。我从未去过广州，只听说那里自由开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我很早就渴望到那里去见见世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我在心里不断地安慰自己，权当是去广州旅游了，散散心，顺便碰碰运气。至于是赔是赚先甭管那么多。赔咱认了，赚了就当白捡的，哪怕能赚回个往返路费，闹个白玩儿也不虚此行呀。

　　当时社会上正流行这么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拼了，不就是他妈的几个臭钱吗?赔光了老子大不了去打工。我几乎是在这种悲壮的情绪中腾地从马路牙子

　　上弹了起来。

　　没有人甘于承认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何况，我他妈还这么年轻，才二十三岁。

　　第二章

　　就这样，我怀揣着“风萧萧兮易水寒”般的悲壮，踏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硬座车厢里拥挤不堪，迎面扑来的是混杂着各种气味来历不明的空气，总的感觉是臭烘烘的咸鱼味道，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那些民工们的嗅觉好像早已习惯了这种怪味道，他们照样有说有笑，张大嘴巴该吃吃该喝喝，肮脏的车厢就像是他们随意驰骋的乐园，令他们自由自在，怡然自得。城里人大多面色平静地把目光转向窗外，只有当民工们的嘈杂声打扰到自己时，才会厌恶地皱着眉头骂上几句。每当列车停靠站时，我和那些城里人一样，急不可待地跳下车，在站台上大口地呼吸着地面上的新鲜空气，伸伸胳膊腿。最难熬的是下半夜，整节车厢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静寂之中。那些有经验的民工们横七竖八地抢占好了车厢里每一个可以放平身体的地方：行人过道、座位下和车厢与车厢间的连接板处，无论男女一律头枕着鞋，脸上盖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毫无顾忌地打起了沉闷的鼾声。嘴角流淌出幸福的涎水。那场面犹如战场上惨烈激战后遗留下来的一具具死尸。惨不忍睹。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望着茫茫的黑夜。偶尔有一星亮光闪过，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广州之行，也许就是我命运的一丝亮光，如果这次生意失败，我的未来将陷入一片恐怖的黑暗之中。此时。车厢里的灯光异常惨白。我看不清自己的模样，但我知道那是张灰蒙蒙汗涔涔的脏脸，头发上泛着腻乎乎的油光。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与如过江之鲫的民工们共度这难熬的漫漫长夜。一种悲哀的情绪在心底泛起，伴随即将上货的忐忑，我在浑浑噩噩中艰难地熬过了这令人万念俱灰的一夜。

　　出了广州火车站，辗转来到高第街。高第街是广州最早、名气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早在改革开放初始，高第街就伴随着广州这座城市，塞满了内地人的耳朵。

　　高第街比我想象的要小得多，大概连“五爱”市场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里只有一条从下至上的坡路，马路中央是背对背的两排铁皮床子，临街的门脸房家家开着档口。这里裤子批得真叫便宜，但我还是战战兢兢的觉得无处下手。上次的教训像敞开的伤口，深嵌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提醒我，切勿操之过急，更不能被眼前繁忙热闹的批货场面所迷惑，稍不留神又被人家“牵”一把。这里是广州，拿了货想退都没有机会，价格不菲的路费、肮脏的车厢足以消磨人的意志。

　　我在所有批发裤子的档口、床子前一家家地比较价格、做工，神色紧张，目光游移。但我知道，今晚我必须得连夜返回奉城，我身上带的钱实在是太有限了，熬不起。

　　我长了个心眼，打定主意不能拿一种货，无论它多么令我怦然心动，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不然死了连个缓的机会都没有。我在这条街上往返了不下十趟，才拿二十条三十元的。十条四十元的，还有一种三十七元的裤子，拿了十条。剩下的几种我看得上眼的。由于讲不下来价钱，我就来回比较，完全是一种撞大运的心态。

　　傍晚时分，我找到一条偏僻巷子里的公用电话，往姐姐单位打电话报了个平安。这时，我看见斜对面一家不起眼的门脸也开着一家档口。心想，这么背静的地方能批货吗?出于好奇，我顺便走进去，伸头往里探了探，看见一种银灰色的西裤，孤零零地挂在一排休闲短裤的角落里。我上前摘下裤子，拿到阳光下眯起眼睛仔细端详起来。这条银灰色的裤子夹杂着一些不规则的暗灰和暗红的条纹，做工也较为精细，尤其吸引我的是挂在裤环上的激光标牌。在阳光下发出斑斓的光芒，使整条裤子看起来既干净又有档次。我想，这种裤子的批价一定贵得吓人，所以，我连价格都没敢问，只是故作老练地把裤子用挑竿重新挂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准备离开。

　　看档口的女孩子摘下耳机，叫住我：“老板，是拿货的吗?”女孩的国语说得卷卷的，但很好听。我停下来，随口问：“怎么拿?”

　　“那就看你是不是喜欢啦，如果想拿货就不要这么急着走啦。”女孩儿的脸很光滑，皮肤微黑，完全是一副中学生模样。

　　“你就说多少钱吧，如果价钱合适我就拿好多好多啦。”我学着她的腔调，逗她玩。

　　、

　　女孩果真被我逗笑了，一颗米粒大小的酒窝浅浅的，若隐若现。女孩用手背捂住嘴笑着说：“你们东北人拿货当然要拿好多啦，不然这么老远跑来做什么?”女孩在跟我兜圈子。我看了看手表，已经不早了，我怕我看好货的那几家档口关档，急着要走。

　　“最低价，四十元怎么样?”女孩冲我的背影喊。我真的没有想到，她的报价竟只有四十元。“我马上就关档了，不然才不会这么便宜批给你。”女孩儿见我反身回来，重又坐回到竹椅上，随手把耳机重新塞到耳朵里。

　　我又从里到外查看了一番裤子的质量，说，“你说个最最最低价，我拿五百条。”

　　“有没有搞错，我都说了，这个就是最低价啦，白天我都是批四十五元的，骗你是小狗。”女孩故意调皮地嘟起厚嘴唇。她一定知道她这个样子很讨人喜欢。

　　“我不相信，我最高给你三十六元，批我就鑫，不批我可去拿别人家的货了。”我又摆出了个欲走的姿态。

　　女孩不情愿地说：“那你等一下啦，我打个电话给我爸爸，他要是同意就批给你，不同意就随你走好了。”说完，女孩摘下耳机，拿起电话用粤语叽里哇啦地说了一大通，我唯一听懂的一句是五百条，我暗自苦笑着摇摇头。

　　放下电话，女孩开口说：“你这个人好能讲价呀，人家东北人都很爽快，只有你这样讲来讲去的。唉，好烦哪，要是都像你这种人，我们根本就没得生意做了。”女孩边说边伸了个懒腰，示意我点货。

　　我这才为难地挠着头说：“我先拿五十条吧，上货的钱都花光了，明天我再来提剩下的四百五十条，怎么样?”

　　女孩儿夸张地用双手抱着头：

　　“哇，你好狡猾呀，你骗人。你们东北人只会讲大话。”女孩儿红着脸恼怒地瞪着我。我拿出身上的所有的钱给她看：“我真的不骗你，现在我只有这么多钱了。你想想东北人来上货肯定要带好多钱啦，明早我到银行取完钱就来提货。”

　　“那你明天一块儿提好了，何必这么啰嗦。”女孩聪明地回应我。

　　“好了，你就说批还是不批吧，痛快点儿。”

　　“哼，那就只能批了，反正我跟我爸已经说了嘛。但你明天一定要来提剩下的货哟，不然我会被我爸骂死的。”

　　五十条裤子点好后，我又从中抽出一条。因为我突然意识到，除了车票钱，闹不好我连路上吃方便面的钱都不够了。女孩被我的举动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也不好意思地苦笑着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成败在此一举。这是我坐在返沈的列车上心里不住嘀咕的一句话。

　　“光明”服装批发市场是条T型街，一分为二的横街混乱而无序，更像是一个杂货市场。有卖服装毛衫的，也有卖鞋和箱包的，交叉口处是专卖跳楼货的地摊，从早到晚，都有人擎着高音喇叭不厌其烦地高声叫卖。竖街是裤子的专卖区，街上近百家的床子上挂满了各式各

　　样的西裤，只有个别的床子才卖女裤和牛仔裤。虽然与横街相比这里略显冷清，但逛竖街的人大多是货真价实的买主，他们到这里就是奔买裤子来的。所以，成交率高得出奇。

　　大平热情地用挑竿帮我把新上的四个品种的西裤一一挂在竹竿上，又忙着往腰环上穿皮带。

　　“拿货多少钱?”一个抚顺口音的中年男子在大平身后问。

　　大平扭过头。“哟，来了大哥?新货。”然后，才压低声音说，“九十二元。”

　　那是一对中年夫妻，男人用手在挂着的裤板上捻了捻面料，眯缝着一双小眼睛挑剔地端详了好一会儿。又与身边的女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了几句说：“兄弟，说个实价吧。”

　　我刚要上前开口，大平用狡黠的目光阻止了我。大平递给男人一根烟，点上后才慢悠悠地问，“你能拿多少?”

　　“我什么时候少拿过?最少五十条。”

　　“最低。八十八元。”大平压低嗓音说。男人心有不甘地还要讲价，大平摆摆手：“这样，大哥，你先转转，想好了再过来拿，别急。”

　　那两个人走开后，大平蹲在地上仰头对我说：“批货不能两个人上去谈，容易弄‘惊了，零卖才需要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懂吗?”

　　“我是怕他们一走就不回来了。”我谦恭地弯下腰，双手支着膝盖说。

　　“批货不是上赶子买卖，你越热情，人家就越觉得你心虚。尽量别跟他们套近乎，但适度的热情还是必要的。人家看准了自然就会拿，不想拿你说破天他们也无动于衷。哥们儿，这里面学问大着呢，慢慢学吧。”大平得意地笑笑。

　　过了好一会儿，那对夫妻又转了回来。我焦急地干咳了两声，提醒大平。大平却把头转向别处，故意与对面床子上一个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开着玩笑。

　　那两人站在竹竿下低声耳语了几句。男人对仍与人说笑的大平喊了声：“你还批不批货了?”大平这才止住笑，慢腾腾地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再低点儿，我拿完货好走。”男人大声说。

　　“真的没法再低了。大哥，你又不是初来乍到，我还用跟你玩虚的吗?谁不知道，你是大户。得罪你我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大平表情无奈地摊开双手。

　　男人满足地笑了，轻点点头：“好，你先给我拿五十条，要是卖好了，这两天我还过来多上点儿。”

　　我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蹦出来了，双手哆嗦着和太平把货全部从旅行包里翻腾出来。“算那条裤板才四十九条。”我的声音在发抖。

　　大平把裤板从竹竿上拽下来，“只剩四十九条了，刚才让你拿你不拿，一会儿我就批了三份。”

　　男人看了看拽下来的裤板，大平说：“放心吧，不脏，刚挂上去的。”

　　“好好好，算账。”男人大方地说。

　　“四千三百一十二元，抹个零头，干脆四千三吧。”大平也大度地说。

　　男人无所谓地笑笑：“痛快，我他妈最烦那些老娘们儿批货，差一分钱都不行。其实谁差那两个毛票呀，不就是图整钱好算账，心里舒坦嘛。”夫妻两人抬起满包的货物急匆匆地走了。

　　大平把钱交到我手上，就忙着卖他自己的货去了。

　　我躲到一边，接连数了几遍，可每数一遍钱数不是多一张就是少一张。我暗自埋怨自己不争气，这点儿小钱就把自己乐晕了。这么一想，我干脆把那摞钱揣到裤兜里，不数了。我长出了口气，点上根烟，闭上眼睛。我这不是在做梦吧?三十六元拿的货转眼间就批八十八元，一条裤子挣五十二元，这也太离谱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服装批发生意?这钱赚得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在一瞬间甚至后悔，在广州拿货时不该抽出去一条，多带一条就意味着多挣五十二元呀，不就是在火车上挨两顿饿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过了一会儿，大平又凑过来问：“剩下这三种货你准备批多少钱?”

　　“随便。”我紧张得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

　　“什么叫随便呀，你得有个底价吧?不然我怎么帮你批。”显然大平对我的“随便”很不满意。

　　我想了想，讨好似的说：“批五十元。怎么样?”

　　“批多少钱你别问我，我也不打听你的上货价。刚才我帮你批货是因为我看出你很着急，恨不能马上把那批货批出去，才擅自替你做主的。”

　　我殷勤地帮大平点上根烟，说：“我这两天家里有点儿事，可能不过来……”没等我说完，大平就接过话来：“有事你就忙你的，货我先帮你挂，能批就顺便帮你批点儿。”

　　我来到对面的烟摊给大平买了包三五烟。“我操，跟哥们儿玩虚的?都在一个市场里混，谁不求着谁呀。”大平仍蹲在地上。但还是把烟揣进了上衣口袋。

　　第二天一早，我又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尽管车厢里仍旧是一片狼藉，但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连嗅觉也在不知不觉中退化了。下车后，我直奔女孩的档口。一路上，我唯一担心的是怕货批光了，那样我该如何是好?谢天谢地，刚到档口前，我一眼就看见那条挂着激光吊牌的裤子仍然挂在档口里不起眼的位置上，好像从未被人碰过。

　　我强迫自己镇静下来，装作随意地跨进档口。“哇!你不是说第二天就来提货吗，怎么今天才来?害得我被我爸臭骂一顿，你们东北人说话从来不算数。”女孩对眼前的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热情，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嘴里不住地抱怨我不讲信誉。

　　但这种所谓的抱怨更像是朋友间见面时的打趣，她当然不会因此而拒绝批给我货。这次我也没有跟她啰嗦，拿了一百一十条裤子。拿完货，我问女孩：“下次拿货能不能便宜点儿?”女孩将了我一军：“想便宜可以，但一次最少要拿一千条。你有这个胆量吗?”我咬着后槽牙说：“有，那你能便宜多少?”女孩像模像样地将身体往竹椅上一靠，挺认真地埋头想了想：“给你出厂价，三十二元。但你得一周之内来提货。实话跟你说，我的库房里只剩下一千条了，你全包了吧，保证你挣大钱。”

　　“那咱们一言为定。”

　　早晨一上行，大平就焦急地拍着大腿对我说，“哎呀，你咋才来?昨天那两个抚顺人来补货了，开口就要一百条。我只好搪塞他们说货到就通知他们。”说完，大平就到公用电话亭去给抚顺人打电话。我听见大平说：“你马上来，我给你留着，不然，货又批光了。”

　　大平拿出一张纸片，“这是这几天帮你批货和零卖的账单，你对一下。”

　　一种三十元的货，十条全都按五十八元批的，另一种四十元的货，零卖了八条，最低卖一百二十元。最高竟卖到一百五十元。只有一种三十七元上的货一条都没动。

　　我被大平的热心肠感动了。我从货款中抽出三百元递给大平说：“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操，别总跟我玩虚的。你不拿回去，往后我可真不管你的事了。”大平说完，指着对面床子边上一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说：“小卫还帮你卖了好几条呢。”

　　我冲小卫点点头，忙上前递给小卫一根烟，点上。

　　“这货的颜色太艳，不然，我俩早就帮你卖光了。一共就这么几条，你一会儿干脆跳了吧。”小卫指的是那种三十七元上的货。

　　“行。你俩就看着帮我跳吧，跳多少钱都无所谓。”我痛快地说。

　　中午的时候，那两个抚顺人赶了过来，点了一百条。“就剩十条了，要不你都拿了算

　　了。”我在边上插了句嘴。我明天还想去广州，巴不得多带点儿本钱。

　　“都拿了吧，卖不了再给我送回来。”大平听出了我的焦急。

　　“兄弟。这话可是你说的。好，我全包了。”男人搂着大平的肩膀嘻嘻哈哈地说。

　　现在我已经有一万一千多元了，这简直像在做梦，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从我刚开始做生意至今才不过十天。

　　那天中午，我给平日里几个关系不错的大学同学挨个打电话。我告诉他们，我的生意做得异常的顺利，但我手头缺少上货的资金，想借点儿，一个月之内肯定还，甚至还许诺百分之十的利息。他们在电话里无一例外地向我表示了祝贺，但同时又不无痛心疾首地说，咱们哥们儿之间谈什么利息不利息的呀，唉，你咋不早说呢……接着，他们不是说单位刚交了集资款。就是老丈母娘住院了，再不就是刚借出去……我知道他们是在搪塞我。没有人愿意把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血汗钱借给一个对生意毫无经验的人。

　　但我明天必须去广州上货了，即使借不到钱，我也得带上手头的钱去上货。我真的怕这批货被同一市场的人在高第街无意间碰到，这是很有可能的。凭什么我有误打误撞的好运气，而别人没有，没道理的嘛。况且，我还与那个女孩“一言为定”过，我不想失信于人。万般无奈之下，我想到了姐姐。也许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肯帮我的人。

　　下行前。我叮嘱大平：“这两天帮我批批货，我明天出门。”

　　“你赶快上货去吧，能上多少就上多少，肯定不会砸在手里，放心吧。”大平也替我着急。

　　晚上，我来到姐姐家。姐姐和姐夫都下岗了。姐姐在家附近的一所小学前摆地摊，卖一些儿童玩具和学生用品。姐夫在离家很远的九路家具城骑倒骑驴拉脚。

　　姐夫见我来了显得格外高兴，叮嘱姐姐：“快弄几个菜，我跟小舅子好好喝两盅。”

　　“用得着你说，他是我亲弟弟还是你亲弟弟?”姐姐也高兴。

　　姐夫“嘿嘿”地挠了挠头皮。姐夫这人最大的爱好就是整两口儿。白天帮人拉完活，回九路家具城的路上，见到卖散啤酒的大排档就停下来，站在店边喝上一杯，连小菜都不要。姐夫说，他是当水喝，大杯便宜，一杯相当于两瓶啤酒的量，才合一瓶啤酒的钱，当解渴了。姐姐时常抱怨说，喝水不花钱，大杯怎么说也得从兜里往外掏钱吧。我就劝姐姐，姐夫每天拉脚这么辛苦。他好这一口儿就让他喝点儿呗。姐姐说，我不是心疼钱，是怕他喝多耽误事。万一骑车出事怎么办?好在姐夫从不多喝，一天只喝一杯，即使是炎热的夏季仍是如此。

　　姐夫真正喜欢喝的是白酒，每晚回家都来二两，雷打不动。姐夫说，白酒解乏过瘾，喝完睡觉特别香。

　　在与姐夫喝酒聊天时，我在心里一直盘算着该如何跟姐姐、姐夫开口借钱。细心的姐夫终于觉察出了我的心事重重，问：“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千万别跟姐夫客气。有话你尽管敞开说。”既然如此，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讲清了来意。

　　姐姐面露难色地看着姐夫。

　　“实话跟你说，我和你姐现在有六千元存款，其中五千元是死期，一千元是活期，留着万一有个啥事。明早我把那五千元死期提出来给你。我这里还有个我爸妈的存折，上面有一万五千多块钱，明早我也帮你提出来。我和你姐的钱赔了赚了无所谓，但我爸妈的养老钱，你可一定要保证还给我，不然，我无法交待。我知道。做生意的确需要本钱。”姐夫叹了口气，“都怪姐夫我没本事，我要是有钱，你要多少我就敢借你多少。”

　　我被姐夫这番朴素的话语感动了：“你们能借我钱，已经很不错了。这年头借钱比借老婆都难啊。”我苦笑着发了句感慨。

　　我告诉姐夫往广州汇款的地址后，匆匆离开了姐姐家。

　　我把随身带的一万多块钱装在一条女式弹力袜里，紧紧捆在腰上，第三次跳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身轻如燕，脚下弹性十足。

　　可到了档口，我发现那条银灰色的西裤并没有挂出来。我心里一惊，莫不是女孩把答应留给我的货批出去了。我上次并没有给她留定金，这是完全可能的。完了完了，我暗自叫苦不迭。

　　女孩坐在门口的竹椅上，微闭双眼。正随着耳机中的音乐轻轻摇晃着身体，很享受的样子。

　　我尽量让自己放松些，再放松些。我清了清嗓子，怕吓着她似的，小声说了声：“哈啰，你还挺会享受的啊。”

　　女孩睁开眼睛，笑眯眯地说：“你还行，挺讲信誉的。”

　　我一听，有戏。忙问：“货准备好了吗?”

　　女孩说：“我早就打好包了，就等你呢。”

　　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回了它本该回到的地方。

　　点货交钱，一切收拾妥当。我坐在档口的门槛上，叼上根烟，问：“你怎么这么信得过我?要是我不来，不就影响你批货了吗?”

　　女孩慢悠悠地说：“我是会看相的，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但她马上又叹了口气：“唉，其实，我是上过你们东北人的当的。我爸说做人要吃一堑，长一智。可我偏不信，我就要再赌一次。”

　　我说：“这回你赢了。”

　　女孩得意地龇着一口好看的小白牙说：“那当然啰。”还把头一抑，一脸可爱的孩子气。

　　再次回到“光明”市场，我整个人的心情平稳从容多了。我批货的开价还是九十二元。但打听的多，真想拿的人少。很多人喜欢，但难以承受这么高的批价。

　　“降点儿价怎么样?”我有些着急地站在竹竿下与大平和小卫商量。大平仍蹲在地上，两条短粗的胳膊在膝盖前晃悠着。小卫裤线笔直，习惯性地抖动着双腿，好像憋了泡尿没处撒。

　　“关键你得盯准了，如果真想拿货的你再跟他慢慢谈，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别一下子把价拉下来。”小卫边说边四下张望着提醒我。

　　下行前，我一共批出去六十条。一份三十条的批八十八元，两份十五条的批九十元。都是大平和小卫帮我批的。我自己好歹零卖了一条，虽然只卖了一百元，但我还是很兴奋，毕竟这是我做生意以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嘴巴卖出去的裤子，我激动得手舞足蹈。

　　我数了数钱，正好五千元，相当于我最初做生意时的本钱。

　　五天后，我将从姐姐那儿借来的两万块钱还了回去。

　　半个月后，我所有的货全批“亮”了，一条不剩。

　　我挣了差不多近六万多块钱。按现在人的说法，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淘到了第一桶金。我整个人都乐“颠馅”了。

　　第三章

　　大平和小卫在“光明”市场里是做代卖生意的，行话叫“啃地皮”。所谓“啃地皮”即是说，他们床子上的货，是从市场里那些真正搞批发的人家拿来代卖的，自己不用出门上货。起初，我对在批发市场干代卖的人，一点儿也不理解，甚至因困惑而为他们的生计担心。既然是批发市场，那么就是说，我们服务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本市或周边城市的拿货人，零卖只能算是捎带脚的事儿。而据我所知，大平和小卫他们搞代卖的，通常要比那些拿货人的价格高出十元左右甚至更多。其原因是，批货是泼出去的水，有去无回，而代卖是不需要本钱的，即卖多少条裤子返多少条裤子的货款。卖不了随时原样退货，互不相欠。再有，代卖经常会

　　把号卖偏了，这对批货人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加一些钱也算是一种变相补偿。做生意嘛，谁都是无利不起早。

　　渐渐地我才知道，“光明”市场与“五爱”市场在规模的大小上虽不可同日而语，但“光明”是奉城最早出现的服装批发市场，且尤以经销高档西裤闻名，算是“老品牌”了。相比之下，“五爱”只能算是后起之秀，规模虽大，但经销的货色基本上是以中低档产品为主。一些上档次的人，觉得到“五爱”买东西掉价，况且那里人山人海，连找个下脚的地方都困难，遭不起那个罪。逛“光明”的人，大多是奔着买高档西裤来的，是货真价实的买主。而外地人逛“五爱”，更像是逛景点，买不买东西都要瞎转一气儿，能把你累个半死。就是说，“光明”市场的客流量虽不大，但成交的比例却高得惊人。

　　这就给大平和小卫这些以小卖为主的人，提供了适当的空间。因为真正搞批发的人，从凌晨四点钟就开始忙活儿，到了八九点，已经累得人困马乏精疲力竭了，哪儿还有心思为了卖一条裤子跟你磨嘴皮子，浪费唾沫星子。于是，那些零买的人就成了大平和小卫们的“盘中餐”，任他们随意抬高价码，大施拳脚。

　　通常，市场里一些搞代卖的人，都是初来乍到来摸门道儿的新人，他们刚步入服装圈，一是想试试这里的水有多深，玩不转赶紧撤退，这叫船小好调头。毕竟不用自己投资上货，赔，顶多赔个租床子的钱；二是，有的人没有本钱，只能“啃”点儿“地皮”。所以，小卖的人永远不可能一夜暴富，赚个盆满钵满，但也不至于赔个稀里哗啦，遭遇“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悲惨结局。

　　小卫家住在自家床子后面的红楼里，从楼口到床子的距离不超过十步远。我们开玩笑说，小卫是世界上家与“单位”最近的人。

　　小卫家的床子是市场初建时，工商部门特批的。因为市场的床子影响了红楼居民的正常生活，也给他们的进出带来了诸多不便，工商部门组建市场之前允诺，前五十个号通通发给红楼的住户，床子的位置随便挑。那时候，“个体户”三个字还差不多是个贬义词，起码也是社会闲散人员的代名词。有的人家怕辱没了世代家传的好名声，唯恐避之不及就忙把号儿给卖了。听说，当年一个床号可以卖两千块钱。这大概也算是工商部门对红楼住户的一种变相补偿吧。

　　有一段时间，小卫妈见那些跑广州上货的大小伙子们迅速暴富，直眼馋，便也加入了南下的大军，同市场里的年轻人一块儿坐硬座睡地铺，结果钱没挣着，还在广州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五千块货款，为此，小卫妈一蹶不振，发誓再也不去广州那个是非之地了。拿市场里熟人的货代卖，虽然挣不到什么大钱，但一天零卖个十条八条，还是轻飘飘的。小卫妈很知足。

　　小卫初中一毕业，就来市场帮他妈卖货了。许是打小耳濡目染的缘故，加之人聪明又帅气，小卫一上行，裤子的销量就翻着筋斗地长啊长，钱挣得更是他妈卖货时的几倍。小卫妈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就更不愿意让小卫出门去上货了。尽管小卫要求上货把嘴皮子都磨破了，小卫妈仍不为所动，说，钱被抢了还是小事，万一自己的宝贝儿子再被那些土匪捅上两刀，那她自己恐怕连命都活不成了。所以，小卫做生意的头几年，一趟广州也没去过。毕竟，那时的小卫只有十六七岁，正处在争强好斗的年龄段。这让小卫郁闷至极，也苦恼至极。尤其是听市场里的年轻人，从广州回来满口鸟语，眉飞色舞地讲起广州花花绿绿的夜生活，更是让小卫心急如焚，蠢蠢欲动。终于，小卫背着他妈与人去了趟广州。但小卫除了被“花花世界，鸳鸯蝴蝶”陶冶了一把，其情形比他妈更糟，上回的货赔了一万来块钱，几乎是他妈被抢金额的两倍。小卫妈好不气恼，站在床子边上跺脚大骂，她不是骂小卫，而是骂那些带她儿子出门上货的人，骂人家存心骗小卫，将来不得好死。

　　从此，小卫妈每天下行前，都要将当天的卖货款揣在自己兜里，小卫一个子儿都甭想碰。

　　小卫没辙，只好每天唉声叹气地站在床子前卖货。这两年，小卫妈的腿脚越来越不灵便了，自己很少下楼陪小卫一起卖裤子，但傍晚下行的时候，仍然坚持拄着拐棍下来，把钱收到自己手里才放心。

　　市场里，批货通常是在凌晨四点左右，冬天天亮得稍晚些，但也不会超过五点。八点一过，拿货的人就基本走光了。因为他们要急着赶回各自的城市，把货挂出来，如果晚了，就得耽误一天的卖货，这是谁都不情愿的。耽误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一天的费用。所以，天刚蒙蒙亮，各家床子的汽灯就开始打压了，然后，悬挂在床子上方的铁管横梁上。这时，拿货的人也开始从四面八方的小旅馆走出来，打着长长的哈欠，东摇西晃地挨个床子搜寻自己想要上的货了。他们先是围着市场一家家床子上转悠，记住自己大致看上的裤子和床号，打听好批价，待天大亮后，再反复比较、砍价，生怕看走眼了。

　　等拿货的大部队渐渐散去后。大平和小卫这些代卖的人。才陆陆续续地登场亮相，如果运气好，碰到个别初来乍到上货的蒙头人，他们偶尔也能批点儿货，当然是漫天要价，能宰一个是一个。

　　代卖的人先不慌不忙地吃早点，肚子填饱了，人的精神头也上来了，再到附近的库房里，用手推车把货拉到床子上，挂好。代卖的人，一般是几家合租一个库房，他们每家代卖的几种裤子加起来也才一包货。

　　小卫是先下楼吃完早点，再跑上楼，把老太太的那份摆到餐桌上。然后。支起熨衣架，耐心地熨好白天要穿的裤板、衬衣，在大衣柜的镜子前左顾右盼，直到满意，才噔噔噔地下楼。市场街口有个擦鞋摊，小卫每天早晚各擦一次，每次一元钱。风雨无阻。

　　一个床子只能挂四种货，而穿的裤板一定是当天卖货的主打产品。如果，当天穿的裤板卖得效果不好，小卫第二天就会换另一种裤子，并重新熨好，衬衣也可能得重新换一件。小卫对自己的穿戴要求很高，裤子和衬衣、皮鞋的颜色搭配也很讲究，绝不马虎。不像大平，大平是平常穿啥。卖货时就穿啥，倒是省事儿。但给人的感觉总是邋里邋遢的。大平喜欢蹲着，有凳子也不坐。大平的蹲功不知从哪儿练的，他可以在市场里一蹲一整天不带动窝儿的。所以，大平的裤子膝盖处总是凸显出两个包，打弯儿处皱皱巴巴的，但大平从不以为意。除非有人看他床子挂的裤子，他才会站起身。但如果那人的眼神有一搭无一搭的，大平仍旧不动声色地蹲着，像个冷静的猎人，继续与旁边或站或坐着的人瞎鸡巴聊，开一些爹死娘活的玩笑。只有当买货的人认真端详他的裤子，并在床子前驻足，大平才会懒洋洋地伸个懒腰，慢悠悠地迈着他的外八字脚晃悠过去，两手交叉着箍在脑后，好像他卖给你裤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其实，这是大平固有的一套卖裤子的把戏。大平从不给人那种毛毛愣愣的感觉——恨不得赶快把裤子塞在你手里，然后等你掏钱的猴急样儿。他总是让买裤子的人心情很放松，甚至是愉快的。这正是大平要的感觉。大平不会主动跟你开价，他只是不急不缓地向你介绍裤子的质地、做工、面料等，在阳光下效果如何，在阴影下效果如何，直到看出买货

　　的人动心了，大平才大大方方地说：“行了，哥们儿，我看出来了，你是诚心买我裤子的，这是缘分，我也不像别人那样漫天要价了，讲来讲去的，没啥意思，你说对吧?”那人便频频点头。大平接着说，“最低——最低——一百一十元。”依据买货人的心理，你再怎么给他最低价，他都会再砍砍的，不然，心理不平衡。大平深谙此道。那人就说：“你也别一百一了。一百吧，凑个整，好算账。”这时的大平便作痛苦状，把箍在脑后的两只手移到前额，五官以鼻子为中心使劲儿往一块儿堆凑，好像遇到了什么天大棘手的事，正令他冥思苦想：“大哥，你快饶了我吧，我以为你是个实在人呢。要知道这样，我干脆要价两百，你怎么还，咋地也得回个一百五吧。你太狡猾了，我被你蒙了。说实在的，朋友，我这裤子是有本钱的，不是偷的抢的，退一万步说，偷的抢的还得花心思呢。这是批发市场，没啥利润。”有的人就乖乖地掏出一百一十元。也有的人脸儿大，说什么工薪阶层，买条裤子不容易，你就行行好吧。说完，把一百元紧往大平手里塞。大平不接，往后边退边躲，好像人家塞到手里的不是钱而是炸弹，目光却投向一旁的小卫。小卫过来充好人：“算了，都怪不容易的，你挣个三五块就得了，等遇到大款再宰一把。”那人也说：“可不可不，有这磨磨唧唧的工夫你俩大款都宰了。”这样，大平才勉强把钱收下，脸上的表情像是把自己十八岁的宝贝女儿亲手交给了对方。那人美滋滋地往前走去，大平却不依不饶地说，“哎，你还没说声谢谢呢。”那人便回头，笑嘻嘻地大声说：“谢谢啊!”像这种卖一百块钱的裤子，代卖最多也就返五十块钱。

　　大平和小卫在市场里卖货，无论买货人买谁的裤子，双方都会主动帮一把。但不明帮，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常常把买货人忽悠得晕头转向，直到乖乖掏钱，一场戏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小卫每天把货从楼上拎下来时，总是裤线笔直，衬衣平整，连个皱褶都没有。小卫不光爱干净，人也长得帅，个子高高瘦瘦，脸上光溜儿清爽，按时下的话说，是个特阳光的男孩子。对，用清爽形容小卫再贴切不过了。为此，大平总忘不了跟我嘲笑他几句：“你看，一个臭卖裤子的，整得跟个新郎似的，操。”

　　小卫习以为常，哼着歌，该挂货挂货，该抽烟抽烟，然后，抖抖腿，小屁股微微一翘，一天的生意就算开始了。

　　小卫最会挣女人的钱，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她们从小卫的床子前经过时，见到小卫的样子，都忍不住捂嘴边笑边小声地嘀咕几句。人走过去了，还频频回首。小卫环抱双臂，微笑着，伸出一根食指轻轻一钩，腕上的金手链便发出一阵悦耳的声响。小卫戴的手链是那种坦克链式的，看着粗大，但分量并不重，大约只有五六十克，是空心的。

　　小卫说：“别离那么远，看裤子得凑近了看，才能看出来风格。”边说边缓缓地在原地转上一圈。女人总是经不住小卫微笑的诱惑，扭扭捏捏地蹭过来，仔细地看小卫腿上的裤子。小卫卖裤子与大平不一样，他是主动出击型的，且只强调裤子的高档。小卫挑衅似的说：“我这只卖高档裤子，要想买便宜的，还是到别的床子上看去吧。”说完，一指边上大平的床子。大平蹲在地上，斜睨小卫一眼，无可奈何地笑笑。

　　被小卫这么一说，那些好面子的女人自然得说：“我当然是来买高档裤的，买便宜的我就去‘五爱了。你这不是埋汰人嘛。”

　　小卫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只是提个醒，有人总想花少钱买高档裤子，那不是瞎扯嘛。来，你先看看裤型，满市场独一份。”

　　女人说：“那是你身材好，别人穿就不一定了。”

　　小卫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也不跟你谦虚了。但是，再好的身材。如果不配上好看的裤型，也是显不出来的。就是说，好看的裤型可以提升好看的身材，那么，难看的裤型呢?就只能更加暴露出身材上的不足和缺憾。你说是吧?”

　　女人抿着嘴唇，深深地点点头。

　　小卫吸了口烟，把烟圈朝空中轻轻一吐。继续说：“多花几个钱，买条称心如意的裤子，对一个男人来说，既体面又不同凡响。这样，你和你那位走出去的时候，才般配。”

　　女人调皮地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给我们家那位买裤子?”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儿，如果没有男朋友，那一定是挑花眼了，而且我敢肯定，你男朋友长得很帅。”

　　“我就是没有男朋友，我是给我爸买裤子来的。”女人小声说。

　　小卫说：“如果一个女孩子长得漂亮。又懂得孝顺，真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啊。”小卫又感慨地说：“只是不知道，今后谁有这福气娶到你。”

　　女人的脸害羞似的红了。

　　小卫趁热打铁说：“就冲你这孝顺劲儿，这条裤子我给你批发价，一百五十块，但不许讲价。再讲，你不光对不起我的一番好心，连你爸也对不起了。”

　　这条裤子就算卖成了。小卫还会送一个纸质手提袋。这也是小卫卖的所谓高档西裤的标志。

　　小卫是个有心人，这种手提袋是他在一家街道小厂定制的，成本只有一块钱。手提袋上只有几个仿宋字体：高档西裤。

　　有时，如果小卫看着买裤子的女孩身材高挑，面若桃花，令他心动，就会想方设法，软磨硬泡，变着法儿找个理由给女孩留下自己的大哥大和传呼号。当然，作为交换，他也会顺便要来女孩的联系方式。

　　小卫的大哥大放在床子边上，压在一摞厚厚的经过熨烫的裤子下面，只露出个天线头。显得既有身份又不太显摆。大哥大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当时流行这么一句话：屁股后面揣着大哥大，就相当于随身带着方向盘。

　　无论是小卫自己干净利索的穿戴，还是金灿灿的金手链和象征身份的大哥大，都是他卖“高档西裤”的“道具”。同一品种的裤子。大平卖一百块，小卫就能卖到一百五十块。你不服不行。

　　大平气得大骂那些女人，一个个全是傻×。缺心眼。这样骂，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转头骂小卫，你他妈的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会施展美男计嘛。的确，小卫很有女人缘。小卫代卖的裤子，大多都卖给了那些时髦且爱慕虚荣的女人们了。小卫不仅卖得价高，最也走得多。大平只能干眼馋。生意好时，小卫一天能挣上千块钱，少的时候，也有个三五百。当然。这不光是因为小卫的美男计，另一个原因，当归属于他的勤奋。小卫每天上行都是从早站到晚，除了必不可少的上厕所、吃午饭，即使是这时候，小卫的职业精神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会脱下裤板，用铁夹子小心地夹在床子后面的铁丝网上挂好。小卫是怕上厕所或吃饭这一蹲一坐把裤板弄出皱褶来。由此可见，小卫挣钱是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的。

　　经常有女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床子上找小卫。有时，我看着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过一会儿，才恍然大悟，这女孩前几天不是在小卫床子上买过裤子嘛。但看俩人的亲热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起码谈了一百年的恋爱了。女孩一会儿冒着酷暑体贴地为小卫买来听冰镇可乐，一会儿又到附近的时装店为小卫拧一把湿毛巾，还大方地当着所有人的面，为小

　　卫擦拭，全然不顾市场的床主们投去的复杂目光。中午又一路小跑地到市场尽头的饭店去订好吃的饭菜，不是红烧鱼就是炖排骨，把我和大平在一旁看得既羡慕又嫉妒。小卫吃饭时，女孩常常把一块鱼肉或排骨夹到小卫面前，让他张开嘴，然后，耐心地喂一口再喂一口。如果小卫摇头，女孩就会装作不高兴的样子。嘟起红红的小嘴，哄他吃。小卫故意边吧唧嘴边冲我和大平得意地挤挤眼，像个撒娇的乖宝宝。

　　大平这个气呀，骂道：“女人啊，天生就爱犯贱，哼，走着瞧，用不了一礼拜，小卫准会把这个骚货像甩大鼻涕一样甩了。”

　　果然，几天后，那个女孩就消失了。好在小卫身边唯一不缺少的就是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如果你问小卫：“那个女孩咋不来了?”小卫便会一脸困惑地望着你问：“哪个女孩?”如果你说哪个哪个女孩，小卫就会故作沮丧地一拍大腿，“唉，别提让人伤心的事，她把我像甩大鼻涕一样地，甩了。”小卫还辅以一个揩大鼻涕的动作，又笑眯眯地补充道：“反正我已经被她们甩习惯了。”可谁又会相信呢?

　　有时，我们还看到某个女孩，两眼红肿，微微抽泣着坐在小卫的床子后面，默默无语眼泪巴巴地望着忙碌的小卫。让人看着都觉得可怜也不忍。小卫怎么劝也不走。于是，小卫只能无奈地走过来与大平和我聊天。这时候的小卫是烦躁不安的，尽管表面上有说有笑，但一看就是在强打精神，装出来的，是故意给女孩看的。意思是，我该卖货卖货，该玩玩该闹闹，看咱们谁熬得过谁。可有的女孩偏偏不吃他这套，一连几天早早就在小卫的床子后面等他，一副宁死不屈的倔脾气。痛苦不堪的小卫被女孩弄得实在没辙了，只能跟大平或我匆匆交代一声：“等下行的时候，替我把货拉楼上去。”然后一甩手，找个舞厅跳舞去了。

　　大平蹲在地上，“啪啪”地拍着肥厚的肚皮，得意地冲小卫背影高喊：“他妈的，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小子也有今天啊!”这一天，大平会过得格外开心，卖货的热情空前高涨。晚上，还打小卫电话，张罗着要请小卫喝酒。

　　女孩左顾右盼，见一连几天小卫连床子都不照一面，只好抹着眼泪委屈地走了。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两个女孩同时来到床子上找小卫。她俩不急不恼，平静地把小卫叫到床子后面，推心置腹般地说着什么。小卫双手不停地揉搓着，边虚心地听着边鸡啄米似的点头，脸上挂着的却是一脸苦恼人的笑，显然很尴尬。

　　大平高兴得手舞足蹈，干脆货也不卖了，钻到自己的床子后面，蹲在地上摆起了扑克牌算命玩。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是竖着耳朵幸灾乐祸地偷听他们仨的谈话呢。

　　过了一会儿，小卫走出来。两个女孩也一左一右地跟了出来。突然，小卫大步朝前跑去，但由于市场里人多，无法发挥小卫的速度优势。刚跑几步，小卫就被两个女孩一边一个拽住了细长的胳膊。这样，我们看到小卫像是被两个飒爽英姿的女警察押着，向胡同口的老六骨头馆走去。小卫有些难为情，但也只是小声说：“你们松开，我自己能走。”两个女孩不为所动，甚至手上还同时暗暗加了把劲儿。小卫便“哎哟哎哟”地叫了两声。

　　市场里的业主和拿货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下行前，小卫回来了，脸还喝得红扑扑的，边用牙签剔牙边含糊不清地说：“搞定了，终于被我搞定了，真他妈不容易呀。”

　　小卫是在等我们问他，怎么搞定的?我们不问小卫是不会说的。过了一会儿，还是大平沉不住气了，问：“说说，咋搞定的?”

　　小卫说：“去，先给我买听可乐。”大平不想去，但见小卫开始收拾床子准备上楼，才边骂骂咧咧边屁颠儿屁颠儿地去买可乐。

　　原来，那两个女孩都是小卫在市场里卖裤子时认识的，区别仅在于前后相差两天。先认识的女孩是给她过六十岁大寿的父亲来买裤子的，是个孝顺的女孩。后一个是专门来给她上大学的男友买裤子时。被小卫三言两语勾搭上的。这不奇怪，真的，一点儿都不奇怪。起码，大平和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们太了解小卫在这方面的能耐了。小卫曾有过一项属于他自己的纪录：即一天之内。在市场里搞上过三个女人。所谓搞上。是指有超出一般朋友关系的举动，小卫做到了。在此。我不妨实录如下。

　　三个女人中，两个是女孩，另一个是有夫之妇。那晚，小卫先后与她们约了见面的时间。第一个是晚上五点。小卫和女孩在一家有名的朝鲜冷面店吃烤肉，喝了两瓶啤酒。出门后，手就自然地拉到了一块儿。可见，吃饭时两人已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本来，两人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比如接个吻什么的，但这需要时间，需要再说一些肉麻的蠢话，这个程序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的小卫没有时间，只好说，一会儿还要去谈一笔生意，便匆匆与迷惑不解的女孩分手了。连头都懒得回一下。接着，小卫又步履如飞地去见第二个女孩。但当他满脸汗水地来到女孩面前，还是晚了十分钟。女孩儿端足了架子，面容也有些愠怒，但见到小卫，还是在一秒钟之内原谅了他，连迟到的原因都没问。两人坐在一家温馨的酒吧里，小卫几乎喝光了一瓶法国干红，这么说，是因为女孩也喝了一点点。女孩是矜持型的，说话前，常常脸先红。这让小卫叫苦不迭。本来。小卫认为对付这样的女孩是不可操之过急的，起码不能一气呵成，一步到位。就是说，小卫已经做好了与之打持久战的准备。可当两人碰杯时，随着一声轻微的碰撞，两人的右手小指无意中擦了那么一下，女孩整个人就被擦亮了。女孩并没有迅速而羞涩地把盛着猩红酒液的高脚杯移开。而是定格在空中。小卫握杯的手腾不出来，就用另一只手从桌底下伸过去。哪知，女孩的手已经等在那里了。好像那只轻柔的小手一直等在那里。小卫开始还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但一瞬间，又兴趣全无，触电般将手移开了。小卫礼貌地说，认识你很高兴，但我真得走了，不然就来不及了。小卫没解释，但从神情上来看。他的确有急事。女孩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莫名其妙地呆怔在那里。

　　小卫走得急，出门时，一头撞到了洁净的落地窗上。小卫跑得非常狼狈，大概是额头上的包，疼得比心跳加速来得迅猛。直到在中山公园北门前停下来，才感到心脏的负荷太重了，咚咚咚咚跳得如擂响的鼓点。小卫大口地喘着粗气，像匹跑累了的老马，身子剧烈地起伏着，幅度之大，让人认为他随时都会一头栽倒在地，一命呜呼。这一切。被迎上前的有夫之妇看在眼里，心疼得眼泪差点儿流出来，一迭声地问。你没事吧。快，坐下来歇歇。晚就晚点儿呗，我会等你的。女人从精巧的小皮包里掏出块散发着浓烈香水味的手帕。小心地为小卫擦拭着额头的汗水。两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女人的头就适时地依偎在小卫的怀里，还努力地拱了拱，一副要吃奶的样子。小卫的呼吸刚喘匀，心又腾地燃烧起来，他感到口干舌燥，低下头，把舌头探到女人涂着口红的嘴唇里，搅动起来。好像那张樱桃小嘴是涌出泉水的泉眼，小卫如饥似渴地喝了又喝……

　　有过这样的经历，今天，有两个女孩手拉着手找上门来，与小卫对簿公堂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两个女孩相互间是怎么认识的，又是如

　　何想出联手对付小卫这一绝妙之计，连小卫自己也没弄清楚。问了。但两个女孩只是对望了一眼，露出得意的微笑，很骄傲的那种，却始终没有告诉小卫。其中一个女孩说：“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另一个女孩接茬儿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卫听她们这么说，便知趣地打住了自己的好奇心，不问了。

　　小卫本来对先认识的女孩印象非常好，女孩长得清纯而温婉，又懂得孝顺老人，他是打算认认真真处上一段时间的。小卫曾给她打过电话，想约女孩出来聊聊，女孩没有立刻答应，但也没有拒绝，只是柔柔地说，最近单位忙，改天吧。就在小卫渐渐对她失去耐心时，又遇到了另一个女孩。这个女孩长得更漂亮，眼神更勾人魂魄。两人刚约会了一次，女孩就把相恋四年之久的男友“蹬”了，以表明对小卫的爱的决心。可偏偏在这时，先前的女孩却主动给小卫打电话约小卫。弄得小卫措手不及，方寸大乱，又苦于分身乏术。

　　刚讲到这儿。大平急了：“你他妈忙不过来，咋不叫我替你分担呢。一遇到这种事就想不起我了。活该，像你这种男流氓真是该多吃点儿苦头。如果我认识那个女孩的前男友，说啥也得让他来床子上找你，打你个屁滚尿流、满地找牙。”大平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来劲儿，唾沫星子飞溅。气得小卫直翻白眼，干脆不往下讲了。这么好玩的故事不能听个全须全尾，实在令人遗憾。后来，在我的一再恳求下，小卫才干巴巴地把剩下的故事讲了个大概齐。

　　小卫是真心喜欢那个孝顺的女孩。刚处上时，甚至因为她的清纯温婉冒出过结婚的念头。小卫觉得跟这样的女孩结婚，未来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很稳定。天哪!他居然说出了“稳定”一词，这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我以为，小卫一门心思只想着搞啊搞，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搞，生活才多姿多彩，才不至于枯燥乏味得如刷锅水——黏稠、肮脏。但后认识的女孩扰乱了小卫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卫说：“那个女孩的眼神太可怕，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看了都会无法消受的。你们听过这首歌吧，费翔唱的——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仿佛天上星星最亮的一颗……”小卫连唱带比画，见我和大平一脸迷惑。才想起问：“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我和大平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但我相信，大平跟我一样，对女人的眼神观察得不够细致。因为大平此时的目光僵硬，空无一物。大概我也一样。

　　小卫仰天叹了口气。于是，我和大平又一次冲小卫点点头。那意思是，我们在小卫的仰天长叹的启发下更加懂得了，一个眼神，确切地说，是一个撩人心魄的美丽女人的眼神，对一个热爱美的男人是多么的重要。

　　小卫冷笑一声，显然他知道我们俩并没有真正读懂他对眼神的深刻领悟。小卫把身体慵懒地在塑料躺椅上扭了扭，然后，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天空。

　　大平皱了皱眉头，欲言又止。大概大平很想告诉小卫。你他妈的就别摆谱了，有屁快放。但被我用眼神阻止了。大平只能火燎腚似的坐立不安，干着急。

　　那段日子，小卫整天深陷在两个女孩中间苦苦挣扎。小卫对她俩的感情都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这让小卫身心俱疲。他甚至想与两个女孩通通一刀两断，不然，他会很内疚很内疚的，无论跟了哪个女孩，他都逃不脱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他必须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我们都知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可如果，当鱼与熊掌真的同时闯入你的怀抱，其取舍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同现在小卫的处境，谈何容易呀。

　　就在这时，两个女孩来了，还手挽着手，亲如姐妹般地来了。这让我们的小卫束手无策。直到他看出，两个女孩并没有声讨他的意思，眼神里有委屈但并无责怪他的怨气。小卫那颗愧疚慌乱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

　　三人在老六骨头馆坐下。一个女孩说，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我不会因为感情上受到欺骗，破罐子破摔，我会继续孝敬父母，为他们养老送终。

　　小卫惭愧得无地自容。心中暗想。多好的女孩呀，只怪自己一时糊涂，脚踩两只船，从而错失了与之喜结良缘的大好时机。

　　另一女孩总结道，通过与小卫的接触，她更加觉得对不起自己相恋四年的男友，是小卫让她懂得了珍惜。她会勇敢地去找曾经的男友。向他低头认错，请求对方的宽恕。如果前男友不肯原谅她，那么，她宁愿一辈子单身，永远生活在曾经相爱的日子里。

　　小卫再次低下头。心中暗想。多好的姑娘啊。为了自己，甘愿一眼不眨地甩掉相恋四年的男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对自己的爱的力量呀。如果今生有幸。与这么一位既漂亮又深爱自己的女孩共度此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最后，两个女孩，一致做出决定，有两条道路可供小卫选择：一是赔偿两人的青春损失费各五千元；二是两人联手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告小卫犯有流氓罪和玩弄妇女罪，到时候小卫将面临两年的劳动教养。这是她们事先向律师打听好的。何去何从，让小卫自己选择。她们不再说话，眼神镇静而不失威严。听得我们小卫兄弟不寒而栗。

　　小卫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就选择了前者。于是，两人跟着小卫平静地去了银行。拿完钱后，两个女孩再次提醒小卫，玩火者必自焚，希望你今后引以为戒，重新做人。然后，两人傲然地迎着夕阳，阔步而去。把孤零零的小卫扔在原地，独自舔舐流血的伤口。

　　“你俩作证，从今往后，哥们儿发誓再也不在市场里搞女人了。”小卫用沉痛的语气说。

　　我和大平点头。小卫接着又若有所思地说：“我要吸取教训，要搞，就到舞厅去搞。”

　　大平哈哈大笑：“你他妈这不是同样搞嘛。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不行，你得赌咒发誓，再搞就把自己给阉了。别舍不得，我可以帮你。”

　　小卫一脸严肃地说：“废话，不搞女人你让我怎么活下去?这不是浪费青春吗?不行，绝对不行。”

　　下雨了。这雨下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娘们儿，絮絮叨叨，没完没了。这种不大不小、不急不缓的雨，有时可以下个三五天都不带断捻的。

　　我们做露天生意的，最怕这种雨了。我们只能仰天长叹却毫无办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匆匆把货包搬进铁皮床子下面，用闲置的编织袋盖上；把挂在床子上的裤板用挑杆摘下来，叠好，放进储物柜里。但我们每天照样得按时上行，能批一份货是一份。小卖的呢，当然也是能卖一条是一条。

　　没事的时候，我们闲得无聊就聚在床子下打赌喝啤酒，每人握着瓶啤酒对瓶吹，看谁喝得快，喝得最慢的付账。我曾有过吹一瓶啤酒只用时十八秒的纪录，一直无人打破。有时也赌吃冰淇淋或赌喝汽水。总之，就是无聊，解解闷儿。偶尔，有个姑娘双手遮住头，慌乱地在雨中匆匆跑过，这么有趣的场景，我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整齐划一地把双手放在嘴边呈喇叭状，冲着姑娘嗷嗷地乱叫起哄。大平这类的人，可能还会随手拎起块大石头，朝姑娘的背影奋力一掷，然后，扭过头若无其事地继续与人说笑。石头溅起的水花溅在姑娘漂亮的白色衣裙上，有的姑娘感觉不到这飞来横祸，即使感觉到了，愤愤地回过头，也只能招来人群中更大的哄笑。没辙，姑娘只好继续往前跑，

　　且步履和幅度明显更大更快，基本上是落荒而逃的狼狈样子。可惜，这样有趣的事情并不常见。

　　更多的时候，我们几个人会凑一起打一种叫做“掐一”的扑克牌。我们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冗长的时间，不玩钱的。所以，玩起来完全是一副心不在焉的状态。抬头望天的时间比琢磨手里牌的时间还要长些。自然，也没谁跟你计较、催促。

　　而大平与人打“掐一”是动真格的。一场下来，输赢咋地也得个千八百块钱。大平他们不在床子上玩。而是到一个叫高雄的大户库房里玩。市场里的许多大户的库房，都是租在市场后面的那几幢老式红楼里。有人租的是一居室，有人是两居室。谁家的库房大，即意味着谁家的货源充足，户也大。以此推断，高雄家无疑是市场里的最大户了。高雄租的库房不仅紧挨着自家的床子，还是市场里唯一一户门朝市场开的三居室，与老黄他们的工商所毗邻。其中冲里的两间是存货的。冲门的一间，像是个颇有些讲究的茶室，墙上挂着小有名气的画家和书法家的字画，中央摆着几把古色古香的直背靠椅和与之配套的八仙桌。音响中播放的音乐都是些莫名其妙的歌，不是齐秦和赵传，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唱的粤语歌。反正全是港台那一套。

　　在我的印象里，大平很少有赢钱回来的时候。尽管大平回来时面色平静，还是一贯的大大咧咧的模样，但小卫还是一眼就看出大平又输了。这时，小卫不是客套地问他战况如何，而是直截了当地问：“又输多少张啊?”张即是百元钞票的意思。大平没好气地说：“去你妈的。你咋就不能盼着我好点儿呢。”小卫笑嘻嘻地说：“我能掐会算，一算就知道你今天凶多吉少。”大平边追小卫边说：“怪不得，打扑克的时候我耳根发热，右眼皮直跳呢，看来我是被你‘方的呀。”大平当然追不上小卫。小卫灵活得像只猴子，而大平浑身的赘肉一跑乱颤，跑几步就喘不上气了。

　　如果，某个下雨天打牌赢了，大平就会横晃着膀子，手里甩动着老头衫，哼着不成调的曲子，老远便会问小卫：“哥们儿，你猜今天我战况如何呀?”这个大平，还用问吗，一脸的喜气，刚从洞房出来似的，是个人都能猜出来。大平也不是真的想让小卫猜，只是想与人分享他的喜悦。好不容易赢回钱，总得在众人面前显摆显摆吧。那意思是，咱也有赢的时候。

　　大平就是这么个好玩儿的人，哪怕他只赢了三两百块钱，照样如此。完全忘记了，可能就在昨天，他刚刚输了三两千元那档子事了。所以，大平的精神状态永远是乐观向上的。总之，就是个高兴，即使输钱，他也从不跟人急赤白脸，一副沮丧落寞的衰相。起码，在我们面前是这样表现的，好像他输的不是自己的钱。不知道的，还以为脸不变色心不跳的大平很有钱，其实，大平在市场里是地地道道的小户。你想想，一个常年靠代卖做生意的人，使劲儿挣钱又能挣多少钱?况且，大平不光能输钱，花钱也大方。就是吃苦耐劳、卖货手段高超的小卫，手里的存款也不会太多，起码跟市场里做批发生意的人比是这样。小卫虽然戴金手链，后屁股还揣着大哥大，但这些都是“砸”人的，给别人看的。做服装生意的。有不少像小卫这样的人。

　　小卫花钱一向精细，但该花的钱他一分也不少花。如给那两个女孩的青春损失费，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不该花的钱，你想让他花一分，比登天都难，根本没门。小卫平时中午就在市场里吃五块钱的盒饭，而盒饭只有那些床主的服务员们才肯吃。

　　有时，我和大平去餐馆喝酒叫他，他不去。小卫的理由是，中午喝酒耽误卖货。但如果你说，“那我请你你去吗?”小卫马上乐呵呵地跑过来：“咱们可有言在先哪。”

　　大平曾当着小卫的面说过，小卫除了在女孩面前大方，平常抠得……大平想不出更准确的词，就说，跟抠自己屁眼儿似的。小卫也不生气。站在一旁，还挺配合地假装用手在屁股上轻轻抠几下。

　　有时，大平到高雄家的库房踅摸一圈又折回来，那指定是高雄出门去广州上货了。高雄的媳妇小慧才不会把一帮闲杂人员弄到自家的库房里胡闹呢，除非高雄在。高雄一立眼睛，他媳妇那漂亮的长长的眼睫毛就会黯然地低垂下来，一副楚楚动人令人怜惜的模样。有时人家已经凑够人手了，而正在打牌的人中有高雄，大平便毫不客气地拍拍高雄的肩膀，另一只手向后轻轻一摆，高雄就笑嘻嘻地给他让出位子，无论高雄是输是赢。

　　偶尔打不上牌的大平抓耳挠腮，就拉我和小卫陪他玩。如果我俩不想玩，大平就一个劲儿地哀求，又是张罗买扑克，又是把自家崭新的编织袋铺在床子上，还不住地央求别人把坐着的椅子让给我和小卫，那架势，你再不陪大平玩一会儿，就显得太不近人情了。尤其是我，初到市场时，大平对我可是有恩之人，人家从不提什么知恩图报，只不过打个牌而已，这面子我总不该折吧。所以，每次打牌，大平都是先动员我，然后，再与我联手合力说服小卫。小卫只好说：“我是冲万峰的面子。才陪你玩牌的，懂吗?”大平连连点头哈腰：“懂懂，你是我爹还不行吗?就玩一会儿。”

　　我们仨在一起也是打“掐一”，但不是纯赢钱的。我们玩的是“填坑”，即，无论谁赢，钱不能揣自个兜里，而是放在一边，等凑够了三百块钱，我们就去找个大酒店大吃大喝一顿。三百块由小卫把着，打的也是小卫坐在副驾驶座上，去哪儿吃，吃什么喝什么也全由小卫一人说了算。自然，单也是由小卫买。小卫喜欢这种一掷千金的感觉，甚至比吃喝更重要。这些规矩是打牌前就定好的，不然，小卫就撂挑子，不玩了。

　　许多场牌打下来，每场掏钱的比例大致是这样：大平一百五十元，我一百，小卫五十。

　　那天打完牌，我们照例打的去喝酒。小卫照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冲司机大声说：“去天天渔港酒楼。”我和大平以为，小卫的意思是去天天渔港酒楼旁边的某个中档酒店或小酒店。天天渔港不过是个路标而已。谁都知道，天天渔港酒楼是全市眼下最豪华最昂贵的酒楼，名气如日中天，是个出租司机都知道的地方。

　　可当出租车停在天天渔港门前，潇洒的小卫在两个穿着鲜艳旗袍的高个小姐的引领下，气宇轩昂地稳步朝着金碧辉煌的大厅走去。我和大平一脸惊愕，不知这小子搞什么名堂，忙不迭地快步尾随小卫左右。小卫视我俩为无物，派头像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而大平的模样估计也就是个保镖。至于我，戴副眼睛的文弱样儿，大概像个狗头军师吧。

　　直到小卫走进玫瑰厅，关上门，小卫才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起来。大平虽然见过些世面，相信这种高档酒楼也是头一次进。大平说：“我操，你没吃错药吧。”我也提心吊胆地说：“这得花多少钱呀，这里的包房费贵不贵?”

　　小卫坐下来，把揣在后屁股兜里的大哥大往桌子上一放，绅士般将菜谱双手递到大平手上，那意思请随意。

　　大平嘀咕着说：“那我可真点了啊，咱事先说好，超出三百‘公款的钱，得你一人出。”小卫微笑着点点头：“当然，这不是老规矩了嘛。”虽然，我们每次吃饭都是小卫负责买单，但菜也归他点，所以，从未出现过超标现象。这点，小卫掌控得有如一个条理分明的操

　　盘手，几乎每次花销都是三百整。有时是两百九十元，剩下的，大平说散钱就不用找了。算小费。我们管十元以下的钱通通叫散钱。小卫却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十块钱正好够我回去的打车费。”

　　大平双手捧着厚重的菜谱忧心忡忡地叫我跟他一块儿点。大平故意用菜谱挡住脸，小声说：“咱们点只龙虾，吓唬吓唬他。”谁知，小卫扭头就冲站在一旁的服务员说：“先来只龙虾。”然后，笑眯眯地冲我和大平眨眨眼。

　　我拘谨地咳嗽了一声，便不再言语。大平强努着说：“别点完了菜再退，我跟你丢不起这人。”

　　小卫冲着站在一旁笑容可掬的服务员说：“别见笑，这两个傻小子是我老家铁岭的穷亲戚，今儿个头回到奉城，我带他们俩出来见见世面。”女服务员抿着嘴笑了笑。小卫继续说：“穷小子们，有什么想吃的，放心大胆地点吧，有我兜着呢。”但大平只点了几个“毛”菜和三瓶啤酒。

　　这时。一个身穿海蓝色背带裙的女孩走了进来。齐刷刷的刘海下面一双惹人怜爱的圆眼睛。活像个可爱的芭比娃娃。

　　我和大平眼前顿时刷地一亮。

　　小卫礼貌地站起身，很绅士地将靠背椅往后挪了挪，然后，甩出一个请坐的姿势。女孩扑闪着明亮的圆眼睛轻轻地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声音像是粤语和普通话的变种。但很好听。

　　小卫仍然微笑着，用不太地道的男中音回答：“不用客气。”

　　大平悄声骂了几句：“这人他妈的发情，咋连句人话都不会说了呢。”我说：“可能小卫是被自己的痰塞住喉咙了。”

　　小卫又将菜谱递给芭比娃娃说：“随意，别客气。”这回小卫的声音重新恢复了原来的音色——音调偏高，略带沙哑。

　　芭比娃娃再次眨了眨她美丽的圆眼睛，说：“哎呀妈呀，我最怕点菜了，还是你点吧，你点啥我吃啥。”说着，又把菜谱递回给小卫。我和大平互相看了一眼，笑了笑，大平小声说：“这才像我们东北姑娘说话嘛。”

　　两人推搡了好一会儿，大平实在看不过眼，说：“来来来，我替你们俩点。”大平并不急着点菜。而是说：“小卫，你怎么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呀。”

　　小卫这才说：“噢，我都忘了。这位是大平，这位是万峰。这位嘛，叫甜甜，辽大外语系的。”

　　甜甜站起身，双腿并拢，双手扣成个V字形。冲我和大平各深鞠一躬：“请多关照。”

　　我随口说了句：“是外文系日语专业的吧?”

　　甜甜的双手捂住丰满的前胸，夸张地大叫：“哇，你怎么知道?这太神奇了，难道我们以前见过?”

　　我忙摆手：“瞎猜的。”

　　大平把菜谱随便翻了几页，大声冲服务员说：“一个油焖大虾，一个深海鲑鱼，一个鱼翅……”

　　小卫打断他说：“行了，就这些。噢，再来瓶芝华士。”甜甜拍着手说：“好哇好哇。我好喜欢喝洋酒噢。”

　　这顿饭足足花了三千九百元。其中有三百属于“公款”。

　　小卫叼着烟，潇洒地从都彭包飞快点出四千块钱，在桌沿上蹾了蹾说：“不必找了，剩下的，是小费。”

　　从酒楼出来，小卫拦了辆出租车，让甜甜坐到后排。我和大平不知如何是好。小卫扶住车门说：“你们俩先回吧，我和甜甜去‘中山唱会儿歌。”

　　大平说：“不带我们俩玩了啊?我们给你当保镖还不行吗?”

　　小卫不说话，躬身上车。紧挨着甜甜一边说笑，一边把车门“嘭”地一关，出租车绝尘而去。

　　第二天，小卫很早就出了床子。他打着哈欠把裤板一一挂好。双腿蹲下做了几个屈膝的动作，然后，像只猴子般使劲儿向上不停地跳啊跳。我刚批完一份货正在整理货包，抬头冲小卫说：“哟。你今天起得早啊。”小卫边跳边说：“我感到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

　　第四章

　　高雄在市场里的大户中是穿着最有品位的人。

　　我们市场当然不只有高雄一个大户。公认的就有十来人，猫不悄儿挣钱，不显山不露水的不算。除了几个上了些岁数的“老倒子”，剩下的都是年轻人。服装市场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倒子”在东北话里，特指农民。但我们城里人要是形容谁土或愚，也说那人怎么跟个老倒子似的。

　　我们市场里的几个老倒子大户，可是地地道道的刨土坷垃出身。是从小种地长大的农民。当年，他们就是靠着几台家用缝纫机，为城里做服装生意的人搞来料加工起家的。几年后，挣了些钱，缝纫机从几台增加到几十台，就注册了家服装厂。本来，他们也可以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自己进些布料，加工后直接拿到城里的服装市场去卖，但他们不敢冒这个风险，对城里人也心怀恐惧，觉得还是干来料加工来得稳妥，旱涝保收，还可以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但当他们发现那些最早在他们厂里搞加工的二道贩子们迅速暴富。已经不稀罕再做低档西裤，而是改跑广州上货时，终于毛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于是，他们纷纷到市里的服装批发市场买床子或租床子，干起了产销一条龙的买卖。尽管他们加工的西裤还是些低档货，但由于少了中间环节，裤子的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更重要的是，城里的生活让他们见足了世面。一些胆子大的人也开始蠢蠢欲动，进军广州了。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嘛。渐渐地，这些老倒子们之间也拉开了档次。有人还成了市场里的大户。他们与城里的年轻的大户们一样坐飞机到广州去上货。这也是大户们的身份象征。而坐卧铺去广州的，无疑属于市场的中户，而像我这类坐硬座的毫无疑问就是小户了。

　　“品位”二字是高雄嘴里吐出来频率最高的词汇。高雄挖苦大平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你咋就这么没品位呢?”每次，高雄傲慢地这么嘴唇一碰，大平就没嗑了。他只能跟高雄玩儿混的。所谓混的，就是破口大骂，啥解恨骂啥，全然不顾及高雄的面子。高雄呢，也不跟他一般见识，转头就走。

　　高雄的品位具体体现在浑身上下一水儿的名牌。从衬衣西服到裤子皮鞋，从打火机钱包钢笔到皮带皮包袜子，这些细节一点儿都不马虎。在高雄眼里，细节更重要。这让我们闻所未闻。即使时至今日，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绅士打扮也不多见吧。高雄的大哥大，不像小卫那样随便往屁兜儿里一揣，而是装在精致的都彭皮包里。这也很符合高雄的品位。文质彬彬衣着考究的高雄戴着副白框儿眼镜走在街上，俨然就是一介儒商。但只要他一张口，你还是一耳朵就能听出来，他是个卖裤子的。

　　高雄从不戴金手链金项链之类的玩意儿。按他的话说，戴那些稀里哗啦的东西是最没有品位的表现，一看就是暴发户。当时小卫正站在旁边，听得脸皮都耷拉下来了。满市场，高雄只给大平面子。别人在他眼里夹都不夹一下。几天后，我们发现小卫手腕上的金手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与高雄戴的一模一样的劳力士手表。据小卫说，这块表他花两万多买的，还是水货，商场里标价三万五千元。

　　同为年轻人，同为走南闯北的大户，与高雄比起来，那些人咋看咋没有品位。他们冬天穿纯校哔呢大衣(当年军官制服的面料)，穿纯“空飞”(空军飞行员的皮毛夹克)，虽然价格不菲，每件咋也得个两三千块钱，但看着臃肿

　　窝囊且满大街的人都穿，显然是随大溜儿的行为。东北人特别爱赶时髦，什么东西一时兴，第二天就能臭大街，比风刮得还快。其他季节，那些人穿的衣服也很昂贵，但就是穿不出高雄的品位。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但又无力改变。

　　记得，那年最流行穿大利来皮鞋，一千三百元一双。市场里的大户，乃至中户小户们。几乎每人脚上都有一双，比海南的经理都多。但高雄却别出心裁穿了双小利来。价钱上两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双小利来才四百块钱。可穿在高雄脚上顿时显现出它的精巧和卓尔不群。相比之下，大利来则显得笨重，粗俗不堪。

　　高雄把油光可鉴的小利来伸到大平的大利来前一比，然后，哈哈大笑，指着大平的鼻子说：“哎呀呀，你怎么花那么多钱买双‘大头鞋呀，真是没品位。”

　　气得大平照高雄的屁股踢了一脚，高雄早有防备，一闪身，跑了。大平朝高雄的背影吐了口浓痰。“高事儿×，你他妈除了品位，就不会再说人话了吗?”

　　高雄每天八九点钟才上行，比大平和小卫这些小卖的人来得都晚。一天，大平正在挂裤子，见了高雄老远就喊：“高事儿×，你过来。”

　　高雄故意慢悠悠地踱过去：“啥事?”

　　大平拿挑杆一指高雄：“叫你过来你就过来，哪那么多废话。”高雄从包里掏出一包软中华，慢条斯理地轻轻磕出一根，然后再把锡纸板板整整地叠好封严。大平一把抢过高雄的软中华，胡乱地拽出一根叼在嘴上。“瞎鸡巴讲究啥，点上。”

　　高雄不以为意，说：“你这算什么抽烟的，没烟没火，典型的蹭烟抽，不管。”

　　大平抡起挑杆：“点不点?快!”

　　高雄这才从皮带上的方块皮夹里掏出登喜路打火机，故意往大平鼻子底下一凑，“咔嚓”一声脆响，大平吓得一哆嗦，猛地把头向后一仰。“操你妈，高事儿×，敢耍我。”高雄笑笑，又把打火机凑近大平替他把烟点上。

　　大平深吸一口，说：“高事儿×，你家新货啥时候到呀?”

　　高雄说：“咋也得四五天吧。”

　　大平一本正经地说：“你啥意思呀，是不是故意不想让我代卖呀。我早就听说了，你家明天到货。我问你，就是想考验你一下，你这张狗嘴里能不能吐出一颗象牙。就一颗!看来，你是一句真话都没有了。高事儿×，你听着，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明天到货要是不给我留一包，咱们谁也甭想有好日子过。你豁得出去死，我就豁得出去埋。”

　　高雄说：“我家的货凭啥你说啥是啥，别说你个臭代卖的。熟人拿现钱上货还得排个三两天队呢。”

　　大平笑着说：“好了，我终于从你这张狗嘴里套出你家啥时候到新货了。货是你的，没错，但我想拿就不是你说了算了。听明白了吧，高事儿×。滚吧，马上从我眼前消失，越快越好。”

　　“你他妈这不是臭无赖吗?有本事，你去别人家拿‘红门货代卖试试，就他妈跟我有能耐。要不是冲咱俩多年的交情，我早就找人把你废了。”高雄不急不恼地说。

　　大平又笑了：“对，算你说对了，我这×人啥能耐没有，就跟你有能耐。你有办法想去，没办法死去。”

　　“我不跟疯狗一般见识，一点儿品位都没有。”

　　我发现，他俩斗嘴时，只有扯到品位，高雄才有勇气揶揄大平几句。大平对自己的品位大概也略知一二，便不再吱声了。

　　满市场，除了大平，别的业主对高雄可谓毕恭毕敬。谁见了他，都会堆着一脸近乎讨好般的笑容，主动与高雄打招呼。高雄呢，对谁也是客客气气的，站下来，与人随便闲扯几句，然后继续往自家床子走去。有时，高雄也会在某家床子前多站会儿，抽根烟。

　　大平告诉我，高雄在谁家床子前站时间久了，准没好事，指定是旁边谁家的货红门了。他是在那儿研究人家的新货呢。

　　就这样，高雄从进市场到自家床子，一共不到两百米的距离，他得走上半个来钟头。东瞧瞧，西看看，表面上若无其事，其实，该看的全看见了。

　　高雄家的床子里不算他有三个人。他媳妇小慧负责管账，招呼老主顾。他妹妹高晓每天站在床子前，与一些不相熟的拿货人搭讪，以争取更多的潜在主顾。高晓长得很漂亮，跟她哥一样，也是细高挑的身材，眼神很媚也很撩人。大平说，高雄这个财迷，是让他妹妹站在外面接客呢。为了钱，这小子啥都能豁出去。高雄的姐夫负责到汽运站接货、拉货、分包，很有一股子蛮力。总之，这三人各尽其用，各负其责，高雄根本插不上手，小慧也不用他插手。高雄每天到市场的任务，就是转一圈，了解了解市场行情。中午的时候，请外地的老主顾们喝喝酒唱唱歌。那些老主顾来市场都要先奔高雄家的库房，无论拿不拿货，算是报个到。如果高雄家的货与别人家的重了，这些人会毫不犹豫地拿高雄家的货，有时连价都不讲，完全是一副“你看着办”的架势。当然，无论高雄在不在，小慧给老主顾的货都是最低价，也是一样的价，让你啥也挑不出来。小慧很精明，她不会为了点儿小钱。跟你批货藏三掖四的，一律是一碗水端平。你不得不承认，这两口子很会笼络人心，手腕高明。

　　高雄的记忆力惊人，只要他看上谁家到的红门货，哪怕只是匆匆一瞥，转头就能丝毫不差地记下来，并画出裤子条纹、风格的图案。更了不起的是，高雄曾经学过画画，能自己设计裤板裤型及颜色搭配。高雄家有几次一红到底的货。色调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然后，神神秘秘地跑到广州，让厂家拿着他的设计图纸去联系台湾的织布厂生产。他可以不紧不慢地卖上一个季度，价格却始终如一，既不加价也不降价。这种“蝎子尼尼——毒遗粪(独一份)”的设计一旦红门，别人想追他的货都没门。那些人把广东仅有的几家大型布料市场翻了个底朝天，也甭想找到相同的面料。这更增加了高雄的神秘感。也是市场里其他大户对他尊敬有加的原因之一。虽然，这么做的成本会高一些，但由于“独门”，高雄家的裤子在同等面料的情况下，能比别人家的批价贵出十好几块钱。这些年来，服装市场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大户是每隔两年就换一茬儿，究其原因，不外乎是那些先挣了些钱的人，自以为“底气”足了，肝火太旺，笃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遗风，遇到红门就毫不犹豫地“兜死”(即把所有的同类布料全包了)，结果，三折腾两折腾，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还有的人成了大户后，人却变得谨小慎微起来，该孤注一掷的时候举棋不定，反倒让后来者抢了先。于是，只能事后拍着自己的大腿叫苦不迭，这种人是永远成不了大器的。

　　可以说高雄是市场里唯一没有经历过大的沉浮的大户，这不能不说与他精明的头脑和果断的决策有关。

　　当然，高雄的“原创”精神也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他设计的裤板拿到台湾去“打板”的费用，一次就得一万块钱，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要打两三次板，经过反复比较之后才能确定生产哪种布板，甚至还有可能多次打板都不理想只能放弃。更要命的是，布板确定了，裤子也顺利加工生产出来了，可市场的销路并不畅通，那就只能跳楼了。好在，高雄开始只是试生产，浅尝辄止的代价还是有限的。起码不至于伤及筋骨。这又是

　　他的高人一筹之处。

　　第二天，大平破例起了个大早，可当他赶到高雄家库房前一看，那儿的台阶上已经站满了人，显然，都是等着拿新货的。大平心里骂了一句，这把货又让高事儿×逮着了。

　　这时，小慧精神抖擞地出来发号了。“老规矩，按先来后到的原则。”毕竟，都是老主顾，走后门是行不通的。那样，只会引起众人的反感，也会伤了自家的和气。

　　小慧好像并不急于将手里攥着的序号发出去。小慧喜欢眼前这番热闹的众星捧月般的景象。小慧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各位老主顾，实在对不起大家了。今天只到了十包货，每包一百条。每个人只能批一包的货，暂时还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不过请大伙儿耐心等几天，等货期间的吃住费用，我家高雄全包了。”

　　小慧站在库房的台阶上，尽情地享受着周围床子上投过来的羡慕的目光。小慧的这番举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专门做给他们看的。做生意嘛，谁都图个风光，况且，这不光能长自家的威风，顺便还可以灭灭对手们的士气。

　　那些等着拿货的老主顾们大多是各地市场里有头有脸的大户，自然不会一拥而上，去抢小慧手里的序号，他们主动排好队，十号之后的，干脆躲到床子边上聊起天来。

　　小慧发完号，冲其他人说：“各位先别忙着走，一会儿我带大伙儿去中山大厦喝早茶。”说完，满脸歉意地冲四周点点头，回屋去了。

　　大平这个气呀，当年不过是个烂货，想不到，今天她还牛×上了。这世道真让人无法理解呀。大平绕过红楼，来到高雄家库房的后门，边啪啪啪地打门边喊：“高事儿×，是我，开门!”

　　里面没有动静。

　　大平急了，手脚并用，又是捶又是踹地折腾了好一会儿，门终于不情愿地开了一条小缝。

　　高雄探出头，说：“你找死啊你，今天的货都有主了，明天也没货，后天，后天你再早点儿过来，我给你留五十条。”

　　大平气得脸色煞白，用牙齿咬住下嘴唇，指着高雄的鼻子骂道：“我操你妈，高事儿×，今天你敢不给我货，我就敢把你家库房放把火烧了，你信不信?”大平的唾沫星子溅了高雄一脸。

　　高雄胡乱地抹了把脸，哀求道：“你他妈小点儿声行不行?显你嗓门大是咋地?”

　　大平掏出打火机，在手里啪啪连续打了几下，说：“我就问你信不信?我不跟你废话。”大平的声音反倒镇定了许多，气也喘匀了。

　　小慧凑过来说：“平哥，今天真的没货了。要不这样，明天，明早我挤出半包货让人给你拉到床子上去。”

　　大平果断地一摆手，另一只手把衣袖向上一撸，说：“不行，就今天，就现在，老子偏不信了。操你妈的，高事儿×，还有你。”大平又一指小慧，“你们两个没良心的玩意儿，想当初……”高雄和小慧连忙上前拽住大平，示意他别再往下说了。这时的大平，冒着怒火的双眼溢满了泪水，情绪激动地大口喘着气。

　　高雄为难地看了小慧一眼，说：“大平。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五十条。我算服了你了，别生气了，来，拉货。”

　　大平仍然怒视着高雄。不依不饶地说：“放屁，我们昨天说好的，是一包，一百条。少跟我扯哩格儿楞。你当我是要饭的，我费劲巴拉地起个大早，拿五十条裤子想打发我，没门。”大平越说越理直气壮了。“你这么大地主差这几根垄吗?”

　　“好好好，你是我祖宗还不行吗。一百条就一百条。妈的，当初是我欠你的，你现在就说个数，欠多少，我一次性全给你，省得你一天到晚没完没了。说吧，我高雄不会差事儿。”

　　大平却乐了，咧咧嘴说：“那不行，你们两口子是欠我一辈子的，这话当初可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一块说的。想反悔，除非你高雄有能耐先找人做了我。”

　　高雄一屁股坐到地上，无可奈何地说：“大平，咱们是老同学，又是患难之交，我怎么能干那么缺德的事呢。你千万别冒胡话啊。”

　　大平纠正他说：“咱俩是老同学这没错，但我们不是患难之交。当初是你有难，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好了，今天咱们到此为止，以后的事咱们以后再说。日子还长着呢。我不能跟你比，你现在是大款，是爷爷。我呢，得赶紧去给儿子挣奶粉钱了。”说完，大平心平气和地把货抬到手推车上，拉着走了。

　　号已经发出去了，现在又不能如数批货给人家，这实在让高雄两口子为难。两人商量了一会儿，决定从每包货里拽出一捆裤子(每捆十条)。这样，那些领到号的人就只能每人拿九十条裤子了。这不免又要小慧和高雄费一番口舌，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两人当初欠大平的呢?而且还是一辈子的。

　　新货拉回来后，大平只熨一条裤板挂在床子的最显眼处，再用裤子包装袋里面的纸壳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字：250元，不讲价。完了，大平找个背阴的角落，跟人下起象棋来了。大平棋下得不错，但平常很少跟人下，看都懒得看，除非你和他赌点儿啥。只要大平主动蹲下来下棋，准是摊着什么好事了，就像今天这样。但我们都知道，大平的心思根本不在棋盘上，也就是摆摆样子，输赢都无所谓。这时候，若是谁提出赌点儿什么，大平也照赌不误，但输家是大平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所以，我们都愿意向他发出挑战，大平照样乐呵呵地来者不拒。

　　这种新货的牌子叫哥曼，在东北早已名气远播，几乎成了高档西裤的代名词了。高雄的批价是一百五十元，当然，大平代卖也返一百五十元。换了别人，代卖这类红门的高档西裤少说也得返一百八十元。因为一些批七八十元的中档西裤，代卖也得比批价高出十元钱。但像这种红门赁。你给高雄多少钱，他都不会让你代卖的。麻烦，怕把号卖偏了，耽误事。

　　有买裤子的人问：“大哥，能便宜点儿吗?两百五也不好听啊。两百四十元得了。”大平头也不抬，眼睛盯着棋盘，牛×烘烘地说：“就这价，爱买不买。嫌两百五不好听，你就给两百六。别的没商量。”

　　有人乖乖地交了两百五，拿条裤子自己到床子后面去试。也有的人还真给大平两百六。“操，咱宁可多花十块钱也不能让人当两百五啊。不就是钱嘛，两百多都花了，差这点儿事呀。”

　　大平笑了，伸出大拇指：“这话我爱听，是个爷们儿。”

　　就这么稀里马哈的，大平一天也能单卖个二十来条。如果赶上星期天，卖个三四十条都并不费劲儿。

　　小卫悻悻地说：“这货要是让我代卖，一天准给‘挑亮了。真他妈的。啥人啥命啊。”

　　如果哪天一大早，大平从高雄库房里拿货时，听说明天又有大批货到位(汽车运输到货是没准点的，有时三四天才到一批货，有时赶上扎堆儿，一天能到四五天的货)，回到床子，大平就忙叨开了。他先用玩旧的扑克牌写好序号，然后，学着小慧的做法，也在上面按上印有自己名字的四方形名章，这是大平特意找人刻的。这时的大平是亢奋的、激动的，脸涨得通红，跟刚喝过酒似的。大平让我和小卫帮忙维持秩序，冲蜂拥上来的拿货人说：“大家不要拥挤，让列宁同志先走。”大平拿腔拿调地学着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台词。大平又说：“谁先到谁就是列宁同志。”大平对自己的幽默非常满意。笑够了。大平才双手一抱

　　拳：“由于新货有限，今天，每人只批十条，批价是一百七十元，不讲价。现在开始——发号。”

　　我和小卫在旁边这个乐呀。这都哪跟哪呀。明明你刚把货从别人家库房舰着脸拉出来，怎么一转眼，你就成货主了。这叫什么事儿呀。

　　这些拿货的人也知道。大平的货是从高雄家拉出来的。明知这是挨宰，但又没办法，只能硬挺着。高雄家的货一早就批亮了，这些人都是卖过高雄家货的，他们是来市场补号的，大多是本地人。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啰嗦几句，通常，西裤有十个号码，一般是从二尺二到三尺一。正好一捆。但厂家知道，这年头胖子多，尤其是东北大汉。厂家就在一包货里(即一百条)特意加工十条大腰的，从三尺二到三尺五不等。

　　这些急着要赶回去的拿货人，耽误不起时间，才到大平的床子上配号的。断号是卖裤子的大忌。本来价钱都谈好了，可人家一试，不合身，不是腰大就是腰小，这就等于煮熟的鸭子又飞了，怎能不令人沮丧。虽然，有些人懂得在皮尺上做手脚，比如，在皮尺的中间剪掉一寸，再用透明胶粘上，或在皮尺中间加上一寸。可是，这招只能对付一些买中低档裤子的人。或是外地人。一条裤子百八十块钱，有人嫌麻烦，只要能凑合着穿也就算了，外地人更不可能为了一条裤子来找你换。但你现在卖的是高档西裤，像高雄家这种批一百五十元的裤子，在大商场里要卖四五百块钱，还不讲价，在时装店里的要价更是高得离谱了，得要五六百块钱。正常人买这么贵的裤子，如果不合身，都得回来调换的，没号就得给人家退货。弄不好，碰上“梗梗”的，指不定惹上什么麻烦，犯不上。

　　一会儿，货就批完了。大平抹着脸上的汗水，仍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中，说：“操，还是批货过瘾哪。被人前呼后拥的感觉真好，太他妈好了，跟个皇上似的。”

　　大平正数钱呢，小慧气呼呼地往这边来了。平日里修饰得漂漂亮亮的五官被气得七扭八歪的，都快挪位了。没等小慧张口，隔老远大平就乐呵呵地打招呼：

　　“来了。弟妹?你来得正好，我正要给你返钱去呢。”

　　小慧气鼓鼓地瞪着大平。

　　大平嬉皮笑脸地用手捂上眼睛：“哎呀，弟妹，别，别这样，你长得太靓了，我眼睛都被你晃花了。”

　　小慧说：“少来这套。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别看，臭不要脸。”

　　大平说：“咋地了，早上还好好的呢，谁把你气成这样了?是高事儿×吧?有啥事你跟我说，我去帮你找他算账。先消消气。”

　　“大平，你还让不让人做生意了，啊?!刚才拿你货的都是我的老主顾，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人家会咋想?人家指定以为是我故意教唆你这么干的呢。明明说自己家没货了，却把货拿到别人床子上批高价，你让我今后怎么做人?你不要脸，我们还要呢。”

　　“我咋不要脸了?再说，我要不要脸跟你有啥关系?别弄错了，我不是高雄，我是大平。大清早的你是没睡醒还是吃枪药了?”大平一脸无辜。

　　“我不听你在这里胡搅蛮缠。你记住，从今往后，我家的货你一条也甭想拿。”

　　大平说：“你批你的货。我批我的。我又不是不返钱，你急啥呀。来来，弟妹，坐会儿，有嗑儿咱俩慢慢唠。”

　　小慧说：“一边去，跟你这种赖皮赖脸的人坐在一起，我嫌掉价。”说完，扭身走了。

　　大平不愠不恼地冲小卫说：“看，我弟妹的小屁股鼓溜溜的，还挺有弹性呢。看来，被高事儿×伺候得还行。”

　　第二天一早，大平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照样去敲高雄家库房的门，一通软磨硬泡之后，准能把货给拉出来。这让我们觉得。昨天小慧到大平床子上发脾气更像是给那些拿货的人听的。说难听点儿，更像是在放屁，可惜连味儿都没有。

　　大平得意地总结道：“对付高事儿×两口子，你不能用一套办法，光软光硬都不行，要软硬兼施，双管齐下。”

　　看来，高雄和小慧两口子算是被大平彻底“拿”住了。

　　每次，只要高雄家赶上一把红门。大平都能跟着挣个三四万块钱。当然，高雄家也不可能把把红门，他也有“底眼”的时候。

　　高雄上货一般首批上个七八千条裤子。遇到“底眼”的时候，两口子镇定自若，有说有笑。老主顾来了，他们就让人家拉几包货回去试试，说：“奉城不好批，说不定在哈尔滨红门呢。卖不好下次拉回来，换货退货随便，别客气。”偶尔还真是这样，奉城的“底眼”货到了哈尔滨长春或大连“火”了，你说奇不奇怪。这叫东方不亮西方亮。但这种情况可谓少之又少。

　　高雄的那些老主顾在各地的服装市场里也都算是大户。他们之所以到光明市场拿货，而不是选择广州，是因为奉城的批发市场在东北是第一个建立起来的，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人气上，都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覆盖面也广。除了东北，北京、天津、河北，甚至内蒙古搞服装生意的人都习惯到奉城拿货。去广州费用大。而当地的批发市场的消化能力又极为有限，划不来。

　　搞服装的人都是“面儿”上人，货拉回去，咋也不能再拉回来，宁可在当地“跳”了，也绝不丢那个人。吃点儿哑巴亏，也算是对高雄多年照顾的一点儿回报吧。这正是高雄两口子平日里极力笼络老主顾的原因。

　　但即使高雄有如此庞大的客户群，那七八千条裤子他也顶多能凑合出去三分之一，剩下的他只能“跳”。高雄为了尽快回笼资金，也不想在市场里成为竞争对手的笑柄。只能把跳楼价压到最低。打个比方，本钱一百二十元的货。他敢跳六十元。如果这还不能形成抢购风，第二天他就敢跳四十元。你算算，这得赔多少钱，一般的大户没有这个胆量和气魄。只有高雄，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做服装生意和开饭馆不一样。开饭馆的生意再火或再惨淡，跟做服装的相比，也是属于细水长流型的，一时半会儿都撑不死也饿不着。而服装生意恰好相反，要么一把货赚个盆盈钵满，要么赔得你元气大伤。我们管这一行叫猫一天狗一天。以此来形容服装市场的风云莫测，跌宕起伏。

　　大平一年四季几乎只卖高雄家的货，即使“底眼”货，也是不离不弃。这时的大平，说起话来就显得理直气壮多了。“怎么样，啥是朋友，危难之时显身手，这才叫朋友。我宁愿白搭床子费用，也要尽快帮你把底眼货抖搂出去。”高雄和小慧微笑着点头，甚至还会扯出一丝近乎讨好的笑意。

　　这种“底眼”货，有时小卖只挣十块钱，大平也会毫不犹豫地卖。又是帮人到床子里试裤子，又是赔着笑脸，折腾得满头大汗，生怕人家反悔，与他卖红门货时完全判若两人。偶尔碰到个“蒙头人”拿货，大平更是唾沫星子翻飞，一分钱不挣，返多少钱批多少钱。弄得高雄两口子大为感动。高雄说：“咋也不能让你白批。一条裤子给你提五块钱吧。”

　　大平说：“你埋汰我，我大平是见过钱的，这你知道。我不差这俩小钱。你这把货本来就赔钱，我再扒你一层皮，那不成落井下石了嘛。”

　　高雄大为感动，信誓旦旦地说：“等哥们儿下把货红门，你要多少货给你多少。让你一次把一年的床子钱挣回来。”

　　大平又来劲了：“高事儿×，这话可是你说的。拉屎不许往回抽。”大平等的就是这句话。

　　高雄笑笑：“男子汉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大平瞥了一眼小慧，不屑地说：“你他妈的这号人也敢提男子汉，别气得我肝疼了。不是我‘方你，我早替你算过命了，这辈子你还得有求于我。所以，你现在做人别太狂，有你管我叫爷爷的那天。不信?咱俩走着瞧。”说完，大平心满意足，摇头摆尾地回床子上去了。

　　学生时代。大平和高雄是一对要好的朋友。大平经常逃课，即使去上学，书包里也只装着缺皮少页的课本。上课时，不是看黄色小说就是睡大觉。而高雄呢，虽然学习一般，但因为在少年宫学画画，经常帮班里出黑板报，一块儿玩的又都是些要求上进的同学，所以。基本上算是个好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直到后来，高雄搬家，转了学，两人关系才渐渐疏远了。

　　毕业后，大平进了一家建筑工程队学瓦匠。高雄接母亲的班，去了一个“生产组”——即街道办所属企业上班。

　　大平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利用午休时间，去联营百货公司买皮鞋。老远看见二楼卖皮鞋的柜台前人山人海。大平好不容易挤进去，营业员问他：“有号儿吗?”大平一脸雾水：“啥号啊?”营业员说：“想买皮鞋得先到窗口去领号，然后到这里交款取鞋。”大平忙不迭地问：“那我该到哪领号?”营业员不耐烦了：“都大中午了，哪还能有号，你得早起，在公司开‘板前先等着。”

　　大平很沮丧，挤出来后仍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脸上的汗水。这时有人握着一张印有当天日期以及带有联营公司印章的小卡片。问大平买不买。大平问“多少钱”，那人说“五块”。一张小卡片竟然是一双皮鞋的四分之一，这让大平很是吃惊。大平是个聪明人，与人三聊两聊就知道了其中的奥秘。

　　第二天，大平班都没上，早早赶到联营公司门前等着开“板”了。门一开，大平跟着一些年轻人拼命往二楼跑，比赛似的。到了窗口取号处，还是人挤人，好在大平终于领到了一张小卡片。等他买完皮鞋挤出来，见那几个年轻人还在那里推来搡去的，心里纳闷：他们刚才不是先于我领到号了吗?咋还这儿挤呢?该不是“抠皮子”(即偷钱包)的吧?转念一想，不可能呀。那些人双手高扬，光顾着往取号处的小窗口挤，根本顾不上干别的。一会儿，那些人汗流浃背地挤出来了，脸上挂着一脸胜利者的微笑。

　　这时，联营公司的工作人员过来，开始维持秩序。“按先来后到排队，否则。停止发号。”那些人还是没有去买皮鞋，而是再次站到排列的队伍中，随着人流一点点向前移动。大平恍然大悟，原来这些人是专门搞“投机倒把”的。于是，大平也兴奋地加入等候的队伍，一小时后，大平又领到一张小卡片。

　　中午时分，大平把其中一个号以五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大平怕被人怀疑自己是倒号的，紧着解释：“我这号是多出来的，你看，我也是来买皮鞋的。”说着，将手里的皮鞋举到那人面前让人看个清楚。

　　回家的路上，大平决定从明天起，不去上那个累死人的破班了。一个学徒工。一个月辛辛苦苦，风吹日晒的下来才挣二十一块钱。而在这里倒号，一个月咋地也能挣一百五十块钱。还是以每天仅倒出一个号计算。况且，卖号相当于在大楼里上班，虽然得起早，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舒服啊。再有，倒号不需要本钱，是空手套白狼，多划算。

　　刚开始，大平还有些担心，那些款式新颖的皮鞋万一脱销了咋整?事实证明，大平的担心也并不无道理。一个月下来，总有那么几天，那些流行的青年式和三接头式皮鞋是脱销的。但这并没有耽误大平挣钱。大平发现，皮鞋脱销了，还有羊毛衫；即使羊毛衫也脱销了，还有毛线、皮帽、高压锅可以倒。总之，联营百货公司有太多时髦的东西可以任由大平从容自如地倒来倒去了。而且，这些紧俏商品全是先发号，后交款提货。这让大平想到了多年前流行的一句话：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只是大平得稍加改动，改成“联营公司大有作为”。

　　大平在他的广阔天地里，一待就是一年。一年下来，大平大概挣了三千多块钱。不过他也花了这么多。按现在的说法，叫收支平衡。那是一九八一年，比国家提倡万元户的时代还早几年呢。

　　那么，这么多钱是怎么被大平“造”光的呢?除了每天中午，大平要到淮阳楼吃顿三块钱一屉的灌汤包，剩下的钱，都是高雄帮他花掉的。

　　一天。大平在卖皮鞋的柜台前意外地碰到了来买皮鞋的高雄。两人拍着肩膀亲热地闲聊了好一会儿，大平就将一张尚未出手的卡片给了高雄，并找到一个熟头巴脑的营业员，从两个鞋盒子里各挑出一只光面的皮鞋。当年的事情就是这么怪，不解释几句，现在的人还真看不懂。是这样的，当时的猪皮鞋，每一双都只有一只光可鉴入，另一只却是发乌的麻脸。大概是厂家为了公平起见，出厂前故意把一只质量好的和一只质量差的搭配着，摆进同一个鞋盒子里。你几乎看不到一双相同质量的皮鞋。

　　买完鞋后，大平又张罗请高雄到联营公司后的聚宾楼吃虾饺，还喝了瓶茅台。酒足饭饱后，高雄提议去跳舞，大平热烈响应。从此，两人每天都要到舞池里“泡”一会儿，有时是下午，有时是晚上。这就要看高雄上什么时候的班了。高雄在工厂里是三班倒。

　　说起来，大平并不会跳舞，他只是喜欢凑热闹。一对对舞伴在简陋的灯光下翩翩起舞，看着还是挺像那么回事，尤其是有些舞伴抱得很紧，跳起来却慢腾腾的，脸贴着脸，光在原地晃悠。这是大平最愿意看的，也是最让他心痒痒的。而高雄一进舞厅，眼睛便四处踅摸，目光充满饥渴。一旦盯上一个面容姣好、身材窈窕的女孩，就在舞曲响起的一瞬间，微笑着，很绅士地用一个“请”的姿势，从不多说一句话。女孩抬头看一眼高大英俊、身体笔直的高雄，羞答答地站起身，随高雄一前一后步入舞池，两人便迅速地旋转开了。偶尔与大平羡慕的目光相遇，高雄也是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目不斜视，好像他与大平素不相识似的。大平心想，装什么装，我还不知道你一撅尾巴拉几个粪蛋。

　　高雄就这么一个曲接一个曲地跳呀跳。舞伴也是换了一个又一个，直到换到一个“合把”的。两人边跳边窃窃私语，舞步自然也不像刚才那般大刀阔斧了，而是换成了小碎步，身体越挨越近，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拥抱动作。大平眼馋地想，看来，这小子今晚又得手了。

　　果然，散场后，高雄拉着女孩的手。甜甜蜜蜜地同大平一块儿走出舞厅。三个人找家个体饭店，又吃又喝。如果女孩中途并不着急张罗回家，这个“马子”就算被高雄“挂”上了。

　　每次吃完饭，都是大平骑车先走，这是高雄的意思。高雄还要对女孩做一番最后的说服和开导工作，这么说是因为，两人一会儿也要到大平的住处。大平的房子非常地狭窄，加厨房才不过十来平米，是平房。房子是大平奶奶留给大平的遗产，地势较洼，下雨时，雨水常常会顺着门槛流进来。以前一直没人住，空着。自从两人迷上在舞厅“挂马子”后，才算派上用场，基本上算是他们的“炮房”。高雄联系上可以过夜的女人，就往这儿领。为避免尴尬。

　　每回大平都先走一步，高雄在后面对女人一顿甜言蜜语之后，女人最初的羞涩便一扫而光。任由高雄领着，一路迷迷糊糊地来到大平家。这时的大平已经躺在炕上打起了呼噜，声音不轻不重，刚好可以听清。大平当然没有睡着。这一切也是高雄事先交代他的。

　　高雄和大平的关系也日趋融洽，好得谁都离不开谁了。

　　有一段时间，联营公司保卫科抓倒号抓得紧，大平的生意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有时一连一个礼拜都不敢在大楼里露面。大平只能每天待在大门前瞎转悠，偶尔透过玻璃窗朝楼梯口瞄一眼。大平是怕高雄来联营找不到他，而他自己既不知道高雄家的地址也不知道高雄的厂子在哪儿，只能干着急。大平是想跟高雄借点儿钱。他兜里只剩下几个“豆”了，也就是几毛钱，连碗馄饨都喝不起了。

　　可联营公司抓倒号的风声一过，高雄又适时地出现在大平面前。两人继续泡舞厅、喝酒。钱当然还是大平出，他已经忘了前几天过的窘迫的日子了，照样大手大脚，有今儿个没明几个地胡花乱造。

　　后来，大平转到友谊商店倒外汇券去了。因为他听说那里挣钱更多也更容易。当年，出国人员带回来的外汇券只能到指定的友谊商店去购买物品。由于物质匮乏，许多人就拿外汇券兑换人民币，只是价钱要高出一些。大平把换来的外汇券再加价，倒卖给一些急着结婚买电器的人。

　　这种生意不同于在联营公司倒号，每天都能见着现钱。有时，大平十天半月都开不了一把张。但只要开张，挣的就不是十块八块的小钱了，而是以百元计的，也许是三百五百，很过瘾也很刺激。大平喜欢这种生活，出手比以前更大方了。大平和高雄去舞厅，一进门，先买两听可乐和两盒方三五。本来，许多人去舞厅都是自己带饮料和香烟的。因为，舞厅的可乐和方三五要比外面的价格高出近一倍。但大平喜欢在这种场合花销。想想吧，休息大厅站满了漂亮的女孩，她们一边用手绢扇风，一边用手抹着脸上的汗水。虽然，她们平时不愿意陪大平跳舞，但面对出手大方的大平，此刻肯定会心生羡慕的。大平是在报复她们。是在让她们后悔，说不定。这里面就有昨天拒绝跟他跳舞的人呢。

　　大平越想越高兴，高雄对他的表现也相当满意。两人抽着三五，偶尔还会故意碰碰听可乐，那声音虽然不够清脆，但是非常悦耳，起码。大平和高雄是这么认为的。

　　中场休息时，大平可能会再要三听或四听可乐，这就要看高雄舞伴身边是否还站着一个同伴了。要四听可乐的大平是愉快的，要三听就意味着高雄的舞伴是独自一人来的，大平明显要磨蹭一会儿，得高雄不停地使眼色，甚至，还要偷偷冲大平作揖，扮鬼脸逗大平开心。

　　高雄是个很会来事儿的人。只要他身边没有女人，高雄表现得就像是大平的跟班儿，去哪儿，都是大平走在头里，高雄紧跟其后。去饭馆吃饭，高雄又是张罗占座又是排队开票，把大平侍候得舒舒服服的。这也是大平跟高雄在一块儿花多少钱都愿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天，大平刚走进友谊商店，见高雄正焦急地寻找他。高雄一把拉住大平说：“走，我请你去‘三千里喝酒。”大平随口说：“哟，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是高雄第一次主动请大平喝酒，无论两人单独喝还是与高雄的舞伴在一起，从来都是大平掏钱，已经形成惯例了。听高雄这么说，大平着实吃惊不小。

　　高雄说：“你走不走，哪那么多废话!”

　　大平边随高雄往外走，边感慨：“这人一有钱，脾气随之就见长啊。”到了三千里烤肉馆，高雄要了两盘烤牛肉，又要了四瓶啤酒。大平说：“要请就大方点儿，再点盘狗肉。”高雄白了大平一眼：“别光想着吃，我有正事找你。”

　　大平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你说吧，我洗耳恭听。”说完，与高雄碰了一杯。大平仰脖干了，高雄却只象征性地抿了一口，跟喝白酒似的。这可不像高雄。平常两人在一块儿喝酒，都是高雄劝大平干，大平不干，就自己干。反正，只要高雄端杯就是一口闷，从不拖泥带水。

　　原来，前一段时间，高雄把本厂女工小慧“撬”到手了。这么说是因为小慧有男朋友。而且已经订过婚了，只等一纸婚证了。

　　昨晚，小慧向男友摊牌，想与之断绝关系。男友死活不肯，还把小慧暴打了一顿。今早，小慧的男友硬拖着小慧要到厂里找高雄决一雌雄，至于怎么个决法，没说。但看他杀气腾腾的样子，小慧怕出事，事先写了张字条捏在手里。到工厂后，迅速托人将字条转交给高雄。高雄一看，脸都吓白了，这才慌忙来找大平。按照小慧的要求，到“三千里”等小慧过来一块商量对策。

　　两人正说着，小慧来了，用一只手捂着乌青的眼眶，坐下来。高雄向两人简单做了介绍，便垂下头不说话了。尽管小慧的眼眶乌青，但那张俏丽的脸仍不失美丽，脸上挂着淡淡的忧伤，楚楚动人。

　　小慧抬头看了眼垂头丧气的高雄。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怨气，接着，扭头看着大平。大平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高雄，你说这事想怎么解决吧。我陪你奉陪到底。想打，咱俩现在就去找他，不能让他堵上门来。打架嘛，就看谁有气势。不然。他敢骑你脖梗子上拉屎。”小慧赞许地点点头。高雄的眼神却有些呆滞、茫然。

　　这时，一个男人提着一把刀闯进饭店，直奔高雄这桌嗷嗷叫着冲了过来。高雄一怔，起身就跑，与此同时，小慧吓得“啊”的一声，蹲到了桌子底下。大平已经有些醉了，一只手握着桌上的空酒瓶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嘴里骂道：“你他妈敢乱来，我揍死你!”说着伸手欲推开拿刀的男人。男人没想到大平会伸手推他，握刀的手顺势朝大平的胸部捅了一刀。大平手里的酒瓶摔在地上，人一头扎在桌子上，白衬衣上一片殷红。男人吓傻了，怔了一会儿，慌忙夺门而出。

　　高雄和小慧把大平送进了附近的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大平保住了性命。那一刀，扎在距离心脏不足两厘米的位置。真悬呀!

　　第二天，小慧男友的姐姐找到高雄和小慧，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私了，大平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由他们承担，并一次性付给大平三千元营养费，算作补偿。同时，小慧的男友主动退出，成全小慧和高雄。二是如果“经官”，虽然小慧的男友会被判上几年，但大平的医疗费只能由高雄和小慧垫付，而且，小慧男友出狱后，也不会让他俩过上消停日子。何去何从，你们掂量着办吧。

　　高雄和小慧一番商量后，决定选择私了。但私了并不能由高雄和小慧说了算。他们得想办法说服大平。于是，两人来到大平的床前，吞吞吐吐说了对方的条件。唯独没有提到那三千元的补偿费。大平不同意。说：“我不‘经官，看病的钱我自己出，我要以牙还牙，在他胸口上捅一刀，就算扯平了。”两人一听，“扑通”一声齐刷刷地跪到大平面前，痛哭流涕地哀求道：“就算是为成全我们俩的姻缘，行吗?求求你，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止。我们两口子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会用一生来报答你的。”

　　大平心软了。

　　大平出院后继续倒他的外汇券，高雄和小慧却从此消失了。两人用补偿给大平的三千元做本钱，在光明服装市场租了个床子倒腾起了

　　服装。他们到“西柳大集”上布料。然后拿到沙岭镇的个体服装厂加工，两年后，高雄又开始跑广州，生意迅速扩大。这时大平才听到了高雄和小慧联合起来骗他的传闻。发誓要找到他们，并给这对忘恩负义的狗男女点儿“颜色”看。后来，人是被大平找到了，但他并没有真下狠手，甚至，为了顾及小慧的面子，把高雄从床子里面拽到僻静的胡同里破口大骂了一顿。高雄和小慧不停地作揖求饶，表示马上归还那三千块钱，并追加两千元作为利息。待大平平静下来，三个人在一家饭店里坐下。高雄问大平：“外汇生意现在好做吗?”大平摇摇头：“我得转行了，做贼似的日子我可算做够了。”高雄说：“要不你到光明市场来吧，不管咋说，那是正当生意，而且来钱也不慢。”小慧表示赞同。

　　就这样，大平也到了光明服装市场，做起了服装生意。刚到光明市场时，大平感触最深的是，见到工商人员再也不用心惊肉跳，东躲西藏了，他是在正大光明地做生意，别提多开心了。这些年，大平的日子从未如此舒服、平静过。

　　后来，大平也心高气傲地随高雄去过几次广州，但每每都铩羽而归，终于把自己折腾得没脾气了，便只好老老实实窝在奉城啃地皮了。

　　大平讲完他与高雄的故事。人也虚脱了一般，喘着粗气，望着我和小卫，嚷嚷道：“你们听听，他高事儿×是不是欠我一辈子，啊?”大平仰脖干掉杯中的酒，狠狠地将酒杯蹾到桌沿上。

　　第五章

　　坐在去广州的列车上，我还是常常感到莫名的亢奋，尽管我做生意的时间已经一年有余。跑广州也算跑“熟趟”了。

　　在和平年代，生意场上的输与赢、成与败，犹如战争时期的一场战役，这是男人的本性。我相信，任何一个争强好胜的男人都喜欢这么比喻。我也不例外。汽笛的长鸣犹如唤起士兵冲锋陷阵的号角，让人周身热血沸腾，勇往直前。当然，兴奋之余，内心里也伴随着忐忑。只是去广州的次数多了，钱也挣了一些，底气足了，随着兴奋程度的不断加剧，忐忑之心便降到几近若有若无的程度罢了。

　　在列车上，我差不多用一半的时间看书。有时看厚厚的世界名著，有时带一些《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通俗杂志，这要视心情而定。一般是在头天晚上收拾行李时，想到哪类随手带哪类。我是个喜欢心血来潮的人。带名著只带一本。带通俗杂志也绝不超过三本，这是我长期“跑外”总结出的一套经验。带上几本厚重的名著，太沉，累赘不说，还哪本都看不出个四六儿。往深里说，这也是人的欲望的体现。人是贪婪的，总是越多越好，总是下一个更好，心总是浮躁的。而如果你身边只有一本书，那么，你就踏实多了，也没什么好想了，好看歹看你都得看下去。我发现，一本书只要你耐心地看下去，总能从中读出个所以然，品出点儿什么滋味的。毕竟是世界名著嘛，经过岁月的淘洗。留存下来，其理由无须赘言。而看《读者》、《青年文摘》之类的通俗刊物，更像是去度假，有一搭没一搭的，很休闲。但这类刊物也不宜过多，不然，很可能让你厌倦，心生不快。那些哲理类的小文章有的让人感觉自相矛盾。有感无悟，很肤浅。而抒情类的小散文更像是一个絮叨的怨妇，看多了，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另一半时间我用来看风景。我喜欢南方层次分明的景色，雾蒙蒙的天气，如坠云中，让人充满遐思。尤其是当你的思绪飘到某个不着边际的地方。那感觉更是妙不可言。有时候，我会拎瓶啤酒与车窗中自己的影子碰一杯，然后，灌上一大口。很好玩的。

　　我还是习惯于把上货钱绑在腰上，这让我踏实，气定神闲。虽然，坐着躺着都不够舒服。尤其是夏天，汗水把腰部浸得奇痒无比，我不得不经常跑到厕所里，解开腰带，把女式丝袜里一排排像子弹夹似的百元大钞们抖一抖，也让红肿的腰部吹吹风放松放松。这么吃苦费力，是因为我不放心把钱汇到广州“天之码头”的工商银行，那里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几起抢劫事件，我们市场就有人被抢过十万元的先例，有人甚至还为此丢了性命。

　　现在，我不光认识高第街，广州所有的服装批发市场我都如数家珍。雅宝路、西湖路市场及宝山灯光夜市。只要我去广州，每次都要把这些市场走几遍，旮旮旯旯的地方也不肯放过，生怕遗漏。这样的结果是，累得我腰酸背痛的同时也练就了我火眼金睛、步履如飞的本领。住宿，我只需要有冷气能冲凉的房间即可。广州的旅馆并不很贵，尤其是小巷深处的，带空调的单人间才四五十块钱。当然，找这类小旅馆颇费了我一番气力。后来，我就固定住在一个叫广利旅馆的地方。

　　清晨，从充满冷气的房间里走出来，都要花上我一些时间。就是说，我要鼓足勇气，然后义无反顾地锁上房门，噔噔噔，一路小跑来到骄阳似火的大街上。可只一会儿工夫，干爽的身子即开始发黏，衬衫的后背一片洇湿。南方的热与北方有明显的不同，空气中仿佛永远夹裹着潮湿的水雾，让人极不适应。街上的行人，人人手里攥瓶可乐或矿泉水，边走边喝，但脸上的汗水仍像蚯蚓似的，纵横交错地蜿蜒爬行。

　　中午，我会在某个服装批发市场的大排档里胡乱吃一份盒饭或煎饺垫补垫补，但得用矿泉水往下一口口漱，不然难以下咽。下午接着转。傍晚时分，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踉跄着走回旅馆，进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空调、冲凉。倒在床上，本想一觉睡去，肚子却又咕咕叫起来。人的饥饿感比困乏更难耐，更难以忍受。

　　旅馆顶层有露天食堂，盒饭十元一份，稍贵，但米饭是现焖的，菜是现炒的，还有免费的蛋花汤。这时，夜幕中的广州已不再热得那么令人焦躁不安了，偶尔，一缕若有若无的轻风吹过。我的心情会格外地愉快、放松。

　　如果，哪天我上到一种自己比较满意的货，我会把货包拉到汽运站后，找个大排档，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那感觉，只能用沁人心脾一词来形容。在我熟知的粤菜里，我最爱吃的是咸鱼茄子煲，下饭，就酒也不错。吃过最奢侈的菜是白斩鸡，一斤二十元，我一个人能吃两斤。

　　一天，我正在广利旅馆办理登记手续，从外边进来一个秀气文静的女孩，身后拖着个带拉杆的红色旅行箱，很吃力的样子。看不出是来出差还是上货的。

　　我故意幅度很大地侧身让了让，给她腾出窗口的位置。女孩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冲我友好而礼貌地咧了咧嘴角。上楼时，我走得很慢，站在缓步台上，我听见服务员响亮地说：“321房，只剩这一个单人间了。”

　　我是320房，正好对面。我心中暗喜，正磨蹭着开门时，女孩气喘吁吁地上了楼。我很想借此机会打个招呼，但又觉得有些唐突。无论是出差还是上货，与一个单身漂亮的女孩住对面总是好的。想入非非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凡事要有忍耐力，要循序渐进，倘若冒冒失失地与这种羞涩的女孩打招呼，套近乎，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引起女孩的警惕和反感。

　　傍晚，到楼顶吃饭时，我又看见了那个女孩，坐在露台的拐角处，正安静地小口小口地吃着。目光涣散，显得心不在焉。我端着饭盒，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时，女孩抬头冲我微微一

　　笑，我好像受到了某种鼓舞，大步从容地走到她面前。问：“可以坐下吗?”女孩点点头，脸上挂着盈盈的笑意。

　　我狼吞虎咽，将眼前的盒饭一扫而光。然后，端起蛋花汤喝了一口，问：“出差?”女孩犹豫着摇摇头。我又问：“上货?”女孩再次摇头，含着笑，仿佛是在鼓励我继续往下猜。我没词了，实在不知道接下去该说点儿什么。

　　“你是做生意的?”女孩开口问。

　　“嗯，搞西裤的。”我有些兴奋，“你是南方人吧?”

　　“四川。”

　　“哦，川妹呀。”说完我后悔了。如果我说川妹子，情形会大不同。通常，我们管四川籍的妓女叫川妹，管在饭馆里端盘子的姑娘叫川妹子。一字之差，含义完全不同。当然，这只是我们生意人的习惯叫法，约定俗成。

　　于是，我近乎讨好似的说：“北方女孩不会有你这么好的皮肤。”

　　“我没觉得呀。北方女孩子很漂亮的，尤其是东北的女孩子，个子高身材也好。”女孩好像对我这一话题很感兴趣，声音大了许多。

　　“我说的是两回事。北方女孩高大漂亮不假，但皮肤粗糙，粗门大噪，只有南方，山清水秀的地方长大的女孩，皮肤才有光泽，跟透明的似的。”

　　女孩笑了，灿烂的笑容中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女孩把饭盒推到一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角。

　　“晚上有事吗?”我问。

　　“干什么?”但女孩并没有露出狐疑的表情，很放松的样子。

　　“出去转转怎么样?广州这么好的夜色，待在房间里太委屈了。”

　　“好啊。”女孩愉快地说。

　　从小巷出来，是海珠广场。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广场的街灯亮了，四周璀璨、柔和的霓虹灯光下，仿佛将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联结为一体，交相辉映。相对于北方贫乏的夜生活，海珠广场给人的感觉暧昧而温情，透着一股子说不清的神秘感。

　　我和女孩并肩倚靠在栏杆上。广场上许多穿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女孩开始渐渐向广场中央聚拢。

　　我自作聪明地问：“你知道这些女孩是干什么的吗?”

　　女孩没做声，直视着我笑了笑。

　　我有些尴尬，也觉出了自己的轻浮，忙掏出烟，点上。

　　“给我一支。”女孩平静地说。

　　我吃了一惊。但还是反应迅速地给了她一支，并替她点上。女孩熟练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雾从小巧的鼻孔里喷薄而出。女孩抽烟的姿势很自然，还有些优雅。

　　不知怎么的，我整个人一下子放松下来，突然兴奋地冒出一句：“咱俩到对面的‘久记喝一杯，怎么样?”

　　“随你喽。”

　　起初，我要了三瓶“珠啤”，想的是女孩一瓶我两瓶。可女孩的酒量丝毫不比我差，也是一口一杯，潇洒得一如她抽烟的风度。于是，我们就这么一杯对一杯地喝下去，每人喝了六瓶。

　　女孩是四川人不假，既不是出差也不是上货也不假。当她伸出细嫩的手臂，指着玻璃窗外那些在广场上游荡的女孩说，我也是干这行的时候，我还是吃惊不小，尽管我已经有些察觉到了。

　　“失望了吧?”女孩与我碰了碰杯。

　　我慌乱地摇摇头，故作老练地问：“干多久了?”

　　“一年多，在成都。不瞒你说，我是第一次出远门。”

　　“是跟家里人赌气离家出走。还是失恋了?”

　　“都不是，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我只是想出来见见世面，听说广州自由开放，生意也好做些。”

　　“趁年轻出来折腾折腾，也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

　　“碰碰运气嘛，树挪死，人挪活。反正人这辈子就那么回事。”

　　“好，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今昔是何年。来，干!”我俩碰碰酒杯，将最后一杯酒一饮而尽。

　　出了“久记”，女孩的脚步有些踉跄，我扶住她问：“没事吧你?要不回旅馆歇着得了?”女孩挽着我的手臂：“我……我想……走……走，心烦。”女孩的舌头大了。我们不再说话，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沿着灯火阑珊的街头慢悠悠地走下去。

　　我很平静，说心如止水也不为过。只因她是妓女?我好像并不讨厌妓女。私底下。我甚至对她们充满同情怜悯。那么，是不是她与我最初的想象反差太大了?有可能，但我吃不准。男人就是这样。当你琢磨不定一个女人是否愿意跟你上床时，总是想方设法，巧舌如簧地把女人往床上拖。尽管这个过程是困难的曲折的。有时还会让男人无功而返，但男人乐此不疲，从不厌倦。男人永远喜欢神秘、充满悬念的女人。而一旦失去神秘与悬念，男人也就失去了征服的欲望，对女人的兴趣就变得可有可无了，甚至会很失落。-今晚，我会跟她上床吗?我不知道，但现在，我没有这种欲望却是真的。

　　“广州很乱的。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出来闯，不容易。”对，是闯，我们都是闯世界的人，勇敢、无畏，可能飞黄腾达，也可能头破血流。总之。我们是想改变各自人生轨迹的人。

　　“彼此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女孩说。

　　“你想没想过未来?比如求学深造，出国或者经商什么的。”

　　“我已经过了胡思乱想的年纪了，我现在只想活得实际一些，多挣点儿钱。”

　　“可人总得有个目标。这样活着才有奔头，才充实。”

　　女孩哈哈大笑起来。我被她笑得莫名其妙，问：“怎么。我说错了吗?”女孩抬头认真地望着我说：“你说话一点儿也不像生意人，倒像个大哥哥。”

　　“是吗?可我确实是做生意的。”

　　女孩肯定地点点头：“你真可爱。干脆。我认你当哥哥吧。正好我没有哥哥。”

　　我没说话，继续往前走。女孩双手甩动着我的胳膊，撒娇似的说：“行不行嘛?”

　　我拍拍女孩瘦削的肩膀，故作无奈地说：“好吧，看来我只能认命了。”

　　“干吗这么勉强，不愿意就算了。”女孩把脸背过去。

　　“本来我还有点儿别的想法。”我开玩笑地说。

　　女孩在我手掌上轻拍了一下；“不许胡思乱想。记住，我叫王玲，你叫我阿玲好了。”

　　回到宾馆，我俩各自打开自己的房门，阿玲回眸一笑：“哥，愿你做个好梦。”

　　“你也是。”

　　第二天清早，我上身赤裸，只穿着条内裤在洗手间里刷牙，阿玲端着豆浆油条闯了进来。

　　“也不锁门，不怕被人打劫呀。趁热，赶紧吃吧。”

　　我有些尴尬，胡乱地用冷水洗把脸，进屋往腿上套牛仔短裤。

　　阿玲说：“看，后屁股那儿昨晚坐脏了。脱下来，我帮你洗洗。”

　　“等会儿我自个来。”我后退一步说。

　　“别等了，听话。”阿玲边说边拽我的牛仔短裤。

　　没办法，我只好把套到半截的牛仔短裤又脱下来。

　　阿玲抓起搭在椅背上我昨晚换下来的内裤，转身往洗手间走。被我伸手拦住：“这绝对不行，除了我妈，我从没让人帮洗过这玩意儿。”

　　阿玲笑了：“我才不当你妈呢，我是你妹妹，妹妹帮哥哥洗内裤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我什么没见过。”我从未见过这么泼辣的妹妹。

　　阿玲在洗手间里探出头问：“一会儿你去干什么?”

　　“去市场，上货。”

　　“我也去。”阿玲兴奋地说。

　　“你去干啥，大热天的，屋里多舒服。”

　　“不，我想看看你是怎么跟人谈生意的，我好奇。就你这样的……放心。我不会插话的。

　　我还可以帮你看货呢。”

　　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刚出旅馆门，阿玲就要挽我的胳膊。我说：“不行，这哪像兄妹关系，不乱套了嘛。”

　　阿玲撅着嘴把我的胳膊往空中一扔，随即自己也笑了。

　　我俩一直转到下午四点多钟，拿了三百条裤子。我与批货的瘦老广讲价讲到五十元就再也讲不动了。我说：

　　“最高给你四十八元。”瘦老广理都没理我。后来，还有些不耐烦了。虽然我知道，价格不会有什么松动了，但我仍不死心，毕竟，我是小本生意。我与他闲扯了几句别的。想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也算套套近乎。

　　瘦老广突然问我：“你认识高雄吗?”

　　我大大咧咧地说：“太认识了，不就是高事儿×嘛，咱俩对面床子。”。

　　瘦老广说：“他可是你们东北的裤子王呢。”

　　“高事儿×有那么大本事?他自个儿吹牛×吧。”我不屑地撇撇嘴，“既然你们老广这么看得起他，冲高事儿×的面子，也得把价格再降降嘛。”

　　瘦子想了想：“那好，冲高老板，四十九元。”

　　我们成交。瘦老广答应明天一早把货拉到广利旅馆。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床头柜前吃阿玲买回来的早点，阿玲在洗手间洗我的脏衣服。

　　有人敲门。嘭嘭嘭，简直是在砸门。我以为是来送货的，本想开口骂几句，门一开，站在门前的竟然是高雄，身后还跟着两个干瘦但很结实的老广，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脸阴沉的凶相。

　　我怔在那里。预感到事情不妙，身体本能地后退了一步。高雄二话不说，朝我挥手就是一个大嘴巴，我伸手一搪，叫道：“咋地了，你凭什么打人?”

　　“谁啊?”阿玲在洗手间问。

　　高雄再次张开的手掌迅速在空中聚拢。阿玲甩着湿漉漉的双手走出来。高雄用手捂住歪在唇角的香烟。连吸了两口问：“你谁啊?”

　　阿玲横在我身前说：“你管得着吗。”

　　高雄并不生气，刚才铁青的脸上浮现出温和的笑容。侧头问我：“她是你女朋友?”

　　“不是。”

　　“嗯，我猜猜。你妹妹?”高雄饶有兴趣地问。

　　“对，我是他妹妹。你想干什么?”阿玲抢先说。

　　高雄抻了抻衬衣的下摆。“不干什么。都是一个市场的，过来看看。”高雄把手搭在我肩膀上，“咱们出去聊。”

　　“好吧。”我不想在阿玲面前显得缩手缩脚，东北男人最见不得在女人面前一副孬种样。

　　阿玲拽住我的胳膊说：“愿意聊你们就在屋里聊，你哪儿都不能去。”

　　“你起来，我自个儿的事不用你管。”尽管此时我还不知道高雄干吗冲我这么大火气。我完全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晕了头。

　　高雄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灭，不紧不慢地说：“你妹妹脾气不太好啊。”说完，高雄一屁股坐在床上。

　　阿玲也不示弱，硬拉着我坐在高雄对面，白皙纤细的手指插在我的五指中间。我感觉到我的手有些颤抖，说不上是恐惧还是恼怒。我努力地克制自己，一定要挺住。宁可被人打死，不能让人吓死。砍头不过碗大的伤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用这些气吞山河般的豪言壮语暗自鼓励自己。果然，我的情绪渐渐平静了，呼吸也不再急促，还抽出根烟给自己点上。

　　高雄好像忘记了他来找我的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阿玲，又看了我一眼，像个算命先生似的说：“不对，你不是他妹妹，指定不是。你是他女朋友，而且，还是刚处上的，对吧?”

　　阿玲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说：

　　“你再在这里无理取闹，我可打电话叫警察了。”

　　我抢过电话重新放下，问：“高雄，你今天找我到底干啥，我哪得罪你了?”

　　高雄指着我的鼻子：“哟，你还知道叫我高雄呀。昨天你在西湖路市场，当老广的面叫我啥来着?”

　　我想起来了，人也彻底清醒了。我嚅动着嘴唇小声说：“哦，这，对不起。我不该叫你……”我不知该怎么纠正我的原话。

　　高雄绷着脸。大声说：“你满光明市场打听打听，谁见了我高雄不是一口一个雄哥?除了那个傻×大平。不瞒你说，他有恩于我。不然，我早把他那张臭嘴用铁丝封上了，知道不?”

　　“知道。”

　　“你那么叫我，老广会怎么想?还以为我是混饭吃的呢。老子别说在光明，就算在广州，也是一跺脚乱颤的人。知道不?”

　　“知道，我知道。”

　　“我看你平时挺老实个人呀。听大平说，你还是大学生呀。我对文化人一向都挺尊重的。但如果你蹬鼻子上脸，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知道不?”高雄笑嘻嘻地冲阿玲说：“没事管管你男朋友，别张嘴瞎咧咧。这是广州，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闹不好，被人家卸胳膊卸腿的，今后你还得伺候他。”

　　阿玲乜斜着高雄，头仍然高仰着，不卑不亢。

　　我说：“要不，一会儿我跟你一起去趟西湖路市场，当老广的面给你赔个不是。”

　　高雄摆摆手，大度地说：“不用，咱们是老乡，我不会为这点儿小事找你毛病的。记住，兄弟，出门在外，少说话，多听多看，哥不会让你吃亏的。别学傻×大平，他是马尾儿穿豆腐，想提都提不起来了。”

　　“谢谢。”

　　高雄站起身，打了个哈欠。“好了，今天就这样。广州有啥事，提我，好使。”说完，高雄给了我张名片，又递给阿玲一张。阿玲看看我，我用胳膊捅了捅她，阿玲才接过来。

　　高雄走后，我默默把剩下的早点吃完，对阿玲说：“我得出去转转，再上点儿货。”阿玲还要跟我去。我说：“不行。你到广州来又不是专门陪我上货的，干点儿正经事吧。”

　　“我来那个了，还没干净呢。再说。你现在需要保护，省得被人欺负。”阿玲伸出麻秆似的小细胳膊，做了个健美的动作。

　　我笑了：“你这是干什么?”

　　“保护你呀!我打不过男人，但我可以摧毁他们的斗志。女人有女人的办法。”

　　我用食指轻轻刮了一下阿玲鼻梁上细碎的汗珠。阿玲耸了耸鼻子，做乖乖女状。

　　在高第街，我又拿了三百条裤子。通常，我们在档口拿现货都不会拿太多，除非你卖过那种货，心里有底。

　　出租车把货拉到旅馆门前，我让阿玲留下看包，自己去街口找扛包的。阿玲说，“别麻烦了，咱俩抬。”口气不容置疑。

　　于是，我俩一前一后抬着硕大的货包，举步维艰地往楼梯上一步步挪，中间歇了两次，终于把货包抬到了房间。

　　阿玲仰面往床上一倒，气喘吁吁地高喊着：“我们，胜利了!”

　　我早有耳闻，四川女人天生就有股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她们瘦削的身躯蕴藏着不可低估的巨大能量。果不其然。此时，我已经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妹妹了。

　　阿玲在我房间冲了凉，又回自己房间换了件白色的连衣裙，便兴冲冲地拉我出去吃饭。刚走到大街上，听见有人喊我：“干啥去?”高雄从路边的出租车里探出头。

　　“吃饭。”怕他听不清楚，我又用双手比画了一个吃东西的动作。

　　“上来，我们一块儿吧，有老广请客。”

　　“不了，我们俩随便对付一口。”

　　“走走走，别磨唧了。上车!”听高雄的语气，我们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将目光投向阿玲，阿玲一偏头说：“我无所谓，听你的。你是生意人，多认识几个老广对你没坏处的。”

　　出租车后座坐着的女孩往里挪了挪。我拉

　　着阿玲的手上了车。高雄扭头冲阿玲说：

　　“我们有缘啊。本来。我就是想叫上你们的，可我没有你们旅馆的电话号码。”

　　出租车绕过海珠广场，停在久记大酒楼前。我和阿玲相视一笑，前天晚上我们俩才来过这儿。包房里坐着的全是广东人，其中就有我在西湖路拿货的那个瘦老广。瘦老广迎上来与我握手：“不好意思啦，让你们之间产生了一点儿小误会。”

　　高雄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今晚你请。”“好啊好啊。”瘦老广好像正求之不得似的。

　　高雄坐在中间的位置，又抬手示意那个女孩和阿玲一边一个挨着他坐下。阿玲没动，我说：“你坐吧。”阿玲伸手拽我也坐下。

　　瘦老广说：“你女朋友好漂亮啦。”

　　“不是我女朋友，是我干妹妹。”阿玲没有反对，只是故作嗔怪地看我一眼。高雄把菜谱递到阿玲手上说：“你负责点菜，想吃什么点什么，别客气。”

　　那个女孩骂了一句“老色鬼”，但并不真的生气。也无嫉妒，还隔着高雄递给阿玲一根摩尔烟。阿玲不客气，接过来点上。

　　一个老广冲那个女孩说：“阿雄又要换人了。是不是有点儿难舍难分呀。”女孩把一口浓浓的烟雾吐向空中，笑着说：“算账前是这样的啦。我们是不求一生相守，但求曾经拥有。是吧，阿雄?”

　　上厕所时，高雄跟了进来，问我：“你和阿玲真的没什么吧?”我点头。撒尿时我从不喜欢跟人说话，上下牙齿紧紧咬在一起。几年前，我常常牙疼，是一个老中医告诉我，这个偏方效果还不错。

　　“你真的不想上她?”

　　我又点头。

　　“那。我上你没意见吧。”高雄觉得我的样子一定很奇怪。

　　撒完尿，我长出了一口气，说：“没有。”听了我撒尿咬牙的故事，高雄笑了。“你还挺迷信的，大学生。”“我信命，管它是不是迷信。信点儿什么心里踏实。”高雄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问：“那个女孩是你什么人?”高雄说：“是我包的。十天，今晚到期。哎，你说我包阿玲得多少钱?”高雄的语气很轻松，像是在谈一笔不值一提的小买卖。

　　“我不懂这个，你直接问她吧。”

　　“那个女孩是十天三千。阿玲挺可爱的，四千怎么样?要不，凑个整，五千。”高雄低头抖了抖他那蚕蛹子似的小东西，自言自语道，“又够你忙活一阵子了，美不美。”

　　回到酒桌，高雄冲脸喝得猴腚般的瘦老广说：“我兄弟拿的货，你再便宜点儿，他是小买卖，三百条抹一千元吧。”

　　老广摊着手为难地说：“阿雄，我已经没得赚了。”

　　高雄说：“别跟我哭穷，做生意眼光放远点儿。就这么定了，冲我的面子。”老广咧着嘴：“阿雄，那你以后可要多关照我的生意哟。”高雄操着蹩脚的粤语说：“毛门台啦。”一句话抹掉一千块钱，等于我来一趟广州的费用。我只能偷着乐了。

　　第二天一早，阿玲又来帮我洗衣服。我说：“别忙了。你收拾收拾赶快过去吧。”

　　“不急，阿雄说中午过来接我。”

　　“哟，还没咋地就一口一个阿雄叫上了。是不是还早点儿?”

　　“你吃醋了?”

　　“我吃醋也只吃山西醋，我才不稀罕你们四川醋呢。”我的话的确有股子酸味，“今晚我回奉城。咱们只能下次见了。”

　　阿玲亲了我一口，说：“谢谢你，哥，给我介绍了一个大活儿。下次来广州前call我，我去火车站接你。我还帮你洗衣服买早点。你要是敢背着我找小姐，我绝不轻饶了你，除非是我给你介绍的。记住，现在许多小姐身上都有病的，别乱来。”

　　“挣了钱别瞎花，最好马上汇到家里。”我叮嘱她。

　　“我懂，这是我拿青春换来的血汗钱，下半辈子全靠它了。”

　　“你还想得挺长远。”现在的女孩越来越实际了，这是好事。

　　阿玲得意地说：“那当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你也算上。”

　　“我怎么了?没招你没惹你的。”

　　“你把自己的妹妹都给‘兑出去了，还没事人似的。当然不是好东西。没良心，铁石心肠。”阿玲把洗好的衬衫抖了又抖，冲着阳光，眯起眼睛说：“看，多干净。就冲这个，你也会想念我的，对吧?”

　　我走到阳台，点上根烟。我感觉眼睛有些泛潮，一阵酸楚从心底泛起，一涌一涌地袭来。我这是怎么了，至于嘛。

　　过了一会儿，阿玲拽我去海珠广场照相。我没心情，但又没有理由拒绝她，更不想破坏她的兴致。照相时，我的笑容总是显得很勉强，一副代人受过的委屈样。照片是一次性的，即照即出，每张十元。我俩以广州旅馆、海珠广场、久记大酒楼等为背景，照了一张又一张。但阿玲始终没有挑出一张令她满意的照片。这让她不免有点儿沮丧。“都怪你。哭丧个脸，不想照还出来干吗，又没有人拿枪逼你。”

　　我拍着阿玲的肩膀安慰她，但阿玲的眼泪还是流了出来。这时。照相的人在旁边大声喊道：“看我。”我俩抬头望去，“咔嚓”一声。照片出来后，我的表情是愧疚不安的，哀求般地看着阿玲。而阿玲矜持的目光含着女孩特有的娇媚。

　　阿玲满意了，宝贝似的将照片夹在钱包里，看了又看。

　　快中午时，我躲在广利宾馆对面的君悦大厦，看见阿雄拉着阿玲来时的红色旅行箱，两人有说有笑地叫了辆出租车。阿玲手搭凉棚四处寻找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把头从窗前挪开。虽然我知道从阿玲的位置和角度是无论如何看不见我的。

　　我闭上眼睛，心里默默祝福阿玲好运。

　　第六章

　　光明市场改造工程始于八月末。具体地说，是将原来的T字形市场扩充为田字形，扩建后的新市场从规模上要比原来大出两倍之多。

　　市场扩建不比建高楼大厦那般钢筋水泥混凝土地兴师动众。但由于牵涉到居民拆迁，也着实费了些工夫。虽说市场照样营业。但四周的壕沟，如一道天然屏障。几乎切断了市场与顾客之间的关系。我们干批发的还好些，再怎么艰难，拿货的人也要不畏险阻穿越层层障碍来拿货。零买的人却只能望而却步。为了买条新裤子，在被挖掘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道路上穿行，不值得。所以，小卫和大平这类靠零卖过活的人就损失惨重了，在床子旁守一天，也不一定能卖出去一条裤子。许多小卖的人，认清形势后干脆歇了。旅游的旅游，不愿动的猫在家里。大热天的谁都不愿意在骄阳下暴晒做无用功。

　　偏偏大平每天照常来市场，像模像样地用挑杆把裤板挂上。至于能不能卖，大平倒是显得并不着急，这个人就张罗下棋。偶尔碰上有人买裤子，便趁机狠宰一把，算是捡个“漏”儿。只是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少之又少。

　　高雄在市场里见到大平，不解地说：

　　“你他妈的平时卖货心不在焉的瞎鸡巴混，现在却大老远跑来‘吃灰，你是不是有病。走，到我库房去，我给你治治，包你清醒。”

　　大平后退两步，嘻嘻笑着说：“我这叫敬业。”

　　高雄骂骂咧咧地边走边说：“敬你妈个业!”

　　大平望着高雄的背影，长叹一声。

　　这可不是我认识的大平。以前，都是大平这么骂高雄的，还忘不了一口一个“高事儿×”。大平大概看出了我的困惑，说：“我不跟吸毒的人一般见识。操!”

　　“吸毒?你说高雄吸毒?”

　　“你没注意高雄的眼神直勾勾的?脸色灰白，他妈的，再蒙块白被单，都哭得过了。”

　　还真是这样。高雄的眼神是散的，眼珠如玻璃球嵌在眼眶里，死死的不会动似的，还水汪汪的，衬衫也不再笔挺，西裤松垮垮地吊着，全无昔日的“品位”。

　　“这么热的天他还穿着长袖衬衣，知道为啥不?”我摇摇头。“他胳膊上扎的全是针眼，密密麻麻的。像一群蚂蚁趴在那儿。看一眼都让人起鸡皮疙瘩，恶心死了。”

　　“高雄啥时候开始吸毒的?”

　　“有几年了吧。以前只是在广州跟那些老广整着玩，回奉城不整。就这半年上瘾的。有事没事老往广州跑。现在瘾更大了，常跟一些倒针的混一块儿玩，再这么下去，高雄别说做生意，离死都不远了。”听得出，大平并不是幸灾乐祸故意诅咒高雄，而是替高雄担忧。

　　“那，小慧知道吗?”

　　“能不知道嘛，但管不了。啥人跟毒品沾到一块儿。连亲爹亲妈都不认。”

　　“你咋知道的?”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哥们儿是在社会上混过的。”

　　改造后的光明服装批发市场，道路拓宽了，重新铺了柏油路面。床子换成了一长溜儿水泥预制板，崭新的绿色遮阳棚首尾相连。绿油油一片。放眼望去，犹如置身于一片希望的田野中。

　　拿货的零买的人明显增多，从早到晚，人如潮水，川流不息，一派繁荣景象。这些都是广告的功劳。电视报纸广播的宣传铺天盖地，一通地毯式轰炸，着实作用不小。

　　市场扩建后，新增的八百个床子迅速被订购一空。并从最初订购的一万元炒到三万元，仍供不应求。许多人买床子的目的不是做生意，而是出租，收取租金。“大角”的床子月租两千元，“趟里”的床子月租八百元。

　　过去，谁家的货早晨批光了，白天床子就空下来，现在可好，床主还在“打扫战场”，就已经有几拨人围过来谈价了，要租床子。开始，床主们只要个回家的打车路费，就像得了多大便宜似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渐渐地，这类“二卖”的人越来越多，床子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随行就市。有时都下午一点了，如果收拾床子，仍有人把夹着的包裹打开，把货摆到床子上卖。我们管这些人叫“拣臭鱼”的，他们大多是些四五十岁的老娘们儿。根本不顾及个人脸面。这时你无论如何不能再收人家钱了，不然，就太过分了，行上的人也会因此而瞧不起你。

　　已经荣升为工商所长的老黄现在是更加神气了，虽然他对市场的老床子们仍然笑容可掬，但对那些“二卖”的人。不管是租一天还是一个月，一律按每月三百元收管理费，美其名曰这是“二次管理”。每天，老黄身后都要跟着几个穿灰色工商制服的人，到市场里巡视一圈，发现有人没有他们发的盖有××工商所印章的收据条，便罚款六百元，没钱就拉货，把市场搞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的。

　　老黄曾暗示我，如果有人找到我说情，想把货从工商所拉出去，就要交三百元，当然，这个月你也不必再交“二次管理”费。条件是不开收据。我明白，老黄是想把这笔钱据为己有。

　　我心领神会，渐渐地成了老黄的“经纪人”——谁家的货被没收了，干脆直接来找我，交三百元完事。最多的一个月，仅经我手就转给老黄近六千块钱，这还不包括我出门期间，别人代为转交给他的钱。这个外表厚道的老黄骨子里可真够黑的。

　　每天凌晨四点。穿着黄色马甲的拉包工人就开始从市场周围的库房往床子上送货。服务员打着长长的哈欠，忙着给汽灯打压，然后挂在遮阳棚的铁架子上。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懒洋洋地飘着，跟没睡醒似的，落到人的头上脸上、企鹅般笨拙的羽绒服上，久久不肯融化。市场过道上，摆放着各种卖早点的手推车，有人用力地吆喝着，口中吐出大股大股的雾气。有五元一份的米饭炒菜，有小米粥、卧鸡蛋贴饼子、西红柿鸡蛋面。卖得最火的是酸菜血肠汆白肉，汤汤水水的。喝着暖和又有滋有味。冬天吃酸菜是东北人亘古不变的习俗。

　　许多男男女女挤在市场内最为宽敞的大过道上，男人们手里攥着空编织袋子，女人们，尤其是许多年轻的女孩子，大多穿着人时，脸上搽着胭脂，双手插在袖筒子里，一哆哆嗦嗦在原地跺脚打转儿。这里的男人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通常被叫做“牵驴”的人。这些受雇“牵驴”的人，一般一小时能得到雇主的五至十元不等的钱。“牵驴”人埋伏在雇主的床子附近，只要有拿货的或零买的人在床子前驻足就变戏法似的适时地凑过去，假装感兴趣地拿货或零买，以此打消拿货人或零买人的顾虑，吸引顾客，甚至一不留神还能造成“抢购风”。而那些有点儿姿色的年轻女孩子们则是雇主们的“活模特”，她们要穿着雇主摊位上的服装站在那里展示，这些打游击的“活模特”每小时能挣十至十五元左右。

　　我们卖男裤的床子雇的“活模特”是固定的男服务员，我们叫他们“裤样子”。“裤样子”的要求是高大笔挺，身高起码要在一米七五以上，还得能说会道。即使是在冬季，“裤样子”也要穿衬衣打领带，里面只穿保暖衬衣、秋裤，下身套的自然是雇主卖的西裤。“裤样子”中的新手每月工资大概在一千元，而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裤样子”月工资起码在两千块钱以上，生意兴隆时还有提成。

　　小卫从不雇“裤样子”，他本身就是自己的“裤样子”，甚至可以说是那些二十来岁的“裤样子”们的鼻祖。

　　我问过小卫：“你穿裤子卖货这招是从哪儿学来的?”

　　“师出无门，是我自己的发明创造。”小卫扬扬得意地说，“现在这些小屁孩们都是我的徒子徒孙。”

　　大平雇“裤样子”雇得最早，几乎是市场里刚出现“裤样子”这个行当，他就一气儿雇了两个。从此，大平更不爱跟顾客磨嘴皮子了。在市场里像个巡视员，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哪儿热闹往哪儿凑。下棋的热情也空前高涨，还买了几本棋谱书苦心钻研。棋下累了，到床子前与“裤样子”闲扯几句，下行收收钱，典型的甩手老板。只有“裤样子”忙不过来了喊他，才过来搭把手。一阵抢购风过后，大平又继续与人下棋。或事不关己地躲到旁边的时装店与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搭讪，时不时笑得嘎嘎的，一副开心快活的样子。

　　我们这些靠批发过日子的人，不雇“裤样子”，只雇服务员，看货倒货。毕竟“裤样子”是专门蒙零买的人，拿货人都是老江湖，基本不吃那套。

　　我的生意进入正轨后。雇了一个服务员，是与我住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叫高健。我们雇服务员的首要条件是人要老实，不能趁老板不在床子的时候，批货“密”钱，尤其是像我这样常跑广州的，床子上又仅有一个服务员。明明他批一百元，告诉你批九十五元，你一点儿辙都没有。老客户他不敢。新客户或偶尔拿你货的人就不好说了。你不得不防着点儿。其次，服务员也要嘴勤腿勤，要老板在与不在一个样。往大了说叫忠诚，往实在了说，你要对得起自己的这份工资。当年，服务员的工资大约六百块左右，是一般普通工人工资的三倍。

　　高健外号叫窝囊废。我们小区里那些光着脊背、手端大茶缸子、成天只知道蹲在马路牙子上甩扑克下象棋的懒汉们提起他也是不屑地

　　一撇嘴——高健呀，窝囊废一个。嗓门一个比一个大。这些是我后来听说的，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这么痛快地答应雇他。但高健老实。肯吃苦是真的。

　　高健曾经是公交公司汽修厂的维修工。后来因为一台刚刚经过大修的公交车出事故后挨了处分，被调到某路公交车去当了售票员。需要说明的是，一同参与维修那台公交车的有三名工人，而另外两人只被扣发了当月的奖金。可一年后，在竞聘上岗中，高健连一个腰如桶粗的女售票员都没竞争过，就只好回家待着了。但高健并没有与那些蹲在马路牙子的懒汉们为伍——整天坐在树阴下的小板凳上拍着胸脯追忆往昔。耷拉着脑袋哀叹时运不济。高健反而更忙了，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走到哪儿，还要拖带上他那刚满三岁的宝贝儿子。

　　如果仅仅如此，顶大了天说，高健只能算是个窝囊人。可偏偏在这时候，他的老婆赵燕却从公交公司的售票员一跃成为了分公司的调度，再一跃又成了市公司的工会干事。许多人都认为赵燕的一跃再跃，是用她给高健戴了两顶绿帽子换回来的。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有人幸灾乐祸地补充道，肯定不只两顶，而是很多顶。至于具体多少顶就说不清楚了，反正按那些闲人的意思是，越多越好，干脆把高健压得直不起腰来成个罗锅才好呢。

　　这么一来，高健就成了小区里闻名的窝囊废。当然，高健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懒汉们嘴边常挂着的窝囊废，他每天照样抱着儿子在菜市场里往来穿梭。一副活得挺带劲儿的样子。

　　如果你以为窝囊废就一定是那种尖嘴猴腮、贼眉鼠眼的猥琐相，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身材高大的高健长着张棱角分明的脸，浑身肌肉疙瘩，外形酷似日本影星高仓健——冷峻、坚毅。我说的是高健不笑的时候，他一笑就全完了。高健的笑通常只是“嘿嘿”两声，男人见了会觉得这人怎么傻乎乎的，跟谁都像是在讨好；女人见了则会禁不住皱起眉头，这人肯定不怀好意。还挺讨人嫌的。我这么形容高健也不知道你们想象中的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我再打个比方吧，如果高仓健不那么冷峻严肃，缄默不语，而是见了人就笑口常开，一笑还“嘿嘿”两声。高仓健能成为中国一个时代的女青年们的梦中情人吗?相信女人们也会觉得高仓健这人挺讨人嫌的。

　　我曾问过高健：“你知道自己长得像谁吗?”高健“嘿嘿”一笑：“上中学的时候，同学就都说我长得挺像高仓健的。我以前不叫高健叫高松。中学毕业后才改的名。”我听出了高健的那份自鸣得意劲儿。那时高健已经是我在光明服装批发市场里雇的服务员了。我又好奇地问：“你下岗后除了我这儿，就没想过找点儿别的活儿干干?”高健说：“咋没找，刚开始的时候，我眼光还挺高呢，总想找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可人家不要，后来我去应聘保安，人家还是不要我，一到面试就被刷下来。”接着。高健叹了口气：“唉，啥人啥命吧。”我开玩笑地说：“我估摸那些招聘单位一见你小伙子长得这么帅，却来应聘这种脏活儿累活儿，觉得你肯定是心血来潮，干不久，也养不起你。你要是去应聘给大款当司机准行。”高健认真地说：“这我也去过，人家也不要。”我哈哈大笑，我说的是女大款。高健的脸腾地红了：“峰哥，你别耍我，我懂，我高健一堂堂男子汉，怎么也不至于吃软饭呀。”我说：“行啊，你还啥都懂。”高健又是“嘿嘿”一笑：“我在报上看到过有这种人，峰哥，你说真有这种人吗?”我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干这种职业的人肯定不比当男模特的人少，起码也是男模们下岗再就业的首选。”

　　我和高健住在同一小区，只是我住东门，他住西门。高健这人能吃苦，也有一股子蛮力，一大包的货背起来能嗖嗖地箭步如飞。这是高健长年坚持蹲杠铃的结果。高健说他遇到什么苦闷事就蹲杠铃，直到蹲得大汗淋漓，肌肉肿胀，心气就顺了，人也舒坦了。高健又说：“你也试试，特别管用。”我笑着说：“练成你这一身肌肉块，得遇到多少苦闷事呀。”高健红着脸小声说：“那、那也不是。”

　　高健每天凌晨三点半都会准时来敲我的房门，找我去上行。急匆匆的脚步把寂静的楼道跺得咚咚响，声音特别瘆得慌。不止一个邻居为此找我提过意见。我也告诉高健，这么早别人都在睡觉，你脚步轻一点，别弄得地动山摇的。高健“嘿嘿”一笑，我下次一定注意。可过不了几天，高健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怎么说都不长记性。我猜想，高健这么做是有意为之的，高健这人别看长得一身疙瘩肉，其实是个胆子特别小的人，他是给自己壮胆呢。

　　高健第一天找我上行时，敲开门后，见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刷牙洗脸，就焦急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高健说：“峰哥，我先走吧。”我正在刮脸。不解地问：“你去哪儿?”高健说：“我上行呀。”我又问：“你怎么去?”高健说：“骑车呗。”我一听眼泪都快笑出来了，顿时睡意全无，“你骑车到‘光明怎么也得四十多分钟吧?我刷牙洗脸加打车到市场总共也用不了半小时。你说咱俩谁先到行上?而且你连我库房都不知道，即使去早了又能干什么?”高健挠挠头皮，嘿嘿一笑：“我都急糊涂了。”我心说，说糊涂是好听的，说难听点儿你这是缺心眼。

　　由于高健从未做过生意，他刚来的时候，我只让他在床子里码货，送货，记账，干一些跑腿的零活儿。原来我还担心略微口吃的高健说话不利索影响卖货，就叮嘱他，卖货时千万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这样既显得沉稳又能较好地掩饰你的缺陷。但实践证明，我这番话显得多余了。卖货时的高健不但不口吃反而语言生动、幽默，常常逗得那些买货的人，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们两腮泛红，捂着嘴哧哧地笑，比如有人杀价杀得有些离谱时，高健就会说：“你不买可以走，但我们这是批发市场，没有那么大利润，我们是靠批量取胜的。你总不能让我赔钱卖你吧?总不能卖你一条裤子再把我搭上吧?就算我豁出去了，你男朋友或老公也不答应呀——给我买裤子的好心我领了，怎么还弄这么个帅小伙回来呀，有啥情况咋地，是不是想换人呀。”这一大串话说下来，高健连个“锛儿”都不打。既然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就只好红着脸说：

　　“我讲不过你。咱按你说的价交钱行了吧?”你听听，有些买货的人是不是有点儿犯“贱”?

　　但只要高健脱下裤板，就重又恢复了他口吃的常态。真是邪门了。我问高健：“你平时是不是故意口吃的?”高健眨了眨眼，嘿嘿一笑：“我有病啊，我故意干点儿啥不好，干吗偏学口吃呀。为了治好口吃。我曾经都到大连参加过学习班，花了一千多块呢，可怎么也治不好，我都愁、愁死了。”高健又口吃了。

　　高健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按普通服务员开的，六百元。中午领到钱，高健就在市场里转了一圈，他为儿子买了电动的越野吉普车和冲锋枪，又为老婆花了三百元钱买了条黑色弹力纱裙，当年市面上正时兴这种纱裙。我说：“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点儿东西，你衬衣的颜色都穿花了。皮鞋也该换一双吧。”“裤样子”卖货时必

　　须穿戴整洁，衬衣要熨得板板的，皮鞋也得擦拭得锃光瓦亮，还要系条领带，一年四季都要这样。高健钢来时，冲邻居的面子，我就按“裤样子”的标准给他从里到外换了整套的“叶子”。从此，高健每天上行就穿我送给他的这套“叶子”，从来没换过。有几次上行时头天晚上洗的衬衣还没干呢，他倒是有招，坐在出租车里，光着膀子，把衬衣举到窗口让风吹着，他还很过瘾地嗷嗷一通乱喊，他也不怕着凉感冒了。吹不干就凑合着穿，潮湿的衬衣紧贴在肉身上，你想想，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行上卖的衬衣批发价也就是三十几块钱，一双皮鞋也不过六七十元钱。加一块百来块钱就下来了。他得少遭多少罪呀。可他偏偏有钱给老婆买什么狗屁弹力纱裙。赵燕的衣服还少吗?我每次在小区里见到赵燕。几乎没见她穿过重样的衣服，还都是有名有牌的。心疼老婆有这么心疼的吗?这不是惯她臭毛病吗?

　　但我能说什么呢?

　　高健来市场之前，我跟他谈的条件是每月工资六百元，每天管早中两顿饭。但现在高健每天抽的烟也由我提供了。我这人专抽希尔顿，我也每天上行后扔给他一包。以前，高健只抽都宝，一块五一包的。不管怎么说，高健是我的服务员，他在市场大模大样地抽都宝。我这个当老板的面子都跟着丢不起。好像是我虐待他似的。有一次，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对他说，你就不能换种稍微像样点儿的烟抽吗?边说我边把一盒已经抽空了的希尔顿烟盒揉了揉扔到地上。高健嘿嘿一笑，顺手拣起空烟盒，捋了捋，然后把都宝烟抽出来装进去，还得意地冲我晃了晃。我被他的这个举动弄得哭笑不得。我求你了，祖宗，你不怕掉价我还怕呢。于是，我每天上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包希尔顿扔给他。高健每次都嘿嘿一笑。油头滑脑地对我说声“谢了老板”。高健接过烟后，就会小心翼翼地开封，美滋滋地从中弹出一根点上，深吸一口，陶醉般地喊一声：“好烟就是好烟，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他就把烟鬼鬼祟祟地掖到货包的最底层，什么时候想抽了，再费劲儿地拽出一根。他也不嫌麻烦。偶尔哪天我忘记了这茬儿，高健就显得烦躁不安，没精打采的样子，还不停地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像是丢了什么东西被我拣了去似的；或者是我本来就欠他一包烟忘了还。高健当然不会主动提出来让我给他一包烟，他还没那么“彪”。但最后他会说：“老板，给根烟抽，我忘带烟了。”他是在提醒我。

　　有时，别的床子的“裤样子”没烟了，管他要一根，高健就装傻充愣地双手啪啪拍着衣兜：“我也刚抽完，儿骗你。”开始我不好意思驳他面子，就掏出烟给人家一根。我说：“谁都有没烟抽的时候，给根烟多大点事呀。常言道，烟酒不分家，何况咱们还在一起做生意。”高健却狡辩说：“没烟他就忍一会儿呗，我又不欠他的，凭什么自给他抽?我没烟就从来不管他们要。”有时候，高健见我瞪着他，是真生气了，就嘿嘿一笑对要烟的人说：“我跟你开玩笑呢，咱哥儿俩谁跟谁呀。”递烟时嘴巴也不闲着，两眼紧盯着对方，认真地说：“这可是希尔顿，你别抽自瞎了。”那人看看我无奈地撇撇嘴。我相信，如果我不在场，那人会把烟扔到他脸上——不就是根破希尔顿嘛，老子平时是抽三五的。

　　有一天，我到小区的烟酒批发店里买烟，那个老板笑着对我说：“你俩可真够有意思的，一个来卖烟，一个来买烟。”我被他说得莫名其妙。原来，高健刚在这儿卖了一条希尔顿，三十五元卖的。而我平时在这儿买都是四十二元一条。看来高健不光抽我的烟，还拿我的烟换生活费了。

　　我当时一听肺都要气炸了。真想把他从家里揪出来痛骂一顿，但想想还是算了。高健能把我给他的烟攒成一条卖了，也许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吧。不管怎么说，高健卖货是把好手，也从不偷懒。不管多热的天他也从不往阴凉处躲，有时我看着都不忍心，没人买货时，我就喊他擦把脸到边上凉快凉快，他却固执地摇摇头，成心要把自己晒暴皮似的。偶尔碰到个买裤子的，卖成了他就讨好似的对我说：“怎么样?如果我听你的去擦脸，这条裤子就卖不成了，少擦把脸热不死人的。我在维修厂的时候，赶上急活儿，爬到车底下一躺就是大半天，比这苦多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高健的可爱之处。

　　第二个月开工资后，赵燕让高健找我去他家吃饭。我去了，还特意跑到金利来专卖店给高健买了件衬衣，花了两百多块，又给他儿子买了套拼图游戏。那天的菜是赵燕炒的。赵燕系了条崭新的花围裙，俨然一把持家的好手，很贤惠的样子。我和高健在客厅里喝啤酒。赵燕为我们做了红烧刀鱼、酱排骨、溜三鲜等一桌子的菜。老实说，赵燕的菜炒得不但好吃，还色香味俱全，一看就是个炒菜的高手。但我知道。平时他们家都是高健下行后买菜、做饭、接孩子，赵燕在家吃完饭后，饭碗一扔就出去打麻将了，很少和高健在家待着，常常很晚才回来。有时周末一宿都不知道她究竟干啥去了。高健忍不住问一句，赵燕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我的事你少管，我愿意干吗干吗去。我不去玩干什么，待在家里看你这张老脸?”高健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不敢再吭声了。其实论长相赵燕根本就配不上高健。赵燕虽然脸白。但高高的颧骨上一边长了一块蝴蝶斑，鼻子塌塌的，紧贴在脸皮上，几乎是个平面，只能看见两个黑糊糊的鼻孔翘翘着。一笑还露牙花子。赵燕最好看的是背影。屁股圆圆翘翘的，有点儿像巴西的女排姑娘，腰细得一把能掐过来，加上高高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扭一拧的，很有一股子骚劲儿，也让人浮想联翩。

　　赵燕不但是炒菜好手，喝起酒来也不含糊。满头大汗的赵燕忙完了，解下围裙，很羞涩地冲我笑笑，端起酒杯说：“万峰，咱家高健肯定没少给你添麻烦。”我连忙摆手，高健干得挺好的。赵燕继续说：“我还不了解他，榆木瓜子脑袋，死不开窍，也不会看人脸色。你对他可不许客气，该骂骂该打打，他这人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熊货，一拿他当个人，就抖起来了，五迷三道了。”当着外人的面这么评价老公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高健却嘿嘿笑了，还冲赵燕一举杯。赵燕白了他一眼：“你把杯放下，这没你的事。来，万峰，小妹敬你三杯。”

　　过了一会儿，喝得高兴的高健和赵燕竟聊到了他们遥远的初恋。这么说是因为高健曾告诉过我，赵燕是他开的“封”，所以，他才这么让着她珍惜她的。而从赵燕的语气中我听得出来，赵燕对高健一百个不顺眼，也是因为当初受了高健的蒙蔽，才一肚子怨气的。

　　高健和赵燕是同一年接的父母的班，他们的身高在同龄人中都是鹤立鸡群的，高健的身高有一米八多，赵燕的身高也有一米七以上。赵燕痛心疾首地回忆道，我当时看他长得特别沉稳，跟高仓健似的，给人一种很踏实很可靠的印象，才对他一见倾心的。而高健则觉得这个高个子女孩很傲慢，对谁都带答不理的，唯独见了自己，才文雅地笑笑。于是，一来二去两人就自然恋爱了，继而又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有一天凌晨，高健照例上楼敲我的房门，可我开门后却只听见了高健那独特的咚咚响的

　　急促脚步声。我看见一张飘落在地上的纸条。捡起来一看，是高健写的：我家里有急事，今天就不上行了。

　　当时我并没有多想。谁家没个大事小情的。可上午十点多钟，我接到高健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有事想跟我谈谈。我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等我下行回家谈不行吗?”高健的声音突然哽咽了：“峰哥，我就想现在谈，我等不了了。”我一听，知道肯定是出了大事。不然高健不会这么急切的，尤其他知道行上只有我和一个“裤样子”，本来就忙不开，我再离开今天的生意就交待了。而且，高健不止一次告诉过我，让我盯着点儿那个“裤样子”，床子上不能让他一个人卖货，说他肯定“密”钱，虽然高健没有亲手抓到，但那个“裤样子”卖货后总是鬼鬼祟祟的，四下观望一圈才把货款交出来，很可疑的。

　　我真的怕高健这人遇事想不开，寻死觅活的，我可担待不起，就说：“你到小长江冷面馆等我，我马上打车过去。”小长江离我们小区挺近，我们每天下行都要从那里经过，没事时我和高健就坐下来喝两杯，解解乏。

　　当我匆匆走进小长江时，高健已经坐在一个角落里等我了。我本想开句轻松的玩笑，可高健的模样吓得我嘴巴和眼睛同时动了动，结果是眼睛直了，嘴巴也牢牢地悬在了半空中。高健的头上缠着纱布，还用一个网状的东西很滑稽地罩在上面，脸上到处都是血印，一看就是指甲抠的，密密麻麻，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高健却冲我嘿嘿一笑，若无其事地摆摆手示意我坐下。当时饭店里坐满了人，每桌的人都在看着高健这个怪物，然后再扫我一眼。我没说什么，只是让高健站起来，让他坐到面朝墙角的位置上，这样再进来人就很难注意到他这副尊容了。高健显然明白我的意思，但他并不想动，看样子他是豁出去了。你们看吧，我就这样，不愿看躲远点儿。但我还是把他拽起来，他这才不甘心地坐在了面朝墙角的那个别扭的位置上。桌上摆着两个白酒口杯。其中一个已经空了，另一个也只剩下了一半。我说：“咱们换啤的吧?”高健摇摇头。冲服务员喊了声：“来四瓶啤酒，再来两个口杯。”

　　我没有阻止他，只是看了他一眼。高健像没事人似的说：“咱俩你一瓶我一口杯，怎么样?”我笑着点点头。高健嘿嘿一笑，没话找话地说：

　　“那你现在就开始追我吧。”他的意思是我已经喝了一个半的口杯了。你怎么也得先干一瓶半吧，然后再一块来。以我的酒量喝十瓶八瓶啤酒是不在话下的，但高健若是喝两斤白酒，他会不省人事的。我怕他一会儿撒酒疯。

　　看高健的态度，好像他今天着急忙慌地叫我回来是专门陪他拼酒的。但显然不是。高健现在也开始学会玩镇静玩技巧了。这也太小儿科了。你他妈一脑门子的心事。我还看不出来吗?何况你这个惨样儿，像个逃兵似的。

　　我抓起一瓶啤酒咕咚咕咚就仰脖干了下去。高健还笑着冲我拍手叫好。我把第二瓶啤酒倒在杯子里，又干了一杯，但我还是啥也没问。高健挺不住了，端起剩下的白酒想一口闷了。我抓住他的手腕，示意他放下。

　　高健说：“峰哥。你咋不问问我这是咋弄的呢?你还拿我当兄弟吗?”

　　我说：“咋弄的?你媳妇抠的呗，是个人就看得出来。”

　　高健咧咧嘴说：“咱俩今天啥也不说，就喝酒。”我没答理他。

　　“是我媳妇抓的。”高健自言自语说，“头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我还是不答理他。

　　高健叹了口气。“其实也不怪她。主要是我不好，我不该冲她发那么大脾气，更不该先动手扇她。”高健像是在做自我检讨，还怕不够深刻，又补充了一句，“可能是我扇她扇得太重了，她才还手的。”

　　我能说什么呢?我还不了解你高健?你怎么有胆量打你媳妇?你平时见了赵燕就跟见了王母娘娘似的，你骗谁呀你?拿我当傻瓜吗?既然不想说心里话干吗叫我回来?有听你在这里瞎编故事的工夫我卖点货多好呀。但我知道我现在不能这么说他，也不忍心。

　　我随口问了句：“赵燕上班了吧?”

　　高健自然地“嗯”了一声，刚想抬头再说什么，但他好像终于听懂了我的弦外之音。你想呀，如果赵燕果真如高健所言被他打得“太重了”的话，赵燕起码是个鼻青脸肿的，而赵燕这么好面子的女人怎么还可能不管不顾地去上班呢?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

　　高健哭了，开始他还想强忍着，只是无声地抽泣着，哭着哭着，就泪如雨下，倾盆瓢泼了。那哭声真的很感人，没有天大的委屈，一个大男人是哭不出这样撕心裂肺的悲怆腔调的。我沉默着，拍了拍高健的肩膀，又把厚厚的一沓餐巾纸递到高健手里。其他桌的食客们开始还厌恶地瞪着他，有人甚至想开骂了。愿哭到外头哭去，我们喝得正高兴呢，这不是搅局嘛。但一会儿，食客们就被高健的哭声感动了，起码也是可怜他了。每桌的人都安静下来。同情地朝我和高健这桌看。我不好意思地冲大伙点点头，表示歉意，他们也相互间点点头，那意思是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咱谁都别责怪他。

　　高健突然一把抓起口杯一口干了，还在空中晃了晃，嘴就这么一直张着，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高健终于缓缓地放下了空杯，犹如放下了千斤重担。“我是个窝囊废呀我。”高健又哭了。他双肩伏在桌上，头也随之重重地压在十指中间。我听见高健瓮声瓮气地说：“我好歹也是个男人呀，谁瞧不起我都行，但他妈的，偏偏连我媳妇她都不拿我当人哪!”

　　昨天上午十点多钟，高健去汽运站发货，我告诉他，你就别回来了，直接回家歇着吧。谁知我的一番好心却换来了令高健心碎的一幕。

　　回家后，高健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房门，很明显，门已经被人从里面反锁上了。高健拼命地砸门，他仿佛已经料到里面发生的勾当。大约五分钟后，房门终于打开了，赵燕衣着整洁地站在门前，李二跷着二郎腿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晃着他那硕大的脑瓜子，仿佛他真的陶醉在迷人的乐曲声中。这个李二我和高健都认识。他是小区菜市场里卖海鲜的，我常到他摊上买海鲜，他对我还挺客气的，但他从来不正眼瞧高健，每次高健跟他说话他都先斜视一眼，才不耐烦地回句话。

　　赵燕解释说。他们在房间里跳舞没听见敲门，还一脸怨气地责怪高健自己为什么不用钥匙开门。高健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会儿他的口吃更厉害了：“你、你俩为什么把门反锁了?”赵燕莫名其妙地问：“我什么时候反锁门了，明明是你自己笨，连自个家门都打不开嘛。”李二没事人似的站起身证明说：“赵燕绝对没有反锁门，我们是在跳舞，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反锁门干什么?”

　　高健说：“你他妈少插嘴，没问你!”

　　李二说：“你他妈别给脸不要脸!”

　　两人刚要往一块撕巴，赵燕一把拽开李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条疯狗，他肯定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才见谁咬谁。我们两口子的事跟你没关系，你先回去吧。”李二抻了抻衣角，骂骂咧咧大摇大摆地走了。

　　高健说：“你老实跟我说，刚才你俩在屋里干什么了?”

　　赵燕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想吵架?想吵老娘陪你吵。”赵燕一叉腰摆出要大吵一番的

　　架势。高健软了，嘴里嘟嘟囔囔地说：“你等着，等我哪天抓到你们俩现行，我绝不轻饶了你。还有他。”说着高健愤怒地冲房门狠狠一指。他的手臂正好划拉到了赵燕的脸上。赵燕“嗷”地大叫一声：“好你个高健，敢打我!”说完，就母狗一样猛扑到高健身上，双手在高健的脸上抠来挠去，高健一边后退一边躲闪着说：“你还没完了!”赵燕不依不饶地继续“嗷嗷”叫着抓高健的脸。高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摸，脸早被抠破了，盛怒之下，冲赵燕脸上狠狠地扇了个耳光。赵燕顺手抓起电视柜上的花瓶砸在了高健头上。高健一声不吭地蹲在地上，血当时就流下来了，赵燕这才住手。可她并没有上前查看高健头上的伤口，而是反身跑回到卧室，扑到床上“呜呜”地痛哭起来，好像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身子不住地抽搐着。高健用毛巾捂住头，反倒劝起赵燕来了。

　　这算他妈什么事呀，这也太过分了。我心里为高健鸣不平。

　　我说：“夫妻闹到这份上再过下去实在没什么意思。如果你觉得不想过，干脆离了算了。”我这么一说，高健却抬起头来，眨了眨眼睛，满脸困惑地望着我。好像我这人不怀好意，说了不该说的话，想故意拆散他俩似的。我说得不对吗?

　　高健叹了口气：“我不是不想离，我是看在孩子的份上，不然我早就不跟她过了。”我最讨厌一聊到夫妻感情问题就把孩子拉出来。好像真是无辜的孩子挡了他们离婚的道儿。这是扯淡，是借口。真想离哪儿有这么多鸡巴事。说这话的人，平时一个个自私着呢，这会儿都去讲起什么骨肉亲情了。

　　委屈诉尽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我打车把高健送回了家。我说：“用不用我扶你上去?”高健摇晃着摆摆手：“我、我没事，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高健不希望我上去，赵燕这会儿恐怕已经下班了，他不想让我看到尴尬的一幕。正好，我也懒得见赵燕这娘们儿。

　　第二天凌晨，高健又来敲我的房门。我说：“你在家休息几天吧，这形象到行上怎么见人哪。”高健说：“我在里面码码货也行呀，哪怕搭把手呢。”我说：“等你的头拆线再说吧。那时候你脸上的疤也该好得差不多了。可别再闹了。”高健点点头，嘿嘿一笑，想说点儿什么，但只是扯扯嘴角。

　　一周后，高健就上行了。虽然头上的伤疤被他的头发遮住了，但脸上的疤痕还清晰可见。谁问高健咋弄的，高健就嘿嘿一笑一扭头，如果我在场就冲那人一挥手，一边玩儿去，别啥都打听。那人吐吐舌头，嘻嘻笑着跑开了。

　　第七章

　　吃过午饭，我和大平坐在时装店的货箱上下象棋。激战正酣时，突然传来高健杀猪般的嚎叫。“抢劫了!杀人了!”我抬起头，高健怀里抱着几条裤子闯进时装店，慌乱地躲在我的身后，脸色苍白，孩子似的用颤抖的双手死死拽住我衬衣的下摆，怯怯地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个面如死灰、身材瘦小的家伙踢门而人，一只手插在皮夹克的里怀里，嘴里喊着：“人呢?人呢?”大平讪笑着问：“白哥，昨地了?生这么大的气?”

　　白脸看见高健，从皮夹克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弹簧刀，“啪”的一声弹开。大平抓住白脸的手腕：“白哥，消消气。”白脸大口喘着粗气：“他妈的，这个兔崽子，我拿他家几条裤子，他竟敢管我要钱，活腻歪了。妈的，老子今天非废了他不可。”

　　刚才白脸在我的床子上挑了四条裤子，也不讲价。高健以为遇到了大款，将裤子包好后，说：“哥们儿。我给你个批发价。”白脸怔怔地看着高健，高健却笑嘻嘻地说：“一条一百五，四条正好六百块钱。”白脸没吱声，伸手要拿裤子，高健后退一步：“你还没给钱呢。”白脸说：“行，你出来，”白脸指着胡同口，“我给你钱，我让你他妈见识见识我是谁。”

　　这时，高健才感到不妙，将裤子死死抱在怀里，说：“我哪儿都不去，我是服务员，是负责卖货的。有事儿你找我老板说去。”

　　白脸说：“你老板是谁?”

　　高健不吱声。白脸伸手将床子上的裤板一一拽下来，扔在地上，用脚边踩边吐唾沫。高健见状拔腿就跑，白脸在后面紧追不舍。

　　大平笑着说：“白哥，服务员是新来的，不认识你。不知者不怪。我替他跟你赔个不是。”

　　白脸问：“谁是他老板?”

　　“我。”我凑上前。

　　白脸“啪”地给了我一个嘴巴，说：“好好管教你的人。还想不想在这条街混了?下回，再遇到这种事，我把你的床子砸了。信不?”

　　大平从后面捅了捅我。我点了点头。

　　白脸一把抓过高健怀里的裤子。“给我找个袋子装上。”大平管时装店的女服务员要了个塑料袋，把四条裤子重新叠好，放进塑料袋里。大平和我把白脸送出时装店。

　　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也太霸道了，大白天的，这不是明抢嘛。操!”

　　“算了，咱惹不起他们，都是吸毒的。连命都不要的主儿。市场里许多人就被他‘馈过，熟人软‘馈，生人硬‘馈，欺行横市，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大平小声安慰我。

　　“万峰。”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回头，竟然是大斌。大斌白皙斯文的脸上架着副墨镜儿：“我觉得像你嘛。你在这儿干什么?卖裤子?”大斌一把搂过我的脖子，亲热地转了一圈。大斌是我的同学，我俩在中学时代还是同年级仅有的两个校篮球队队员。当年我打前锋，他是组织后卫。所以，我俩的关系比其他同学又多了层更亲密的感觉。只是上初中后，大斌就开始在社会上混了，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校队集训却从不耽误。大斌常跟一些大孩子们“抠皮子”，花钱特别大方。甚至还用偷来的钱为我买过课外书。这让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我大大咧咧地捶了大斌一拳：“是啊，你小子现在忙什么呢?”

　　“瞎混呗，没事。”大斌见白脸朝这里不住地回头，警觉地问，“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馈，你了?”

　　“没有没有。”我不想在老同学面前丢脸面。更不想惹麻烦。

　　大平抢过话来：“白脸他们刚从万峰这里‘馈了四条裤子。”

　　大斌脸色阴沉，一把推开我，边跑边冲白脸大声喊：“哎哎，你给我站住!”白脸停下来，皱着眉头上下打量着戴墨镜的大斌。

　　“你谁都敢‘馈呀。这是我兄弟的货，放回去!”大斌不动声色地说。

　　“你他妈算老几呀，敢这么跟我说话!”白脸昂着头，伸长脖子。

　　我跑过去拦腰抱住大斌：“哎呀，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大斌笑了笑：“行，胆够肥的。”大斌缓缓地摘下墨镜，插在白色衬衣的口袋里，白脸一愣，刚想开口说什么，大斌一个“电炮”打在白脸的脸上。“现在我就让你知道我是谁。”白脸“啊”的一声怪叫，头重重地撞到旁边床子的水泥预制板上。这时。从大斌身后突然冲上来几个人，照着缩成一团的白脸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虽然大斌很小就混迹于社会，但他从不跟人打架，起码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我甚至以为像大斌长相这么俊秀的人是永远不会也不敢与人“干仗”的。

　　“大斌，算了算了。”大斌的一个朋友见打得差不多了，劝大斌。

　　大斌狞笑着用脚踩住白脸的脖子，又把嘴

　　里的烟头吐到白脸的脸上才算作罢。大斌心疼地跺了跺油亮的大利来皮鞋，重又把墨镜戴上。

　　白脸口鼻出血，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捂着脸说：“对不起，斌哥。我刚才真的没认出来你。”

　　“你的裤子批多少钱?”大斌没理他，扭头平静地问我，“那四条裤子算他个批发价。我这人还算讲理吧。”

　　大平幸灾乐祸地抢过话来：“批一百元。”

　　“你拿四百元给他。今天咱们这事就算平了，不服随时找我。”

　　白脸拿出四百元递给我。“算了算了，要不了这么多。”我见周围人越聚越多，心虚地说。

　　“拿着吧，朋友。”白脸可怜巴巴地看着我，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比鸡爪子大不了多少。

　　“谁他妈是你朋友，我朋友可没干你这种土鳖事的。要‘馈你去‘馈大户，起码‘馈个时装店啥的。一个卖裤子的小买卖你也‘馈，还好意思在社会上混。埋不埋汰啊你。”大斌继续挖苦白脸。

　　白脸讪笑着：“那我先走了，斌哥。”

　　大斌没事似的又搂过我的脖子，冲围观的人喊了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别在这儿‘卖呆了。有什么好看的。”大斌替我点上根烟，“走走走，咱哥儿俩出去喝点儿。”

　　“改天吧，我这儿正卖货呢。”我为难地说。我心里很怕白脸哪天来报复我。“你去吧，我帮你看着。”大平看够了热闹，冲我一挥手。

　　走进红月酒楼，我意外地碰到了老同学郑红。大斌笑着说，还认识吧?“当然了，我们的老班长嘛。郑红你好。”我走上前与郑红握了握手。从小学到中学，郑红一直是我们班的班长。

　　“你现在得叫她嫂子了。”大斌得意地告诉我。

　　“真的?你们……结婚了?”我惊讶不已。

　　“怎么?我这种人就不能跟好同学结婚吗?你还记得吧，那时候不是时兴传帮带吗，老师总让她帮助我。找我谈心。”

　　“哼，当初都怪张老师，帮帮就帮到一块儿去了。”郑红为我倒了杯茶水，“想吃什么你自己点，千万别客气。我印象中，咱们班就你最出息，考上了大学，你才是我们班的骄傲呢。唉，要不是因为那时大斌整天死缠着我，我估摸着我考大学也没问题。”

　　“对对对。”我点头。

　　“现在他也做生意呢。看来，万峰的大学算是白念了。”

　　我摇头苦笑。

　　“你干吗不跟郑红一块几千酒楼?”等郑红出去招呼客人后，我小心地说。

　　“做生意太捆人，我受不了。再说我现在洗手不干已经晚了，那时候人家就会操家伙反过来干我了。这是江湖，既然混到这步了，我只能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大斌撇撇嘴。

　　我俩边喝边聊学生时代一块儿打篮球的事。大斌说五年前他因为伤害罪被判刑三年，由于篮球打得好，在里面几乎没吃什么苦，球技也是突飞猛进。现在每周也都要去北方大学打两次，活动活动筋骨。

　　“怎么样?哪天咱俩单挑?”大斌挑衅似的拍拍我的肩膀。

　　我虽然心虚，还是强努着说：“随时奉陪。”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我连篮球都没摸过了。

　　大斌的大棒子响了。“什么?谁砍的?好，我这就过去。”大斌拧着眉头，放下电话，示意我把包厢门关上。

　　大斌把一支明晃晃的五四式手枪上上子弹，揣到裤兜里。“今天咱们就喝到这儿，我给你留下大哥大和传呼号。大哥大信号不好，打不通就呼我。”

　　“你可别这样了，万一郑红知道怎么办?”

　　“嘘，走吧，我就说送送你。”大斌把食指屈伸到嘴边。

　　走出酒楼，大斌抢先上了一辆出租车，叼着香烟冲我无所谓地努嘴笑笑，很有点儿《英雄本色》中小马哥的派头。

　　天渐渐地热了，树叶也开始打蔫了。下行后，大平、小卫和我等几个小老板闲着没事，常聚到一块找地方喝“大杯”，即散装啤酒。由于小长江的冷面远近闻名，还有新出锅的狗肉，我们就去小长江。高健也下车跟我们一块喝。本来，小老板们聚会喝酒一般是不带“裤样子”玩的，但高健是顺路，别人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

　　高健从不多喝，每次只喝一个大杯，再来一个白酒口杯。就心满意足地转到菜市场买买菜，接完孩子回家。

　　有一次高健照例喝完一个大杯和一个口杯却没动窝。我说：“你不回家做饭接孩子了?”高健嘿嘿一笑：“我媳妇单位组织到千山旅游去了，儿子被我送我妈家去了。”我笑着说：“那你今天就敞开了喝吧。”高健点点头。

　　喝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七八个人打了两辆车去明廉“大炕”了。明廉是鲜族人居住区，以前开的都是正儿八经的地道的朝鲜饭馆。进屋就是炕，盘腿一坐很舒服也新鲜。后来为了抢生意，有的家就开始招小姐陪酒，渐渐形成了气候，整条街每家饭馆都挂着红灯笼，外面站着招揽生意的小姐。于是，吃饭成了道具、幌子，办事才是嫖客们的目的。

　　除了高健，我们一人找了个小姐，都是熟客。我小声对高健说：“你也找一个吧，小费我来付。”高健忸怩了一会儿，才嘿嘿一笑，冲我一抱拳：“那小弟就谢了。”高健高兴时经常弄出这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怪举动。我早就习惯了。结果，高健的那个小姐是桌上最漂亮的，听说是新来的。我们管这种人叫“村里来新人了”。大伙起哄让高健干一杯，当时桌上每个人边上都有啤酒，也有白酒。可高健不知搭错了哪根筋，竟双手端起白酒一口闷了。我操，那一杯足足有三两呀，高健连眼皮都没眨，还把嘴一抹，嘴巴里发出咝咝啦啦的声音，很过瘾的样子。我们都被他的男子汉气概镇住了，于是，大伙拍巴掌一齐叫好，有人喊：“再来一个要不要?”大伙就喊：“要——我还要。”屋里顿时乱作一团，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的。高健笑眯眯地望着那个漂亮小姐，用征询的口气说：“那我就再来一杯?”那个小姐也不知如何是好，她扫了一圈那些期盼的目光，小声说：“你看着办吧。”又有人说：“看着怎么办，怎么也得站着办或躺着办呀。高健你快办快办，你不办一会儿我们可要把她办了。”高健清了清嗓子：“那就再来一杯。”我说：“你慢点儿，别瞎喝了。”高健又是嘿嘿一笑：“我没事。”我说：“有事就晚了，明天还上行呢。”高健这才一拍脑门：“我听峰哥的。”说完，他竟一本正经地冲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差点儿没把满屋子的男女笑死，连我都忍不住笑得倒在了身边小姐的怀里。看来，放松后的高健还是很懂得风趣的，灵光一闪并不是偶然的。

　　坐出租车回家的路上，高健又开始冒傻气了。他双手绞在一起，使劲儿地扭了扭，趴在我耳边小声说：“她让我明天还来。”我没听懂：“谁?谁让你明天还来?”高健嘿嘿一笑：“小丽，就是刚才陪我的那个女孩。”

　　我无可奈何地哈哈大笑。“她当然希望你明天还来了，她还希望你每天都来呢。人家是靠这个吃饭的，你不来她们就得喝西北风了。这地方就是凑一块儿逢场作戏，千万别当真，陷进去就拔不出来了。听她的话你连裤子都穿不上。”

　　高健说：“峰哥，你别笑话我。我这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嘛，啥都不懂。”

　　我说：“那你答应她还来吗?”高健使劲儿地摇摇头，但又说：“我当时答应了，但你这么一说，我明天肯定不会去的，我还傻了吧叽

　　地以为她看上我了呢。”

　　第二天，我们喝完酒再去“大炕”，我就叫高健先回家，高健支支吾吾地不愿回去，说家里没人，一个人闷得慌，没意思。

　　我说：“看来你是不能离婚，咋也找个做伴的，打着闹着起码热闹。”我又说：“一个小姐光陪酒就得一百，办事就得两百，一个月你挣几个钱，几天还不把你玩儿死；再说，赵燕一回来，这月的钱呢?你咋说?总不能说我克扣你吧?”我的意思也是想告诉他。玩儿个新鲜，我替你买单没问题，但没完没了，你就只能自己掏腰包了。我受不了。

　　我这么一说，高健就老实了，灰溜溜地继续过他买菜做饭接孩子的日子去了。

　　高健最大的毛病就是他的“嘿嘿”了。即使他说的是最低价，有人还是从他的“嘿嘿”里看出了水分。这样的情况都发生过好多回了。为此，我郑重告诉他，如果以后卖货时再嘿嘿地笑，我发现一次扣五块钱。一个月下来，我就扣了他五十块。高健见我真扣，傻眼了。有一次一个“大价”被他“嘿嘿”跑了。我气得坐在床子上大骂。你他妈就不会不嘿嘿吗?不笑你会死呀?愿意笑回家笑去，我这做生意呢，我他妈现在赔钱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幸灾乐祸呀，还是吃饱了撑的?当时正赶上我的一批新货批不动，库房里压了一千多条裤子，火大着呢。这一骂还真管用，高健卖货时再也不敢笑了。贱坯子玩意儿!

　　不笑时的高健绝对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威猛强壮的身体更显沉稳，风度不凡。于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市场里的大户张晓雨看上了高健。张晓雨经常去广州上货。床子由母亲和一个女服务员看着，她本人很少在市场里露面。张晓雨的漂亮是公认的，我们市场的小老板们没少打她的主意。但张晓雨冷漠的目光如一把锋利的刀子，令人胆寒，更不得近前。平时，高健在市场里没什么朋友，确切地说是那些年轻的裤样子们根本瞧不起他。高健虽然从来不管别人要烟抽，但他总蹭人家饭吃，无论早饭还是午饭。他总是在床子上吃完饭后再跑到别人家的床子上。见人家正在吃饭就凑过去，嘿嘿一笑，这个好吃。哥们儿也来两口。人家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吃就吃两口吧。于是他吃了这家又吃那家，回到床子上就打饱嗝，还一蹿一跳的。他那是在消食呢。我生气地说：“吃不饱你就再要一份，何必呢。你也这么大人了。”高健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早就吃饱了，我是逗他们玩呢。”逗人玩?有你这么逗人玩的吗?操!

　　高健喜欢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聊天，尤其是老太太，还聊得挺好，谁家床子上有重活儿，就喊高健过去搭把手。那天，快下行时，张晓雨才来市场，看见高健正和她母亲聊着什么，两人似乎聊得不错。张晓雨的母亲对张晓雨说，这是小高，人可好了，总帮咱们家抬货，力气可大了。张晓雨就对高健笑笑，说了声“谢谢，麻烦你了”。但高健只面无表情地说了句不客气，就转身回床子上收货准备下行了。张晓雨对高健的印象是，这人挺有个性的，不像那些小老板，总想和她搭话，套近乎。其实，高健是自卑。人一自卑就绷脸了，就躲开了，就一本正经了。结果是张晓雨没事就往市场跑，跑来跑去就找了个机会要请高健吃顿饭，感谢他对床子上的照应。高健不知如何是好，就跟我说了。我当时没多想，就说你去吧，到时候端着点儿，别嘿嘿就行。高健挠了挠头皮说：“那我回家晚了咋跟我媳妇说呢?”我想了想：“你就说到‘长客给客户发货去了。”高健又叮嘱我：“你千万要记住了，咱俩得说得一样。”高健怕他媳妇真像老鼠见了猫，是从骨子里往外怕。

　　打那以后，高健就像变了个人，人也穿戴得整洁了，也舍得买T恤、衬衣，还有皮鞋了，每天，头上都打着亮亮的摩丝。

　　现在的高健下行后常常有事，开始让我跟赵燕说他去“长客”送货，后来又改成去“西柳”送货了。“西柳”在海城，离奉城得两百多公里。那时，高健已经偶尔夜不归宿了。奇怪的是，他媳妇赵燕从来没有找我亲口问过。其实，高健一直在奉城，就住在张晓雨的家里。

　　高健告诉我，张晓雨是个离婚的，但没有孩子。高健还告诉我，有一次两人做爱时，他问张晓雨，如果我也离婚了，我们结婚怎么样?张晓雨就抱紧他哼哼叽叽地说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说：“你真打算离婚吗?”

　　高健说：“想。我恨不得马上离开那个臭娘们儿。现在我一见到她就恶心，就想吐。”其实，赵燕问过高健，最近怎么隔三差五地就出差?高健懒洋洋地回答了一个字：忙。就继续摆弄他那台新买的汉显呼机。那年头，一部汉显得三千多块呢。赵燕问，谁给你买的汉显?高健就说：我不是常跑长途嘛，为了联系方便，万峰买的。其实呼机是张晓雨买的。

　　现在的高健衣着笔挺，腋下的小皮包里装着个汉显。我逗他，你每天买份报纸装在包里，不然包太瘪，不像个做大生意的。高健说，对呀，但我不用每天买报纸，一份就够用了，我平时也不看，装装相就行呗。他还当真了。小皮包果真就鼓了，鼓得窝窝囊囊的，但总比瘪瘪巴巴的强。

　　张晓雨去广州上货后，高健最大的苦恼就是怎么跟老婆提出离婚。因为现在的赵燕老实了，下班就回家，做饭买菜接孩子，全包了，而且样样干得还都无可挑剔。把高健愁得够戗，怎么也找不到离婚的借口。为此他每天下行后都要跟我探讨一番。在行上，高健整天也是心不在焉的，常常皱着眉头，目光盯着某处一看就是老半天，神情恍惚得像个失恋的孩子。

　　有一天，高健在菜市场找到李二。李二见高健一身打扮，以为他发了，点头哈腰地递给高健一根红河，高健瞧都没瞧一眼，掏出包三五。我只抽这个。还把三五在空中晃了晃，然后熟练地扔进皮包里。

　　高健说：“我求你点儿事。”李二说：“健哥，咱哥儿俩是朋友，啥求不求的，有话你就直说呗。”高健低声说：“你只要当我和我老婆的面说一句，你俩有那个关系就行。我不会亏待你的。”高健伸出一个手指。“一千，一句话一千。怎么样?”

　　李二后退一步。“我和她没那个关系怎么说呀。真的没有!儿撒谎。”高健笑了笑说：“什么真的假的，不就是一句话嘛。”李二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求你还不行吗，这事你还是找别人吧。”

　　找谁呢?昏头昏脑的高健竟然找到了我，让我说和他媳妇有一腿。

　　我气得大骂：“你他妈找死呀，这么丢人的事亏你想得出来，还有脸跟我提!朋友妻不可欺，你懂不懂?你让我今后怎么做人?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高健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道：“他妈的，离个婚咋就这么难呢?”现在的高健不提一切为了孩子这茬儿了。他可能目前连儿子的归属问题都来不及想也顾不上想了，就差把自己愁疯了。

　　有一天，张晓雨突然提出想请我吃顿饭，这让我有点儿受宠若惊。酒桌上，张晓雨笑着问我：“高健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摇摇头。张晓雨接着说：“我从广州回来这几天，他天天让我出主意怎么跟他老婆离婚。我说你过得好好的离什么婚呀。他却说，我说过只要他离婚就跟他结婚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呀，他纯粹有病。”我想起来，高健他说他俩在做爱的

　　时候谈过这事，但我不好意思张口，而且只有高健这样的傻瓜才会相信人五迷三道时说的话。还念念不忘。当理想了。

　　张晓雨说：“都什么年代了，玩玩就拉倒呗，干吗搞得跟真事似的。再说，高健这人虽然刚认识时还不错，可一接触，他这人‘特二。傻乎乎的，嘴连把门的都没有。把他媳妇在外面的那点儿破事全告诉我了，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到这儿，张晓雨笑了，洁白的牙齿亮晶晶的。

　　过了一会儿，张晓雨说：“我把他呼来，当面跟他说清楚。老弟，你也劝劝他，啊!”张晓雨说完捏了捏我的手腕。但我没有一丝触电的感觉。我麻木地点了点头。我当然不是为了张晓雨，我是为了高健，我真怕他一时想不开，精神崩溃了。

　　高健来了后。张晓雨一本正经地说：“高健，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呼机算我送给你的。你要再找我，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说完，张晓雨冲我甜甜地一笑：“账我已经结了，等你啥时候到广州去进货，告诉我一声，我派车去接你。再见!”

　　高健呆呆地坐在那里，好半天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我摇了摇高健的肩膀说：“这女人了不得，黑道白道都吃得开，她废了你你连个喊冤的地方都找不着，也只能吃哑巴亏。这种女人还是躲远点儿好。”高健怔怔地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她是什么人。”我说：“知道就好，回家好好跟老婆过日子吧。”高健呆呆地点点头。

　　现在，高健每天下行又准时回家了，该干吗干吗。赵燕也是。两口子日子似乎过得还不错，双休日时，两人下午有空还领儿子逛逛公园，下下饭馆，给人一种和和美美夫妻恩爱的感觉。

　　有一天下行，高健突然对我说：“陪我到电信局把汉显卖了吧。”我说，“卖了干啥?”高健嘿嘿一笑：“我想给赵燕买套真皮皮裙。”

　　天哪，他才过几天好日子，怎么又开始惯他老婆臭毛病了呢。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了吗?

　　第八章

　　春节一过，光明服装批发市场的生意明显淡了。年前，市场里人挨人人挤人，去趟厕所都得费半天劲儿，想叫个五米开外的人。必须踮起脚尖扯开嗓门喊，不然根本听不到。现在可好，整个市场里敞敞亮亮，冷冷清清，各条干道都能从头望到尾。说句有点儿夸张的话——卖货的比买货的人还多。

　　但只要光明市场还在正常营业，你床子里的货物就得堆得满满当当的，毕竟这里是搞服装批发生意的。没有人因为担心出门上货怕赔钱就舍得让自己的床子空着，这是常识，也是规矩。就是说，在上货可能会赔得更多，而不去上货则只能呆坐在空空如也的床子里认赔之间，我们必须选择前者。所以。尽管我们深知春节后出门上货，比平时要冒更大的风险，但光明市场的业主们还得咬牙硬挺，心怀忐忑地远赴广州，开始年后的第一趟出行。

　　春节前，每家的床子都赚了不少钱。搞批发的，从元旦到春节这一个月左右时间，“点子”正的能挣七八万甚至十几万；即使是小卖，如大平、小卫们，一人也能挣个二三万。赚了钱，人就开始“烧包”——雄心万丈，无所畏惧。这也是我们勇于冒赔钱之险，纷纷南下的重要原因。

　　整个市场。恐怕只有高雄一个人没有赚到钱。还没到元旦，高雄家的床子就光秃秃的了，库房的房门挂着锁头，高雄和小慧早已不见了踪影。据大平说，小慧陪高雄到鞍山戒毒去了。此前，高雄上的两趟“底眼”货，到家根本批不动，高雄见势不妙，当机立断决定跳楼，一下子让他损失了三十万元。小慧深知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才选择在一年之计最挣钱的时候，带着高雄去戒毒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此时。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已经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让高雄尽快彻底摆脱毒瘾，重振雄风。

　　通常去广州上货，我们都是在去之前约上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朋友结伴而行，为的是减少漫长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人多热闹，可以搓麻打牌，即使仅仅有个说话的人也不错呀。当然，就算你独自一人出门，只要有耐心在列车上转一圈，总能碰到一拨甚至几拨相熟或者是起码脸熟的人。尤其是去广州上货的几个高峰期，比如春节前后，比如初夏和初冬，南下大军如过江之鲫。一节车厢有三分之一的旅客都是搞服装的。

　　这次，我是跟大平和小卫一块儿去的广州。春节头一天，两人一算账，大平赚了近三万，小卫赚了四万多。两人激动感慨之余，决定去广州搏一把。他们一致认为，到那里连老倒子们都能赚得膘肥体壮。他们为什么不能?只要两人精诚团结，胆大心细，没有不“红门”的道理。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合作的方式。两人钱都不足，合作可以弥补资金问题；再有，两个人的智慧整合在一起，类似于三个臭皮匠与一个诸葛亮的道理。

　　我们一上车就遇到了一大帮子熟人，这些人中有卖裤子的，也有卖衬衣、卖毛衫的。于是，大家伙儿嘻嘻哈哈，大呼小叫地张罗换座。很快，十几个人就凑到了三个女人的座位周围。这三个女人我都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她们肯定也是光明市场的——做生意的女人与一般出差的女人，无论从装束还是从气质上，都是很好区分的。三个女人热情地拿出塑料袋子里的香蕉、橘子、葡萄等水果，招呼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吃。我们当然没什么可客气的，大伙边吃水果，边抽烟，不一会儿，整节车厢就被我们弄得乌烟瘴气，果皮、烟蒂扔得满地都是。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我们的无礼之举只能忍气吞声地自认倒霉。就是列车员、乘警、列车长也拿这些出门做生意的人毫无办法。大不了列车员扫地经过时会抱怨几句，但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照样有说有笑，有时也会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女列车员挤眉弄眼地搭讪几句：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要不，我来帮你扫扫吧。说完，装模作样地去抢女列车员手中的笤帚或拖把。女列车员只能羞红着脸，一扭头。瞪那人一眼，匆匆走开。

　　我注意到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比较年轻的长得要好看一些，打扮得也较为得体，另外一个女人的年龄起码在三十五岁左右，臃肿的身上穿着件猩红色的半大皮衣，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细弯的眉毛和嘴唇画得黑红分明，有点儿像戏曲中的扮相，整个人看上去俗不可耐。我坐在那三个女人前排的侧面。我知道，接下来这些人又该大呼小叫地忙乎着搓麻、打牌了。从奉城到北京的车程要十二个小时——那时没有奉城至广州的直达车——从北京到广州又是三十六个小时，即使不算在北京中转等车的时间，光在火车上我们就要熬过整整的两天两夜。要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就只有搓麻、打牌了，再不就是喝酒。中午在餐车上喝酒的时候，大平一反常态一声不吭，始终一言不发闷头喝酒，这在大平来说是不多见的。大平这人平时就是个话唠，尤其是手握酒杯，三瓶啤酒下肚后，更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了。

　　后来，大平终于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讲给了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大平上完货从广州乘火车回奉城的时候，见邻铺的胖娘们儿(这是大平的原话)，在站台和车厢里往来穿梭，指挥着几个扛包的大小伙子往行李架上、下铺的铺下。堆放了十几个“地雷”——专指特大型号

　　的旅行包，就知道高小菲是搞服装的，还可能是个“大户”。当汗流浃背的高小菲喘着粗气站在列车的连接处抽烟时，大平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高小菲也是光明市场搞西裤的。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熟络起来。第二天晚上，两人到餐车上喝了不少的啤酒，等卧铺车厢熄灯后，又坐在卧铺的边座上继续喝。下半夜两人才意犹未尽地爬回到各自的上铺。大平睡不着。就睁开一直假寐的双眼，醉眼矇眬地盯着对面的高小菲那张圆嘟嘟的胖脸，觉得此时的高小菲怎么看怎么顺眼。大平平时就喜欢胖乎乎的女人，按他的理解，女人胖就意味着乳房饱满，屁股丰腴，这样的女人干起来才够劲儿，才过瘾。大平伸出一只手试探着在高小菲的脸前晃了晃，见高小菲没有反应，仍打着细小、均匀的鼾声，就鼓足勇气轻轻抚摸了一下高小菲的胖脸蛋，然后又迅速把手抽回来，同时往中铺和下铺扫了一眼。正当大平犹豫着想再次去摸摸高小菲的胖脸蛋时，高小菲抿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并眨着一双黑暗中愈发明亮的眸子看着大平。这下大平的色胆彻底放开了，他欠起身子，把双手同时伸向高小菲的脸颊上一顿乱胡噜，高小菲只是象征性地躲闪了几下，然后才往铺里挪了挪，这更像是给大平腾出个位置。大平一鼓作气，干脆小心翼翼地爬到了高小菲的铺上，两人就这么憋着气，一声不吭地把那事儿办了。

　　我听后差点儿乐岔了气。笑够了，我问大平：“就她那体格，那身板，还不得把床铺压塌了?她要是再弄出点儿什么动静，恐怕全车厢的人都得被她吵醒了。”大平一本正经地说：“她一直咬着枕巾来着，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当时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给憋死。”

　　可事后，高小菲还说大平是个好人，把大平说得莫名其妙，以为是在讽刺他的色胆包天。高小菲解释说：“我在外面跑了这么些年，还不了解你们男人的那点儿小把戏。到广州上完货就天天忙着找鸡，临回奉城的头几天才把自己拾掇得跟个正人君子似的，其实，那还不是为了存点儿‘货，好回家向老婆交‘公粮啊。你在广州肯定不是他们那种人，所以才敢在回家的路上这么放肆大胆。”高小菲分析得完全有道理。有些人甚至临回奉城还管不住自己，就只能硬着头皮去退机票，坐火车回奉城，为的是能拖延两天时间。还向老婆美其名曰：能省就省点儿钱嘛。把他们那些守在家里批货的老婆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有一阵子，高雄家断货，大平找到高小菲想拿点儿货代卖。但高小菲连眼皮都没抬，就一口回绝了。大平起初以为高小菲把自己忘了，就凑前一步，补充说：“高小菲，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大平呀。”高小菲扭过脸，仍不为所动地说：“不管是谁。在我这里代卖货都得先压钱。不然你跑了，我上哪儿去要货?”大平被高小菲呛得哑口无言，可又急不得恼不得。从此，两人见面形同陌路。连招呼都不打。

　　讲到这里，大平随口骂了一句：“这个骚货赚钱都赚疯了。婷歹我跟她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哪，连这点儿情面都不讲。”大平喝了口啤酒，自嘲地说：“虽然我跟她只是胡搞了一下，但那也该算是‘一日吧。常言道：三生修得同船渡，但那也比不上同睡一铺的感情呀。”

　　我笑着揶揄大平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他妈被气糊涂了吧。兴许人家跟你睡了一宿后，回家又后悔了。比如觉得对不起丈夫呀，对不起孩子呀，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你去床子找人家代卖货。人家就趁机小小地惩罚你一下，这也未尝不可，你就当是睡她的代价嘛。”

　　大平撇了撇嘴说：“狗屁。那娘们儿瘾大着呢。你看看她的大肥屁股。再看看她的妖劲儿。要不是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让我干她。除非她拿枪逼着我。”现在大平是怎么解气怎么说了。

　　车到广州，大家就挥挥手作鸟兽散了。这是江湖上不成文的规矩。别看在火车上。彼此之间吃喝不分你我，一个个有说有笑，亲如兄弟姐妹一般，但只要车到广州，互相间就像躲避拦路劫匪似的，唯恐避之不及。即使是住在同一宾馆同一楼层，大家也极少走动。有固定厂家的人都是先忙着去见各自厂家的老板；没有固定厂家的就直奔布料市场，一个个像无头苍蝇似的，挨个档口四处乱撞。

　　我和大平、小卫住进了广利旅馆。他俩住双人房，我住单人房。刚进房，电话就响了起来，我去接，是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孩声音：“先生，需要小姐吗?”我回了句要你的头呀要，“啪”地摔了电话。现在我只想冲个澡，一分钟也不想等。我迅速褪去厚重的毛衣毛裤，扔在床上。电话又响了，我不理，一头扎进洗手间。我快乐地在莲蓬头下哼着歌。就当那铃声是为我伴奏。等我洗好澡出来，铃声仍执拗地催命般响着。

　　“你想害死我呀，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还以为你出去了呢。”是阿玲，拖着哭腔。

　　“怎么了?”

　　阿玲不说话。

　　“刚才是不是你打的电话?”我又问。

　　“是又怎么样?你还挺宁死不屈呀，装什么共产党员。是不是不愿意接我的电话?”

　　“谁让你装神弄鬼的。活该。早这么说话不就完了吗?”

　　“人家想逗你玩玩嘛。”阿玲撒娇似的说。

　　“没逗好，把自己玩哭了吧?”我哈哈大笑。

　　“你一会儿干什么?我想去找你。”

　　“不行，我马上出去上货，逛市场，没工夫陪你玩儿。”

　　“那晚上，晚上我请你吃饭，为你接风。”

　　“我还不知道几点回来呢。再说吧。”

　　“不行，几点回来我都等你。”

　　“好好好。别闹了，晚上见。”我每次来广州。差不多都要跟阿玲见上一面。有时是她听说我来了，来找我，有时是我呼她。现在阿玲早就不住“广利”了，而是在广州宾馆、君悦酒店等海珠广场附近的几家酒店蹿来蹿去。光明市场的许多人都睡过阿玲。市场的人聚会吃饭时，阿玲还是雷打不动地坐在我身边。为我添酒夹菜，别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对阿玲爱答不理的，视若无物。玩过了嘛，男人对女人一向如此，何况阿玲只是众多妓女中的一员，完全没必要客气。阿玲倒也无所谓。

　　我正欲出门，电话铃又响了。“先生，我好寂寞，你能陪我聊会儿天吗?”在广州，任何档次的住所，都免不了这类的骚扰电话。

　　“好好，你来吧，越快越好。”说完后，我锁上门走了。你骚扰我，我就折腾你，这不算啥罪过吧。我喜欢这样的恶作剧。

　　我敲大平的房门，好一会儿，小卫光着屁股来开门，只开了一条缝儿。“操，这么半天你还没洗好。”小卫笑笑打开门，“正忙着呢。”

　　大平骑在一个女人的身上，呼哧带喘地正忙碌着。女人的两条白嫩的大腿举向空中，嘴里哼啊哈的，也没闲着。大平扭头看我，满脸涨得通红。喘着粗气问我：“你来挂一棒吗?”“挂棒”在东北话里是一块儿来的意思。

　　“你慢点儿说话，别一口气上不来憋死你。”我扭头问小卫，“你跟不跟我一块儿去看货?”小卫不好意思地指了指洗手间的门。里面有哗哗的水流声，有人在洗澡。“你俩搭档可真般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不无揶揄地说，“告诉你们，上货前干这种事挺晦气的，信不信随你们。”说完，我转身出来了。一个穿着黑色超短仿真皮裙的女孩，手里拿着一面小

　　镜子边照边敲我的房门。我慌不择路地下楼去了。

　　回到旅馆时，天已经黑了，我累得倒在床上，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我听见大平的房里仍有女人嗷嗷叫的高喊声。他们不会是干一天了吧?我打电话过去。

　　“没、没有。我俩睡了一觉，醒来一看都快四点了。逛市场来不及了，闲着没事又找了两个。”大平很开心的样子。

　　“你俩还是留点劲儿明天逛市场吧。”

　　“那当然，我们不会耽误正事的。一块儿出去喝点儿?”

　　“嗯，等会儿我叫你们吧。”

　　阿玲站在房门口，笑盈盈地看着我。阿玲脸上施了淡淡的粉黛。穿了条黑色的仿真皮短裙，只是比上午那个女孩稍长一些。上身是一件薄如蝉翼的黑色纱质无袖衬衫，黑色的乳罩在里面若隐若现，像是在故意挑逗你的神经。

　　我打着哈欠，揉了揉困倦的眼睛说：“进来，坐。”

　　“累了?我帮你揉揉肩。”阿玲走到我面前。

　　“挣辛苦钱都这样，谁让我干的是小买卖。”

　　“你会干大的，用不了多久，我敢打赌。”

　　“谢谢你的鼓励，但愿如此吧。”

　　“好了，别这么垂头丧气的，走，吃饭去，放松放松。”

　　“噢，我带了两个朋友。”

　　阿玲乜斜了我一眼，嗔怪道：“人家请的是你。”

　　“别生气，我请行了吧。”我拍了拍阿玲的肩膀。

　　阿玲一耸肩膀把我的手甩开。“不是谁请的问题，我只想和你单独待会儿。”

　　“明天吧，明晚咱俩再单独聊。”

　　“一言为定，不许变卦。”

　　大平和小卫走了进来，两个人眼睛红肿，一脸倦容。

　　“哟，看你们俩的样子，好像比我还累呀。”我笑着打趣。

　　“那当然，我们是干苦力的嘛。介绍介绍，谁呀?”大平问。

　　“我干妹妹，阿玲。”

　　小卫伸出双手，热情地将阿玲的小手握住，摇了又摇。“听说过，你们是红颜知己，难得难得。”

　　阿玲感兴趣地问：“你从哪儿听说的?”

　　“我们市场的人都知道，早传开了。”

　　“是吗?”阿玲高兴了。

　　“别听他胡诌八咧。吃饭去。”

　　我们来到“久记”酒楼。阿玲嗔怒道：“能不能换个新鲜点儿的地方?”

　　“算了，凑合一口吧，我真的累了。”

　　阿玲不再坚持，拽住我的胳膊一甩一甩地拖在后面。

　　酒真是好东西。三瓶下去，我不困了不累了也不乏了，精神头十足，一个劲儿张罗要酒。大平和小卫也面无惧色，表示要奉陪到底。我们没点什么菜，我想为阿玲省点儿。可一算账，还是花了五百多，光酒我们就喝了三十瓶。阿玲也没少喝。

　　大平趴在我耳朵边说：“让阿玲今晚陪陪我，你没意见吧?”

　　“我操，你到广州干啥来了，报×仇吗?”

　　大平大着舌头说：“要干，就干他个热火朝天。从明天起，我就把这事给戒了。一心一意上货。”

　　“随便，你问阿玲吧。”我真的有些生气了，但并非完全是因为大平没完没了地干那种事。

　　出了“久记”。大平和阿玲落在后面，两人搂着肩，疯疯癫癫地又说又笑，脚仿佛踩在棉花上，身体大幅度地左摇右摆。

　　回到房间，我灯都没开，躺在床上，瞪着双眼，望着天花板发呆。

　　不一会儿，隔壁男欢女爱的淫荡声音就清晰地传了过来。我用被子捂住头，可那声音固执地直往我耳朵里钻。

　　我近乎愤怒地捶着墙壁，大喊：“你们他妈的能不能小点儿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喊过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失态了。这样不好，大平和小卫是我的朋友，是有恩于我的朋友，阿玲算什么?况且她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这是她的职业，我管得着吗?我这是怎么了?难道我真的拿阿玲当我的亲妹妹了?逢场作戏嘛，干吗那么认真。有病!我骂了自己一句。

　　我坐起来。轻轻带上房门，下楼。午夜的微风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在路口小卖店买了两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坐在海珠广场的台阶上，慢悠悠地小口喝了起来。

　　布料市场的面料大都是年前剩下的陈货，只有个别档口有点儿新料的布板。但很难看上眼，不是面料颜色深了浅了薄了厚了，就是面料图案的风格不合适。于是，我又无奈地转入现货市场，但还是空手而归。我不死心，每天仍不停地在各个布料市场里来回穿梭，尽管希望渺茫。但我也不敢急着拿一些看起来还算“凑合”的货色。此类教训实在是太多太深刻了。许多沉不住气的人就是因为急着发回去一些“凑合”的现货，结果，货到奉城一落地，立马变成了“死货”，你连哭都来不及。

　　做生意首先要具备沉稳的素质，其次才是当机立断。因为“当机立断”与“盲从”仅一线之隔。而沉稳虽然可能会让你丧失一两次赚钱的机遇，但绝不会让你拉回家一批“死货”。做生意不是做一两笔，而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光明市场真正赚到大钱的都是那些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反观那些只知道“当机立断”的人，虽然偶尔能蒙上一两把“红门”，弄得满市场尽人皆知，但一批“底眼货”足以抵消“红门”所获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你“当机立断”的勇气也随之被消磨掉了，很可能从此会变成一个谨小慎微的家伙，那损失可就大了。

　　一天，我接到厂家吴老板的电话，说晚上要请我到海珠餐厅去吃海鲜。并再三叮嘱我要一个人去。我当然明白，吴老板的手里有新布料了，不然他不会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当我走进海珠餐厅时，吴老板和他的妻子已经到了，旁边还坐着高小菲，这让我颇感意外。我跟吴老板的合作有一年多了，但由于我的生意做得比较小，所以，我们的交往并不算太密切。吴老板热情地向我和高小菲相互简单地做了一番介绍。我和高小菲隔着桌子微笑着点了点头。虽然我俩至今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来广州的一路上，我俩都是一个车厢，彼此间也算混了个脸熟。几杯酒下肚，吴老板从手包里掏出一块一尺见方的布板，四下扫了一眼，塞给高小菲，说：“这种布料是荷兰产的，货已经到台湾了，过两天就能运过来。”高小菲老练地把布板握在手中使劲儿攥了又攥。然后展开，说：“手感还不错，很柔软，也不容易起褶子。含毛量是多少?”吴老板说：“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克数是二百二十克。”说完，吴老板得意地把布板又递给我。布料是中灰色的。中间夹杂着不规则的黑细条纹，显得干净、利索，很高档。“绝对是独门货。这次到货只有两千米，每米五十五元，这是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的。你们都是我的老客户了，大家用不着讨价还价。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俩愿意就每人分一千米。先拿回去卖，试探一下市场的行情。如果货走得好，后续的布料我谁都不给，全包给你们俩，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还能怎么样呢。仅有的几家布料市场已经被我翻了个底朝天，至今一无所获。况且，这种布料无论从质地、色泽、风格等角度来看，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价格偏贵了些。高小菲在灯光下把布板绷紧，眯着大眼睛又细看了一会儿，说：“现在能有新货卖，我们就感激不尽了。”说完。高小菲才用征询的口气问我：“你觉得这货怎么样?”见我坚定地点着头，高小菲说：“那我们就一人一半。吴老板。你得尽快出货。家里正等米下锅呢。”吴老板端起酒

　　杯，与我和高小菲碰了碰，象征性地喝了一小口，说：“祝二位老板发财，祝我们的合作成功!”高小菲转头问我：“你看我们走空运怎么样?”我得体地微笑着，尽量轻松地点点头。老实说，自从做服装生意以来，我从广州往回发货向来都是走“汽运”(即汽车运输)，从未发过空运。空运的快捷自不必说，就是太贵了，每公斤的货物要三块五，而汽运每公斤连五毛钱都不到。但为了能尽快卖上货，也只能如此了。我和高小菲商量，第一批货发空运，第二批货发汽运，至于后面的货如何发，等货到市场，再根据批量确定。

　　晚上，大平和小卫来到我的房间，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订了一批货，明天去提布料，然后，和服装厂家的老板一块儿下阳江，顺便去海边玩玩。我心想。有这个必要吗?既然订了货，应该马上返回奉城才是，毕竟，他俩的床子每天也是有费用跟着的。但想想，还是算了。别扫别人的兴，谁又不是小孩子，说多了，会让人讨厌的。论做生意的年头，我可是小字辈的。

　　回奉城的火车上，我意外地碰到了高小菲。只是我们不在同一节车厢。我俩笑着打了个招呼，就来到火车的连接处抽烟。在用打火机给高小菲点烟时，我注意到，高小菲的手指骨节粗大，纹路很深，好像永远也洗不干净似的。高小菲就用她那只分明是劳动人民的手，不紧不慢地吸着她的白摩尔。在我看来。只有那种长着白皙的纤纤玉手。夹着细长的自摩尔才和谐，才优雅。那支白摩尔夹在高小菲的手指间算是白瞎了。

　　一支烟刚抽了半截，我就把烟摁灭扔到连接处的烟灰缸里，打着哈欠对高小菲说：“我得回铺上睡觉了，咱们明天再聊。”高小菲把口中的浓烟徐徐地吐到玻璃窗上，说：“有书吗?借我看看。”我点点头，返回车厢，把一本《读者》和一本《青年文摘》拿给高小菲。躺到铺上时，我突然想起大平讲的关于他俩在火车上干那事儿的故事，忍不住无声地笑了起来。我是这么想的：任何两个同一市场的孤男寡女在列车上相遇，都是比较难得的，如果高小菲是个有些姿色的女人，相信我肯定会动动凡心的。即使我没有大平的色胆，不敢在深夜里爬到一个女人的卧铺上把那事儿就地解决了。但彼此间产生点儿暧昧关系还是很有可能的。至于回到奉城，两人的关系能发展到何种程度，咱们另当别论，起码这漫长难熬的两天两夜还是让人有点儿盼头的，甚至是充满愉悦和遐想的。可眼前这个俗不可耐的高小菲实在无法令我产生丝毫的非分之想，尤其是一想到她那粗大的骨节，就足以抵消我对一个女人的欲望。至于我的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举止，高小菲是否会感到失落呢，那就不关我什么事了。

　　第二天中午，我赖在下铺的床上懒得动弹，高小菲走过来一把掀下我蒙在眼睛上的枕巾，说：“你也不嫌脏。都几点了，你可真够能睡的。”女人就是他妈的虚伪。难道我用枕巾蒙眼睛比她干那事时咬在嘴里还脏吗?我用手捋了捋头发，坐起身，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高小菲一屁股坐到我的铺位上，把昨晚我借给她的杂志随手扔到我的背包上。“快穿好衣服。咱们到餐车去吃饭。”高小菲催促我。

　　我本不想去餐厅，嫌那里太吵，酒菜也贵得离谱，当然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与你一同进餐的那个人。如果换成一个年轻高挑的姑娘，还用她主动张罗嘛。但既然高小菲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推辞。我慢腾腾地穿鞋下地，到盥洗室简单梳洗了一番，才懒洋洋地跟在高小菲后面，低着头向餐车走去。

　　高小菲兴致勃勃地点了一个瓜片炒鸡蛋。一个肉炒尖椒。问我：“想喝白的还是啤的?”我连忙说：“啤的啤的。”“那好，咱们中午先喝点啤的，晚上再喝白的。”我真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酒瘾。说完，高小菲冲服务员打了个清脆的响指，大声喊道：“来四瓶珠啤。”我把头转向窗外。我喜欢看窗外南方的冬景，阴沉沉雾蒙蒙的，总是要下雨的样子。在飞速流动的这种景色中喝酒，的确是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我掏出一支红塔山递到高小菲面前。高小菲看都没看，摇了摇她那烫着大花卷似的脑袋，然后把一盒白摩尔啪地拍到餐桌上：“我抽这个，习惯了。”

　　高小菲每吐出一口烟，都要紧绷起上嘴唇，而下嘴唇则使劲儿向前努着，眼皮上翻，把口中的浓烟缓缓地吐向正上方的头顶，浓浓的烟雾把她额前的卷发吹得颤巍巍地抖动着。这在我看来不免有几分滑稽。如果高小菲是我相熟的朋友，我一定会告诉她，这样吐烟不好，一是那些烟雾要经过她那整张精心修饰过的脸庞后才缓慢地漂浮到空气中，这对视面部皮肤为生命的女性来说是顶顶有害的；二是口型不雅，显得粗俗，没教养，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三是无形中加快了额头皱纹的深度。但这话我怎么能对高小菲说出口呢?

　　两杯酒下肚后。高小菲掐灭手中的香烟，抬起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怎么了?”我以为自己嘴巴边有菜叶之类的玩意儿，就用手下意识地抹了抹嘴角。高小菲哈哈地大笑了起来，笑够了才问：“听说你是大学毕业生?”我这才放松下来，将身体靠在椅背上。“你听谁说的?”“老吴，我听吴老板说的。”吴老板也是个大学生，当年念的是广东阳江师专。吴老板亲口对我说过，在他结识的东北生意人中，只有我一个大学毕业生。听得出来，吴老板对我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另眼相看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在裤子批发这个行当里，我只能算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户”，但吴老板并没有嫌弃我。对我还挺关照的。有什么新货，只要我在广州，都会让我过去看看。要知道，光明市场至少有五六户人家与吴老板保持着多年的客户关系。当然，这种客户关系并非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松散型的——就是说在与其他服装厂家同样布料、同样价格的情况下，他们会提吴老板介绍或提供的布料，然后到吴老板的厂里加工。而一个服装厂家的老板是不会同时在一个市场里发展太多客户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恶性竞争。到头来，那些客户谁也挣不到钱，甚至还会砸了厂家的招牌，日后谁还会愿意跟你合作呢?

　　列车在飞驰，路基两旁的树叶欢快地挥动着。

　　“这年头。大学毕业做生意一点儿都不稀奇了。现在不是时兴下海嘛。我也算是个小弄潮儿吧。”我自嘲地解释说。

　　“但在咱们市场，我还从没听说哪个是正牌大学的毕业生呢。”

　　“大学毕业生下海一般都选择开公司办工厂，跟人聊起来既体面，又显得有宏图大志。但我觉得还是干服装生意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互不相欠。天天见现金，钱赚得踏实。”

　　高小菲略有所思地点点头，表示赞同：“这倒也是。我看现在许多开公司的人都只是空架子，一个个穿戴溜光水滑儿的，把兜翻翻比脸都干净。跟谁都敢开口借钱，还理直气壮，脸不红不自的——过几天我送张支票过来给你。好像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特别恶心。”

　　高小菲说这话我爱听。我端起酒杯在高小菲的酒杯上碰了碰，仰脖干了。

　　“你最好别跟别人提我是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你是怕说出去丢人?”

　　“那倒不是，我只是嫌解释起来太麻烦。”

　　市场里经常有人问起我的学历。有人还专门跑到床子上来打听，好像与人刚刚打了赌，要向我当面求证真伪。烦死人了。

　　“我只是挺好奇的，你看，像我这种人，上学时脑瓜子笨，学习成绩不好，毕了业既无班可接又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干干临时工，手里攒俩钱，就想自己出来支个小买卖，混碗饱饭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你呢，辛辛苦苦念了这么多年书，毕业了就能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多好。”说完。高小菲顿了一下，接着说：“要是当初你想到大学毕业后还得出来干服装，会选择费劲巴拉地读大学吗?”高小菲的态度是认真的。

　　我望着高小菲化着浓妆的宽脸盘，同样认真地回答：“会的。”高小菲端起手中的酒杯，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但我却端起酒杯，换了个话题：“你信命吗?”“信，我信命，我最信的就是命了。”高小菲夸张地大叫着说。“所谓人生，都是冥冥之中老天爷安排好的，人不能跟命争。我们只能遵从命运的引领，是苦是甜，每个人都要承受。”说这话时，连我都感到了气氛的压抑。高小菲的眼神暗了下来，像窗外雾蒙蒙的天气。我俩就这么默默地干了一杯。

　　这顿酒，我和高小菲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喝到晚上八点，每人喝了七瓶啤酒。由于喝得较慢，我并没有喝醉喝吐，只是头有些晕乎乎的，那是种很舒服的感觉。躺在铺上我睡不着。差不多隔一小时就得起来撒泡尿。我想到，当初大平跟高小菲在餐车上谈得也是比较开心吧。那他俩是怎么从一场开心的交谈过渡到那事儿上去的呢?这是个不小的难度。我是这么理解的：尽管他俩铺挨铺，且都是上铺。但这也只相当于一个比较暧昧的空间罢了。即使现在我与高小菲也处在那样的空间里，我相信，我们仍然什么都不会发生的；其二才是最直接的关系。就是那晚大平喝多了酒。就算那晚他俩不是铺挨铺，在夜行的火车连接处大平也能把那事儿给干了。大平绝对有这个胆量。也许女人都喜欢这种刺激，谁知道呢。

　　第九章

　　大斌呼我，想约我晚上在金山夜总会见面，聚聚，叙叙旧。

　　我们坐在幽暗的角落里，桌旁围着一圈他的弟兄。

　　“最近生意如何?有没有人找你麻烦?”

　　“没有没有。”

　　“遇事别慌，提我。要是不好使，谁想摘裤子就让他摘，只管给我打电话。我出头帮你摆平。保证让他出双倍的价钱。”

　　“你那么忙，我的事你别操心了。”

　　“咱俩谁跟谁呀，瞎客气我可挑你。”

　　那晚。我和大斌喝得很尽兴，一人喝了一瓶长城干红和长城干白，又各喝了三瓶“雪花”。无论“长城”还是“雪花”，全是满杯干。他的弟兄们每人手把一瓶啤酒，偶尔举杯意思意思，并不真喝。我不懂道上的规矩，也不敢深让。

　　大斌明显喝醉了，每次女主持人出来报幕，他都带头拼命鼓掌，他的弟兄更是把巴掌拍得啪啪响，有人嫌不够劲儿，就拍桌子，震得酒杯酒瓶东倒西歪的。我不明所以，只好也跟着起哄。

　　“这小妞长得怎么样?够味儿吗?”大斌搂着我的肩膀，话都说得不太利索了。

　　“挺漂亮的。”女主持人身材窈窕，一袭开衩的红色旗袍，挽着发髻，走起路来颇有些时装模特的意思。

　　“她是我的人。”大斌得意地说道。然后，与我碰碰杯，将啤酒一饮而尽。大斌告诉我，主持人叫小桃，是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手的。当然，也破费了他不少的钞票。小桃以前有男朋友，大学刚毕业，在银行工作，是大斌硬给“撬”过来的。小桃的男朋友眼看着大斌包下了夜总会所有的花篮和花束，摆了满满一舞台，小桃陶醉在花的海洋中，羞涩地说了声，谢谢赵先生。小桃的男朋友就咬着嘴唇，悄悄走了出去。

　　“这年头，有钱能使鬼推磨，钱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大斌边说边用拇指和食指、中指在一起捻了捻，然后，悟出人间真谛似的，将身体歪靠在沙发上。

　　这个动作我再熟悉不过了。我们生意人，不，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每天从口中吐出频率最高的一个字就是“钱”。只谈钱显然太枯燥，只有配以适当的手势才生动，才更能显出“钱”的魅力，才意味深长。

　　压轴的女歌手风姿绰约地走上台，演唱了一首爵士味道非常浓厚的英文歌《Yesterday》。女歌手音色纯正，台风优雅。我忍不住为她鼓起掌来。

　　“哎。你英文歌怎么样?”大斌凑过来问我。上中学时我一直是班里的英语科代表。大斌当然记得。

　　“凑合吧。上大学时，我还得过全校的中国人唱外国歌的冠军呢。”

　　“真太好了，哥们儿，一会儿替我长长脸，露一手。”

　　小桃走过来，挨着大斌坐下。大斌向我们做了介绍。“我这哥们儿歌唱得特别好，最拿手的是英文歌。”小桃冲我礼貌地笑笑，并不当真。

　　“不相信?你以为我身边就没有文化人?你去报幕，让我哥们儿跟琪琪合唱一首。比试比试。”

　　小桃用挑衅的目光望着我。问：“你想唱什么歌?”

　　我忙摆手说：“算了，好久不唱了。”

　　“关键时刻别给我掉链子呀。”大斌一把将我拽起来。

　　我想了想说：“那就唱《Endless love》吧。”

　　许是喝多了的缘故，我的声音有些嘶哑，这更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一开口，便赢得了个满堂彩。琪琪却唱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我来了情绪，又加唱了一首布莱恩·亚当斯的《Everyting I do，I do it for you》。我的音色与布莱恩·亚当斯嘶哑的声音更加接近。回到座位，琪琪还在为我鼓掌。“如果你来这里当歌手，我就只能被扫地出门了。”

　　“哪里哪里，我是被大斌赶鸭子上架瞎胡闹的。”我心里其实美滋滋的。“哥们儿，今天你可帮我撑足面子了。”大斌忙着倒酒。

　　小桃轻轻掐了一把大斌的脸：“又不是你唱的。美什么呀?”

　　大斌站起身，“来，喝完杯中酒，咱们换个地方，接着喝。”

　　我们驱车来到郊区的长白乡吃狗肉。那里是鲜族人居住区。我们这辆车里塞了六个人。后面的一辆车塞了八个人。大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怀里抱着小桃，琪琪紧挨着我，和两个彪形大汉也坐在后面。我怕挤着琪琪，身体尽量前倾，屁股只勉强搭个边。这个姿势很别扭也很难受。但我只能挺着。一上车，大斌和两个彪形大汉就吞云吐雾。琪琪的眉头微微皱了皱，我艰难地用一只手摇下车窗，把乌烟瘴气的烟雾放放。琪琪冲我微笑了一下，大斌说：“冷，把窗户关上。”我说：“我恶心，想吐。”大斌不再坚持。琪琪把半张脸趴在窗子的缝隙，大口吸着新鲜的空气，眼神中流露出明显的谢意；同时拽了拽我的衣角，示意我往后靠靠。我侧着身往后挤了挤。大气不敢出。琪琪的侧影离我不足五厘米，我能闻到琪琪脸上淡淡的胭脂香气。从我这个角度看，琪琪的面颊光滑，鼻梁坚挺。随着窗外忽明忽暗急驰而过的变幻灯光，琪琪的侧脸也若明若暗，散发出一股神秘的韵味。我不好意思长久直视她，只能仰着脸盯着车顶棚。琪琪的脸上掠过一抹笑意……

　　当班经理迎上来，拱手作揖：“斌哥好。龙老板有事，今天来不了，抱歉啊。”

　　“先找个包房再说。”

　　“哎呀。今天不巧包房全满了。斌哥，这样，你先在大厅坐坐，喝会儿茶，等包房腾出来，我叫你。”

　　我和小桃扶大斌坐下。

　　大斌冲他一个手下说：“打电话给小龙。说我来了。”

　　电话通了。大斌扯着嗓子喊：“马上给我到位，不管有啥事，我限你二十分钟。”

　　“斌哥，我小孩发高烧，正在医院呢。完事我再过去。”

　　“少废话。二十分钟不到，后果你掂量着办。”各桌的食客都往我们这边看，眼神中明显流露出不满，好在没人言语。

　　小桃端起茶杯递到大斌嘴边说：“你就不能不闹事了，人家这是做生意呢。”

　　大斌说：“我不管，现在开始计时。”说完，大斌撂了电话。

　　小桃求救似的看着我。我说：“大斌，咱们换一家吧。找个清静的地方唠唠嗑算了。”

　　“你不懂。”大斌小声说，“你就踏踏实实坐着吧。我得给他演个节目。”

　　气氛有些尴尬。大斌闭上眼睛，双手在脸上使劲儿地揉搓着，突然，大斌一伸脖，口中的食物喷射般在空中划了道沉重的弧线，溅了一地，同时，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几个女服务员连忙过来打扫。小桃边给大斌捶背，边对服务员说对不起。大斌把头抵在桌沿上，嘴里含糊不清地说：“我先眯会儿，你们盯着点儿时间，过时不候。”

　　“时间到。”大斌边上的瘦高个说。大斌摆摆头，瘦高个拎起满瓶的啤酒，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大斌又用大哥大打通了小龙的电话：“你耐心给我听着，不许撂电话。”瘦高个接过大斌的电话，来到吧台前，另一只手倒举着空酒瓶，朝悬挂在吧台上方作为装饰的高脚杯一个个敲去，动作熟练得像是个专业的打击乐手，动作轻盈、准确。每敲碎一个高脚杯，地面便发出一片清脆的响声。

　　整个大厅死一般的安静。食客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怔怔地坐在那里，像一尊尊表情愕然的雕塑。

　　瘦高个回到桌前将大哥大重又交回到大斌手里。

　　“斌哥，别砸了，我、我马上过去。求求你，给兄弟一点儿面子。”

　　大斌微笑着把大哥大稳稳地立在桌上。冲我说：“出来混，这些事是免不了的。前一阵子，我跟大东区的老刁干仗，老刁就是用小龙偷偷给他的一万块钱，到南边买了两把‘五四，差点儿要了我的命。他以为我不知道。这种人不给点儿教训，早晚得‘反夹子。”

　　我听得一头雾水。“那，那个老刁现在在哪儿?”

　　“在轮椅上，他的两个‘玻璃盖(膝盖)，被人用镐把子砸碎了，现在是废人一个。”

　　当班经理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斌哥，王大队叫你，在最里面的包房。”

　　大斌抬头问：“王大队干什么来了?”

　　“他妈过生日。”

　　“哦，我知道了。”大斌让瘦高个点出两千块钱，到吧台用红纸包好，扭头对我说：“走，陪我去给老人家意思意思。”大斌先到洗手间抹了把脸，又漱了漱口：“王大队人不错，区刑警大队的。”

　　大斌进门便冲王大队长双手抱拳：“对不起对不起，打扰了，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失礼了。”

　　王大队余怒未消：“大斌，你是不是有点儿太大扯，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了。”大斌摇晃着身体。努力地寻找着平衡。“王大，我是来给老太太请安的，一点儿小意思，给我个面子。”说完，大斌把红包塞到王大队手里，冲坐在圆桌中央的老太太深鞠了一躬。

　　王大队这才站起身，冲我呵斥道：

　　“他都喝成啥样了，赶紧送他回家，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吃的。别没事老给我捅娄子玩。”

　　大厅里的人已经走光了，只剩下了我们一桌，显得空荡荡的。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人民警察。”大斌轻蔑地笑道，“人啊，都是两个鸡巴炒菜——一个鸡巴味。”

　　小龙满脸惶恐地跑进来。“斌哥，实在不好意思。今晚我家里确实有事，还望你多担待点儿。”大斌说：“来了就好。啥也别说，咱们还是好兄弟，上酒。”

　　大斌与小龙干了一杯，小桃说什么也不让大斌再喝了。大斌垂下头说：“老同学，你替我跟小龙喝三杯。我先歇会儿。”

　　小龙朝四周扫了一眼，面无表情与我连干三杯。小龙让服务员在每个人面前放了一瓶啤酒，除了大斌和小桃、琪琪三人。“各位到我这儿来，就是给我小龙面子。大家既然都是斌哥的人，咱们一块儿吹一个。”说完，率先站起身，仰脖干掉，算是“打个样儿”。

　　琪琪紧张地看着我，表情痛苦得仿佛是她要喝下整瓶的酒。我明白琪琪的意思，但桌面上的气氛容不得我犹豫，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咽，中间还打了几个响嗝。

　　我头痛欲裂，强忍着快步走到洗手间，琪琪也跟了进来。我不管不顾地吐了起来，一口接一口，直到吐出一汪汪黄绿色的胆汁。我感觉五脏六腑被掏了个精光。琪琪并不介意，仍用小手帮我一下下地轻捶后背，一句话也不说。我潜意识里觉得琪琪真是个好姑娘。

　　我手捧凉水在脸上重重地拍了几下，人才算有了点儿知觉。只是那种知觉让人感到天旋地转，身体有如“云上的日子”般绵软。琪琪用纸巾仔细把我嘴角处的污物擦干净，嗔怪道：“这么喝酒会出人命的。”我瞪着迷醉的双眼，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醒来时，闻到一股幽幽的香气，是香水的味道，夹杂着女性特有的体香。这是一间陌生的房间，旁边睡着琪琪。琪琪精巧的鼻翼轻轻扇动着，发出均匀细小的鼾声，气息是那样的诱人。

　　我浑身无力，嘴里的哈气有一股浓重的酸臭味。我伸手够到搭在椅子背上的裤子，从里面掏出根烟，点上。我想让自己清醒一点儿，可刚抽两口，便剧烈地干咳起来，那声音像是从某个深邃的洞穴中发出来的——空空空。

　　琪琪醒了，下意识将一只胳膊横在脸上，睡眼惺忪地嘟囔了一句：“昨晚上你可折腾死我了。”琪琪坐起来，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紧身秋衣。我这才注意到，我也穿着秋衣秋裤。看来，昨晚我俩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举动。是如释重负还是不无遗憾?我说不清。我不喜欢乘人之危，但又迷恋狂乱的刺激，很矛盾。

　　我将身体靠在床头上，问：“我怎么来的这儿?”

　　“昨夜你非让我送你回家。可咱俩打车在黄河大街兜了十多圈，你一会儿说从这里拐，一会儿又说从那里拐。足足绕了一个小时。也没找到自己家。出租司机让我把你送到我这儿来的，他的车已经快跑没油了。”

　　我没话找话地问：“那，昨晚我没干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儿吧?”

　　琪琪的脸稍稍红了一下，跳下床说：“你再躺会儿，我给你下碗面条。”

　　“我啥都吃不下，恶心。”

　　“那你喝点儿面汤，暖暖胃。”琪琪把我的烟从嘴里抽出来，在烟灰缸里捻灭。

　　我看了看手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行是上不了了。我无奈地摇摇头，又掏出根烟点上，吸了一口，还是恶心，头痛欲裂般地难受，只好再次把烟捻灭。

　　我吃了小半碗面条，喝了碗面汤，才感觉身体渐渐地重又找了回来。

　　琪琪换了件浅米色衬衣，坐在床边，双手托着下巴笑盈盈地望着我。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窒息。琪琪的目光脉脉含情。水汪汪的，充满期待。我轻轻扳过她的头，放在我的肩膀

　　上。琪琪很顺从。我吻了吻琪琪的眼睛，琪琪笑着说痒，但并不躲闪，我又吻她的眉毛、耳朵。琪琪轻哼了两声，像是冲我发出了求救信号，我把舌头探进琪琪微启的红唇中。琪琪的舌头像条敏感的小蛇，灵巧而柔软；高耸的双乳紧贴着我结实的胸膛，席卷起一层层热浪。我的双手游动起来，试探着去解琪琪的衬衣纽扣，目光试探着琪琪的反应。如果琪琪此时拒绝，我马上住手，我在心里不住地告诫自己。

　　琪琪紧闭双眼，仍在忘情地亲吻我，身体牵引着我向床铺倒去。琪琪姣好的身体赤裸裸地平放在床上，饱满坚挺的乳房剧烈地起伏着，像两座漂浮在海上的岛屿。长长的眼睫毛低垂着，半闭着双眼。我轻轻躺上去，两只胳膊将琪琪的脸固定住。我怀着一种探秘的冲动，进入到琪琪的身体里。那感觉如此美好，让人欲罢不能……

　　空运就是快捷，刚回奉城的第三天一早，高小菲就跑来通知我跟她去机场提货。每人一包各一百五十条。回来的路上。高小菲笑眯眯地问：“你觉得咱们这把货批多少钱比较合适?”高小菲的这种态度更像是在考验我的智商。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按平均每条裤子一点一三米的用料，加上十七元的加工费，成本大约在八十元左右，再算上空运费用，打天也就八十五元。我不动声色地回答：“批一百一十元怎么样?”一条裤子批发净挣二十五元，已经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利润空间了，况且现在又是这么个“青黄不接”的季节。高小菲翻了翻眼皮，然后，微笑着摇摇头。我不解地盯着高小菲，以为自己把价位定高了。这时。高小菲才平静地开口说：“我认为批一百二十元可能更合适。这两天我一直在市场里转悠，发现没有谁家上的新货能瞧上眼。那些开时装店的，在商场里租柜台的，手里攥着钱愣是花不出去。只要我们的货能让他们眼前一亮，批一百二十元绝对不成问题。相信他们绝对有这个承受能力。另外，你还记得老吴说过的话吗?他说后续布料过几天就到。如果我们现在就批一百一十元，等大批的后续布料进来了。连个降价的空间都没有，弄不好我们这趟可就白玩儿了。”高小菲分析得的确有道理。也可以说是透彻。我都有点儿佩服她了。高小菲接着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俩要统一批价，不能一个批得价高一个价低，让拿货的人反复比较，犹豫不决，甚至他们可能还会挑动我们俩互相斗气压价。”我大声插话说：“这个你放心，只要我们谈好一个固定的价格，这点信誉我还是有的。”高小菲点点头：“那我们就对一般盒货的人批一百二十元。对老客户批一百一十八元。但要让他们到库房里去提货，免得得罪别人。至于零售，我们就随意卖好了。”

　　我把那包货直接拉到床子，又让高健到市场外的洗染店熨了几条裤板，并排挂在摊位背后的铁丝网上。我和新雇的两个“裤样子”每人穿上一条站在床子旁边当“活模特”。我的身高是一米八，绝对算得上一个标准的“裤样子”。裤型穿着很舒适，有一种沉甸甸的下坠感。

　　但新货批得并不让人乐观。虽然货一挂上。就吸引了许多来上货的人，但他们一听价格就直摇头叹气，渐渐地散去了。第一天，我只批出去二十条，是一个鞍山的老客户。他平时到我这里拿货一拿就是五十条甚至一百条。他顾虑重重地说：“这货是没的说，只是价格有些贵。尤其是现在，拿多了真怕砸在手里。”好在零售这块还算不错。我和两个“裤样子”两人一天下来卖出去十六条，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虽然价格有高有低，最高卖到一百八十元，最低才卖到一百三十元。

　　下行前，我到高小菲的摊位转了一圈。她也只批了二十五条，小卖才三条。她家没有“裤样子”，主要是高小菲嫌“裤样子”每天絮絮叨叨地在眼前说个没完没了，烦，也怕他们爱无事找事，勾搭那些过路的漂亮姑娘，而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批货量还是上不来，我只批了十五条。但小卖的情况不错，走了二十多条。我本想建议高小菲，咱们能不能把批价降到一百一十元。光靠小卖的走量，显然是很难成气候的。可当高小菲听说，我一天小卖了二十多条时，眼睛闪出一道亮光。高小菲信心十足地说：“咱们的货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过不了几天。全能批光的。”我看着高小菲得意洋洋的神情，只好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高小菲坐在摊位后面的货包上。悠荡着双腿，不慌不忙地说：“能零售咱还愁批发吗。你想啊，既然我们市场的零售能走得动，就说明其他市场的零售情况也不会差到哪去。凡是从我们这里拿货的人用不了几天就得回头了。这样拿货的人就会越滚越多，我们的量自然会越批越大的。”

　　大平和小卫回来了。天刚蒙蒙亮，两人就已经在市场里逛一圈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两人老远见了我就夸张地大笑着打招呼。还亲热地一边一个搂着我的肩膀。两人笑逐颜开。志得意满，虽然货还没到，人却仿佛已经打了场漂亮的大胜仗似的，胸有成竹之情溢于言表。比年三十那天还要兴奋。通常年三十上午，是各家各户清点胜利果实的日子。挣了多少钱终于了然于胸。谁在这一年之中最大的“战役”里，取得何种成果，十分满意，全都写在脸上。

　　“货批得怎么样?”大平问。

　　“一般，非常一般。”我不无沮丧，“你俩咋不押些货回来?”

　　“好饭不怕晚。这把货我和小卫把血本全押上了，准备赌一把。来他个鱼死网破。”

　　“对，不成功便成仁。”小卫附和道。

　　“发空运还是汽运?”

　　“汽运。没钱了，只够买两张火车票的钱，连押货的罚款都交不起了。汽运是那边老板付的款，我俩是能省尽量省点。”

　　“操，你俩少打一炮，不啥都出来了，至于嘛。”

　　大平和小卫嘻嘻地笑了笑。

　　“刚才，我们在市场转悠来着，我们的货是‘独门。晚个三五天到货无所谓。”

　　“你们哥儿俩真能沉得住气，兄弟佩服。”

　　“做生意嘛，要稳、准、狠。快了慢了，都会贻误战机。”大平仿佛一个批货的行家里手，“走，跳舞去，放松放松。”

　　“算了，我没心情，还得批货呢。”

　　“好，那我们走了，你慢慢批吧。”大平和小卫晃晃悠悠地朝我挥挥手，消失在人群中。

　　他俩刚走，鞍山的那个老客户就打电话来，让我给他留八十条，明早来提货。第二天，他刚把货提走，本市拿货的两个客户也回头了，每人拿了五十条。那天，我批了将近两百条裤子。我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高小菲，高小菲说她今天批了三百多条。

　　这就是服装生意，昨天还只批个二三十条，今天一下子就以十倍以上的数量在增加。这种变化常常令人目不暇接，但又在情理之中。当然，也有这样的时候：头一天能批二三百条，第二天就有可能一条都批不动，能把人气得半死。按我们的行话这叫：猫一天，狗一天。也叫没鸡巴谱。但你得承受、忍耐、挺住。既不可得意忘形，又不能一蹶不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然，你就别来光明市场凑热闹。

　　吴老板在电话里告诉高小菲，后续的布料到了。一共是一万米，问我们俩有没有勇气把这批布料全部“兜死”。吴老板还一再强调，现

　　在想拿这批货的人很多，每人拿个一二千米，一天就能批光了。但他怕批“烂行”，得罪老客户。吴老板的意思是，既然第一批货都给了我们，就要先征询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不能“兜死”，剩下的布料他再介绍给别的客户。高小菲说这你得宽容我们一天时间去考虑，毕竟这不是一笔小生意，我明天肯定给你个确切答复。

　　高小菲面色凝重地把手机揣回包里，对我说：“你跟我出去一趟，办点儿事。”

　　于是。我俩在市场门前拦了辆出租车。

　　坐在车里，我问：“咱们这是去哪儿?”

　　“我带你去见一位大师，我们一块去算算这笔生意，能有几成的胜算，他算命很准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你每次出门做生意。都要去算命吗?”

　　“那倒也不是，只有在做一些比较大的生意时，我才去算。命不能总算，总算就不准了。”高小菲又叮嘱我：“到那儿少说多听。千万别随便东问西问的。记住了!”高小菲的语气像是在叮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我使劲儿点点头。

　　出租车驶出市区，又经过一大片空旷的农田。才七拐八拐地来到一座深宅大院。

　　高小菲抻了抻衣角，又理了理头发，然后一脸虔诚地推开了两扇吱吱作响的厚重木门。

　　“宁海大师在家吗?”高小菲声音轻柔地喊了一声。

　　一位面色红润、蓄着花白胡子的老者闻声走了出来。

　　“是小高啊，来来来，快请进。”宁海大师和颜悦色冲高小菲点点头。

　　高小菲双手合十，深鞠一躬，说：“大师您好!”我跟在高小菲身后，也学着她的样子，向宁海大师鞠了一躬。

　　宁海大师亲自为我们泡了壶茶，并一一倒进我们的茶杯里。

　　高小菲和我连忙站起身，不停地道谢。

　　“又要出门做生意了?”显然，宁海大师与高小菲早就熟悉了。

　　“我明天早上要出门进货，想请您帮我赐个福。”高小菲笑了笑说。

　　宁海大师目光深邃地仔细端详着我，问：“这位先生是……”

　　“噢，他是我这次生意的搭档，所以，我才带他一块儿过来的。”高小菲连忙介绍说。

　　“报一下你的出生年月吧。”宁海大师客气地说。

　　我拘谨又腼腆地轻声说：“六九年九月十三日。具体几点出生就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晚上十二点吧，我听我妈说过。”

　　宁海大师微闭双目，两只手不停地掐算着，始终面无表情。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两眼望着宁海大师。高小菲也显露出紧张的神色。

　　好一会儿，宁海大师才睁开双眼，歉意地说：“先生，劳烦您先出去一会儿，我有话要对小高说。对不起了。”

　　我连忙站起身，走了出去。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高小菲才边谦恭地后退着向宁海大师告别，边轻轻走了出来。

　　“大师怎么说?”刚走出大门，我就迫不及待地问。

　　高小菲微笑着没有回答，只是低着头一直往前走，我只好默不作声地跟在高小菲身后。走出了那条乡村土路，来到公路上。高小菲伸手拦了辆出租车。上车后，高小菲才故作神秘地小声对我说：“他说我们俩很合财。”

　　“真的?那他为什么让我先出来?”

　　高小菲的脸腾地红了，没有说话。

　　“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呀，不然我连觉都睡不着。”我大声地说。

　　高小菲脸冲着窗外。哧哧地笑出声来。

　　“快说呀!你可真急死我了。”

　　“宁海大师一再告诫我，说我们俩只能好好合伙做生意，千万不能有那方面的事，否则很可能会冲财的。”

　　我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我还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对你有任何的非分之想。”我说的是心里话，但我紧接着又调侃了一句：“就是想，我也不敢付诸行动呀!”算是给高小菲一个安慰吧。

　　“想也不许想，要六根清净。”显然，我后面的那句话，高小菲从内心里还是很受用的。

　　“真想不到，你这么信命?”

　　“这叫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备无患嘛。”高小菲得意地说。“我饿了，咱俩去吃点儿东西吧，也好商量一下这笔买卖怎么做。”出租车在高小菲的指挥下，来到红旗广场一个僻静的胡同里，停在一个叫“紫藤蔓文化餐厅”的地方。

　　紫藤蔓文化餐厅里萦绕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有一种颇为浪漫的温馨情调。餐厅的门口摆放着各种颜色的干花，塑料绢花的藤蔓爬满了屋内的所有立柱，几个草编的筐篓随意地摆在前厅的地板上，里面是一些新近出版的流行期刊。这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奉城，绝对是一家充满文化气息的餐厅。高小菲把老式的木制楼梯踏得咚咚响。我们来到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服务员适时地为我们倒了两杯大麦茶，又把当天出版的《北方晚报》分别摆在我和高小菲面前。

　　高小菲脱下貂皮大衣(在奉城，有钱的女人都喜欢穿貂，以显示自己的富贵。一件貂皮几万元，可光明市场的女人们照穿不误。穿来穿去，穿出了一身俗气味儿。高小菲扭了扭粗壮的脖子，又使劲儿眨了眨眼睛，好像她刚睡醒似的。然后，才轻轻地把菜单推到我面前，用低哑的嗓音说：“别客气，请随意。”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连高小菲这样的人，都如此懂得礼貌了，看来，环境还真能改变人。我边环顾四周边问：“你常来这里?我怎么没听说过，奉城还有家这么雅气的餐厅。”高小菲浅浅一笑，点上一根白摩尔：“这是奉城第一家文化餐厅，晚报上专门介绍过。”二楼的食客差不多已经满了，但用餐的人说话都是细声低语，彼此间像是在费劲儿地谈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不免有些可笑，但餐厅里的确很安静。这时候，如果谁要是大声说句话，相信所有人都会皱着眉头，齐刷刷地把厌烦的目光转向他，很令人尴尬的。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显得格外的舒缓、温婉，给人一种泉水流过般的清爽感觉。高小菲点了一种我叫不出牌子的红葡萄酒，我要了两瓶“雪花”。

　　在等上菜的时间里，高小菲一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地微闭着眼睛，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终于菜上来了，高小菲用她那骨节粗大的手端起细长的酒杯，与我轻轻碰了一下，然后在猩红的唇边轻轻一抿带过。她不像是在喝酒。更像是在这里浅尝辄止地跟我玩儿高雅。我不以为然地干掉满杯的啤酒，等待高小菲开口。

　　现在她终于可以说话了。高小菲说：“光一万米布料就是五十五万元。算上加工费差不多得八十万元。尽管加工费现在不用急着付给吴老板，但等布料生产出一半的裤子时，加工费也得赶紧汇过去。”我点点头。高小菲再次举杯抿了抿杯中的红酒，直视着我说：“你对咱们这批货有信心吗?”

　　“如果天气变化不大，不是忽冷忽热的，我看这批货还是应该很好销的。但一万米布料，吴老板的厂家要加工多久是个问题。这货的销售期不能超过二十天。不然，天一热，布料的眼色就会显得深了也厚了。”

　　高小菲赞许地点点头：“现在我们的货已经批开了，往后拿咱们货的人会越来越多，只要能卖动，他们就会一直拿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另外，刚才老吴说，他会停了所有的活儿，专心致志地为我们赶这批货。按每天四百多条的产量，大约十五至二十天肯定能齐活。”

　　我不安地搓着双手，费了半天劲儿才说：

　　“老实说。五十多万元的货款，如果我们俩平盒。以我现在的实力，一下子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手里压了些货，都是夏料，这个季节想跳楼都没有机会，再有就是时间这么紧……”事到如今，我只能亮出自己微薄的家底了。

　　高小菲摆了摆手，打断我的话：“你就说你现在能拿出多少现金吧?”

　　我说：“十五万。已经打天了。”我去年买了床子，又压了一千多条夏料裤子，价值七万多块钱，没舍得跳。

　　高小菲说：“我可以借给你十五万。其实，我本来也可以一个人拿下这一万米布料，可我们是生意人。要讲信誉。这批货开始是我们俩一块儿订的，我不能一个人‘兜死。但我们要立个字据，先小人，后君子。只要你批出十五万元的货，就得先把借款还给我。怎么样?”

　　我拍着胸脯打保票说：“那没问题。”

　　高小菲说：“至于这批货拉回来是赔是赚，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明天早晨就赶第一趟航班飞广州，但我们事先不能告诉老吴，我们要先逛逛布料市场，了解完行情，再跟老吴联系。”高小菲说得有道理。做生意总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市场上有这种布料，别说一万米，就是五千米我们也不敢提，提就意味着去送死。

　　匆匆告别高小菲，我迅速钻进一辆出租车。

　　琪琪正站在中华剧场门前的石柱旁等我，神情焦急，不停地看着腕上的手表。我气喘吁吁，拾阶而上，一步三级。见了我，琪琪轻跺了几下脚：“快，马上开演了。”我不便多言，尾随着琪琪踩着刺耳的铃声进了剧场。

　　刚找到座位，那个留着一头亚麻色长发的年轻钢琴家已款款来到舞台中央，朝下面的观众绅士般轻轻点点头，随即端坐到那架黑色的三角钢琴前。双手放到琴键上，一动不动。剧场里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演出开始了，钢琴家的手指在琴键上弹奏出迟缓的和弦。钢琴家的演奏几乎是了一泻千里，一气呵成。除了在一个曲目演奏后的几秒钟间隙，会听到有的观众不适时地鼓掌，中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停顿，也没有主持人对下一曲的介绍。

　　从始至终，钢琴家那亚麻色长发抖动不停。头也随着音乐节奏时而轻摇，时而低垂，时而高仰，钢琴家对周围的世界全然不顾，面部表情异常严肃，那张苍白俊秀的脸因情绪的波动红如篝火。琴声轰鸣，仿佛那架三角钢琴是他不共戴天的仇敌，不把它弹个稀巴烂誓不罢休似的。老实说，我更喜欢那类如人禅定般的钢琴家，音乐的激昂、忧伤、舒缓等等不依靠任何夸张的肢体语言，而是在面色沉静中自如表达，从而唤起观众的共鸣。

　　我太累了。困倦渐渐袭来，我用手捂住嘴巴打了好几个哈欠。琪琪的身体前倾，明亮的双眸愈发明亮。我轻轻握住琪琪柔软的小手，琪琪毫无反应，神情依旧专注，这令我心生惭愧。我用眼角的余光不停地瞟着静如处子般的琪琪，想用它驱赶和抵挡阵阵袭来的倦意，但收效甚微。

　　当琪琪的胳膊肘近乎粗暴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时，琪琪已经站起身，随着全场整齐划一的掌声，正向高傲的钢琴家致敬。我也站起身鼓掌，琪琪在我耳边大声说：“再使点儿劲，他一定会返场的。”

　　果然，钢琴家招架不住不肯散去的观众的盛情。返场了。人们这才又重新坐回座位上。钢琴家返场的曲子弹奏了近二十分钟。观众终于失去了耐性，有的人开始悄悄退场，有的人目光开始涣散，心不在焉。随着钢琴家的手臂高高弹起，演出终于结束了。

　　观众的掌声是稀落的，有气无力的，甚至是如释重负的。当绛红色的大幕徐徐关闭。琪琪的眼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为自己能有这么个对音乐如此痴迷的女友而庆幸感动。

　　雪，静静地飘着，久久不肯落下。尚未从音乐中回过味儿来的琪琪满怀心事，一直闷头走路。我不忍打扰她，默默地跟在她的身旁。

　　“这么好的音乐会，多难得呀。你倒好，竟然听睡着了。”琪琪终于开口说话了，带着诘问和抱怨的口气。

　　“我太困了，实在支撑不住了，对不起。”

　　“我就是再困，听到这么棒的音乐也不会睡着的。”

　　“我和你不同，音乐对我来说只是业余爱好，甚至可以说是多年前的业余爱好。这两年做生意，把我的音乐细胞消磨殆尽了。”

　　“音乐是精神产品，每个人都离不开音乐对人性的启迪和心灵的感召。只有一个爱好音乐的人。内心才会纯净美好，才会对生活充满向往。”琪琪仰头望着天空，自言自语道。

　　“你说得没错，我真希望，通过你，让我重新回到音乐的怀抱。”

　　琪琪把头依偎在我胸前。“会的，一定会的。以后你每天回到家里，我就给你放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让你身心舒缓，如入天堂。”

　　琪琪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是啊，从做生意以来。我的心好像麻木了，对什么都没兴趣，整个心像被什么东西掏空了，每天想的就是钱。原来，我曾经构筑的精神世界，是那么的不堪一击。我将琪琪轻轻拥入怀中。琪琪喃喃地说：“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我也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说完这话，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这还像是人话吗?这类痴男怨女的酸嗑，曾让我厌恶至极，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和欺骗。如今，从我嘴里吐出，竟是这般的顺溜儿，毫无阻碍。

　　一个小时后，我俩走到了金城夜总会门前。

　　“噢，忘了告诉你，明天一早我搭飞机去广州。”

　　“几点?”

　　“凌晨四点的飞机。两点半就得起床。”

　　“你怎么不早说?”琪琪看了看手表，“现在都十点多了，你快回家睡觉吧。”

　　“我想陪你演出后再送你回家。”

　　“不行，坚决不行。听话，你得保证睡眠，可别把身体搞垮了。”

　　“心疼了?”

　　琪琪羞涩地点点头，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到广州后呼我，我给你打电话。记住，要每天想我。”见我点头，又补充道：“不，是每分钟都要想我。”

　　第十章

　　第二天凌晨两点半，高小菲呼醒我，并留言告诉我她家怎么走。我拎着装有十五万现金的手提包走出家门，发现天黑得深不见底，还刮着呼啸的北风，我不禁打了个寒噤，反身回家，从厨房里拿起一把不锈钢菜刀，揣在裤兜里。给自己壮胆。出租车刚停在高小菲家的楼栋前。高小菲就以与她蠢笨身材极不协调的敏捷动作，一闪身，拉开车门一屁股坐了进来。高小菲把包里的三十多万元迅速地放进了我的旅行包。我用手一拎，沉甸甸的。我从未经手过这么多现金。这令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心怦怦乱跳。我下意识地用一只手紧紧握住那把不锈钢菜刀的把柄。高小菲也显得神情慌张，不住地回头，看后面有没有尾随我们的车辆。我壮着胆子，趴在高小菲的耳边轻声说：“别害怕，有我呢。”说完，我悄无声息地亮出了那把明晃晃的钢刀。高小菲吓得浑身一激灵，身子险些撞到了车门上。

　　我歉意地冲高小菲摆摆手。继续小声说：“如果有人敢在半路上劫我们，我就跟他们拼了!”声音虽小，但连我都感到了一股自己从未有过的杀气。

　　“你差点儿吓死我了。”高小菲坐正身子，长舒了一口气，拍着心口窝夸奖我说：“你还挺长心眼的，连我都没想到。这么早出门是应

　　该随身带点儿防卫的东西。”

　　我像个英雄似的笑着，沉稳地点上根烟，然后又潇洒地摇下车窗。

　　下了出租车，我背着旅行包大步朝候机大厅里跑去。高小菲从后面叫住我说：“你不要命了，敢带着那东西上飞机，还不把你当劫机的给抓起来呀!”说完，高小菲匆匆把我拽到附近的垃圾桶旁，四下扫了一眼，才催促我赶紧把菜刀扔进垃圾桶里。

　　刚坐进广州白云机场内的出租车里，高小菲就语速极快地说了句去“广宾”，以至于出租司机不得不又问了她一遍去哪儿，高小菲这才定下神来，一字一顿地用她那蹩脚的粤语回答：“去——广——州——宾——馆。”然后咬着下嘴唇冲我哈哈大笑了起来。老实说，自从去广州进货起，我一直住与“广宾”一墙之隔的“广利”，从未住过“广宾”。当我无数次路经“广宾”之后，我也曾暗自想过，等老子赚了大钱，以后再来广州就住“广宾”，哪儿都不住。

　　尽管现在我还没挣上大钱。但我已经住进“广宾”了。高小菲经过一番手忙脚乱之后，终于办妥了入住手续。高小菲领我匆匆来到“广宾”内的工商储蓄所，把那整整一手提包的现金迅速地存了起来。然后，高小菲这才恢复了她往日的状态：“我之所以要住‘广宾。就是因为这里面有储蓄所，存钱取钱都安全一些。”高小菲想得可真够周到的。乘电梯来到十六层，我们住进两个相邻的房间。简单洗漱后，我们快速走出“广宾”，随便找了一家街边的大排档，每人要了三两煎饺，站在飘着细雨的屋檐下，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打的直奔海印布料市场。等我们接连转了三四个布料市场之后，才终于确定，广州的市场现在没有我们准备续的布料。同时，我们也顺便观察了一番新近上市的布料，看有没有比我们的布料更好更便宜的，结果还真没有。高小菲站在一家冷饮摊前一边咕咚咕咚地喝着带冰碴儿的纯净水。一边打通了吴老板的电话。“我刚到广州，正在出租车上。”高小菲冲我眨了眨她那涂着黑眼圈的大眼睛，“一小时后我们海珠餐厅见。好好。”放了电话，高小菲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笑着说：“我们马上回宾馆，先洗个澡，别让老吴看见我们的狼狈样。”

　　我俩返回“广宾”各自的房间，冲了个凉。在电梯里，高小菲举着面小镜子，用一管猩红的口红不停地涂抹着她那厚厚的双唇，嘴巴还不时地抿一下，又张开，继续描抹，但她好像始终不大满意自己嘴唇的鲜艳度。即使电梯停下来上下人时，高小菲仍旁若无人，自顾自地在小镜子前左顾右盼，这让我觉得莫名其妙。难道她想把自己的两片厚嘴唇涂抹成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吗?如果不是电梯终于停到了一楼，我相信，她会一直这么徒劳地描抹下去，直到把她的嘴唇涂成烂柿子。

　　走在“广宾”的大堂里，高小菲才心有不甘地把那管口红随意地往挎包里一扔，然后冲我开启双唇咧嘴笑笑，她是想让我赞美她化妆有术吗?可我只注意到了她满口惨不忍睹的黄牙。我无话可说，只能尴尬地把头移开，停下脚步，抽出根烟凑到鼻子下嗅了几嗅，才不紧不慢地点上。我有一个习惯，凡是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总是要不由自主地点上根烟。好像只要我吐出一口浓烟。那份尴尬也会像眼前的烟雾飘散开去似的。

　　刚进入海珠餐厅的包间里。吴老板就手舞足蹈，叽里哇啦地大声埋怨高小菲和我，应该早点儿通知他，他好安排宾馆并去机场亲自接我们。广东人的普通话说起来中间没有停顿。语速极快，面部表情也变化丰富，无论讲什么事情都像是在跟你急赤白脸。当然。广东人说粤语也是如此，只是我听不大懂。

　　高小菲双手作揖，示意吴老板先坐下来。然后，高小菲点上她的白摩尔，用一只手擎着慢慢地吸了一口。“实在不好意思。老吴，你也知道，这么一大笔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得凑啊。”说完，高小菲看了我一眼，我连忙点头，解释说：“我们中午才凑够钱，马上就奔机场了，生怕你这边等急了。”

　　这时，吴老板才不慌不忙地摆摆手，换上一副沉稳的表情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布料行验货提货，然后二位陪我押货一块儿下阳江，痛痛快快地玩上两天。”

　　高小菲为难地刚要开口说什么。吴老板又一摆手，打断了高小菲：“家里头的货都卖光了吧?”我和高小菲如实地点点头。“那么，二位现在回奉城也没什么事情，我不多留，第一批货出厂，二位就带货飞奉城，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初来广州做生意的人，遇到吴老板的这份热情，肯定是无法消受的，准会以为自己碰到了骗子。但老实说，在做生意方面，广东人的诚信绝对是全国第一，而以“实在”著称的东北人就要差多了。这些年，东北的生意人没少欺骗广东人，拉完货就跑，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还有就是，货到家后就开始耍赖，横挑鼻子竖挑眼，拒付余款或加工费。但很少听说哪个广东人从此一蹶不振，人家照常做生意，只是多了个心眼。一手钱一手货，款不到不提前发货就是了。反观那些骗了点小钱儿的东北人，也没见哪个因此而飞黄腾达。该没钱的照样是个穷光蛋，骗的那点小钱儿，三下五除二就被“造”了个精光。

　　当然，我们也深知，无论是广东人给你开宾馆，请你唱卡拉OK，或是主动提出请你打一炮，人家那也是无利不起早，生意谈成了，怎么着都行，来日方长嘛；谈不成的话，连顿早茶也不会请你的。广东人所有对你的热情和慷慨，完全是建立在生意的成败上。

　　席间，吴老板说：“今天晚上你们早点儿休息，明早也不要先急着提现金，等货提完之后，我和布料行的老板去宾馆再跟你们结账。这样更稳妥一些，好吧?”吴老板是在为我们着想，也算是诚信在前了。

　　第二天，一切顺利。一万米布料装了满满一卡车。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我的心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不时地回头望望后货箱里堆成小山似的布料。高小菲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成败在此一举。”语气颇有些悲壮。的确，现在布料行和吴老板是铁赚无疑了，只有高小菲和我是前途未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此时我们的内心当然不会轻松。我的面色不由得严峻起来，一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高小菲显然看出了我的心事：“货已经提了，我们现在需要想的。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批好这批货。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一下子提了一万米的布料，这个我们俩也要统一口径。”

　　“那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说?”我问。

　　“就说是替厂家代卖的，至于后面有多少货我们也不清楚。反正我们是能卖尽量卖，卖不动就把货给厂家退回去。要尽量把话说得大大咧咧一些。”

　　“那别人会相信吗?”我心里在说，你这不是骗鬼嘛。

　　“相不相信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越是猜疑对我们就越有利。”高小菲笑了笑，“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摸不到头脑，等他们弄明白了，我们的货也该批得差不多了。到时，客户想压价都来不及。”的确，如果大客户知道了我们手中布料的实数，是很可能联合起来集体找你压价的，弄得你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只能任人摆布，听之任之。这类事例以前在市场里发生过好几次，原因是有的人爱显摆，也有的人是疏忽大意，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这些都是做生意的大忌。

　　吴老板的家就在那座六层楼的工厂里。一二三层是生产车间，四层是工人宿舍和成品库，五六楼是家人的居所。即使是吴老板夫妻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再加上吴老板父母，每人住一间也是绰绰有余的。

　　吴老板先领我们煞有介事地参观了一番生产车间，并自豪地告诉我们，厂里新添了多少台进口的锁眼机、码边机，然后就开车把我们带到了“水中央”餐厅。具体地说，“水中央”是建在海边的一艘巨大无比的船。船体的左半部分是卡拉OK厅，右半部是隔成许多包房的餐厅。推开包房的窗户，眼前便是茫茫大海，波涛一浪浪拍打着船体，发出哗哗的声响，很诗意，很浪漫，让人觉得你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窗，你的心窗也会有清风阵阵穿堂而过，天大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的。

　　那顿酒，我和高小菲喝得都格外尽兴。大概我俩都是这么想的：紧张了这么些天，我们的神经也该歇歇了。此时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完全放松自己的心情，尽情地享受面前美味的海鲜，干掉一杯杯溢着泡沫的“珠啤”，以迎接几天后更大的一场恶仗。

　　连干三杯啤酒下肚。吴老板的舌头就大了。在此之前，吴老板喝酒向来只是一杯，从不多喝。但吴老板还是张罗喝。只是改成一口一口地慢喝了。吴老板的表弟阿光一直陪着我们干杯。阿光这人我以前见过，但不熟。我干一个，阿光就干一个；高小菲干一个，他也陪一个。开始，我还怕他喝多了，但不久，我就发现，阿光是太能喝了，脸上始终挂着笑吟吟的表情，既不嚷嚷干杯，也不落下一杯酒。我望着干瘦矮小的阿光，忍不住问：“阿光，你到底能喝多少啤酒?”阿光想了想。说：“按你们东北人说的话叫一箱。”我一惊：“你能喝二十四瓶?”阿光不动声色地点点头。高小菲吐了吐舌头：“看样子，咱俩加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怪不得他一个人陪咱们俩呢。”吴老板高兴地拍了拍阿光的肩膀：“兄弟，给他们表演一个。”阿光说等我上趟厕所，回来再表演。吴老板不依不饶地说：“不行，就现在，我给你掐表。”阿光为难地边摇头边启开三瓶“珠啤”一字摆开，然后站起身，端起一瓶嘴对嘴地一口气干掉，他一连干了三瓶，总共用时才不到五分钟。然后，阿光抹了抹嘴角大气不喘地说：“不好意思，献丑了。”我和高小菲看得目瞪口呆。都说东北人能喝酒，但我长这么大从未见过一个人这么喝酒的，况且阿光那瘪瘪的肚子，根本就存不下这么多啤酒呀。

　　喝完酒眉，我们一行人又摇摇晃晃地拐进了卡拉OK厅。高小菲显然是喝多了，攥着麦克风不撒手，一首接一首地唱粤语歌。高小菲唱的所谓粤语歌，就是把所有的字用舌头卷起来唱，无论是唇舌音还是卷舌后音，不仅我听不懂，相信吴老板、阿光这些广东人更是听不明白。但大家全都不遗余力地拍桌子、鼓掌、吹口哨，弄得高小菲越发地不能自已，越唱越来劲儿了。遇到一些节奏明快的歌，干脆就边唱边扭屁股；而唱一些轻柔舒缓的歌曲时，则微闭双目，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滑稽得让人笑得肚子疼。

　　终于熬到了曲终人散。回到房间，我感到阵阵头晕，想尽快睡过去。可隔壁的高小菲却不停地在房间里撕心裂肺般地干呕，令我辗转反侧。我几次想到隔壁去看看高小菲，帮她倒点水，，捶捶背，或陪她说说话，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怕这么一折腾，她更睡不着了。渐渐地，高小菲的房间才安静下来。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高小菲。高小菲手扶门框站在门外，身体后仰着问我：“你现在困不困?”“进来说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进屋后，高小菲一屁股陷进沙发里。“给我口水喝。”我忙给高小菲倒了杯水递过去。高小菲一口气喝干，我又帮她倒了杯水。这次，高小菲接过水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大喘了几口气，把头歪靠在沙发背上，双眼紧闭了几下，才安静下来。我以为她是睡着了，正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高小菲哭了，眼泪顺着眼角轻轻滑落下来，不一会儿，就泪流满面了。但高小菲并没有失声痛哭，只是偶尔才压抑地抽搐几下，声音很小。我真怕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嗷嗷大哭起来。吴老板及家人如果听到了，还以为我把她怎么地了呢，况且还是在我的房间。

　　我点燃一支烟，递到高小菲的手上。高小菲抬起头，并没有马上接过我递给她的香烟，而是用双手在脸上使劲胡噜了几把，抽了抽鼻子，才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就又蜷缩着靠在沙发背上。高小菲脸上的浓妆被她胡噜得一塌糊涂。这时，高小菲突然笑了，摇摇头：“对不起，我今天喝多了。”

　　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慰她说：“没事儿，谁没有喝多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高小菲并不理会我，端起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双手托腮，像是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能默默地枯坐在床头陪伴着悲伤欲绝的高小菲。我知道，待一会儿，她肯定是要说点什么的，不然她不会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她的倾诉，然后尽力扮演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听者。

　　高小菲又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开始了她缓慢的叙述。

　　高小菲中学毕业后，就托人在市木材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当上了一名小工。为了每月能多挣五元钱，高小菲甘愿在工程队里跟男人们一样干一些和水泥、搬砖头的力气活儿，还要承受户外的风吹日晒。原因是她父母离异后，一家人就靠母亲微薄的工资养家度日，身为长女的高小菲下面还有正在上学的一弟两妹。后来，高小菲与队里的一个三级瓦匠草草结了婚。生完女儿后不久，高小菲经人介绍到了光明市场为摊主卖货。那时的“五爱”市场尚未形成规模，还只是一个自发的打地摊的早行市场。聪明的高小菲通过观察了解，渐渐地摸出了摊主上货的渠道，就干脆出来自己单干了。一开始，她的丈夫每天早晨还能骑着“倒骑驴”把高小菲和一包包沉重的货物送到市场，可当高小菲的生意稍微有了些起色后，丈夫就懒得再去上班了，整天游手好闲地待在家里，酗酒和赌博。这让高小菲心里极不痛快，但也只能偶尔发通牢骚。说多了，还可能招致丈夫不顾头尾的一顿暴揍，就这高小菲也忍了。直到有一天，丈夫因为嫖娼被抓，民警让高小菲拿三千元钱去派出所赎人后，高小菲终于受不了这份屈辱了。忍无可忍之下，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这个倒霉的婚离了。“我拿钱去派出所赎人的时候，简直就像被人强逼着，看自己丈夫与别的女人在床上鬼混。那种滋味简直让人连死的心都有。”高小菲咬牙切齿地说。

　　高小菲离婚的结果是，带着女儿搬出了两人共同建造的小家，在光明市场附近租了半间平房，大概也就五六平米的样子，还给了丈夫三万元钱。从此，每天清早上行，高小菲都不忍但又不得不把睡梦中可怜的女儿轻轻叫醒。然后蹬着“倒骑驴”带女儿一块儿去市场卖货。即使外出上货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光明市场正式建成后，高小菲倾其所有买了一个摊位，随着“五爱”名声的逐渐大噪，高小菲的生意也越做越顺了。到了女儿上小学那年，高小菲毫不迟疑地把女儿送到了昂贵的私立小学。

　　“我这么做是因为女儿打小跟我吃了太多的苦。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把女儿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我这辈子算完蛋了，可我不希望女儿今后走我的老路。”

　　高小菲如释重负地长叹了口气。

　　回到广州，我和高小菲刚到“广宾”住下，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阿玲因为卖淫被行政拘留十天。

　　告诉我消息的，也是光明市场的人，四十多岁，尖嘴猴腮，一脸的猥琐相。这家伙每次找小姐，都要先用一双随身携带的一次性方便筷子，俯身低头，奋力扒开小姐的私处，又是仔细查看又是用鼻子嗅，像个严谨的卫生防疫员。末了，扔下一句话：“颜色有点深，不新鲜，味也不对，太腥了。”说完，便呵斥小姐赶快走，别把他的床弄脏了，好像他受到了奇耻大辱。仅仅这么折腾一番，他当然有理由不付嫖费。简直是个变态。很多小姐见了他，像躲瘟神一样，拔腿就跑。

　　这个变态竟恬不知耻地说：“玩小姐我可是技高一筹的人。该看的地方，我都看到了，甚至比你们真刀真枪干的人看得还要仔细。但我不必开销。我不是在乎那几个臭钱，主要是现在的小姐太不洁身自好了，不讲究卫生，干了容易得性病。那就得不偿失了。花钱买罪的事情，我可不干。有那些钱，多上几条裤子，才是正事。”如果你问他，既然如此，干吗把人大老远地叫来折腾一溜儿够，你缺不缺德呀。他却不以为然：

　　“我那是替你们把关呢。我是大哥，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你们该感谢我才是。”听听，这是什么混蛋逻辑。

　　我打车来到拘留所，没费多少口舌，一个敞胸露怀的警察就将阿玲带到我的面前，说：“只有五分钟。”

　　我以为阿玲见到我会羞愧万分。起码也应该有那么点不好意思。但阿玲没有，见面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看我是不是比以前白了也胖了点儿?”

　　我无言以对。面对眼前这个没心没肺的阿玲，我真的有一走了之的冲动。“既然你他妈觉得这里比外面好，那就随便找个理，由，待在这里。很容易的。”我气哼哼地说。

　　阿玲低下头，眼中露出乞求宽恕的神情。“我、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我他妈生的哪门子气，又不是我待在里面。我只是你的一个普通朋友，顺路来看看你。一说人家就让见了，如果稍微有点儿麻烦，我可没工夫跟警察哕唆。”

　　“别生气了，好吗?”两行泪水挂在阿玲腮边。一只手紧紧拽住我的衣袖，生怕我跑了似的。

　　我心软了，怜悯之情油然而生。“我不想问，你也别跟我讲是怎么进来的，都是大同小异，没什么新鲜的。你就直说，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用钱能把你赎出去。我现在就去办。我带着呢。”我拍了拍鼓胀胀的裤兜。

　　阿玲轻轻摇了摇头：“都定了，十天。我已经待一星期了。还剩三天。嗯，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买点儿方便面和罐头?”

　　“没问题。”我站起身。那个胖警察走过来，这就意味着接见的时间到了。“多买点，越多越好。”

　　我不理解阿玲要求的“多”是个什么概念。我买了两箱康师傅和一箱番茄鱼罐头、一箱红烧猪肉罐头，想了想，又买了两大袋的榨菜和十根双汇。这些东西，即使阿玲顿顿吃，也足够她吃上三从二十四天了。结账时吓了我一跳，花了近八百元。这家拘留所指定的小卖店的东西比外面足足贵出五倍都不止。怪不得，他们允许家属随时接见：痛快得没有一句废话。

　　出了拘留所，我感到浑身乏力，一步都不想动，便找了家街边的大排档坐下来。开始，我只是想歇歇，要了一瓶珠江啤酒，点了两个凉菜。一瓶啤酒下肚，天上忽降大雨，街道上的行人纷纷抱头鼠窜。既然如此，那我就安下心来慢慢喝吧。雨停时，我已经喝了六瓶“珠啤”。但我意识很清醒，连一点儿醉意都没有。我只是有些失落，又要了四瓶，并把吃剩的菜打了包，准备回到宾馆再接着喝。今晚我非他妈要把自己灌醉，我还就不信了。

　　刚上楼，一阵催命似的电话铃声传来，在寂静的楼道里显得那么急促、刺耳。来到门前，竟然是从我的房间里发出的。我打开门冲进去抓起电话，里面出现的却是忙音，差了一步。

　　我用牙齿咬开啤酒，咕嘟咕嘟灌了几口。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再次响起，是琪琪的声音。“我都给你打一百个电话了，干啥去了?怎么才回来?”撒娇的琪琪透出她的可爱。

　　“忙了一天，才进屋。这么晚了，你在哪儿打的电话?”

　　“我从夜总会出来，在电信局的大厅。”

　　“冷不冷?”温暖包围了我。

　　“有点儿。但我能挺住。”电话中传来琪琪倔犟而有些调皮的声音，“你那儿天气怎么样?”

　　“白天穿长袖，晚间得加件毛衣。现在正下雨呢。”我喝了口啤酒。

　　“货上好了吗?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在温暖的南方，有些乐不思蜀了?”

　　“货订好了，后天就回。我得押些货，不能跑空趟。”

　　“那，我去接你。想不想我?”琪琪温柔的声音能拧出水来。

　　“想。订完票我在传呼机里给你留言。你快回去吧，外面太冷。”

　　“不，我偏不。”我仿佛看到琪琪的牙齿在打颤，身体正瑟瑟发抖。

　　“别犯傻了，再过几天咱们就能见面了。再说，长途这么贵，得多少钱呀。”

　　“我不管。听着，如果你想我，就给我唱一首思念的歌曲，我要求不高，中文的外文的，随便。”琪琪的声音明显小了许多。“想什么呢?快唱啊。”

　　“好吧，我唱一首《梨花树下》。”

　　“你骗人。《梨花树下》是首翻唱歌曲，是儿子想念母亲的，你什么意思?”

　　我哈哈大笑。“是我记混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我有点儿醉了，脑子一片浑浊。“那就唱《为了爱》。”

　　“我听着呢。”

　　我唱完《为了爱》又唱《安妮》、《她的背影》、《忘不了》，然后，琪琪又给我唱了几首英文歌。我周身热血沸腾，最后一瓶酒也被我喝光了。

　　“你先睡一会儿，我半个小时后再给你打。”琪琪毫无倦意。

　　“出什么事了?喂喂?”

　　琪琪已经撂了电话。

　　我忐忑不安起来，一整包烟也被我刚才抽光了。我想下去买烟，可又怕琪琪打电话过来找不到我着急，只好忍住。

　　终于，琪琪的声音再次传来。“你睡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你莫名其妙地撂了电话，我怎么能睡得着。”

　　“不告诉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不然，我没心思说话。”

　　“好吧。”琪琪停顿了一下，“我打车回去取钱了，身上的钱打光了。”

　　“天啊!你疯了吗?这么晚你还回去取钱，万一出事怎么办?”

　　“怎么，打扰你休息了吗?要是那样，我马上就撂电话。”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不冷?”我语无伦次地说。

　　“一点儿都不。值班的老大爷刚刚给我拿了件军大衣，可暖和了。那个老大爷长得很慈祥，还问我是不是给男朋友打电话。我说是。他说你男朋友是最幸福的男人。”

　　我的眼泪出来了，声音哽咽：“琪琪，我爱你，永远。”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我敢肯定，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女孩这么爱我。

　　琪琪撂电话时，已经是早晨七点钟了。这

　　个电话她整整打了十个小时，花了近一千元钱。

　　“有这钱，你坐飞机来都够了。”

　　“你真是个商人，就知道算经济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这是咱俩感情的见证，‘懂不懂?”

　　“我懂。”

　　“好了，我撂了。你睡一会儿吧，我也该回家睡觉了。”琪琪打了个哈欠，然后，隔着电话亲了我一下。这一晚，我俩在电话里已经“吻”了一万次了。

　　第一天，只出了三百条裤子。高小菲有些不高兴地问吴老板：“老吴，你不说一天有加工四百条的生产能力吗，怎么今天才出了三百?”吴老板抱歉地解释说：“厂里有几台新进的机器出故障了，我正找人抢修呢，一两天之内准能修好。到时候，我保证每天给你们发过去四百条。”“真晦气，偏偏这个时候机器出毛病，这不耽误我们批货嘛。万一因为出货慢赔了钱怎么办?”高小菲冲吴老板大声地吼了起来。“阿菲，不要这么激动嘛。”吴老板抹着额头上的汗水，低声下气地说。事已至此，我俩也不好再埋怨什么了。

　　第十一章

　　当我风尘仆仆地一手拖着拉杆上的地雷包，男一手托着肩上的地雷包走出站台时，一眼就看见了琪琪。琪琪穿着件乳白色的风衣，亭亭玉立地望着出站的人流。高小菲见状，忙匆匆走开了。我喘着粗气把肩上的地雷包放在地上，头上冒着腾腾的白色雾气。琪琪的眼睛潮湿了，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紧抿着薄薄的嘴唇。

　　我心头一热，不管不顾地冲过去将琪琪抱到怀里。这种场面，我在电影里时常看到，但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这么忘情，这么激动。

　　在出租车上，我问琪琪：“想我吗?”琪琪羞涩地把头转向窗外。

　　我把琪琪的刘海向耳后拢了拢：“看着我，想还是不想?”

　　琪琪的眼泪流了下来。

　　“心疼了吧?这不算什么，每一个出门做生意的人，都要经历这些。这是必需的。光看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想挣钱就得付出代价，再说什么没有代价?”我捏了捏琪琪柔软的肩膀，尽量轻松地宽慰她。

　　琪琪问我：“想吃什么?我请你。”

　　“还是我请你吧。我想吃烤牛肉，再来一大碗冷面。”

　　“那我们去‘三千里吧，那儿的烤肉最正宗了。”

　　吃完烤肉，我又张罗去看电影。

　　“好吧，今天都听你的。但我告诉你，今天是特殊情况，我可不会总这么依着你的。”琪琪娇羞地用脚擦着地面。

　　那是一部周星驰的搞笑片，我连片名都没有记住。我的手始终握着琪琪细嫩的小手，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屏幕上周星驰那夸张、无聊的搞笑。不知不觉间，我竟然枕在琪琪的肩膀上睡着了。

　　大平和小卫订的货到了。几乎与此同时。两人几天前的踌躇满志也随之荡然无存。

　　市场上现在有几家货跟他俩做的货是同一种布料，批得还不错。但人家选择的是做布料的反面——那样看起来，条纹清晰，错落有致。与布料的正面相比，反面的色泽也更纯正些。

　　刚到货时，大平和小卫以为他们选择做布料的正面是明智之举，可以出奇制胜，批货的要价比做反面的还高出十元。可一连三天，一条也没批出去。两人才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乱起来。降了十元，与批“反面料”的人同一价格，但还是没人肯拿。于是，又降了十元，照样“走”不动。两人终于绝望了，整天坐在货包上一言不发，像两个被霜打过的茄子，连气色都像。

　　我和高小菲从广州押回来的第一批货，连市场都没进，直接拉到库房批给了那些早已等候多时的老客户，三百条裤子一条没剩。

　　大平和小卫找到我，提出想代卖我的货。他们的心情我当然理解。自己的货批不动，挂也是白挂，倒不如腾出一半床子的位置，边批自己的货边零挑代卖我的货，两不耽误。

　　尽管，我心里不愿意——毕竟，我还差高小菲垫的十五万元钱，但我不能见死不救，他们是我的朋友，曾经有恩于我。知恩图报的道理我是懂得的。

　　第二天到货，我给大平、小卫和自己各留了三十条。我当然也不想让自己的床子空着，我不能让我花高价雇来的“裤样子”早早批完货回家睡大觉。零售比批发一条裤子少说要高出三五十元，碰上个大价，可能就得高出一百元。三十条裤子，不仅可以挣出他们的工资，连床子上的各种费用也出来了，何乐而不为。“土财主”们可不是傻瓜，蝇头小利也是钱啊!

　　快中午的时候，高小菲脸色阴沉地来床子上找我，见了我就气哼哼地说：“你马上把太平代卖的货收回来，他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找茬儿吗?”高小菲的口气不容置疑。原来。由于大平现在的床子离高小菲比较近，一些犹豫着想拿高小菲货的人，就被大平叫过来，告诉那些拿货的人说，我家的现货剩得不多了。但等两天就能大批到货，她不是批你们一百二十元嘛，到时候我批给你们一百一十元。拿这种高档货可不是小事情，一条差十元，一百条就差整整一千元，你们掂量着办吧。拿货的人见大平摊位上挂的货果真与高小菲家的别无二致。就信以为真，找到高小菲说她不讲信誉，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高小菲被问得一时摸不到头脑，开始还以为是我从中“做扣”，但又觉得不可能，细问之下，才知道是大平在里面瞎搅和。而高小菲显然不便直截了当去找大平论理，况且大平又是从我手里拿的货，就让我把大平代卖的货收回来。

　　大平这事做得的确是过分。确实令人恼火。可我真的很为难。我知道大平的这一无理举动明显是冲着高小菲去的，但他实在不该拿我让他代卖的“红门”货充当“由头”，而坑害了我对他的哥们儿义气。可我死活也拉不下脸来让大平在众目睽睽之下“摘货”。

　　我佯装恼怒地说：“高姐，你先别生气，我这就去找他。”这是我第一次张口叫高小菲“高姐”。高小菲怔了一下，态度才稍稍缓和了下来。

　　我几乎是在拥挤的人流缝隙中。一溜儿小跑去的大平摊位。“你他妈的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干的什么埋汰事呀!”我一屁股坐在大平的床子上，喘着粗气，瞪了大平一眼。大平正撅着屁股用皮尺为一位肥硕的壮汉量腰围：“有什么事咱哥俩儿一会儿再说，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卖货呢吗。”大平当然明白我的来意，嬉皮笑脸地扭头冲我挤挤眼。

　　大平总算把那位腰粗的壮汉糊弄走了。这么说是因为，那个胖子的腰围少说也得三尺八，而我这批货的最大尺码才三尺五。当然是大平在皮尺上下的“功夫”。

　　大平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怎么了，真生气了?”大平还是笑嘻嘻地明知故问。

　　“不管怎么说，高小菲跟我现在是搭档。你砸她的牌子不也是毁我的生意吗?本来高小菲就不同意让人代卖，这么红的货还用代卖吗?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好?现在倒好，高小菲直冲我撂脸子。你不是弄得我左右为难吗?”我不管不顾地冲大平大发了一通牢骚。

　　大平往地上吐了口唾沫：“我就是看不惯她那个牛×样，得得瑟瑟的，像自己做多大买卖似的。再牛×她他妈的不也是个臭卖裤子的吗?”大平这话就有点儿浑不讲理了。难道上货赔钱把他人也赔糊涂了吗?

　　“你这个人就是太爱记仇，这不是故意找茬儿吗?多大事儿呀，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完没了咋地?”

　　大平又干笑了几声：“没有没有。”然后有些尴尬地说：“你去跟她说一声，就说我不是有意的不就完了吗?下次肯定不会再出这样的事了。”

　　我没好气地说：“你说得倒轻松，有能耐你跟她解释去，我说不清楚。再说，我现在说什么她也不会相信的。”可我又不忍心让大平太为难，“这样吧，下午我们出去吃个饭，就说你买单。但你放心，哥们儿是不会让你出血的，完了我再把钱给你。”

　　“那怎么行，我请你吃饭是正常的，咱哥儿俩谁跟谁呀，但让我请那个婊子，呸，门都没有。”大平的犟脾气又上来了，“我才不干这种虚头巴脑的事呢。”

　　我拿大平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双手一摊说：“那这样吧，下午的饭我请，这回总可以了吧?”

　　大平面有难色：“你干吗这么让着她?为这么个臭娘们，看把你给折腾的。”大平用一种怒其不争的眼神望着我，又无奈地冲我撇撇嘴。我知道自己这是没事找事，给自己添堵。但事已至此，我总不能再火上浇油吧。

　　于是，我又找到高小菲，讪笑着，尽量诚恳地说，“我刚才问大平了，他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真的!”

　　高小菲轻蔑地“哼”了一声，怒气未消地点上一根细长的白摩尔。

　　“这事我看就算了吧。”我盯着高小菲吐出的蒙蒙烟雾说，“大平想下行后请你吃个饭，赔个不是。怎么样?”

　　“跟他这种人吃饭?”高小菲满脸不屑地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可没那个闲工夫。只要他别搅了我们的生意，比什么都强。”高小菲的话虽然有些盛气凌人，但她起码没再提让大平“摘货”的事，我心里也就踏实多了，自然也就没好再勉强高小菲。

　　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一连几天，“空运”的新货虽然落地就“亮”。但吴老板还是每天只给我们发过来三百条。终于，吴老板打电话过来。告诉高小菲机器的故障排除了，明天就能正常发货了，保证每天四百条。

　　我给琪琪买了台珠江牌的钢琴，连夜找搬家公司送到了琪琪家。今天是琪琪的生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果然，琪琪高兴得手舞足蹈。搂着我又亲又啃，身体还向上一蹿一跳的，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琪琪凝神静气地坐在琴凳上，一首接一首地弹着。我侧身卧在床上，一只手撑着头，静静地欣赏着琪琪专注可爱的神情，一种从未有过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半屈着膝盖，双手扳过琪琪的脸颊。郑重其事地说：“从今天起，不要再去夜总会唱歌了。下学后，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弹琴，准备考研，我养得起你。”夜总会演出要很晚才回家，我不放心。我不可能每天都去接她，毕竟我早上三点半就要上行。

　　琪琪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洁净的脸上闪着柔和的光芒。我轻轻捂住琪琪的嘴巴：“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琪琪肯定是想自食其力，这没错。琪琪曾经跟我说过，她从未想过要嫁给一个有钱人，她只想嫁给自己爱的人。琪琪对钱没兴趣，她班上有几个女同学傍大款，她从骨子里看不起她们，甚至为此不惜与其中一个特别要好的女生断绝了往来。

　　“我，听你的。”琪琪小鸟依人般将脸贴在我胸前。

　　当晚，我和琪琪到金城夜总会，找到那个肥胖的中年老板，提出辞职。中年老板好像并不感到意外，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但他还是请求琪琪能再多唱些日子。他的意思是。等他找到继任者，琪琪再离开也不迟。我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不再说什么。他知道我是大斌的朋友。

　　分手时，中年老板突然握住我的手，冒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祝你好运。”这话是他冲我说的，脸上的表情令人捉摸不定。如果他说“祝你们好运”我会非常高兴的，我也会得体地回他一句：“也祝你好运。”但我什么都没说，默默地拉着琪琪的手走出金城夜总会。我感到那家伙的话和脸上的表情特别别扭。这个令人讨厌的胖子。

　　大平和小卫一直把批价降到最底线的六十元(虽说他们这批裤子的本钱是五十六元，但由于裤子的成品率通常只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就是说有的裤子可能有瑕疵，再有批货常常会遇到批偏号码的情况，某一号码剩得多，到最后就得跳。所以，每条裤子再加四元钱是必不可少的)，批货还是不理想，每天只能“走”三五十条的样子。

　　终于有一天，我们仨下行后喝酒时，他俩开始互相埋怨起来。

　　小卫怒气冲冲地说：“当初要是听我的做反面，现在我们肯定赚了。这下可好，我们只能赔个稀里哗啦了。”

　　大平也不示弱：“你看你找的那个鸡巴厂家，做出来的裤子比别人家的短一寸，就算是做反面，也照样批不动。”大平说的也是事实。

　　小卫急了：“你别他妈的找借口，你就是眼光差，你什么时候进过‘红门货?说你还狡辩。”

　　大平骂道：“我操你妈，你骂谁呢?”大平被戳到了痛处，操起桌上的啤酒瓶子，被我一把拉住。但大平的另一只手还是打在了小卫的鼻梁骨上。于是，两人扭成一团厮打起来，结果，大平的头被小卫打破了，小卫也是鼻口蹿血。我勉强才把打得筋疲力尽的大平和小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

　　生意场上的风云，总是变幻莫测的。你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得意，要永远拎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这话好说，做起来就难了。那天早晨我一上行，就发现市场里的气氛明显不大对头。那些拿货的人到我摊位来看货的并未见少，甚至比往常还要多，看得也格外仔细。他们三三两两，彼此交头接耳，嘀咕着一些让人听不清楚的话，但就是没有一个人肯掏钱拿货。我有些不耐烦地躲到大过道上去抽烟。这时，高小菲急匆匆地走过来，抬手拽了我一把，接着继续往市场的大门疾走。我莫名其妙，只得快步追上高小菲：“你这是干什么?神神道道的。”高小菲这才放慢脚步，左右环顾着小声说：“出事了，我们的货被仿了。”我吃了一惊。我太知道“红门”货被仿后的境遇了：“你怎么知道的?”来到市场大门外，高小菲咬着下嘴唇，目光冷飕飕地望着远处即将发白的天空：“我早就料到了，我们的货早晚得被仿，只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仿货”就是一个高档品种卖火后，被仿造出来的品种，是近一两年才风靡服装市场的。“仿货”通常都是质次价低。以量取胜。

　　我把双手插在皮夹克的袖筒子里，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降些价怎么样?”我知道这个主意有点儿馊，但此时我觉得我还是说点儿什么好。

　　高小菲歪着头，想都没想就一口回绝了我。“降价?降多少?我们再降也批不过人家呀。他们的货刚一上行，就只批六十五元。”说完，高小菲又自问自答：“降十元二十元的，根本不起作用，再降我们就只有赔钱的份了。你知道我们后面还有多少货?是六千多条啊，这得赔到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儿?你说。”高小菲虎着脸直视着我，好像是我故意坏了她的生意。

　　“那，那我们就还按照现在的批价批?这不是等着死嘛。”我也急了。

　　高小菲把一双尖溜溜的小皮靴在马路牙子上使劲儿跺来跺去：“你说得对，我们就按照现在的批价继续批我们的货。对那些做仿货的人置之不理，就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但我们不是在这里等死，我们要随时观察他们的

　　销售情况。刚才，我已经见到了他们的仿货。虽然条纹、颜色、风格与我们的货几乎一模一样，但仿货的面料是纯化纤的，又轻又硬。攥在手里都能划出一条口子。我们要有耐心。先坚持几天再说下一步。我一会儿就给那个死老吴打电话，让他马上停止空运，后面的货暂时改为汽运。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成本这块先降下来。”

　　我点点头。

　　高小菲突然问：“你手里现在卖了多少钱了?”

　　“十来万吧。”我听懂了高小菲的意思。

　　“那能不能先把这笔钱还给我?”高小菲语气沉静。

　　“没问题。”

　　当天上午，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一块儿凑过来劝我降价。但他们并没有说出一个具体的价钱。他们是在待价而沽。我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的。他们认为，虽然仿货的质量不能与我的货同日而语，但批价相差太远。势必会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冲击。老实说，他们的话不无道理。但我始终微笑着，就是不搭腔。问急了，我才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是没办法，这批货的利润实在有限，降价就意味着赔钱。你总不能让我每天起个大早到这儿来赔钱赚吆喝吧?”

　　此后的几天，我的床子连批带小卖才出了八十条裤子，高小菲那边的销售情况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只能站在库房的角落里顿足捶胸。仰天长叹，却又无技可施。我真的很后悔，当初听从了高小菲的鬼话，孤注一掷，倾其所有。把宝全押在了这把货上。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些剩下的货能“跳”多少钱，怎么才能少赔点儿。再这么无谓地拖下去，我的神经实在是撑不住了。我要向高小菲讲明我们目前的处境，并尽快制订出一个“眺楼”的计划。不然天一热，想“跳楼”都找不到“窗台”了。

　　情急之中，我想到了大斌。上仿货那小子是市场里的新人，长着满脸的横肉，听说刚从监狱放出来。也许，对付这种人大斌会有法子。

　　大斌在电话里安静地听了我的叙述，没多说什么，只是一再叮嘱我，一切照常，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别跟别人提起给他打电话的事。我不知道大斌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也不便多问。

　　第二天一早，那家卖仿货的床子前，一如往常，热闹非凡。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双手叉腰。悠闲地站在大过道上抽着烟，满意地看着眼前的景象。拥挤的人群中，突然发生一阵骚动。

　　“胖子，不好了，有人用刀片划了我们的裤子。”

　　胖子挤进人群一看，傻眼了。一捆捆刚开包的裤子，几乎全被人用刀片“拦腰”划断。那家伙暴跳如雷，狠命地在地上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咆哮着：“谁干的?他妈的，是谁?有种站出来，老子一枪毙了他。”胖子蹲在地上，双手抱着秃头，无计可施，只能在那恶狠狠地骂娘。

　　快下行的时候，满脸横肉的胖子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恶狠狠地说：“你跟我出去一趟!”

　　“我不认识你。凭什么跟你出去?”

　　“少废话，让你走就走!”那家伙一把箍住我的脖领子。

　　“你他妈把手松开!”是小军，大斌的朋友，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床子前。

　　“你谁呀?”胖子也不甘示弱。

　　“我叫小军。”小军转向我。“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让我跟他出去一趟。”

　　“你是不是想找事儿?走，我陪你出去，看看你有多大能水。”小军拍拍胖子的肩膀。

　　“行，有种你等我一会儿。”胖子嚅动着厚嘴唇，掏出大哥大，“喂，二肥，我在光明市场，出事了，你马上过来一趟，多带点人，带上家伙。”

　　小军点上一根烟：“把准点儿说好，地方在哪儿?”

　　“市文化宫，一小时后。”胖子呼哧带喘地说。

　　“玩干净点儿，不许报警。不然，我让你永远也进不了光明市场，来一次我打你一次。”小军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狠劲。

　　胖子匆匆走了。

　　我惊魂未定地问：“是不是要出大事?”

　　“你甭管，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小军满不在乎地说。

　　一小时后，几辆白色面包车停在市文化宫对过的马路上。胖子涨红着脸，气急败坏地率先跳下车。紧跟着从车里呼啦啦下来足有二十来个人，每个人的手都揣在怀里，探头探脑的样子。但并不打算马上冲过来，好像在等什么人。

　　大斌、小军和几个人沉稳地坐在市文化宫的餐厅里，嘻嘻哈哈地打着牌。对眼前的情景视而不见。

　　一辆黑色的本田停在胖子面前。下来一个戴着墨镜、一身蓝色西服的人。与胖子先聊了两旬，然后，快步穿过马路，进了餐厅，“斌子。”

　　大斌抬起头，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冲打牌的几个人说：“这把我赢了，你们接着打，谁输谁请客。”说完，大斌与戴墨镜的人彼此拍着肩膀，亲热地说着什么。

　　墨镜冲胖子一招手。胖子屁颠颠地跑过来。

　　墨镜说：“斌子，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他找我是因为你兄弟的事。”

　　胖子怔怔地站在那里。

　　“叫斌哥。我在大北监狱的‘盘架，没少照顾我。赶紧赔个不是，算你小子命好。要不是我来，你他妈的，现在命都可能没了。你在道上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斌子手黑。”

　　“斌哥，我有眼不识泰山。你多担待。”胖子伸出手，但大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二肥，你这兄弟得好好教育教育，刚回来就想惹事，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是不是在里面押傻了呀。”大斌冲墨镜说。

　　“今晚你开‘铺，地方斌子挑。正好，咱哥儿俩也聚聚。”二肥冲胖子说：“快叫你那帮人赶紧滚，滚远点儿。”

　　胖子朝对面挥挥手，那些人上车，走了。

　　在酒桌上，大斌拍拍二肥，指着对面的胖子说：“听好了，今天我坐在这儿，是冲二肥，不是给你面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平吧?”

　　胖子眨眨眼睛，求助般看着二肥。

　　大斌说：“我不想在光明市场这片惹事，我嫌丢人。但你今天跟我兄弟小军叫板，就不能怪我了。跟小军叫板就是跟我叫板，我和小军的关系。二肥清楚。”二肥连忙点头。

　　“谁在‘光明闹事儿，就等于打我的脸，何况你是跟我兄弟。你打算怎么平这事儿吧?”

　　胖子脸都吓白了，求助般地看着二肥。

　　“你他妈说话呀，是不是就想这么算了?”大斌一拍桌子，茶杯里的水被震得洒了出来。胖子身边的两个人，迅速站起身，拔出腰间的手枪，将乌黑的枪口顶在胖子满头大汗的秃头上。

　　“我数到三，你给我个补偿数。听清楚没?一、二……”

　　“你要多少我给多少。行吗?斌哥。”胖子双手抱住头，惊恐地闭上眼睛，圆滚滚的身子好像在筛糠。

　　“我办事不能不讲究。说实话，你这把货赚了多少?”

　　“四、四万。”胖子仍抱着头，瓮声瓮气地说。

　　“那就拿这个数做补偿，剩下的货也不能再在‘光明里卖，愿意卖拿到五爱市场去卖，怎么样?”

　　“行行行。”

　　“马上打电话，让人把钱送过来。”

　　“我、我带了。”胖子从皮包里哆哆嗦嗦掏出两万块钱，起身递给大斌。

　　大斌一摆手说：“这钱不是给我的，是给小军的，跟我没关系。我和二肥一样，只是个中间人。对吧。”二肥讪笑着连连点头。

　　胖子又把钱递给小军说：“大哥，你点

　　点。”

　　“不用了，你不是差事的人，我知道。”小军不客气地把钱揣起来。

　　“咱们今天皆大欢喜。来，我敬你一杯。”大斌站起身。

　　胖子受宠若惊双手举起整杯的白酒，一饮而尽。大斌抿了抿，算是意思一下。

　　我终于明白了，大斌为什么没有直接去砸胖子的床子，而采取这种“迂回”战术。他这么干不费“一枪一弹”，还能顺便捞上一笔，何乐而不为呢?大斌的脑子的确不简单。

　　高小菲突然打来电话，让我火速赶到紫藤蔓文化餐厅，说有要事商量。

　　我俩还是坐在上次吃饭时的位子上。高小菲明显地露出了疲态，眼泡红肿。她挺直腰板，用腹部顶住桌沿，颇神秘地小声说：“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并没有离开奉城。”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高小菲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当然有关系了。”

　　“也许他们是在等谁家的新货吧。”我知道。那几个开时装店的大户都是专营西裤的，而此时的季节正是新货层出不穷的时候。

　　“现在市场里是进来了不少新货。但肯定没有谁的货比我们的更有档次”更打眼。这我也注意到了。高小菲接着说：“况且。他们卖我们的货卖得正顺手，我相信他们是不会因为市场里出现了仿货，就轻易停止进我们的货。时装店是永远也不会进那些仿货的，即使价格再便宜，也没人愿意砸自己的招牌。我分析，他们能有耐心留下来，一是想等家里反馈那些仿货在当地的销售情况；二来就是盼着我们的心理防线早点儿崩溃，然后再联合起来逼迫我们就犯，大幅度降价，他们好从中谋利。”

　　“那我们何不将计就计。多降些价，好让他们大批拿货，说不定，我们还可能保个本呢。再拖下去，我们可就死定了。”我终于忍不住流露出了自己保平怕输的真实想法。

　　“为了这批货，我是绞尽了脑汁。我们下这么大功夫和本钱，可不是为了什么保本儿的。我们是在做生意，做生意天经地义就是为了赚钱。该赔的钱，只要能赔个明白，我会一眼不眨地赔；可该赚的，一分钱都不能让它从我的手指头缝里流出去。”高小菲显然听懂了我的丧气话，“刚才，他们几个来找过我，让我降二十元钱，就把库房里的裤子全‘兜了。我都懒得理他们。我估计，他们是家里断货了，在催他们赶快进货呢。”正说着，我的“大棒子”响了，是一个时装店老板打来的电话，说来说去，无非一个意思，降价，每条降价十元，就“兜”货。我和高小菲不约而同地把身子探到桌子中间，高小菲也把耳朵凑到话筒旁。我们的脸几乎贴到了一起，彼此都能听到对方的呼吸，高小菲一个劲儿地笑着冲我摇头摆手。对方见我无动于衷，只好沮丧地挂了电话。

　　“我一直很奇怪。那个卖我们仿货的胖子怎么不卖了?”

　　“我怎么知道?”我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

　　“是不是你使的坏?”“你管那么多干吗?”

　　“干得漂亮，有些人就是欠收拾。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就对了。”高小菲隔着桌子在我的脸上轻轻掐了一把，“最多再等一两天，他们肯定会找我们拿货的。我保证。”高小菲的脸因兴奋而涨得通红，跟打了鸡血似的。说完，高小菲端起满杯的通化红葡萄酒与我连碰了几下，一仰脖。咕咚咕咚地倒进了肚子里。

　　第二天，我家只批了几份小货，那些时装店的大户们并没有到我的床子上来。而是齐聚在高小菲的床子前。他们并没有多言，就乖乖地跟在高小菲的屁股后面去了库房。

　　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真怕高小菲与那几个人达成什么幕后交易，那么最后的倒霉蛋就非我莫属了。因为是我把他们最后的报价毫不犹豫地驳回去的，堵死了自己的后路。

　　下行后，高小菲告诉我，说她今天批了六百条。我酸溜溜地说：“恭喜你了。”高小菲又问我批得怎么样?我如实相告：“只批了六十条。”高小菲稍稍犹豫了几秒钟，然后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仗义地说：“这样吧，兄弟，从今天早上起，咱们的货就算合到一块儿了。你看怎么样?无论谁批的货，都算是咱两人的，我们平分。”见我默不作声，高小菲继续解释说：“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今天我批了六百条，你批了六十条，平均一除，就是每家批的货了，也就是三百三十条。明天早上，咱们把各自的货清理一遍，点好数，然后，通通放到我的库房里，我的库房宽敞。我们每天下行分一次钱，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真正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了。”显然，高小菲是怕我多心。

　　“是不是先给吴老板汇过去一部分加工费?我怕吴老板那边不放心，到时候催我们就不好意思了。”我对高小菲的义气之举感激涕零，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打了个岔。

　　“我刚才给老吴打过电话，让他继续发空运。老吴一听，激动地在电话里一通嗷嗷叫，好像比他自己挣钱还高兴似的。”高小菲边说边哈哈大笑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生意重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现在，我连光明市场的大门都很少进了。每天早晨上行，就直接打车到高小菲的库房。库房离市场挺近，在一条僻静的胡同里，是一座旧式楼房的一楼。有拿货的人，服务员就往这里领。

　　尽管三月的天气还比较冷，风也吹得硬，但阳光很温暖。照在身上让人有种懒洋洋的感觉。我跟高小菲每人搬一条小板凳，坐在楼前批货。当天的货批光了，我才偶尔闲人似的进市场里溜达一圈，顺便收一收小卖的货款，然后，就找大平、小卫哥儿俩喝点小酒。日子过得悠闲而自在。

　　在去机场提最后一批货的路上，高小菲摇下车窗，指着道路两旁泛绿的树木，对我意味深长地说：“老天保佑，如果这天早一个星期热起来，我们这次可能就得白玩儿了。看来，人算不如天算哪!”

　　“经过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考验，我算是长足了见识，就算这批货不赚钱，闹个白玩儿也过瘾呀。”我得意洋洋地把头探出窗外，迎着温馨的春风，大声说：“高姐，我们什么时候去广州呀?我们再干它一把大的，现在我手都痒痒了。”

　　高小菲沉默着没有答腔。

　　“怎么了?你咋不说话?”我好奇地问。

　　“下次，你还是自己去吧。”

　　“你什么意思?不想再跟我合作了?”我禁不住问。

　　高小菲嘴角扯出一丝笑意，目视前方点了点头。

　　我尴尬地掏出根烟点上，也是想让自己镇定下来。

　　“宁海大师说，我们俩最近不宜合作。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合作，他说他现在也吃不准，只能慢慢等待下一次的缘分了。”

　　“上次他不是说我们俩很合财吗?”

　　高小菲犹豫了一会儿，说：“上次是上次，现在是现在。昨天宁海大师特意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最近的生意一个人干比较稳妥，尽量不要与别人合作。尤其是不要跟你这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合作。”

　　我悻悻地“哼”了一声，装作无所谓地随着车内的音乐摇头晃脑。既然高小菲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再说就有点儿软骨头了。好像没有她，我连生意都不会做了似的。

　　“生气了?”见我一直不再吭声，高小菲用她那骨节粗大的手指轻轻戳了戳我的头皮。“你放心，只要老天爷允许，我选搭档第一个就选你。到时候，我们的合作会更默契，干得更

　　漂亮。”高小菲不停地安慰我。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千年古训，用在现今的生意场上，照样行得通。想到这儿，我释然地笑了，望着怅然若失的高小菲，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屏住呼吸，迅速地捧起高小菲的脸，在她的额头上狠狠地嘬了一口。躲闪不及的高小菲双手捂住脸颊，害羞地把头扭向窗外。

　　除了一个吻，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感激和报答这个叫高小菲的女人。

　　第十二章

　　我打车来到琪琪家楼下，刚拉开出租车车门，一段低沉、忧伤的旋律从楼上飘进了我的耳际。我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站在楼下，欣赏着琪琪的琴声。我想象陶醉在黑白琴键中的琪琪，白皙修长的手指正在轻快地舞蹈，等待爱人的如期而至。

　　自从琪琪辞了夜总会的演出，每晚，都是坐在琴凳上，边弹奏着美妙的音乐，边耐心地等待着我的到来。等我进门后，琪琪将已经洗好、切好的菜放进大勺里烹炒。系着花围裙的琪琪俨然像个标准的小妇人，欢快地在厨房和客厅间穿行，嘴里还哼着歌曲。饭后，琪琪在狭窄的厨房里洗洗涮涮，然后泡好茶，温柔地坐在我身旁问：“是不是很累?”

　　“一天站下来，腰酸背痛的，还用说嘛。”

　　“我给你掐掐吧。”琪琪开始替我按摩头部，纤细的手指在我的额头、太阳穴处渐渐加劲儿，接着是颈部、肩膀、腰和大腿。

　　“舒服吗?”琪琪边按边在我耳边淘气地吹气。

　　我满足地笑着，并不言语。嘴里哼哼唧唧，像是在梦呓，身体酥软。筋骨复苏时，一股暖意好似从骨缝间油然而生，下体的反应在不知不觉中剧烈起来，让人欲罢不能。

　　我翻身将琪琪压在身下，气喘吁吁地扒去琪琪的外衣。

　　“还没按完呢，你着什么急。早晚还不是你的。”

　　“你在诱惑我，我挺不住了，现在就要。”

　　琪琪笑了，温顺地闭上眼睛，双手紧紧箍住我的腰。我把嘴探向琪琪丰满的乳头，轻轻吮吸着……一场痛快的性爱后，我赤身躺在床上，琪琪依偎在我的怀里。

　　窗外清冷的月光挂在光秃秃的树梢上，一片游云正悄悄掠过……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很日常，很放松，全没了白天卖货时的忙碌、嘈杂和喧闹。它让我沉静而满足于这简单的二人世界。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幸福吧。如果可能。我希望沿着这条幸福之路，与琪琪一起携手走下去，直至生命的终点。

　　平常，琪琪坐在琴凳上弹琴等我的时候，室内灯光是温馨柔和的橘黄色，流淌出的音乐或轻快或舒缓，让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感动，一种归家的渴望，催促我步履如飞地上楼，冲入爱人的怀抱。今天不同，琪琪的房间一片漆黑，音乐是那样的伤感、令人绝望窒息。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匆匆上楼。我轻敲了几次门，里面没有回声，房间里弥漫着的铺天盖地的忧伤旋律掩盖住了我的敲门声。我惴惴不安地握紧拳头，如擂鼓般，迅猛而急速地砸着房门。

　　房门终于缓缓地打开了，走廊里昏暗的灯光，照在琪琪身上，琪琪不适应似的本能地侧了侧身。琪琪垂至腰际的长发凌乱不堪，眼睛红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你怎么了?”我扳过琪琪的双肩，声音颤抖。

　　琪琪想努力地微笑一下，但显然不大成功。琪琪摇摇头，走回卧室，将头轻轻伏在琴键上。

　　“出什么事了?你说话呀!”我焦急地跺了跺脚。

　　琪琪缓缓抬起头，脸上挂满眼泪。“跟你没关系，是我爸爸的事。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爸患了肝癌，现在已经到晚期了，医院不再给他用药，因为，因为我们家里欠医院的钱太多了。医院要赶我爸出院。”说完，琪琪再次伏在琴键上嘤嘤地啜泣起来。

　　“欠多少?”

　　“十来万吧。”琪琪扑到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别着急，别着急，明早我去银行取钱，然后。陪你一块儿回哈尔滨。”

　　“不，我不想用你的钱。我、我会慢慢想办法的。”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钱不就是你的吗?现在救人是最重要的，咱们别分那么清楚好吗?”

　　琪琪不再说话，抬头望着我，泪水仍顺着脸颊簌簌地流下。这更让我心生爱怜。我们疯狂地互相亲吻着对方。琪琪发出轻微的呻吟，我俩不约而同地将身体重重地摔在床上。床垫下的弹簧发出一阵痛苦的咯吱声……

　　第二天，我和琪琪一起到工商银行，提出十万元，然后，将琪琪送上了飞往哈尔滨的飞机。我没有随琪琪一起走。琪琪的意思是，现在她父亲正处在重病期间，她要尽一个女儿应尽的孝道，不想分散注意力。她想等父亲的病情稳定后，再向家人讲明我俩的事。“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况且，我床子上的货差不多批亮了，该去广州了。

　　琪琪说得有道理。我不再坚持。

　　几天后，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我意外地遇到了高雄。高雄颧骨凸显，消瘦憔悴了许多，也白皙了许多，只是那种白并不自然，是惨白，显然是多日不见阳光所致。但高雄的精神头十足。一路上，与我絮絮叨叨说个没完，还不止一次地问我“你觉得我的气色怎么样?跟平常人比如何”之类不明所以的话。我的回答也有些模棱两可：“还不错，你本来长得就挺白的。”

　　“戒毒不容易，恢复身体更需要时间，你说对吧?”

　　“那是，但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很好。”我搞不懂高雄干啥这么在乎别人对自己气色的评价。

　　“你听说了吗?小慧跑了，还把我的钱全卷跑了。”

　　“是吗?为什么?”

　　“对我没信心了呗。女人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几年我吸进去差不多八十多万吧，还耽误了几把好生意，这东西他妈的太误事。”

　　“你，是怎么开始吸毒的?”我的确有些好奇。

　　“开始在广州，只是跟老广们‘溜着玩，没事闲得慌嘛。我总不能天天打炮吧。那东西勤了也没啥意思，一进一出就那么点事。有时想想，挺他妈单调的，像机械运动。”高雄笑了笑，“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好，我的庆祝方式也不再仅限于喝酒泡妞了，变成了吸两口。当时我想，这也要不了几个钱，顶多是一把生意赚的零头。等上了瘾，想戒，已经来不及了。前两年，我只在广州吸，回奉城该干啥干啥。实在想得不行了，就飞广州住上些日子。但是从去年初开始，我就身不由己了，像有蚂蚁在咬我的骨头，吸我的骨髓。一天不吸都不行，钱也对不上位，被小慧发现了。我干脆破罐子破摔，开始扎针，身上扎得密密麻麻的，全是针眼。小慧带我到戒毒所去戒毒。谁想到这毒瘾越戒越大。出来后，剂量嗖嗖地往上蹿。你戒过烟吗?”

　　我点点头。

　　“就是那种感觉。复吸就像戒烟又抽烟的人。那些隐藏在你体内的小瘾虫子并没有死，只是隐藏得更深了。一旦有机会。那些小虫子便蠢蠢欲动，厚积薄发。剂量加大后，想降下来，比他妈登天都难。”

　　“那，你一共戒了几次?”

　　“三次。第二次复吸后，小慧就没信心了。把我扔到戒毒所后，就人间蒸发了，只留给我两万块钱，说是给我戒毒的。再戒不了，就等死吧，但她会回来给我收尸的。”

　　“那这次你戒成功了?”我半信半疑。

　　“你看呢?我像不像戒了的样子?”高雄像个孩子似的，冲我眨了眨眼睛，自言自语道，

　　“人怕逼。马怕骑。我不光要戒毒，还要重新把生意发扬光大。到时候，让那个婊子后悔去吧。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哈哈哈哈……”高雄似乎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开心地笑了。

　　“怎么样，跟我一块儿住华安吧，房钱我掏。”下飞机后，高雄说。

　　“那怎么行，一人一半。”

　　“跟我瞎客气。”

　　“那倒不是，我只是觉得受之有愧，不想给你添麻烦。”

　　“AA的道理我懂，但不适合咱们东北人的性格，说出去让人笑话。好了，别争了，我是大哥听我的。”

　　一进华安宾馆，我便体会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前台那几个身穿蓝色职业装的女孩，见了高雄，争先恐后地围上前与他打招呼。

　　高雄拍拍这个脸蛋，捏捏那个屁股，女孩子们欢快地嗷嗷一通乱叫，跑开又聚拢，眼睛睁得大大的。

　　高雄打开行李箱，从里面掏出几包“红梅”味精和几包“不老林”糖，扔在前台，说：“这是奉城特产，人人有份，别打起来啊。等你高哥上完货。请你们消夜唱歌。”

　　“哪天呀?哪天呀?”女孩子们七嘴八舌。

　　“到时，我会提前通知你们的。”

　　“上次你就没兑现。”

　　“这回一并补上。算我将功补过，好了吧?”

　　女孩子们嬉笑着，各取所需，跑开了。

　　进了房间，我将身体重重地摔在床上，四仰八叉地躺下。“真有你的，跟这些服务员也能打成一片。”

　　“逗她们玩玩，但也不白逗。有公安夜里查房，她们会第一个通知我。还有，这些小妞也都挺开放的，差不多都让我‘办过。还不要钱，咋给都不要，跟女共产党似的，好像给钱反倒见外了，是在侮辱她们的人格。”说完，高雄又笑了。

　　我打了个哈欠，坐起身，拉着我的旅行箱往外走。

　　“你干啥去?”

　　“到楼下，先把钱存上。”

　　“等会儿，我跟你说个事。”

　　我重又坐下，高雄递给我一根烟，点上。“是这样。我这次来，只带了一万块钱。”

　　“什么，一万?”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一万。”高雄加重了语气，伸出一根食指在我面前晃了晃。

　　“那你还坐飞机住宾馆?”我都听傻了。

　　“这你就不懂了。越是没钱就越得坐飞机住宾馆。实话跟你说，这一年多来，我的信誉每况愈下，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吸毒的事，老广们全都知道了。所以，他们现在与我打交道慎重多了。以前，一个老广就敢赊给我一百万的货，连欠条也不用打。现在不行了，他们怀疑我还在吸毒，我得借你的现金在他们面前亮亮相。你放心，就用一会儿，等他们一会儿来的时候。然后，你再到下面存也不迟。你带了多少现金?”

　　“三十五万，我的全部家当。”

　　“你把钱散开，放到我的床板下面。”说着，高雄掀开床垫立在墙壁上，好像我已经答应借他了。我犹豫着，没动。高雄走过来打开我的旅行包，“哗”地把一捆捆崭新的钞票倒在床板下，弯腰看了看，又蹲下身，将钱散开又聚拢，尽量显得钱堆大点丰富点。

　　我像个木偶似的立在那里，任凭高雄随意地摆弄我那些血汗钱，脸都白了。

　　高雄把床铺铺好问：“怎么了?坐呀。”

　　我木然地坐下，舔了舔干干的嘴唇，自顾自地点了根烟。

　　门开了，阿玲走了进来，随手将门锁死。

　　“你怎么来了?”阿玲上前抱住我。

　　“带来了吗?”高雄迫不及待地问。

　　阿玲瞥了一眼高雄，没好气地埋怨道：“峰哥在你这里，你怎么不事先说一声?”说完，阿玲转身就要走。

　　高雄横在阿玲面前，说：“宝贝，别耍小孩子脾气。快点儿，先给我再说。”

　　阿玲瞥了我一眼，撩开裤腿从长统袜里拽出一盒杜冷丁，又从皮包里拿出针头针管。“你去厕所弄吧，别让峰哥看见。”

　　“哟，你见了万峰怎么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他又不是你亲哥。没事，都是朋友。躲躲闪闪多不够意思呀。”

　　我没理他们，继续面无表情地闷头抽烟。

　　高雄把杜冷丁和针头针管放在床头柜上。“兄弟，别介意，哥们儿实在挺不住了。来，阿玲，帮我一把。”高雄把袖子高高挽起。

　　“我不管，我以后再也不管了。”

　　“我这不是技术不过关嘛。快快快，我都急死了，快呀。”高雄脸色有些愠怒，看得出，他是强忍着才没有发作。

　　“万峰，你快说句话。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你会理解哥们儿的。”

　　我抬眼看了看阿玲，摆了下头。阿玲将胶带管子绑在高雄裸露的手臂上，食指和中指并拢，在臂弯处使劲儿拍了拍，又熟练地用打火机在针头下撩了撩。感觉上，阿玲比医院的护士更专业。

　　我看见高雄殷红的血液在针管里忽多忽少，进进出出。高雄龇牙咧嘴，面如死灰，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淌下来。“你这不是花钱找罪遭吗?”我实在不解。阿玲神情专注，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再说下去了。我有些恶心，只好将头转向窗外。

　　窗外骄阳似火，海珠广场行人寥寥。我感到一阵眩晕，胸腔憋闷。

　　高雄慢慢躺在床上，用一条毛巾蒙住脸，好一阵子没说话，安静得像个熟睡中的婴儿。

　　过了一会儿，高雄大汗淋漓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不住地用毛巾擦拭着额头上不断冒出的汗水。接着，高雄坐起来，靠在床头做了几个扩胸运动，跳下地，把湿漉漉的被子堆到枕头上，舒服地侧身一倒，打起了传呼。

　　“万峰，算哥们儿欠你个人情。”高雄坐起来，“你和阿玲慢慢聊，叙叙旧。我去冲个凉，精神精神。”

　　高雄冲完凉，穿戴整齐，对我说：“一会儿跟他们下去吃饭。为了考验我，肯定得拼命灌我酒。”

　　“考验你什么?”

　　“你不懂。吸毒的人通常是不能喝酒的。酒和毒品相‘克。”

　　“那你还喝酒?”

　　“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我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就得把自己这一百多斤豁出去。你呢，少喝点儿，保持清醒，万一我脸色不对，马上扶我去厕所。你得随身带着矿泉水，最好是冰的，还有一副一次性筷子。如果我晕过去的话，别慌，用筷子把哥们儿的嘴撬开，然后，含一口矿泉水往我脸上使劲儿喷。”

　　“这事你还是交给阿玲吧，我没经验。”

　　“她怎么能进男厕所。哥们儿这次玩的是空手道。我一定得弄一批货回奉城去，不然，哥们儿就彻底垮了。我不甘心哪。”高雄长叹一声，两手不停地搓着瘦削的脸颊。那个曾经春风得意的高雄落到这般田地，既让人心生怜悯，又让人觉得他是自食其果，罪有应得。

　　阿玲始终坐在我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偶尔目光与我相遇，又迅速移开。阿玲的目光满含歉意与自责。我轻轻拍拍阿玲瘦削的肩膀，以示安慰。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烦乱的心绪。

　　老广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有的我认识，有的只是面熟。大家横七竖八或倒或卧在床上，随意地聊着天。有人问：“阿雄，听说小慧和你分手了?”

　　“分了，友好分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爱情的帆船抛锚的时候，我们应该友好地说声——拜拜。房子一人留一处，钱，一人一半。哥们儿够仗义吧?想当年，我是白手起家，我上货她批货，夫唱妻随配合默契。以后怕要苦了我了，上货批货一把抓。相当于又当爹来又当妈，难啊。”高雄让倒在床上的人起来，随手

　　掀开床垫，“这些，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要二次创业了。”

　　“哇，不少了。这几年，你‘飞了有几十万了吧?现在和小慧分手，还剩这么多。”

　　“不多，才五十来‘个儿，毛毛雨啦。”

　　“这次来，你是彻底戒毒了?”

　　“那当然。不然我怎么好意思来广州见朋友。一会儿，咱们酒桌上见，非喝趴下你们几个不可。让你们看看，戒毒后的阿雄，在酒量上还是雄风不减当年。”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比试比试。”

　　一群老广搂着高雄往外走。

　　“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我和阿玲有点儿事。”我故意将阿玲抱在腿上，身体上下晃动。

　　“你是侍候不好阿玲的。阿雄怎么样?号称‘亚洲一号，到阿玲那里都阳痿。算你两个，到里面都谁也碰不到谁，她那里太宽敞了，像个客厅。都是这些年我们用人民币喂大的。”

　　“人民币喂人民的×，合情合理，就当我们扶贫的啦。”这些人越说越起劲儿，广东人的嘴上功夫永远一流。

　　他们走后，我和阿玲匆匆拎着皮包，到一楼的工商银行把钱存好，我那颗怦怦乱跳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那天，我们先喝啤酒，干了几杯后，高雄就大声嚷嚷着要换白的。高雄说：“我这次来是想上现货，要高档的，低档的自给也不要。今后。我只玩高档货。我的档口已经闲了四个多月了，我要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是啊，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是做高档货利润大。做品牌，把眼光放长远嘛。小打小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言为定。”高雄边说边给在座的斟满白酒。

　　两瓶茅台喝完，高雄还嫌不过瘾，又要了两瓶五粮液。此时，有几个人已经喝醉了，趴在桌上连声求饶。

　　高雄在桌下掐了一把我的大腿，强忍着脸上痛苦的表情。高雄的五官像包子上的褶子正向中央聚集。我心领神会，站起身对高雄说：“我要上厕所，你去不去?”高雄得了大赦一般站起身，一边冲桌上的人嚷嚷：“我先上趟厕所。回来接着喝，谁也不许临阵脱逃。”

　　走出包房，高雄气喘吁吁地在我耳边悄声说：“上三楼，下面容易碰见他们。”高雄的确是个有心计的人。

　　在厕所里，高雄将头冲着马桶，干呕了几声，但并没有吐出什么内容，只是些气味难闻的在胃里发过酵的酒水。我想扶他坐在马桶上，高雄摆摆手，身子渐渐蜷缩下去。突然，高雄身体抽搐，脖子一梗，眼珠子往上翻了一翻，晕了过去。我慌了神，哆哆嗦嗦地掏出筷子去撬高雄的牙齿。高雄牙关紧咬，像是在故意与我作对。高雄脸色蜡黄，满头汗水。我把手放在高雄的鼻子下试了试，没有呼吸。我顺手掰折筷子，将筷子的毛刺一端塞进高雄的牙缝，一使劲儿，筷子断了，再试，血顺着高雄的牙缝流了出来。一定是筷子扎破了下牙床。我顾不了那么多了。继续使劲儿撬，高雄的牙齿终于出现了松动。我含着矿泉水，在高雄脸上喷了好几口。高雄“啊”地大叫一声，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聚集在胸口的一口气喷薄而出。高雄将下颏抵在胸前。闭着眼睛，好一阵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缓缓抬头冲着我微笑。“哥们儿终于又活过来了，没事了。”高雄像是在安慰我，“我命硬，死不了的。”

　　我心有余悸地搀扶起高雄。高雄洗了把脸，漱了漱口，大着舌头说：“走，接着喝，我不能半途而废。”

　　回到酒桌上，阿玲将事先倒好矿泉水的酒杯悄悄推到高雄面前。老广们三三两两地扯着嗓子胡聊。没人注意高雄和我。

　　“来，中场休息结束，现在是下半场。谁不服，干一个。”高雄摇摇晃晃，手掌把桌盘拍得乱颤。还有几个尚处在半清醒状态的老广你推我让，纷纷将椅背后仰，双手在胸前作投降状。其中一个胖子后仰的角度大了些，四脚朝天摔在地上。众人哄笑着，胖子揉着后脑勺，嘴里哎哟哎哟叫唤着：“他妈的，要知道这样。还、还不如把酒干了呢。”

　　“谁也别躲别藏，看到了吧，躲就是胖子这样的下场。”高雄不依不饶地说。那几个醉眼迷离的老广只好硬着头皮，咽药似的陪高雄把酒杯里的酒喝了。

　　单是高雄买的，整整四千元。掏钱时，高雄从容镇定，连眼都不眨，还潇洒地给了小姐一百元小费。

　　挣过大钱的人，出手就是大方，有气魄。如果换了我，身上只带一万块钱，即使我想出来蒙骗，我舍得坐飞机住宾馆吗?我舍得在一群醉鬼面前花四千元请客吃饭吗?我能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勇气吗?我能不为自己留点“后手”吗?我不能，想想都令人腿发软，心发虚。

　　躺在宾馆漆黑的房间里。尽管我很累很疲倦，但我睡不着，这些问题困扰着我。高雄也没睡，平躺在床上抽烟。微弱的火光下，高雄的脸忽明忽暗，显得心事重重，只有那双大大的眼睛愈发明亮，怔怔地盯着天花板。

　　“老实告诉我，阿玲也吸毒吗?”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

　　“我只是随便问问。”

　　“阿玲在成都就吸。戒毒后来广州又拣起来的，算是我的前辈呢。本来她是想远离那些毒友，谁知，离了狼窝又入虎穴。她早已经认命了。”高雄坐起身，“好了，咱们不提她。我跟你说点正事。”

　　“正事?你现在的正事不就是想方设法把货骗到手吗，你的把握有多大?”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么说，你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我用的这种手段太残忍，我是有点于心不忍。但话又说回来，这些年。那帮老广在我身上没少挣，起码三五百万吧。”

　　“你是在给自己找痛下决心的借口，我懂。”

　　高雄在黑暗中微微笑了一下：“我只是想说，我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冷血动物，扪心自问，我身上的血也是热的。”

　　“那你更该踏踏实实回去把毒戒了，然后再来广州，向他们说出实情。看在这么多年合作的分上，他们会赊你些货的。”

　　高雄摇了摇头，冷冷一笑：“我太了解这帮老广了。生意好的时候，谁都跟在你屁股后面转，一旦出了事都躲你远远的。生意场上没有朋友，只有利益，说白了，是钱在作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着钱在转。我不会冒险跟老广提赊货的事，那样很可能会被拒绝的。到时候，我再想空手套白狼，门都没有。这次我‘崩他们一批货，就当是赊他们的，等有了钱，我会如数奉还。真的，你信不信?”

　　“你这是在安慰自己的良心，请求老天的宽恕吧。我可没工夫陪你扯淡玩。”说完，我抓起电话，打到阿玲的房间。

　　“喂，喂。”电话响了好一会儿，才传来阿玲有气无力的声音。

　　我不说话。

　　“是峰哥吧?”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有预感，阿雄都告诉你了吧?”

　　“告诉我什么?”

　　“别装了。瞒得过初一瞒不过十五。今天见到你，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晚了。人生苦短，我要及时行乐。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就当咱们从来不认识。我也不配做你的干妹妹。”

　　“你真是这么想的?”

　　“是。”阿玲的语气不容置疑。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约吴老板在海印布料市场见面。我俩选中了一种进口布料，订了

　　五千米。

　　“不再多转转?”吴老板问。

　　“不了，挑多了会眼花的。我相信第一印象。”布料行的老板让我们傍晚来提货。

　　“那。你跟我下阳江散散心吧。”吴老板好像看出了我有什么心事。

　　“不了，我在广州等吧。提货时，我一块儿把加工费给你结了，货做好后我从广州押货回去。”我之所以这么痛快把钱交给吴老板，是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次来广州凶多吉少，我怕节外生枝，万一高雄管我借钱如何是好?我想尽快逃离阿雄和阿玲。当然，我也惦记琪琪，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回到了奉城。自从琪琪去哈尔滨看望她患了重病的父亲，我们就再没有联系。几天过去了，可琪琪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生怕有什么意外。可转念一想，她父亲病重，琪琪一直在医院照顾她父亲，肯定没有心思给我打电话。想到这里，我悬着的心踏实了不少。

　　提完布料，吴老板连夜雇了辆面包车返回阳江。我闲着无聊继续陪高雄和几个老广去吃饭喝酒。

　　看来，高雄的确经受住了老广们的考验。高雄要酒时。几个人同时摆手拒绝。“酒免了，咱们谈正事。昨晚的酒现在还在脑子里翻腾呢。”高雄只好故作无奈地作罢。

　　饭桌上，高雄从老广们带来的十几种裤板里，挑中了三种，各订了一千条，并约好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华安宾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老广们直夸高雄好眼力，价格上也是一让再让。总货款五十万元。有两个带来裤板的老广，因为高雄没能相中他们的货而闷闷不乐。我在心里却为他们暗自庆幸。

　　夜里，我睡不着给阿玲打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阿玲“啪”地把电话挂了，再打，忙音。我这是何必呢?非要劝她回头是岸吗?

　　第二天，高雄很早就出去了。回来时，整个人春风满面，精神抖擞。我知道，高雄是去找阿玲扎针去了，不然，他不会如此亢奋，还喋喋不休地与我絮叨个没完，说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话，语速很快，和平日里喝醉酒的酒鬼别无二致。据说，酒后的人话多利于醒酒，话密意味酒精挥发得也快。果然，吸毒后话多的人也有同一功效。

　　大约九点钟，高雄一切如常，开始洗漱，又褪掉身上笔挺的西裤和皮鞋，换上睡衣、拖鞋，冲我诡秘地一笑。我不明白，他又在搞什么名堂，也懒得问。

　　宾馆大堂前台来电话，让高雄下楼点货。

　　“哥们儿，你陪我下去一趟，一会儿就上来。”

　　我懒得动。

　　高雄过来拽我：“哥们儿，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求求你了，老弟。”

　　我拗不过高雄的纠缠，只好随他乘电梯下去。三个货主都到了，宾馆门前停放着三辆客货两用车。

　　“你帮我点一下货，我带各位上楼结账。”高雄指挥着我，好像我是他的马仔。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驳他的面子。

　　每包一百条。编织袋上标得清清楚楚。这时，从马路对面停放的一辆货车上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冲我说：“我是阿雄的朋友，我负责把货拉到汽运站。”说完，一挥手让跟过来的几个人开始卸货，把货包扛到对面的货车上。我刚要转身上楼，那人喊住我：“等一下，等我们走了，你再上去。”

　　“为什么?又没我什么事。”

　　那人挡住我的去路：“就一根烟的工夫。”他的口气不是在求我，更像是在下达命令。他递给我一根烟，帮我点上，便不再说话。货装整齐后，那人跑到马路对面，上车扬长而去。

　　我刚进屋，高雄问我：“数对吧?”

　　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高雄掀开床垫，从里面拽出一个鼓胀胀的黑色手提包，拍了拍上面的尘土：“来，结账。”高雄刚把拉链拉到一半，楼层的女服务员进来喊：“阿雄，电话。”

　　高雄不耐烦地说：“我不去接，让总机转到我屋里来。没看见我正忙着呢吗?”

　　“客房电话正在维修，所有来电只能到服务台去接。”

　　高雄把手提包随手往墙角一扔，趿拉着拖鞋满脸歉意地说：“抱歉，稍等片刻，我马上回来。”又冲我笑笑说：“兄弟，帮我看会儿包。”

　　等了一会儿，见高雄还不回来，其中一个老广来到走廊。发现高雄已经不见了。忙问女服务员：“阿雄呢?他不是来接电话吗?”

　　“下楼了，他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就匆匆忙忙下楼了。好像有要紧的事。”

　　那个老广神色慌张地回屋拉开墙角的手提包，只见一团团皱皱巴巴的报纸下，是两块半拉的红砖头。“妈的，我们被阿雄给耍了!”我心里猛地一惊。那三个人呆怔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一个人拍着大腿说：“快报警。”

　　我起身想去洗手间，一个老广拦腰把我抱住：“你不能走。”

　　“你他妈有病啊，是你们和高雄做生意，又不是我，松手。”

　　另外两个人也过来拽我：“你跟高雄是一伙的，你俩合起来骗我们的。”

　　两个警察走进来问：“怎么回事?”

　　那三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了好半天，才把事情讲清楚。其中一个瘦矮的警察指着我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凭什么?我还得在这等货呢，晚了，你负责呀。”

　　“少废话!”瘦矮的警察一脚将我踹倒在墙角。

　　到了派出所。瘦矮的警察先向我交代了一番政策，然后，将一把吱吱作响的椅子往屋中央一蹾。“坐下，老实交代吧。如果我们抓到了你的同伙，对你，我们可要从严处理了。诈骗五十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你蹲个十年八载的。到时候，你的青春将在监狱中度过，懂吗?”

　　我将来广州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但我没有讲高雄吸毒以及行骗的计划。我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搞不好，真可能被高雄连累了。

　　瘦矮警察将笔录本递给我，让我签字。签完字后。我问：“我可以走了吗?”

　　“我的同事和那几个受害人已经飞往奉城了，你得在这里等着。只有证明了你与这次诈骗活动没有关系，我们才能放人。”

　　“什么?那万一你们抓不到高雄呢?我、我难道要在这里待一辈子?”我急得快要哭了，嘴唇哆嗦。

　　“你说得对，直到我们找到那个家伙为止。”说完，瘦矮警察把我带到一间装有拇指般粗的铁栏杆的屋子。打开门，“进去吧。”里面黑糊糊的，有几个人影在晃动。

　　“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我抓住铁栏杆不撒手。

　　瘦矮警察掏出明晃晃的手铐。训练有素地砸在我的手指关节处。我疼得一缩手，松开栏杆。那个警察顺势一脚，将我踹了进去，然后，“咣当”一声锁上铁门。看来，这家伙对我这种“无赖”早已见怪不怪了。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那道大门出出进进了许多人，有的被行政拘留，有的被送往分局看守所。只有我一个人无人过问。直到有一天，瘦矮的警察和吴老板出现在我面前，让我交了三千元罚款，才把我放了出来。我刚想问为什么，吴老板冲我使了个眼色，我只好闭嘴。警察问吴老板：“要开收据吗?”吴老板连忙摆手。我随着吴老板走出派出所。

　　“为什么要罚我款?我他妈招谁惹谁了?平白无故关了我这么多天。”

　　“他们说你协助阿雄诈骗，还要拘留你呢。幸亏我找到熟人。才把你放出来。”

　　我叹了口气：“这他妈算什么事呀。”

　　“跟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那三个被阿雄

　　骗的人抓不到阿雄，就只好拿你出气啦。是他们花钱雇警察把你关起来的。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搭理阿雄了。吸毒的人的话是听不得的。”

　　我点上根烟。“吴老板，谢谢你，这次多亏了你。货怎么样了?发到奉城没有?”

　　“货早就运到广州了，可我联系不上你，怎么发货?”

　　“高雄这个畜生，他可把我给坑苦了。我绝饶不了他。”

　　第十三章

　　事不宜迟，今晚我必须得往奉城赶。这批布料本来就不是“独门”，很有可能与市场的人“撞车”，现在又碰到这么一档子倒霉事，平白无故地耽误了一星期。坐飞机要等到明天中午才有航班。况且，坐飞机我不能带太多的货。空运的费用我承受不起——只有遇到红门货，又赶上家里供货不足，我们才会不计代价地选择发空运。现在，我只能坐火车押货回奉城。

　　我和吴老板先到他的库房验货，然后，又给张光打传呼，约定晚上替我送十包货。剩下的发汽运。张光是专门在广州火车站送站的，我们市场的人没少与他打交道。张光手下有一帮人，个个身强力壮，随叫随到。张光送货是明码实价，一包货从站前送到车厢二十元，春运期间上浮一倍，每包四十元。我与张光这类人打交道一向是很谨慎的。每次都是他或他的手下拎两包货，我拎两包，紧跟在他身后。他一走快，我就疑心他会拎着我的货逃之夭夭，便只能疲于奔命般地快步追赶。这次是我头一回只身押十包货回去。

　　高雄曾笑话我疑心太重。几乎每次高雄让张光送站，起码送十个“地雷”，自己像个甩手掌柜的，慢悠悠地踱在后面，像对自己的亲兄弟般放心。有一次，高雄有事不能离开广州，让张光押二十包货回奉城，所有费用加起来一万块钱。高雄那二十包货，价值起码二十万。我问高雄：“你就不怕张光半道把你的货转卖了?”

　　“做生意讲的是信誉。他是吃扛包送站这碗饭的，一锤子买卖对他没有好处。”

　　“那万一他哪天不想干了，想离开广州，‘崩你一把怎么办?”

　　高雄犹豫了一下说：“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你说得也有道理。你们文化人总是喜欢把别人往坏了想，是吧?”高雄是在揶揄我。

　　我之所以想起曾经与高雄的这段对话，完全是因为高雄几天前的行骗行为。说这话时的高雄是多么的单纯，甚至有些幼稚。

　　到了北京站转车时，我望着行李架上的十包货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问我：“要送站吗?”

　　我“送”字刚出口。那几个人便一人手提肩扛两个包往车下跑。我急了：“你们知道我去哪儿?”

　　“下去再说。”一个领头模样的人说。

　　到了车下，我问：“一个包多少钱?”

　　“一百块。”

　　“什么?你这不是他妈抢钱吗?我不用你们了。”

　　领头的人将一张狰狞的脸凑向我，一口臭气扑面而来：“那好，你把这段的钱先结了?”

　　“就这么两步道怎么给你钱?再说，又不是我让你们扛的。”

　　“少废话，一个包五十元，少一分你别想离开一步。”领头的家伙口气强硬。另外几个人将包堆到五米开外，围上来，挡住我的视线。

　　我该不是遇到劫匪了吧?“用你们可以，那要是包丢了怎么办?”我只好认命。

　　“你把心放肚子里，我们保证万无一失。我们可是北京站的先进送站班组，我们才不会拿我们的声誉开玩笑呢。出发!”

　　几个扛包的人健步如飞，冲上天桥，一转眼就不见了。这伙人黑是黑，但信誉还是有的。等我和领头的人来到月台上，那几个人正坐在我的货包上抽着烟呢。

　　到奉城站，我又被黑了一道。送每个包出站五十元。一路下来，光扛包钱就花了我一千七百块，加上广州到北京。北京到奉城两个路段的罚款，正好两千五。差不多顶半个空运了。

　　我把货拉回家，匆匆洗了把脸，换了套干净的衣服，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就直奔琪琪家。琪琪的房间一片漆黑，我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丝毫的动静。我给琪琪留了张字条，塞到门缝里，告诉她回奉城后，马上呼我，不管多晚。回家的路上，我心里闪过一丝隐隐的不祥的预感。

　　清晨，我被传呼叫醒，我以为是琪琪，一看，是天气预报。我沮丧地洗脸刷牙，晕乎乎地拎上两包货去了市场。

　　我的床子上并排挂着四条皱巴巴的去年夏天卖剩下的裤子，两个“裤样子”裤板也不穿，潇洒地叼着烟与旁边床子的“裤样子”一来一往有说有笑地嬉闹着。我气不打一处来，吼了一嗓子：“妈个×的，你们是来卖货的还是来玩的?不愿意干，马上给我滚犊子，滚得越远越好!”两个“裤样子”怔怔地看着我，而后默默地低下头，不敢言语了。

　　高健掀开床子上的裤板，探出头：“哎呀，峰哥回来了。”

　　“谁让挂旧货的?能批吗?”

　　“是我。家里没货了，想抖搂抖搂货底子。批是不能批的，小卖还行，一天能‘走个十来条。”

　　“新货到了，赶紧把裤板熨了，把旧货装包里，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

　　“好嘞，又有仗可打了，兄弟们，我们得加油啊!”高健兴奋得跳出床子，拍拍两个神情沮丧的“裤样子”的肩膀，然后，把衬衣袖子往上一撸，胳膊弯成标准的直角。

　　大平和小卫走过来问：“你没什么事吧?新货到了?”

　　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听得出，我在广州的遭遇已经在市场里传得满城风语了。

　　“你俩的货跳得差不多了吧?”

　　“全跳了，赔了五万，正好一半。他妈的，还是干代卖稳妥，虽然撑不着但也饿不死。”

　　“见到高雄了吗?”

　　“早他妈躲起来了。前几天，来了几个老广，还有‘老尖，一直在找他呢。”

　　“有高雄的消息，马上通知我，我要亲手‘废了他。”

　　我在市场转了一圈，有四家床子与我卖的是同一种货。

　　高小菲喊住我，问了我在广州被“诬陷”的经过，很关心的样子。末了，痛心疾首地总结说我这是“交友不慎”。我无话可说，只能尴尬地自嘲说“吃一堑，长一智”。我会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的。

　　刚回到床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主顾在等我。

　　“兄弟，怎么拿，给个痛快话。你家服务员说不知道，只能等你来定。”

　　“货刚到，我还没想好。咱们都是熟人，市场你也转了，说说，别人家给你都是什么价?”

　　“批一百二十，熟客一百一十八，我刚问过。”那人诚恳而流利地说。

　　“你拿多少?”

　　“一百一，我拿一百条。怎么样?”

　　“操，你干脆杀了我算了。最低一百一十五。”这种裤子的本钱是九十五元，加上路费以及在广州的开销，还有路上的扛包钱，成本是一百零五元。

　　“好好，我不讲价了。点数。”

　　那人拿完货刚走不一会儿，又一个老主顾来了，也是对这种货了然于胸的样子，但他的出价是一百一十八元。也是拿一百条。我这才恍然大悟，先来的那个老头子骗了我，他是在故意压价。我当时真想去把那个老家伙揪回来，当着众人的面痛揍他一顿。我现在对所有骗人的行径深恶痛绝。但我还是忍了。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几年的从商经验让我领会最深的就是一个“忍”字。忍字头上一把刀，老祖宗发明这个字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揍他一顿又如何?

　　解一时之气又如何?行里的人会以为我是有气没处撒，只好找个糟老头子当软柿子捏，这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更要命的是，那些拿货的老主顾们会怎么看我?还不把我当成暴徒了，这样的人，往后谁还敢拿他的货呢?

　　中午，跟大平和小卫吃饭的时候，我很想喝点儿酒。发发牢骚。但被他俩阻止了。两人诡秘地一笑说：“愿意喝，晚上我们陪你。”

　　“怎么，你俩怕耽误卖货?”

　　“不是。”大平忙摆手，“你不知道，最近，市场里每天中午一点，娱乐城的小姐们都到市场里来发票。”

　　“什么意思?我不懂。”

　　“票就是上分卡，每张票十分，每分相当于一块钱，一张票是十块钱，但不能兑换现金，得打到一百分才能下分，去兑换现金。”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

　　“现在最流行的游戏是拍帕斯机。帕斯机带显示屏的，开牌是五张扑克牌，有时出一对两对的，偶尔也出顺子、同花、四同，最大的是五同，当然，出得最多的还是乱牌，那牌面便自然消失。有一对子以上的，你就可以备牌，然后，左右有两个摁键，一个表示大，一个表示小，供你随意选择拍大拍小，成了翻倍，不成牌面自然消失，特别刺激。”

　　“那不就是赌博吗?”

　　“对了，就是赌博。但赌博是资本主义的说法，咱们社会主义管这叫娱乐。娱乐城是公安局跟台湾人合伙开的，属于合资企业呢。”

　　“我可不想参与什么赌博，我他妈还是老老实实做我的小买卖吧。”

　　“不用我们花钱，我们就票玩，输了就走人，听说那玩意儿可‘咬钩了，上去就下不来。娱乐城的小姐只发给每人一张票，才十分。太少。我俩就收集市场里不去玩的人的票。开始他们白给我们，现在他们也懂了，只好一张票给他们五块钱，但还是挺划算的。”

　　果然，我们吃完饭出来，正赶上娱乐城几个漂亮的女孩在市场里发票。市场的人连货都不卖了，许多裤样子和服务员围在女孩们的周围要票，闹哄哄的。我和大平、小卫每人抢到一张。

　　下行后，我们去了海风娱乐城。娱乐城里冷气充足，人声鼎沸，每个机器前都坐满了人，比光明市场还要热闹，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纽约股票市场。上分员都是女孩子，穿着统一的粉色无袖衫，粉色短裙，高跟皮鞋，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

　　牌桌前的人目光专注，表情各异。蓝色屏幕一闪一闪的，广播里每隔一会儿，就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恭喜某某号台中了四同。让我们大家一起鼓励他，拍一手。

　　于是-，人们一窝蜂地拥到某号台去，七嘴八舌，纷纷猜测应该拍大还是拍小，机主眉头紧缩，陷入紧张的思考中，两只大手搓来搓去的，显得异常激动，热血沸腾，仿佛一手牌下来，就能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从而迟迟不敢轻举妄动。有时一只手已经挥起来了，又缓缓落下，惹得周围的人发出一片叹息声。终于，那个家伙忍受不住周围人的催促，站起身，紧闭双目，“啊”的一声怪叫，砸向某个摁键，成了!机主振臂高呼。像足球场上进球的英雄。人们也随之欢呼雀跃，像自己赢了一样激动万分。折了，人们悄然散去，回到各自的机位，继续专注于面前的显示屏。

　　大平终于等到了一个空位，坐下去，悄悄地递给上分员三张小票，上了三十分。像个贼似的。

　　“你光明正大点儿好不好?”

　　“小点儿声，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上现金的，拿票玩丢面子。”

　　大平将牌上到十五分，一开牌，五张牌既没有对子，也没有顺子、同花，牌面自然消失。大平摇摇头，痛心疾首。小卫把剩下的二十分上满。开牌，是两对，即三十分，大平问：“拍吗?”

　　“废话，这么好的牌不拍，更待何时?”

　　大平备好牌，对我说：“你来，新人手气好。”

　　我犹豫着：“算了，我最近的运气糟透了。”

　　“说不定，这手拍成你就时来运转了呢。拍吧，快，别犹豫，第一反应该拍什么就拍什么。”小卫用胳膊捅了捅我。

　　我在“大”上轻轻一摁，成了，分数变成了六十分。

　　“再接再厉，再来一手。”小卫又说。

　　我看了眼大平，大平说：“来吧来吧，又不是咱自己掏钱，瞎玩呗。”

　　我又摁了手“大”，又成了，分数变成了一百二十分。

　　大平和小卫激动得互相击掌。“再来一手，再来一手。”

　　“算了，见好就收吧，别再玩上瘾了。”我理智地说。

　　下分后，大平摁了手“大”，果然还是“大”。大平和小卫痛心不已，顿足捶胸。

　　我们到前台换了现金。大平和小卫张罗去喝酒，然后找个舞厅去跳舞。我拒绝了，说：“你俩去吧，我还办点事儿。”

　　坐在出租车上，我很兴奋，凭直觉琪琪应该回奉城了。

　　我终于看到了琪琪家窗前亮着温暖的橘黄色的灯光。我心跳加速，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三楼。我轻扣了两下房门，门开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门框上的门牌号，没错。“请问，琪琪在家吗?”

　　“你是谁?”中年妇女手里拿着扫把，口气并不友好。

　　“我、我是她朋友。”我小心翼翼地问，“您是……”

　　“我是房东，赵琪搬走了。”中年妇女冷漠地抱怨，“搬家也不提前说一声，害得我现在只能另找租户，白白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她、她搬到哪儿去了?”我焦急地问。

　　“不知道，她只在桌上留了张条子。屋子被她弄得乱七八糟的。”

　　我血往上涌，头脑一热，不顾女房东的阻拦径直走进屋。墙上那张琪琪坐在钢琴旁，面带微笑的大幅照片已经不见了，钢琴也不见了。地面一片狼藉。

　　“字条上怎么写的?”我故作平静地问。

　　“你不是她朋友吗?她没告诉你?”中年妇女的脸上写满嘲讽，“人家出国了。”

　　我的头“轰”的一声炸开了。我下意识地用手扶住门框，将字条展开：房子我不租了，如有人找我，就说我出国了。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我呆怔了好一会儿，将字条在手里揉碎，狠狠地扔在地上，噔噔噔跑下楼，掏出根烟，缺氧一般狠命地吸了几口，才将肺里的浓烟一口气喷出。

　　我在华灯初上的街头踽踽独行，大脑一片空白。琪琪耍了我。我不愿也不敢承认这个事实，这怎么可能呢?事前没有一点儿迹象啊!是我被所谓的爱情冲昏了头脑吗?不行，我得打电话找大斌问问。小桃不是跟他一直“摽”着呢吗?

　　“你在哪儿?我马上要见你。”我在电话里对大斌说。

　　“出什么事了?”

　　“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语速极快。

　　大斌想了想：“好吧，你到胜利电影院来，我派人去接你。”

　　一个矮胖子在胜利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问：“大斌怎么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矮胖子斜睨了我一眼，没说话，手插在裤兜里，四下望一望，独自转身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我顾不上多想，快步跟了上去。我俩默不作声地爬上堆满杂物的楼梯，来到顶层的六楼。矮胖子轻敲了三下门，接着又重重地敲了三下。这场景我只在电影里看过。我无端地感到心里一阵紧张。

　　门开了，大斌将一个手指竖着放在唇前，悄无声息地领我来到里间屋。屋里有两个人正坐在昏黄的灯光下下象棋。大斌一晃头，那两

　　个人知趣地站起身来走了出去。

　　“你最近见到小桃了吗?”

　　“没有。有一段没见了。最近我躲起来了。怎么了?”

　　“琪琪出国了。前些天，她管我借了十万块钱，说是她父亲得了癌症，等着急用。她骗了我。”

　　“操，这种人你怎么能随便借钱呢?还一借就是十万。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我点头。“小桃是不是也出国了?她管你借没借过钱?”

　　“借了，五万。”大斌摇了摇头，“之后，人就没动静了。我呼了她几次她也没回。说不定，她们俩早就预谋好了，合着伙骗咱们，臭婊子。”

　　“明天，我们去音乐学院找找，万一她们还没来得及出去，好想办法截住她们，不能就这么被她们耍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也好。不过我去不了，‘老尖正抓我呢。”

　　“出什么事了?”

　　“我把五爱市场的扁嘴废了。一枪，把他的玻璃盖打碎了。他的手下和老尖都在抓我。我起码得躲过这一阵子。等外面的人把事情摆平了，我才能露面。”

　　“那你多加小心。万不得已，你自己可以躲到我家里，但千万别让人知道。”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找你。”

　　第二天，我去了音乐学院，找到声乐系系主任。开宗明义地讲清我的来意。系主任说：“赵琪和李小桃的确曾经是我系的学生，但她俩去年就被开除了。”

　　“开除?为什么?”

　　系主任沉吟了一会儿问：“你真想知道?”我点点头。“她们卖淫，是两个外国老头儿，在宾馆被抓住的现形，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学校顾及到她俩还年轻，专业也不错，将她们保释出来后开除的。”

　　“被学校开除的人可以出国留学吗?”

　　“她俩的档案里没有记载，况且，她们在外国有担保人。”

　　“干得真漂亮。”

　　“什么?”

　　“没什么，谢谢您。”

　　我神情恍惚地走出音乐学院的校门，来到大街上。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绿阴浓密，微风轻拂，炙热的阳光在树叶的缝隙间投下斑斑驳驳的亮点，像撒了一地的玻璃碎片。我感到眩晕、沮丧。我坐在路边的石阶上，漫无目的地望着眼前过往的人流，将脸深深地埋在两掌中间。一瞬间，生活仿佛如耗尽电池的手电筒，金属丝的微光咝咝作响，正在渐渐黯淡、失去光亮……

　　我与琪琪交往的过程，如一幕幕电影片段。在我的眼前交替闪现，但我还是找不出琪琪欺骗我的理由和蛛丝马迹。如果是琪琪早有预谋，那我不得不心悦诚服于她的演技。可她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一个并不宽裕富足的个体户?那些开公司办工厂、挥金如土的倒爷们不是比我更有钱也更愿意为她们掏腰包吗?我与她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对她如此痴情，她怎么下得了手呢?即便是吸毒上瘾的高雄行骗，还要为自己找个不伦不类的理由开脱呢。那么。是什么让琪琪小小年纪就如此丧尽天良的?我找不到答案。我的思路在一条黑咕隆咚的死胡同里绕来绕去，循环往复，精神几近崩溃。

　　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心烦意乱，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想倾诉，但我找不到倾诉的对象。我这才感觉我是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孤独无助。

　　我呼大平。大平很快回了电话。“你在哪儿?玩帕斯机呢吧?”我听到话筒里传来阵阵噼噼啪啪的拍牌的声音。

　　“快来吧，今天‘亮大，我和小卫都在玩儿呢。”

　　“好，我马上到。”也许，此时帕斯机上的摁键是我最好的发泄对象。

　　我在海风娱乐城的二楼找到了大平和小卫。两人叼着烟，运筹帷幄地对着屏幕中的牌面指指点点。小卫挥动手臂，拍了一手“大”，成了。牌面的分数显示为八百二十分。“怎么样?我俩用四张票加六十元钱打上去的。”大平得意洋洋地冲我的脸上吐了个烟圈。

　　“操，咋地，开始玩真格的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不打到一千分，我们绝不收兵。”

　　“对，咱们得有八百破十万的精神。要破釜沉舟，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小卫补充道。

　　“我出四百块钱挂一棒，咱们打到两千分，怎么样?”

　　“好好好，赢了，咱们去歌厅潇洒。”大平激动得在我的肩膀上啪啪啪连拍了几下：“服务员，上分!”

　　几番“拉锯”后，终于出现了一手同花顺，大平刚备上牌，我就飞快地摁了一手“大”，成了。我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周围的几个人跑过来，颇为不屑地瞥了一眼，又转身走开了。大平仿佛被人侮辱了似的，眼睛瞪着离去的人的背影。头也不回地拍了手“小”，又成了。此时，台面上是一千九百八十分。

　　“下了吧?”大平用征询的语气问我。

　　“无所谓。”

　　“不行，我得来一手。不能光你俩过瘾，我的手都痒痒了。”小卫不由分说地备上牌。手在空中晃了一圈，又缓缓放下。

　　“别怯场啊。多大事呀。”

　　“不行，我手有些发抖，还是你俩来吧。今天我已经拍‘折好几手大牌了，点子太背。”

　　大平也犹豫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大牌，连成几手可能性不大。”

　　“那咱们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再砸一手。成了就是将近四千元呀。太有诱惑力了。”

　　“那。你来这最后一手吧。”大平站起身，将座位让给我。

　　小卫分析说：“刚才我们砸了一手大接着又砸了一手小，按牌面的走势，应该顺着砸，砸一手大。逆着砸，就继续砸小。反正，怎么砸都有道理。”

　　“你他妈这不跟没说一样嘛。”大平不满地剜了小卫一眼。“别理他，你自己拿主意。”

　　“算了，下分吧，咱们唱歌去。”我突然没了情绪。

　　“哎，还是文化人有理智。不就是差二十分到两千分嘛，咱别较劲儿了。今晚咱们就是照两千元开销。”小卫说。

　　“去你妈的理智。老子我今天还就偏玩一把固执的。”我一听“理智”二字就怒火中烧。我要是理智会被一个黄毛丫头不费吹灰之力骗走十万块钱吗?

　　“别呀，别冲我发火呀!有胆量你就砸呗!”

　　“你以为我不敢呀。这点钱算个屁，不就是多批几条裤子的事吗。”我抡起手臂，啪地拍了手大。我的手掌虎口一阵发麻，疼得“哎哟”一声。折了。

　　“算了，牌面上不是还有一千多分吗?咱们今天还是赢钱，下分。”

　　“等等。我就不信了，接着玩儿。输了算我的，我请你们唱歌去，找小姐的钱我也全包了。”

　　接下来，那台帕斯机就像是故意与我斗气，几乎每把开牌都给点小“亮”，但一砸就折，我和大平、小卫轮番上阵，直到牌面出现一片蔚蓝色。

　　“上分。”我站起身，扯着脖子高喊。

　　“算了，走吧走吧。明天再战，别赌一时之气。”大平和小卫一人拽住我一只胳膊，我冲帕斯机狠命踹了一脚。两人连忙把我架了出去。

　　坐在出租车上，大平问，“咋地了?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发这么大脾气?”

　　“我就是烦。憋气。”

　　“是因为高雄的事?”

　　“为他那种人，我至于吗?”我冷笑一声，“但有一点，我冲你俩起誓，记住，赶明儿哪天我要是见到高雄，不给这兔崽子腿打折了，我不是我妈的儿子。”

　　我从副驾驶座的反光镜中。看到大平和小卫默默地对视了一眼，不再搭话。他们是不会相信我这个文化人能下得了狠手的。哼，那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咱们事儿上见。

　　我们来到阿里郎歌厅，大平要了个大包，又让一个叫巧巧的女孩，帮我也找一个，我没有拒绝。“他喜欢高个的，一米七以上，要瘦瘦的，苗条的。最好会唱歌。”大平吩咐道。

　　正在调试音响的小卫扭过头来：“哎呀呀，人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回算是得到验证了。大学生也开始找小姐了。你不是从来不找的吗?是不是广州去多了。被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拉下水了?我警告你，贼船好上，下可就难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我拎起一瓶喜力，嘴对嘴，一口闷了。大平将身体展开舒服地躺在长条沙发上，两只脚胡乱蹬了几下，把鞋子甩在地上。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地自然随意。大平是这里的常客。

　　小卫双手捧着麦克风，喂了两声，说：“一会儿，我要对本歌厅里的小姐做一番全面的面试考查。”

　　巧巧拉着一个瘦高个女孩进来了。

　　“怎么样，符合你的标准吧?”大平问我。

　　“差不多就行。”我故作轻松地冲瘦高个女孩招招手。

　　小卫拉开房门，手持麦克风站在走廊上，字正腔圆地大声喊：“各位正在楼上等待上岗的小姐们请注意，十八号包房急需小姐，请速来报到。”我们都被小卫的幽默逗得前仰后合。

　　呼啦啦，一群浓妆艳抹的小姐争相拥入房内，有的高昂着头，露出细长的脖颈；有的羞羞答答，作情窦初开的少女状；可谓各显神通。小卫扬扬得意地站在包厢中央，继续拿着麦克风搞怪：“前面的小姐同志，向前一步走。对对对，这样就不会埋没人才了。”有几个小姐捂着嘴哧哧地傻笑，有的则对小卫冷眼相加。

　　“你他妈还有完没完了?快点。”大平不耐烦地催促小卫。

　　“第二排，左数第四位小姐，请到我这里来。其余的小姐，向后转，齐步走。”

　　“有你这么折腾人的吗?净瞎鸡巴得瑟。”大平看不过去了。

　　“我是来消费的，挑挑拣拣是我的权利。我凭什么随便找一个凑合?”自从两人合作生意失败后，愈发地喜欢斗嘴斗气了。

　　“都少说两句吧，你俩怎么像小孩子赌气似的。唱歌唱歌。”我只能帮着圆场。

　　小卫歌唱得果然好，嗓音略带沙哑，唱到动情处，拉起身边小姐的手，放在自己膝盖上，深情款款地与小姐的目光对视，脸上的表情像一个为情所伤的纯情大男孩，与刚才搞怪的模样判若两人。那个小姐大概一时还没适应小卫的这套“变脸”把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小卫顿时兴趣全无，一头扑倒在沙发上，像个耍性子的小孩，干脆不唱了。那个小姐连拉带拽。嘴里哼哼唧唧哀求了好一会儿，小卫才勉强答应，两人合唱一首《在雨中》。可那个外表娇俏的小姐唱起歌来却是粗门大嗓，声调忽高忽低，几次险些把小卫也带到“沟”里，气得小卫动手关了小姐手中的麦克风开关。

　　“哎哟妈呀，你能不能不吓唬我。”小卫神情严肃，强行掰开小姐涂满口红的嘴巴，认真地看了一眼说，“这么小的樱桃小嘴怎么长了这么粗的嗓子?往里一块儿扔两个馒头，谁都不碰谁。”

　　我们再次被小卫逗得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出来了。小姐哭了，眼含热泪，摔门而去。

　　“也太不禁逗了，缺乏职业道德。不行，我得找老板娘，换人。”小卫学着篮球场上的裁判员，做了个换入的手势。

　　“你就这么作吧，早晚得弄出事来。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愿意，有钱难买我乐意。”小卫晃晃悠悠地边往外走边不客气地回了一句。

　　巧巧坐在大平的两腿之间，翘着手指吸了口烟。没话找话地冲我说：“你可不许这么欺负林珊，她是今儿个才来的，是我以前单位的同事，我最好的朋友。失恋了，我带她到这来散散心。”

　　我没理她，找了张罗大佑的专辑，自顾自地一首接一首地唱了个够。唱到《恋曲1980》时，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小卫又领回一个小姐，见包房的气氛有些压抑，也不再说话。

　　巧巧举杯与我碰了碰：“男人来这儿就是寻开心的，来，小妹我敬这位有情有义的哥们儿一杯。”

　　和巧巧干完，我又与大平和小卫各干了一杯。林珊主动与我干杯。“你一半。”我摆摆手，一口干了，还亮了亮杯底。

　　“看来你真的是失恋了。跟林珊好好交流交流，说不定你俩能擦出点火花啥的。”大平扳着我的肩膀使劲儿往林珊怀里推。

　　我刚想站起身去洗手间，一口污物喷薄而出，幸好我反应快，身体前倾，隔着茶几吐在空地上。林珊顺势扶住我。“你没事吧?”我摇摇头。服务员进来收拾时。林珊默默地帮我捶着背，动作轻柔又不失体贴。

　　“两个苦命的孩子。”巧巧倒在大平的怀里，叹了口气。林珊微微地撇了撇嘴，嗔怪地看了巧巧一眼。

　　大平问我：“想办事吗?这里就行，紧里面有两个包房，是专门的炮台。想办的话吱一声，我赶紧去跟板儿娘打招呼安排，要排队的。”

　　我仰靠在沙发上，摇摇头。我的眼里有泪水，可能是刚才呕吐时哈腰控的。

　　“陪我出去走走好吗?就在门前，我胸口憋闷得慌，想清醒清醒。”我用手臂碰了碰林珊。林珊望着巧巧，巧巧微笑着仰了仰下巴。

　　整条街上，霓虹闪烁，人影幢幢。从东到西，一家家卡拉OK歌厅交相辉映，歌舞升平，里面传出的歌声如猫叫“秧子”似的，令人难以忍受。

　　我坐在街边的马路牙子上，掏出根烟，熟练地用舌头顺势一舔，点上。我让林珊也坐，林珊笑笑，目光转向相反的方向。

　　“真失恋了?”我问。

　　“别听巧巧瞎说，哪有那么多恋好失。我倒看你像是个失恋的。”林珊盯着我的眼睛说。

　　“我爱上了一个人，可她却是个骗子。”我用自嘲的口吻说。

　　“骗子怎么了?只要她不骗你就行了。”

　　“她恰恰骗的是我。女人啊，就该用鞭子抽她们。你、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不知道，该不会是你吧。”

　　“我也忘了，但我现在很同意这个说法。”

　　“你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憎恨这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呀。男骗子还少吗?”

　　“你被男人骗过?骗过什么。感情?”

　　“这还不够吗?”

　　“如果那个男人欺骗了你的感情，又骗走你的钱财。你会怎么样?”

　　“那，那他就该千刀万剐。这种人迟早会遭报应的。”

　　我俩陷入短暂的沉默，各自想着心事。不远处的一家歌厅门前突然一片混乱，是许多人在打架，还有人挥舞着明晃晃的刀子。林珊蹲下身紧贴着我，浑身哆嗦着说：“咱们快回屋吧，太恐怖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跳起来说：“你先进去，我过去看看热闹。”

　　我快步挤进人群中。

　　一个年轻的男子倒在地上，双手抱头，嗷嗷嚎叫着：“饶命啊饶命啊!”他的头上被砍得血“葫芦”似的。几个光头对他继续又打又踢，其中一个叼着烟的胖子狞笑着，挥刀砍向那人的脚筋，一下又一下，直到那人不再动弹。

　　第十四章

　　从广州带回的一千条裤子连批带卖，十几天才走光，一条裤子的毛利只“看”十块钱。照此趋势，汽运站发过来那两千多条裤子，能保本就算不错。毕竟，市场里现在的新货层出不穷，花样翻新，许多人的旧货——初夏时上的已经算是旧货了。只要不是落地即亮的红门，

　　都在纷纷掉价，一星期之内批价掉十至二十元也不新鲜，为的是尽快回笼资金，好去广州上新货。做生意的人就是这样：与其不愠不火地干耗。不如“从重从快”把手头的货批光批臭。同类货中，谁的动作迟疑、犹豫不定，谁最可能成为收拾“烂摊子”的人。即跳楼的厄运。

　　令人焦虑不安的是，那批早已发出的货迟迟没到。我往广州打过电话，询问货为何还不到?那边的回答总是等等，再等等。通常汽运从广州发货，一周之内准到，如果顺利的话，四五天就已经催你去提货了。

　　那批货是半个月以后才到的。与我卖一样货的几家床子早已采取了“从重从快”的措施，最后两天抖货时批价直落到九十五元，这是纯粹的上货价。看来，他们是真豁出去了，宁肯不计成本，也要力争先“亮”为“净”。

　　广州的汽运站主动打来电话，表示歉意，说下次发货无论多少包货，一律半价，并讲明原因。本来，这家汽运站一贯信誉良好，途经的几处专干杀人越货的路霸也都打点好了——每年初，汽运站给各处路霸五万块钱。在谁的地盘上出事(即遭抢劫)，谁负责把货找回来，并赔偿相应的损失。流氓土匪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协议，凭的是义气二字，但都是道儿上混的，信誉比协议还管用。几年来，从未出现过任何的闪失。除了天灾。如遭连日暴雨；或人祸，如司机开车睡觉，车翻到沟里等等，那就只好认命了。可这次的货物遭抢，是在此前一向相安无事的山东境内。劫货的是一群散兵游勇，汽运站的老大只好亲自出马，通过官方的明察暗访，折腾了数日，才将遭劫的货凑齐，连夜押往奉城。广州的汽运站都是各路有势力的老大开的，当初发货时的保价单，也就无人敢去计较。况且，只是货晚到了几天，又不是丢失，我们只能忍气吞声。

　　货到后，我自作聪明地把批价提高到一百一十元。我是这么想的：那几家的货不是早就批光了嘛，他们的客货如果卖好了，自然会继续来拿货补号的，回头客一上来，两千多条裤子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愁批不出去。可一连几天，床子上每天只能批出去十几二十条，即使如此，一个个拿货的还怨声载道，好像我赚了他们多少钱似的。货批不动，我只好整天拿“裤样子”们出气，一进市场便面色凝重，稍不顺心便骂骂咧咧，“裤样子”们敢怒不敢言，只能撅着屁股更加起劲地叫卖。大平和小卫现在每天只在上午卖货，中午发票的小姐一来，立马收拾床子，匆匆往娱乐城里钻。我闲着无聊没事干，也经不住帕斯机的诱惑，便跟着他俩去凑热闹。当我端坐在帕斯机前专注于一手大一手小的时候。所有的烦恼便烟消云散了。我们仨定下规矩：每人每天只出资五百元，三个人合玩一台机器，互相提醒互相克制，输了或打赢了三千分，马上抬腿，去歌厅唱歌泡妞或去洗桑拿按摩，任选其一。一个星期下来，基本保本甚至还略有盈余。但玩帕斯机时，大平和小卫总是相互贬损相互挖苦，唾沫星子飞溅，最后只能分道扬镳，各玩各的。

　　我把批价降到一百元，仍不见起色，还是不走量。我暗自叫苦不迭。高小菲曾问我：“还剩多少条?”

　　“不到一千。”我撒了个谎，没好意思说出还有两千条的实数。没有人情愿说出赔钱货的实数，那等于往自己脸上抹黑涂炭。反之，卖红门货的人，喜欢把量往大了说。总之，生意人嘴里，没一句实话。

　　“便宜点儿批算了，有这工夫出趟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再等等吧，正好家里有点儿事，一时走不开。出门得过阵子。”

　　“灵活点儿，到时别捂在手里就行啊。”高小菲叮嘱我。末了，还冲我回眸一笑。只可惜，“百媚生”已经不属于她这个年纪了。但我心里还是涌出一阵温暖。有个人关心你总是好的。

　　快下行时，许多家都已经从床子上撤货，我坐在床子边上发呆。突然有人问：“拿货多少钱?”我抬起头。“哟，是你呀?”与此同时，我也认出来了，眼前的两个女孩就是五爱市场里批我货的双胞胎姐妹。

　　我从床子上跳下来：“你俩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拿点儿货。家里断货了，广州的货三天两头还到不了，总不能让床子闲着呀。你这货批得怎么样?”

　　“一天走两百条左右吧。快下行了，你们要是现在拿就给个最低价，一百二十元。”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昔日这姐妹俩批我货的情景。

　　“再低点儿吧，不然我们就拿别人家的货了。”

　　“一分钱都无法让了，我这货平时实批一百三十元，撒谎我是你孙子。”我看见周围床子早已空空荡荡了。

　　“别起誓，都是行上的人，谁不知道起誓就跟说顺口溜似的容易。我们信你一回，拿一百条，卖好了，我们接着拿；卖不好，我们认栽，多大事呀。”

　　姐妹俩匆匆点了一百条裤子走了。望着她俩的背影，我长舒了一口气，得意地笑出声来。真是老天有眼，不是冤家不聚头，咱们两清了。我当然不能指望她们成为我的回头客了。只要货好，即使有人心里骂娘，该拿的货也照拿不误。这就是做生意人的逻辑——有奶便是娘。

　　好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好事成双。那么，我现在何不马上进海风娱乐城砸几手呢?顺便也算庆祝一下。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

　　走进海风娱乐城，正赶上一个脸熟的胖子站起身。这家伙嘴里嘀嘀咕咕地说：“兄弟，接我的班吧。我从昨夜到现在往这台机器里‘填了八千元了，该出大‘亮了。”

　　上完分，刚一开牌，天哪!是四同!我张大嘴巴，呆怔了好一会儿，才确信了它的存在，兴奋得汗都下来了。打了这么久的帕斯机，我还是头一次出四同。我想偷摸上分。谁知扩音器已发出：四十二号台出现四同，让我们向他表示恭喜和祝贺。女广播员声音洪亮，一连播了三遍。一些人聚了过来，已经推门而出的胖子也反身挤过来，蒲扇大的巴掌啪啪拍在我肩上。“操，我刚说过吧，马上就出大‘亮了。哥们儿料事如神吧?”胖子又冲周围的人说：“我刚在这台机器里扔了一万块钱。”我心说，你不是说八千嘛，怎么转身就涨了两千，什么人哪。

　　“听我话，砸一手，准成。”

　　我皱着眉头，抬头剜了他一眼。

　　“我都填这里一万多了，没有不成的道理。你要是不敢砸，我兑一手。”所谓“兑”一手。是指牌面上的钱还是你的，兑的人砸一手，成了，翻倍的钱归他，如果折了，兑的人赔你牌面上的钱，比例为一比一。但通常大牌砸成的几率较小，只有一些真正好赌也敢赌的人，才敢兑牌。像我出的这手四同牌。兑成了赢八百元，折了赔机主八百元。如果你嫌兑一手牌成了还不过瘾，再砸第二手，成了继续翻倍，台面是三千二百元，扣除还机主八百元，转瞬间，可以赢两千四百元，很诱惑人的。

　　“你现在拿钱，我兑给你。”

　　“我、我身上没钱了，要是有钱，我能让给你玩这台机器吗?要不这样，如果砸折了。我明天给你八百，怎么样?”胖子已经撸胳膊挽袖子，准备跃跃欲试了。

　　“不怎么样。”我一把推开他，“少跟我玩儿哩格儿楞。我只认现金，不收空头支票。”赌局上输家借钱，从来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是谁都懂的道理，是潜规则。况且，我俩

　　非亲非故，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只知道这个胖子是外地人，来奉城是找厂家追欠款的。胖子刚来海风娱乐城时，左手戴着“钢劳”(即钢面劳力士，属劳力士中的普通货色)，右手是大拇指粗的金手链。这家伙玩帕斯机遇到小牌，看都不看就上分，但只要遇到大牌，便腾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呸呸”往手掌心唾两口唾沫。牙关紧咬，大巴掌抡起来，拍牌时，腕上的金手链哗哗作响，硌得手腕条条伤痕却全然不顾。直到拍折或拍爆机，不然绝不收手。像他这种玩儿法，一天没有个两三万块钱输算是便宜的。果然，好景不长，不久，胖子的大哥大卖了，接着，“钢劳”和金手链也从腕上消失了，拍起牌来，气势也大不如从前，也懂得讲究策略了，出小牌也拍几手，出大牌砸一手也见好就收。

　　我的大哥大响了，是大斌。

　　“你在哪儿呢?”听得出大斌的声音很焦急。

　　“在海风娱乐城。陪朋友玩会儿帕斯机。”

　　“不是你玩吧?那东西不能碰，比吸毒都厉害。粘上就下不来。”

　　“我知道。”

　　“你马上到北陵公园西门，越快越好。一个人来，别带别人。”大斌压低声音，神神秘秘地说。

　　我重新坐下来，备上牌，点了根烟。好不容易出了手四同不拍一手，我实在不甘心。

　　我将左右手的中指分别压在两侧的大小按键上，身体前倾，闭上眼睛，像一个正在弹奏钢琴的艺术家，中指游移不定地抬起又放下，拍大拍小，我毫无把握。我在等待着哪只轻弹按键的手。无意中稍稍加上那么一点点力度，或大或小，或折或成，自然便会见分晓了。拍成后机器发出的音乐是激昂的。有点“贝九”的意思，似在催人奋进，让你再来一手；拍折后的音乐则是低沉的，类似于化悲痛为力量的哀乐。让你从头再来。

　　音乐响起，是“哀乐”。我不抬眼也知道，拍折了。我准备下分。胖子一把按住我的手，“哥们儿，求你了，剩下的这点四十分匀给我吧。”

　　“干什么?”

　　“你不玩，我想把这台机器兑出去了。”玩帕斯机的人。大多很迷信。有机器虽然空出来也不玩，专等有“亮”的机器。即使兑机器花些钱也在所不惜。这个“倒驴”的胖子现在连“架”都倒了，全然不顾及自己的面子了。

　　我站起身，胖子闪身来到座位前。但他并没有坐下，而是大声问：“谁兑机器?这台机器我已经往里扔一万六了，刚刚出了个四同，拍折了，谁兑?五百元。”胖子紧张得满头大汗，像个拍卖师一样嚷嚷着：“只要五百元，就能兑到一台即将出大亮的机器，这么便宜的事，打灯笼都找不到啊。”

　　转眼间，他在这台机器上扔的钱数，从八千涨到一万，又从一万涨到一万六，这小子嘴里还能吐出句真话来吗?这个死胖子，真是疯了。

　　我打车到北陵西门，大斌如幽灵般从树影中闪出，钻进车里。

　　“咱们现在去哪儿?”

　　“去你家。”大斌不由分说地吩咐道。说完，大斌头一歪，靠在后座睡了过去。车到小区。大斌让我去路边小饭馆买点下酒菜。我买了酱猪蹄、拌豆腐丝和酱排骨，又到楼下的小卖铺拎了十瓶雪花啤酒。

　　大斌坐在床上，用牙齿咬开一瓶雪花，咕咚咕咚，一口气喝下去半瓶。“我喜欢喝雪花。尤其是这种简装的，过瘾。”

　　“怎么。你最近没在奉城?”

　　“没有，去了趟广州，拣条命回来。”大斌边喝边讲起了他在广州的遭遇。

　　前些天，大斌受不了在奉城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便联系他在广州的朋友黑子，想去那里待上一阵子，黑子满口答应。不幸的是，大斌和两个弟兄刚到。正赶上黑子与新疆人为争夺三元里的毒品黑市明争暗斗。新疆人捎话想跟黑子和解，地点定在“新疆村”。黑子唯恐其中有诈，要大斌随他一道前往。果然，傍晚的时候，他们十来个人刚进新疆村，就被一群手持刀棍的维吾尔大汉团团包围。大斌见状，掏出五四手枪，冲天放了一枪，大斌的两个手下也随之掏出“五连发”，护在大斌和黑子左右。维吾尔大汉们没有料到对方有真家伙，一时怔在那里，没敢往前冲。大斌一伙向前挪一步，他们后退一步，但并没有四处溃散，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天渐渐暗下来，大斌知道，如果不马上冲出重围，待天彻底黑下来，手里的“五四”的威慑力必然大大降低，一场乱战在所难免，吃亏的只能是寡不敌众的他们。

　　大斌冲两个手下使了个眼色，大喊一声“拼了”，三人的手枪同时开火，“砰砰砰”，前排有人应声倒下，后面的人乱作一团。双方人马四处逃散，大斌跑到路边拦了辆摩的，他没敢去黑子的住处，也无暇顾及他的两个兄弟，而是直奔“长客”，上了一辆马上开往韶关的黄海大客，然后，从韶关坐火车先到北京转站，返回奉城。

　　“你明天啥也别干，帮我租套房子，最好在你住的这个小区。越快越好。”

　　“你暂时住我这儿吧，我一个人，没事的。”

　　“我不想连累你。再说，我的弟兄知道咱们的关系，万一他们在广州‘掉了，供出我，公安迟早会找上门来的。”

　　我被大斌说得心惊肉跳。可不是嘛，大斌现在是在逃犯，他住我这里，我就是犯了包庇罪，弄不好会吃“挂落儿”的。如果大斌真在广州开枪出了人命，我很可能会被判刑的。想到这儿。我不再坚持，可谁又保证，一旦大斌被抓，自顾不暇的时候不会供出我呢?事已至此。我现在已经是惹火烧身，没时间思考和权衡利弊了。尽管我内心充满恐惧，生怕受到牵连，但朋友间的侠肝义胆之举，容不得我说出一个不字。摊上了，只能认命。

　　第二天，房子顺利找到了，月租金五百，是套两居室。但要一次性交付半年的租金。大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你先给我‘撺一万块钱，过后我还你。”亡命天涯的大斌口袋已经空空如也了。

　　我又按照大斌的要求，上街买了台十八寸的长虹彩电和一台步步高VCD机，同时还买了所有的李小龙、周润发、史泰龙的带子。之后，我来到消防器材商店买了根三十米长、手腕般粗的麻绳。大斌让我和他一块儿把麻绳系在暖气底部的铁管子上，一连系了五个死结，才放心。

　　“你这是干什么?”

　　“以防万一。”大斌将麻绳塞到床底下说：“这可是一条逃生之路。万一有什么不测，我可以顺着麻绳把自己顺下去。”

　　“你想得可真够周到的。”

　　“这年头，不是光凭打打杀杀就能闯出一片天地来的。要有智谋，要胆大更要心细。”

　　我将裤子的批价从一百一十元直接降到八十元，但销售情况仍不理想，每天也只是走个五七十条。我整天愁眉苦脸，无计可施。下午没事，就去海风娱乐城拍拍帕斯机，晚上陪大斌喝点酒，解解闷。

　　大斌告诉我，经过这些天的深思熟虑，他想清楚了自己的未来之路：其一是狠赚一笔，然后急流勇退，与郑红找个清静的地方，过安稳平和的小日子。但至于那个清静之地是国内还是国外，他一时还没想好。其二是“傍大款”，找一个有实力的公司人“干股”，替人破财消灾，待时机成熟，男立门户，独挑大梁。“现在香港黑社会都是这么个干法，没有官方罩着，只能小打小闹，兴不起大风大浪。危机四伏的日子，我他妈过得够够的了。”

　　平心而论。大斌为自己设计的两条出路都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问题是，眼下的事情怎么办?如果他摆不平奉城和广州的两起枪案，这一切的设想，只能是梦幻泡影。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是不是有些过头了?

　　但我什么都没说。一个人在如此促狭的空间里，还能如此乐观，已经够不容易了。难道让他整天待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长吁短叹、悲观厌世吗?

　　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价格再次降到五十元时，终于形成了抢购风，仅两天时间就“跳”了个清静。

　　我准备去广州上货，也想离帕斯机远一点。这几天，我的点子背透了，每天都得输个三五千块，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心疼我的钱，它们不是大风刮来的，是我一条裤子一条裤子批出来的。可我又没有办法阻止我迈向海风娱乐城的脚步。尽管每次去，我的脚步都是犹疑的、迟缓的，但我的方向却是既定的一海风娱乐城。每一次走在途中，我都想踅向随便一条岔路，通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逃离。我站住了，点上一根烟，可刚抽两口，“再赌最后一把”的念头又占据了我已经有些麻木的内心。我就这么被“再赌最后一把”的念头牵引着，只感觉那一刻，我的心飞了起来，血脉贲张，浑身颤抖，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大斌兴奋地告诉我，广州的枪案没出人命，事情已经摆平了，黑子成了“新疆村”的新“主人”。大斌的两个兄弟现在也待在广州。等奉城这边的事情摆平后，马上杀回来。

　　“你再等几天走吧，陪陪哥们儿。我一个人都快憋死了。”既然大斌这么说，我也只好答应。

　　我晚上陪大斌喝酒，喝得迷迷糊糊后，就去海风娱乐城拍帕斯机，白天回家倒头大睡。

　　夜里，海风娱乐城有很多与我一样酒气熏天、面色潮红、走路一摇三晃的人。我们管喝酒后拍帕斯机叫拍“醉机”。自从拍“醉机”后，我常常一宿输上万元，如果哪天输个三两千，庆幸得就像是赢钱了似的。这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了“钱就是纸片”的说法。这种说法以前我没少听说，但一直以为这是戏言，是一些想钱想疯了的人对那些大把金钱持有者的嫉妒。我现在上分起步通常都是四百分，有时四百元转瞬之间就能被帕斯机吞噬得无影无踪。具体的时间连一分钟都不到，变戏法似的那么快。常常让人来不及反应，你就得乖乖地再从皮夹子里抽出四百元继续上分，直到输个精光。大脑就像电视机显示屏上出现的雪花点，耳际伴随着嗡嗡的杂音，恋恋不舍地给站在身后等待“飞蛾扑火”状的下一位“烈士”让出位子。

　　清晨，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常常感到万念俱灰，仿佛世界末日正步步逼近。此时，我是多么想成为滚滚车流中的普通一员。他们迎着朝阳，面色平静，在一家家的小饭馆里，喝一口热乎乎的豆浆，咬一口香喷喷的大果子，然后，继续骑车前行，去往各自的工作岗位……我羡慕他们正过着的从容不迫的生活。而我的生活正被帕斯机这头巨兽吞噬着，它能榨干我所有的血汗钱而不留一丝痕迹。可我却全然不顾，一意孤行，甚至，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完全是一副任由其摆布的颓废模样。

　　回到家，躺在床上，我照例要对自己赌咒发誓一番，不玩儿了，再也不玩儿了。待一觉醒后，我又蠢蠢欲动，开始总结昨夜哪一手应该拍大或拍小，哪一手应该适可而止——如果那样，我就不会输钱了，而是赢多少钱的问题了。总之，满脑子想的都是些“技术”问题。只要先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做到“见好就收”，“捞本”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循环往复的、前赴后继的一天又开始了……

　　大斌终于从出租房里走了出来。为他“平事儿”的正是我曾见过的王姓刑警大队长。在此人的陪同下，大斌拎着二十万元现金，去医院看望了扁嘴，两人重归于好，一段轰动奉城的江湖恩怨从此了结。

　　第二天，我逃也似的跳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我生怕自己稍有犹豫，把身上仅剩的七万多块钱也扔在帕斯机里。这是我最后一搏的全部家当。上批货赔了八万多，拍帕斯机输了近二十万。算上被琪琪骗走的十万，两个月里，我整整损失了三十八万，几近全军覆没。

　　我坐的是硬座车厢。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车厢依旧混乱不堪，臭气熏天。我哑然失笑，代价。什么都有代价。一切的苦果，只能由我独自承受，我暗暗鼓励自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两年多前，我也是白手起家的，现在回头是岸还不算晚。大不了从头再来，我想起了刘欢的一首歌《从头再来》……它让我感到些许的安慰。

　　订布料之前，我对吴老板说：“我就剩这么多钱了，一部分压在货里，另一部分与朋友投资了一家酒店。”我当然不能告诉他，我赌帕斯机输了。“如果订两千米布料，我只能到货后给你结加工费；如果你信不过我，我就订一千米布料。”

　　吴老板说：“没问题，订两千米吧。我们合作了这么久，我还信不过你嘛。”

　　可我刚押头批的货回到奉城，吴老板那边又变卦了。他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我只能给你发七万元的货，剩下的，你必须先把钱打到我账户上才能发。”

　　“老吴，你耍我?”我快被他气疯了。

　　“不是我要你，而是我刚刚听说你现在玩帕斯机。没办法，我信不过赌博的人。就算是我亲兄弟，我也不会发货的。实话告诉你，我弟弟也玩帕斯机，我知道那东西怎么回事。”

　　自从这趟从广州回来后，我再也没进过海风，平时打的去市场我宁可兜一圈，也要绕过海风。不得不经过时，我就将头扭向相反的方向，或者用双手捂住眼睛。我知道我的这些举动是可笑的，是自欺欺人，但我实在没有对它视而不见的定力。但愿，用不了多久，帕斯机的魔力会自动从我的身上失效。我几乎要为自己祈祷了。

　　货批得还不错，价位也可以。第六天，我终于把凑足的四万五千元汇给了吴老板。

　　大平和小卫把床子租出去了。两人整天泡在海风娱乐城里，偶尔到市场里转一圈。尤其是小卫，大冷天的，从楼上下来，趿拉着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地猫着腰从市场匆匆而过，全无当年的风采，跟个小老头儿似的。

　　一天，大平来到我床子，拉我到后面，小声说：“借我一千块钱。”

　　“没有。”我一口回绝。

　　“求你了，万峰，今天我媳妇过生日。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全到位，可昨天，我把媳妇给我订酒席的钱输了。我现在不马上去订就来不及了。”

　　“真的假的?”我半信半疑。

　　“儿骗你，骗你我出门被火车轧死。”大平冲我赌咒发誓。

　　我点出一千块钱，大平从我手里一把抢过去就跑。“我会记住你的大恩大德的。”

　　我正愣神的工夫，小卫揉搓着双眼，无精打采地走过来。“我昨晚在海风碰到高雄了。”

　　“真的?”

　　“骗你干什么，他也玩帕斯机呢。”

　　“走，跟我去找他。”

　　“我不去，兜里没钱，看别人玩着急。要不这样，你借我一千块钱，我就陪你去找高雄。”

　　“找到高雄我就借你。”

　　我和小卫走进海风娱乐城，我尽量想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些再平静些。我一再告诫自己，我不是来玩的，我是来找人的。可帕斯机那蔚蓝色的屏幕和噼噼啪啪的混杂声，还是让我的心怦怦直跳，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渐渐占据了

　　我的心房。我无力抗拒。我骗不了自己。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彻彻底底地完了。

　　我和小卫转遍了海风娱乐城也没找到高雄的影子，倒是在二楼的角落里发现了大平。

　　“你他妈是不是人，刚起完誓就忘了?”

　　“没忘，我这不没遇见火车嘛。一时半会儿还轧不死。”大平跟我嬉皮笑脸，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还钱，马上!”

　　“我就剩这两百分了，等过一会儿，出一手大牌，马上还。”大平用身体挡住机器，生怕我按下分键。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咱们可是哥们儿，人家都混到这份上了，还计较啥钱不钱的。”小卫在一旁帮腔。

　　我听着周围噼噼啪啪的拍牌声，心痒痒得让我恨不得一头撞死算了。

　　大平把刚出的两对牌备上。“要不，你也砸一手?”

　　我凑到显示屏前，摇头笑了笑，拍了手“大”，成了。

　　“行啊，宝刀朱老呀。”小卫恭维我，“再来一手。”

　　我又拍了手“小”，又成了。

　　“我得下分，不能再拍了。”他当然知道我的赌瘾被勾上来了，故意这么说。

　　“让我再来最后一手。”我说。

　　“那折了可算你的，一千元。输了咱们就扯平了，互不相欠。”大平激我。

　　帕斯机好像听到了我刚才说的最后一手，我再拍大时，折了。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好多次，以至于我时常产生幻觉，觉得帕斯机是有灵性的，它掌控着我们拍大拍小，掌控着我们的输赢。它更像是你的一个对手，直挺挺地站在你面前叫板，傲慢狂妄，不可一世，让你恨不得能几记重拳揍扁它。

　　这不是拱火吗?我要教训教训这个混蛋。“服务员，上分!”不自觉的，我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再借我一千，到时候两千块一起还。”大平说。

　　“也借我两千，下周一，等我和大平卖了床子还你，骗你天打五雷轰。”小卫说。

　　“卖床子?”

　　“都找好主儿了，一个床子四万块，下周一办手续。”

　　他俩在边上，你一言我一语，不停地叨叨咕咕，搞得我心烦意乱，根本没心思思考。

　　“卖完床子你们准备干什么?”

　　“拍呗。”两人异口同声，“拍光了我俩去给你当服务员。”

　　“明知道输还拍个屁。这不是把自己往火炕里推吗?”

　　“已经烧半截了，活下去也是个废人，不如死了拉倒。”

　　“你俩还挺悲壮的。”

　　“这叫早死早托生。”

　　无奈，我又借了大平一千，借小卫两千。我自己玩一台帕斯机，他俩合玩一台。

　　活该我倒霉，六千元扔进去连个响动都没有。别说四同，同花顺都没出。反观大平和小卫那台机器，一会儿一个四同，一会儿一个同花顺。出这种大牌，两人只拍一手，成了就上分。傍晚的时候，两人的分数打到八千分。

　　“还钱，马上。”我兜空了，阴沉着脸。

　　两人默默对视了一眼，让女服务员转我的机器上四千分。又是一阵噼噼啪啪的乱拍，显示屏出现了死亡一般寂静的蓝色。我垂头丧气地站起身，走到他俩的机器旁，见台面上还有一千多分，便主动请缨，替他俩拍两手。两人吓得赶紧叫服务员：“下分下分。”

　　“操，看把你俩吓的，输了算我的。”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是为你好。今天你已经输糊涂了，大脑失灵了，再玩下去死路一条。听人劝吃饱饭。走，唱歌去。”大平把钱装进兜里，“我请。”

　　“应该是我们请，有没有搞错。”小卫的心情也不错。赢钱了嘛，甭管多少，赢钱就是硬道理。

　　我们打车去了阿里郎歌舞厅。巧巧见了我，笑着问，林珊正在台上，想换人吗?

　　“不换，我等会儿吧。”我疲惫地歪靠在沙发上。

　　“哦，还挺忠贞的。那我先叫她过来打个招呼。”巧巧笑着出去了。

　　不一会儿，林珊进来坐到我身边闻，“你气色怎么这么不好?是不是病了?”

　　“是相思病，见到你就好了。”巧巧继续逗我和林珊。大平掐了一把巧巧的大腿，又使了个眼色。巧巧吐了吐舌头，做出一个被惊吓的动作。

　　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留着平头的大个子摇晃着站在门前，冲林珊张口就骂：“你他妈还没陪完老子呢，跑这儿干什么?臭婊子!”

　　林珊正要起身解释，被我伸手拦住。我刚才一肚子的怨气正没处发泄呢。我怒不可遏地猛扑了过去，一个电炮打在毫无防备的大个子的宽脸上。大个子“哎哟”一声倒在走廊里。与大个子同来的一帮人听到呼喊声，纷纷从包房里拎着啤酒瓶冲了出来，走廊里顿时打成一团。我们仨被打倒在走廊里，我伤得最重，头上流着血。那帮人慌忙跑出阿里郎歌舞厅。

　　“快去医院!”林珊拿手绢捂住我的头。

　　我蜷缩在墙角，仿佛五脏六腑正在躯体里被撕裂。我艰难地缓缓仰起血流满面的脸，摆摆手。还用舌尖舔了舔流到嘴角的血，有点儿咸，还有点儿腥。大平和小卫鼻青脸肿地从地上勉强支撑着站起来，一人架住我的一只胳膊就往外走。这时，警察赶来了，二话没说带走了大平和小卫。

　　林珊扶着我上了一辆出租车。我的头部有四处伤口，因为有玻璃碴子扎在头皮里，缝针极不顺利，一直折腾到凌晨三点多钟。出了医院，我呼大平和小卫。还好，他俩只是到派出所做了个笔录，就被放回家了。

　　“你回家还是回歌厅?我送你。”我抱歉地说。“还是我送你吧。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林珊声音小小的，柔柔的。“给你添麻烦了。”我拉着林珊的手说。“你少说点儿话，不然，伤口会更疼的。”林珊顺势挽住我。我把林珊抱在怀里。轻拍着她单薄的眉背。

　　林珊跟我回到家，用毛巾替我擦了擦脸。

　　“下回你可别这么冲动了。”林珊想了想，接着说，“你是不是有啥不顺心的事?”

　　我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把被单铺好。

　　“快睡吧，太晚了。”我躺在床上说。

　　“我、我还是睡沙发吧。”

　　“那不行，就是我睡沙发也不能让你睡沙发呀。你放心，我不会再冲动了。再说，我刚缝完针，也不敢那样。不然伤口是很难愈合的，我懂。”我故作轻松地调侃道。林珊这才温顺地和衣在我身边躺下。

　　皎洁的月光从窗口洒进来，照在床前光滑的地砖上。窗外安静得连一丝风都没有。

　　第二天，林珊为我煲了鸡汤，还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天黑后，我对林珊说：“你还是去上班吧，我能照顾自己。”

　　“你干吗这么盼着我去上班?”林珊娇嗔地说。

　　“不是我盼，而是你早晚都得回去上班的嘛。”

　　林珊的眼神黯淡了下来。轻轻叹了口气。

　　第十五章

　　我关掉大哥大，在家里趴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林珊一直陪着我没白没黑地看大斌留下的那些录像带，《喋血双雄》、《英雄本色》、《第一滴血》等，我看得头昏脑涨，暂且忘记了张着血盆大口的帕斯机。货批得如何我也懒得过问，一副听天由命、委靡不振的衰相。

　　林珊替我洗了床单被罩，擦净了所有窗户玻璃和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房间里焕然一新，一尘不染，但我的心情并没有丝毫的好转。我冷眼旁观，既不阻止也没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头上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我的心却又开始痒痒了。我突然很想去娱乐城拍几手，这一想法来得是那么的迅猛，那么的不可抑制。我几乎是

　　从床上一跃而起，穿戴整齐后，对正在厨房里忙乎的林珊说：“我去医院拆线，顺便再到市场看看。”我没有说自己想去玩帕斯机。

　　“我陪你一起去吧。”林珊温柔地边说边解下围裙。

　　“不用不用，晚上你还是接着去上班吧。我已经好利索了，该跑跑市场了。”我想说声谢谢。但我不能。我必须狠下心来让这个女人带着失望，甚至是伤心离开，永远地离开。

　　“你是不是又想去拍帕斯机?”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

　　“如果真是那样。我现在就走。”林珊默然地穿上外套。

　　我面无表情地说：“也好，我送送你。”我不想说任何客套挽留的话。我怕自己心软，说出什么日后让我追悔莫及的蠢话。我不能让林珊对我抱有任何幻想，也不想让她就这么不清不白地住下去。这样会毁了她。因为我感觉得到。林珊已俨然把自己当成这个家的一员了。而我不想与任何一个女人长相厮守。每个人都应该回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道——我继续拍我的帕斯机，林珊继续当她的小姐。这样挺好。

　　“我自己能走。”林珊眼里噙满泪水，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她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但关门的瞬间，她还是有些失控。在冷风的挟裹下，房门发出“砰”的一声撞击，门框上的墙皮震得纷纷下落。

　　我站在阳台上，点上根烟，望着林珊瘦削的背影匆匆消失在街角的转弯处，长舒了口气。

　　我打车先到医院拆了线，又来到市场。我发现大平和小卫的床子真的易主了。当我呼大平时才想起来，他俩的呼机也早就卖了。我让高健从货款里点出五千块钱。高健磨磨蹭蹭地不大情愿。“峰哥，别去玩、玩帕斯机了。这点儿钱还、还是留着上货吧。”高健嗫嚅着，结结巴巴地说。

　　“少废话，好好卖你的货吧!”我有些不耐烦。

　　“我是为、为了你好。”高健委屈地说。

　　我接过钱，拍拍高健的肩膀，苦笑着摇摇头，一路小跑去了“海风”。

　　大平和小卫各守着台机器，正拍得热火朝天。

　　“床子卖了，够豁得出去呀。”

　　“那当然，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大平还有心思开玩笑。

　　“人在阵地在，砍头只当风吹帽。”小卫也不甘示弱。

　　突然，大平用胳膊捅捅我，我抬头一看，林姗正气哼哼地站在我身后。

　　“你干什么来了?”我皱着眉头，颇不耐烦地问。

　　林姗不答话，只是用愤怒的目光直视着我。

　　“是不是你也想拍两手?”我边备牌边问。

　　“下分，跟我回家。”林姗一字一句地说。

　　“管得着吗你，你是我什么人哪，操，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说完，我继续专注拍牌，不再理林姗。

　　林姗伸出一只手按在下分牌上，同时高喊：“服务员。下分!”

　　“你他妈是不是犯贱?”我站起身，抬手给了林姗一个大嘴巴。

　　鲜血顺着林姗精巧的鼻孔汩汩地流了出来。我有些后悔了。但我知道，此时我的态度必须更加强硬，不能有丝毫的悔意和怜悯。许多看热闹的入围上来，这让我颜面大跌。林姗将一口血水吐到我脸上，我一把撸过林姗，将她重重地推到墙上。林姗的身体慢慢地委顿下去，但眼睛仍死死地盯着我，一声不吭。无奈，我只好连拉带拽地将林姗弄出去，拦了辆出租车，将林姗一脚踢了进去。我扔给司机一百块钱。

　　“去哪儿?”司机问。

　　“随便，她爱去哪儿去哪儿，最好去死吧。”我冲司机扬了扬手。

　　我每拍一次牌，都得先用另一只手捂住头上的伤口，但身体稍一用力，伤口还是如撕裂般钻心地疼痛。我自嘲道：“哥们儿也是轻伤不下火线呀。”

　　果然，我的大无畏精神感动了老天。一手“四同”被我毫不犹豫地连砸四手，一万两千八百分，加上机器上原有两千多分，超过一万五千分。爆机!我像个足球场上进球的英雄一样，用一只拳头“咚咚”地捶着自己的胸口，蜂拥而至的赌友们团团围上来，每个人都争相与我握手拥抱。据说，这样他们可以沾点仙气儿。“天助我也，天助我也!”我近乎疯狂地站在椅子上尽情地挥舞着手臂仰天咆哮着。按规定，海风娱乐城又奖励了我五千分。就这样，一手牌被我打回了近两万块钱。

　　这时，我看见了人群后面的高雄和阿玲。高雄的脸瘦得不足一个巴掌宽。阿玲脸色蜡黄。像一片秋天中飘零的枯叶。我笑着跳下来扑到高雄的肩膀上。“你小子，终于露面了。”我不但没有像我当初发誓的那样，打断高雄的一条腿，反而像老朋友久别重逢似的，拽着高雄和阿玲非要出去吃顿饭，庆祝一下。高雄讪笑着并未推辞，和表情尴尬的阿玲一左一右走在我身边。

　　大平提议去阿里郎歌厅。“是不是又想见巧巧呀?好，我成全你。”我忘乎所以，咋咋呼呼地大声说。走进阿里郎歌厅，我直接来到吧台，充满歉意地冲老板娘说：“上次的事儿，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哪里，小事一桩。我那位是分局的，不然，那天晚上不会那么痛快让你们两拨人走的，没两把刷子我敢开歌厅嘛。”老板娘细细的文眉一挑一挑地说。

　　“弄条狗来，我想吃现杀的狗肉!”

　　“好的，我这就派人去办。”阿里郎歌厅位于鲜族人居住区的西塔，附近有专门卖狗的狗市。

　　大平和小卫跟两个女孩在包房里又唱又跳。忙得不亦乐乎。我和高雄、阿玲干了一杯酒后聊了起来。

　　上次高雄骗货，是与阿玲里应外合一块儿干的。阿玲出面雇人将骗来的货拉到广州市郊的预定地点，然后与匆匆下楼打摩的赶来的高雄会合。接着，两人又在中途换了辆货车，把货拉到韶关的汽运站，从那里发往哈尔滨的客户。五十万的货，对方“一炮”点给他们三十万，这是双方事先商定好的。此计划可谓用心良苦，考虑周全。两人偷偷返回奉城的出租房里，连抽连扎干掉了二十万元，然后，又一块儿跑到鞍山的戒毒所去戒毒。从戒毒所出来后，两人想做点儿小买卖，寻机东山再起，怎奈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重又躲到出租房吸毒，偶尔出来转转，拍拍帕斯机……

　　“你们这对狗男女现在靠什么生活?”我问。

　　高雄挠了挠头皮，与阿玲对视了一眼。

　　“说呀，同是天涯沦落人，有啥不好意思的。”

　　高雄叹了口气。“她，晚上没事出去卖卖，人老珠黄了，只能去方形广场，服务对象是下岗工人和民工。”高雄无奈地笑笑，“我呢。拍拍帕斯机，勉强维持生活。”每到傍晚，方形广场上从四处云集的“野鸡”多如牛毛，她们砍起价来，粗门大嗓，毫无顾忌。“一炮五十，包宿一百，小妹就这身价。”“刚才那个水桶粗的大婶包宿还八十呢，咱水汪汪的大姑娘差啥呀?”还有同伴在一旁帮腔。反倒是那些嫖客面露羞涩，东张西望，一只脚在雪地上拧来蹭去，好像他的鞋底上刚刚不小心踩到了一坨狗屎。

　　阿玲烟不离口，始终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样子，头微垂着，目光呆滞，好像高雄说的这些与她毫无关联。

　　“你拍帕斯机还赢钱?”

　　“赢，是小赢。我不贪，也不敢贪。赢个一二百就跑，多大‘亮也不玩了。一个月下来，赢了两千来块钱。”曾经光明市场的大户，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实在令人忍不住欷歔。

　　“人嘛得能屈能伸，走哪儿路说哪儿话，过

　　哪儿河脱哪儿鞋。我是该见过的都见过了，不该经历的也全经历了，是饱经风霜的老战士了!”高雄大发感慨。

　　“你的这番话让我深受鼓舞。甚至有重获新生之感。来，咱哥俩儿再干一杯。”混到我这份儿上，能遇到又一个“垫背”的，总不是什么坏事。

　　午夜时分，我们相互搀扶着，摇摇晃晃从阿里郎歌厅出来，大着舌头说今晚谁都不许玩了，喝大了，去玩准输。然后，我们互道再见，各自打车离去。

　　快到家的时候，一阵烦躁不安的情绪袭上心头，我不想回到空荡荡的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可一时又不知道去哪儿。这么晚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我让司机掉头。“去海风娱乐城。”说完，我感到心里生出一种温暖，“快，开快点儿。”我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

　　没想到，在海风娱乐城，我又见到了大平、小卫还有高雄和阿玲。大家相视苦笑。

　　“别愣着了，赶快加入我们火热的生活吧。”小卫嬉皮笑脸地说。

　　这一坐下，我就在云烟氤氲的环境里，度过了两宿一白天，整整三十六个小时没动过窝。相当于坐火车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只是拍帕斯机的时间过得一点儿也不枯燥难熬，还毫无倦意。我身上的两万多块钱终被“洗劫一空”。

　　走到冷风飕飕的大街上，我一时大脑空白，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只感到天旋地转。身体极度虚弱，眼前的人流仿佛是帕斯机里一张张模糊不清的扑克牌在晃动。

　　“嗨，万峰。”我与眼前的大斌几乎撞了个满怀，“怎么了?”大斌关切地问。

　　“没怎么，我还有点事儿，改日见。”说完。我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走。

　　大斌追过来，一把拽住我问：“是不是生哥们儿气了?”

　　“没有啊，我真的有事。”我神情恍惚，跟个傻子似的，眼神直勾勾地直盯着前方。

　　“你没事儿吧?”大斌摸摸我的额头，兴奋地说，“我刚去了趟北京，谈下笔大买卖……”

　　我已经踉跄着钻入一辆街边的出租车，冲窗外摇摇手，我已经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回到家，一头扎在床上，我才想起来，刚才拉我说话的人好像是大斌吧?时至今日，我仍不能肯定，那天昏头涨脑。丧魂失魄的我是否真的与大斌相遇过。困倦终于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睡梦中，我梦见自己端坐在帕斯机前，优雅地吐着烟圈，一开牌，“五同”(一张王加四张同样的牌)，自动爆机。再开牌，还是“五同”，再次爆机……钱多得没处放，大平跑回光明市场帮我拿了几条编织袋子继续装，装满了又用脚踩实，扔在一边，继续拍。海风娱乐城的小个子台湾老板哭丧着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向我求饶，光秃的头顶挂满油亮亮的汗珠，两鬓几绺稀疏的头发飘飘忽忽地垂下来。平日里的傲慢全无，狼狈至极，也可笑至极。围观的赌徒们解恨地哈哈大笑，有人趁机偷偷拍拍他那油光发亮的头顶，有人干脆大摇大摆地撕扯着他那本已所剩无几的头发，像是在开心地玩小时候斗地主的游戏……

　　我醒了，天黑得像锅底，不见一丝光亮。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我拉开灯，感到左手掌一阵疼痛。食指、中指、无名指的关节各长出一个水泡，尤以中指的最大，光亮嫩白。这是我拍帕斯机用力过猛的结果。我用右手指爱惜地轻轻抚摸着它们。看来，再拍帕斯机我只能用不习惯的右手了。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吗?

　　我看了眼床头的闹钟，时针指向午夜一点。我胡乱抹了把脸，匆匆走出家门，来到高健家的楼下，我犹豫了一下。这个点儿找高健取钱，的确有些说不过去，我本可以在家再休息一会儿，等到凌晨三点半高健下楼上市场时再取钱。可我不想等，也等不了了，怀里好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上蹿下跳，搅得我心乱如麻。两个半小时太难熬了，我会发疯的。

　　我敲了几次，门才不情愿地打开一条缝。满脸倦容的高健皱着垄沟般的额头，探出半个脑袋。

　　“给我拿五千块钱。”我小声说。

　　高健没言语，轻轻关上门。隔了一会儿，伸出一只胳膊，从门缝里把钱递给我。

　　海风娱乐城灯火通明，我感到周身血液的流速正在加快。我在娱乐城里先耐心地巡视了一圈，待心情平稳后，才找了台空机器坐下。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慢慢玩儿，拍牌时头脑一定要保持清醒。切不可盲目和赌气。

　　天刚蒙蒙亮，大平和小卫来了，过了一会儿，高雄和阿玲也来了。但机器已经被占满了，他们只能围在我身边看我一个人拍。我们在此起彼伏的拍牌声中，边拍边聊。

　　“这么早就来送死了?批货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大平说。

　　“我现在跟帕斯机的关系，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不死，我就一天不得安生。”

　　“我倒觉得这帕斯机越活越滋润，我们可是越活越抽抽了。”小卫说。

　　“可不，我们玩帕斯机的时候，全市也就两三家，现在可好，开得哪哪都是，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大平说。

　　“拍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后继有人了。”

　　突然，听到一声惊叫：“有人跳楼啦，有人跳楼啦!”声音不是惊恐的，而是亢奋的。所有的人都拥挤着朝海风娱乐城门前冲去。“哗啦”一声，落地窗的玻璃被挤碎了。但人们仍奋不顾身往外挤，嗷嗷地叫着起哄，愤怒的责骂声响成一片，场面混乱不堪。胖子四仰八叉地横摊在马路中央，朝天的面部狰狞痛苦，鲜血顺着后脑勺咕嘟咕嘟地正往外涌，双腿还一蹬一蹬的，似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胖子的嘴角轻轻抽动着，随着口中血液静静地溢出，他的脖子生硬地扭了一下，大张着双眼，怔怔地望着湛蓝如洗的天空。

　　台湾老板在人丛中探了下头。又怕冷似的马上缩了回去，与门前几个若无其事正斜着腿抽烟的警察低声耳语了几句，便匆匆反身上楼去了。救护车呼啸而来，从车上下来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分开人群，半蹲到胖子身边，冷漠地用手在胖子的鼻子底下试了试气息，然后，慢吞吞地将胖子拾到担架上。

　　“胖子是被帕斯机逼死的。”

　　“对，是让台湾鬼子逼死的。”

　　“帕斯机肯定被他们做了手脚。让狗日的赔我们血汗钱。”

　　“他妈的，台湾人凭什么到咱们大陆坑蒙拐骗，还反了呢。”

　　“他们这是在变相地反攻大陆，我们绝不答应!”

　　“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有人开始挥舞手臂，高呼口号，围观的众人立刻鼓掌叫好，齐声响应。人群一下子骚动起来，愤怒的咒骂声不绝于耳。输红了眼的赌徒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尽情发泄的出口，跳着脚挥着手，冲海风娱乐城二楼的老板办公室窗口，声嘶力竭地宣泄着输钱的愤懑。倒霉的胖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生命终结之时，竟成了赌徒们的狂欢之日。

　　带头喊口号的中年人一拳打在娱乐城的窗玻璃上，抽拳时，窗框上残留的碎玻璃碴子将他的拳头和手臂划得伤痕累累，血流如注。众人激动的情绪终于达到了顶点。但聪明的赌徒们并没有如法炮制，只是喊得更欢了，骂得也更“石可碜”了。一些衣着雍容华丽的女赌徒也不再矜持，她们尖厉的喊叫，为愤怒的人潮中增加了一抹亮色。

　　一块大半拉砖头不知从什么地方“嗖”地飞向二楼，娱乐城老板办公室的玻璃被打碎了，人群中又发出阵阵兴奋的嚎叫。这才是值得效仿的

　　方式。就在人们纷纷低头寻找砖头、石块准备如法炮制的时候，那个扔砖头的小伙子被两名便衣警察死死地摁跪在地上，锃亮的手铐“咔嚓”反扣在小伙子的手腕上。几乎与此同时。拳头还血淋淋的中年人也被另外两名便衣警察匆匆带离了现场。一名领导模样的便衣警察站在娱乐城的台阶上，目光威严地一手叉着腰，一手将腰间带皮夹子的手枪拔出来，举向天空大声喊：

　　“不许闹事，谁胡闹就是妨碍公安执法，以流氓罪论处。愿意玩儿的继续到里面玩儿，不愿意玩儿的趁早滚开。别在这里影响交通!”

　　人群安静了下来。大家缄口屏息，面面相觑。眼里的怒火瞬间熄灭了，眼神开始游移。与其说我们是被这个高个威猛的便衣警察吓住了，不如说是被他指向天空中的乌黑枪口震慑住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快撤。”大平拽拽我的衣角，晃晃头。我们几个默不作声地回到二楼，阿玲正用一只手掌抵住额头在睡觉。

　　“外面那么热闹，你咋不出去看看，百年不遇呀。”

　　阿玲睡眼惺忪地抬起头，眉头微微皱了皱，她的左半边脸被压出一个丑陋且不规则的图形。“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死个人嘛。”阿玲打了个哈欠，嘴里喷出一股熏人的臭气。

　　“你这么看破红尘，是不是也活腻歪了?”我说。

　　“我早就活得不耐烦了，早死早托生。”

　　“够想得开呀，那你下辈子还想不想当人了?”

　　阿玲眨了眨眼睛。认真地说：“当什么都行。我就是再不想当人了。”

　　“说说。下辈子想当什么?”我感兴趣地问。

　　阿玲嘻嘻地笑了两声，抬头望着天花板说：“当一种病毒。我要毒死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一个不剩。”

　　“你可真他妈的恐怖。难怪老话说，最毒莫过妇人心。”

　　阿玲开心地大笑了起来，声音疹得人心慌。

　　海风娱乐城里重又恢复了此起彼伏的热闹景象。

　　“继续拍，该死该活屌朝上。人家胖子命都豁出去了，咱们输几个臭钱算什么?毕竟是身外之物嘛。”大平说得有道理。

　　大概是被胖子的死惊吓着了，一些人沮丧地下分走了。我们几个得以各占一台机器一通猛拍。意外的是。我们几个都赢了钱。大平赢得最多，有六千多，其次是我五千，小卫四千，高雄一直“小棒”溜着，也赢了一千多块。高雄捧着手中的一大把百元钞票，激动地与阿玲看了又看，像个没见过钱的傻小子。

　　相互间一聊，才知道，赢钱的不光我们几个，而是留下来的绝大多数。只有几个奔爆机拍的家伙输了钱，而且比平时输得更狠更惨。这几个人是新人，见“亮”大，便摽着膀子边拍边赌咒发誓，不砸爆机绝不收兵。傍晚的时候，广播通知：机器调试，明天早晨八点重新营业。

　　那几个输了大钱的小伙子开始不甘心地嚷嚷，赖着不想走。被几个同样年轻但更强壮的家伙团团围住。那些人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目露凶光，死死地盯着那几个输钱的小伙子，直盯到对方心里发毛，目光低垂，乖乖地退出门外。匆匆离去。

　　我们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站在海风娱乐城门外的风雪中，彼此间享受着赢钱后的喜悦，久久不肯散去。

　　“这是胖子带给我们的福气，听说，赌桌上输家一命呜呼，庄家是会倒大霉的。轻者破财免灾，重者家破人亡。台湾鬼子今天算是幸运的。”

　　“会不会是他们对帕斯机动了手脚，故意放‘亮的?”

　　“不会不会，别把台湾鬼子说得那么邪乎。他要是有那本事，干吗跑到大陆开娱乐城呀，早跑美国那个什么斯加开去了，那里赌得可全是美金，一块顶咱们人民币八九块呢。”大家众口一词。

　　“明早要是再从楼上跳下来一个，那我们可就又有得赢了。估计比今天赢得还多。到时，咱们可别对台湾鬼子客气，要新仇旧恨一起算。”

　　“最好每天早晨跳一个。”

　　“对，牺牲他一个。幸福千万家。”狡猾的大平临时将“我”改成“他”。说完，还冲我眨眨眼。显然。他对自己的应变能力很得意。

　　我们站在早晨胖子跳楼的位置。兴致勃勃地又说又笑，全然忘记了我们共同的赌友胖子死时的惨状。雪越下越大，厚厚的积雪掩盖了街道白天的泥泞和肮脏。惨白的街灯下，一片静谧的素洁……霎时间，我心里感到一阵痉挛。我小心地后退几步，悄悄打了辆车溜了。

　　第二天，海风娱乐城一切如常，并没有人跳楼，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另一个死讯：阿玲死了。

　　昨晚，高雄和阿玲怀揣着刚赢的一千多块钱去买了四克白粉。回到出租屋后，两人便迫不及待地吸了起来。高雄过足了瘾，倒在床上沉沉地昏睡了过去。连日来在海风娱乐城的鏖战，把他折腾得筋疲力尽。阿玲这才将一部分偷藏在内裤里的白粉拿出来，蹑手蹑脚地钻进厕所里。阿玲是坐在马桶上死的，针头扎进大腿内侧的静脉上，还没来得及拔出来。但阿玲死的样子很平静很安详，脸上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痛苦。好像她对自己的死期早已了然于胸。高雄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买的白粉掺了过多的白灰。高雄之所以保住一条命，是他光吸没扎，再有就是他吸的剂量小。若不是阿玲偷着藏起来一半，他也可能与阿玲同赴黄泉了。

　　那天，送阿玲去回龙岗殡仪馆火化的只有高雄和我两个人，显得很凄凉。阿玲“装老”的衣服是我去后帮忙穿的。高雄浑身筛糠似的，蹲在墙角下瑟瑟发抖，一点儿都不像个男人的样子。可气的是，本来说好，大平和小卫也要来送阿玲，但后来两人拍帕斯机竟给拍忘了。我和高雄没有责怪他俩，因为我们深知帕斯机的魔力是不可抗拒的。

　　阿玲火化后。我让高雄给阿玲远在四川德阳的家人打电话，问骨灰怎么处理?阿玲的母亲在电话里明确表示，爱扔哪儿扔哪儿，只要别送回家就行，晦气。我气愤地抢过电话破口大骂：“你个老不死的，早晚得下地狱，下十八层地狱!”撂了电话，我掏出一千块钱。说：“去给阿玲买块墓地吧，别让她太委屈了。”

　　高雄接过钱，坐在地上“哇”的一声，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第十六章

　　胖子跳楼身亡不久，“海风”开始为赌客提供免费就餐。海风是个二十四个小时营业连轴转的娱乐城，就是说，早点、午餐、晚饭、夜宵这四个饭点开饭时，只要你一直是海风的客人，就餐一律免费。食谱如下：早点是桶装的方便面，午餐是荤素搭配的盒饭，晚饭是包子或饺子，隔天调换，消夜是鸡蛋西红柿打卤面。

　　从此，每到开饭时间，海风娱乐城犹如大学校园的学生食堂，热气腾腾，人声鼎沸，甚至盖过了众人拍帕斯机的噼啪声。身材姣好的上分员小姐手端托盘，步履轻盈地在帕斯机前的赌客与众多围观的看客之间往来穿梭。有的人抢过盒饭便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有的人则心不在焉地边小口吃着边盯着屏幕上的牌面冥思苦想；还有的人废寝忘食，对眼前冒着腾腾热气的食物视若无物，继续抡圆了膀子冲帕斯机猛拍猛打，饭盒震掉在地上，洒了自己一身的汤汤水水仍全然不觉……那些可怜的、刚刚输光屁股的看客们嘴角流着口水。时不时用舌尖匆匆一抿而过，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愿到对面的那些小饭馆里去填饱自己的肚子，仿佛脚下生了根。

　　“免费午餐”的确不失为台湾老板笼络人心的一招妙棋。据说，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不光提供吃喝还提供舒适的宾馆，供八方赌客们享用。但鉴于我国尚处在赌博业的“初级阶段”，“海风”能够解决赌客们的“温饱”，已经算是超前“消费”了。

　　前一段时间，海风的人气每况愈下，其一。奉城的娱乐城几乎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只要推开高耸霓虹的店门。十有八九传来的是拍帕斯机的声音，犯不着大老远跑这儿来；其次，胖子的自杀事件，尽管没有在媒体上披露，但经过赌客们的口口相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海风的名声——都把人逼跳楼了。这里的机器“亮度”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免费午餐”并无多少技术含量可言，但此举却使“海风”起死回生，轻而易举地重新聚敛了超高的人气。按当下的时髦话说，海风具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愿赌服输是赌场的规矩——赢钱拿走，输钱留下，彼此互不相欠。赌场里。帕斯机与赌客之间的博弈，犹如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撕扯，你争我掠，充满血腥和残酷。而海风提供的免费午餐恰似在不经意间，起到了调剂和润滑的作用。赌客们到海风拍帕斯机自然会感到一股其乐融融的家的温馨和踏实。既然如此，归心似箭的游子们一窝蜂地选择海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按海风两百台帕斯机。每人每天二十元的成本计算，四顿“免费午餐”的额外支出费用是四千元。这对一个大型娱乐城来说，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众所周知。开赌场的老板，最看重的是娱乐城的人气，只要有人肯玩，只要所有的机器都不闲着——当然。最好有一群手攥钞票的赌客。火烧火燎地排队等侯，“火烧旺运”的老板就不愁没钱赚，这与开饭馆是一个道理。

　　“免费午餐”加快了我们输钱的速度。大平和小卫已经输得光屁眼儿了，沦为了名副其实的看客。货款全部输光后，我先卖了房子。紧接着又把床子卖了四万。

　　办好床子移交手续后。我不无歉意地对呆立一旁的高健说：“你要是还想在市场干。我给你找个下家。”

　　高健摇摇头说：“这地方太危险了，我还是找点儿别的事干吧。几十万元转眼间被你就这么稀里糊涂地‘造了，我看着心疼。峰哥，听我一句话，再这么赌下去你会把命搭上的。”

　　“唉，我戒不了了。”我目光散淡地望着湛蓝如洗的天空，苦笑着说。

　　高健叹了口气，默默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去，突然，他猛转过头直视着我，眼里渐渐噙满泪水，大喊了一声：“你这个败家子!”说完，高健匆匆钻入人群，消失在混乱嘈杂的人流中。我呆怔在那里，一瞬间，我想哭，可我空洞的双眼如枯竭的老井，挤不出半滴眼泪。

　　现在，我所有的资产只剩下了一部大哥大。它既是我随身携带的身家性命，也是维护我可怜的虚荣心的唯一武器。没了它，我将与大平和小卫一样，一文不值。甚至还不如一条丧家之犬。人可以怜悯一条狗或一只猫，但绝不会怜悯一个倾家荡产、失魂落魄的赌徒。就这么简单。

　　大平和小卫来到我租住的地下室，神神秘秘地说：“我们可以搞到帕斯机的解密器，才十万块钱。”

　　“那玩意儿管用吗?”我狐疑地问。

　　“当然。我听说前几天，有个人在海风一晚上赢了五万块。台湾老板一看遇到高人了，很识趣，马上把人请到办公室，又偷偷给了那人五万块。条件是以后不许踏进海风半步，否则就把人‘做了。你想想，奉城有上百家赌帕斯机的娱乐城，一个解密器得换回多少银子啊。”

　　“你们是怎么认识那人的?”

　　“有天我和小卫带了五千块去，结果那台帕斯机一个小时就吞了我们四千多。不光没大亮，还一拍就折。这时旁边一直站着看的小伙子让我拍手大试试，我一拍还真就成了。我抬头望着他，他又让我拍大，又成了。他一连让我拍了四手大，全成了。第五手他还是笑眯眯地示意我拍大，我心想，已经出四手大了，该出小了。我一犹豫拍了手小，折了，还是大。我一看，今天遇到高人了，就硬拉着他去喝酒，想取取经。酒桌上。那人告诉我，他也是凭经验蒙的，还说，拍帕斯机不能光用蛮力，不然有多少钱得输多少钱。想赢钱得凭智慧。接着，他又跟我聊到了解密器的事。我看那人挺实在的，那晚的饭钱也是他偷偷结的，弄得我俩怪不好意思的。”

　　“这事是挺有诱惑力的。但卖解密器的人可靠吗?要是真那么灵，他为什么自己不玩?”

　　“他们都在公安局‘挂号了。谁听说过开锁公司的人亲自去撬门压锁?不然，哪儿有这么便宜的好事。依我看，事不迟疑，咱们得赶快行动起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好机会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可问题是，咱们上哪儿张罗这笔钱去呀?要不。我把大哥大卖了，你俩再凑凑。”

　　“我们更没有钱了，该借的不该借的全借遍了。现在，我俩是兜比脸都干净，睡觉都张口，一个字‘渴呀。”大平和小卫同时把衣兜、裤兜翻出来，仰天张大着嘴，摊开双手。

　　老天保佑，我的大哥大终于在一个大学同学的婚礼上派上了用场。我没有像平时那样，把它招摇地拎在手上，甩来甩去地给自己长脸，充门面。我的大哥大放在一只精巧的仿造都彭皮包里，只露出一截银光闪闪的天线。它本来可以完全掩藏在皮包里面，但那不是我想要的效果。

　　刚坐到酒桌上，我的那些在机关、学校工作的老同学们就对我的大哥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东问西问，在手里掂了又掂，传了一圈，才把大哥大送回到我手里。

　　“咱班同学里你是第一个用上大哥大的。”其中的一个家伙肯定地说。

　　“还是干个体好啊，虽然辛苦，但自个儿挣钱自个儿花，踏实。哪像我们那个破单位，改革改了这么些年，照样吃大锅饭，机构精简却越减人越多，现在连奖金都发不出来了。操，哪天哥们儿一跺脚，也干个体去，不伺候那帮王八犊子了。”

　　“透露透露，有什么发财的窍门，给弟兄们指点指点。”

　　“都是老同学，别被窝里放屁——独吞。你就别拿架儿了。有福同享嘛。”

　　我看准时机。清了清嗓子说：“我倒是有个挣钱的好主意。你们呢，该上班上班，不用辞职，管它铁饭碗泥饭碗的，先端着。但唯一遗憾的是，不能让各位一夜暴富。”我笑着卖了个关子。

　　“说说看，啥好主意?”

　　“对，我不做一夜暴富的美梦，只要能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提高生活质量足矣。”

　　“我这人不贪，这你是知道的。咱俩当年还是上下铺呢。”他们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我，像在仰望一个即将带领他们脱离苦海的大救星。贪婪的目光充满期待。

　　“是这样的。我虽然干了几年的服装批发生意，可说到底，我还是个‘二道贩子。现在我准备自己投资办一家服装加工厂，搞实体，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加工环节，实现自产自销。现在做服装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服装加工这块的利润很大，而且根本用不着出去跑活儿，找上门的撵都撵不走。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我手里有个百八十万，但离办厂的实力还是有些差距的。如果哪位老同学信得过我，可以把家里的

　　闲钱先借给我，我付百分之百的年息。但我有一个条件，一万元起步。”

　　他们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但并没有人马上搭话。

　　我笑笑说：“我只是随便说说。愿意的呢，过后打我的电话，咱们单聊。好，不聊生意上的事了。喝酒。”我故意把话题岔开了。我知道，他们不会马上拍板的，有家有口的要回家跟老婆商量，一个人过的也得权衡利弊后才能做出决断。一万块钱，对上班族来说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一万元起步这个借钱的数码是我事先想好的。借少了不过瘾，再有人家也会起疑——做这么大买卖，连几千块的小钱都借，会不会是蒙人呢?

　　第二天。我如愿地接到了五六个想与我“单聊”的电话。我连忙用身上仅有的八百块钱，在繁华地带的中兴宾馆订了间房，然后通知他们约见的具体时间。我总不能带他们到我租住的地下室谈借钱的事吧，去酒店也不合适。我怕我身上这点钱不够我“装相”的。万一借钱的事谈不拢，我恐怕连酒店的门都走不出去。

　　宾馆才是做大买卖的人谈正经事的地方。很潇洒很气派，也体现身份。开完房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我太想躺在温暖舒适的大浴缸里舒舒服服地泡一泡了。我租住的地下室别说洗澡，喝口热水都成问题。我已经有半个月没洗澡了。身上痒痒的，如芒刺在背。

　　等我哼着歌在浴缸里把自己泡成一只煮熟的龙虾红光满面地走出来后，又小心翼翼地刮了胡子，换上熨得板板的白衬衣，打了条银灰色的领带。镜子里的我看上去神清气爽，志得意满，跟个成功人士似的。我不由得苦笑起来。

　　一切顺利。借我钱的一共六个人，其中四人各借了我两万，另外两人各借了一万。十万块钱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到手了。

　　我潇洒地用宾馆的便签，为他们每个人写了张欠条作为字据，工工整整地签上了我的大名及还款时间。

　　他们在旁边一个个脸涨得通红，显得坐立不安。好像他们欠我什么似的，一个劲儿地说：“咱们谁跟谁呀，不用写欠条，你太外道了。”

　　我神情肃然地说：“先小人后君子，这是生意场上的规矩。不然，咱们双方心里都不踏实，我说得实在吧?”

　　他们这才喏喏地点头称是。我谎称业务繁忙，改日再请大家好好聚聚，就把他们匆匆打发掉了。

　　我关上房门，在床上兴奋地翻了几个跟头。还嫌不够劲儿，又在床上拿起了“大顶”。我仿佛看到解码器如银行里的点钞机，源源不断的百元大钞刷刷刷地喷涌而出，铺满了整个房间，我将身体深陷其中，双手一扬，百元大钞们洋洋洒洒地漫天飞舞起来，比窗外的雪花来得还要迅猛密集……

　　之后，我兴冲冲地跑去“海风”找到大平和小卫，又返回“中兴”商量买解码器的事。

　　“我操，哥们儿都弹尽粮绝一穷二白了。你小子却住这么腐败奢华的大宾馆，太不够意思了。”小卫进屋后，一头栽倒在席梦思床垫上，将身体舒服地伸展成一个大字。

　　“这是典型的新旧社会两重天。说说吧，哪弄来的一笔黑钱，偷的还是抢的，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大平笑嘻嘻地为自己泡了杯茶，然后脱鞋蹲在椅子上，嘴角叼着根烟，双手不停地甩来甩去。

　　“别鸡巴胡扯了，说正事，你们说的那个卖解码器的人可不可靠?”

　　“绝对可靠，咱们可以当场试用，好使再付款。”大平说。

　　我沉默了五分钟。“好吧，我相信你，咱们赌一把。但我事先告诉你们，这笔钱来之不易，是我从老同学手里花高利息借的。明年的今天，我如果还不上人家二十万元，我就只能以死谢罪了。”我的语气充满了悲壮。

　　“放心吧，我马上跟他联络。”

　　“价格上，争取再往下砍砍。”

　　大平用我的大哥大呼了对方。对方答应让一万块，九万元成交，又约好晚上八点，在红旗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碰面。

　　红旗广场上街灯昏暗，行人寥寥，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恐怖感觉。大平双手合十。在毛主席挥手的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你们也来，求毛主席他老人家保佑我们，顺利买到解码器。赢大钱。”

　　“拜这个灵吗?”小卫问。

　　“毛主席不灵谁灵?你没见现在的出租车里都挂着毛主席的相片。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是救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神仙。”

　　小卫鞠躬时。在黑暗处发出哧哧的笑声。

　　“你他妈的严肃点儿，重来!”大平正色道。

　　这时，一个矮瘦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四处看了看，冲大平一晃头，然后，独自闷头疾步拐进灯火通明的小吃街，一路躲闪腾挪，好像他要急于甩掉身后的三条尾巴。我们只能紧紧跟随，呼哧带喘地随他一路爬上友好宾馆的三楼。

　　房间里的小眼睛男人面无表情地开门让我们侧身进来，又把头探到走廊听了听动静，才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与矮瘦的男人低声耳语了几句，矮瘦的男人面色严峻地点点头。重又打开房门兔子般敏捷地闪出门去。

　　我感到有些心慌，生怕一会儿一开门，呼啦啦冲进来一帮人把我们抢了。我下意识地用力夹了夹腋下的皮包，身体紧贴着窗台站住，向楼下张望了一眼。我打定主意，如果真是遇到了劫匪，我会毫不犹豫地破窗而出的，“人在阵地在”，绝不能让我“粒粒皆辛苦”借来的钱，就这么白白地成为了别人的“盘中餐”。

　　小眼睛男人默不作声地为我们三人每人泡了杯茶，就顺势坐回到椅子上，津津有味地继续翻看着一份当天的本市晚报。我与大平和小卫悄悄地对视了一眼，大平和小卫也显得很紧张。我壮着胆子大声问：“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还想不想做生意了?”

　　小眼睛男人抬起眼皮说：“兄弟，我不得不防着点儿。前些天，我在鞍山被劫走了两台解码器，损失惨重。还好，你们东北人讲义气，一个月后，那家伙又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赢了五十万，准备知恩图报，双倍偿还我的损失。而我的一个朋友就没有我这么走运了，在交易的时候被公安抓了现形，判了十年。说实在的，干这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听他这么说，我的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我掏出盒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他。“小眼睛”摇摇头，拿起桌上的中华，发了一圈并替我们挨个儿点上，人明显客气了很多。

　　“咚咚咚”连续不断的敲门声，震得我心惊肉跳，该不会是警察吧。我再次将僵硬的身体紧贴在窗台上，准备随时一跃而出。“小眼睛”微笑着冲我摆摆手，进来的是那个矮瘦子。“一切正常，可以交易了。”矮瘦的男人冲“小眼睛”说。

　　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干吗一惊一乍的。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

　　“不好意思，这是我们约定的信号，忘了告诉你们。”“小眼睛”拍拍我的肩膀，“让各位受惊了。如果他是小声敲门，恐怕我比你还会抢先一步跳下去。”显然，“小眼睛”早已窥探出了我的心思。

　　我现在只想赶快交易了事，离开这里，它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慌感。

　　“好了，言归正传，钱带来了吗?”“小眼睛”语速极快地说。

　　我拍拍腋下的皮包。

　　“对不起，我们要先见钱后验货。”

　　“那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小眼睛”不动声色，镇定地回到椅子上斜眼望着我，不再说话。双方就这么僵持着，谁

　　都不肯让步。场面气氛顿时陷入尴尬之中。

　　“既然你对我们这样不放心，这笔生意我们不做了。”“小眼睛”傲慢地点上一根烟，站起身。摆出送客的架势。

　　“别价呀，都到这份上了，咋能说不做就不做了呢，有事好商量嘛。”大平有点儿急了，一个劲儿地冲我使眼色，算是给我找了个台阶。

　　我不大情愿慢吞吞地拉开皮包拉链，把九万块钱掏出来，一摞摞地递到“小眼睛”面前晃了晃。“小眼睛”看也没看，按住我的手将钱重新塞回到皮包里，然后，哈哈大笑说：“我只是想看一看，兄弟你有没有诚意。好，咱们验货吧。”说完，“小眼睛”俯下身，掀开床板，从里面抱出一块电路板和帕斯机的显示屏，又从洗手间的水槽里掏出用塑料袋紧紧包裹好的解码器，打开放在床上，开始为我们做演示。

　　“看好了，先用准备好的刀片，把备牌键上的红白两线划出个豁口，再将解码器两端红白两色的铁夹子分别夹在露出的铜线上，记住，千万别弄反了。备好牌后，解码器的指针偏右拍大，偏左拍小，如果指针竖在中线不动，表明这手牌解码器也难以识别大小，要立刻上分。这种解码器是日本刚刚研发的，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后，我提醒你们，出了大牌赶紧上分，小牌拍个三五手也要适可而止。切不可头脑发热贪大，那样会引起上分员和周围人的注意。要学会在神不知鬼不觉中赢钱。每天赢个万八干的就撤，换个地方玩儿，这样积少成多，一个月下来赢个四五十万，轻飘飘。”我连连点头。“小眼睛”备好牌后，盯着我问，“备牌后指针偏右，拍什么?”

　　我说：“大”。

　　“拍一手试试。”

　　我拍了手“大”，成了。小眼睛又备上牌，指针还是偏右。我又拍了手“大”，又成了。

　　我欣喜若狂，再次备牌，这回指针偏左，我大手一抡，砸向“小”键，嘴里喊了声，“成”。果然成了。

　　“你出徒了，还有什么疑问吗?”“小眼睛”傲慢地吐了口烟圈。

　　大平讨好似的抢先说：“没了没了。”

　　“那就成交，祝你们兄弟早日把输的钱捞回来，赢大钱过好日子。”“小眼睛”派头十足地与我握了握手，又递给我一把开电路板的钥匙。

　　在坐出租车回中兴宾馆的路上，我摇下车窗，被风一吹，我突然好像觉得哪儿不太对头，但又一时说不清楚具体原因。

　　“你们不觉得这种赢钱的办法太容易了吗?”我将隐隐不安的心情说了出来。

　　“你那是多疑。”大平不屑地撇撇嘴。

　　“可我总觉得从与他们一碰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心里犯嘀咕。好像刚才他们是故意用各种花招惊吓我们。”

　　“哈哈，他们又不是克格勃，别一惊一乍，疑神疑鬼的了，把心放肚子里吧。”大平说。

　　小卫也说：“都走到这份上了，还是集中精力干正事吧。”

　　我们商定。下半夜开始行动。具体由大平实施操作，小卫在旁边打掩护，我负责引开上分员的注意。

　　我们心急如焚地在海风苦等了三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一个靠墙角的家伙输“立正”了，忙抢占了座位。

　　我们先上了四百分，心不在焉地小棒溜儿着玩，趁上分员打着长长的哈欠上洗手间的时候，大平在小卫的侧身掩护下，悄悄用钥匙打开电路板。电路板下红黄白三色线多如牛毛，像一团乱麻相互缠绕在一起，让人一时很难理清头绪。

　　大平紧张得大汗淋漓，抬头焦急地看着我。我指了指各牌键，大平这才心领神会；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捋顺红白两线，然后掏出刀片，屏息静气，一点点划破电线外皮，刚要用铁夹子去夹，上分员回来了，脸上挂着水珠，湿漉漉的双手一上一下地甩动着，人显得精神了很多。我示意大平将电路板虚掩着盖好，继续若无其事地拍牌。

　　时间在一秒秒地流逝，眼看着快天亮了，上分员终于满脸倦容地倚靠在墙根，低着头，打起盹来。我轻轻走过去，用身体挡住上分员的视线，大平在小卫的掩护下，重又操作起来。

　　二十分钟后，大平和小卫皱着眉头，面色凝重地站起身，冲我使了个眼色，匆匆走出海风。

　　“我们被那两个南方蛮子耍了，解码器是假的。”大平沮丧地说。

　　“什么?你能肯定吗?”我的身体禁不住摇晃起来，像个醉汉。

　　“他妈的，无论老子怎么备牌，解码器上面的指针都竖在中间，就是说，它永远没法识别该拍大还是拍小，弄得我左右为难，乱拍一气。”

　　“是不是你太紧张，把红白线夹反了?”

　　“不可能，我试了各种夹法，连黄线都试过了，根本不起作用。”

　　“走，我们赶紧打车去友好宾馆，看能不能堵着他们。”我快步朝路边停靠的出租车跑去。我知道这是徒劳的，骗子得手后是不会待在原地束手就擒的。但我现在必须做点儿什么，就像一个溺水待毙的人，明知一根细弱的稻草无济于事，但仍想拼命地抓住它，将其当做援手相救的绳索。

　　我们冲进友好宾馆，到总台一问，值班的女经理说，你们前脚走，他们后脚就退房离开了。

　　我们瘫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彼此间一言不发。想不到，我费尽周折，绞尽脑，甚至不惜以诱骗老同学的手段骗来的钱，还没焐热，就稀里糊涂地被两个素不相识的骗子骗走了。我该如何向他们交待呢?难道明年的今天。我还真得以跳楼的方式寻求解脱不成?胖子那张跳楼后肝脑涂地的狰狞的脸，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仿佛被一件湿棉袄紧紧夹裹其中。我努力睁开双眼。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渐渐开始热闹的街道。

　　我有气无力地对小卫说：“你去问问，这里包月住多少钱?”

　　“你想守株待兔?”小卫大概以为我疯了。

　　“我们先住下来，再从长计议。反正住地下室的日子，我是过得够够的了。趁手里还剩一万块钱，咱们享享清福吧，阎王爷操小鬼——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当我决定破罐子破摔的瞬间。我的心反而平静了，如死水一般平静。

　　小卫走到漂亮的值班女经理身边，将我们的不幸遭遇大致说了一遍。女经理竟给我们打了五折，包月每天一百五十元，一个月四千五，一次性付款。我再三叮嘱女经理，一旦那两个骗子人住，一定要先稳住他们。女经理郑重地点点头。

　　第二天，我们带着所谓的解码器，在宾馆附近找了家家用电器维修部进去咨询。听了我们的叙述后，维修人员平静地说，“这不是什么解码器。是万能表改装的。”

　　“怪不得，我看着有些眼熟呢。”小卫说。

　　“你他妈少插嘴!”大平生气地骂了一句。

　　维修人员接着说：“这种骗术很简单，只要手心里随便攥一块吸铁石，你想让指针偏左就偏左，想偏右就偏右。”

　　“那为什么偏右拍大成，偏左拍小成呢?”大平好奇地问。

　　“他们是事先设定好了程序，拍大拍小都成。如果你们当时反其道而行之，指针偏右的时候拍一手小，可能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大平和小卫像两个死脑筋的中学生解开一道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一般，欣慰地发出长长的“哦”的一声。我麻木地听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不久，大平背着老婆把房子卖了，老婆孩子被迫回了娘家。小卫也带带拉拉地又从亲戚朋友家连蒙带骗了十来万。那段日子，友好宾

　　馆成了我们寻欢作乐的大本营。我们白天拍帕斯机，晚上去歌厅或洗浴中心找小姐，然后带回宾馆里鬼混……

　　我们醉生梦死般折腾了两个月后，重又一贫如洗。出人意料，我们竟坦然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整天在喧闹的商业街上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像三个无家可归、蓬头垢面的鬼魂。我们荣辱与共，互不嫌弃，不分彼此。

　　我的大哥大早就停机了，可我每次出门还拎在手中悠来荡去地充门面，显得滑稽透顶。大平几次劝我卖了，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大平无奈，又劝我押典当行，大平和小卫赌咒发誓，到期一定会帮我赎回来，即使去偷去抢也在所不惜。我心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典当行是帕斯机兴起后的产物。它更像是帕斯机的副产品，开在一些大型娱乐城的周围。娱乐城与赌客之间只有现金交易这一种方式，输红了眼的赌徒只能将随身携带的大哥大、名表、金项链、金手链等贵重物品押到典当行，换取现金后，再返回娱乐城做最后一搏，赢了，马上赎回自己的物品；输了，只能四处举债，千方百计也要在典当行指定的十日内，交出高额利息，不然，超期利息翻倍，想赎回来就更难了。

　　通常，典当行的鉴定专家对你所持的物品估价后，只能借给你一半的钱。当天返还的按利息百分之十计算，十天内为百分之二十，二十天内为百分之五十，三十天内为百分之百。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物品在典当行里押一个月，则自动失去了赎回来的意义，只能永远归属于典当行了。

　　我的大哥大的评估价格为两万元，即可借我一万元。但我想了想，决定只借五千。在与帕斯机的多次较量中，我总结出，如果你某天运气不佳。带五千元与带一万元去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赌输了五千元，想用剩下的五千捞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结局只能是“殊途同归”，换句话说，输五千和输一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海风仅拍了一个小时，我们就赢了两千多。我迅速点出五千五百元，“噌”地站起身，跑到典当行赎回了我的心肝宝贝。回去后，见台面上还剩下不到一千分，忙叫上分员下分。

　　“我还没过足瘾呢。”小卫恋恋不舍地说。

　　“不行，这点儿钱是我们近期的生活费，在借到下一笔钱之前，我们全靠它了。”

　　“早知道这么节省过日子，至于有今天嘛。”

　　“你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这可不像是你一贯的风格。”大平也不高兴了。我连拉带拽地把两人弄出海风。来到大街上，大平和小卫也清醒过来。

　　“刚才你说得对，如果我们再一味地玩下去，很可能又被帕斯机杀个片甲不留。到时，今晚的晚饭都不知道去哪儿解决了。”

　　“是得悠着点儿。走，喝酒去。”

　　就这样，我的大哥大在典当行里“三进山城”，平安无恙。每次在我们揭不开锅的时候，这部大哥大似乎成了我随身携带的护身符了。

　　有一天深夜，我们从海风出来。大平和小丑溜到墙根处撒尿，我站在昏黄的灯光下哼唱着罗大佑的《爱人同志》。一辆摩托车从我后面驶来，我下意识地回过头，雪亮的灯光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只好眯着眼睛背过身去，突然，我的后脖梗子伴着冷风挨了重重的一击，我尚未来得及反应，人已如一截木头，直愣愣地倒在马路牙子上，失去了知觉。等我醒过来，大平和小卫正把我架向停靠在一旁的出租车。我的第一反应是。大哥大被抢了。

　　“出血了吗?”我用手边揉后脖梗子边问。

　　“没有，后脖梗子鼓了一个包，好像问题不大。你够幸运的。”

　　我试着仰了仰头，感觉脑子里像有一锅稀粥在晃悠，又不得不重新垂下头。这个姿势看着很别扭。但好受些。

　　我就用这个别扭的姿势侧头问：“咱们不是输亮了吗?哪儿还有钱去看病呀。干脆，回宾馆躺着休息休息算了，大半夜的，别折腾了。”

　　“没钱医院也得给看病啊，敢不给看咱们就好好作一回。谁他妈也别想活消停!”大平莫名其妙地扯着嗓子大声喊了起来。

　　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林珊，上次我受伤时她送我去医院，楼上楼下跑前跑后地忙碌，回到家，又对我细致入微地照顾，我心里一酸。

　　“咱们去报案吧。”小卫说。

　　“我只看到两束雪亮的灯光，连人长什么样都没看见，报案管个屁用。”

　　“对，不报，不能光让我兄弟一个人倒霉，让他们就这么逍遥法外，多抢几个人，拉几个垫背的。有罪大家一块遭，谁也别想看谁笑话。”大平嘿嘿地乐了，“现在，我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活得像我们一样朝不保夕，失魂落魄，全他妈的是倒霉蛋才好。”

　　出租司机走下车，对我说：“哟，兄弟呀，上哪儿。我拉你，不收钱。”

　　这个司机我认识。之前，他没少拉我回家。有时，我赌赢了，坐他的车一给就是一张百元，赌得分文不剩他也一声不吭地送我回家，从不提钱的事。老熟人了。出租司机都知道。赌博的人大方，不计较几个小钱，拉十回你给他一回的钱就够本了，况且还不至于。所以，海风的门前每天夜里都停着许多辆出租车，宁可排队，也不去大街上漫无目的地瞎转悠。哪儿多哪儿少，心里明镜似的。

　　回宾馆的路上，我问司机：“我被抢的时候，你们那么多人就一点儿动静都没听到?”

　　“没有，我们在这边路灯下也赌呢，打‘掐一，还围了不少人，光顾着吵吵了。”

　　“最好别沾赌这玩意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好过小日子多好。”我叹了口气。

　　“他妈的，说得比谁都明白，就数你的赌瘾最大。是不，小卫?”小卫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想想也是，“扑哧”一声笑了。

　　我想我对我的大哥大的感情是复杂的。当初。是它让我不费吹灰之力从老同学手中借来了十万块，可十万块钱中的九万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不翼而飞”了，还有，它在典当行里三进三出，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为我赢得了短暂的希望。最后，又以一记闷棍的决绝方式与我“不辞而别”，我想到了一个词：报应。

　　我们的日子越混越惨，只能隔三差五地到光明市场转上一圈。去之前，三人先“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按照事先编造好的可笑理由张口借钱。做生意的人没一个是傻瓜，他们当然不会相信，但碍于多年来在同一市场做生意的面子，第一次开口，不好“折”我们，才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从货款里抽出几张百元票子。打发我们走。我们不在乎他们的态度，我们的脸皮磨炼得比熊瞎子的脚掌还厚。只可惜这样的运气越来越少，无功而返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现在的我们早已放弃了赢钱的希望，进海风不像是去赌博，更像是一种消费行为。输赢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得轮番拍几手过过瘾。这就像一个人到饭店去吃饭，你总得点几个菜，花些钱吧。对，就是这个意思。吃饭我们可以将就凑合一口。但每天拍几手却是必不可少的。不然我们就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一整天都过得烦躁不安，精神委顿。我们对帕斯机患上了精神依赖症，与吸毒的人十分相似。

　　每次借到钱后，我们照例会从中抽出一张百元票子，每人买包上档次的烟，剩下的零钱再平均分装在我们各自的衣兜里。这些钱将是我们下次借到钱之前的全部生活费用。放一个

　　人兜里我们谁对谁都信不过。

　　一连三天九顿吃“许家鸡味抻面”，我吃出了鸡屎的味道，想想都令人作呕。我实在撑不住了，决定去找高小菲碰碰运气。我先洗了个澡，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接着，我又用宾馆里提供的免费剃须刀刮了脸，剃须刀片钝得像锯齿，划得我的可怜的下巴伤痕累累，但我忍受着，刮得格外仔细认真。待一切收拾妥当，我站在镜子前，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抖擞，神清气爽。我对自己的形象充满了信心，踌躇满志的脚步像是去赶赴一场志在必得的重要谈判。

　　但当走进光明市场时，我的脚步又明显地踟蹰起来。出门前的自信荡然无存，想好的借钱理由也随之变得荒唐。平时我们到“光明”借钱，我一直尽量绕着高小菲的床子走。即使不得不从此经过，也会等到高小菲背身的时候，像只敏捷的兔子，连蹦带跳一闪而过。我虽然不欠她什么，但毕竟两人合作过生意，挣过我做生意以来最大的一笔钱。现在高小菲的生意蒸蒸日上，而我却混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心里总不是个滋味。生怕被她瞧不起。

　　我躲在高小菲床子后面的胡同口，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高小菲乐呵呵地与拿货的主顾说着什么，时而擦擦脸上的汗水，时而点上一根摩尔烟慢悠悠地抽着。几大包货就这么被她从容不迫地批了个精光。

　　我想。我找到开口说话的理由了。我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地吐出。我调整好前行的脚步，故作随意地来到高小菲面前。

　　“哟，高姐，货批得不错呀，又是一把红门吧。”

　　“你怎么跑市场来了?”高小菲皱皱鼻子，语调平淡。

　　“路过，随便看看。这里毕竟是我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嘛。故地重游，怀怀旧。”我尽量让自己的话显得随意些，幽默些。

　　高小菲不再理我，眼神左顾右盼地四处张望着，好像她在等什么人，脸上挂着颇不耐烦的神情。

　　这场面令人尴尬、窒息。我当时真想跺跺脚。一走了之，但我又不死心。我把自己搞得这么隆重地出来，又傻等了几个小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回去，换了谁都不甘心。借不到多，还借不到少嘛。她总不至于一毛不拔就打发我走吧。我们之间不管怎么说，也是有一定感情的。她是不会“折”我的面子的。我暗暗鼓励自己，轻咳了一声：“高姐，兄弟最近有点儿周转不灵，你、你能不能……”

　　高小菲没有丝毫的犹豫，好像她已经知道我此行的目的，而且早已准备好了，只等我的一声“令下”。高小菲拉开小腹前鼓胀胀的腰包，从里面顺利地抽出十块钱，往床子上一扔：“那你就快去吃饭吧。”

　　我火了。我万万没想到高小菲如此绝情，当众耍戏我。“你、你打发要饭的呀!”

　　“你以为你不是要饭的吗?十块钱够吃五顿许家鸡味抻面呢，不错了。”高小菲平静地望着我。她当然不知道我已经吃了三天的“许家”了。只是许家的连锁店在奉城名气太大了，打个比方。

　　“我操你妈，损谁呢，你个臭娘们儿!”我被高小菲气得浑身直哆嗦，指着她的鼻子，连珠炮似的粗话脱口而出。

　　高小菲的一双大眼睛越瞪越大。一字一顿地说：“我们俩到底谁不要脸?我是没文化，但我的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凭什么要借给你，让你拿去赌博?你也好意思到我这里借钱，你还要不要脸?你的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还是个人吗?”

　　大平和小卫一边一个拽我走：“算了算了，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老×娘们儿只认识钱，钱是她亲爹。”

　　高小菲哭了，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肉嘟嘟的嘴角小姑娘似的委屈地抽搐着，终于，高小菲“哇”的一声趴在货包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被高小菲气得七窍生烟，匍匐在宾馆的床铺上，趴了一整夜，肚子鼓鼓的。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高小菲那双饱含泪水的大眼睛，她的话如同一根利刺扎在我的心里。

　　第二天，我摇摇晃晃地去了姐姐家。这是我借钱的最后希望了。

　　姐夫头上缠着厚厚的白纱布，一脸衰相地躺在床上。

　　“怎么了?被谁打成这样?”

　　姐夫苦涩地咧嘴笑笑，拍了拍床沿让我坐下。原来，姐夫因为在九路家具城抢活儿，被两个同行暴揍了一顿，打得鼻口蹿血，头上缝了十几针。可那两个家伙打完人后，不仅没说一句人话，还扬言，从今往后，不许姐夫去九路家具城拉活儿，否则，见一次就打一次。这也太熊人了。

　　“他妈的，难道拉脚的也加入黑社会了?不行，这事没完，我去找他们!”

　　“你去找他们行，但千万可别惹事，你就帮我说说好话，只要他们能接着让我进市场就行了，看病的钱我自个儿掏。”姐夫算是窝囊到家了。

　　“这个狗屁社会，你光忍是没有出路的。有些人就是犯贱，你不操他妈，他不管你叫爸。”

　　姐夫嗫嚅着嘴唇。轻轻叹了口气。我快步下楼找了家公用电话，给大斌打电话。

　　“喂，斌子，我是万峰。有个事想求你。”

　　“啥事，快点儿说，我正在开会。”大斌的口气不冷不热，让我很不自在。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把我姐夫挨揍的事简单地叙述了一遍。

　　“对不起，兄弟，你这种事我现在已经不管了，最近我跟朋友合伙注册了家保健品公司，做的可是正道买卖，现在我正在北京找投资商谈合作的事，你要是有什么好买卖，咱们倒是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

　　我被大斌噎得哑口无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哦，我想起来了，上次住你家小区时，我从你手里拿了一万块钱，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等我从北京回去，我请你吃饭。”

　　第二天一早。大斌的朋友把一万块钱送了过来。那天，我破例没有去海风，而是关起门来，与大平和小卫商量怎么去九路家具城教训教训那两个欺负我姐夫的混蛋。我们现在特别想找人打一仗，泄一泄心里积压太久的火气。

　　中午时分，我们兴奋地来到一家小理发店理了个光头，又到隔壁的小饭馆喝了顿酒。喝酒时，邻桌的食客看我们的眼神显得慌乱而胆怯，偷偷摸摸的。我们顿感信心倍增，竟大声吆喝着划起拳来。店主几次赔着笑脸想阻止我们，都被我们眼里的凶光吓退了回去。吃过饭，我们打车直奔九路家具城，找到那两个一脸猥琐相的家伙，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链儿锁，冲上去劈头盖脸地一通猛抽猛踹，打得那两个家伙血流满面，捂着头，像两个被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一样，围着近前的几辆“倒骑驴”打转转，好一会儿，才醒过味来，杀猪般地“嗷嗷”叫着，往市场里抱头鼠窜而去。

　　打完人，我们并没有急于脱身，而是等气喘匀了，才镇定自若地相互对火点了根烟，然后，大平面色平静地摇着链儿锁大摇大摆地走在头里，我和小卫一左一右紧随其后。就这样，我们像一只舰艇划开人群组成的波浪，从容地拦了辆出租车绝尘而去。坐在车上，我们感到格外的充实和愉悦。

　　“我操，打仗比拍帕斯机还刺激还过瘾。”

　　“长这么大，我还是头—次打这么痛快的仗呢。”

　　“原来当流氓是件美差呀，怪不得有人一听打仗。后脑勺都能乐开花呢。”

　　“干脆，以后谁认识的人有事儿，我们帮着摆平，但价码得要高点。割一只耳朵一万，打

　　折一条腿两万，挑大筋三万，直接扔轮椅上五万，明码实价。”

　　我们越说越激动了。下车后，我们在街边小摊上买了一些现拌的凉菜和啤酒，回到宾馆，关上门继续喝起来。

　　电视上的本市新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画面上，高雄戴着手铐脚镣，弯着腰，被两名警察押着，神情恍惚地走下火车。随着镜头的移动，一袋袋用透明塑料包装的海洛因出现在画面中。播音员说，高雄携带一千余克毒品，在云南返沈的途中，被警方在列车上当场抓获。

　　“天哪，一千克，那高雄这把肯定得‘靠墙啊。”

　　“看不出来这个高雄，胆还挺肥的，是条汉子。”

　　“这就叫拼搏，成了要什么有什么，折了也痛快，一枪哏屁潮凉，啥烦恼都没有了。”

　　“我们也得琢磨点儿大事干，不能再这么带死不拉活地混下去了。”

　　我去洗手间的时候，听见大平问小卫：“咱们去敲海风的台湾老板一把怎么样?这家伙整天开着辆大奔，有钱得很。”

　　“是啊，光海风这一年来他也得挣个两三千万吧，只要咱们的口开得别太狠，他肯定不敢报警。”

　　“他要是敢不给，咱们就剁手指头自残。他见我们输红了眼，是要钱不要命的主，估计会乖乖地把赢我们的钱吐出来。”

　　“对，咱们也别多要，每人三十万。到时，我们把外债还了，剩下的钱够买个床子就行。我们还继续干代卖，从头再来。”

　　“反正我们现在是烂命一条，有啥豁不出去的。”

　　“说干就干，明天我们出去买家伙，后天，等他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咱们就行动。等会儿问问万峰，问他愿不愿意一块儿干。”

　　“我不管他干不干，反正我意已决，干定了。”

　　“我也是。这么活下去太没意思了，简直他妈的生不如死。”

　　“咱们一言为定。干杯!”

　　我在洗手间里被大平和小卫的对话惊出一身冷汗，蹲在马桶上，迟迟不敢出来。我是不会参与抢劫的，那太危险了，闹不好会出人命的。但大平和小卫的这个鲁莽的敲诈计划倒是提醒了我。我在报社当实习记者时，曾采访过一个在奉城红得发紫的女主持人。这个女主持人开着辆红色的本田跑车，车牌号的尾数是888，很扎眼很招摇。据说，她主持一场婚礼的价位不低于两万元，赶上双休日，一天能赶两三个场子。如果想办法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敲一笔，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这个想法让我渐渐激动起来。但我并不想将这个计划告诉大平和小卫，我想单独行动。原因很简单，对付一个纤弱女子，没必要兴师动众，我一人足矣；再有，即使三人合作敲一笔成功了，可谁又能保证，此事日后不被泄漏出去?提心吊胆的日子，会让我一辈子都活不安生，而一旦事情败露，等着我的注定是深牢大狱。

　　从洗手间出来。我犹豫着地拒绝了大平和小卫的提议。我的理由很充分，我暂时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大斌的公司想请我去当宣传策划的主管，年薪十万，凭我的交情，大斌说好可以先预付我一年的工资，这样，我就能暂时摆脱困境，重新上路了。

　　我之所以故意把大斌抬出来，是想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我真的害怕他俩怕我走漏了风声，为以防万一，干脆先把我做了。我知道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但我感觉到此时他俩已如笼中困兽，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人的神经一紧张。敏感和多疑便也随之增多起来。

　　好在，大平和小卫并没有对我不参与他们的行动表现出疑虑和防范，甚至频频点头，以羡慕的姿态表示了理解。

　　第二天。他俩出去买家伙什儿，我从名片夹里抽出女主持人的名片，下楼给女主持人打了个电话。谢天谢地，她竟记起了我，还说我那篇专访写得很有文采，至今都保留着。我说，我有个外地做大买卖的朋友后天结婚，想请她去主持。如果有空的话，请开个价。女主持人一听不是双休日，爽快地答应了，说没问题，但我现在的出场费已经涨到三万了，你可以跟他要四万，剩下的一万算你的回扣。还说，这些土大款，有钱得很。

　　我笑了。在心里。她说的一点儿都没错，这年头，有些人的钱要么不是正道来的，要么来得太轻而易举，真是不敲白不敲。我和女主持人约定明天下午三点，在友好宾馆大堂见面，然后签个简单的协议。女主持人轻柔地说，没问题，我很想跟你单独聊聊，咱们不见不散哦。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呢。

　　我的计划是这样，先把女主持人骗到房间，趁其不备，用事先套好胶皮管子的铁棍将其击昏，不然很可能失手，一击致命。这一招我是听大斌说的。胶皮管子可以缓解铁棍的重力，既能致人无还手之力，又不至于酿出人命官司，是一种很科学很专业的手法。然后，我再为女主持人拍几卷裸照，逼迫她就范，拿出五十万元现金，赎回照片和底片，咱们从此各奔东西。我相信，她是不敢报警的。五十万于她不过是动动嘴皮子，主持十几场婚礼的小钱儿；再者，女主持人是奉城的知名人物，还是个待嫁的姑娘，她不会因小失大，跟自己至关重要的名誉过不去，更不会像个贞女一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满世界告我，她只能忍气吞声，打掉门牙往肚子里咽。即使她事后想找人报复我也没有机会了，因为拿了钱，我会先还掉欠下的债务，然后远走高飞。至于去哪儿，并不重要。

　　万一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怎么办?想到这里，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可怕的念头。我现在必须树立一种志在必得的信念，打消那些不吉利的念头。正如大平所说，我们现在只剩下一条烂命了，没啥好顾忌的。起码，我的这个敲诈计划远比大平和小卫想出来的要高明许多。

　　晚上，大平和小卫悲壮地告诉我，他们今晚各自回家先与亲人们告个别，第二天中午采取行动。

　　我将白天买来的照相机藏好，便开始用套着厚厚的胶皮管子的铁棍在房间里一遍遍地演练起来。铁棒要准确地击中女主持人的后脑勺，但太轻了不行，如不能一击致昏，对方很可能会拼死反抗，到时惊动了楼层的服务员或隔壁的房客，后果可想而知。但太重了也不行，万一置女主持人于死地，我非但得不到我想要的钱，还要背上个杀人犯的罪名，亡命天涯，束手就擒是迟早的事。

　　我甚至还在房间里一遍遍演练了女主持人到后，与我上楼如何开门，如何倒水，如何说话等细节。这些细节同样不能出现丝毫差错。以免引起她的怀疑，那样就只能前功尽弃了。

　　我一晚上几乎没合眼。一闭眼，眼前出现的就是女主持人血淋淋的面孔，要么就是我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的情景。天大亮时，我强迫自己躺在床上，用枕巾蒙上眼睛养会儿神。

　　中午，我和大平小卫来到海风对面的小饭馆，他俩每人身边都放了把新买的砍刀，用毛衣包裹着放在桌上。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很少说话也很少动筷子夹菜。我知道他俩是在为自己壮胆，我也是。我期待他俩的成功，他俩的成功对我接下来要实施的行动会是一个不小的鼓励。

　　终于，大平和小卫神情肃穆地站起身，一人握着瓶啤酒狠狠地撞了撞，然后，一口气干掉。

　　大平冲我笑笑：“兄弟，麻烦你把账结一下，告辞了。”说完，大平双手一抱拳，两人大步朝对面的海风走去。

　　大平和小卫来到二楼的经理室门前，看看

　　左右没人，轻轻推开门，往里面看了看。瘦小枯干的台湾老板正靠在高背皮椅里打盹。两人迅速闪了进去，“咔嚓”一声反锁上房门。

　　台湾老板醒了，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刚站起身，小卫已经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明晃晃的砍刀架在了台湾老板的脖子上。“别动，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台湾老板脸色蜡黄，哆哆嗦嗦地把身体重新陷入宽大的大班台后面，双手抱住头，嘴里不住地说：“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我们哥儿俩在你这里输了一百万，欠了一屁股外债，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想管你借六十万。我们不会白借，我们每人剁一根手指头押在你这里，要哪根给哪根，怎么样?”大平站在大班台上前，上身前倾挥着砍刀，恶狠狠地说。

　　台湾老板高举双手。“年轻人，千万不要冲动，别自残，我、我晕血。我可以给你们六十万，但，我、我得凑啊，容我点儿时间，过两天你们来取钱怎么样?我保证不报警，保证履行承、承诺。我这就给你们打张欠条。”

　　“少耍滑头，把保险柜打开，再让前台把今天的营业额全送过来，有多少算多少。记住，我的砍刀可不是吃素的。”

　　“好吧，我先喝口水，我心脏不好。”

　　“少废话，快点儿!”

　　“兄弟，抽根烟，消消火。”台湾老板已恢复了平静，从大班台上拿起中华烟，抽出两支，笑眯眯地想递给大平和小卫。

　　大平看出台湾老板是想拖延时间，但又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事不宜迟，看来只能动真格的了。大平把左手的小指搭在大班台上。“我不是来吓唬你的。我豁出去了，现在就剁给你一根手指，让你知道我的决心。再不拿钱，咱们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间屋子。我说到做到。”说完，大平眼睁睁地挥刀砍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指。那跟手指崩到雪白的墙壁上，又弹到大班台上。台湾老板吓得“嗷”的一声，缩成一团。大平慢慢睁开血红的眼睛，牙齿打颤，嘴唇已经白了。“我是个讲义气的人，剩下的就看你的了。钱到手，我兄弟再剁给你另一根手指。”说完，大平喉咙里不停地发出沉闷的呻吟般的“呜呜”声，弓着腰，咧着嘴，额头上满是汗珠，手中的大砍刀“当啷”一声掉落在地。

　　“我这就拿钱给你们。”台湾老板从抽屉中翻出一串钥匙，在手中摇了摇，迅速站起身，动作敏捷地去开身后的保险柜。

　　这时，几个持枪的警察破门而人。“不许动，举起手来!”大平和小卫还没来得及反应，乌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俩的脑袋。台湾老板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又得意地用眼神冲大平和小卫示意大班台抽屉边上的红色按钮，脸上露出一抹不易觉察的、狡猾的笑容。

　　经理室门前围满了人。我疯了似的奋力挤到前面。我看见了大班台上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它好像还在微微地颤动。我惊恐地闭上了眼睛。

　　我颓然地坐在海风门前的台阶上。我承认。我被刚才那根血淋淋的手指吓坏了。我的双手颤抖着，迫不及待地从烟盒里掏出根烟点上，一口接一口地恶狠狠地抽着。仿佛那根烟是我的氧气，不这样猛吸，我马上就会昏厥过去。狠敲女主持人一笔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烟消云散。我仿佛看到被押上警车的不是大平和小卫，而是自己。我不想成为一名罪犯，失去自由的滋味肯定比欠债的日子更不好受。我渐渐醒过味儿来，长舒了一口气。

　　三个月后，我出现在奉城人才交流市场的招聘会上。谢天谢地，一家中外合资的服装公司接纳了我。他们不光对我的中文专业感兴趣。更对我的从商经历喜出望外。他们让我第二天就到公司去签订合同，具体的工作部门是宣传策划部。我连工资待遇这类应聘人员最为关注的细节都没问一句，就爽快地答应了。

　　走出招聘会场，我随手买了一份当天的晚报，无意中看到了大平和小卫被判刑的消息。小卫因抢劫罪被判了七年，大平只被判了一年。报上说，小卫之所以被判七年是因为他把刀架到了台湾老板的脖子上，而大平手中的砍刀只是剁了自己的手指。作为受害人，台湾老板在此案中的证词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

　　但自残一根手指能让大平少受几年的牢狱之苦，这份代价算是值得的。我为大平感到一丝庆幸。

　　原书责编时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