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　鸠

　　第一章

　　孤城驿

　　关于我的故事，还是从五〇年开始说起吧。

　　五〇年春节刚过，我从烟台搭乘一艘双桅机帆船去安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行。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算起来距离不太远，但隔着海峡，又分属两省，因此在安东下船的时候，心里也“异乡异客”地怅惘了一回。我从安东坐上开往唐河的长途公共汽车，沿海边公路西行约两个小时，中途在孤城驿下车，这是我此行的终点。

　　我来孤城驿是投奔一个叫李秉义的人，他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在孤城驿来亨贸易货栈做店员。在海峡另一面的山东老家，李秉义算是一个体面人，乡亲们管他叫“二掌柜”。李秉义回乡的时候穿着长袍，戴一顶呢礼帽，举止彬彬有礼。浑身透着生意人的谦和劲儿。有一个阶段，父亲曾打算让我跟李秉义出来学生意，那时候我在县城上中学，心气很高，说到生意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低眉顺眼打算盘，或点头哈腰招徕顾客，自然是看不上眼。我最感兴趣的是当军官，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国军里做到师长，所以当时很多同学都想从军，除了当兵，那时候我从未起过别的念头。当我在家里待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李秉义，当年李秉义曾经很赏识我，如果那时候跟他出来，估计这阵子我也该戴上呢礼帽了。

　　孤城驿是一个背山临海的小镇，一片青灰的瓦屋顶，看起来和我们子午山的集镇差不多。打听了几个人，很快找到来亨贸易货栈。印象里李秉义是做大生意的，但来亨货栈却只是一个简陋的小杂货铺子，临街三间青砖房，门边倒扣着一些大小不等的瓦缸。我推开门走进店里，扑面是一阵浓烈的烧酒气味，店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后门开着，院子里停着一挂铁轮马车，有几个人正在往车上装麻袋包。我径自走到后院，向一个戴蓝布套袖的中年人打听李秉义。那人正在记着什么，他挺诡秘地看看我。“再装五件。”他朝车上吩咐道，然后合上账本，领着我回到店里。

　　“你要找李秉义?”那人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他不在这里。”

　　“不会吧!”我把提包放在椅子上，“孤城驿，来亨。他跟我说过。”

　　“他进去了，”那人苦笑了一下，“是年前进去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蹲两天，会出来的。不过生意不能再做了，这种事你知道，他现在太显眼了。”

　　“那么，我找不到他了?”

　　“恐怕不行，”那人饶有兴致看了一眼我的提包，“你看，遇上这种事，”他歉意地笑着，“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我叫杨希贵，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和老李是至交，这个店有他的股份。”

　　本来还要详细问一下李秉义的事，这时候后院有人喊杨掌柜，杨希贵从柜台里面拿出一件藏青色棉袍披在身上。

　　“这样吧，”他说，“你先去东边道驿馆住下来。晚上咱们再谈。”他领着我来到街上，“你往东走，从前面街角往南拐，就看见东边道驿馆了，你找邱掌柜。就说是我的客人。”

　　我按照杨希贵的指点，找到了东边道驿馆，邱掌柜给我安排了楼上的房间。这是个双人房间，漆成暗红色的地板，进门左手放了两把镂花扶手椅，看起来挺舒服的，比我想象中的小镇旅馆要好一些。我打开随身携带的漆布提包，拿出毛巾肥皂去楼下洗了把脸，然后回来和衣躺在床上。脑子里一阵一阵地响，好像从很远的地方发出嗡嗡的回声。我来得不是时候，看起来李秉义有麻烦了。他本来是个很精明的人，做事谨慎又有心计。印象中的李秉义正派忠厚，能靠得住，所以我来投奔他。我想他会给我找一个账房之类的差事。我是不得已才来找李秉义的，我始终认为做店员或是账房会断送我的前程，但家里突发的变故，没给我太多选择机会，我很有把握地来了，没想到李秉义弄出乱子，自身难保了。走出家门之后，算起来今天是第四天了，四天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旅途的困顿一阵阵袭来，不一会儿便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我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的。这时候已是晚上，房间里一团漆黑，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我这是躺在外省的一个小旅馆里。门就那么掩着，只需轻轻一推就能进来，但门外的人似乎很注意礼节，又轻轻敲了几下，然后静静地等待。我起来拉开房门，原来杨掌柜来了。

　　“这么早就睡下了，”他说，“等了一会儿没人，我还以为你走了呢。”黑暗中，听见杨掌柜哗啦哗啦摇着火柴盒。他划着了火柴，在桌上找了一根蜡烛点上，“你还没吃饭吧，我叫了一桌菜，让他们端上来。”

　　我给他倒水。说您太客气了。杨掌柜说他也没吃饭，走了一批货，刚刚打点完。他脱下棉袍在椅子上坐下来：“大纩丝的行情看涨，可政府硬要按平价收购，茧壳还是去年的价，眼下已经到雨水了，新茧种一上来，茧壳还能往下落。”

　　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出于礼貌，只能故作认真地听着。杨掌柜兴致很好，他不时地撸一下蓝布套袖，显出挺忙碌的样子。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买卖做得挺大，但我总感觉他只能卖点针头线脑，那副蓝布套袖让他显得很利索，也很小气。

　　一会儿工夫，茶房端着托盘上来了。待几样菜摆好之后，杨掌柜从棉袍里摸出一瓶烧酒：“忘了问您贵姓了。”他一边往瓷盅里斟酒一边望着我。我说姓李，李广举。然后拖过椅子在他对面坐下来。

　　经他提议，我们先为我的“光临”干了一盅，然后他往我盘里夹了一块鱼，说这是梭鱼，眼下刚开春，水还是凉的，此刻梭鱼还没睁眼，等到天气暖和以后，梭鱼睁开眼睛就不好吃了。我看了一眼，盘里那条鱼分明是大瞪着眼睛的。鱼很好。肉质鲜嫩细腻，只是口味淡了一些。杨掌柜先叫我老李，后来又喊我李掌柜，东拉西扯的，净是无关紧要的客套话，眼见第三盅酒喝下去了，他还没进入正题，于是我又问起李秉义的事。在蜡烛跳跃的光影里，杨掌柜闪烁其词地叙述了李秉义出事的经过。我得到的信息大致是这样：李秉义参与了一宗非法买卖，被唐河县公安部队抓走了，现在连人带货扣在唐河镇，至于李秉义做的是什么买卖，杨掌柜没说，只知道是走海路，从唐河装船运往山东某地。

　　杨掌柜又给我斟满了酒：“来，李掌柜，咱们喝。”他右手捏住酒盅，左手伸开巴掌遮着，一仰脖子喝了。能看出来，杨掌柜不是个有酒量的人，几盅酒喝下去，他从脸到脖子都有些发红，而此刻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李掌柜呀，今天能遇上你是咱们的缘分!”杨掌柜撸着袖子，“李秉义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他能办的我都能办，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咱不走机帆船，咱走渔船。老李就是弄了一条大船，想排场一下，都砸进去了。”

　　杨掌柜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客商，当成了某种非法买卖的另一方，他想在李秉义被羁押的时候接过他的生意，这我早就感觉到了。我告诉他我不是生意人，只是李秉义的同乡，一个亲戚，过来投奔他，仅此而已。“不说实话了，”杨掌柜探询地打量着我，“能看出来你老兄道行挺深，你是真人不露相啊!”

　　杨掌柜已有些醉意，此刻很难让他改变最初的印象。我只想知道李秉义的事，一船的货不是小数目，不知道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我问李秉义会不会判刑，杨掌柜说这种事情多了，从民国到伪满，一直没停过，走朝鲜，走关里，多少年

　　蹚出的路子，抓着了，货物充公，抓不着对半挣。按他的说法，丢了货物已经够倒霉的了，没听说有谁被判过刑。“害怕了，”杨掌柜满脸醉意笑望着我，“你是害怕了，老李的事吓着你了，”他朝我放在床上的绛色提包溜了一眼，“你就这么空着手回去?”

　　他大概以为我的提包里装着大笔货款。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信号，他该不会见财起意吧!但我很快打消了这种顾虑，尽管这个人没给我留下好印象，但估量一下，他还不会对我构成什么威胁。何况我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算计的。我的提包是挺体面的，一路上曾引起过一些关注，但那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再就是几本书了。

　　我们俩喝光了那瓶烧酒。杨掌柜已是醉眼矇眬了，从他告辞时的客气劲儿，能看出他对那不存在的生意还保留着某种期望。我也不跟他多说什么，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只能由他了。我想送送杨掌柜，但他一再让我留步，我站在门口，看着他踢踢踏踏走下木楼梯，然后是很响亮的开门声，茶房在下面喊：“杨掌柜您走好。”

　　我回来插上门，然后下意识地拉了几下，感觉还结实。也许我过于谨慎了，但杨掌柜看我提包的表情很值得怀疑，我想我的麻烦就在于杨掌柜误解了我，他拿我当富商大贾看待。如果你腰缠万贯投宿在异乡的小旅店里，你能踏实得下来吗!

　　出来的时候我就没想回去，我带的一点钱除了路费，已所剩无几，这点钱甚至不能让我体面地返回山东。对李秉义的信任使我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我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一份工作，哪怕比账房和店员再差一等都行。以我现在的处境，已经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山东方面没给我留下退路。我只能一直往前走。

　　我找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通讯录里寻找下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在东北这一片，除了李秉义。还有一个同学吕克贞。吕克贞中学没毕业就去了满洲里，在铁路上做调度员，前些时候来信说已经当上了货运主任，正在学俄语，想找机会去苏联留学，但愿他现在还没走。于是我给吕克贞写了一封信，让他帮我找一份工作。并说明如果办妥了，别忘了随信寄点路费，因为我估计不等接到吕克贞的回信，剩下的那点钱就要花光了。我总不能步行去满洲里。

　　信写好了，我把它折起来放在桌子上。这时候又有人敲门，我隔着门问了一句，外面说：“没事，别忘了，睡觉的时候把蜡烛吹了。”是茶房的声音。我把烛台移到床头的小橱上，本来想看一会儿书，但蜡烛已经差不多燃尽了，这时候又不能喊茶房，索性吹了蜡烛脱衣上床躺下。

　　房间里有一面是火墙，很暖和。外面起风了，一阵一阵，像海潮的声音，也许就是海潮吧。后来那声音逐渐远去，矇眬的光影里，我看见有人在翻我的提包，我猜那准是杨掌柜在找钱，我走过去拍拍他的后背，杨掌柜直起腰扭过头看我，那张脸是苍白的，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拿起提包，底朝上把里面的东西抖搂出来，我说你看我就带了这么多东西，你没想到吧。杨掌柜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嘬起嘴唇，金鱼吐泡似的发出一串声音：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后来我又看见李秉义了，他被五花大绑押回孤城驿，到处寻找他藏匿的财宝，那些私货装在好几辆马车上，缓缓地跟在他身后。

　　李广武

　　即使现在——在我写这部手稿的时候，回头审视最初的行为。我也认为离家是明智的选择。某些时候，你的存在会使当事各方陷入尴尬境地，这时候你最好还是离开。在遭遇尴尬的时候，有些人躲出去了，说得体面一点叫回避，在我老家子午山，有一种更直接的说法——跑了。五〇年春节后某一天，子午川前街李秉生家的次子李广举突然“跑了”。我离家的时候颜面扫地(这一节我会在后面写到)，一个人偷偷溜出来，只是想走得越远越好，我走出去了，一走就是多年。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我哥李广武。尽管在成年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和李广武分隔两地，甚至不通音讯，但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以他的名义活着。李广武这名字是一顶体面的帽子。我和我哥曾经共同拥有过它，那是一次偶然的诱惑，当我在诱惑中警觉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法补救了，我得到了一大堆东西，但把自己给弄丢了。我这么说并不过分，李广举这名字在我二十岁离家的那个初春戛然而止，它连同我的身份一起丢失了，此后我再也没能让它复活。

　　还是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和李广武自小是跟父亲长大的。母亲在我两岁多一点的时候便去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没有再娶，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似乎就已经很老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除了我和李广武，再就是一件蓝布团花夹袄。每逢母亲的忌日，父亲都会在堂屋里烧一炷香，那件夹袄就摆在桌子上，父亲让我和李广武给那件夹袄磕头。

　　在童年的记忆里，李广武经常背着我东游西逛，我总是把鼻涕蹭到他肩上，我必须把鼻涕蹭到他肩上，因为我要趴在他肩上往前看。有时候他会把我蹾在地上，捏着我的鼻子说：“擤擤，你个鼻涕鬼!”

　　李广武上过两年学，他比我大四岁，上学的时候我们同班。那时候韩复榘在山东办新学，我们进的便是新学堂。父亲是个有见识的农民。家里有几垧好地。日子也还过得去。父亲自己就上过塾学，会念“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并且节奏掌握得很有分寸。有时候念着念着就忽然失意起来，自谦说念书太少，难得出息，仿佛非得当上山东省主席才能对得起家人。已经做稳了农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奢望，从他给我们取的名字来看，他是有野心的。我哥胆子大，从来不知道害怕，父亲给他取名广武，说他将来适合在军界发展。我叫广文。大概是想让我当文官，但后来看见各省都是军人当政，临上学时又给我改名广举，取文武兼备的意思。现在看来。我们都辜负了父亲的厚望。

　　李广武的胆量在老家那里是出了名的。往年每到冬季都有湖州客商过来收购黄鼠狼皮，据说是用来制笔，这时候李广武就忙活起来，他拿出全部的兴趣和智慧对付黄鼠狼。以至于夜不归宿。村西的乱葬岗子有很多黄鼬窝，黄鼬在坟墓上打洞，黑黢黢的洞口露着朽烂的棺材板。李广武白天去下了套子，半夜的时候便悄悄爬起来去收获猎物。他在这方面很有天分，据他说黄鼬机警得很，说破了就别想有一点收获。每次逮到黄鼬，他总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尽快处理好，皮扒下来用秫秸撑起来，然后笼一堆火把肉烤着吃了。我曾经被邀请去吃过一回，感觉有一股骚烘烘的怪味，但李广武不在乎，他很快就把整只黄鼬全吃光了。

　　春季里阳气上升，我们那一带多有黄鼬魅人的事，李广武一到，病人立刻匍匐在地，声称再不敢为祟。后街五福婶子，五十多岁的人了。犯起病来身手矫健，动辄蹿到房脊上，家人请来驱邪先生，百般整治也降伏不了，李广武随着人去看热闹，五福婶子立刻趴在地上磕头。李广武这个能耐被人广为传诵，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便在子午川享有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声望。至今我还清晰记得这样的场面：李广武被领进病人家里，还显稚

　　气的脸上故意作出威严的样子，因而显得有点傻气。一般情况下，他会用童声重重咳一声，以宣布自己的存在。这时候，带路的大人通常会用夸张的语气报出李广武的名字，于是病人便战战惕惕作恐惧状。有时候，李广武会即兴发挥，如摔碎一只破碗，或打坏某样不值钱的用具以壮声威，也没有什么现成的套路，一切都要看他当时的心情，而那时候他才是个不到十二岁的鼻涕鬼。

　　李广武显然不是念书的材料，他把心思都用在荒山野地里，逮鸟、摸鱼，每样他都能弄得很像样，唯独不会念书，在他还没弄懂两位数加减法的时候便早早退学了。退学后的李广武终日与家里的两头牛为伍，我早晨上学的时候，经常能看见他蹚着露水在河边的草丛里放牛。雨季里，每逢子午河涨水，他总是赶着牛过河来接我，我们拽着牛尾巴蹚着齐腰深的急流过河。我们自小聆听父亲念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对我们很有好处。父亲教诲我们看重手足之情，我们做到了，父亲也做到了，他自己从来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慈父，由于心肠太软，即使我和李广武偶尔犯点小错，他也不会体罚我们，我们的家庭比一般农家更具有温情。

　　李广武是在1945年冬季参军的，那年他十九岁。他走得非常突然，事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参军，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时。我们都感到万分惊讶。更让我们惊讶的还在后头，当天晚上，区妇救会长郭兰领了几个人风风火火来到我们家，不由分说便把一个大红的光荣灯挂在大门口。父亲和李广武正在铡草，父亲扔了铡刀迎上前去，口口声声喊郭会长，说郭会长你看能不能缓一缓，我都这一把年纪了，孩子走了家里这些地怎么办。那些人并不理会父亲的请求，一圈人都望着父亲笑，其中一个女干部把郭兰往前推了一把，说大叔，从今往后您老别再叫她郭会长了，现在她是您儿媳妇了。父亲探询地望着李广武，李广武倒显得很沉稳，他大大方方把人们让进屋，拿出柿饼大枣招待客人，又吩咐我烧水沏茶。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郭兰，我的新嫂子(如果这是真的)长得很喜兴，细高的个子，棉衣外面扎着皮带，浑身透着一股热情劲儿。我蹲在外屋灶坑前，不住地往东屋偷看，此刻，灯影里的郭兰好像挺腼腆，她紧抿着嘴唇，脸上做出很有分寸的微笑。有人起哄说：“握手。”李广武便和郭兰握手。又有人说：“笑一个，握双手。”郭兰伸出双手，但李广武只伸右手不伸左手，他把左手背在身后，看起来挺有派头，只有我知道李广武的秘密，他左手少一根手指头。李广武笑得很好，标准的新郎模样，这家伙甚至还应众人之邀，公鸡打鸣似的和郭兰合唱了一首拥军歌：“十五的月亮挂高空。万里无云分外明……”郭兰开始的时候还挺正经。唱着唱着就笑出了声，剩下李广武一个人独唱：“……光荣灯，真光荣，灯上写的是光荣，喜报送到家里来，全家老少乐融融……”能看出李广武挺高兴的，他在认真对待这件事。我的喜悦不亚于李广武，感觉像在做梦。郭兰就像不可思议的田螺姑娘，一下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明天天亮之后，她还会在这里吗?挂在门口的那个大红灯轻轻地摇着，看样都是真的。我正在胡思乱想，郭兰走了出来，她拍拍我肩膀，说：“兄弟，让我来吧。”

　　那天晚上李广武就真的娶了郭兰。由于事情太突然，他们甚至没有一套新婚的铺盖。新房就设在西屋，我把自己的铺盖搬走，给他们腾了个地方。那天晚上父亲是个局外人，他没有参加他长子的婚礼，以至于新人要行大礼的时候找不到“高堂”，后来只是互相鞠了一躬。父亲很晚才回来，见我搬到东屋，他小声问我：“这就住下了?”

　　“住下了，”我笑着说，“他们……结婚了。”

　　父亲一声不吭在炕沿上坐着，后来便吹了灯上炕躺下。大门口的光荣灯映得窗户纸一片通红，父亲爬起来向窗外望了望，又摸摸索索躺下，黑暗中。父亲自言自语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第二天李广武就走了。李广武走后，我们从别人口中陆续知道了他娶亲的经过。

　　李广武那天本来是要去吴家油坊，他用架子车推了一麻袋黄豆。走在孙记大车店的时候被人堵住了。区委会正在扩军，李广武提着油瓶进了扩军会场。会场就在大车店里，南北两条大炕上坐满了人，炕洞里劈柴烧得正旺。李广武看见炕洞正上方有一块空地方，就坐了过去。他坐了一会儿，大概是觉得炕太热，就跳到地上站着。炕上的人都闷着头一声不响，任凭炕再烫也没人动地方，屋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李广武的不安分给会场添了一些生气，屋里人都对他投以怪异的目光。区委会的一位女干部清了清嗓子，问李广武：“怎么样，你同意了?”

　　李广武愣了一下，说：“看看吧。”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参军吧，到咱们自己的队伍上去。”女干部笑眯眯的，“我看你小伙一表人才，将来肯定会有出息。”

　　女干部看起来挺顺眼，也会说话，李广武似乎无法拒绝，他挺为难地挠着头：“要是不同意呢?”

　　“那就回炕上坐着，”女干部又换了一副面孔，“什么时候同意了再下来。”

　　“别，”李广武冲炕上的人做着怪脸，“别逼我上炕。”

　　屋里忽然发出一阵哄笑。

　　“你真幽默!”女干部红了脸，“拣便宜也不看个地方!”

　　“不就是当兵嘛，”李广武说，“行，把我记上，李广武，子午川的。”他边说边提着油瓶往外走，“我还要去打油呢。”

　　“你等一下，”女干部一把拽住李广武，兴奋地冲着外屋喊，“快叫郭会长，第一个小伙出来了，还挺漂亮!”

　　晚来的李广武还不知道，那天他看似漫不经心的许诺会给他挣来一个媳妇。

　　后来我看过一份资料，说是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的部队里每四个兵就有一个是山东人。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不客气地说，共产党的天下简直就是山东人打下来的。在纵横数千公里的国土上，山东人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战争。凡是有兵的地方，你总能循着鼻音浓重的“山东腔”，看见山东人的身影。他们身穿黄棉袄，肩扛笨重的步枪，以山东人特有的耐力，去承受战争的重压。这其中就有我哥李广武。

　　那天大车店里的扩军开始并不顺利，任区委会的人磨破了嘴皮子，人们就是一声不吭。郁闷的场面使区长大为恼火，他下令把人都请上炕，然后使劲往炕洞里加劈柴。有人热得受不了，动了，区委会的人就问：“怎么样，想通了?”后来谁也不敢动了，屋里弥漫着一股焦煳味儿，但人们都像凝固了一样，一动不动忍受着火炕的煎熬。参加扩军的郭兰先沉不住气了，她打破沉闷，慷慨激昂地放出话来：谁第一个报名，她就嫁给谁。出乎所有入的意料，子午区妇救会长扔下一个让人惊喜的悬赏。郭兰的决定引起一片骚动，但并没有招来预期的反应。眼看热烈的场面又沉寂下去。郭兰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伤害，她拢了拢头发，说：“你们都怎么了，我真的就那么不值?”郭兰显然还不知道我的同乡们的性格，其实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会拒绝郭兰，我敢说，他们心里都痒痒的。但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出来把郭兰领回家，除了需要点儿胆量，还得有足够厚的脸皮。我不是说李广武就是厚脸皮，如果他知道实情，我想

　　郭兰就会被别人领走。郭兰的鲁莽反而把事情弄糟了，她极度尴尬地站在众人面前，像一只在集市上等着出售的羊。妇救会长的冲动并没持续多久，据在场的人说，郭会长吓得脸都白了，看看她实在顶不住了。另一个女干部借故把她支走了。另据有人透露，在李广武之前，其实有人报名，那人是刘家岙的杀驴王。我们都知道杀驴王，上学放学，经常能看见他在村道上招摇，肩上搭着新剥的驴皮。浑身血渍斑斑。他相貌丑陋，身材瘦小，走起路来总是试试探探的，像没开绊的小鸡。杀驴王可不管那一套，据说他共举了三次手，但主持会议的女干部眼皮上翻，故意装作看不见，后来杀驴王一着急，就从炕上站了起来，可紧跟着就站起来两个壮汉，生生又把他摁在炕上，杀驴王不得伸展。委屈得眼泪汪汪。后来便是提着油瓶的李广武进来了，他很走运，事后有人感叹说：满天一个大雨点子，一不小心砸在李老大头上!

　　李广武确实很幸运，在他走后，村里人都说他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让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进入枪林弹雨的战场，那就不仅仅是冒险了。父亲是带着失去儿子的沉痛心情把李广武送走的，他曾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哥能活着回来就好。那时候他老人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夙愿，他对儿子的期望已经降到最低点——仅仅是活着回来。

　　李广武一去便是四年，四年当中我们没有他任何消息。大规模战争结束之后，子午山陆续有人回来了，他们带回了阵亡者的确切消息和遗物。那个阶段父亲挺忙碌，经常外出打探消息，回来便夸奖谁谁如何精明，因为人家活着回来了。仿佛他匆匆赶过去专为欣赏一个活人。

　　父亲显然是低估了他的长子，李广武在春节后的一天突然回来了。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他虽然胆子大，但并不鲁莽。他小时候的一些事被重新提起，一个能与黄鼬斗法的人肯定有些道行。除了身上多了几道疤痕，从表面上看李广武与四年前没有多大变化。有变化的是我们。李广武走的时候我是个半大小子，现在我比他高了。还有郭兰。尽管她与李广武的故事已经成了传奇(在胶东一带曾上演过一个小吕剧——《光荣灯送给谁》，就是演他们的故事)，但就在李广武回来的当天，郭兰却搬了出去，因为她不想弄得太尴尬。同样尴尬的还有我，见到久别的兄长我便有一种负罪感。我想说的是，他毕竟从我们当中离开了四年，四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期间我从少年到成年，一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从他独居的嫂嫂那里知道了女人，知道了生命中另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他珍惜过，也破坏过，他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人的存在，当那个人重新出现的时候，他及时离开了。

　　小家伙

　　给吕克贞的信发出去之后，我只能等在孤城驿。凭着同学情分，吕克贞会帮助我的，只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马上给我找到工作，如果他慢慢腾腾拖上一段时间，我就真要难堪了。

　　杨掌柜又来过一次。他对那宗本不存在的生意还很上心。尽管我对这个人没什么好印象。但毕竟受过款待。并且“生意”没做成，一时觉得真有些对不住人家。如果我是他所期望的那种人。我想我会让他做成一笔生意。礼尚往来，我在东边道驿馆叫了一桌菜答谢杨掌柜。席间我提到安东都护府，杨掌柜则搬出什么薛礼征东来对付我。他给我讲薛礼打盖苏文的故事，说是至今城北的孤山上还留有薛礼斗大的脚印。据他比划的那只脚的大小来看，“薛礼爷”的身量大概比驿馆的二层楼还要高。谈起当地的出产，杨掌柜倒是很内行，不光列举了品种，还详细介绍了历年的产量以及这些东西的成色。他特别提到当地的柞丝，据他说柞茧在当地仅次于农业，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蚕农，又说他每年收购多少担大茧，销售多少柞丝。我想他在向我暗示他的经营潜力。想从我这里获得他所期待的生意。我的态度挺暧昧的，我不再急于说明我的身份，让他保持某种误会起码不是坏事(我给吕克贞的通信地址便是来亨货栈杨希贵收转)。现在我甚至害怕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当然这不仅是因为虚荣，也不仅是要让他做我的收信人，如果有人把你当成富商大贾，并对你寄予厚望，而你却是个逃难的，恐怕连你自己都过意不去。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

　　冒充富商感觉挺好，可这顿饭几乎花光了我剩余的一点钱。

　　这天上午，我在驿馆对门买了个芝麻烧饼，站在路边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烧饼很好，芝麻的醇香耐人寻味，我知道这是我的最后一只烧饼了。驿馆的房间已经退掉了，我不想让人追讨宿费。吃完烧饼，我已经有了主意。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主意，也许它仅仅是人在窘境中一个无奈的办法。在我还有心情看风景的时候——也就是在我还能吃得起烧饼的时候，我曾经去过海边，那里有一个小海湾，在岸边的沙滩上停着一艘废弃的水泥驳船，我曾看见一个小乞丐从驳船里走出来，我所说的“主意”就是这条驳船。

　　登上孤城驿南面的山头，海湾就在脚下。那个小乞丐在沙滩上笼了一堆火，大概此刻他正在做早饭。我从山上走下去，顺便拾了一些干树枝，我想这是今后用得着的。小乞丐正趴在沙滩上吹火，火堆上方架着瓦罐，旁边放着一个小洋铁桶。我把腋下夹的树枝放到火堆旁，声音惊动了小乞丐，他抬头看看我，也不说话，顾自抄起木勺在瓦罐里搅动着。

　　“做早饭哪?”我搭讪着，算是跟我未来的邻居打过招呼，见他没有交谈的兴趣，我也不再说什么，径自从驳船侧舷的缺口走进船舱。

　　从远处看这条船不是很大，走进去以后才发现，里面足有三四间房大小，上甲板的舷梯口敞开着，像是开了个天窗，船底的“龙骨”凸突出来，把船舱一块一块分隔开，在进口靠北的角落里，搭有一个板铺，上面铺着草席和狗皮。舱内光线很好，上午的太阳照在西面舱壁上，看起来暖洋洋的。

　　“你要干什么!”小乞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

　　“这地方还行，”我尽量放缓语气，“你不介意多一个邻居吧。”我边说边走出来。我走到火堆旁坐下，把捡来的干树枝投到火里。这是一个友好的表示，我想那个小家伙领会了我的意思，他边照顾瓦罐边偷偷打量我。“我想在这里住几天，你看行吗?”我挺认真地征求他的意见。既然他先占了这个地方，他就拥有了某种权利，虽然以他的能力，还不能阻止我和他共同拥有这条船，但我不想强行侵入。

　　“想住你就住呗，谁也没拦着你。”小乞丐拿起一个粗瓷碗，在身上蹭了几下，盛了一碗饭蹲在沙滩上吃起来。小家伙有十三四岁，挺庄重的样子，瘦小的身体裹在肥大的棉袍子里。那件袍子太大，当他蹲下来的时候，整个人就罩在袍子里，像一个倒扣的喇叭。

　　“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他显然是夸大了自己的年龄。

　　“你也自己做饭吗?”

　　“我不要饭。”他庄重地喝着面糊糊，“你以为我是叫花子吗!”

　　“对不起。”我讪笑着说，“自己做饭。挺麻烦的。”

　　“吃唐河菜馆不麻烦，你倒是去呀。”

　　“你怎么不回家?你父母呢，他们不管你吗?”

　　他瞪了我一眼，好像不屑于回答。一碗面糊糊喝完，他站起来，提着瓦罐径自向海边走去。

　　我把提包放在船舱里，又返回孤城驿，本来想找杨掌柜要点东西给自己弄个床铺，或者干脆借一套铺盖，又觉得不妥。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支钢笔，我想或许可以拿它换点什么。需要的东西太多了，并且我已经感觉到该吃午饭了，然后又是晚饭，今天把钢笔吃了，可是还有明天，我总不能饿着等吕克贞的回信。

　　运气还不错，问了几个地方，后来在公路边一个大车店门前碰到几个扛小杠的农民，夹在他们中间帮人卸了一船土豆，我得到的酬劳便是一麻袋土豆。

　　干完活已经是深夜了，扛着沉甸甸的土豆走在山路上，感觉心里挺踏实的。这可是整整一麻袋的土豆，足够我吃一阵子了。肩上的麻袋挺沉重的，我歇了两气才把它扛回去。

　　小家伙不在，他的床铺空着。本来白天我看好了靠北的一块地方，那里阳光充足，我把提包放在那里，可现在我的提包被扔到南面，小家伙重新给我指定了一个地方。看看我可怜的提包，便能想象出小家伙气嘟嘟的样子。我拿出几个土豆，想出去笼一堆火，但感觉身上极度疲惫，枕着提包躺下，不一会儿便睡着了。

　　大概天快亮的时候我被冻醒了。四周一片漆黑，外面传来一阵一阵海潮的声音，不知是涨潮还是落潮。舷梯口有一些幽暗的光亮，几颗星星在闪烁着，闪烁的星星透着寒意，像镶在铁幕上的银饰。水泥船底冰凉砭骨，我感觉四肢都僵直了，衣服像是铁皮做的，又凉又硬，浑身隐隐有一种针扎般的刺痛。我挣扎着爬起来，在小家伙的床铺上找到火柴，点亮了挂在舱壁上的油灯，油灯的光亮使船舱里有了少许暖意。从昨天早晨到现在，我只吃过一个小烧饼，卸船的时候便觉得力不从心，一阵一阵眼前发黑。饥饿使抵御寒冷的能力下降了，平时在家的时候。即使三九天里我也很少穿棉衣，我从未体验过今晚这样彻骨的寒冷。觉是不敢再睡了，再睡下去我准会冻成冰坨。我出去抱了一些树枝回来，在船舱里笼了一堆火，我伸手撩着火舌，尽量让身体靠近火堆，由于靠得太近，一会儿面部便有一些烧灼感，我搓着脸，仿佛要把温暖搓进骨头里。

　　吃过几个烧土豆，感觉身上暖和了一些。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我走出船舱，沿海边一直走到西面的岬角，然后再折回来。拂晓的海面一片黑蓝，海风夹杂着咸腥的气味迎面吹过来，空气潮湿而寒冷。远处有一艘船孤零零的，好像停在海面上，又像在慢慢移动。再远些，隐隐约约能看见几个岛屿。我从烟台搭乘货船过来的时候，曾从那几个小岛旁边路过。据说那是甲午海战的旧战场。当时曾有人指给我看孤城驿的大致方位，那时候我对孤城驿充满了希望，我喜欢这个名字，它让我生发很多联想：马车、驿站、边塞小镇。擎着节杖的使者络绎于途，倦飞的鸟儿总能在这里找到栖息的树枝，印象中的孤城驿挺诗意的，如今“诗意”没有了，它只让我感到饥饿和寒冷。

　　太阳出来了，从海湾东面的岬角透出微红的光亮，转过岬角的礁丛，便看见海面上冒出的半个太阳。这里是一个河口，在河口的沼地上，生长着大片芦苇。收割后的芦苇一簇一簇缠在河岸稍高的地方。听杨掌柜说过，当地盛产苇席，大概就是因为河口地带有取之不尽的芦苇。我走到就近的一个苇垛跟前，放倒两捆芦苇，一直坐到太阳高高地升起来。回来的时候我扛了两捆芦苇，在船舱里给自己弄了个窝。头疼得像要炸开一样，身上一阵一阵发颤，大概是伤风。我把自己埋在芦苇里面，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矇眬中，听见有人走动，脚步声在船舱下面咚咚响着，像牲口刨槽的声音。“把牲口牵出去遛一遛，”是父亲的声音。“个鳖羔子，明天就给我相亲去!”轰的一声，五颜六色的花竞相开放。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释放出一股辛辣的气味，呛得我鼻涕眼泪一起下来了。“真脏!”郭兰皱着眉头用毛巾给我擦脸，“你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郭兰退后两步打量着我，“真好看!”她说，“鼻涕擦干净了真好看!女人都会被你迷住。”“怪冷的。”我傻笑着，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给我捆上!”郭兰忽然发作起来，“西南步兵学校，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个东西!”有两个人把我就地摁倒，一根绳子捆了，后来我就被扔进一个黑屋子里。我大声喊叫，用脑袋撞门，耳朵里轰隆隆响着，像掉进了无底深渊……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小家伙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他的影子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一会儿是两个人，一会儿又变成三个。舷梯口有一束阳光斜照进来，在我脚下洇出一片金黄，我依然枕着提包，身下铺着芦苇，身上却盖着小家伙的棉被。我试着要爬起来，可是头重脚轻，眼前一阵眩晕。

　　“你还是躺着吧。”小家伙扶着我躺下。“你不大好，烧得挺厉害。”

　　“什么时候去镇上，你给我买点药。”我把钢笔掏给他，“这是南洋铱金笔，看看能不能把它卖了，买点治伤风的药。”

　　“一支破钢笔，”他拿着钢笔看了看，不屑地说，“你自己留着用吧，我这里有药。”他撩开大棉袍，掏出几个蜡封的药丸子，连同钢笔一起放在我身边，“我给你烧点水去。”

　　吃过药，又喝了很多开水。感觉身上暖和多了。看舷梯口透下来的阳光，这时候应该是下午。“真该谢谢你。要不是你，我今天可就糟糕了。”

　　“谢什么，”他大模大样地说，“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

　　“山东人。”我说，“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你呢?”

　　“姓程，程天培。”

　　我说名字挺大气，取天地培育的意思，日后必能成就参天拔地之才。他纠正说不是培育，是佩带。“明白了，是佩服。”我比划着，进一步恭维说，“我，佩服你。”他看看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大棉袍直抖动。我的恭维恰到好处，他接受了。此刻，他倒真像有十八岁的样子，我得承认，活到现在，我还从未看见谁这么放肆地笑过。

　　这天下午，程天佩做了两个人的饭，他先出去生火，然后又回来和我商量，要拿几个土豆。我说土豆就算我们两个人的，以后不必问我，拿就是了。小家伙熬了满满一洋铁桶面糊糊，我们俩蹲在沙滩上，你一碗我一碗，喝得热热闹闹的。面糊糊里面掺上白菜土豆，喝起来非常顺口，此前我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面糊糊。

　　太阳已经偏西了，岬角那边有几只白色的鸥鸟在戏着海浪翻飞，潮水退得很远，露出一大片平整的海滩。程天佩往火堆里架了一些树枝，然后就在沙滩上画出一个棋盘，拉我跟他下“五虎”。小家伙“五虎”下得挺好，动辄给我布下陷阱，即使我全神贯注，也只能和他下个平手。每下完一局，他就把模糊的棋盘重新画好，嘴里不住地说：“你还挺难对付的!”后来我说不玩了，小家伙意犹未尽，挑衅地看着我，说：“怕输吗?”我说怕赢，在你的地盘上，赢了不好意思，输了又不甘心，我撅了几根树枝架在火堆上：“说说你吧，看样你在这住了挺长时间。”

　　“三年，”他说，“在我前头有一个老花子，后来老花子死了，这条船就归我了。”他看看我，忽然问。“郭兰是谁?”

　　“一个朋友，”我说，“你还听到了什么?”

　　他疑惑不解地望着我，说你这个人挺怪的。

　　你提包里装的净是书，可你还扛了一麻袋土豆。我说这很简单，我念了几天书，所以要看书，至于土豆，那是我帮人卸船挣的，我想它还有点用，就和书一起搬过来了。他想了想，说你上这里来，不是光为了看书吧?我说来找一个人，投奔一个入，那个人不在了，后来又等一封信，那封信来了我才能走。他固执地盯着我，说我看你是领了别人家的女人跑出来的。他偏着小脑袋想了想。说你是私奔，你是领了人家的姑娘媳妇私奔。我说私奔得两个人，还没听说有一个人私奔的，我自己奔个什么劲!他说出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后来女的想家了，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我说算你猜对了，刚跑出来是两个人，跑着跑着就剩下我自己了，所以我就跑到你这儿来了。

　　“我这里可不是你待的地方。”他急不可待地声明。

　　“你放心，我不会住多久的。”

　　“吃完这些土豆你才肯走吗?”

　　“也许用不了那么长时间，”我说，“那封信来了我就走。”

　　贼船

　　从家里出来之前，我一直过着相对稳定而优裕的生活。子午山是个富裕地方，子午河川的土地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即使在战乱年头，除掉捐税和临时征调，橱柜里总是有多余的煎饼。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很少去当兵。每逢荒年，人们总爱去我们那一带乞讨，我见过别人的苦难生活，而我自己从未亲身经历过苦难的磨练，我缺乏面对现实生活的能力。尽管我念到初中毕业，在子午川也算个文化人，但我发现我对数字不敏感，这个缺陷使我的第一次远行很快便陷入窘境。如果从开始就好好计划，起码现在我不至于住在这条破船里。住旅店的时候，我还可以从古人的情怀里得到慰藉，吃过烧饼躺在床上，不时便会冒出什么“旅人”或“游子”的念头，坦率说，某些时候我挺惬意的。可现在，当我真的流落街头，我发现原先那些浪漫的念头竟如此脆弱，两顿饭饿过来，还真他妈的没有多少诗意。

　　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我带来的那些书帮了我，使我不至于太无聊。经程天佩同意，我的铺位已经搬到北面，和他紧挨着。这里光线要好一些，舷梯口的阳光上午照在西面的舱壁上，下午又照在东面的舱壁上，充足的光线给了我阅读的好心情，那些日子我频频光顾伯爵的庄园或是贵夫人的沙龙，在啃着烧土豆的时候，我参加了数不清的宴会和舞会。为了感谢小家伙的关照，我把整本的《聊斋志异》译成白话讲给他听，我和我的同乡蒲老先生串通起来，很快把这个骄傲的小家伙蛊惑了。有一回我散步(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养成的好习惯)回来，发现他竟拿着我的《聊斋》在看。我说你上过学吗?“上过两年，”他合上书说，“这本书看不懂。”

　　“其他的书能看懂吗?”我把李青崖先生译的莫泊桑小说选集递给他。

　　他翻了一下，说：“勉强能看，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他望望铺上的《聊斋》，“你学问真大，什么时候我能看懂这本书就好了。”

　　我说：“你真该上学，为什么不念书了?”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他笑嘻嘻说，“念书的时候早过去了，教书还差不多。”

　　“对不起，”我说，“忘了你都十八了。”

　　“‘扪虱是什么意思?”他看看我，再看看《聊斋》。

　　我说就是在身上摸虱子，是古时候文人的一个癖好，边谈学问边从身上摸几个虱子出来掐了，被认为是一件挺体面的事。他把手伸到衣服里面，在腋下鼓捣着，一会儿便捏了一个虱子出来。他把虱子放到掌心，看着它爬，那是个又黑又大的虱子，乌油油的，一看便知道在身上养了很久。我见不得他玩虱子，说快把它扔了!他说你没有吗?我说小时候有，长大了没有。他说我跟你正好相反，我小时候没有，长大了才有。我逼着他把内衣脱了，然后烧了一桶开水，把衣服扔到开水里煮，估计有成百上千的虱子被煮熟了。

　　小家伙白天除了睡觉，再就是缠着我下五虎或者给他讲《聊斋》。他通常在晚上出去，天亮之后才匆匆地回来。我想象不出他在这个年龄有什么夜不归宿的理由，问过一回，小家伙对我很不客气，板着脸把我训斥了一通，说是我再不“安分守己”的话，他就要让我“另谋高就”。但很快他就舍不得让我走了，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至少让他看到了我还不是一个废物。

　　那天早上我正在沙滩上生火做饭，程天佩狼狈不堪地跑回来。他在返回海边的山路上让人抢了。两个外乡来的叫花子看中了他的大棉袍。据程天佩说他也反抗了，终因力气有限，被人扒了大棉袍，又给了两个耳光。他可怜巴巴地说：“老李，咱们算不算是朋友?”

　　“当然是朋友了，”我说，“找那两个家伙去，简直无法无天了!”

　　据程天佩描述，那是两个瘦小的叫花子，他们埋伏在树丛里对他进行突然袭击，得手后立即逃走，如果不是那两个家伙跑得快，他一定会把大棉袍抢回来。

　　显然是为了让我有足够的信心，小家伙没说实话。其实那两个家伙一点也不瘦小，并且也不像是乞丐，看样子是两个放荡不羁的流浪汉，其中有一个家伙比我还高出半个脑袋，程天佩的大棉袍套在他身上。像穿了一件半截子棉袄。我们是在山东侧的一处树林边上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他们笼了一堆火，火堆上烤着面饼，那两个人坐在火堆旁，正为一件事笑得前仰后合。见我们来了，其中一个戴毡帽的矮个子笑嘻嘻说：“看哪，小公鸡跟上来了。”

　　“还领了一个大公鸡。”大个子阴阳怪气望着我。

　　“这是我哥，”程天佩气派地介绍说，“他给程天佩当过侍卫官，你们最好不要惹他生气，乖乖把棉袍还给我，咱们各走各的路。”

　　“原来是你哥，”大个子乜了我一眼，对小个子说，“秃子，传我的话，问问这位侍卫官，他有什么要求。”

　　小个子摘下毡帽捂在胸口，行了个十分标准的鞠躬礼：“公鸡先生，我们老大问您话了。”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我尽量平和地对大个子说。“把棉袍还给我兄弟行不行?”

　　“要是我不还呢?”大个子虎视眈眈朝我走过来。他手里还擎着一个烤得焦黄的面饼，面饼穿在树棍上。大个子摇着手里的面饼，像在摇一个拨浪鼓。“大袄真暖和!”他咬了一口面饼，咝咝地吸着气，“有本事你就给我扒下来。”

　　“我没有扒别人衣服的习惯，”我说，“盗亦有道，抢一个小孩的东西不害臊吗!”

　　“他说什么?”大个子翻着白眼问他的同伙。

　　“他说他不愿意扒别人衣服。”小个子谄笑着说。

　　“可是我愿意，”大个子一把抓住我的衣服，“秃子，给你弄一件蓝制服穿穿怎么样?”

　　“是件好衣服!”小个子说，“喜欢四兜的，不过三个兜的也行，将就穿吧。”

　　“那么。这件衣服就归你了。”大个子把面饼扔在地上，腾出右手来抓我衣领子。他这一招实在没有名堂，一看便知道是外行。我向右侧闪开，顺势扣住那家伙的手腕，猛然转身把他扛起来，实实凿凿掼在地上。那家伙像个破布袋一样沿山坡滚了几下，卡在一棵树桩上不动了。

　　“摔出人命了!”矮个怔怔地看看我，又看看他的同伙。

　　“传我的话，”程天佩吩咐道，“问问这个大傻瓜，棉袍给还是不给。”

　　矮个跑过去扶起他的同伙，大个子吐出一口

　　面饼，迷迷糊糊问：“我这是怎么了?”

　　“你差一点让人摔死!”矮个动手给他脱着大棉袍。

　　“传我的话，”大个子揉着脑袋，“问问是谁把我摔成这样。”

　　“是个侍卫官，那什么……程天佩的侍卫官。”矮个把同伙身上的大棉袍扒下来扔给程天佩，“周大巴掌，你妈的也有今天!”

　　我们走出去挺远，听见矮个在后面喊：“哎——那什么，程天佩是谁呀?”

　　“张学良的部下，”程天佩答道，“新编十六军军长。程军长。”

　　程天佩边走边仔细检视他的大棉袍，棉袍里子上缝了很多补丁，仿佛每一个补丁里面都藏着东西，确信那些东西都在，他把棉袍又穿在身上。为了答谢我，小家伙送给我一个银戒子，我一再推辞，惹得他很不高兴。我说你要是想谢我，就请“侍卫官”吃一顿馆子吧。他想了想，说明天吧。我说为什么明天，我可等不及了。

　　“今天晚上有事，”他说，“明天咱们去驿站饭庄。”

　　这天晚上，程天佩早早就出去了。半夜的时候他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老李，你起来。”他在黑暗中急匆匆摇着我。我爬起来，揉着眼说又怎么了。他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有几个朋友要来，他们不喜欢看到生人。”他塞给我一个纸包，“这是两个麻花，给你的，你到西边岬角那儿等着，完事了我过去找你，记住了，无论看见什么你都别管，别让他们知道你在附近，快去吧。”说着他把我推出门外。

　　走出船舱，我看见在沙滩下方停了一条船。那条船悄无声息泊在岸边，黑魃魃的一点光亮也没有。它显然是奔着程天佩来的。看来这个穿着大棉袍的小家伙并不简单。

　　我走到海湾西面的岬角，在沙滩上坐下来。天气挺好。感觉不像前几天那样寒冷。岬角前端参差不齐的礁丛像一排巨兽蹲伏在黑暗中，潮水偶尔在礁丛下面弄出一些空洞的声响，像有人心不在焉地敲着一面牛皮大鼓。那条来历不明的船在海里轻轻晃着，船桅高高地刺向空中，帆桁斜挂在船桅上，借着暗淡的月色，甚至能看见桅绳在风里飘动。凭感觉，这条船不会待得太久，如果程天佩的朋友们不想在白天让人发现，那么在落潮之前他们必须退走。后来我看见在我们那条废船北面的高地上，有几个黑影在夜空闪动着，继而隐进黑暗中不见了。稍后便是杂乱的踏水声，那条船迅速挂上帆，悄无声息地向海里驶去。

　　那船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开始我还以为是走私船，大概类似于李秉义那一路买卖，可是据我观察。上船的人都空着手，他们没往船上装货物。显然这是一艘接人的船，看来小家伙从事的勾当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

　　“老李，老李。”程天佩沿海边走过来，边走边小声喊我。小家伙阴森森的，像一个招魂的巫师，他站了一会儿，突然快步向沙滩上方靠近废船的地方走过去，大概他以为我躲在上面偷看。我尾随着他向那边走，快到船舱的时候他转过身来：“回去吧，他们都走了。”

　　程天佩心情挺好，他坚持要把狗皮借给我，我说狗皮就不用了，我已经用了你两条麻袋。程天佩摸黑鼓捣了一阵子，然后躺到铺上，沉寂了～会儿，他问我今天晚上看见什么了。我说看见礁石了，还有海水。

　　“挨冻了，”他说，“可你也不吃亏，我还给你两个麻花。”

　　“那条船是怎么回事?还有你那些朋友……”

　　“不该知道的你别问。”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他一下，说你自己要留点心。别让大人把你踩扁了。程天佩好像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他像大人那样派头十足地打着哈欠：“今天晚上可真累呀!”他说，稍后便响起了均匀的鼾声。

　　那一麻袋土豆已经吃掉了一多半，找杨希贵问过几次，吕克贞的信还没到。算起来我来孤城驿也有一个多月了，眼见天气逐渐转暖，我想该离开孤城驿了。

　　听说我要走，程天佩有些失落，问起我那封信，我告诉他信还没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收到，但我不想再等了。他说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儿，你就不会多写几封。我想也是，万一吕克贞没收到我的信，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耽搁了，这些日子也就自等了，横竖也没什么地方可去，索性就再等几天。于是我又给吕克贞写了一封信，这次回信地址没写来亨货栈。杨掌柜一直认为我滞留在孤城驿是另有目的，他的好奇可能会毁掉我那封信。我问程天佩在当地有没有可靠的收信地址，程天佩说你就写我好了。我说收信人必须得有固定地址，这样邮局才好投递，我总不能写“海边破船程天佩收”。他想了想，说固定地址也有，你就写圣水观，圣水观的华太乙。我说听这名字怎么像个老道。

　　“就是圣水观的道士。怎么样，这个地址可靠吧?”

　　“那当然，”我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再可靠不过了。”

　　此后我又去卸过几次船，依然是每次挣一麻袋土豆。我把挣来的土豆卖掉，除了买_点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钱都攒下来。每次卸船回来，都要被程天佩奚落一顿，小家伙近来手头挺阔绰，动辄买回各种好东西，摆在沙滩上像开宴会似的。按他的说法，我只要把饭做好就行了，至于去满洲里的路费，他会给我“考虑”，因为那点路费也就是一顿饭钱。我吃着他买回来的好东西，理直气壮反驳说劳动挣来的钱才干净。他说你的钱干净吗?怎么闻起来有一股土腥味儿。他甚至还透露出有“收下”我的意思，想让我帮他“到北面跑一跑”，条件是往后不许再犯酸，必须听他的，因为他不希望“手下的人”对他说三道四。据他看来，我能把“大傻瓜”(指抢他东西的那个流浪汉)摔趴下，说明我还有点用处。小家伙口气挺大，他总这么居高临下跟我说话，把我弄得很没有面子。

　　有一天晚上我卸船回来，发现程天佩举动挺反常的，他对我特别客气，吃饭的时候他说你就像我的亲兄弟一样，我说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又让人欺负了?他盛了一碗面糊糊端给我：“我真舍不得你走。”

　　“我不走，”我说，“起码最近还走不了。”

　　“你得离开几天。”他打开一个油纸包摆在沙滩上，“这是现买的酱肉，满记卤味店的，有二十多种调料，你看这颜色。”他夹起一块肉放到我碗里。

　　“颜色是不错，”我把碗蹾在沙滩上，“可是我得弄明白，你又要搞什么鬼把戏!”

　　“你什么也别问，”他又摆出主人的架势，“吃完饭你就走，到街里找一家好旅店，店钱我出。”他塞给我几张纸币，“顺便洗洗澡，头发也该剪了，上旅店找个镜子照一照，看看你都什么样了!”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好好谈一谈了。我得承认，小家伙有些来头，也挺精明，但那只是孩子气的小聪明，限于年龄，他只能是个被利用的角色。在他看似秘密的勾当背后，其实有很多漏洞，一旦秘密泄露，很难想象那些利用他的人会怎么处置他。尽管我没有多少把握能说服他，可我还是想试一试，把他从是非之地中拉出来。我问是不是又有船来了。他愣了一下，说你还知道什么?我说别再干了，这不是你能干的事，他们是在利用你。他说他们离了我还玩不转呢。我说如果是我的话，说什么也不会让一个小孩去干这种事。他说你倒是大人了，可我怎么觉得你混得还不如我。他显然是不耐烦了，开始用近乎恶毒的语言

　　攻击我。小家伙仗着他那一包酱肉，并没把我放在眼里，再这样争论下去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于是我也强硬起来，我说要是我不走呢?他说那你就待着吧，看一会儿有人来收拾你!

　　我相信他说得没错，从那天晚上的场面来看，暂时躲开是明智的，身在异乡，我还没愚蠢到自找麻烦的地步。我说那好，我就再听你一回。我去船舱里拎了提包出来，去收挂在外面的卫生衣。程天佩笑眯眯望着我说：“吃了饭再走呗。”

　　“我下馆子去，”我说，“去街里下馆子。”

　　由于制服了我，他有些自鸣得意，慢悠悠说：“老李啊，我是为你好，过两天你不是还回来嘛，我还等着听你的狐狸精故事。”

　　“我听你的，这就住店去，”我把衣服塞进提包里，“可我得把你也捎上。”我拦腰把他夹起来就走。

　　程天佩没提防这一手，他愣了一会儿，接着缓过劲来，在我胳肢窝下面拼命挣扎，像女人一样抓挠我，骂出的话则不男不女的，什么“倒邪霉的”，“鳖犊操的”，都出来了。他这样拼命折腾搞得我很被动，我左手拎着提包，右胳肢窝夹着他，还要提防他抓伤我的脸，这样非得半夜才能走到孤城驿，我得让他安静。于是我放下提包，把他翻转过来，撩开棉袍，狠狠在他屁股蛋子上扇了两下，这一招果然挺有效，他不叫也不闹腾了，老老实实让我夹着走。走到山根的时候，他跟我商量：“老李啊，咱们还得回去。”

　　“不行。今天晚上你别想回去!”

　　“酱肉还在沙滩上，别招了野狗。”

　　“那就喂野狗!”

　　黑暗中，我勉强辨认着山路，不断躲避伸展在路上的树枝。程天佩的棉袍过于肥大，底摆拖下来，在我脚下绊绊牵牵的。我把他放下来，打算扛到肩上去。他说看把你累的，我还是自己走吧。我说你别想耍花招，当心我揍扁你，老老实实在前面走!

　　快到山顶的时候，突然有几根树枝横扫在我脸上，我本能地伸手去捂脸，再抬头看时，程天佩已经钻进树丛中不见了。小家伙趁我不注意的当儿，扳弯一棵小树暗算了我。树丛里传来他登翻石块弄出的杂乱声响，小家伙在不顾一切地逃脱。我没去追他，这阵他肯定跑得比兔子还快。

　　我在山顶上找了一块岩石坐下来。这里视线很好，越过树丛，南面的海一览无余。此刻的海面呈藏青色，极远的地方，海天连接处泛着朦胧的白光。山下的沙滩上，那条破船隐约可见。程天佩不知躲在哪里，但愿他不会有什么危险。

　　感觉那条神秘的船仿佛又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正挂满了帆全速驶来。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客人

　　现在想来，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当中，程天佩是很重要的一个。由于后来发生的事，我不得不隐匿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件事情性命攸关，比方说吧，我就像一个最大限度鼓胀起来的气球，而这件事就像一把锥子，任何哪怕是轻轻的触碰都会让气球爆裂。我再愚蠢，也不会在自己鼓胀起来的时候把锥子交到别人手里，而程天佩手里便有这样一把锥子。我想这足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在孤城驿住了两天旅馆，我又回到海滩。程天佩还在，像什么事都没发生，我回去的时候他正和一个年轻道士在沙滩上走五虎，经程天佩介绍，得知那位道士便是圣水观的华太乙。

　　“这就是老李，我的一个朋友，”程天佩说，“托你代收的信就是给他的。”

　　华太乙彬彬有礼给我作揖，说：“小道多次听程老弟说起过李先生，他极钦佩李先生的学识为人。”

　　程天佩斜睨着华太乙：“都是朋友，你就别转了。”

　　华太乙侧起耳朵，越发毕恭毕敬的样子：“敢问李先生在哪高就?”

　　我说刚从家里出来，等朋友的信，信来了我才能走。华太乙说程老弟问过多次了，信来了我会马上托程老弟转里。我说那就先谢谢了，你们下棋吧。华太乙伸手谦让，说不知李先生是否谙于此道?我说下不好，我看你们下。“那小道就献丑了。”华太乙欠一欠身子坐下来，和程天佩继续那盘残棋。

　　这位华太乙长得唇红齿白，双眉又细又长，用我同乡蒲松龄的话来形容，算是“宛若好女”，一袭玄青色道袍穿在身上，越显得倜傥脱俗。感觉他这样的人该在松间磐石上与仙人对弈，而不是蹲在沙滩上走什么五虎，并且他还不时地悔棋，把程天佩吃掉的子儿拿回去重走。程天佩倒是颇有大将风度，他把棉袍掀到膝盖上面，满不在乎地瞅着棋盘，说看好了看好了，然后突然把华太乙刚拿回去的子儿再吃掉。输过几盘之后，华太乙推托说下不好五虎，程天佩不客气地说象棋你行么，还不照样是手下败将!华太乙又说到围棋。“你说围棋干什么!”程天佩使起性来咄咄逼人，“就冲你下五虎这点劲头，围棋也好不到哪去。”华太乙显然是秀才见了兵，站起来拍着道袍告辞。

　　程天佩去船舱里拿出几个小皮箱子，这时候我才发现，船舱里还有一个人，那人跟程天佩一起出来，手里拎着一个成色很好的公事皮包。程天佩仿佛不放过任何耍排场的机会，又颇为练达地给我们介绍，说这是老景，外地的朋友，也是做生意的。老景(也许是老秦，我没听清楚)过来跟我握手，说很高兴认识你。那人北满口音，矮墩墩的个子，黝黑的皮肤，长得慈眉善目，看起来像个药铺伙计。或许由于在此时此地碰见，我总觉得他不是做正路生意的，本来要跟他聊一聊，但程天佩横着插进来，说老李你回屋休息吧，我送送客人。然后他们一人拿了两个小皮箱子走了。

　　船舱里还是原样，只是我的铺上多了一床被子。我把床铺整理了一下，然后躺下来看书，说是看书，其实我连手里拿了一本什么书都不知道。不能再滞留下去了，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去任何什么地方。我现在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那点土豆，其实那点土豆早就成了某种凭借，仅仅是我和程天佩搭伙的一种资格，尽管程天佩总是用夸张的语气称赞土豆，但我心里再清楚不过，小家伙给我留着面子，我不能厚着脸皮让一个孩子供我饭吃。晃动的书页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晰，我不停地翻着书页，仿佛要从那里找一扇门走进去。后来我走出船舱，在海边来回走着。西面岬角下有一些散落的大石头，我拣了几块推掷到海里，登上岬角，俯视着海浪一排排涌过来，再退下去。我想我就像家里那两匹马，你得让它们拉车或者犁地，闲得久了它们会因能量的积聚而刨槽。坑洼地方的草已经泛绿，在子午山，这时候已经锄完了头遍麦子。

　　这天晚上，我告诉程天佩我该走了，那封信估计是不会来了。他问我要去哪儿，我说现在还不知道，走着看吧。他说身无分文的，你怎么走，指望到哪都有地方给你住啊，我看你是想回家了。我说去哪都行，就是不能回家。他说忘了你是跟相好的一块儿跑出来的，你是体面人，没脸回去见人，可那女的不是回去了吗，她都不害臊你害什么臊。我说明天你找个地方帮我把书卖了，带着这些书挺沉的。他说你是没辙了，要不说什么你也不会卖书。临睡时我把放在我铺上的那床被扔给他，他又给扔回来，说这是给你的，我跟船上要了一床被，可你又要走了。

　　显然那条船又来过了，在我离开的这两天里，程天佩还在继续他的勾当。我说临走之前，我得给你一句忠告，做这样的事你还太小了，我不

　　想知道那条船的事，还有你送走的那些人，你夹在里面很危险，自己要留个心眼儿。他说你认准了有一条船，就跟我没完没了的，仗你有点力气，还想给我做主，往后能遇见的蹊跷事儿多了，你管得了吗，你是刚出来，还不懂规矩，经见多了你就知道了。我被奚落了一顿，一点脾气都没有，索性拉开被子躺下。程天佩起身吹灭灯：“怎么样，大被还暖和吗?”

　　“暖和，”我说，“真暖和!”

　　第二天上午，我把提包里的书整理了一下。总共有二十几本，我捡出来几本，其余的都装进提包交给程天佩。这些书有从家里带出来的，也有在路上买的，它们就像一扇扇虚掩的门，每当孤寂无聊的时候，我就拉开其中的一扇门，在里面翻捡着陈年的坛坛罐罐，直到浑身都熏上里面的气味，然后再心满意足地走出来。现在我不得不拿它们换钱了，蒲松龄、卢梭、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有了价格。为了不使程天佩糟践那些书。我给他规定每本书不得低于五元东北币。程天佩对我的出价不是很有信心，说你这些书只能卖给镇上人家糊墙，一张糊墙纸才几个钱，还是有花的。我说那我宁肯不卖。

　　程天佩拎起提包刚要走，又眯着眼睛往山上看，山道上有两个女人，她们都背着挺大的背包，从山道上一直走下来。“老苏子来了，”程天佩放下提包，“是我表姐。”

　　那两个女的下了山，沿海滩径直向我们这边走过来。边走边对着岬角和礁丛指指点点。程天佩和我并排站着恭候他表姐。据程天佩说，高个的就是他表姐，在唐河县崇正女子师范学校，矮个的姓杨。她们是同学，又是画画来了。我觉得和他一起呆站着挺滑稽，转身要回船舱，程天佩把我拉住。说你别走。认识一下我表姐。

　　程天佩似乎要拿我当某种陪衬，他略带炫耀地介绍我，说这是我朋友老李，做生意的，这次来孤城驿暂时借住在我这里。好像他这条破船是个什么体面地方。两位女学生依次点头，很尊敬的样子。程天佩又介绍他表姐和姓杨的女生，我也礼貌地点头，说欢迎你们来。两个女学生卸了背包，在沙滩上坐下来，程天佩的表姐从背包里拿出一件绿毛衣，说：“这件毛衣小了，拿给你穿。”

　　程天佩把脸扭到一边。说：“谁穿女生衣服!”在他表姐面前，程天佩又像个孩子。

　　“什么时候了，你还挂拉个破棉袍，”他表姐说，“看看你，像不像清真寺上的大阿訇!”拖着程天佩就往船舱里走。

　　这时候程天佩似乎更欠火候了，他打着坠儿往后使劲儿：“我不穿，”他拗着说，“我不穿你的衣服。”但显然不是他表姐的对手，简直给拎进了船舱。

　　坐在沙滩上那位姓杨的女生端着画夹开始画画，好像用铅笔在画速写。她眯着眼看看岬角，然后再看看我，边画边和我说话，问我是哪里人，是不是常来孤城驿，都做什么生意，等等。我不能露程天佩的底，于是就又做了一回生意人，由于住在破船里，我没敢把生意做大，这一回我只是“跑点小买卖”。好在女学生也不甚在意，她心不在焉地应付着，时而眯起眼往远处看看，然后又快速地划拉着。她是那种常见的女学生模样，细眼睛，淡淡的眉，扎两条长长的发辫，格呢上衣，藏青色粗布裤子。穿一双半高勒漆皮鞋。她的着装似乎在男女之间，如果从大街上走过不会太惹人注意。程天佩的表姐身材高挑，大眼睛，顾盼之间咄咄逼人。她说话的时候音程很高，是那种略显沙哑的声音。看见她我就想起了郭兰。只是郭兰比她更成熟一些。

　　杨女生画西面的岬角，“表姐”似乎在画东面的礁丛。她们的视线正好是一个对角。程天佩被他表姐扒了大棉袍，套上绿毛衣，一下就显得小了很多，他似乎已经忘了给我卖书的事，张罗着支起锅灶做饭。我拿了一些土豆出来，坐在船舱边上削土豆皮，程天佩让我去提水，我刚站起来，杨女生急忙向我摆手：“老李你等等，”她说，“再坐一会儿好吗?”看样她把我也画进去了。“表姐”笑着说老李你把头再低一些，她就能画一幅“补渔网的人”了。杨女生说不要误导。她快速看了我一眼，又继续画着。

　　“上学期××画的那个放蚕的老把式。”表姐说，“聂校长给了甲等，你说那个东西真的好吗?”

　　“聂校长看重的是文化内涵。”杨女生说。

　　“要论文化，××的《织匠》不是更好吗，可聂校长只给乙等。”

　　“《织匠》是挺好，”杨女生说，“但那是宫廷风格，《蚕民》用笔粗放，有柞树的苦涩。”

　　“真是聂校长的学生，”表姐说，“别跟得太紧，把自己丢了。”

　　她们不停地说着，但都不耽误作画。我削完土豆皮，又坚持坐了一阵子，才被允许自由活动。程天佩已经做好了米饭，正在为没有像样的菜着急：“你看老李，咱们只有白菜土豆。”我说那就只好白菜土豆了。表姐似乎发现了程天佩的困窘，说包里有几个罐头，你拿过去打开。杨女生从画夹上抬起头来，说守着海边，还愁没吃的东西，太死心眼儿了。孤城驿的贝类远近闻名，下去捡点不就行了。程天佩说那还不现成，前面海滩就有马蹄蛤，我和老李去捡点回来。杨女生合上画夹，就地把鞋脱了，说我和你们一起去。表姐说真要下海呀，当心砭出静脉曲张。“没那么娇贵。”杨女生赤着脚，一歪一扭沿海滩往下走，她在海边挽起裤脚，先下去了。“真凉!”她抽着气说。

　　水是很凉，但往里走一会儿，就没有什么感觉了。走了二三百米的样子，杨女生先捡到了马蹄蛤，那是一种乳黄色的蛤蜊，有拳头大小，坚硬的外壳上布满虎皮花纹。我们三个人很快便捡满了一小洋铁桶。程天佩说再往里走不多远就能逮着鲅鮹了，我问他鲅鮹怎么捉，他说都藏在洞里，得伸手掏。杨女生跃跃欲试，便要去捉鲅蛸，被程天佩一把拖住。“快涨潮了。”程天佩说。“咱们得赶紧回去，我可不想淹死在海里。”

　　马蹄蛤肉质细嫩，非常鲜美。程天佩用小洋铁桶煮，煮好了倒在盆里，每人盛一碗米饭，围着盆吃。我吃着觉得硌牙，吐出来一看，竟是一颗小珍珠，表姐也吃出了小珍珠，她拿在手里看了看，随即扔掉了。两个女学生饭量都挺大，她们比我和程天佩吃得还多，直到把米饭全吃光了，还意犹未尽的样子，每人拿起一个蛤蜊壳，走到洋铁桶跟前喝汤。“真鲜!”表姐说，“你们不来点?”程天佩过去倒了一碗蛤蜊汤给我，感觉鲜得过分，反倒有些苦，勉强喝了一口便不能再喝了。

　　饭后两个女学生又画了几幅速写，便收拾画夹准备回去了。表姐和程天佩在沙滩上方来回走着，看样在商量什么，程天佩拗着脑袋，很不耐烦的样子。可能是出于礼貌，杨女生让我看了她的画，画面上的男人勾着头蹲在破船旁边，丝丝缕缕的几条线就算衣服了，真正凸现的是浑身的肌肉和骨骼，破船只画了一半，远景是岬角，再远些。隐约的线条是海平面。我不认为那个男人就是我。我的作用只不过是某种参照物，杨女生显然是先入为主地把人物概念化了。

　　本来两个女生收拾好背包要走，可这时候程天佩又弄出了一件让我难堪的事，他开始向杨女生推销我那些书：“杨大姐，你不想买几本书吗?”他打开提包，像晾晒谷物一样把书摆到沙滩上。杨女生显然知道什么是好书，她伸手就拿起一本

　　《忏悔录》，表姐则对屠格涅夫的小说感兴趣。

　　“老李这些可都是好书，”程天佩说，“他做生意亏了本，要卖了书做路费。”

　　本来看样子杨女生是有选择的，听了程天佩的话就说这些书我都要了。程天佩也不白给，赶紧张罗着算账，合计价格出来，也不知程天佩怎么算的，那些书居然卖了二百多东北币。杨女生拿出几张纸币，犹豫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给谁。程天佩把钱接过去，数了数，说：“该找你两块半。”杨女生把书一本一本装进包里，说不用找了。我说都是些旧书，不值这么多钱。

　　“你卖我买，这不挺公平嘛，”杨女生背上背包，笑着说，“你还给当了一回免费模特。”

　　眼见她们走远了，程天佩气呼呼把钱杵给我：“你是卖书还是卖我!”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说，“这么大个人，腆着脸让人拖舍。”

　　“装什么穷酸，有能耐你说一句不卖!”程天佩越发来劲了，“嫌我在大姑娘面前丢你人了，人家知道你是谁!”小家伙伶牙俐齿，专拣我的要害说，说得我直上火。真想给他一巴掌。可能他也知道有些过分，又换了语气：“她才不在乎那点钱，半条唐河街都是她家的。”

　　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

　　山顶上有一个人，那人站在一株油松旁边手里拿着帽子，正在注视我们这条破船。

　　我出来收衣服的时候看见了那个人。我把晒干的衣服收回去，见程天佩正躲在船舱里向外面窥望，他也发现了那个人。“你看……”程天佩指着山上，挺紧张的样子，由于某种原因，程天佩一向对周围出现的人存有戒心。

　　“一个过路的人，”我说，“走累了，歇一歇。”

　　“没那么简单，”程天佩说，“他在看我们。”

　　“那是你心虚。”我说。

　　“他来了!”程天佩越发紧张了。

　　那人转过油松林，敏捷地从一块岩石上跳下来，在树丛旁边，他找到了通往山下的小路，小路的终点便是我们这条破船，那人确实是朝我们来了。从我们这里往山道上望过去，少说也有一里地，山道上的人只能看个大概，但我确信那人就是李广武。不仅是走路的姿势，还有一些说不清的原因，如果说是看出来的，倒不如说感觉出来的更确切，就像他看见我一样，显然他在山顶上就已经发现了我。

　　“我得避一避，”程天佩说，“要是他问你，就说你一直住在这里。”小家伙猫一样跳出船舱，我跟出去，他已经转到船舱后面，李广武那一身黄衣服吓着他了。

　　李广武斜背着挎包，一只手插在裤兜里，不紧不慢地沿沙滩走过来。他一会儿往山上望望，然后又往海里望望，仿佛是在村口散步。我哥在向我传达一种轻松悠闲的信息，是安抚，还是漠视?我怀了十二分的决心走出子午山。到头来仿佛还徘徊在家人的视线里。即使我没想就此消失，但起码不该这么快就被“找着了”。午后的太阳让李广武微眯着眼，他冲我笑了笑。“这地方挺好的，”他说，“有山有水，闲来看看海，能让人心情舒畅。”

　　“你……去过来亨货栈了?”

　　“杨掌柜也不知道你住哪。他只说在河口见过你。”李广武摘下挎包放在沙滩上，掏出烟丝，很快卷了一支烟，“秉义叔怎么搞的。听说是投机倒把?”

　　“已经判下来了，”我说，“他栽得不轻，货都让公家没收了。”

　　“本来以为你在秉义叔这里学生意，爹让我来看看，跟人家交待一下。”

　　“我来晚了。”

　　“这些日子，就住这条破船?”他看看我，“钱花光了吧?要不你该住旅馆。一会儿咱们去镇上，找个地方先理理发，明天回去。头遍麦子还没锄完，我和爹两个人也忙不过来。”

　　“现在还不想回去，”我笑了笑，让他知道我不是在使性子，“既然出来了，总得试一试。”

　　“有什么打算，看看我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先找点事儿做，等稳定下来再说。”

　　“出来这么长时间，找着事了吗?你该知道一个人瞎闯的难处了，要说找工作，在家不是更便利吗，就算一时半会儿出不去，咱俩就先在家种地。”

　　“早晚是要走的，我不能总待在家里，你也不能就在家种地吧。”

　　“不种地我回来干什么，这些年在外面走了那么多地方，就觉得咱子午山好，我就是个种地的材料。你和我不一样，念了那么多书总该有点用处，可我不赞成你一个人出来乱跑。”

　　李广武努力避开那个敏感的话题，仿佛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兄弟，一不高兴，使性子跑出来，而出走的真正原因似乎已经被忘记了。可是我知道，那种伤害的印记不是轻易能抹掉的，尤其是伤害来自最亲近的人。即使由于血缘关系我可以不受惩罚，但负罪的感觉比严厉的惩罚更难忍受。事情发生后，我一直在等待着李广武愤怒的爆发，我不止一次地想象着我哥严厉的责骂，似乎还应该有几个很有力度的耳光。但这些都成为一种奢求，李广武根本就没跟我说话，一直到我走的时候，他就像没看见我这个人。

　　“看看你住的地方。”李广武从沙滩上拎起挎包，“这个大家伙像是给你预备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他敲敲舱壁，弯腰走进船舱。

　　我洗好的衣服放在草垫子上，那是我准备在路上穿的。即使李广武不来，明天我也得离开孤城驿，至于去哪里，似乎并不重要，一切都得看路上的情况再定。按程天佩的意思，我应该先去唐河镇，如果没有机会，往南可以去大连，或者往西去盖平，由盖平乘火车去东北内地。据他说。如果在“北满”，事情会好办一些，遇到什么困难给他写封信，他会给我“安排”。既然李广武来了，我想还是应该先去大连，这样明天我们可以同路。

　　“这就是你的床铺?”李广武站在苇垫子前面四处看了看。

　　“草垫子挺暖和。”我说。

　　“不错，”他毫不掩饰嘲弄的表情，“是挺舒坦，要赶上行军打仗，有这么个地方一拱，还真解乏。”他伸手在草垫子上按了按，“晚上睡觉不能脱衣服，一翻身哗啦哗啦响，不小心还扎一下。”

　　我把衣服叠好，装进提包：“今天晚上你将就一下，这上面足够睡两个人了。”

　　“今天晚上不住这儿，咱们去镇上。”他看看表，“时间不早了，走吧。”

　　“你等一会儿，”我说，“还有个小朋友，我得去把他找回来。”

　　程天佩可怜巴巴躲在岬角的礁石后面，他像抱窝的野鸡受了惊吓，远远望着他的破船。我喊他出来，他却像海滩上的小蟹子一样频频向我招手，我只好过去把他提溜出来。“老李你别……”他挣着，“你给我说说那个人。”

　　“公安部队的，查偷渡来了。”我说，“放心吧，那是我哥。”

　　“你哥?你哥是干什么的?”

　　“这重要吗?”我拽着他往回走，“我哥远在千里之外，他能把你怎么了，看你，吓得脸都白了。”

　　程天佩讪笑，笑得小脸抽抽巴巴的：“老苏子这毛衣就是不行，透风。”

　　我把程天佩介绍给李广武，并特别说明这条船是他的，这些日子他给过我很多帮助。毕竟要分别了，我想让程天佩高兴一下。

　　李广武坐在草垫子上，不经意地伸出手去，说：“谢谢你收留我兄弟。”程天佩诺诺连声地应着，从铺上拉过大棉袍套在身上，仿佛立刻又找回了自信，说话口气也大了起来，“老李有难处我

　　不能不管，谁出门也不能背着屋顶。”他说。“你也看见了，我这里吃住都方便，只要你兄弟愿意。爱住多久随他。”

　　程天佩的努力似乎没得到应有的重视，李广武掏出点钱放在铺上：“天暖和了，你该换一套衣服。”

　　程天佩正在兴头上，一下子受到了打击，脸上有些挂不住：“你这是什么意思，看我穿不起衣服?”

　　“时候不早了，”李广武站起来，“咱们走吧。”

　　“这就要走?”程天佩拉住我，“不是说明天吗?”

　　“早晚都得走。”我拎起提包，郑重地和程天佩握手告别，“谢谢你的关照。”

　　“如果到了北满……”

　　“不管到哪我都会给你写信，让华太乙转过来。”

　　走上山顶，我看见程天佩还孤零零站在舱口，我向他挥挥手，他看见了，也向我挥挥手。

　　我们没有住店，七拐八绕的，在城北找到孤城驿区委会。李广武在区里出示了一份证件——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哥还有些“来头”。给他带来荣耀的证件装在挎包里。那是一个暗红色小本子，烫金羊皮封面。李广武出示小本子的时候矜持得像个将军：“请给安排一下。”他以事务性的语气说，然后，我们就得到了很好的款待。区里甚至还安排了一个小伙子听候吩咐。小伙子管李广武叫“首长”。

　　区委会西厢房是个二层木结构小楼，我们的房间在二楼，屋里有两张床，两把扶手椅，一张三屉桌。楼前是一排杨树，从窗口望出去，但见树枝已经泛青，枝条上垂挂着一串串褐色的花穗。安顿好以后，李广武就催我去理发，我说不着急，我又不走，有的是时间。李广武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照镜子了，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说那么长时间都过来了。也不差那一天两天。我走到挂在三屉桌上方的镜子前面，前几天住店的时候我洗了头，但在草垫子上滚过几宿，头发又弄得乱糟糟的，头顶左侧有一绺头发翘翘起来，很滑稽的样子。“真该拾掇拾掇了。”我说。

　　李广武坐在椅子上喝茶，他把帽子摘下来，和挎包一起挂在墙上。可能是由于长年戴帽子的缘故，他前额上有一道隐约可见的凹痕，在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之后，此刻我和他更像是一母所生。不仅是长相，我们在气质上都出奇地相同，我想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比他多了一根手指头。

　　“明天早晨孤城驿有车去大连，要是顺利，能赶上烟台的船。”李广武说，“你去剪剪头，明早咱们一起走。”

　　“不是说过了嘛，我不回去。”

　　“你这样乱跑能行吗?”他把桌子上沏好的茶推给我。

　　“我能养活自己。”

　　“怎么跟爹说。爹可是要你回去。”

　　“就说没找到我。”

　　“下落不明了?”他看看我，“你想一想，爹为你担了多大心思，你一句话就给打发了?”

　　“那就直说吧，我再写封信你带回去，这样爹总该放心了。”

　　李广武走到窗前，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窗外杨树上有两只喜鹊掀动尾巴蹿跳，似乎在不安分地向屋内张望。“我还给你带了一封信，”李广武说，“既然你打定主意不回去了，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你是成年人了，主意自己拿。”他走到墙跟前，从挎包里拿出一封信。

　　“是谁的信?”我接过那封信，一看就是郭兰的笔迹。

　　“她的，”李广武皱了皱眉头，他甚至不愿提到那个名字，“我出来的时候，爹去找过她，可能是问问你的下落吧。”李广武冷笑了一下，“既然是给我兄弟的信，我总得给捎到啊。”

　　我拿着那封信，一时手足无措。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怎样处理郭兰的信。李广武从挎包里拿出手巾和肥皂，端着脸盆出去了。他及时地回避了。

　　郭兰现在住在一个同学家里，她说因为她和李广武的婚姻在当地影响太大，估计区上不会轻易让她离婚，她也不指望谁同意，得看我的情况再采取相应的措施。接着她又大肆攻击我的怯懦，对我出走这件事表示“不可理喻”，她说逃避是不行的。我们得面对现实。她甚至还以她一贯的作风为我做出“表率”，说知道这件事公开的后果，但她不在乎，必要的话，她要和我“男耕女织”。

　　真是越怕什么她就来什么，她固执地一条路越走越远。看了信我不由暗暗叫苦，心里说嫂子啊嫂子，你可千万别把事弄大了!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事情出现转机，起码要让郭兰知道，她不惜一切追求的那件事注定不会有结果。仔细斟酌，我给郭兰写了一封回信，当然开头我得叫她嫂子了，我说如果以前浑浑噩噩把你看做一个女人，那么现在你只能是我的嫂子了。我珍惜我们的友情，同样也看重手足之情，我哥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意志坚定的人，长久相处，你会发现他的长处，相信他也会对得起你。我说两年以前我就该走，如今我哥在家，再也没有牵挂了，我该有自己的生活，是子午山不能给我的另一种生活。在这封信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就是“嫂子”两个字，我想唤回她对以往身份的记忆，她需要时间，情绪渐渐平复以后，我想她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晚饭后，我把写好的信交给李广武，他刚看了一眼就又放在桌子上，说给她的信干吗让我看。我说小叔给嫂子的信，我哥当然可以看了，还得麻烦你带回去。“自己上邮局寄去，我没有义务给你们当邮差。”他看看表，“快八点了，八点以后停发电机，你收拾一下，该睡觉了。”

　　我去洗了脚，刚回来发电机就停了，一下子显得寂静无声。仿佛是缺了点什么。李广武已经睡下了，他的衣服搭在椅子上，我摸黑放被脱衣服，也躺下了。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一迭声地嚷着找蜡烛，仿佛是下乡的区干部们刚刚回来。官道上不断有马车走过，车老板操细嗓浪声浪气地唱着地蹦子小调，偶尔甩响了鞭子，吆喝着：“吉啊——吉啊——”

　　“哥。”我说。“你睡了吗?”

　　“没。”李广武动了一下。

　　“你明天非得走吗?”

　　“爹在家急得不行，还等着听你信儿。”

　　“我想说说那件事，”我说，“你完全误会了，嫂子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别说了，我不想再提，咱们还是兄弟，这就够了。”

　　“你必须听我说完，”我掀开被子坐起来，“我怎么样都无所谓，你不能冤枉她。”

　　“冤枉!”李广武翻过身去，“她可是一点都没想掩饰。”

　　“嫂子等了你四年，她好不好爹能告诉你。事情到了这一步，谁也没想到。你就没有错吗?这些年一点消息都没有，为什么不往家写封信，哪怕是托人捎个口信也行，都以为你不在了。”我说，“你以为我们的关系说不清楚，可是你并不知道实情。”我有些激动，索性下了床，趿着鞋走来走去。我说不错。嫂子是要嫁给小叔子来着，如果我哥真的不在了，我看不出嫂子有什么不妥，可是第二天你就回来了，嫂子不能装出没事的样子。她实在是因为处境太尴尬才不得不离开。我说你要是还有点男人的宽容大度的话，就该去把她找回来，她这些年真的很不容易。

　　李广武坐起来，他摸黑窸窸窣窣鼓捣了一会儿，划火点燃了一支烟：“如果我没回来，你真的能娶她?”

　　“……”

　　“如果我现在离开家，你还会娶她吗?”

　　“可现在她是我嫂子了。”

　　“也许我就不该回来，”他说，“我也没想到还能回来。刚走的时候，惦着家里还有个媳妇，觉得

　　自个儿挺金贵的，可是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了，”忽明忽暗的烟火中，李广武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打孟良崮的时候，死的人成堆，机枪就架在死人堆上，那时候人就是个麻袋包。平时一起上操，一个锅里盛饭，洗澡互相搓背，转眼就成了活人的掩体。后来就不把自个儿当回事了。说不定哪天摊上枪子儿，一了百了。”

　　“所以你就不给家里写信?”

　　“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写信说什么，告诉家里我还没死?”烟火又闪了一下，他把烟头扔在地上，“后来真摊上了，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本来可以就地转业，那边正需要人。也许我该留在南方。”

　　“哥，”我说，“去把嫂子接回来吧，就算给她一个台阶，自己的媳妇，对错的不算什么。”

　　“我知道该怎么办，还是说说你吧，我回去怎么跟爹说，说你在这学生意?”

　　“你看着说吧，只要能叫爹放心。”

　　“那就只好学生意了。”

　　“你带了多少钱?”

　　“不多。”

　　“除了回去的路费，剩下的给我。”

　　“钱花光了呢?”

　　“会找到工作的。”

　　“出门在外的。谁也帮不了你，什么时候在外面不如意了，就回子午山，哥也好有个伴儿，别拗得一条路走到底。”他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叫人放心!”

　　这天晚上我净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仿佛是谁娶亲了，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绿裤红袄的女子从外面走进来，那女子自己揪下盖头，原地跳起来，用力抛到房顶上，她拍拍手，得意地说：“看扔得有多高!”李广武穿一套黄军装，戴着呢礼帽，他走到我跟前，突然摘下礼帽扣在我头上。我想把帽子还给他，他用力按着我脑袋，说我枪伤还没好，你替我一会儿。然后就躲到人群里，看我和那女子拜堂。那女子像郭兰又不是郭兰。磕头的时候她斜着白眼珠瞅我，说你这叫磕头吗，你糊弄谁呀!我说又不是我娶亲，我是替我哥的。她从我头上摘下礼帽，把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说你哥呢，干吗不叫你哥过来?后来鼓乐大作，太阳升出来，晃得睁不开眼，我费了挺大劲儿，终于把眼睛睁开了。

　　区委会院子里的发电机突突响着，电灯就在我头顶上。李广武的床空着，被子见棱见角叠放在床上，想起他说今天要回去，他该不是走了?我爬起来，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李广武的衣服还原封不动放在椅子上。他大概是摸黑穿错了衣服，再说我也该送送他，于是我穿上李广武的衣服。扣扣子的时候我愣住了，原来装在我兜里的东西都放在三屉桌上：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还有郭兰的信和卖书的钱，在这些东西旁边。放着一个揉皱了的大信封。我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子上，竟是李广武的证件——那个仿羊皮小本子，另有一些奖章和纪念章。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拎着提包就走。

　　这时候天已蒙蒙亮了，官道东面有一挂马车，西面空荡荡的，一个人影儿也没有，也许此刻李广武已经坐上了开往大连的长途汽车。

　　我想我已经领会了李广武的意图，他能整整齐齐叠好被子，整理好床铺，可见他走得很从容，绝不会把衣服穿错，更不会把重要的证件遗失在房间里。他没给我留钱，却给了我一种身份，一种能得到热情款待而不致冻馁的身份。也许是怕我拒绝，或是他自己也难以出口，我哥的赠与隐含禅机，参悟那个禅机不难，饥饿的乞丐把拣到的饼子塞进嘴里，似乎不需要多少悟性，设下机关的人知道我需要什么。如果能换一种理解，把李广武留下的东西邮寄回去，或者坐上稍后由安东开过来的客车去大连找他，事情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要命的是我什么也没干，只是去理了发，并在当天上午坐上去唐河镇的客车。

　　张望唐河镇

　　官道懒洋洋地由东北向西南延伸，在春天里显出几分倦怠。道南是一马平川，越过稀疏的芦苇丛。能看见灰蓝色的海。北面是一带起伏的丘陵，大片针阔叶混交林灰绿相间，未及耕种的坡地白晃晃倾斜着。再往北，视力所及的地方，山势陡然高峻起来，此时也是一片灰蓝，如海一样的颜色。

　　从安东开往唐河的客车两天一个往返，这是一辆由卡车改装的客运车，引擎轰轰隆隆发出巨大的声响。显出很有力气的样子。我在当地看到的客车几乎都是这样，帆布绷起的车篷镶几块玻璃，就算窗户了，车里光线很暗，车门开在后面，后箱板上挂着铁条做的梯子，每到一站，乘客们就顺着铁梯子爬上爬下。我坐在靠右的窗户下面，透过窗玻璃，能看见两面的景色。我很在意路过的地方。尽管我买了唐河的车票，但也许会在半路下车。我想我就是一粒花絮包裹的种子，借助风力漫无边际地飘游，风停了，种子会飘落下来。在适宜的地方生根发芽。这是我走出家门以来心情最好的时候，我可以不必为吃住劳神了，那份证件就揣在兜里，它能保证我随便去哪里都会受到优待，剩下的就是尽快找一份工作，结束漂泊无着的生活。

　　坐在我左侧的是一位拄拐杖的人，看样子是个残废的退伍兵。他的右腿齐膝截掉了，裤管下面露出半截磨得发亮的铁杵，铁杵前端是一个圆头，汽车晃动的时候，铁杵便在车厢板上蹭出吱吱嘎嘎的声音，那种声音听起来很不舒服。一路上那人都用帽子遮住半张脸。靠在椅子上昏睡。汽车开始轰鸣着爬坡，换了好几种声音吼叫着，终于爬上坡顶，然后喘息着向下滑行。这时候那人醒了，他把帽子戴好，用双手拄着在椅子上坐正，那条残腿随之也被收起来，与车厢板成垂直角度。谢天谢地，吱吱嘎嘎的声音没有了，车上有好几个声音同时松了一口气。隐约觉得那人有些异样，侧脸望去，发现他左眉中间有一道疤痕，把左边眼眉齐齐地截开，猛一看像长了三道眉毛。那人也在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冲他笑一笑，似乎为看了他而道歉，不料他掏出一张纸币塞给我。“拿着，”他说，“一会儿车到青堆，你给我买包烟，飞马牌的。”我问他去哪买，他毫无顾忌地用指甲剔着牙缝。随之把一片菜叶之类的东西弹出去。“到地方会告诉你。”他说。

　　车到青堆，立刻有小贩围住后车门叫卖。我去给那人买了烟，他打开烟盒，一下抽出两支，递一支给我。我说不会，他就把烟夹在耳朵上，点燃一支抽起来：“让我猜猜你在部队是干什么的，”他打量着我，“是文书，弄好了兴许是个干事。”

　　我说你眼力不错。我想这个老兵的判断对我很有益处，只要他不说我是将军就行，以后有人问起来，我可以拿他的判断作为参考，既然他认为我是文职，那就当干事吧，一个退伍的前部队干事。

　　“你衣服小了点儿。”他转眼就抽完了一支烟，又从耳朵上摸下另一支点燃，“去唐河干什么?”

　　“想找个工作。”我说。

　　“不是本地人吧?找工作你得回原籍。”

　　“老家没有机会，想出来看看。”

　　“像你这样的，找工作挺难。难就难在自己身上，高不成低不就，说不定在哪就给卡住了。”他伸手比划着，仿佛我已经被塞在什么狭窄的地方。

　　“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说，“就是挣钱吃饭，听说唐河城里容易找到工作。”

　　“说容易也容易，”他说，“上船出海。去码头扛小杠，进纩丝坊缫丝，这些你不是干不了，是不

　　能干。”

　　“我可是农民出身，不怕吃苦。”

　　“农民和农民不一样，地主少爷也是农民。”他说，“你得找政府，让地方政府帮助。你是外地人，地方上不能安排，只能协助。”

　　“依你看我该找谁?”

　　“这事归县民政科管。等会儿到了唐河，你跟我走，到了县里不用跟他们客气，你一客气他们就来劲了，困难一大堆，又是哄又是劝的，把你糊弄走完事，他奶奶的!”那人气咻咻地说，“驴打江山马坐殿!”

　　汽车转过山头，迎面是一条河，一片房子隐在河堤后面，只能看见青灰色的屋脊，问那人，果然是唐河。远远向下游望去，有几条木质栈桥伸向河心，一些船泊在河面上，仿佛在装卸货物。河面宽约二三百米，河水有些混浊，水势平缓，不辨深浅。过了桥便是唐河城。下车的时候我和那人留在后面，他让我先下，然后把拐杖递给我，由于铁杵无法蹬踏车梯，他把身体挂在后厢板上，用两手倒着往下退。像吊挂在树上的大猩猩一样降落到地面上。我伸手扶住他。说你下车真利索。他接过拐杖，说这人一残废了就得出点洋相，刚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拖着一条狗腿讨人嫌，惹得小崽子们朝我扔西瓜皮，后来就不在乎了，你理直气壮吧反而没人觉得你怪。他走得很快，铁杵在石板路面上敲出响亮的金属声音。“好好的人，弄成现在这样，”他说，“我为了谁啊!”

　　唐河县政府在汽车站南面，大院里主建筑是一座二层的洋楼，方形门廊上爬满了常春藤，门口两棵巨大的银杏树，花坛上有几簇迎春，细长的枝条缀满黄色的小花，让人明显感觉到春天的气息。老兵把我领到大门右侧一排平房前：“这是民政科，你找孙晋，他是科长。”老兵说，“我自己也有事，帮不了你，行不行全靠你自己。”

　　民政科的人跟老兵很熟，他们叫他老柳，七嘴八舌说老柳这次上县有何公干?老柳阔多了抽起飞马了，便有人过来抢老柳的烟。老柳躬下身子，死死按住衣兜，说要饭筐里夺饼子，不给不给。快拿救济款来。这时候里屋门开了，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出来送客，有人管他叫孙科长，显然这就是老柳说的孙晋了。返回的时候孙科长一下看见老柳，说：“你的事已经安排区上马助理了，他没给办吗?”老柳说已经办了，这次是另一件事，说着便拄着拐杖站起来。孙科长说你坐下，坐下说。老柳嬉皮笑脸推着孙科长往里屋走，说这事保密，不能让他们听见。“你这个老柳啊!”孙科长无奈地说。

　　我坐在外屋长凳上，旁边另有几个人，看样子都是乡下来的，他们正和民政科的人谈烈军属代耕的事。我对自己的身份已经很明确了，我身经百战，曾获得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一级战斗英雄奖章，另立有二、三等功若干次，我在广西剿匪时负伤，中央政府政务院给我鉴定为六级伤残。凭我的功勋和经历，足以得到人们的敬重，如果我愿意，就该得到最为优厚的安置，这样的身份无须乞求，我获取的方式只能是接受，雍容大度地接受。我甚至还把自己“感动”了，以我的身份，却要回家务农，现在我出来了。仅仅是为了糊口，找一份哪怕是收入微薄的工作，凭劳动所得维持生活，如此淡泊名利，需要怎样一颗平常心啊!

　　老柳的事好像办得很顺利。从里屋出来的时候他挺得意的样子，拐杖在地板上顿得很有劲儿。他把飞马烟掏出来挨个撒过去，连外来办事的人都有份儿，轮到我的时候他没给我烟，只是向里屋使了个眼色。

　　里屋挨窗放了两张办公桌，除了孙科长。还有一个中年干部。我直接说明来意，孙科长问是哪个区的，我说不是本地人，他说能看看你的证件吗?我打开提包取出那个大信封，索性都递给孙科长。

　　孙科长比我大不了几岁，国字形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两鬓和下颏刮得黢青，短发直扎扎地竖起来，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制服。他一一看过那些东西，然后收起来用信封托着递给对面那个人，说老刘你看看。老刘边看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挺好，嗯，挺好的。”孙科长起身给我倒了一杯水，说：“怎么想起到唐河来了?”我说走过很多地方，都没什么印象，到唐河感觉不一样。就不想再走了。孙科长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兴冲冲望着我，说：“能谈谈对唐河的印象吗?”我说有山有水，又靠着海，总的感觉挺好。“你很浪漫，说走就能走出去，这需要勇气，得放弃一些东西。”孙科长说，“像你这种情况在原籍能得到很好的安置，这一点你应该是清楚的。在我安置的退伍军人里面，没有比你条件再好的了。”

　　老刘把我的东西都装进信封里，说岫岩县有个王友山，也是一级战斗英雄，县政府给送了一块匾。我说其实也没什么，现在战争结束了。就是想找个好地方平平淡淡地生活。我从未这么自信过，有成就的人无须自己多说，我想李广武就该这么说。兴之所至，我甚至还谈到南方，那里气温高，夏季里热得受不了，当然了，那边人们都拿着扇子。孙科长和老刘都笑起来，说夏天我们也扇扇子，到了晚上蚊子也不少，还有小咬，叮在身上赶都不走。孙科长说他也走过一些地方，到头来还是觉得唐河好，说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没有东北内地那样严寒的冬季。能看出来孙科长是乡土观念很重的人，他不无自豪地说起唐河的物产，尤其是海产品，多得数不清的各种贝类。唐河人到了外地很难服得下，因为没有贝类，唐河人就不知道怎么吃饭了。后来孙科长又谈到正题上。“你让我为难了，”他说，“像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安置，只能协助你找一份工作，至于能不能让你满意还不好说，不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我立刻适度地表示了谢意，我说这件事你别为难，我没有太高的要求，凭劳动生活，当工人，做店员都行。孙科长说要都像你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老刘把那个大信封还给我，他提到不久前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说是有一个团长脱了军装回乡务农，人各有志，这是不能强求的。孙科长让老刘给我开一张条子，先去招待所住下。“你先安顿下来，”他说，“闷了就出去散散心，工作的事我会尽量想办法。”

　　招待所就在政府对门，是一个四合院，我被安排在东厢房。我拉开门，发现老柳也住在这里。除他之外，房间里还有一个戴毡帽的老头和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老柳坐在椅子上。正在用抹布擦拭他的假腿。“表情不错，”他打量着我，“看样事儿挺顺。”

　　“谢谢你帮忙，”我说，“孙科长已经答应给办了。”

　　“孙晋这个人好说话，他答应的事你尽管放心，”老柳说，“有吃有住的，你就消消停停地等着。”

　　老头说：“孙民政可是个好人，年轻轻的一副菩萨心肠，要不怎么说能当上科长。”

　　我的床紧靠窗户，小男孩就坐在我床上。那孩子正在玩一只纸折的小风车，可能嫌屋里没风，他推开窗户，把风车探出窗外，小风车在他手里沙沙地转动。老头让小男孩下来，说：“快给你叔腾个地方。”我说不碍事的，让他玩吧。小男孩一愣怔，把风车蹭掉了，手里只剩下一段秫秸秆儿，那孩子呆呆望着外面，说：“掉了，掉了。”我趴到窗上，想给他够上来，一望外面是两三丈深的赭红色陡壁，陡壁下面便是唐河，原来招待所就

　　在河岸的高地上。我把窗关上，告诉小家伙再不许趴窗，然后又给他折了一个小风车。

　　老头姓孟，是烈属。听他和老柳谈话的意思，儿媳妇要改嫁，并且想带上孩子，事情闹到区里，区里解决不了，老孟头就带着孙子上县来了。他翻来覆去说万义就这一条根，我不能让他随别人的姓。

　　晚上老柳让我去打了一盆热水，然后用热毛巾擦拭他的残腿。截断的创面有碗口粗细，已然愈合的伤口被铁杵磨出了血痂。老柳把热毛巾敷到创面上，和老孟头继续中断了的话题——

　　“我说到哪了?”老孟头眼望着房梁。

　　“命令下来了。”老柳说。

　　“啊，命令下来了，”老孟头说，“万义他们第一拨过河，一百多号人哪，蹚着水就下去了。孟万义和俺屯史文恭走在一块儿，走到河当间，对面就递上枪了，枪一响，人都炸了营，有往前跑的，也有往后跑的。文恭听见万义在后面喊他，回头一看，万义倒在水里，只露出半个脑袋，文恭就回来搀他，阎连长不让了……”

　　“这是冲锋，往后跑是要枪毙的。”老柳说。

　　“……阎连长不让了。他给了文恭一个耳刮子，还拿匣子比划文恭，说不准是真想毙，你说阎连长能下得去手?”

　　“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文恭无奈呀，这就又往前跑，眼睁睁看着万义叫水拉走了。文恭和万义自小在一块儿，不是阎连长，万义说什么也不能丢。”

　　“部队上可不兴这个，”老柳说，“亲爹也不行，要都在原地打磨磨，还不都得死在河里!”

　　“阎连长也没遭好，”老孟头擤擤鼻子，顺手用衣袖擦了一下，“阎连长和文恭一起跑，一厢跑一厢直了声地喊，跑着跑着就倒了。文恭把阎连长拽起来背上，文恭说冲你头先那会儿，就该让水把你也拉走。阎连长在文恭背上还喊，硬是把一拨人都压到岸上。赶上了岸，阎连长就不行了，文恭那个哭啊!”

　　老柳说：“这事怨不得阎连长，换了我也会这么做。”

　　“文恭小子不含糊，转过年就升上班长，管十二号人哪!可惜了万义，要不在河里，兴许能活过来。”老孟头翻过身去，背对着灯，“官家给了五百斤苞米，还有山前张广开、周玉玺，都是……五百斤苞米……”老孟头声音渐渐迟缓，随之响起不连贯的鼾声。爷孙俩睡一张床，小男孩也睡熟了，从我这面望过去，被头上面露出的两个脑袋，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白的。

　　“还不值一头骡子钱，”老柳把敷腿的毛巾揭下来扔到脸盆里，“就是一头毛驴价，老李你说说，这不就一头毛驴价吗!一条命五百斤苞米，像我这一条腿不当一百斤苞米!”

　　“政府也有难处，”我说，“死了那么多人……”

　　“死了倒痛快，像我弄得残缺不全的，真不如当初给个痛快。让我老娘也得五百斤苞米。”

　　“听说大城市里能安假肢，”我说，“你能和正常人一样。”

　　“裤脚放下来，再弄双皮鞋一穿，可里面还是假的。”老柳冷笑，“刚回来那阵，我也展扬，区里县里开慰问会。大姑娘给我戴花，我老娘乐得什么似的，以为她儿子这回混出名堂了，张罗找人给我提媒。可谁跟我呀，缺一条腿不说，还破了相。”他重重往床上一躺，那截断腿秃尾巴似的向上翘了一下。“他奶奶的，这辈子算没咒念了!”

　　我睡在床上，总忘不了自己是在悬崖边缘，感觉唐河水就在身底下流过，一股潮润的凉气沁透全身。船码头的灯光斜照进来，房间里影影绰绰的，老孟头和他孙子的鼾声此伏彼起，梦呓中的老柳在发狠磨牙。我想李广武要走得快的话。这时候他该在海上，也许他穿着我的蓝制服，正在甲板上抽烟。或者在舱里与人闲聊。他匆匆越海过来，似乎就为了把他的身份塞给我，也许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他已经预见了事情的结果，因为他实在没有必要带来身份和荣誉的全部记录。看着我按他的设置一步步走进去，我想他会自鸣得意的。

　　半夜的时候，码头上喧闹起来，嘈杂的喊叫声、铁器撞击声和哗哗的水声交织在一起。进港的小火轮鸣响了汽笛，潮水从河口涌进来，汹涌着向北面腹地涌去，靠岸的船上晃动着马灯，有人正在装卸货物。从窗口望出去，唐河河面顷刻宽阔了许多。大概是码头上的噪声惊醒了老柳，他爬起来，咔哒咔哒拄着拐杖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发现我坐在窗口，说你一直没睡吗?我说看看河，唐河潮水真大!

　　“看吧，”他说，“往后你就是唐河人了。”

　　闲来无事，我几乎走遍了唐河镇。小城给人的印象不错，街道是石板路面，房子也多是花岗岩砌成的，走在街上，满眼是花岗岩的青色，感觉整洁、悦目。城里只有两条街。依河取西北东南走向，东面一条街紧傍唐河，叫正仁街，当地人也叫下街。商家店铺多在下街，据说唐河开埠最初只有这一条街。那时候河岸上的客店、杂货铺和饭馆子做的都是商船生意，西面那条街地势要高一些，就叫上街，县府、学校和一些新兴办的小工厂都在上街。上街中端有一个小教堂，教堂前的广场也是菜市场。城西是一片平甸子，阡陌纵横，多是菜地和水稻田，再往西，靠山的地方另有一条热水河。城北是屏风山，山不高，不过百米的样子。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上过屏风山，从山上往北望能看见绰约的长白山余脉，再近些，一些丘陵逶迤而下，像章鱼的触手一样伸展开，其中一条的尽头便是屏风山。从屏风山看下去，城里一片黑瓦屋顶，由北向南狭长地散布在两河中间，再往南五六里，便是灰蓝色的海，在海边突兀的山头上，有一座白色灯塔。唐河东岸是一片更大的平甸子。那应该是唐河冲积的小平原了。平原上散布着一些村庄。小城给我的印象是陈旧但不破败，宁静又蕴含生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就是这地方了。

　　心情好了，便渴望与人交流，我与每一个可能有机会的人搭话，只要对方有兴趣交谈，我总是显出很谦逊的样子，不住地点头，或倾听，或发问。我跟人们探讨粮食和蔬菜，谈气候以及当地的出产。我傻呵呵的样子招致了一些人诧异的目光，我想他们或许把我当成新到任的县长了。但我显然是对自己估计过高，有一次我在教堂广场闲逛，被警察带到上街派出所盘问。看过我的证件之后，警察们马上道了歉，派出所指导员笑着说你看真是的，群众反映说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外乡人，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我表示理解。顺便对群众的警惕性表示了赞许。指导员说这里是海防前哨，情况挺复杂，前不久还破获了一起潜伏特务案件，还请李同志多谅解。临走的时候指导员说有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我叫郭震。

　　老孟头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同情，县里裁定的结果是：儿媳妇可以改嫁，老孟头无权干涉。但孩子不能带走。儿媳妇被召到县上听候裁决，她找到招待所，一把拉过小男孩搂在怀里，哭着说：“爹，咱回去吧，我不走了，这辈子就守着孩子过了。”

　　老孟头眨巴着眼，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老柳拄着拐杖站起来，说：“县上这些熊干部没水平，这事叫我说再简单不过，你把男方招进来。或者把大爷带过去，不是都解决了吗，干吗非得东一片西一片，把好事弄得凄凄惨惨!”

　　女人正在抹眼泪，听了老柳的话立刻不哭了。老柳一鼓作气问老孟头：“你看我的办法行还是不行?”

　　老孟头看看儿媳妇，说：“人老了不中用了，谁愿意侍候一个棺材瓤子。”

　　老柳转向儿媳妇：“我和老李都是当过兵的，办事就图个痛快，你也不用去县里五的，你公公就在这儿，要觉得这个办法还行，你就答应一声，要是不同意，就权当我放……”他使劲咽了口唾沫，“你看还行吗?”

　　女人说我什么时候也没嫌弃过老人，叫俺爹说说，俺爹要觉得行，我再去跟那边说。老柳说这个办法再不行，我看就是存心要拆散人家母子。老孟头说除非是倒插门，我哪也不去，我不能扔了三间大瓦房。老柳对女人说那就倒插门，你回去商量吧，男方没个不同意的。女人擦了眼泪，一家三口相跟着走了。

　　第二天，老柳的事也办完了，临走的时候他详细询问关于安装假肢的事。我知道得有限，也是听人说的，一是南方某城市能装，那个城市好像是上海。再是那种假肢从颜色上分辨跟真的差不多，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老柳跟我较真儿，说再好也是假的，不过有一样倒是真的，能上下梯子了，再就是踢人的时候他疼我不疼，考虑到这一点，他说下次上县就办这事。

　　第三章

　　孙晋的朋友

　　在招待所等了一星期左右，民政科那边给我安排了一份守灯塔的工作。灯塔在城南青风岬，距唐河镇五里左右，紧挨着唐河河口。这里沿河是一带高岗子，地面上裸露着赭红色碎石，稍低处丛生着青冈树和油松，在高岗前端，突兀的山头上便是白色的灯塔。沿小道登上山顶，眼前豁然开朗，水天相接一片蔚蓝，极远处，隐约能看见一些岛屿。山头正面是悬崖峭壁，东面是唐河河口。河口的冲积扇上生长着大片芦苇。灯塔内部分三层。一层是值班室，二层是机械室，靠发条拉动灯体，每次上足发条，可以旋转四个小时。灯体在最上面一层，无数条弧形玻璃反光板拼成直径一米多的巨大球体，中间的光源是一盏瓦斯汽灯，如果天气晴好，照距可达十五海里。在灯塔右下方，沿台阶下去是一个小炮台，炮台上安放着两门粗短的雾炮，逢雾天，每隔半小时要放一次雾炮。

　　我能来灯塔，是因为不久前的一次伤亡事故。一个守灯塔的人在燃放雾炮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据说那人把曳光弹塞进炮口，等了很久没有动静，以为是颗臭子儿，就把脑袋凑近炮口向里面张望，这时候曳光弹突然飞出来，在他脑袋上炸响了。我来的时候，那尊肇事的雾炮上还系着红布，和我同组的岳宝瑞师傅让我从炮筒上迈过去三次，说是为了辟邪。

　　我有三个月学徒期，学徒期间薪酬减半，学徒期满可以拿到五十万东北币。当地大多实行折实工资，员工薪饷直接折合粮食和日用品，船务公司要好一些，可以拿到现饷。看守灯塔有四个人，两人一组，每次上岗二十四小时，休息二十四小时。白天熄灯后，主要工作是维护和保养，此外还要定时观察海面。灯塔上有个八十倍军用望远镜，专门用来观察往来船只，闲暇的时候我总爱跑到顶层，端着望远镜呆呆看上半天。我曾试图从海面上寻找山东半岛。从理论上说，天气晴好的时候，在望远镜里应该能看见山东半岛，但远方只是灰蒙蒙的一片，说不上是水还是天。更多的时候还是看对面的海猫岛。我发现这个岛上只有两棵树，近水的地方，散落着一些巨大的石块，在悬崖上面，栖息着数不清的鸥鸟，它们排泄的粪便把悬崖染成了一片白色，尤其在黄昏时候，所有外出觅食的鸥鸟都飞回来了。它们在悬崖边缘盘旋，寻找可以降落的地方，这时候我甚至能听见它们发出海浪一样的喧嚣。

　　夜幕降临后，灯塔巨大的光束缓缓扫过夜空，光束的倒影在海面上移动，远处有几点灯光似动非动地漂着，唐河河口的浮标忽隐忽现，进港的小火轮鸣响了汽笛。在灯光照耀下，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很美好。毕竟安顿下来了。可以松一口气了，但另一个声音提醒我，你只是走累了，靠在人家门沿上小憩一会儿，讨口水喝，然后继续赶路，去哪里不知道，只是觉得路还很远。

　　招待所还没有赶我走的意思。但我知道不能再住下去了，毕竟我还有点工资，再赖着不走是说不过去的。我开始找住处，唐河的好房子租金不菲，如果除掉房租，我那点工资只能让我喝糊糊了。其间也曾打算降低标准与人合租，有几个在码头上扛小杠的外地人租了屏风山下的一处房子，或许是我的旧军装引起了他们的好感，他们要拉我入伙。看过他们的住处，我倒宁肯去住程天佩的破船了，我实在无法忍受满屋的臭脚丫子味儿，而他们就在这臭气熏天的屋里做饭。领我去看房的那个人(看样是这帮人的头儿)，居然坐在米袋子上十分惬意地放了个响屁，隔不一会儿便站起来盛米做饭，还夸耀说要我尝尝他的“手艺”。

　　上班之后，一直想找个机会答谢孙科长，比如请他去街里喝酒，凭感觉我们应该有很多共同话题，这个人的朴实周全让我觉得挺亲切，是他帮助我摆脱窘境，他给我的印象更像是朋友或兄长。但由于那个不便提及的原因，我觉得不宜和孙科长弄得太近乎，怎么说呢，我们之间就像失主和小偷，过分的私人关系只能让我歉疚不安。有时候我想还是不见的好，落得心里清净，但唐河毕竟太小。我们后来居然成了很好的朋友。

　　和孙科长的进一步交往是因为房子。有一天休班，在招待所院里碰见孙科长，我们站在杨树下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拿徒工薪水够不够开销。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我现在吃住都在招待所，根本用不着个人开销，第一个月的薪水，除掉请师傅岳宝瑞吃了一顿馆子，剩下的十几万都还揣在兜里。我如实说现在还看不出来，住招待所也没有什么开销，正在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孙科长说你那点工资哪够找房子，你先搬到我那里住，我有闲房子。我说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孙科长说是不是觉得寄人篱下了?你可能觉得不方便，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一个人，住三间房，匀一间给你还有富余，赶上你休班，我就不用自己做饭了。话说到这里，已经不好再推辞，我说你对我算是负责到底了，不过我得说明，算是租你的，只是房租不能定得太高。“行啊，”孙科长说，“你做饭，捎带干点家务活，我再付你工钱，咱俩谁也不欠谁的。”

　　孙晋家在唐河边，门牌是正仁街602号，紧挨河堤，很普通的三间房，花岗岩墙面，青瓦屋顶。门前有两棵香椿树，院墙是一人高的青冈条夹的木障子。屋子里还算整洁，闻不到多少烟火味，是独身男人的那种清冷和简练。孙晋住东屋，东屋没有几件家具。显得空荡荡的，靠东墙一张木质单人床，南面窗前放一张书桌，书桌旁有个大箱子。上面放了一些书和各种印刷品。看室内的陈设，更像是一个单身宿舍。我住的西屋倒是有几件老式家具，靠北墙是米柜，米柜前是一张长条春凳，火炕上放一个雕花炕琴。

　　孙晋很忙，工作没有一定时间，经常是下班之后，还有人找上门来。找他的人大都是乡下来的，要救济，申请困难补助，他得不停地面对人们愁眉苦脸的倾诉。孙晋就像一个面对各种伤口的外科大夫。他总是显得很疲惫。

　　我们在一起搭伙，一般都是我做饭。我的厨艺有限，煮粥下面条还可以，做菜就差远了，好在孙晋不挑食，什么都能对付。他吃饭很快，狼吞虎

　　咽的，三五分钟一顿饭就结束了。一般情况下他会自己把碗洗了，然后心满意足地说：“吃得很好!”仿佛完成了一项什么任务。大概是独身生活不得已养成的习惯，孙晋特别爱吃咸菜。灶间门后有一口瓷缸，辣椒茄子芹菜豆角一股脑儿腌在一起，据他说，每年秋天都要腌满满的一缸咸菜。此外他还爱吃馇子。那是唐河特有的一种玉米面条，短短的圆面条，三五寸不等，类似于北方的河漏，可以下在汤里，叫“汤馇子”，也可以干炒，配以蒜苗、蛤肉，叫“扒拉馇子”。初到唐河的时候，在一家饭铺里看见很多人都在吃这种东西，觉得挺稀罕，也要了一盘扒拉馇子，吃了两口便觉得酸烘烘的，不是期待的那种味道，问店伙计是不是馊了，店伙计笑着说吃的就是这个味儿，不酸还不好吃呢。孙晋家西头是一个馇子铺，下班路过的时候他动辄买一些回来，挽起袖子亲自上灶，或煮或炒，弄得满屋子都酸烘烘的，临吃的时候桌上再放一盘咸菜，一副别无所求的样子。勉强跟他吃过几回。我逐渐也习惯了。其实馇子还是不错的，爽滑开胃，做起来也简便，即使吃不完，也不会粘成坨，下顿热热，还和现做的一样。

　　孙晋的院子约有半亩地，就那么闲着，仿佛从来没种过，这在我们子午山是不可想象的。种地我是内行，趁休班时候便把地翻了。这里原是唐河河床，土质很好，黑油油的。我在院子两边种了好多蔬菜，只有中间留出一米宽的甬道。孙晋有空也帮我收拾，叉着腰往地里浇水，他说自己懒，以前从没想过在院子里种菜，说是让你这么一收拾，真像个居家过日子的样儿。他还去弄了几株芍药回来，栽在甬道两边。晚饭后，孙晋动辄踱到院子里，绕着地边巡看，或做扩胸动作，挺惬意的样子。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正在院里栽辣椒，程天佩的表姐——那个叫罗苏维的师范生来了。看见我她挺意外的，说：“原来是你!”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她，我说你找孙科长吗?他早展出去了。她像没听见似的，摘下挎包送到东屋，片刻出来了：“知道孙晋有个房客，没想到是你。”她笑望着我，“怎么，现在不做买卖了?”

　　我说没想到你和孙科长是熟人。她捡起地边的铁锹拍着土坷垃，说我和孙晋是朋友，老朋友了，我常来，只是没看见你，其实我还吃过你烙的饼。我说手艺还可以吧?她说不敢恭维，硬得能打死人，水加少了，面饧得也不到时候。我说那是我们山东人吃的，有地方特色。她说地方特色就是咬不动，不让人吃。又问要不要帮忙。我说门口有水桶，你帮我打点水来。她把铁锹插在地里，提着桶进屋去了。坦率说，我不愿再看见她，尤其是现在，在孙晋家里。当然，她不会知道我的背景，但是孤城驿那一段已经够糟糕的了，我不想让孙晋知道我曾有过流浪的经历，而这个女学生和孙晋的关系似乎很密切。看样子是躲不过去的。她提了一桶水出来，左手还拿着水瓢。我说你把水桶放在地边，别弄脏了衣服。她放下水桶，把裤脚绾了两道，然后把水桶拎到地里，垒起水瓢帮我浇水。一棵辣椒苗栽下去，我随手在垄上旋出一个小坑，她就把水浇在坑里，可能浇得急了，有两棵辣椒苗漂起来，她重新给栽下去，弄得满手烂泥。“你栽得太浅了，”她伸出双手，“来，帮忙给冲一下。”我舀了一瓢水给她冲洗，说以前没干过这么脏的活吧?她说她们学校有一片菜地，都是学生自己种，在学校她是主要劳动力，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她洗完手。接过水瓢，说你栽的是两个品种。我说一种是尖椒，辣的，你跟前是绿袍子，甜椒。问她上几年级了，她说上三年级，再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我说你们崇正师范挺出名的，毕业后找工作不会有问题吧?她说只要愿意，基本上都能找到工作。我说有不愿意的吗?那还念书干什么?她说想法不一样，崇正是教会学校，重视修行培养，是个出淑女的地方，学校还有家政课，居家过日子用得着，有的人出来直接当太太了。我说那应该是个不错的学校，即使当不上太太，能做个淑女也挺好的。她说那是以前，现在没有淑女了，四六年毕业的是最后一批淑女，现在提倡革命化教育。我说那也不错，当淑女毕竟累人。她看看我，笑着说你这个人挺圆滑，是不是做生意养成的习惯，说起话来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我说是厚道，顺其自然，只要你们自己愿意，怎么说都有道理。我栽上最后一棵辣椒，看看桶里的水用完了，便又去提了一桶来，问她最近见过程天佩没有。她沉默了一会儿，问我是怎么认识程天佩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说，“他的年龄和阅历不相称。好像经历过很多事。”

　　“有过一些经历，我和程天佩……我们都是没有家的人。”她迟疑了一下，说，“孙晋不知道程天佩的事，我从来没跟他说过。”

　　“那么，我也不能跟孙晋提这件事了?”

　　“我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她在地边蹲下来，伸手在垄上按了按，说，“该培土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孙晋回来了，他买了一些菜，还领来一个苏联军人，孙晋介绍说这是哈达耶夫同志，旅顺基地驻唐河办事处的翻译。哈达耶夫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并辅以中国式的点头问候，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哈达耶夫同志魁梧英俊，一米八几的个头，留有短短的修剪整齐的唇髭。一双蓝眼睛既有职业军人的矜持，也有俄罗斯草原的旷远深邃。他穿一身军便装，脚上是一双高靿靴子，没戴帽子，黑头发有几分俏皮地由左向右，齐齐盖住前额，很随意的样子。

　　孙晋把买来的东西放在灶间。让我和罗苏维做饭，然后他和哈达耶夫进了东屋。关上门在商量什么。午饭是罗苏维做的，我只是给她打下手。罗苏维很会做菜，红烧黄鱼，干煸青豆，七八个菜一会儿便停当了。孙晋买了两种贻贝，一种是黑色的，一种是黄色的，另有几个巨大的梭子蟹。每个足有一斤重，高高摞在盘子里，看起来挺壮观的。等菜齐了，我去喊他们吃饭，哈达耶夫见了那一桌子菜，便夸张地说真是太丰盛了!真是太精致了!孙晋和哈达耶夫坐东面，我和罗苏维坐西面，三个男人喝烧酒，给罗苏维开了一瓶葡萄酒。孙晋端起酒杯，说为了友谊，然后我们都喝了一口。接着是哈达耶夫给罗苏维敬酒，说为了美丽，逼得罗苏维一气喝干了一杯葡萄酒。

　　可能是初次到中国人家里做客，哈达耶夫心情愉快，他不住地夸奖菜的精致，夸奖罗苏维的美丽，把罗苏维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我说今天这一桌菜都是小罗的手艺，够专业水平了。

　　“很专业，很和谐，很……”哈达耶夫正在剥一个贻贝，他极力搜索着赞美的词汇，“罗小姐是……是厨娘吗?”

　　“是学生。”罗苏维正色道。

　　孙晋说：“小罗在崇正上学，她们有烹饪课，学校还有饭庄，学生轮流到饭庄服务，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哈达耶夫有些窘迫的样子，显然他也感觉到了罗苏维的不快：“对不起，”他站起来，笨拙地给罗苏维鞠躬。“冒犯您了，向您道歉。”

　　“您别这样，”罗苏维也站起来，“您并没有冒犯我，只是称呼不一样，我们管做饭的叫厨师，或者叫大师傅，叫厨娘也行，既然是女同志……”她笑着说，“毕业后我倒真想当个厨娘。”

　　“不能原谅，”孙晋说，“哈达耶夫同志应该受

　　到惩罚，咱们罗老师怎么就变成厨娘了!”

　　“能被美丽的罗小姐惩罚，我十分荣幸。”哈达耶夫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孙晋把哈达耶夫的杯子倒满，说：“要一口喝干。”

　　“这就是惩罚?”哈达耶夫疑惑地看着孙晋。

　　“这是我们的规矩，做了错事要受罚，受罚就是喝酒。”孙晋说。

　　“幸福的惩罚!”哈达耶夫痛痛快快把酒喝了，“惩罚应该是剥夺喝酒的权利，你们的惩罚很有趣。”

　　孙晋和哈达耶夫是主要交谈对象，我和罗苏维更多是听他们说话。孙晋历数唐河的各种贝类，哈达耶夫谈里海的鲟鱼和鱼子酱，等喝到第二瓶烧酒，彼此都有了几分酒意，又讲各自的社会弊端。孙晋说中国沿袭千余年的都是小脚文化，小脚母亲的心态影响儿子，随遇而安，缺乏远见卓识，千余年不断被外族攻掠，细想起来就是吃了脚的亏。哈达耶夫说我们正好相反，留里克王公的后代好高骛远，大而无当，我们能打败拿破仑和希特勒，却把小事弄得一团糟。他说我们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精明，我们喝甜菜汤的时候连蟑螂一起喝下去，比如说路上有一处积水，中国人会绕过去，而俄罗斯人一定是照直蹚进去，绝不吝惜自己的新靴子。罗苏维谈到俄罗斯文学，以及她喜欢的一些作家。哈达耶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被人忘记了，现在苏联很少有人看他的书，屠格涅夫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为俄罗斯赢得了世界声誉，却被自己人忽视了。这时候我发现，哈达耶夫极其笨拙地用筷子夹起一个萝卜花，放到嘴里喀嚓喀嚓吃了，那是罗苏维刻的萝卜花，染成粉红色，用来点缀红烧黄鱼的，没想到被哈达耶夫当菜给吃了。孙晋和罗苏维似乎也发现了，或许是出于礼貌，谁也没提这件事。

　　饭后，孙晋和哈达耶夫又谈了一会儿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工作，然后哈达耶夫便告辞了。孙晋送走哈达耶夫，回来便问罗苏维是不是看见哈达耶夫吃萝卜花，罗苏维说她发现的时候哈达耶夫已经吃进嘴里，又不好让他吐出来。

　　“但愿不会有什么问题。”孙晋说。

　　“就是有一点色素，不会有问题的，”罗苏维说，“俄罗斯人胃口好，你没听他说吗，他的同胞还吃蟑螂。”

　　“那是酒话，不要再传播了。”孙晋说。

　　罗苏维常来找孙晋，因此她也成了我的朋友。后来我发现，孙晋还是罗苏维的“家长”，我曾看见罗苏维从学校带回一张表格，说：“请家长同志签字。”孙晋接过表格看了着，然后郑重其事地在“家长”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看起来十分自然。其实孙晋一直都在扮演家长的角色，罗苏维上学的费用除了政府补助一部分，其余的都由孙晋负责。像这一时期大多数干部一样，孙晋个人很俭朴，但他对罗苏维却近乎奢侈。他们的关系像兄妹，像恋人，又什么都不像。可能是由于政府干部的身份，孙晋平日出言谨慎，后来在一个雨夜里，就着花生米和咸菜，我和孙晋喝光了一瓶烧酒，酒后孙晋说了很多实话。

　　罗苏维的父亲罗北辰是唐河中学的教务主任，因参加抗日救国会死在安东，光复后，罗苏维的母亲也离开了唐河，我想大概是改嫁了。罗苏维平时住校，逢星期天学生回家，罗苏维便要到孙晋这里来。孙晋是罗北辰的学生，他和罗北辰不仅是师生，还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志，当年罗北辰被抓到安东，因熬不过酷刑咬舌自尽，至死没有出卖任何人。而孙晋正是罗北辰领导的那个抗日地下组织的会员。孙晋说他们那一拨有十几个人，只要罗老师一松口，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罗北辰近两年才被追认为烈士，而以前他的身份一直有些暧昧。在确定罗北辰身份的时候，有人曾提出异议，一是他死得不光彩，再是他的组织有国民党背景。据孙晋说。他们那个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入会者都发了血誓，除了斗争经验，会员们还要掌握各种自我解决的技巧。在必要的时候不留活口，比如背对前方从疾驶的警车上跳下。以最短的助跑触碰坚硬的墙壁。也有罗老师选择的咬舌自尽。孙晋对各种自杀方式的津津乐道令人咋舌，他掌握的数据也令人信服，据他说，如果车速是六十迈的话，一个人背对前方从车上跳下去，后脑触地的一刹那，会产生一千五百公斤的作用力，一千五百公斤作用力足以使入颅脑破裂，当然，还需要参考另一些条件，如人的体重和地面硬度。“如果是唐河街道的石板路面，”他说，“效果会更好!”或许发现我难以理解，孙晋解释说会员们掌握种种自我解决的技巧，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怯懦，既然日本宪兵研究的刑具是针对活人的，我们就给他留下一具尸体，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真正能挺住科学酷刑的人毕竟不多。提起那个组织的性质，孙晋说县上那些人简直就是不懂历史，尤其是那些关里过来的干部，他们认定，既是抗日组织，必定得有共产党参与，他们多方调查，要找出我党参与的痕迹，结果发现，偌大的唐河竟找不出一个共产党，即使唐河北部山区的抗日武装，也多是由蚕民、猎户甚至是胡子挑头拉起来的。倒是罗北辰一份油印的小册子《论苏俄的集体农庄》让人们兴奋了一阵子，于是便认定是唐河“共运发起人”、“地下党”，当然，那份材料便“填补了唐河共运史的空白”，只是作者“隐蔽”得好，至今不知道他隶属哪个支部或小组。

　　“净扯鸡巴淡!”孙晋说，“罗老师向往苏联。可我敢断定他不是共产党。”

　　我同意孙晋的看法，我说罗老师要真是共产党的话，他该注意隐蔽，绝不会给女儿取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名字。

　　“都是他们硬给加上去的，”孙晋说，“我了解罗老师，他称呼八路军是‘阎锡山的部属、‘朱毛的军队，你听听，共产党有这样说话的吗!”

　　另一个常来的客人是女县长温丽新。温丽新住在政府院里，晚饭后她习惯沿唐河河堤散步，经常到孙晋这里坐坐。有时候她会要点腌香椿带回去，她还喜欢青葱，赶上我们拔了葱放在地边，她就蹲下来，一根一根择干净，然后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一起。大概是因为生葱浓烈的气味吧，女县长从来不吃生葱，只是莫名其妙地喜爱，就像不抽烟的人喜欢烟卷。

　　温丽新是关里人，光复后随工作队来唐河，先在县政府工作，后来到步云区当区长。国民党新编第六军占领唐河的时候，共产党的区、县政权悉数南迁，撤往苏军控制区，温丽新没走，她带领区中队在山上打游击。当地流传着很多关于温区长的传奇故事。说她曾夜入国民党的县政府，把县长大印掠走，还捎带着拜访了县长本人，当然那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造访，数日后县长便辞职了。传说中的温区长貌若天仙，武艺十分了得，是个色艺双全的女将。“女将”的样子显然是套用戏文里的人物，温丽新并不漂亮，但堪称英俊，女县长的脸形棱角分明，大概就像说书人形容的鼻直口方的那一种，齐耳的短发，再配上一件双排扣的列宁装，十足的男人派头。并且她还抽烟，总看见她手里夹着烟卷，间或吸一口，英俊的眉宇微蹙着，挺有城府的样子。烟抽得频了，便养成了探嗓的习惯，温丽新的嗓音在男女之间，如果不看人。你准会以为说话的是个半大小子。有一回我挪动一口瓦缸，准备移到院子里盛水浇地，正赶上温丽新碰见了，她抓住缸沿，示意我抬另一边，

　　那口大缸差不多有二百斤重，我抓着都有些吃力，而温丽新就抓着缸沿把它抬到菜地里。这以后我对于温丽新的那些故事确信不疑，觉得这样的女人就该当县长。

　　晚饭后的女县长通常是悠闲的，她背着手。神态自若地和孙晋上河堤散步，碰到熟人打招呼，偶尔也会停下来聊一会儿。有时候她和孙晋坐在院子里说话，矮桌上摆一壶茶，孙晋陪他的女上级抽烟。挺投机的样子。

　　罗苏维和温丽新偶尔会在孙晋家里碰面，她们两人之间很冷淡，尤其是罗苏维，她对温丽新的敌意都在脸上。如果温丽新不打招呼，罗苏维一般不会先说话，往往是温丽新刚来，罗苏维便要回学校。碰到这种情况，孙晋通常会客气一下，说：“待一会儿再走呗。”罗苏维无所谓地答应一声：“不啦。”背着挎包大步从女县长旁边走过去。有时候我觉得罗苏维有些过分，她的任性不仅使温丽新没有面子，也把孙晋弄得挺尴尬。

　　孙晋从来不提他和温丽新的关系，时间长了逐渐能看出来，孙晋正在和他的女上级恋爱。毕竟是上下级关系，即使在热恋中，女县长偶尔也会不自觉显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有一天晚上。温丽新气冲冲来了，责问孙晋为什么动用库存发救济粮。孙晋小心翼翼地解释，说这是临时变通一下，顶多两个月，早秋新粮下来再充抵库存。

　　“你这是要犯错误的!”温丽新大声说，“我们只有一百吨机动指标，你一下放出去二十吨，谁给你这么大的权限!”

　　孙晋沉默了一会儿，闷声闷气地说：“出了事我顶着就是了。”

　　“你顶得住吗!”温丽新大发县长脾气，“别说你个小科长，真要捅出娄子，我们都得跟你受处分!”

　　女县长的轻蔑激怒了孙晋：“歇马区有人在吃树叶，”他把烟盒往桌上一扔，“怎么说我也是个唐河人!”

　　“好一个唐河人，为民请命来了!”温丽新直盯着孙晋，“我算外来的，可我打游击的时候你在哪?”

　　这时候他们都有些激动，争论似乎已经离开了问题的本质。

　　“你打过游击，”孙晋冷笑道，“可是唐河也没亏待你，不是让你当上县长了嘛!”

　　“就你这个样子，”温丽新说，“一点原则性都没有，往后还怎么工作!”

　　“那就请便，我等候处理!”孙晋说完便上河堤去了，把温丽新一个人晾在那里。

　　温丽新点上一支烟，在院里来回走了几步，余怒未息的样子。“小李，”她冲屋里喊我，“给我拔点葱来。”

　　我上地里拔了一些葱放在甬道上，我想这时候择葱对女县长是有好处的，至少能让她平复一下情绪。我几乎拔光了一垄地，估计够她择一阵子了。温丽新在小板凳上坐下来，仔细择着葱皮和葱须，择了挺大的一堆，择完之后用绳子扎好，把那捆葱提走了。

　　笑面韦驮

　　我师傅岳宝瑞是个诗人，平时他兜里总揣着一个小本子，随时记录偶尔想起的好句子。他曾给我看过他自己装订的诗集，牛皮纸封面，十六开本，录有百余首“偶感”和“咏怀”一类旧体诗。我不懂律诗，只觉得那些诗念起来有些拗口。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犯了癔症似的，眼神直勾勾的，嘀嘀咕咕自言自语，这时候十有八九是在作诗了。我想岳宝瑞大概属于苦吟的那一类，有时候两句诗要折腾一个星期，我看着都替他难受。我曾劝他别过于考究，既是咏怀，“咏”出来也就舒坦了，横竖是自己看，又不是要流芳百世。他说有的诗是念出来的，而真正的诗是吟出来的，念出来的诗是白开水，吟出来的诗是酽茶。他列举了曹植的《七步诗》，说那不叫诗，顶多就是顺口溜。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以证明前辈诗人的严谨，说是某秀才夜宿客栈，半夜闹鬼，于梁上反复吟诵一句诗，秀才随口对出下联，那鬼得了诗句，欢天喜地离开了。白天问店主，说是早年住过一个读书人，作了上联作不出下联，活活给憋死了，死后阴魂不散，缠着往来文人要下联。岳宝瑞说诗人就该这样，没有好句子，宁肯憋死。

　　或许是由于岑参和王昌龄的边塞诗，岳宝瑞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动辄让我描述“沙场”的情景。这让我很为难，马马虎虎讲过几个小故事，又不能令他满意，后来我干脆拒绝谈论这方面的话题，我说如果一个人在白刃格斗的时候把另一个人的肠子捅出来，那么他就不会再喜欢战争了。

　　岳宝瑞家在城西杨甸，紧傍着热水河，周围是大片菜地，村民多以种菜为生，岳宝瑞家也有几亩菜地。休班时我经常过去帮忙。岳家是三间草房，门前有一道水渠，水渠上架着木桥，竹批夹的院障子(岳宝瑞叫“竹篱”)，荆条编的院门(岳宝瑞叫“柴门”)，走过木桥，进入“柴门”，你会看见正房门楣上有一块匾额，黑地绿字，赫然刻着板桥体的“竹庐”。岳宝瑞喜欢竹子(这大概是诗人的通病)，院里有一片南竹，屋里挂着水墨竹子图。那幅墨竹倒还有些意思，用笔简练流畅，点染勾勒一气呵成，却又张弛有度，着墨极有层次感，落款西禅。听说西禅是屏风山大庄寺的和尚，年轻时遍游江南，曾在川、鄂一带山里搭草棚居住，专为观察竹子，回来后画技大进，冷不防就出息成现在这样。和尚没出名的时候，任谁随便拿一个猪蹄子就可以索画，和尚边啃猪蹄子边作画，不等一个猪蹄子啃完，画已经出来了，后来声名鹊起，就不再乱画了。岳宝瑞的爷爷岳振邦在世的时候，与和尚私交甚厚，本来岳振邦也画竹子，后来见了西禅的竹子，就一蹶不振，改画梅花了。岳宝瑞家那幅墨竹，是岳振邦七十大寿的时候西禅送的贺礼，作者在画上题诗一首：“挤挤挨挨万千重，嘁嘁嘈嘈雨与风，待到拔地参天时，云雾深处节节升。”岳宝瑞说现在唐河没有人再敢画竹，老和尚那首诗是怪他爷爷不该改画梅花，他现在没了陪衬，感到孤独了。

　　端午节中午，岳宝瑞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带了两瓶烧酒，路过广大旅舍，见街角有人卖手工制作的小玩艺儿，便给岳宝瑞儿子联松买了一个紫绒布缝制的马猴子。

　　岳宝瑞家门前的水渠已经干涸了。坝埂上长满了野芹菜，还有一种叫“懒汉筋”的蔓类植物。渠沟里的湿土上，另有一些说不上名字的野菜密密麻麻地破土而出。水渠是岳宝瑞自己修出来的，本来门前是一片平地，为了营造诗意，岳宝瑞领着老婆孩子，硬是给家门口造了一条河，并修了桥。最近天旱，岳宝瑞正琢磨造一部脚踏水车。从热水河上车水浇地。我刚过木桥，就听见联松在家里大声念课文：“锣鼓响，过新年，一颗爆竹飞上天。飞上天，天上逛，看看祖国什么样……”联松上二年级，愣头愣脑的，总爱把课文当童谣。

　　岳家满是艾蒿和蒲草的气味，岳宝瑞妻子杨秀兰在灶间里烀粽子，十二印大锅装得满满的，也不盖锅盖，只在锅上压一块青石板。

　　中午我们吃粽子，喝黄酒。杨秀兰包的粽子是三角形的，分黄米和糯米两种，至少有半斤一个，家酿的黄酒，水煮的咸肉，各种蔬菜都是自家园子里出的。黄酒装在瓦盆里，用长把瓢往碗里舀，杨秀兰给我和岳宝瑞各舀了一大碗。说街上卖的米酒太淡，每年端午都要自己做一些，去年的酒发大了，结果吃了一年老醋。岳宝瑞端起碗敬我，我们每人喝了一口。酒确实不错。微酸，回味绵长，有浓郁的黄米味道，喝到碗底，能看到没

　　篦净的碎米粒，索性连米粒一起喝了。杨秀兰又给我舀酒：“老岳就喜欢黄酒，”她说，“喝了家酿黄酒就该闹腾诗了。”岳宝瑞说不一定是黄酒，烧酒劲头大，闹腾起来更厉害。杨秀兰说小李你听听，他也承认是闹腾，这不故意的吗!

　　“是刻意，”岳宝瑞纠正说，“作诗嘛，很伤脑筋的。”

　　“我看你是把脑子伤出毛病了，”杨秀兰说，“修完水渠又要造水车，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厦屋里的木料一根也不许你动，那是修房子用的。”

　　“舀酒，舀酒。”岳宝瑞把碗推过去。

　　杨秀兰边舀酒边讲岳宝瑞的故事，说是某日她耪地回来，岳宝瑞还专为她作过一回诗。“说什么来着?”杨秀兰问联松，“给你叔念念。”

　　“日落西篱下，健妇荷锄归。”联松脱口而出，“我爸的诗，‘健妇就是我妈。”

　　“你听听小李，这是嫌我贱了。”

　　“是健壮的意思。”联松大声纠正。

　　“都差不多。听起来怪石可碜的。”杨秀兰说。

　　“看看你嫂子这体格，说健妇不对吗?”岳宝瑞笑道，“要说农妇吧，有贬意，说佳人又不像，再说佳人也没有扛着锄头去耪地的。”

　　杨秀兰说你拐弯抹角的干什么，就说老婆荷锄归得了。

　　岳宝瑞又谈起他的水车，说热水河上要是有一部水车，整条河都会活起来。杨秀兰白了岳宝瑞一眼。说整天瞎捌饬累不累呀，我看哪，闲着难受你就找块砖头，把鼻子磨掉算了。岳宝瑞说水车是得造，造好了还得咱俩蹬。杨秀兰说爱蹬你自己蹬吧，我可没有闲工夫陪你玩儿。联松咬了满嘴粽子，说，爸，水车什么时候能造出来呀?造好了我帮你蹬。杨秀兰说小李你说他是不是缺心眼儿，我看他是让诗给弄傻了。我说是有点傻，可一般人还傻不出来呢。杨秀兰说你是当他面不好意思说，你们整天在一块儿，没看出来他不正常吗?我说诗人都这样，整天柴米油盐的，会把诗意磨灭了，得高于生活。“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杨秀兰说，“唐河街里那些披着破棉套满地找果核的，差不多都是诗人了。”

　　午后我和岳宝瑞去屏风山大庄寺，杨秀兰备了一篮子食物，有粽子和成猪肉，还灌了两瓶黄酒。

　　大庄寺在屏风山东坡的一处山坳里，从下面望去，只能看见一些大树的树梢。沿山路上去，拐过一处突出的岩石，迎面是一座石头钟楼，钟楼北面有一个水塘，水塘上有木桥与山门下的石阶相连。

　　午后的大庄寺空闲静寂，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西侧禅房前面有几簇芍药枝叶繁茂，缀满了肥大的紫红色花朵，佛殿台阶下铺着两张苇席，晾晒着半干的草药。

　　我们在佛殿前投了香火钱，每人上了一炷香。岳宝瑞说你是第一次来，应该许个愿。我想了想，似乎也没有什么迫切的愿望，索性为李广武和郭兰祝福，我双手合十，心里说如果我佛有灵，请让我兄嫂早日和好。然后退到旁边。岳宝瑞说等一下，再抽个签看看。我走到香案前，信手拈出一支，见上面是四句话：“业果善不善，所作受决定，自作自缠缚，如蚕等无异。”我把签递给岳宝瑞，他看了看，说：“非诗非文，像是和尚的偈句。”

　　“大概是说我作茧自缚。”我笑道。

　　“作茧自缚……”岳宝瑞若有所思地重复道，“还正经是一段公案，意思不难理解，可是这里面像藏着玄机，等一会儿问问西禅和尚。”他把那支签插在篮子里，“人生如春蚕，作茧自缚裹。”岳宝瑞随口吟出一句，“这是陆游的诗。”

　　我心头不由一愣，如果签文里真的暗藏玄机的话，机锋所指，是不是我讳莫如深的那件事!但愿那个冒名顶替的骗局不至于把我缠绕进去。

　　“签文上的话总是模棱两可，”我说，“都是一些囫囵话，怎么解释都行。”

　　岳宝瑞向我使眼色，大概是不让我在佛殿上乱说。细看神像，如来和罗汉都是以前见过的，只有护法韦驮有些异样。在我们老家那边，韦驮将军都是左手叉腰，右手拄宝杵，站开马步作金刚怒目状，而这里的韦驮却双手合十，面露微笑，宝杵置于腕上，双脚并拢，既中规中矩又和蔼可亲。我把这个印象告诉岳宝瑞，岳宝瑞说韦驮像是有讲究的，云游僧人每到一处寺庙，拜佛的时候都要留意韦驮，若是横眉怒目，是说本刹财力有限，吃顿斋饭赶紧走人，如果是面带微笑的，说明是“十方刹”，可以住下来，和尚们都知道这个规矩。我说唐河真是个好地方，人厚道，连韦驮都这么和气。

　　我们在院子西面的禅房里找到西禅和尚。我对大庄寺并没有多少兴趣，真正想来看的就是这个落拓不羁的老和尚，看过他的画和诗，我把他想象成仙风道骨的高僧，而禅房里的老和尚看起来却挺糟糕，花白的头发乱糟糟的，差不多可以梳成分头了，胡子拉碴的，眼睛还有些斜视，如果不是岳宝瑞介绍，我绝不会想到面前这个老头就是西禅。

　　老和尚午觉刚起来，哈欠连天的，边系扣子边朝板凳努了努嘴巴，示意我们坐。岳宝瑞管老和尚叫师父，说去年的黄酒没做好，今年是祥记南店的酒引子。老和尚见了酒眉眼活泛起来，挣着从睡榻上爬起来，拔开瓶塞先闻了闻：“不错，是黄酒的味道。”说着就灌了一大口，随之又拈起一条成猪肉，撕一小块填进嘴里，并进一步夸奖猪肉，说是腌得地道，如果能上屉蒸一下。味道会更好。“牙不行了。”老和尚偏着脑袋用力咬嚼，“振邦公在世的时候，蒸肉要配十二种作料，你们家的腌肉可是没少吃。”

　　“我媳妇只知道五种，”岳宝瑞说，“正想问问师父，还记得那十二种作料吗?”

　　“我只管吃不管做。”老和尚说，“其实也未毖就是十二种，十一种也可，十三种呢，也无不可。佛法贵空，尘世贵有，有在哪里，在心，心里有，是大有，大有能化粗粝为珍馐。”

　　岳宝瑞等了一会儿，见没有下文，便问起近来可有新作。老和尚说闲来无事，便要习竹自慰，或付与和风，或托与南柯，只是没有形诸笔墨。岳宝瑞拿出签来求教，老和尚看过签文，说这是《妙法圣念处经》的一段话，意思不难理解。岳宝瑞说世俗的意思能明白，但不知道喻指什么，还请师父细细破解。

　　老和尚说：“世人因惑起业，苦乐二报都在三界六道的轮回中，祸福皆有因由，自因自果，善果从善因生，恶果从恶因生……”说着又撕下一小块肉放进嘴里，随之垂下眼皮，从咀嚼成猪肉的嘴里发出一串声音：“如是恶业，本自发明。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招，还自来受……”

　　眼见老和尚越说越远，又要忙着对付黄酒和成猪肉，我索性先退出来，踱到禅房前看芍药。过了一会儿岳宝瑞也出来了，他责怪我不该先走，我说和尚吃猪肉的时候我应该回避，正是害怕失礼，才先退出来。岳宝瑞又说西禅师父诠释得如何精妙，我问签文有没有解释，岳宝瑞说西禅师父不是算命先生，他只阐释经文，具体意思要自己去感悟。

　　这天晚上我梦见自己变成了蛹，在坚固的茧壳里拼命摇动。茧壳里空气稀薄，我得用力呼吸才不致窒息，我想伸手撕开茧壳逃逸，发现自己没有手，四肢都褪去了，只剩下一个光光的身子，唯一能做的，便是不停地摇。我拼命摇动着，身体与茧壳摩擦出一片窸窸窣窣的声音，后来有人在外面敲了两下，说：“安静。”我说你是谁?快把我

　　弄出去，要闷死了!“好心的韦驮，”外面说，“这是十方刹，老实待着，出去会冻死的。”我说多谢收留我，现在我住够了，我要出去。外面又敲了两下：“老李，老李。”这回听清了，是孙晋的声音。我用力伸展了一下，还好，手和脚都在，于是起来给孙晋开门。

　　风从北方来

　　1950年夏初，唐河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孙晋是兼职会长。经孙晋介绍，我也加入了这个协会。还当上了船务公司分会会长。孙晋给我五十枚徽章，要我在船务公司发展会员。第一个会员自然是岳宝瑞，我们花了两天时间鼓捣出一份章程，以便于分会开展工作。经岳宝瑞提议，决定先发展公司经理杨作恒入会，因为以后分会的工作还需要他的支持。杨作恒是杨秀兰的本家大哥，年轻时候随船队跑海参崴，跑釜山，是唐河最有经验的船长，后来自己创办恒丰船务公司，几起几落，创下万贯家业，岳宝瑞管他叫“老资本家”，或是“老家伙”。“老家伙”平日深居简出，总待在船务公司那座像堡垒一样的大房子里，叼着烟斗看海图或草拟电文。据说他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在码头上随便找一艘什么船，径直开出河口，到海上“遛一圈儿”，那情形大概就像我们饭后散步一样。

　　岳宝瑞说由他出面，杨作恒没有不支持的道理。“咱们把这小铁牌给他戴上，”岳宝瑞说，“让老家伙也风光风光。”

　　没料到我们在杨作恒那里遇到了麻烦。当岳宝瑞庄重地向他“颁发”徽章的时候，杨作恒突然发作起来，他抓起徽章朝窗口扔过去，徽章碰到铁栏杆上，落在椅子旁边，杨作恒奔过去，捡起徽章又重新扔了一次。“什么鸡巴友好!”他气咻咻说，“友好他怎不把外兴安岭还给你，怎不把旅顺口还给你!”

　　岳宝瑞碰了钉子，涨红了脸不知所措。

　　“你看是这样，”我试图说服杨作恒，“咱们公司是一个分会，现在刚开始工作。希望公司领导能支持我们。”

　　“这位是……”杨作恒看看我，又看看岳宝瑞。

　　“这是咱公司的李会长。”岳宝瑞说。

　　“李会长?”杨作恒想了想，不屑地说，“就你们那个什么会?可我好像不认识你。”

　　岳宝瑞说：“他刚来不久，也在灯塔工作。”

　　“是孙科长介绍过来的吧。”杨作恒回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不好好干你的工作，成天就鼓捣这些东西?”

　　我感觉受到了污辱，就回敬说：“这也是工作。”

　　“你认为发那些牌牌就是工作?”杨作恒又站起来，拍着桌子说，“那就抱着你的牌牌走人，船务公司没给你安排这份工作!”

　　“你简直是不讲道理!”杨作恒的刁蛮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说，“现在是业余时间，我耽误工作了吗!”事后想起来，当时我一气之下，似乎还讲过中苏友好碍你什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也阻挡不了，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当家做主人，等等。我故意用比较敏感的语言刺激他，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眼下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对话，他没有理由这么嚣张，至少不该把自己当成这里的土皇帝。

　　杨作恒愣怔了一会儿，像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不等我讲完，他就对着外屋喊王主任：“你马上给我找一个灯塔工，”他对站在门口的王主任说，“这个人是会长，守灯塔太委屈人家了。”

　　王主任一时反应不过来，他看看我，再看看杨作恒。

　　“照我说的办，”杨作恒说，“劳保用品收回，工资给发到月底，咱们公司不亏待‘工人阶级。”

　　岳宝瑞忙过来劝解，他管杨作恒叫大哥，说：“大哥，怎么会是这样，李会长……小李还年轻，他也是为了工作。”又向外推王主任，一派息事宁人的样子，“没事了没事了，你先出去吧。”

　　“我的工作是县里安排的，”我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然后我把岳宝瑞散落在桌子上的徽章收进包里，径自走了。

　　晚上我把这件事汇报给孙晋。孙晋说现在刚开展工作，下面还不重视，中苏友好是当前的头等大事。任何诋毁中苏关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我说工作我可以不要，我实在无法忍受他这样对待我。

　　“他说了不算，”孙晋说，“船务公司不是他个人的，主要的股份还是县政府，县里利用他，是冲他的航海经验和业务网络。这个老杨，还是船长脾气，那些话要是传出去，他得坐牢。”

　　我说我可没想把人怎样，赶在那儿了，谁也不会让步。孙晋说以后咱们得讲究点工作方法，既然协会是在县委领导下工作，就以县委名义发个通知，老杨理不理解都得执行，他不光得入会，还得让他当小组长，在你的领导下工作。我说他劲儿挺大的，让他人会恐怕不行，再说咱们发展会员第一条原则不就是自愿吗。

　　“这事由不得他。”孙晋说，“领导不入会，往后还怎么开展工作，自愿也得分对象，他不享受自愿的原则。”

　　孙晋又问我还剩多少徽章，我说只是灯塔发下去几枚，另外还被杨经理扔了一枚，现在还有四十五枚。

　　“这个老杨啊，”孙晋笑道，“他对苏联人有成见，上次哈中尉去联系运豆饼，他态度就不对头，这次又在公开场合胡说八道，他也不怕惹出乱子。明天我就过去，得敲打敲打他，让他住嘴。”

　　我说他一上来就发火，让人措手不及，也许是因为事先没跟他商量。孙晋告诉我，杨作恒吃过苏联人的亏，光复那年秋天，恒丰公司有两艘船跑釜山，被苏联军舰当成日本船击沉了，那以后，提起苏联人他就来气。“死了十二个人，”孙晋说，“老杨差一点儿就倾家荡产了。”

　　第二天岳宝瑞来找我，他不敢看我，低着头一个劲抽烟，好像我是一具没被救活的尸体。“老家伙盐酱不进，我就差磕头求他了。”岳宝瑞沮丧地说，“昨天晚上你嫂子又过去了，还送了黄酒……”

　　我说别再让嫂子去了，咱们犯不着去求他，船务公司又不是他家的。我告诉岳宝瑞，事情已经解决了，杨作恒没把我怎么样。“至于他说的那些话，”我说，“就当咱们没听见，传出去杨经理会有麻烦。”

　　“那老家伙是一根筋，其实他人不坏。”岳宝瑞说，“我真佩服你，在船务公司，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可能有些过分，”我说，“他也有些过分。”

　　“这是现在，要搁到以前，他还扇人耳光呢。”岳宝瑞说，“船上的规矩，都时兴扇耳光，他也是打水手那儿让船长扇出来的货。”

　　两天以后，中苏友好协会船务公司分会正式宣布成立。分会下设灯塔、码头、船队、修船厂和后勤五个小组，第一批会员由原计划五十增加到一百三十人，以至于不得不差人去县里索取徽章。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孙晋出席了成立大会，他先讲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功，以及中苏友好的深远意义，然后又极力赞誉公司经理杨作恒同志，说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分会筹建工作”，并且还能不顾工作繁忙，亲自担任分会后勤组的组长，为促进中苏友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把主席台上的杨作恒说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后来便是颁发徽章，分会组织委员岳宝瑞走上主席台，鼓足勇气把杨作恒扔掉的那枚徽章又给他戴上了。要说杨作恒真是不够大度，戴上徽章以后，立刻噤若寒蝉，就像披枷戴锁的囚犯一样可怜兮兮的。

　　我听见孙晋小声问杨作恒：“你不说两旬

　　吗?”

　　杨作恒说：“我就不说了吧。”

　　“还是说两句吧。”孙晋依然和气，但意思是不容商量的，“表个态，便于分会工作。”

　　于是杨作恒清了清喉咙开始发言，他对“有幸”成为会员并“荣任”小组长感到“由衷的高兴”，表示要在李会长的领导下，再接再厉，做好分会工作。一且放开了，便又能觉察到他反苏的本质，他在后来的发言中大放烟幕弹，说是一切工作都得给协会让路，即使船不出海，码头关闭，也不能耽误了协会的工作。孙晋显然发现他越说越离谱，于是纠正说协会的性质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团体，在会务工作安排上要分清主次，以不影响公司正常工作为宜。

　　在接下来的“中苏友好宣传周”里，南台戏院更名为“友好剧院”，正仁街更名为“友好街”，原“贺记洋服店”的当家裁缝独出心裁，他废掉沿用了三十年的老字号，挂出“普希金洋服”的招牌，并赶制了一批布拉吉和哥萨克卡其布军便装，结果连橱窗里的样品都被抢购一空，据说现在送去面料，要排到秋天才能拿到成衣。贺记洋服店起头，便有东施效颦者跟着凑热闹，于是唐河街里又有了“彼得饱”饺子馆和“屠格涅夫”肉店。

　　唐河人的想象力引发了外交争议，哈达耶夫中尉找到友协，对发生在唐河的一系列“有损苏联形象”的现象“深表遗憾”。于是孙晋又以县商业科的名义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唐河城乡各工商业户更改铺面名称暨对已改铺面名称重新审查之规定》的通知。好人孙晋起草的通知用语温和，缺乏整饬力度，某些地方甚至让人不知所云，如谈到乱改店名的现象时他写道：“足见中苏友好深入人心。可喜可贺。”简直像是鼓励了。最严厉的措词也仅仅是“有碍观瞻”，“恐致误解”。发出这样的通知显然不会有什么效果，后来还是各部门联合检查，摘了几十块牌子在教堂广场放了一把火，才算弥补了哈达耶夫的“遗憾”。

　　宣传周的中心设在教堂广场，菜市场临时迁到广场东南角。教堂门前搭起席棚，举办中苏友好大型图片展览，我为这个展览写的解说词，得到了孙晋的极力赞赏。即将毕业的罗苏维被抽调出来担任解说员，她那略带沙声的嗓音极富乐感，远远听起来非常美妙，我写的解说词被她掌握得恰到好处。罗苏维用她那极有特点的声音向唐河人展示远在北方的另一个世界：一望无际的乌克兰麦田，收获甜菜的集体农庄，小山一样的康拜因。高加索的油气田，在克里米亚度假的勋章获得者，以及装有电灯电话的平民住宅……教堂广场整日里熙熙攘攘，人们为“苏联老大哥”的成就欢欣鼓舞，通行的说法——这些也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

　　在图片展筹备过程中，哈达耶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还专程跑了两趟旅顺基地，找来几部电影拷贝，在南台戏院(现改为友好剧院)放映，以增加人们对苏联社会的了解。基辅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哈达耶夫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通常他都在图片展览现场，彬彬有礼地与参观者交谈，回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很随和的样子。他惯于用“中国兄弟”泛指一切参观者，但兄弟之间也有很多忌讳，如海参崴必须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库页岛必须是萨哈林岛，否则，哈达耶夫便要“遗憾”。

　　这期间有一件事对我很重要。大概是宣传周结束的前一天吧，我在展览现场和罗苏维谈论中国古典文学，那天心情不错，谈起来滔滔不绝。我拿《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进行比较，认为蒲松龄谈狐说鬼都是好故事，也是好文章。而《阅微草堂笔记》就等而下之了，大学者纪晓岚实在不该去弄那些小故事，让自己露怯，据我看，那些讲给皇帝听的小故事干巴巴的，通篇是臆造的瘢痕，一看便是说瞎话，也就唬唬不出宫廷的皇上。我不知道罗苏维听懂了没有，她专注地望着我，或莞尔一笑，说：“是吗?”我受到鼓励，越发兴奋起来，索性又拿法国文学胡说一通。后来便有一个人坐到我旁边的椅子上，他偏着脑袋听我说话，还不住点头，显出十分虚心的样子，似乎我的交谈对象不知不觉已经转移到他那边去了。后来发现他在记录，这就有些不对劲了。我讲得再精彩，也属于即兴发挥，他这么偷听让人很不舒服。何况他还要记下偷听的内容，于是我停下来。斜睨了他一下。那人赶紧站起来跟我热烈握手：“吴朝蹾，《唐河报》的记者。”那人提了一下斜在肩上的皮带，便有一个照相机被提到胸前，“您就是李广武同志吧，如果方便，我想和您谈谈。”

　　我正讲得起劲，被他横着插进来，感觉有些扫兴，耐住性子问他想谈什么。吴记者说他正在办一个叫“唐河英雄谱”的栏目。想找一点“素材”。“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吴记者说，“李同志是唐河第一个一级战斗英雄。”

　　“你们搞错了。”我说，说完自己也吓了一跳，我努力镇定下来，“写唐河英雄，你该去找土生土长的唐河人，他们才能代表唐河。”

　　“李同志真谦逊。”吴记者摘下肩上的相机，不由分说便给我拍照，闪光灯闪了一下，他说老李你别动，配合一下，便换个角度又拍了一张。“你刚才讲得真精彩!”吴记者收起相机，搬一把椅子坐在我对面。“想不到李同志对文学还挺有造诣的。”

　　“朋友之间随便聊聊。”我说。

　　“不对吧，”吴记者看看罗苏维，“刚才听你们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见解很独特嘛，我还没听说有谁对巴尔扎克的作品持批评态度。”

　　“巴尔扎克是个大作家，但不一定是个好作家，”罗苏维说。“我们学校的女生都不喜欢巴尔扎克。”

　　“中国的女学生真厉害!”吴记者说，“连马克思都要看巴尔扎克，你们居然说不喜欢!”

　　“这就是女学生和马克思的区别。”罗苏维拿起桌子上的一沓资料走出席棚。

　　这位吴记者矮墩墩的，双眼之间距离很宽，每当我说话的时候，他便偏起脑袋，把一只耳朵对着我，仿佛有重听的毛病。这人给我的印象是没有多少城府，很皮实的样子，一看便是不设防的那种人。听说他和孙晋是同学，通过民政部门介绍，他掌握了我的一些情况。

　　接下来吴记者的采访就顺利多了，他从我的过去一直问到现在，诸如参军前做什么工作，在部队都参加过哪些战役，最难忘的是哪一次战斗，来唐河以后的生活和工作状况，甚至还问到了对唐河各方面工作的意见。继续“谦逊”是说不过去的，一旦镇定下来，我发现自己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被我稍加编排，都成了我的亲身经历，从华北一直到广西，我见证了那场战争的全过程，打孟良崮的时候，死的人成堆，机枪就架在死人堆上。某一次渡河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条河的名字，只知道是在大别山区)，一百多号人蹚着水下去了，走到河中间，对岸枪声大作，子弹落在河里像下一场急雨，而我们的战士没有一个后退的，他们冲锋的阵势，很像是冒雨到对岸抢收庄稼。我们的连长中弹倒在河里，我把他背到对岸，发现他已经牺牲了。提起广西剿匪，我差一点说出自己中弹负伤的事，话到嘴边，忽然想起真他妈的愚蠢，如果老吴要来验看(这很有可能，一个伤痕累累的英雄似乎更具魅力)，我身上囫囫囵囵的，拿什么给他看。

　　于是我只是让自己在十万大山里“挨了一枪托”，因为对方子弹打光了。

　　开始我语速很慢，每讲几句都要停顿一会儿，既照顾老吴记录，也给自己留下足够的编排时间。后来越说兴致越高，以至于文思泉涌，老吴给弄得手忙脚乱。他间或看我一眼，重复说：“噢，广西……你是说十万大山吗?……啊，山洞，就是说藏在山洞里……”看情形，老吴只记下某些要点。一旦撕破脸皮，我发现撒谎简直就像吐一口痰那样便利。老吴得到一大堆材料，乐得什么似的，一定要请我吃唐河菜馆，我说这边走不开，推辞了，又要看我的勋章，和他约定了第二天晚上去孙晋家。奖章有好几块，不怕他看，我哥把所有的荣誉记录都给了我，只有伤疤还留在他身上。

　　女生、女生

　　经过孙晋的“敲打”，杨作恒再没有给我制造麻烦，协会的工作还算顺利。其实也没有多少工作可做，“友好”的另一方毕竟远在数千里之外，够不着摸不着，只能通过图片，让会员们对北方那个陌生的地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知道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邻居，并且那边也很在意“中国兄弟”。更多的还是做一些表面文章，每有船队回来，我便要和岳宝瑞一起前去颁发徽章(岳宝瑞是分会组织委员，会员的发展工作由他具体负责)。那些船员们长期漂泊在海上，等船靠上码头，便心急火燎地要回家，早没了多少耐性。我们也很知趣，每人发一份油印的“章程”，把徽章别到船员胸前，工作就算完成了。

　　就这点工作，如果没有杨作恒配合，还不知会弄成什么样子。铁壳船“大唐号”靠港的时候。我们曾遇到过麻烦。那艘船的二副看过“章程”，便顺手把胸前的徽章扯下来，连同章程一起丢在甲板上。“不是说自愿吗!”二副朝河里吐了一口浓痰，“大爷不愿意侍候!”

　　在二副的鼓动下，又有几个船员把徽章扔了。杨作恒背着手站在左舷，这时候厉声说：“许得胜你过来!”

　　二副正在绞盘后面放缆绳，像狗听到了口令，分开喧闹的人群走到杨作恒面前：“船长……”二副转眼便像猫一样乖顺。

　　杨作恒也不说话，盯着二副看了一会儿。

　　“船长，我惹你老生气了?”二副说，“你老是想扇我，我能看出来，你老可是有好多年没扇我了。”

　　“我不扇你，”杨作恒把手抄进裤兜里，“新社会了，你是‘工人阶级，怎么还犯糊涂!”

　　二副梗着脖子：“我忘不了釜山外海那两条船，十二条冤魂……”

　　“驴熊!这么多年还没长进!”杨作恒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旋即又抄起来，“你给我记住，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杨作恒缓和了语气，“明白人要学会审时度势，现在什么形势，还说这种糊涂话，你当是在海上啊，由着性子胡来，照这样下去，不是等着挨耳刮子吗!”

　　“我听你的，”二副说，“你老的意思……”

　　“又糊涂了，入不入会是个人自愿。我不想给谁做主，去，把徽章捡起来。”杨作恒小声跟我说：“许得胜是愣了点，可人还不错，你看是不是让他也当个小组长。”

　　“行，”我说。“就当小组长吧。”

　　“以后记着点。别毛毛愣愣的。”杨作恒拍拍许得胜肩膀，“你小子现在和我平级，咱们都是……小组长。”

　　我得承认，这样的场面往往很尴尬，杨作恒不经意地便显示出他的权威，而我算什么，如果没有岳宝瑞介绍，会员们甚至不知道会长的名字。那些船员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阶级的概念，他们只相信权威，那种在风浪里抱成团儿，能让人得以活命的权威观念简直是浸入骨髓。我想我还没法跟杨作恒比，杨作恒是主人，而我只是个过路者，蒙主人款待，帮忙做点事，仅此而已，只要杨作恒不给我找麻烦，就算万幸了。

　　后来又有一件事，让我进一步改变了看法，居然觉得那老家伙挺亲切的。有一回闲聊，岳宝瑞说杨作恒的女儿杨舸认识我，我搜遍记忆，也想不起谁是杨舸。问岳宝瑞，说是在崇正上学：“不会不认识吧?她说你有一些书在她手里。”

　　“想起来了，”我说，“原来是她。”

　　再次见到杨女生是在青风岬灯塔。大概是六月底的一天，我正在灯塔下面的炮台上做例行保养，岳宝瑞在上面喊我，抬头望去，沿石阶走下来的正是杨女生。她依然背着那个大帆布兜，玄色半袖衫，裙子似乎有点长，下台阶的时候她轻轻提着裙裾。这个动作有些滑稽，让我联想起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公爵夫人。等她走下台阶，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跟她打招呼。

　　“来看看你。”她大大方方地说，然后把背篼放在雾炮基座上。“听罗苏维说你还在唐河，早就想过来。”

　　“你看连个座位也没有，只好让你站着了。”我擦完炮塔，又拿圆头墩布在炮膛里蹭着。再次见面，照礼该说几句感谢的话，为她在孤城驿的解囊相助，但我警告自己，这毕竟是杨作恒的女儿，我不能留下套近乎的嫌疑。

　　“看你挺忙活的，像个士兵。”她笑了笑，把手搭在炮塔上，“这家伙能放多远?”

　　“三百码，高度是一百五，从这里算起来，正好是灯塔的高度。”我说。

　　“也没有多远，要是真的炮弹，大概会炸到自已人。”

　　“再远些就该把航道上的船炸沉了。”

　　“有那么大威力?”

　　“如果是真炮弹的话。”

　　“为什么炮筒上系一块红布?”

　　“我来的时候就有，大概是为了辟一辟晦气。它炸死过人。还正经是件凶器。”

　　“我知道这件事。”她转到炮塔另一面，俯下身来，顺着炮塔的方向往前瞄着，“如果射程能够得着的话，你的攻击方向正好是海猫岛。你去过海猫岛吗?”

　　“没去过，”我说，“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是说知道方位和大致轮廓?”

　　“毫发毕现。”

　　“你说岛上都有什么。”

　　“这么说你去过了。”

　　“去过多次，就看你说不说真话了。”

　　“岛的西北角有一个石头砌的窝棚，我说得对吧。”

　　她看看我，然后又眯起眼睛往海猫岛的方向瞭望。

　　“你不用看，有四十多里地，窝棚是看不见的。”我说，“东面悬崖上，有很多鸥鸟的巢穴，大概有几万只鸟吧，今年第一批小鸟已经飞起来了。还有，这个岛上一共只有两棵树，窝棚后面有一棵，是柞树，也许是山杏树，我说不准，但东面悬崖下那棵肯定是油松。”

　　“错了，南坡还有一个小树林，大概有上百棵油松。”

　　“那我管不着，我提供的是这个岛的侧面图，只能从灯塔上看，不过这正说明我没去过海猫岛。”

　　“我相信，你说的像是真话。可是你怎么能看清?”

　　“用心看，”我说，“功夫能拉近距离。”

　　“真不明白你，”她诧异地望着我，“总这么神神道道的。把秘密捂着不让人知道，是不是觉得挺得意的?”

　　“秘密像钱财一样，拥有秘密能让人自信。大部分人沉不住气，把秘密老早散发出去，也许他们觉得散发秘密就像花钱一样痛快，可是秘密一旦披露出去，就像过期的纸币一样分文不值。”

　　“你一定是个守财奴。”

　　“一般来说，我不挥霍。”

　　“你指的是秘密还是钱财?”

　　“是性格。”

　　“太自信了，”她笑道，“可你也有失算的时候，我就掌握着你一大堆秘密。”

　　我觉得心往下沉了一下。和她聊了半天，自

　　我感觉一直很好。没料到竟是这样不堪一击。她掌握了什么?她知道多少?看她笑盈盈的样子，似乎不像有多险恶。恐怕真正险恶的还是我自己。我努力保持镇定，心不在焉地把工具归置到一起，然后给雾炮上干油。

　　“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要护住你的‘钱财?”她乐不可支地望着我，“我看你挺富有，什么都不往外说，这些年一定攒下了不少秘密，散发几条，让我们也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就先散发一条。以证明我不是守财奴。其实我和你视力都差不多，不同的是灯塔上有一个八十倍望远镜。”

　　“原来是这样。”她会心一笑，“四十里是两万米，两万米除以八十，就是说海猫岛离你只有二百五十米。”

　　“明察秋毫，”我说。“像在读一本书。”

　　“你们灯塔工每天就这么打发时间?”

　　“观察海上的情况，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上完干油，把炮口用油布包上，“帮个忙，把绳子递给我。”

　　“是这个吗?”她拣起地上的麻绳递过来。我把油布扎紧，然后从炮塔上跳下来，用抹布擦着沾在手上的干油。我等待着，凭感觉她还有话要说。

　　她走到石栏前，往悬崖下望了望：“我在这里，你不会觉得麻烦吧。”

　　“正好相反，一个外乡人，总喜欢与人交谈。”

　　“就是说，还没有不耐烦。”她回过头来，“能不能谈谈你个人的事，我很想知道。”

　　“你不是都知道了?”

　　“我知道你的思想，”她不加掩饰地望着我，“可是对你个人的经历知道得不多。听罗苏维说过几次，她知道得好像也不是很多，只说你当过兵，还立过功，有一大堆荣誉，其他方面就一无所知了。你把自己捂得挺严实。”

　　“还挺可怕的，”我说，“连思想都被你掌握了。”

　　“这倒是真的，我知道一个人的思想观点，看过他写的文字，但对他的生平却一无所知，问一问不算过分吧。”她打开帆布兜，从里面拿出一本《忏悔录》，“要我给你念一段吗?”

　　“你不会以为《忏悔录》是我写的吧。”

　　“可这是你的书。”她翻开一页，停了片刻，说，“为尊重起见，还是不念吧。”

　　我知道她要念什么，孤城驿卖出去的那些书，每一章节后面几乎都写着批语，这是我在学校时养成的习惯，从我们国文教员那里学来的。一般情况下我不作读书笔记，读后感一类的小玩艺儿都直接写在书上，她说的“思想”大概就是指这些东西。按说这些书是不能卖的，里面有些东西对我很重要。记录着往年的一些切实感受，以后再看看，能找回很多东西。但它们却被出卖了，仿佛连同灵魂一道转让给了别人，尽管它们的新主人看起来也许并不坏。

　　“这些书该归还给你了。”她把书又装进帆布兜里。“那天在孤城驿匆匆忙忙的，没有细看，回来看了才知道，我不该买你的书。”

　　“画得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我故作轻松地说，“买了一些破书，是不是又后悔了?”

　　“是后悔了，”她笑望着我，“可是嘴上还挺硬的。”

　　“宾要退货了?那好，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

　　“真不愧是买卖人，满嘴生意经。”她说，“能看出来你读书挺用心的，也有见解，但是观点偏激，说明你思想还不够成熟。也许那是你以前写的，现在看起来，你人还挺老练的。”

　　“承蒙关注，这是表扬还是批评?”

　　“是讨论，客观公正地讨论问题，崇正的一贯学风。”

　　“你们崇正的人真厉害，专找人的弱处下手!”

　　“师范学校嘛，提倡好为人师。”她拍拍背篼，“书都在这里，有两本让同学借去了，收回来再还你，这里是十七本，你用不用查一下。”

　　“估计错不了，书钱先退还给你，你记住还欠我几本书。”我说。“应该感谢你，让我的书又回来了，这是真话。”

　　我找钱的时候，她把背篼放在地上径自走了。走上石阶的时候她回过头来说：“钱就不必还了，等我毕业了，你得请一顿唐河菜馆。”

　　罗苏维一直想去唐河北部山区当教员，实习的时候她选定了步云山一所小学，回来便感叹说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教学设备落后，教师素质也不高。她去的那所学校竟还请了一个和尚给学生上课，她去听的第一堂课便是和尚老师上的语文课，和尚朗读课文的声调很不对头，哼哼唧唧的，用鼻子发音，听起来像在诵经，就差没敲木鱼了。孙晋更倾向罗苏维留在县城，他告诉罗苏维如果真要去农村。就不要穿什么布拉吉，农村人见不得这个。罗苏维说农村要去，布拉吉也要穿，要改造农村就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农民。

　　临到毕业的时候，罗苏维却没有被她填报的那所学校录用。来崇正女师挑选教员的区干部们只属意那些相对朴实的毕业生，他们选择的首要条件就是看起来能吃苦耐劳，而色彩艳丽又颇具动感的布拉吉显然和农村小学格格不入。这件事对罗苏维的打击很大，说上了三年师范还不如一个和尚。孙晋要给联系城里的学校，说既然艰苦的地方不要，咱就去那不艰苦的地方，还没听说有不会享福的。罗苏维说都知道她被步云山峪里小学刷下来，再往城里挤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暑假清校，孙晋搬到西屋和我一起住，把东屋让给罗苏维。

　　罗苏维搬过来之后，我们的伙食标准忽然一下子提高了。按罗苏维的说法，她是“来做饭的”。一个学过烹饪的人如果刻意做起饭来，那吃饭的人简直是奢侈。院子里各种蔬菜尽够吃的了。肉类和水产品需要到街里去买。这时候我学徒期已满，可以拿到五十万了，除留一点零用，其余都交给罗苏维用来调剂伙食。孙晋是折实工资。米面和油则由他负责。罗苏维像温习功课一样，几天时间把她学过的菜都做遍了。开饭的时候，孙晋动辄搓着手说：“丰盛，太丰盛了!”罗苏维受到鼓励，做起来越加卖力，没“丰盛”几天，便把伙食费花光了，我只好去向岳宝瑞借钱。

　　杨舸分在实验小学，罗苏维搬家那天，行李便是她帮着送过来的。我把帆布兜还给她，顺便问起那两本书的下落。杨舸说山东人怎么都这样，太小气了，一大摞都还给你了，还能昧你两本书不成!我说把那两本找回来，我好给你结账。杨舸说不是说好了吗，书钱不要了，你得请我吃一顿唐河菜馆。我回答说最近“手头比较紧”。杨舸说真扫兴，当着两位女士，这种话也说得出口!罗苏维说老李实惠，一是一，二是二，不装。

　　“本质决定的，”杨舸说，“什么时候‘手头不‘紧了，那两本书再还你。”

　　罗苏维突然搬过来，让我觉得很不方便，以前在家都是随随便便的，现在必须处处留心，即使大热天也要衣帽整齐。罗苏维喜欢整洁，动辄过来收床单收衣服，搞得我很紧张，唯恐被她看出什么不当之处。跟前的话都聊过了，什么学校啦工作啦乃至程天佩的事，之后便觉得无话可说。有时候突然在灶间碰上了，我会不自觉愣怔一下。仿佛不说话闷着便是失礼。有时候罗苏维会笑着说：“你放松一点好不好，总这么神经兮兮的。让我觉得影响了别人。”可是影响是很明显的，即使关上门待在自己屋里，也要时时注意，提防她突然闯进来。背地里人总有自己的一些固定习惯，比如多年养成的一些姿势。我在学校的时候，同寝室的一个家伙便总爱像河豚那样张着嘴

　　做深呼吸，而这样的姿势是不能拿到人跟前的。因为总能感觉到罗苏维在对面屋里，这件事还挺累人的，没事的时候我便出去放松一下。唐河河堤上有很多护堤的石垒，顺水斜着伸向河中，我去南台戏院买来全套鱼具，休班的时候便去南头老鱼市石垒上钓鱼。唐河有一种鱼叫秋生子，青脊银鳞，梭子形，非常漂亮，拉出水面时，一道白光倏然闪过，感觉很不错，一天下来，总能钓到三五斤，交给罗苏维，或清炖，或酱焖，吃不完便晾晒成鱼干。一次赶上鱼汛，秋生鱼接二连三抢着咬钩，带的鱼饵用光了，又在河堤上挖了一些蚯蚓，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回来，十五斤的壳牌煤油桶快装满了，还钓到一条二斤多重的鲈鱼。

　　温丽新依然是经常来找孙晋，在院子里坐一会儿，摇着扇子闲聊，然后一起到河堤上散步。温丽新每次过来，罗苏维总是借故走开，在我印象里，她们似乎从未正经说过话。在罗苏维那里，温丽新有一个挺愣的称呼，叫“大姑娘”，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偶尔问起孙晋，罗苏维总是说：“跟大姑娘溜达去了”，或是“让大姑娘领走了”。听起来挺酸的。一天晚上孙晋“溜达”回来，兴冲冲告诉罗苏维工作的事解决了，去县政府办公室当机要员。罗苏维沉默了一会儿，说：“晚上吃饭的时候你怎么不告诉我。”

　　孙晋说：“这不才知道嘛，原来的机要员小谭随军了，政府办公室正在物色人选。”

　　“原来是这样，”罗苏维冷冷地说，“我不去。”

　　孙晋像是被噎了一下，他看看我，说：“这个工作很适合女同志，那边还空着，要行的话，下星期就可以上班。”

　　罗苏维说：“我学的是师范，上政府去干什么。”

　　“明天我领你过去找邢主任，”孙晋说，“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呢，可能有一个简单的考核，你正常发挥就行了。”

　　“我真的不去。”罗苏维说。“县政府的机要员，称呼听起来不错，他们不愁找不到人选。”

　　孙晋从凳子上站起来，把手伸进衣兜，像是要抽烟，但什么也没掏出来，又坐在凳子上。“无理取闹!”孙晋大声说，“简直是无理取闹!”

　　孙晋的冲动我早已见识过，但没料到会这么突然。好脾气的人一旦发起火来。按说应该有效果了，但罗苏维像没听到似的，顾自倚在门框上修指甲。

　　“我看你应该去，”我说，“就当是一份临时工作，以后有机会了，还可以再去当教员。”

　　“问题不在这里，”孙晋说，“实验和东风都可以进，可她嫌挤了，进机关当职员，又想起来她是学师范的了!这不故意的吗!当你是多大人物，到哪都得有人鸣锣开道啊!你倒是说话。究竟想干什么!”

　　罗苏维把手伸出去，眯着眼看看刚修剪的指甲：“我想当县长，让人围着我转。”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孙晋脱了鞋上炕，“你再想想，明天早上答复我，这个要不行的话……”他把袜子揪下来塞到鞋里，“以后别再跟我提工作的事。”

　　这天晚上熄灯后，有很长时间孙晋一声不吭地躺着，我知道他没睡，隔着蚊帐，能听见好多蚊子在飞动，偶尔有一声凄厉的叫声直扎进耳朵，忽然近了，又倏忽飞远了。后来孙晋“啪”地在身上拍了一下，过一会儿他摸索着拉亮了电灯，坐起来在蚊帐里搜寻。我蚊帐里也飞进了蚊子，看样是刚溜进来，还没来得及叮咬，坐起来给拍掉了。

　　“天太热了!”孙晋推开窗，“你找着了没有?”

　　“打死了，”我说，“只有它的血，没有我的血。”

　　“把蚊帐捂严实点，唐河蚊子可厉害了，无孔不入。”孙晋把灯拉灭，又重新躺下，“你说我今晚上过分吗?”

　　“火气挺大，可是效果不明显，”我说，“罗苏维根本就没在乎。”

　　“小丫头片子，拗起来能活活把人挤对死。多好的机会!”孙晋说，“你看她明明白白的，就是不往道上走。”

　　“问题不在这里，”我说，“她和你拗，好像另有原因。”

　　“我明白你的意思，”孙晋说，“她是冲温丽新去的，但不是嫉妒。”

　　我说：“她一直依赖你，可能在她心里，不只是把你当成家长，现在忽然有一个人插进来，一下子接受不了。”

　　孙晋说：“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在我眼里她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她对我也没有那么复杂，复杂的是温丽新，你可能还不知道，她对温丽新有一种仇恨情绪。”

　　“不是因为嫉妒?”

　　“我想不是。”孙晋沉默了一会儿，“你听说过程渭清这个人吗?”

　　“程渭清是谁?”我隐约觉得这个人和程天佩有关。

　　“罗苏维的舅舅，国民党时期的唐河县长。”孙晋说，“那时候温丽新是八区区长，共产党的区长。战争时期，这你知道，难免你死我活的，程渭清在温丽新手里栽过，罗苏维家也被捎带上了，那时候罗老师还没有定论，罗苏维家是反革命亲属，按说罗苏维不该牵连进去。可她和舅舅住在一起。”

　　程渭清显然就是程天佩的父亲，我很想知道程天佩家都发生过什么事，问孙晋，孙晋似乎也不愿多说，只说程家人逃到那边(我想是台湾)去了。此前，只是听罗苏维说她和程天佩都是没有家的人，每问到程天佩的家庭，罗苏维总是含糊其辞，像在躲避什么。孙晋似乎不知道，程渭清的儿子如今在孤城驿海滩上折腾得正欢。至于孙晋和温丽新，以前也能看出来他们不仅仅是上下级关系，如果孙晋不说，我是不会问的，我必须让自己严守本分。孙晋说这件事暂时不想让人知道，这也是温丽新的意思，又问我对温丽新的看法。作为朋友，我觉得应该坦率一点，我说似乎忘了她还是个女人。话说出去又觉得不妥当，像在骂谁，于是又补充说也许是因为职务的关系，温大姐至少在外面要表现得强大一点，要是处处让人感觉她是个女人，恐怕很难服众。我说你老兄能耐大了，竟敢娶县长当老婆。孙晋打着哈欠说真不知道是我娶她还是她娶我。

　　大概是不想再看见温丽新，罗苏维不久便搬出去了，她在教堂广场西侧租了一间房，对外承揽装潢生意。有时候我去给她送点蔬菜，碰到她揽下的活多了，偶尔还能帮点忙。她给店家画看板，为木匠铺画家具，忙忙碌碌的，人仿佛也现实多了。

　　第四章

　　李叔叔

　　七月二十八号的《唐河报》发表了吴朝蹾的文章，那篇文章登在“唐河英雄谱”专栏里，标题是《一路硝烟一路歌》，看完标题我几乎笑出了眼泪。文章还配发了我的照片，我两腿交叠(一般人们管这种姿势叫“二郎腿”)坐在椅子上，身体稍微后仰，显得漫不经心且又派头十足，背景是半截横幅，仿宋体写着：“热烈庆祝苏联……”在我右侧另有一只手臂，十分优雅地搭在椅背上，那一截手臂的主人应该是罗苏维。老实说我不喜欢这幅照片。我认为它没有反映出人物的真实性格，我一向恪守恭谨谦和的处世原则，真不知道怎么忽然就支棱起来了。事后追忆，其时我正在狂贬纪晓岚，面对师范女学生纵容的目光，一时把持不住是有可能的。我同样不喜欢吴记者的文章，在那篇占了整版的文章里，该记者大肆渲染暴力(我怀疑是老吴自己在借机行凶)，读过那篇文章的人都会以为我杀人如麻，手上至少有一百条人命。其实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和平主义者，

　　有着菩萨般的好心肠。通常人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大出息。吴记者一会儿说我是战神阿喀琉斯，一会儿又把我说成长坂坡的赵子龙，简直把我弄得不像样。当我“一路高歌”地穿过硝烟之后，忽然又开始玩弄文采了，即使才高八斗的纪晓岚和巴尔扎克也不在话下。后来我就径直上了灯塔，开始为过往船只导航了，当然了这也是有讲究的，老吴安排我“握着一盏明灯”。

　　吴朝蹾的文章出来后，便经常有人来找我，为了一睹我的“风采”。他们在灯塔上磨磨蹭蹭。没话找话和我搭讪，然后便会捧上各种小本子，让我“写几句话”。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满足来人的要求，写几句鼓励或是祝愿的话，与他们“共勉”。来的人多了，便暴露出一些问题，因为灯塔的养护十分重要，无论是发光部分还是传动部分，都要求纤尘不染。来人踩脏了旋梯踏板，还会遗弃一些果核和食品包装纸什么的，联中一位学生在让我签名的时候，还失手把钢笔掉进齿轮箱里，几乎造成一次机械事故。后来我不堪其扰，索性躲起来，有来访者便让岳宝瑞挡在外面。可没过多久岳宝瑞就不干了，他说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总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好歹让他看看，看过之后他就不会再来了。至于卫生方面，他说咱们勤点收拾就是了。后来岳宝瑞又在楼梯口挂一块木牌，上写“来访者请勿登塔”，如有人来，便把他们引到值班室。岳宝瑞还建议我用毛笔题字，说毛笔字才能显出一个人的学养，他从家里拿来笔墨砚台，平时总是磨好了墨放在桌上，以备我不时之需。

　　吴记者的文章破坏了我平静的生活。1950年夏秋之间，我脸上涂满了油彩，齐齐整整地妆扮停当，前台锣鼓已经敲响，幕布已经拉开，我被人推了一下，便跟头把式地粉墨登场，还像模像样走出一溜小碎步。现在想起来，那些场面依然会让我惶恐不安。回忆并不轻松，但我只能赋予喜剧色彩，苦笑之后，我通常会骂一句：真他妈的，怎么会这样!

　　说起来真有些难为情，我还给人作过报告。那一时期有很多单位来找我，让我过去给他们“讲一讲”，但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不能谢绝的是实验小学，他们搬出了孙晋和杨作恒，这两个人都是我无法拒绝的。那是我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写完五千字的故事我用了一个通宵。当然不能念稿，我得讲“亲身经历”的战斗故事。我发现，这方面我还挺内行，讲稿完全用口语，并且浅显易懂，我把稿纸当做操场，每一行文字都是整齐的队形，写完之后就对着稿纸反复温习。那些文字都活了起来，齐刷刷望着我，像骄阳下一张张红扑扑的流着汗水的脸。我复述过几遍，感觉还可以，就划根火柴把讲稿烧掉了。

　　我的战斗故事严格杜绝描摹暴力和血腥。能放枪的时候绝不拼刺刀，如果在大炮的射程之内，我就命令战士们别开枪。看过李广武的伤口。我不能再允许子弹击穿那些眨动的眼睛和跳动的心脏。我的战斗颇具李氏特色，它们通常是刚开始不久，便随着一声十分欢快的“缴枪不杀”而告完成，我把绝大多数时间用来打扫战场，当然了，我的战场物资充盈，各种装备堆积如山，从任何一个角落里，都能倒腾出一个百货商店。上述战场自然不会有尸体，一般情况下，天空总是有一抹晚霞(有时候是朝霞或朵朵白云)，景象温馨可人，数不清的俘虏们都是囫囫囵囵的。像来走亲戚一样，我方政工干部把他们组织起来，围成一个大圆圈，拍着巴掌做游戏，然后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红五星，化敌为友了。

　　当我复述故事的时候，看到一张张稚气的脸上充满了欣喜，自己便也欣慰地体会到教育感化的力量。相信听完我的故事，再来念老吴那篇拙劣的文章，准会把孩子们吓哭了不可。老实说，描摹一场罗曼蒂克的战争绝不是我的本意，但面对台下一片稚气未脱的脸蛋，我只能进行一场这样的战争。

　　报告会结束之后。我顺路在街里买了一斤五花肉，然后沿唐河河堤回家。路上我打开手里拿的一幅画，细细琢磨自己的尊容。这是校方赠送的一幅人物速写，画面上我凭案而立，右手按在桌子上，左手叉在腰间，毫无理由地对着前方傻笑，像老农在望着金灿灿的玉米堆。裹画的那张白纸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记住，你还欠我一顿饭。”显然这又是杨舸画的。看画上人物的姿势，我很像列宁，只是表情有些傻。回忆自己作报告的时候，似乎没有这种姿势，报告会上我始终把两手放在桌子上，眼睛谦和地望着下面的听众，尽管旁边就放着茶杯，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它，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把自己弄得太扎眼。也许我太在意自己的仪表了，几乎所有的照片都不能令我满意，我总是以挑剔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复制品，发现瑕疵并进而全盘否定。实验小学(或者说是杨舸)浪费了感情，我把那幅画团了团，随手丢进唐河。

　　八月中旬，我被抽调参加安东专署举办的“苏联成就巡回展”，去宽甸农村跑了一个星期，回来后孙晋交给我两本书，说是杨舸还我的，其中有一本《罗亭》，破损的封面被重新修补过了。说起来可笑，我把两本书都翻了一遍，似乎觉得杨舸应该在书里夹一张字条。

　　书是一本不少都回来了，如果还杨舸书钱，估计她不会接受，那么我想就该履行以前的承诺，请她吃唐河菜馆了。由于作过什么报告，我不愿再去实验小学，到岳宝瑞家找联松，让他带一个字条给杨舸，字条内容如下：“书收到了。这些书对我很重要，坦率说，如果真卖了，对我应该是个损失。经考虑，决定请你吃唐河菜馆，如肯赏脸，请告知准确时间。”

　　第二天下午，联松送来杨舸的字条：“经考虑，决定‘赏脸。明晚七点整，广大旅舍西侧，白果树下等我。”

　　七点钟天还没黑，我找到广大旅舍，果然见门西侧有两棵白果树。杨舸不在，只见树下有一个穿府绸衫的男子来回踱着方步，像是住店的旅客饭后出来散心。我在对面寄卖行门前等了一会儿，便看见杨舸从南街走过来，走到旅馆附近她站住了，拢着头发四下张望。我喊她，说在这儿哪。杨舸穿过街道，鞋底在石板路上一路响着走过来，听声音便知道她穿了一双硬底皮鞋。、

　　“说好了在树下，怎么躲起来了?”她笑着说，

　　“站在树下挺不得劲儿，”我说，“像等着让人来认领。再说树下已经被人占了。”

　　“还以为那是你。那个人从远处看挺富态的，像个药铺掌柜，我差一点就跟他打招呼了。咱们去哪儿?”

　　“去唐河菜馆。”

　　“怎么?”她笑望着我。“最近手头不紧了?”

　　“欠着人家的。总得偿还。”

　　“好像不情愿。”

　　“刚发工资，我也想奢侈一下。吃唐河菜馆，听起来挺排场，我喜欢这句话。”

　　“还挺虚荣，不像你的性格。”

　　“偶尔也会排场一下。”

　　我们沿正仁街往北走，街上行人很少。有几个孩子在福隆钱庄门前打老瓦。杨舸把脸转向一边，很快走过去，似乎怕被孩子们认出来。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迎面而来，车后牵着一条大狗，狗脖子上挂着串铃，仿佛那是一匹马。向北走不多远，十字路口对面便是唐河菜馆。二层青砖楼，黑地金字的招牌，门口的罩灯已经早早地亮了，越显得小楼灰蒙蒙的。

　　“有一件事得告诉你。”杨舸在街角站住了，

　　“我爸今晚上也在这儿，有两个安东来的客人。”

　　“是吗?”我把手插在裤兜里，望着街对面，隐隐地有些失望。

　　“觉得不方便吗?”

　　“真抱歉，说好了请你，我胃口都吊起来了，真想冲进去大吃一顿。”

　　“那就冲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再不，干脆和他坐一个桌，既省钱，也能跟你的领导联络一下感情。”

　　“不行不行，”我说，“要是把领导惹急了，非把我开除了不可，为吃一顿饭，丢了工作不值得。”

　　“你太小看他了，”杨舸扫了我一眼，“就一顿饭，他不会在乎的，加两个菜，也费不了多少钱。”

　　“他当然不会在乎一顿饭。”

　　“那还犹豫什么。”杨舸毫不掩饰地望着我。

　　我感觉她的样子很可笑，刚上任的小老师把我当成她班里的学生，无论是启发还是提问都直截了当，并且也“浅显易懂”。她逼着我说出那个必须立正站着回答的问题，然后，大概她就会暗自得意了。

　　“这件事比较敏感，我可不想得罪领导。”

　　“为什么会得罪领导，说明白一点好不好?”

　　“没有答案。”我说，“走吧，换个地方。”

　　从十字路口往东拐，下坡，然后再折回来向南。记得下街有几家馆子，虽然门面都不大，但感觉挺老旧的，估计会攒下一些特色风味。问杨舸选哪一家，她想了想，说：“标准一下降下来，会有失落感，干脆哪一家都不去，咱买一些点心去野餐怎么样?”

　　“想法够大胆的!黑灯瞎火，抱着一大堆点心到屏风山上去吃，是不是太愣了点。”

　　“干吗上屏风山，唐河边上有的是好地方，随便找一找，买点东西吃掉，你请客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在路边对付点干粮，”我说，“太寒酸了吧?”

　　“我也是为你着想，你胃口都吊起来了，总得吃点东西让它放回去。再说，去唐河边我看挺诗意的，强似猫在小馆子里。”走到一个胡同l口，杨舸说从这里穿过去便是唐河河堤，她指着前面说：“那里有一家南货店，你可以去采购食品，我在这等你。”

　　我去南货店买了几样点心和水果，一个网兜装了，本来还想买瓶酒，又觉得不妥当，和一个女孩子吃水果或槽子糕还说得过去，而黑灯瞎火地“喝上二两”，显然是过分了，于是只买了几瓶汽水。回来的时候杨舸不在。胡同口有一只猫叫了几声，倏忽蹿到墙头上。我沿着胡同往里走，走到尽头，是一个砖砌的门洞，门洞外面不远处便是河堤，估计杨舸不能一个人去河堤，于是又原路返回，见杨舸从北面过来。问她去哪了，杨舸说刚才碰到一个学生家长，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我说干吗那么热情。杨舸说那个人唠叨起来没完，怕你回来被他撞见，干脆给他送回家得了。

　　“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我说，“那个人倒是挺听话的，你让他回家，他就老老实实回家呆着?”

　　“先问他去哪，然后说走吧，咱们正好同路。”杨舸说，“其实也不是害怕，看你挺谨慎的，不自觉也跟着谨慎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不想让人看见。对吧?”

　　“最好别让人看见，免得发生误解。”

　　“是不是觉得挺别扭的?要不，咱把东西就地分了，各自带回家去吃?”

　　“你别误会，”我说，“一个外乡人，如果……那什么，会让人惊讶。其实我觉得和你说话挺有意思。”

　　“这么说。是冒了挺大的风险。”杨舸站在河堤上前后看了看，“既是这样，出于安全考虑，还是找个隐蔽的地方，去河滩里怎么样?”

　　“行，”我说，“有几样水果，顺便在河里洗一下。”

　　沿河床往里四五十米远，一直到了水边，我把网兜放在河滩上，杨舸说你坐着，我来洗水果。她把点心拣出来，只留水果在网兜里，提着浸到河水里，来回摆动几下：“既是野餐，也没有多少讲究，”她提起网兜控净水，“干净不干净就这样了。”

　　我找了几块石头摆在一起，让她把网兜放在上面。“你晚上出来，”我说，“没跟家里请假吗?”

　　“当然得告诉一声了。”

　　“怎么说的?”

　　“告诉我爸了。”她在沙滩上坐下来，“照实说，就说你们公司那个李同志老想请我吃饭，找过好多次了。你猜我爸是怎么说的?”

　　“你爸说去吧，给家里省点粮食。”

　　“意思差不多，说你张一回嘴不容易，总得给点面子。”她拉过网兜，“你吃桃还是吃苹果?”

　　“随便什么都行。”

　　她拿了一个桃递给我：“男同志一般都不喜欢吃水果，还是喝酒比较斯文，没买瓶酒吗?”

　　“有汽水，你可以把它当酒嚼。”我拿起一瓶汽水。

　　“你帮我把瓶盖咬开。”

　　“不介意吗?”

　　“本来没有什么，让你一说反而复杂了，”杨舸打开一包点心，“你总是客客气气的，让别人也放不开。”

　　“是不是觉得我挺俗气的?”我把咬开的汽水瓶递给她。

　　“没那么严重，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太拘谨。”杨舸咕嘟咕嘟灌下半瓶汽水，“怎么样，学校赠送的那幅画还满意吗?”

　　“谢谢你再一次给我画像，以前还不知道我像列宁，在你眼里，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真不好意思，是学校交给的任务，要突出英雄风采。那幅画校长挺满意的，你要是觉得不好，就撕掉算了。”她看看我，“两种形象?另一种是什么?”

　　“落魄，潦倒，一个背运的人。”

　　“你是指孤城驿那幅画?”她笑道，“在孤城驿的时候，你给人的印象是忧伤。”

　　“大概都差不多。”

　　“不一样，忧伤是一种高贵的情感，那是你真实的一面，即使现在，还能从你眼睛里看出忧伤。”

　　“这么说，是没救了。”

　　“你不要试图改变，生性难改，太勉强了反而不自然，就这样，给人印象挺不错的。”

　　“那就这样了，”我又咬开一瓶汽水，“来，为了忧伤。”

　　“为了高贵的忧伤。”杨舸举起瓶子和我碰了一下，“受过挫折吗?”她兴冲冲望着我，仿佛“挫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

　　“当然是情感方面。”

　　“受过，”我说，“没闲着受点挫折。”

　　“经历这么丰富!能不能讲给咱们听听。”

　　“当然可以，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树叶慢慢变黄，落到地上，大雁往南飞，草丛里垂死的蚂蚱，都能让人感到时间和生命的挫折。于是人变得忧伤了。”

　　“原来是为了树叶，情感太丰富了!”她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我，“是不是想家了?听说你们山东女人多情，还都有一手好针线活儿，做荷包，纳鞋底儿，男人离家，包袱里装满了心思，这类东西你一定攒了不少，能不能拿出来给咱们见识见识。”

　　“我们山东男人小气，那种东西一般是不会给人看的。”

　　“听出来了，你是在夸奖山东男人。”她大口吃着一块槽子糕，看样是真饿了。“来了这么长时间，”她用力吞下一口槽子糕，“感觉唐河怎么样?”

　　“是个好地方，风景和气候都不错，人也挺好的，厚道，好客，连大庄寺的韦驮都面带微笑。”见她诧异的样子，我又给她讲了韦驮的区别。我说我就像一个云游僧人，每到一个新地方，拜佛的时候都要偷偷看看韦驮将军的脸色，见了好脸色，便要住上一段时间，省去了托钵之苦。

　　“你这个云游僧人可不简单，走到哪里都得

　　奉为上宾，讲经传道，能影响一大片和尚。”

　　“人生在世，难免干一点自己不情愿的事。”

　　“开个玩笑，其实你讲得挺不错的。你经历的战争很浪漫，用现在的话说，叫‘革命的浪漫主义。”

　　“能不能不提这件事，”我说，“咱们谈点别的吧。”

　　“看起来挺不耐烦的，可我还是得麻烦你。”她说，“教育系统正在搞革命传统教育，我刚参加工作，这方面没有经验，想请你帮个忙，担任我们班级的校外辅导员。”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知道你不情愿，可是，人生在世，有时候难免干一点不情愿的事。”她笑了笑，“总这么跟你说话，可能你觉得不够严肃，我是代表班级里三十五名同学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不要拒绝。”她拿起放在沙滩上的汽水瓶，“来，为了我们的教育事业。”

　　我们几乎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两个苹果，被杨舸装进包里，说留着回去吃。我送杨舸回家，路上她又给我讲校外辅导员应该做哪些工作，仿佛我们已经成了合作伙伴。我得承认。和杨舸在一起我觉得轻松愉快，人似乎也变得单纯了，但校外辅导员是一道阴影，它让我想起了另一些不愉快的事。

　　杨舸的盛情邀请是无法推辞的。我和一些小学生成了很好的朋友。校外活动的内容有很大的灵活性，好在杨舸也不是个古板的人。她并不要求我讲革命故事，或作传统教育，活动内容完全由我做主，当然，大多时候我都要和她商量，这一次活动结束的时候，顺便就确定了下一次活动内容。我们去爬山，参观灯塔，到郊区远足，孩子们每到活动日都像过节一样。我曾看过孩子们事后写的小文章，无非是《和李叔叔爬屏风山》、《和李叔叔度过的星期天》，或是《听李叔叔讲<坚定的锡兵>》。此外还有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比如和苏联小朋友通信，和同学们一起制定《保护青蛙公约》等等。我发现，以前我对杨舸有很多误解，其实她并不是一个任性的人，在学生面前，她是一个称职敬业的女教师，对我这个校外辅导员，她又是一个能把握分寸的合作者。我们的合作很愉快，但多半是事务性的，我比较喜欢这种关系。它能让人找到一种事业心和责任感。我也打心眼里喜欢校外辅导员这个工作，比起给人签名或作报告等一些不得已的应酬，校外辅导员是我来唐河后干的第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

　　网撒出去了。小鱼还在欢快地游动

　　“看见那条船了?”

　　边防派出所郭指导员倚在炮台石栏上，他说的那条船就在炮台下面的海滩上。那是一条废弃的机帆船，只剩下一个空壳，舵楼上的木板支离破碎地翘着，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仿佛搁置了一百年。那是一个熟视无睹的景物，每天值班的时候都能看见它，时间长了，感觉就像海滩上突出的一块礁石。

　　“不简单啊，那条船!”郭震上半身向前探出去，仿佛要凑近了看个仔细。在灯塔巨大的光束下面，那条船影影绰绰的，只能看见一个大致轮廓。“晚上值班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郭震转过身，背靠着石栏，“比如说有规则的灯光，或者是什么异常的声音?”

　　“没有。”我肯定地说，“它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像自己的鼻子一样熟悉，如果有光亮是会发现的。”

　　“鼻子?我们好像不会注意自己的鼻子。”郭震微微一笑，“那么白天呢?见没见过有人接近那条船?”

　　“见过几回。”我说。

　　“能不能描述一下，”郭震兴奋地盯着我，“什么样的人?来干什么?有没有认识的?”

　　“你知道，我在唐河认识的人很少。”我努力回忆着。“有两次像是捡马蹄蛤的，我看见他们提着篮子。还有一次是个碰海人，戴着水镜和脚蹼。那家伙像个大青蛙一样，水淋淋从海里钻出来，在船旁边的沙滩上坐了很久。男一次是两个青年男女，大概是搞对象的吧，他们从山上下来，男的后来爬到破船舵楼顶上朗诵了几首诗，记得有莱蒙托夫的《天使》和高尔基的《海燕》……”

　　“能不能详细讲讲那个碰海人。”郭震打断我，“你能想起来的，关于那个人的所有细节。”

　　“大概是七月份。”我说，“那个人挺特别的，他从水里冒出来，慢慢退着上岸，然后在沙滩上坐下来，摘下脚蹼和水镜，捡起两块石片放在耳朵上敲，看样是耳朵里进水了。”

　　“你确信他是退着上岸的?”

　　“要不说他特别嘛。”

　　“敲击的声音，能听见吗?”

　　“能，那天海潮不大。”

　　“你是在灯塔上?”

　　“在灯塔上，我正在观察海面。”

　　“那么，”郭震往灯塔上望着，“岳宝瑞在干什么?”

　　“他在二层机房里，”我想了想，“也许在一层。”

　　“就是说，岳宝瑞也能听见那个碰海人发出的声音?”

　　“正常的话，会听见的。”我说，“这重要吗?怎么扯到岳宝瑞身上去了。”

　　郭震说有情报显示：从北满到辽东半岛，有一条贯穿东北的秘密通道，近几年一直在偷运人口。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据不完全统计，从这条通道出逃的至少有上百人。限于条件，情报没弄清具体地点，只说是在唐河县境内，紧傍河口有一个海湾，海湾里有一条废弃的破船。偷渡者在那里集结，然后转道南朝鲜的釜山或济州岛去台湾。

　　随着郭震的描述，我的思路也逐渐清晰起来：孤城驿河口，程天佩栖身的水泥驳船，海滩上的人影以及那条黑夜里匆匆来去的船——程天佩的勾当一览无余。孤城驿那个海湾和炮台下面的海湾太相似了，这种相似的景象经常让我迷惑。相似的景象同样迷惑了郭震，注定他在这里的守候一无所获。我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我想知道的是程天佩从事的危险勾当属于什么性质。一旦败露了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郭震给我的解释大概是这样：偷渡者成分复杂，他们多是逃亡地主或旧政权的官吏，属于镇压对象。在国民党撤退时没来得及逃走。另一部分是已逃往海外的军人或政府官员的家眷，海外的人通过某种渠道接他们出去团聚。至于接应的人，据判断是利用原有的走私通道，因为他们收取佣金，价码是每个人二百万东北币，当然，他们也接受金银细软。郭震说尽管他们以盈利为目的，但不排除其中的政治背景。他们操作起来既谨慎又有效率，任何一个从事非法买卖的团伙都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很可能有海外情报机关操纵。

　　“这帮家伙干得挺顺手。鱼都放跑了!”郭震神情严肃地望着山下，“该把闸门关上了。”

　　“别关错了闸门。”我觉得有必要提醒郭震，尽管我并不希望程天佩败露，“你确信有人从这里逃走?”我说，“这可是在我们眼皮底下。”

　　“如果灯塔上有人接应的话，我看青风岬倒是一个挺安全的中转站。”郭震说，“设想一下，如果有一条船驶向河口，谁也不会在意，可他们在河口掉头往西，泊到青风岬前面，你在灯塔上是看不到的，不用多长时间，有半个小时就够了。”

　　“你的联想太出格了，青风岬是不是有个中转站先不说，可岳宝瑞我敢担保，用我的人格担保。”

　　“不要感情用事嘛，”郭震说，“这件事没弄清之前，我们要对附近所有的人进行调查，刚才我在灯塔上，明显能感觉岳宝瑞表情不正常。”

　　“他正在酝酿一首八百行长诗，”我说，“这首

　　诗没出来之前，他是不会正常的。”

　　“他经济状况怎么样?好像挺富裕的，刚才看见他抽飞马。”

　　“我们是开现饷的，每月有五十万，”我说，“他老婆在家种菜，也有收入。”

　　“你们关系不错啊。”郭震在黑暗中摸索着卷了一支烟，背靠石栏点着，“你并不了解他，这个人参加过三青团，”他把手里燃着的火柴吹灭。“会写几首小诗，不甘平凡，爱冒险，做事不计后果，我说得不错吧?当然，问题没查清之前，我们先不忙下结论，可你不要感情用事，配合一下总可以吧。”

　　“让我监视他?”

　　“看样是接受不了，那就换个说法，留点心，尤其是大潮的时候。”郭震说，“别忘了，你手里有一条纲绳，咱们一起用力，不怕网不着大鱼。”黑暗中，能看见郭震目光熠熠注视着山下，“看吧，”他说，“鱼群会游过来的。”

　　第二天下了早班我直接去找罗苏维。很明显，程天佩应该离开孤城驿，尽管郭震把网撒错了地方，但他不会被长久迷惑下去，下一个目标也许就是孤城驿。程天佩最终是逃不掉的，除非他就此罢手。坦率说，我并不认为程天佩的勾当有多大罪过，我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在我看来，程天佩只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合时宜的人逃生而已，但这件事颇为凶险，不该由他来干，郭震起网的时候捞出的不该是一条未长成的小鱼。

　　罗苏维正在画一幅油画，见我来了，她用脚蹴过一把椅子给我坐。我站在旁边看画，问她生意怎么样。她说最近给制镜社加工玻璃画，连续两星期，满眼大红大绿，总算弄完了。罗苏维画的仿佛是一个宗教仪式，背景是市镇的街道，街道两边的房子还只是铅笔勾出的草图，一群黑衣修女擎着蜡烛，画面正中的修女双目微合，仿佛要避开尘世的烦嚣。市镇隐在桦树林中，街道两边都是桦树的白色树干，树干与修女的天鹅绒黑袍互相衬托，愈显出白的明朗和黑的华贵。罗苏维说画玻璃是生意，现在是艺术，艺术要靠生意养活。画社的牌子挂出去了，总得有几幅像样的东西挂在墙上。把自己也装潢一下。她用小刀在画布上刮了两下。说这是临摹别人的作品，涅斯捷罗夫的《揭开面纱》。我说听名字像苏联画家。罗苏维说是前俄国画家，这是他早期作品。她退后两步，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又换了一支画笔，说哈达耶夫评价他的同胞大而无当，其实并不确切，俄罗斯有很多大师级的艺术家，他们不光大气，也不乏精细。

　　我问最近有没有程天佩的消息，罗苏维说前些日子托人给他捎过一个包裹，听说还养了几只鹅。过得挺滋润的。我说程天佩应该到唐河镇来，他不能总待在孤城驿，如果他肯过来，可以和我住在一起。罗苏维说这些年一直没有能力照顾他，以前也商量过，想把他领到唐河来，可他死活不肯离开孤城驿。我说如果知道我在唐河镇，估计他会过来，但孙晋那边是瞒不过去的。罗苏维说以前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孙晋，既然要把他接过来，也无所谓了，毕竟不能让他一辈子藏在孤城驿。

　　罗苏维把调色板和画笔放在桌子上。见罗苏维在移动画架子，我帮她把画搬到窗口，问程天佩为什么没和家人一起走。罗苏维说大水过后，总会撇下一些小鱼。她倚在桌子上，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你看一样东西。罗苏维打开墙角的柳条箱子，取出一张照片。这是三个大人和三个孩子的合影，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两个年龄相仿的女人，前面并排站着两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其中一个女孩是罗苏维，男孩戴着皮檐学生制帽，有些疯张地侧着脑袋向一边望，能看出是程天佩的模样。罗苏维说这是她们母女和舅舅一家人的合影，照这张相片的时候，她舅舅一家人刚回到唐河。“舅舅找到了我们，可是他把自己的儿子丢在唐河，”罗苏维顺下限望着地上，“也许他们不该回来。”

　　据罗苏维说，程天佩生在西安，后又随家去了桂林。他父亲程渭清原是东北军于学忠部的团长，光复后不久，程渭清携家人返回唐河，他是以官方的身份来办接收的。程渭清的接收很不彻底，只是把伪县公署改了个名字，叫治安维持会，甚至连伪县长都得到任用。国民政府委派程渭清来办接收，是看好他在当地有一定的基础，早在北平的时候，程渭清就联络几个唐河籍的军官，为唐河境内的抗日救国会筹集经费。凭着以前的关系网，程渭清很快建立起了国民党唐河县党部。稍后，八路军一个先遣队也在沿海登陆，八路不承认程渭清在旧政权基础上设立的临时机构，他们占领了县公署，把维持会长(原伪县长)和警察署长拉出去毙了，这以后程渭清便转入地下。国民党新编第六军占领唐河的时候，程渭清当了唐河县长。1947年冬天，罗苏维母女和舅舅一家随国民党军政人员一起向沈阳撤退，在盖州白果庄与东北民主联军辽南独立师遭遇。突围的时候程天佩被冲散了，罗苏维回去找程天佩，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罗苏维回到唐河之后。一直在寻找程天佩，直到1949年春天，才打听到程天佩的下落。罗苏维说她找到程天佩的时候，看他就是个小叫花子，不讲卫生，满身都是虱子。两年不见，他还养成了一些坏毛病，处处逞能，总要显得比别人强，每次罗苏维伤心的时候，他都会说又想你妈了，大姑在台湾过得好好的，要不要送你过去看看。

　　“这孩子原来心就大，现在没有人拘管，说起话来云里雾里不着边际。”罗苏维把那张相片包起来，重新放到箱子里。

　　我说也许他不是吹牛，说不定他真能把你送过去。罗苏维说你怎么能相信他胡说八道!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的。我说你表弟挺能的，他和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他琢磨的事，有时候大人都不敢想，你并不完全了解他。这几年他一个人待在海边，吃苦遭罪是不用说了，可他肯定也没闲着。他赖在孤城驿不走，总是有理由的，这小子鬼得很!罗苏维皱了皱眉头，说他是不是偷东西?我说你把他想得太简单了。罗苏维说有更严重的吗?我说他不偷东西，但也许更复杂，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在干政府不喜欢的事。我把孤城驿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罗苏维，当然我不能讲郭震交待给我的事，那是我和另一个人之间的秘密。我有理由说，和罗苏维的交谈不能算出卖郭震，因为我只向一个朋友透露了此前已经知道的一些情况，那个秘密归我个人所有，就像我的钱袋一样，我对它拥有支配的权利。

　　商量的结果，是先让程天佩过来。在罗苏维画社帮忙，因为要和我住在一起，孙晋那边由罗苏维出面说一下。罗苏维说孙晋倒没有什么。关键是温丽新，如果知道她舅舅的儿子还留在唐河，说不定又会生出一些枝节。

　　接到我的信，程天佩果然来了。

　　几个月不见，程天佩好像长了不少，代替那件大棉袍的是一身蓝色哔叽制服。小家伙举手投足十分得体，像一个体面的小绅士，只是脖子依然是黑的，看样子从我们分手之后一直没洗过，脚上的胶鞋也有些脏，上面沾满了孤城驿的泥土，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少爷派头。看见我他掩饰不住高兴的样子，上来跷着脚拍我肩膀，说以为你早走了。原来还在唐河，怎么不早告诉我，也好过来看你。我说我也是刚安顿下来，各方面稳定了才给你写信。

　　程天佩身后还跟着个人，那人提了一个网

　　兜，这时候问程天佩东西放在哪。程天佩说就放在桌子上，然后给了那人一张纸币。“这是我雇的脚夫。”说着又给那人加了两枚硬币。我说你比以前精神多了，这身衣服挺合体的。程天佩掸着衣袖上的尘土，说临来之前赶做的，多加了五元手工。

　　“脚夫”拎来的网兜里面是两个油纸包，程天佩说这是孤城驿产的黄鱼干，可以上锅蒸着吃，一包给我，另一包是给罗苏维的。我把程天佩让进西屋，他在屋里转着看了看，然后坐在春凳上，说房子不错。行李也置上了，看样不准备再走了。我给他倒水，说过得不错嘛，听说还有几只鹅?程天佩说都杀肉吃了，晚上一个劲儿叫唤，真烦。我说干你那一行不能养鹅，人来人往的，容易坏事。程天佩满不在乎地看看我，说六月十八发海，差一点把船拉走，海水冲进舱里，铺都给淹了，水真大!他俯身整理着松动的鞋带，问我怎么样，在船务公司做什么工作。听说我在青风岬守灯塔，程天佩颇不以为然，说那可不像你干的活，你应该上船，在火轮上当水手，爱去哪去哪，灯塔工没什么意思，整天圈在鸽子笼里，能把人闷死。我说我一个外乡人，能找份工作已经不错了。程天佩站起来，手抄在裤兜里，挺有派头地踱着方步，说你们公司杨经理我认识，杨作恒，他女儿还买过你的书，想上船的话我可以给你办。我说我毕竟是大人了，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你姐不放心的是你，她没闲着在我跟前提起你。程天佩一下站住了：“你们经常见面?”

　　“你姐刚毕业的时候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和你在一起?”程天佩站在地中间。越发惊讶地盯着我。“咱们可是朋友，”程天佩正色道，“你再花花，也不能打老苏子主意。”

　　“你别怕，”我说，“我还没想给你当姐夫。这房子的房东是我的朋友，也是你姐的朋友。你姐刚毕业没地方住，就搬过来了。顺便说明一下。你姐住东屋，我和房东住这屋，还有，我和房东都是正派人。”

　　“你可不算正派人，和人家大姑娘私奔……”

　　“好了好了，我是色狼，”我笑着说，“可你姐是正派人。”

　　“看把你乐的!”程天佩斜眼瞅着我。

　　看见程天佩，罗苏维忍不住拉着他上下打量，说出息得真快!几天不见，长成大小伙子了。

　　“接到老李一封信，”程天佩郑重地说。“过来看看你们。”

　　“要不说我老弟出息了，从孤城驿大老远跑过来看看我们，”罗苏维拉着程天佩在床边坐下。“听说你挺能的，”她逼视着程天佩，“你给我说说，在孤城驿都干了些什么!”

　　程天佩看看我，说：“待着呗。”

　　“你能耐大了，”罗苏维在程天佩胳膊上打了一下，“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没有人难为你已经不错了，那种事是你干的吗!”

　　程天佩脱身不得，翻着白眼望房梁，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罗苏维揪着程天佩耳朵，把他脑袋扳过来：“你说，往后怎么办?”

　　程天佩捂着耳朵：“轻点，轻点!”

　　“那好，”罗苏维说，“孤城驿就不要回去了，以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也不许再来往，你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唐河镇，画社里我一个人也忙不开，就算我雇你。”

　　程天佩说得了吧，你一个小铺子还想雇伙计!

　　“你想要多少钱!”罗苏维白了程天佩一眼，“老老实实给我待着，省得回去惹是生非。”

　　见时间不早了，我催促他们出去吃饭。罗苏维在水盆里把手洗了，用毛巾擦手的时候她还在打量程天佩，说衣服挺好，举止也有模有样了。夸得程天佩把手插在裤兜里，梗着脖子矜持起来，不料被罗苏维看出破绽，递过毛巾去，说这位先生怎么是个铁脖子，还不快去洗一洗，上馆子好让人瞧得起。

　　崇正饭庄在教堂广场西侧，紧挨着万字会，面朝广场四五间房，看起来整洁明亮，十分舒适。地方是罗苏维选的，说这里菜好，也实惠，校友还可以七折。进门便有女学生过来照应，头上扎着拷蓝布巾的服务员尊称罗苏维师姐。此刻已过了晌午，食客不多，我们拣窗口边的桌子坐下来，每人点了一样菜。罗苏维又要了一瓶苹果酒。菜很快上来了，两荤两素，极清爽的样子。我说孙晋总说这里菜好，今天算是见识了。罗苏维说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菜，都是家常小炒，学校开有烹饪课，崇正饭庄是供学生实习的地方，我们吃的就是学生的习作。席间罗苏维极力推荐一道凉拌鳐鱼丝，说这道菜还是她实习时即兴做出来的，歪打正着，上了饭店的菜谱。我和程天佩便都吃拌鱼丝。罗苏维发明的菜确实不错，味道好，口感也好，问罗苏维，说是鳐鱼干水发之后上屉蒸熟，撕成细条，加香菜蒜泥干辣椒，工序是复杂了点儿，但比较容易掌握，任谁都可以做。

　　我和罗苏维交谈的时候，程天佩便在一旁察颜观色，他一会儿看看罗苏维，一会儿再看看我，像是要从中发现点什么。由于喝了苹果酒，小家伙满脸泛红，连新洗的脖子都是红色的，后来便拿我取笑，说老李这人表面憨厚，心里可了不得，领着人家大姑娘私奔，说完便仔细看他表姐的反应。

　　“是吗?”罗苏维笑望着我，“我怎么没听老李说过。”

　　“他当然不会说了，又不是多光彩的事。”

　　“挺浪漫的嘛，一男一女远走他乡，听起来有些诗意，”罗苏维看看我，“就怕老李没有那个胆量。”

　　“胆量够了，是没有机会。”我说。

　　“这可是你在孤城驿亲口对我说的，”程天佩越发认真起来，“你领着人家大姑娘从山东跑过来，后来女的想家了，把你一个人撇在孤城驿，你钱花光了，跑到海边跟我喝糊糊。”

　　“关于喝糊糊那一节，”我擎起酒杯，“真是感激不尽，李某私奔出来，多亏程老弟收容，我敬你一杯。”

　　“老李也就是随便说说，你不要当真。”罗苏维给程天佩碗里夹了一块排骨，“以后你和老李住在一起，白天到我店里上班，工资给你开二十万。”

　　程天佩说：“在孤城驿住了这么多年，总得回去安排好了再走，要不人家还以为我丢了呢。”

　　“要是回去变卖家当，我看就不必了，告诉我多少钱，我赔给你。”罗苏维说，“明早七点你过来上班，上午还要进两箱玻璃。”

　　从崇正饭庄出来，罗苏维有事先走了。我问程天佩还要去哪，程天佩说想随便走走。我们拐到正仁街。程天佩说他记得这条街上有一个点心铺，以前总来买佛手吃。我跟着他顺街找过去，一直找到南头老鱼市，打听两个坐在树下闲谈的老人，说是前年就关门了，程天佩便有些失意的样子。我想唐河镇在他的印象里已然淡漠了，只是身临其境的时候才能唤醒某些沉睡的记忆。从老鱼市往南上一个陡坡，然后折向西北，沿上街走不多远便是县政府。程天佩在县政府门前犹豫了片刻，说要进去看看。我陪着他绕过主楼，程天佩在后面一栋日式房子前站住了，房门上挂着锁，他扒着窗往里看了看，问我知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里面，我说是温县长，程天佩在窗前站了一会儿，自言自语说她到底住进来了。我说以后你会经常看见她。程天佩说我倒是想见一见她，我帮过她。她不会不认账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便走到门口一株老槐树下，树阴里有几个石鼓，中间是一个方形石桌。程天佩站到紧挨树干的一个石鼓上，凑近树干看了一会儿，伸手在树洞里

　　掏出一个小布袋。“还在，”他说，随之打开布袋，抓出一把玻璃弹子，“有一百多颗呢。”他慢慢松开手，弹子三三两两地落下去，布袋里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后来他把弹子都倒在地上，仔细地数着，偶尔拣出一颗，对着太阳照一照，像一个精明的商人在估量货物的成色。我没去打扰他，一个人踱到木栅栏前面，沿栅栏跟前是一溜菊花，那一长溜黄色的花朵直通到窗前。园子里有一架葡萄，葡萄架旁边另有几丛芍药，几双新洗的袜子挂在木栅栏上，窗前放着温丽新的自行车，车后架上晾着刚刷洗过的胶鞋。县长官邸不乏居家气息，但又不同于普通的民居，即使那架葡萄，似乎也仅仅是一种装饰。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能想象出来。这房子每隔不久便会换一个新的主人，有心平气和的乔迁，也有你死我活的驱逐，像园子里的花，芍药谢了，然后是菊花……

　　这天下午我陪着程天佩走了很多地方，想给他买点日常用的东西，程天佩总说不着急。走到汽车站的时候，程天佩说想找厕所，让我在候车室外面等他。我在钟楼下面等了很久，不见程天佩出来，正想进去找他，这时候有一辆车开出来，程天佩在车上向我招手：“让我姐雇别人吧。”他把头探出窗外，笑嘻嘻地回头喊，“谢谢你招待我。”

　　不要仇恨

　　孙晋终于做了他女上级的丈夫。国庆节前一天晚上，我帮孙晋把东西搬到温丽新家，他们就算结婚了。孙晋可搬的东西不多，只有一个柳条箱和平时用的行李，唯一的奢侈品就是我给他买的落地罩灯，我从馇子铺借来一辆三轮车，把孙晋的家当和他本人一股脑儿拉上。

　　走在唐河街的石板路上，不断有熟人跟孙晋打招呼：“孙科长，这是干什么去呀?”

　　“哎哎，帮人送点东西。”孙晋马马虎虎应付着。

　　“你这家伙，”我说，“听说你娶了温县长，唐河男人大概都想找你拼命。”

　　“他妈的，”孙晋笑道，“真不知道是她娶我还是我娶她。”

　　县长官邸是两明两暗的房子，从门廊的台阶上去，进门便是客厅。温丽新刚洗过头，似乎还搽了雪花膏，穿一件绛红毛华达呢上衣，白衬衣的尖领翻在外面。我第一次发现，脱下列宁装的温丽新也挺妩媚的，新婚之夜的女县长是宜家宜室的样子，像一个反串武生的女演员回到后台。见我们把东西搬进来，温丽新竟有些羞涩，笑着说真是的，这么快就搬过来了。我按规矩给新人道喜，说从今往后该叫大嫂了。温丽新说叫嫂子好，比较亲切，要不我都忘了自己还是女人。孙晋大概还没习惯做他女上级的丈夫，他掏出烟递一支给温丽新，温丽新说已经戒掉了，孙晋说当了大嫂，烟该抽还是得抽，开会的时候有支烟熏着，能提精神。温丽新说下决心不抽了，以前抽烟，都是打游击那时候给逼的，现在是和平时期。女同志应该当贤妻良母。

　　趁温丽新沏茶的工夫，我帮孙晋把搬过来的东西简单归置了一下。女县长的住处非常俭朴。丝毫看不出新婚气象，唯有茶几上的一大束菊花给房间里增添了一点清新气息。听孙晋说。他们结婚的事不想张扬，要台车跑趟大连，回来给各部门送点喜糖，让大家知道就行了。我想这大概也是温丽新的意思，人们或许更习惯于县太爷纳小妾、娶姨太太，于公于私，温丽新都得把自己的另一面掩藏起来。

　　温丽新沏好茶，说孙晋你招呼小李坐一会儿，便出去了，片刻工夫提回一篮子葡萄：“这是玫瑰香，”温丽新拿一串葡萄给我，说，“等走的时候你带点回去。”

　　孙晋揪一粒葡萄尝尝，问是从哪弄来的。

　　“是院子里那架葡萄，今天下午役工老陈说葡萄都熟透了。”温丽新在孙晋旁边坐下来。“孙晋你帮我想着，从大连回来咱把葡萄下了。给院里家属们分一分。”

　　“真该感谢程县长，”孙晋说，“他给唐河留下了一架葡萄。”

　　“哪个程县长?”温丽新看看孙晋。

　　“咱们吃的葡萄就是程渭清栽的。”孙晋说，“你没听人说过吗，历任县太爷都得在官邸前栽树，门口那棵槐树，还是第一任抚民同知蒋光庭栽的。什么时候咱们温县长也该栽棵树，让后世知道唐河还有过一任女县长。”

　　温丽新说：“我栽的是菊花，更能象征女性特点。”

　　“一岁一枯荣，太谦逊了!”孙晋说，“人家追求的可是千秋万代，如果没有那棵老槐树，唐河人大概早就把蒋光庭忘掉了。”

　　“程渭清也没栽树，”温丽新说，“他栽了棵葡萄，永远都站不起来。”

　　“你不要小看程渭清，”孙晋说，“当年他可是孤身一人来唐河办接收的。那时候唐河群龙无首，程渭清没用几天就能控制局面，他不光有胆量，也有能力。”

　　“他葡萄栽得不错，”温丽新说，“品种好，长势也旺盛，如果他不从政的话，应该是个好庄稼把式。”

　　孙晋说程渭清的失败不在于他个人，大势所趋，谁也没有办法。温丽新显然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她站起来给我们倒茶。或许是由于程渭清引起的，温丽新闻起罗苏维的画社。我说画社刚办起来，除了给入画过几幅肖像，其他的画一幅都没卖出去，目前画社主要靠装潢生意维持着。温丽新说这是一项文化事业，应该支持，如果画社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帮助解决的。孙晋只顾低头抽烟，仿佛对罗苏维的事完全失去了兴趣。温丽新又问起我在灯塔工作是不是满意。我说感觉挺不错的，上班二十四小时，休二十四小时，挺悠闲的。有足够的时间供自己支配。温丽新说太闲散了不是好事，工作还是紧张一点好。孙晋说老李倒是想紧张，可也得有人给他安排，放在青风岬那边真是委屈他了。温丽新说青风岬不是你安排的吗。孙晋说就这还是我们民政科尽了最大努力。温丽新打趣说小李现在还是独身，你们民政科要继续努力，工作解决了，个人生活方面也该多关心才是。孙晋说民政部门只负责结婚登记：找老婆的前期工作还要靠老李自己努力。我说声明两点：一是我对现在的工作非常满意，这是真话。我生性闲散，现在的工作正合我意。再是我现在还没想成家立业，因为我不知道能在唐河待多久，也许就在明天，我会打起行李继续走下去。孙晋诧异地看看我，似乎怪我说话过于唐突，但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如果说我来唐河是想觊觎什么，那么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外乡人凭着一点小聪明，从唐河谋取了一份开现饷的工作。开始我并没想得太多，在我眼里，孙晋就是个看门人，他把我放进来，让我坐在餐桌旁，没想到我们建立了友谊。这件事让我动辄无地自容，对友情的亵渎是不可饶恕的，赎救的欲望被不断地按下去，然后又更加强烈地冒出来。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适时地离开唐河，让这出闹剧尽早收场。温丽新站起来给我倒茶，说小李怎么忽然想起要离开唐河，是不是觉得没有归宿感?我说来唐河结交了很多朋友，虽然自己是个外乡人，但并不觉得孤独，只是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总想换一个环境。温丽新便开玩笑说人光有友情是不够的，孙晋也说老李需要有一个家了，有家没家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说今天你最有权利说这句话。

　　这时候县委那面来了几个人，进门便给新人道喜，温丽新忙着招待客人，我跟孙晋说了一声，便起身告辞了。

　　程天佩回孤城驿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说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他会自己多加小心，如果他愿意，随时都会离开孤城驿，只是不一定来唐河。看了那封信。我就感觉小家伙看似牛烘烘的语气里，可能隐含着一个很实际的念头，他之所以长久滞留在孤城驿，大概是眼下还不知道他父母的确切下落，一旦得到消息，我想他会像牛犊奔家，毫不迟疑地离开孤城驿。

　　郭震他们依然对青风岬那条破船进行警戒，时间长了，我几乎都忘了这件事。有一天晚上。岳宝瑞下山吃饭，回来的时候拿着手电筒朝对面树林里乱照，突然从树丛中冲出两个边防警察，他们很快控制了灯塔。后来我从顶层下来。费了很多口舌，才解除了误会。唐河境内那些相似的海湾误导了郭震，这对程天佩显然是一件好事。只要灯塔这面的警戒不解除，程天佩就始终是安全的。郭震又找过我两次，我自然不会向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十分暧昧。假模假式地和郭震周旋。或许发现我有些应付的意思，郭震给我打气，他翻来覆去说只要咱们坚持下去，鱼群迟早会来的。这家伙简直固执得可爱!

　　孙晋结婚后偶尔回来转转，帮我侍弄菜地，或买些馇子让我做。据说温丽新不喜欢馇子，闻到那股酸烘烘的味道便要反胃。从大连回来之后，孙晋给我带了两包糖果，一包给我，另一包让我转给罗苏维。我去送糖果的时候罗苏维说：“这家伙娶了县长，一定很神气吧?”我说没看出来有什么两样，孙晋不是个轻浮的人。罗苏维说轻浮的人都单纯，他不单纯，这家伙有道眼，攒着劲儿向上爬。

　　礼尚往来，罗苏维送给孙晋一幅风景画做贺礼，当然还是由我转给孙晋。我提醒罗苏维，孙晋和她情同兄妹，于情于理，她都应该亲自去一趟，起码说一句祝贺的话。罗苏维说道理她懂。但祝贺得有个氛围，她怕装得不像，反而扫了女领导的兴致。我说温大姐可是挺关心你的画社。还让我转告你，有什么困难她会帮忙的。罗苏维纠正说那是你的温大姐，有困难也不会找她。躲还来不及，永远不见才好。她说如果你当过人质，绑架者的嘴脸永远会印在你脑子里。

　　那天罗苏维吃了很多糖果，吃完一块就再剥一块填进嘴里，那些揉皱的彩色糖纸都被她重新抚平，整齐地堆叠在桌子上。如果我不问，也许罗苏维不会有兴致谈她和另一个女人的故事，那个女人现在毕竟是朋友的妻子。罗苏维谈起往事的时候脸上显得很平静，但我无意中发现她剥糖纸的手在轻轻抖动。我觉得罗苏维讲的不能算是故事，故事应该是客观的，它应该游离于叙述者和听故事人的情感之外，因而能够被欣赏玩味，而这件事由于是罗苏维的屈辱经历，所以绝不具有欣赏价值，它只能让我迷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事件在唐河被人广为传诵，甚至见于官方出版的小册子上，但除了当事各方，唐河县再没有人知道它的具体细节，由于其中某些敏感的原因，那些细节将注定被永远避讳下去。

　　罗苏维说她曾经当过人质，而绑架者就是温丽新。当年罗苏维的舅舅程渭清回到唐河，罗苏维母女便和舅舅住在一起。程渭清是接收大员，又与唐河各方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一呼百应，俨然是唐河的救星。但好景不长，八路军很快在青风岬登陆。开始程渭清还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要求八路听候他的节制，但由于手里没有武装，他发布的命令只是被人传为笑柄。八路可是扛着枪来的，他们的队伍里也有唐河人，在当地三叔二大爷能喊出一大串。他们专走下三路，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炕头上。他们不吃唐河菜馆，不背着手走路，黄棉袄和狗皮帽子土里土气，亲切得像邻家大哥，唐河人很快淡漠了第一个救星，他们发现了新的救星。八路的政策和程渭清不同，汉奸就是汉奸，他们不搞一团和气，该镇压的时候绝不手软。第一批被毙掉的是伪县长和警察署长，而他们是程渭清的座上客。在程渭清扶植的维持会长被毙掉之后，他才如梦方醒，连夜躲了出去。程渭清在县城躲了几天，反省了自己的失误，然后就跑到北部山区拉武装。依靠从沈阳运来的武器，他很快训练出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这支队伍装备精良。加上前东北军团长的治军经验，短时间内便接近了正规部队的水准，给新成立的八路政权制造了很多麻烦。他们发动攻击前的火力准备，以及标准的散兵线运动，使对手以为遭遇了正规军。为躲避这支部队的锋芒。新成立的县民主政权曾一度放弃政府大院。搬到屏风山大庄寺办公。后来这支部队的真相被调查清楚了，程渭清的家眷便被控制起来。1946年初冬一个大雾弥漫的上午。吴记铁匠铺的吴铁匠拉着一头毛驴，走进了程渭清控制的步云山区，毛驴驮着程渭清的儿子程天佩。程天佩是一个和平信使，他进了步云山区之后，程渭清的部队就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双方达成的协议是：程渭清的部队不得越过步云山前的蛤蜊河，而县城这面则保证其家眷的安全。操办这件事的便是县民运科长温丽新。据罗苏维回忆，那时候温丽新梳两条小短辫，就是个学生模样，但度量远在一般男人之上，既工于心计又下得去手，她给程渭清写的那封信只有寥寥数语，却能让一个久经沙场的老行伍就范。罗苏维说那时候他们确实是被软禁了，她们母女和舅舅的家眷被轮番带出去接受讯问。舅妈是第一个被带出去的，回来便失魂落魄，语无伦次地对罗苏维母亲说，让渭清回来，空着手回来，一个换五个。罗苏维第一次看见温丽新是在民运科的平房里，温丽新背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问了一些罗苏维不知道的事。罗苏维说她真的不知道，如果知道她会说的，因为对方看似漫不经心的语气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后来温丽新突然托起她的发辫，盯着她看了很久：“多好的头发!”她说，“如果铰掉会心痛的。”罗苏维说那时候她就是猫爪下的小鼠，对方的团弄嬉戏是轻柔的，但她明显感觉到那轻柔背后早已预备下了尖爪利牙。在温丽新授意下，罗苏维给舅舅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们现在很安全。有人照顾，舅妈受了刺激，精神状况不好，希望舅舅能早点回来。程渭清没回来，但做出了某种妥协。后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进入唐河，程渭清做了国民政府的县长，程家重新搬进县长官邸，而把步云山区让给了温丽新。

　　不久之后，罗苏维又一次领教了温丽新的威严。1947年冬天，温丽新有几个队员被清剿队捕获，在解往县城的当天晚上，有几个人“拜访”了县长官邸。尽管挨了几个耳光，但程渭清保持着前军人的尊严，拒绝一切能使自己安全的条件。来人没再难为程渭清，却从被窝里拖出了他的女儿和外甥女。为首那个人戴着狗皮帽子。罗苏维一眼就认出那是温丽新。温丽新的规劝言简意赅，她给程渭清点了一支烟，说你是硬汉，可这两个姑娘不是，我的队员们也是硬汉，他们可都是没有老婆的人。罗苏维说她不能想象一个年轻女子会用这样的语气说话。那时候她们两个女孩站在地中间瑟瑟发抖，她明显感觉到从那些人身上散发出的逼人寒气。面对残酷的现实，程渭清颓然坐在沙发上，又一次屈服了。

　　罗苏维说在后来的日子里。她无数次在梦中被凌辱。那个戴着狗皮帽子的“假男人”追得她无

　　处可逃，他(她)总是若即若离地跟着她跑，挽起的帽耳扇动着，像鹞鹰掠过稻田，他(她)一片片撕下她的衣服抛向空中，操着半大小子的嗓音叫着我是硬汉我是硬汉。

　　温丽新大概还不知道。她当年的对敌斗争手段会给一个无辜者留下永远的梦魇。也许她知道，或者说是感觉到了，所以她向罗苏维做出了和解的姿态。依我看，也许她们适当地回避会更好一些，但两个人同住一地，难免不会碰见。大概是十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孙晋和温丽新过来腌咸菜，中午我们三个人喝光了一瓶陈香酒，又开了一壶绍酒。这时候罗苏维来了，大概是看见了孙晋的自行车，她在院里犹豫了一下，随之拢拢头发，快步走进来。罗苏维拉开门的时候神采奕奕，似乎专门为参加朋友的聚会而来。“都在，”她说，“有好吃的也不通知我，别忘了我还给你们当过厨娘。”罗苏维的表情说明她面对的是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温丽新在内。我说怕你忙，没敢劳动大驾。温丽新站起来，拉着罗苏维说：“你真漂亮，到底是崇正出来的，什么时候教教我着装，你看我都打到男人堆里了。”

　　罗苏维说：“我也是出来才换一件衣服，在家的时候马马虎虎的，老李见过我的尊容。”

　　“艺术家在生活上都马马虎虎的，”我说，“西禅和尚如果不喝酒啃猪蹄子，大概就不会有那些灵动的墨竹。”

　　孙晋说：“那还不快给艺术家倒酒。”

　　我拿了酒杯过来，温丽新让孙晋和我坐在一面。然后把酒杯斟满。罗苏维端起杯子，说了几句为新人祝福的话。温丽新说：“小罗啊，感谢你给我们的礼物，那幅风景画很有品位，前几天专署邱部长看了赞不绝口，但我们没舍得给他。”

　　孙晋说：“老邱再夸奖那幅画，咱们可以考虑卖给他，也算为唐河画社增加一条销售渠道。”

　　“别听他瞎说，”温丽新给罗苏维夹了一块鱼，说，“小罗你多吃菜，这是新鲜的牙鲆鱼。”罗苏维说已经吃过午饭了。温丽新说那咱们到东屋去，你看他俩满嘴酒话，根本说不到一块儿。说着拉起罗苏维到东屋去了。孙晋会意地看看我，端起酒杯和我碰了一下。

　　东屋门关着，能听见说话的声音，是温丽新在说，声音很轻柔，是女人式的窃窃私语。我觉得温丽新能这样说话很不容易，是在解释3或者是在为当年的事表示歉意?其实温丽新完全没有必要道歉，那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他们都被裹在一个巨大的旋涡里，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碰撞。温丽新能做出和解的姿态，我想很大程度是为了孙晋。人与人的接触会形成很多固定的小圈子，家人的、同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我们总是从一个小圈子进入另一个小圈子，不断地变换生活场景，温丽新来了，罗苏维会退出，孙晋便会失去一个朋友，温丽新显然不想因她的加入而拆散这个小圈子，那是对她新婚丈夫的体贴，也是对这个小圈子所有成员的尊重。她做得很好，完全不计较罗苏维以前的冷漠，从罗苏维进来那一刻起，温丽新便成功扮演了大嫂的形象。

　　我和孙晋喝完了一壶绍酒，东屋的交谈还在继续着，依然是温丽新在说，偶尔夹杂着罗苏维那特殊的声音。后来屋门打开了，罗苏维和温丽新一前一后走出来。她们脸上都带着笑意，是摒弃前嫌的样子。温丽新说：“希望你以后能常去我家，孙晋的家不也和你的家一样吗，我还可以跟你学学厨艺。”

　　“有机会会去的。”罗苏维摘下挂在椅子上的挎包，“老李你送送我。”

　　我推开椅子站起来，罗苏维已经出去了，她站在甬道上等我。我说干吗这么着急，罗苏维眼神怔怔地望着菜地，等我走近了，她突然靠过来，一只手挽住我的胳膊。我犹豫了一下，罗苏维小声说：“继续走，别回头看。”其实不用回头看，我也能感觉到背后有两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从院子中间到大门口，我走得非常僵硬，有一种被挟持的感觉。

　　“天气真好!”罗苏维挽住我的胳膊不撒手，和我挤着往外走。我得承认，罗苏维挽人胳膊的姿势很体贴，挽我的那只修长手臂非常自如地斜向下缠绕着，松紧适度。她肩上的挎包偶尔在我腰上蹭一下，然后又荡开，她熟练的姿势似乎在说明，我们已经这样走了很久了。

　　出了院子，沿小道拐上唐河河堤，罗苏维马上就把我“放”了。“对不起，”她笑着说，“没吓着你吧。”

　　“你得解释一下，”我说，“为什么要这样。”

　　“怎么了?”她有些做作地望着我，“就是借你胳膊用一下，真没想到你这么小气!”

　　“便宜我了。”

　　“人要是得了便宜，一般都不会声张，要不别人会嫉妒的。”

　　“你在利用我，”我说，“做给谁看，是孙晋还是温丽新?”

　　“给自己看，我就愿意这样。”

　　“孙晋是个难得的朋友，”我说，“你不要费尽心思去伤他。”当然我并不认为孙晋和温丽新会怎样，即使这一切都是真的，作为朋友，我想他们也应该高兴，但罗苏维营造的假象显然是意气用事，并且她还要把我拖进去，我成了她随手抓起的一件道具，这是我不愿看到的，也让我从心里感觉难堪和恼火。

　　“太幼稚了!”我说，“你今天的行为毫无意义!”

　　“你认为毫无意义?”罗苏维脸红了一下，随之扭头望着河里，“你可以回去澄清事实，告诉他们你是清白的。”

　　我感觉心里沉了一下。罗苏维的表情告诉我。也许她今天的行为不仅仅是做给谁看，如果顺其自然，这将会是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喋喋不休的责备只会让她受到严重伤害。“对不起，”我说，“我只是觉得，你和温丽新已经和解了……”

　　“我做不到，”罗苏维说，“以前的印象永远都抹不掉，不光是心理上的阴影，还有生理上的。和她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也许可以和解，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是朋友，最好永远都不见面。你看，”她说，“是不是挺糟糕的。”

　　“这没有办法。既然都发展到生理上了……”我说。“那就回避吧。”

　　“孙晋这个王八蛋!都是他的主意，”罗苏维说，“温丽新今天要给我介绍对象，就是那个什么专署的邱部长，去年死了老婆。”

　　“这像是孙晋的主意。”我说，“他想让你当贵夫人。”

　　“那么，是不是还觉得我不可理喻?”罗苏维扫了我一眼，随之把挎包背到肩上，“不说了，你家里还有客人。”

　　我回家的时候孙晋和温丽新正准备离开。孙晋在自行车后货架上绑了几颗白菜，温丽新手里提了一扎葱，我要给找个包装起来，温丽新说不用，又要给他们捡几个萝卜带回去，温丽新说家里还有，什么时候吃完了再让孙晋来拿。我感觉自己有些做作，忙忙碌碌挺不自然的。尽管谁也没提今天发生的事，但孙晋和温丽新脸上都带着会意的微笑。他们的意思不言而喻——原来是这样。这样就这样吧，只要他们不问，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即使他们问起来，我想我也只能稀里糊涂默认了。

　　此后很久，一直没看见罗苏维。有时候会想一想那天发生的事，心里会温暖一下。坦率说，仅仅是有些温暖，我不会让自己发烧。罗苏维也好，杨舸也好，我从未想过要和她们怎样，不为别的。因为她们是唐河女子。退一步说，如果她们硬要和我怎样(当然，这种事一般不会发生)，大概会

　　逼着我说出事实真相。人非草木，我同样不拒绝情感，但不应该是唐河女子。比如一个饿急了的乞丐，我已经从唐河得到了饼子，拿到饼子我应该适可而止，如果再去觊觎女主人，我想未免有些下作了。何况，在离开唐河之前，我的身份始终是一个污点，我只能给唐河女子带来不幸。

　　第五章

　　是谁炸伤了李广武

　　岳宝瑞终于完成了他的叙事长诗。该诗取名《唐河风》，对近现代唐河知名人物多有褒扬。见于该诗的有三十多个人物。作者按志书体例把他们分为乡贤、节烈、文苑和孝义等几个类别。该诗韵脚不停地变换，频繁使用三三七的句式，读起来更像是落子或鼓词。我耐住性子读完这首长诗之后。第一个印象便是岳宝瑞诗风可能要有一个转变。这首诗在《唐河报》上发表的时候，报社未经岳宝瑞同意，擅自删除了一些章节，其中“节烈篇”被悉数删除，因为作者在该篇列举了一些顽固不化的寡妇，写她们在丈夫死后如何守身如玉，孝敬翁姑，最后得到朝廷旌表，成就一段哀婉的故事。这时候《婚姻法》刚刚颁布，正在鼓励寡妇改嫁，岳宝瑞的节烈观显然不合时宜。和那些寡妇一起被删除的，还有作者的爷爷岳振邦。岳振邦是前清兵勇，曾经镇守平壤，甲午年扛着红缨枪，以每昼夜二百里的速度逃回国内。因为擅长书画，岳宝瑞把他归入“文苑”一类。报社认为这个人代表了一段屈辱的历史，故不予发表，搞得岳宝瑞很没有面子。岳宝瑞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看重诗品，绝不会在这么严肃的问题上徇私。甲午年他爷爷只是一个兵勇，让一个兵勇对一场战争负责是不公平的，又说他爷爷的书画确实有独到之处，如果没有西禅和尚，老人家的技艺会更好。

　　转眼便到了捕虾季节，青风岬南面的渔场整日里舟楫相连，往来穿梭的都是捕虾船，稍大一些的机帆船则开到长山列岛外面的黄海渔场，船舱里装着冰块，三五天一个航次，回来便卸下整舱的冰冻对虾。加工大海米是唐河的传统产业，捕获的对虾晒成虾干，然后就地加工，再由唐河码头装船运走。从灯塔上面望过去，热水河渔港周围一片火红，到处都是虾的颜色和虾的气味。

　　就在这边忙着捕虾的时候，渔场对面的朝鲜半岛陷入了一场后来被极度扩大了的战争。由捕虾人带回来的消息说，北方军队已经占领了汉城。由于战争，朝鲜的捕虾船被悉数征调，他们让出了以前双方共用的捕捞场。这是一个绝好的消息，捕虾人盘算着这个汛期可以大捞一把了。但后来的消息又有些不妙，一些捕虾船在外海失踪了，近海水域也发现了水雷，船务公司一艘双桅机帆船从烟台返回时，在青风岬南面的航道上触雷沉没。又有消息说，我们已经参与了鸭绿江东岸的战争。在南台戏院和教堂广场，风传的都是一些小道消息。官方对局势的态度十分暧昧。没有像以往那样出来辟谣，但两河码头都接到命令，为安全起见，在家的船只一律不准离港。月底的时候，东北人民政府发布了征兵令，局势豁然明朗了，我们确实是已经卷入了战争。

　　现在想一想，不妨这么说，在唐河，第一个介入战争的人大概就是我了。那天晚上岳宝瑞下山去了，我一个人待在值班室里，先是听到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鸣，我以为是机械故障，刚想上去检查，便有一颗炸弹在灯塔后面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过后，仍有一些清脆的玻璃破碎声持续不断地响着，我感觉脸上一阵灼痛，伸手一摸刺刺挠挠的，摸了满手血。我擎着血手怔了一会儿，下意识地望望窗外，灯塔巨大的光束还在旋转，隐约又听到一阵由远而近的轰鸣。当确信这是来自外部的袭击，我第一反应是一脚踢开值班室的门，迅速冲上顶层关闭了灯塔，稍后，又有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冲到门外，听见轰鸣声就在头顶，那是一架神秘的飞机，它在附近大模大样盘旋了一会儿，然后掠着海面飞走了。

　　我站在灯塔前面的空地上。挺长时间缓不过神来，冥思苦想也搞不明白我这是被谁袭击了。如果黑暗中有人向我扔石头，我会不顾一切地追踪袭击者，非把他擒获不可，问问他为什么要袭击我。但眼下的情况我束手无策，袭击者从天上来，他(它)扔下的不是石头，是威力巨大的炸弹，我没被他(它)炸成肉酱已经是万幸了。我回头看看灯塔，它还在，白色的塔身耸立在夜空中，袭击者显然是奔着它来的，所幸的是它保住了。关闭了灯塔的青风岬漆黑一团，四周出奇地安静。甚至连海潮声也消失了，东南方有一轮明月，几颗星星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空中的袭击者看样不会再回来了，我用衣袖抹了一下脸，然后慢慢试着从脸颊的伤口处抠出几块玻璃碴子。右颈部有一块玻璃碴子扎得很深，像生了根一样，我抠了一下没抠出来，索性不去管它了。

　　岳宝瑞第一个赶到现场，他提着一把铁锹，边跑边喊我。我说在这儿哪，岳宝瑞扔了铁锹跑过来，一把抱住我，说谢天谢地。我说当心蹭身血。岳宝瑞划根火柴在我面前晃了晃。“糟了!”他说，“你伤得不轻。”不由分说便要来背我。我推开他，径自往灯塔里走。“让玻璃划破了几道，”我说，“没什么大事。咱们看看灯塔吧。”

　　灯塔上的窗玻璃全都被震碎了，满地都是碎玻璃，但顶层的灯体完好无损，岳宝瑞按下启动按钮，嗡的一声，灯体开始旋转起来。“谢天谢地，”我说，“灯塔没事比什么都好。”

　　为了保护灯塔，我又一次成为全唐河关注的人物。

　　被送进医院之后，医生在我脑袋上缠满了纱布，只露出眼睛和嘴巴。本来我想让医生采取另一种处置方法，以我的伤势，大可不必包得这么严实，但探视者一个跟一个，我的病房简直成了戏园的卖票窗口，这时候便觉得在脑袋上缠满绷带很有必要，起码能让我少受骚扰，探视者来了，我无须劳神说话，从绷带下面的嘴巴里发出咿咿唔唔的声音就可以了，有时候甚至连眼睛都不用睁开，只是用那些毫无意义的声音应付探视者。当然我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那点皮肉伤并不妨碍我表达准确的意思，有朋友来的时候我便下床走动。孙晋来了，岳宝瑞领着杨秀兰和联松来了，然后是罗苏维和杨舸。我在朋友们面前谈笑风生，以证明我确实没事。

　　杨作恒在事发当天晚上就来探视过了，他以公司领导的身份向我表示慰问，并对我舍身保护灯塔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据岳宝瑞说。杨秀兰的爷爷(也是杨作恒的爷爷)在修建灯塔的时候捐过三千两银子，因此我不怀疑他的诚意。但他又说为了安全起见，准备报请县里，拆下灯体和运转机器入库，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前，灯塔不能再冒险运转了。这就是说。我和岳宝瑞——我们这四个灯塔工失业了。老实说，杨作恒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我也想过这件事，甚至准备向他提出建议，只是考虑到一系列后果，才没有勇气说出来。我隐约感到杨作恒对拆解灯塔有浓厚的兴趣，他似乎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把我从船务公司挤出去了。我暗暗骂了声老乌鸦，杨作恒冲我笑了笑，我也冲他笑，结果笑得脸上一阵灼痛，那些小伤口像裂开了一样。笑过之后便觉得自己挺愚蠢，隔着那层纱布面具，其实没人知道我笑没笑——或是笑得好不好。

　　温丽新的探视则是代表政府，她详细询问了

　　轰炸的前后过程，我对事件的叙述都被陪同人员记录下来。尽管温丽新没忘了告诉院方要用最好的药，但我还是能感觉出来，政府官员们似乎对事件本身更感兴趣。

　　探视的人多了，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休息，有时候我困倦极了，刚要入睡，就被探视者惊醒，而探视者往往是些在我看来毫不相干的人，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这种走马灯式的探视确实令人讨厌，我对院方的无所作为表示不满，要求他们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院方满足了我的要求。他们派了一个小护士在门口值守。但我很快又发现，门玻璃上总有几双眼睛在盯着我，让人很不舒服。仿佛我是一头圈在笼子里的怪兽。我让小护士找一张纸把门玻璃糊上，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无法入睡。小护士说这是县里的意思，可以让人看，因为现在正处在战争动员阶段，让社会上知道我的情况至少不是一件坏事。小护士还给我看了当天的报纸。当天的《唐河报》至少有三条消息与我有关，第一版头条的标题是《是谁炸伤了李广武》。单看标题，我地地道道是一个苦主。该文在修辞方面颇为讲究，大量使用设问、反问和排比句式，显得很有力量，看到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我是被美国飞机炸伤的。文章断定：那架飞机把我炸趴下之后。此刻正停在南朝鲜或是太平洋某岛的基地上，准备再次来犯。为了不使类似悲剧再发生，文章呼吁人们行动起来，投入到抗美援朝的行动中去。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孙晋的老婆果然高明，她让我裹着纱布的脑袋挨上了政治。第二版则介绍了我如何同来自空中的侵略者进行“搏斗”，不顾生命危险保护灯塔。该文似乎忘记了我的苦主形象，据说我“取得了胜利”。在同一版面，另有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该消息报道了全县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盛况，据民政部门统计，报名者已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一些人是看了我的“惨状”之后，激发起义愤才报名参军的。这条消息触动了潜藏在我心里很久的一个念头，我想我应该离开唐河了。

　　参加志愿军的决定似乎是水到渠成，对军旅的渴望是一个沉溺了许久的念头，这个念头当年曾被郭兰扼制过，但它并没有泯灭。当然，物似人非，如今的军队已不是最初想象的那样(即使当上将军，也没有短剑给你挂在腰上)，我也不再是当年那个罗曼蒂克的中学生了，经历过一系列的变故之后。我逐渐变得现实起来，我想当兵至少可以让我体面地离开唐河，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开始新的生活。我在病房里写了一份申请，让人转给县民政科征兵股。我不怀疑，这是一份最有把握的申请：光棍一条，没有家室拖累，自古以来就是当兵的最好人选；特殊的身份，更使我具有特殊的号召力，这么好的条件，唐河县没有理由不批准。我想即使没有这场战争，或迟或早，我也必须离开唐河。自吴朝蹾的文章出来以后，我的生活便被搅乱了，比如我是一个皮毛油亮的狐狸，首尾相抵安然蜷在洞穴中，猛然被老吴伸进杆子胡搅一气，简直是乱得一塌糊涂。李广武的身份最初只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我把它当成我哥留下的一点盘缠，但后来事情显然是闹大了，这是我没料到的。当我厚着脸皮给人签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替另一个人做事，那个人是我的同胞兄弟，有时候甚至会产生错觉，仿佛自己的无名指也少了一截。我不断地给自己找理由。依靠某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求得心灵的安稳。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一种悲悯的情绪像雨季里的茅草一样蔓延开来，我是谁?我在干什么?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想起学生时代那些高远的志向，仿佛飞鸟投在地上的影子一样倏忽而过，它是那么匆忙，甚至没来得及看清它的形状便消失了。我想在唐河的这段短暂生活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在我离开的时候，梦自然会结束，梦醒之后依然会有真实的生活，我不敢说离开以后会有多大作为，但起码可以让李广举的名字在另一个地方复活。睡梦中，我无数次等候在码头或车站，掮着杨秀兰给我做的新被。

　　我伤得不重，换过几回药，便觉得那些小伤口痒痒的，医生说这是伤口在愈合。按说我该出院了，但院方说我要出院得县里批准，他们说了不算。我觉得已经可以了，如果说我的脑袋是政治，那么，这个政治目的已经做得十分圆满了，唐河人不仅从我脑袋上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凶残，或许还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懂政治的人没有理由把我继续摆在病房里，我的脑袋不是一只艺术彩蛋，毕竟要离开唐河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出院之后，我先去民政科征兵股打听消息。我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册，据说报名者有两千多人，而第一批只能走八百人。为稳妥起见，，我又去找孙晋。孙晋不在，只有老刘一个人在屋里，老刘也认为像我这种情况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让我回去准备一下，因为野战部队接兵的人已经来了，估计第一批新兵不久就该出发了。“不过你不能算新兵，”老刘说，“起码不用训练就能上前线了。”

　　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感受到战争的气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标语贴得铺天盖地。或许是人们从我身上吸取了教训，街两边的窗玻璃都贴上了“米”字。在广大旅舍的十字路口，联中学生打出横幅为前线募捐，过路的人排着队往箱子里投钱。路过实验小学的时候，我觉得该去看看杨舸。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杨舸已经向我表示了一种意思，而我对这件事没有一点回应，无疑会使她尴尬。坦率说，我对杨舸有一些好感，只是由于各方面原因，此刻我既没有谈情说爱的心情，并且也认为自己不具备这种资格。此刻我能做到的，只是让杨舸知道，她的一份情感没有被漠视。除此之外我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表示。

　　正是上课时间，操场上空荡荡的，从各个教室里传出此起彼伏的童声，像大群的麻雀，忽地飞起来，又忽地落下去。我走到三年二班教室前，看见杨舸手里端着一本书，在讲台上来回走着：“……狐狸说：‘乌鸦太太，您的歌声太美妙了……”我觉得杨舸的声音确实很美妙。因怕打扰杨舸：我退到墙角一排杨树下，后来听见杨舸大声说：“下面默写课文。”

　　门响了一下，杨舸从教室里走出来。她走到杨树下。仔细打量着我。“添了几道伤疤，”她说，“显得更成熟了。”

　　“多谢夸奖我的伤疤，”我说，“最好还是不要成熟，我更愿意像以前那样。”

　　“对不起，”杨舸笑道，“我并不是说你受伤是应该的，我想让你知道，那几道伤疤并不难看。”

　　“但也不能说好看，”我故意逗她，“没人愿意在脸上添几道伤疤。”

　　“我正想找你，”杨舸说，“听说你在医院里很不耐烦，就没去打扰。知道灯塔的事吗?”

　　“听你爸说过，要把灯体拆下来入库。”

　　“已经拆了。这对你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你为灯塔弄成这样，到头来却把工作丢了，觉得不公平吧?”

　　“为了灯塔的安全，只能这样了。”我说。

　　“工作的事你不要在乎，”杨舸说，“我已经跟校长说了，他想聘你过来当语文教员，让我先问问你的意见。”

　　“是照顾失业者吧。”

　　“别说得那么难听，你是谁呀，大名鼎鼎的李广武，能来我们学校已经是屈就了。”

　　“我那点东西只够用来闲谈，”我说，“怎么敢站到讲台上：这不误人子弟嘛。”

　　“业务方面你不用担心，上岗前先培训一下语文教法，对你来说很简单。校长看过你给学生批改的作文，他非常欣赏你，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跟校长说去。”

　　杨舸显出很急切的样子。她是认真的，那一刻我几乎被她说动了，觉得做一个小学教员也挺不错的，夫妻同在一所学校，一起上课一起下班回家，生活会过得体面而又安稳。我这么说绝不是一厢情愿，如果按照事态的正常发展，我和杨舸会很自然地走到一起，并且她还会是一个很好的人生伴侣。那时候我心里确实是痛了一下，但很快我就摆脱了，既然已经决定了，就离开吧，趁我陷得还不深，离开这似是而非的情感，离开这不真实的生活。我告诉杨舸，我已经报名参加志愿军了，去朝鲜前线，临走之前来看看她，也算是辞行。我是对着一棵树说这些话的，我不敢看杨舸，生怕再横着生出一些枝节。杨舸沉默着，能感觉到她在努力控制着情绪，有一片黄色的树叶落下来，旋着落到地上。发出一点若有若无的声响，然后又是一片树叶……

　　“谢谢你为我操心。”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

　　杨舸抬起眼望着我，说：“你现在这样，去朝鲜能行吗?听说那边打得非常激烈。”

　　“只是一点皮肉伤，”我说，“胳膊腿脚还好好的，什么也不耽误。”

　　“要不是丢了工作。可能还不会走吧?”

　　“如果我不走的话，还不至于没有工作，”我说，“有你这样的朋友怎么会失业呢!”

　　杨舸想了想，又说：“这种时候走，会不会怨恨唐河?”

　　我想我能领会杨舸的意思。那是一种言犹未尽的试探，印象的好坏不在于地方，而在于那个地方的人。我极力向杨舸说明，唐河没有对不起我，相反，在我困难的时候，是它收留了我，我在这里有朋友，有友情，即使离开了，友情还在，我会记住唐河的。

　　这时候一个上了年纪的校工从东厢房走出来，一手提着一个巨大的铃铛，另一只手拿的似乎是一只怀表。他走到院子中间，往这边望了望，突然用力摇起了铃铛。

　　我伸出手去，说：“再见。”

　　“再见。”杨舸和我握了一下：然后匆匆回教室去了。

　　在后来空闲的几天里，我从院子到屋里统统收拾了一遍。院里的大白菜已经长成。每株都有七八斤的样子，敦敦实实的。我赶在第一场寒流，到来之前，把菜收了窖藏起来，估计够孙晋夫妇吃一个冬天了。我还去了一趟青风岬灯塔，灯塔的门窗都用木板钉死了，顶层的窗户裸露着，从下面看上去，里面已经拆空了。附近洒满了碎玻璃片。在门口的花岗岩台阶上，依稀能看见斑斑点点的血迹，我想那应该是我的血。唐河给了我庇身的便利，也给了我不该有的荣誉。现在我用我的血报答了它，在我离开的时候可以了无遗憾了。这期间我忙着跟人告别，馇子铺的刘满福，船务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学奇都打过了招呼。青风岬灯塔的几个工友还在岳宝瑞家摆了一桌酒为我送行。提起灯塔，大家一吁三叹：说老李是把灯塔保住了，可保住灯塔又有什么用，到头来咱们倒把工作丢了。岳宝瑞说你们这话就不对了，只要灯塔在，咱们还愁没有活干吗?现在是战争时期，过了这阵，灯塔还得运转，除非海里没有船了。一个叫李三的工友说老李给咱们留下了吃饭的家伙，等这场该死的战争打完了，还得请老李回来，咱们还在一块儿守灯塔。

　　白天找不到孙晋，我瞅晚上到政府院里去了一次。孙晋和温丽新都不在家，门上挂着锁，问邻居，说孙晋好多天没回来了，只有温县长在家，每天开会要到半夜。我很想见见孙晋，像以前那样就着花生米和咸菜，把一瓶酒喝到半夜。我想见孙晋还有另一个打算，就是在临行前把我讳莫如深的那件事告诉他。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有对不起谁的地方，第一个是我哥，第二个就是孙晋了。不客气地说，是我欺骗了他。随着我们之间友情的加深，内心的歉疚不经意地便会冒出来，压得我抬不起头来，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格挫折，是一种无法救赎的个人品行的迷津。现在终于要离开了，我不该背着那个包袱上路。还记得父亲常说的一句话——说破无毒，我想孙晋是会谅解的。

　　现在想一想，那时候我似乎是过于轻率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离开一个地方竟能让人如此轻松!我不但要和人畅叙友情，还怀了迫切的欲望，要卸下那伞背了很久的包袱。如果不是罗苏维，我想我在后来是会把事实真相告诉孙晋的。

　　罗苏维是这期间唯一一个知道事实真相的人。在我出院第二天，罗苏维来看我，她进门便把一张报纸递给我：“这上面有你的消息，”她把挎包放在米柜上，“你总能制造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新闻。”

　　这是当天的《唐河报》，第三版有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的消息，标题是：《昨日疆场勇士，如今重披战袍》。我站在炕前，把那条消息草草浏览了一遍。“除了标题有些夸张，”我说，“内容基本属实。”

　　“你有把握吗?”罗苏维看看我，“报名的据说有两千多人。”

　　“就算在两千里面挑一个，也应该是我。”

　　“那就去吧，待在灯塔那种地方，真是委屈你了。如果有机会，我也想走，不知道他们要不要女兵。”

　　“没听说要女兵，”我说，“你不要把前线想得太浪漫了，那可是炮火连天的战场，马上到冬季了，冰天雪地的，条件会非常艰苦。你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开你的画社吧。”

　　罗苏维沉默了一会儿。说：“出院以后见过杨舸吗?”

　　“见过，”我说，“要离开了，去告诉她一声。”

　　“听杨舸说实验小学想让你去当教员。她跟你说了?”

　　“已经决定要走了，除了参加志愿军，别的都不考虑了。”

　　“你可能失去了一次机会。”

　　“也许等战争结束以后，我会再回来当教员。”

　　“我说的不是当教员，实验小学不缺教员。”

　　“那我就更没有理由往里挤了。”

　　“还挺虚伪的，”罗苏维淡然一笑，“杨舸的意思你不会看不出来吧。”

　　“她什么意思?”我索性装到底了。其实我觉得自己并不见得有多虚伪，就算我看出了杨舸的“意思”，杨舸毕竟没说出来，杨舸没说出来的意思是不算数的，我总不能单凭自己的感觉，就公然宣称杨舸对我怎样了，就像此刻，我能感觉到罗苏维潜藏在心里的那种闪烁不定的情感，我不是傻瓜，我能捕捉到从对方心底传达出的那种细微的东西，但某些时候人总得把自己弄得糊涂一些。记得郭兰曾说过女人都会被我迷住。公道地说，我没有刻意去“迷”过谁。也许潜意识中对女性的好感驱使我广布爱心，在某一时间里，它忽然有了回报，甚至显得有些拥挤，但这不是我的错，从本质上说，我从里到外都是比较收敛的。在我决定离开唐河的时候，先后有两个女性向我表示了她们那种闪烁不定的情感，但我不能容许自己有任何回应，如果她们说出来，我会费一些口舌并带走一些歉疚的记忆，，她们不说，我和她们之间就依然还是那种彼此可以吐露心声的异性朋友。

　　那天我和罗苏维谈了整整一上午，开始的时候我便把那件事如实告诉了罗苏维。我觉得罗苏维和别人不同，我要对孙晋说，是因为我需要谅

　　解来求得心灵的救赎，而对罗苏维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秘密，以前没说，是怕吓着她，如今就要离开了，事情窝在心里不吐不快。我像在讲别人的事，像在回家之后脱下外套那样自然。我说你记住一个名字。那个人叫李广举。你第一次在孤城驿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李广举，不久之后他来到唐河镇，他过了一条河，然后就变成了李广武，他为李广武活了一段时间，活得非常不真实，所以他必须走，他要让自己重新复活……我至今清晰记得。罗苏维确实是被吓着了，她纹丝不动坐在春凳上，双手支着下颏，两眼顺下来望着脚尖。在我叙说的时候，她始终屏住呼吸不敢看我，仿佛搞不准我变来变去的会变成什么样。我讲完了，没有得到任何反响，在炕沿上呆坐了一会儿，觉得肚子都倒空了，便拿起放在炕上的报纸从头看起来。

　　过了很久，罗苏维动了一下，长嘘了一口气。说：“我能感觉出来，你的心是真实的。”

　　唐河支队

　　该死的美国飞机又来了几次，不过再没扔炸弹，而是在县城附近撒了很多宣传品。那些彩色的纸片像蝴蝶一样到处飞舞，搅得人眼睛一怔一怔的。按照通行的说法，美国人这次给我们送来的是胡萝卜，《唐河报》就刊发过一篇题为《大棒不灵，胡萝卜又有何用》的社论。美国扔过来的胡萝卜甜兮兮的，还有些酸，他们盛贺中美两国的传统友谊，列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有各种装备和物资的明细，有阵亡的美国志愿者的准确数字，然后又介绍射程二十公里的大口径火炮、越野性能良好的M26潘兴主战坦克、续航能力可达数千公里的B29远程轰炸机以及平均身高1.78米的美国军人，仿佛是想让唐河人买下这些好东西。我方则动员居民和学生四处回收宣传品。人们背着布袋子，捡蘑菇拾麦穗一样在山上和田野里仔细搜寻，往往是白天刚捡过，晚上又撒得到处都是。后来干脆不捡了，还选了几条传单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然后逐条反驳：你不是说美国大兵壮实吗，这面则反驳说现在已不是冷兵器时代，个大只能增加命中率。至于什么“破二舅”轰炸机，更是笑死个人，它磨蹭了半天，却连一个灯塔都炸不倒。这一招果然有效。人们再也不觉得那些传单有多神秘了，居民在街谈巷议的时候更多是拿美国大兵取乐。据前线传回来的消息，即使短兵相接，那些傻大个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在拼刺刀的时候不停地和他们绕圈子(那情形大概就像“老鹰叼小鸡”的游戏)，而他们两眼发直，不会转弯，绕来绕去便输给了我们。

　　若千年后，重新回忆那几天的情形，我觉得有一件事至关重要，这件事让我和唐河本该中断的故事重新得以延续。我不能说是这件事让我滑进了深渊，但它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即使在我写这部手稿的时候，如果能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恐怕我也会断然放弃选择，因为我不能想象没有另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这个人就是杨舸。

　　大概在我出院四五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我从岳宝瑞家回来，杨舸就在院子里等我。我和岳宝瑞喝光一瓶烧酒起码需要一个小时，然后又和岳宝瑞夫妻闲谈，回来的时候应该在九点以后。我说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杨舸说她刚想走，以为我不回来了。杨舸是来给我送行的。以前借我的两本书也带来了，一副要交割清楚的样子，她还送我一支派克笔和一个羊皮面笔记本。我把杨舸让进屋，摸索着把书和本放在柜上。由于实行灯火管制，我没有点灯，只是摸索着说：“这是春凳，你坐。”

　　“不想看看我赠送的礼物吗?”杨舸倚在炕前，透过窗外的白光，能清晰看到她两条直垂下来的发辫。她静静地站着，像印在窗上的一张黑白分明的剪纸。杨舸幽幽的影子，让我感觉到了分别之前的怅惘和忧伤，我心里不由沉了一下。

　　“谢谢你的礼物。”我摸到火柴，点起一支蜡烛。羊皮本子很精致，杨舸在扉页上写道：“路途艰险。但愿它能一直陪伴你……”

　　“谢谢，但愿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我吹灭蜡烛，说，“咱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拐上唐河河堤，沿着树下的小路往南走。往日里嘈杂的船码头寂静无声。没有灯光的唐河镇过早地进入梦乡，只有河水冲刷堤岸的声音格外清晰。

　　杨舸沉默着，好像临分别的时候反倒没有话说了。我知道这沉默具有强制意味。能做的她已经做了，她把皮球传过来，我必须做出反应。起初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既然注定要离开，似乎没有理由再给自己弄出一些牵肠挂肚的事，但杨舸的存在是不能回避的，她那略显单薄的身影，细而长的发辫以及从发辫里散发出的气息都不容我漠视。我没有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例行公事地畅叙友情，然后再和她握手分别，而是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战争结束之后我不回唐河，你能跟我走吗?”

　　“我会的。”杨舸不假思索地说，仿佛她已准备了很久。

　　“你并不了解我。”我说。

　　“你不就站在我面前吗，我干吗还要了解你?”

　　到了这时候，大概就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不知道是谁先伸出手臂，后来我们就挽着胳膊走了。我们都很自然，至少在表面看不出那种初次突破的冲动和惊喜，仿佛我们早就应该这样。我问她在院里等了多久，杨舸说有两个小时。我说如果我今晚不回来你怎么办?杨舸往我身边靠了靠，说：“我知道你会回来。”

　　在一处石垒旁边，我们遇到了两个谈恋爱的人，他们堵在道上，正在忘情地接吻。杨舸碰碰我，故意调皮地咳了一声。那两个人迅速分开，装模作样各自呆站着。走到跟前的时候，他们大概看出我们也是这一路的，于是两个人又凑到一起。那男的十分拙劣地问我们：“今天晚上还没有电吗?”

　　“没有。”我说。

　　“所以我们都出来了。”杨舸说。然后我和杨舸相视而笑。

　　杨舸说她参加了动员工作队，明天要去仙人洞区。“也许你走的时候我不能送你了，”杨舸用力靠着我。“不管多长时间，我都等你回来。”

　　“咱们只有一个晚上了。”我说。

　　“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杨舸突然把脸贴住我的胳膊，无声地抽泣着。

　　这是一句含有歧义的话，我不知道她指的是过去还是现在。我抚摸着她的发辫，故作轻松地说：“如果我现在做点出格的事，你不会介意吧?”

　　杨舸抬起脸，说：“我不相信，你还能出格?”大概是我轻松的语气影响了她，杨舸又恢复了以往调皮的样子。她偏着脑袋望着我，细长的发辫，淡淡的眉。这张脸说不上漂亮，但清秀婉约，这张脸是亲切的，这个人是亲切的，亲切得让人心痛。

　　杨舸当然不会知道，我是经见过的，我的“接吻术”堪称精到，是在另一个女人那里千百遍磨练出来的，我轻易地便使杨舸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轻轻地引领着杨舸，和她一起呼吸，这时候心里竟然升出一丝悲凉，这种感觉逐渐由模糊而明确，是对隐在远处的另一个人的牵挂——郭兰离我似乎真的很遥远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有人咳了一声，原来是那一对恋人又转回来了，对方在向我们还以颜色，但我和杨舸没有分开，只是往旁边挪了一下，让他们擦身而过。

　　孙晋有一天上午来找我，他带来的消息完全

　　出乎我的意料。我参加志愿军的事没被批准。据孙晋说这是县里的决定，留下我另有任用，唐河县要组建一支三千人的支前大队，按辽东省编制，每县属一个支队，孙晋任唐河支队的支队长，考虑到我的战地经验，任命我担任副支队长。

　　孙晋带来的消息让我哭笑不得，我说：“这是你的主意吗?你搅乱了我的计划。”

　　孙晋说：“这可是三千人的队伍，按人头够一个整旅了，我没经历过战争，到了前线可全靠你了。县里的精神是既要完成支前任务，又要把人好好带回来，责任不轻啊!”

　　“怎么会这样!”我说，“都知道我要去前线了……如果我坚持的话，县里会让步吗?”

　　“你最好还是服从，”孙晋说。“一面是志愿军战士，一面是副支队长，哪个轻哪个重，你自己权衡。”

　　这件事让我觉得沉重。孙晋所谓的“战地经验”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三千民夫是个什么概念，如果真要我对三千条生命负责的话，我想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

　　我是硬着头皮去县里报到的。唐河支队筹备处在教堂广场西侧万字会院里办公，清一色的年轻干部。报到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我大可不必为什么战地经验担心，省军分区有一个连队等在宽甸，担负唐河支队的警戒任务。支队本身也是半军事化编制，支队长以下有三个副支队长，另有正副政委两人。全县三十二个区，每区属一个分队，设正副分队长和指导员，形式上这简直像一支准军事部队。

　　我负责东部六个区，主要落实人员和物资筹备情况。按东北局的命令，我们只有一个礼拜的筹备时间，就是说在七天之阿，唐河必须有一千副担架和三百挂大车开上前线。上任第二天，我就去东部六区检查筹备工作。我发现下面各区工作效率很高，区村干部把工作做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我参加了几个村一级的动员会，村干部们的说词通晓明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现在狼来了，是在院子里打还是在屋里打，如果等到狼进了屋子再打，可能碰碎坛坛罐罐，弄不好还要搭上孩子，所以万万不能让狼进家，必须在院子里把它打跑——当然，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它打死。这样老百姓就很容易理解了。朝鲜半岛就像我们家的院子，而鸭绿江就是正屋的门槛。我还发现老百姓对战争的态度很乐观，他们轻松的样子简直把去朝鲜前线看成赶集一样，人们兴冲冲地报名。嘻嘻哈哈地谈论江对面的新义州和平壤，谈论薛礼征东的故事。当然这应该归功于说书人的影响，那些传奇式的战争故事使我们的动员一呼百应。

　　在孤城驿区，我审查民夫花名册时，发现程天佩居然也报名了。因怀疑是重名，我找民政王助理核实，老王说这个人年龄是小了点，但一再要求，看他挺积极的，人也机灵，就登录在册。看情形确实是程天佩了，小家伙的举动有些反常，真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能让他离开那条破船。我瞅空去了一趟海边，登上海边的山头，下面的景物一览无余。海滩依旧是那样洁净，只是那条水泥驳船不见了，在那条船的旧址，散落着一些黑乎乎的水泥块，那应该是驳船的碎片。程天佩的家没有了，我不知道那是人为的破坏还是自然的力量。不管怎么说，那都是程天佩的一次重大挫折，因为我最清楚小家伙是多么眷恋那地方，如果驳船还在的话，很难想象程天佩会离开。返回的时候遇到一个放牛的汉子，据他说船是被公安部队炸掉的，因为局势紧张，海边的一些障碍物都被清理掉了，以便于抗登陆作战。我问见没见过船里住的那个小男孩。“今天上午还坐在山顶上，”放牛人说，“他常过来。”

　　岳宝瑞也在城关区报了名，他对他爷爷当年败走平壤的事始终耿耿于怀，说那是因为国运不济，如果搁在今天，凭老爷子的身手，一杆红缨枪绝对是所向披靡。他还去裁缝铺赶做了一袭黑色披风，长可接地，大红的里子，看起来有些疹人，但岳宝瑞爱不释手，他管那东西叫“战袍”。我说咱们这些人固然很光荣，并且任务也很重要，但性质上还是属于“夫”一类，是为战斗部队服务的，不宜把自己弄得太扎眼。但岳宝瑞热情不减，根本听不进我的劝告，他还把那东西抖搂开披在身上，道士作法似的舞弄了一气。

　　有一天我从鲍码区回来，意外地在队部院里碰到杨舸，杨舸押运物资回县，当天还要赶回仙人洞区。她幸灾乐祸地问我还想不想走了。我说等机会吧，战争不结束总有机会。杨舸笑着说你挺会算计的，志愿军战士不当，直接当支队长了，让你白赚一支钢笔。我说一支钢笔算什么，我白赚的好处大了。杨舸一下红了脸，说你别嬉皮笑脸的，咱们现在可是上下级关系。看杨舸穿得单薄，我脱下大衣给她，杨舸说什么也不穿，她说要觉得冷了还可以回家取棉衣。我把房门钥匙留给杨舸。让她以后有时间去照看一下。这时候有人喊杨舸去库房，杨舸把钥匙揣进兜里，盯住我看了片刻。说：“你披上大衣很有风度。”

　　我说：“还有什么?”

　　“还有忧伤。”杨舸莞尔一笑，然后就匆匆走了。

　　我望着杨舸的背影，忽然觉得很幸福，那种幸福的感觉不仅仅是通常的男女愉悦。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家室的温情。我不由暗自庆幸，庆幸没被批准参军，和我哥比起来，我确实是幸运多了。

　　出发时间定在晚上。唐河支队在教堂广场开了一个简短的誓师会，广场周围有数百个灯笼在风中晃动，人和车黑压压一片，看起来很有声势。而这仅仅是西部的十几个区，北部和东部各区没进县城，他们在半路上集结。先是授旗仪式，温丽新代表县政府把“唐河支队”的旗帜郑重交给孙晋。孙晋站在马车上，迎着北风宣布纪律，至于日程安排，按惯例一概不提。孙晋之后，有几个民夫(现在叫队员)代表讲话，他们情绪十分高涨，无不表示了誓死赴国的决心。代表城关区的岳宝瑞上来先长吟《兵车行》：“车辚辚，马啸啸，行人弓箭各在腰……”他到底穿上了那件黑披风，大将军似的凭轼而立，抑扬顿挫地宣读了他的“讨美檄文”。罗苏维也来了，她交给我三个食品包裹，我和孙晋、程天佩每人一个。我感谢她的关照，罗苏维说你不用谢我，我是受人之托，应该给你送行的人不能来了。特意交待我来送你，回头我还得把你今天晚上的一切活动记录下来，好向人家汇报。罗苏维让我照顾好程天佩，到了前线别让他乱跑。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保证把程天佩好好带回来。

　　车队出发了，第一挂马车的车辕上插着唐河支队的旗帜。马车一辆跟一辆，首尾相接。所有的灯笼都灭掉了，广场上一片漆黑，大车的铁轮，杂乱的牲口蹄脚伴随着低沉的吆喝，在夜空中汇成一片喧嚣。此刻的唐河镇就像一口鼎沸的大锅隐在暗处，混混沌沌的有声无形。队员们都坐在车上，可以谈天唠家常，但严禁取火照明。车队出了唐河，东部和北部各区早已等侯在路上，沿途不断有小股队伍加入，车队越走越长，及至到了最东边的孤城驿，前后拉开了约五六里的样子。

　　队伍在孤城驿稍事休整。给牲口饮水上草料，各分队干部忙着清点人数，检查车马。经查：有三挂大车中途抛锚，五个人有感于路途险恶不辞而别，另有两人在车上打瞌睡时栽到路上，被牲口踩伤。经队部研究，通过孤城驿区委会紧急征调几名修理工，并临时购置必需的马车零部件

　　和车挽具，区分队以下直至各班组干部，要对部属严格管束，未经许可不准离队，解手必须得两人以上，因为在减员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在解手的时候一去不回。

　　经过短暂休整，车队又重新上路了。我去孤城驿分队找到程天佩，程天佩穿着他的大棉袍，坐在车耳板上替车老板赶车，用类似于女人的嗓音喊着哦哦驾驾。看见我程天佩非常兴奋，他从车耳板上蹦下来，拉着我说：“太有意思了，咱俩又走到一起了。”孤城驿于分队长看他疯疯张张的。提醒说这是咱们李副支队长。程天佩说你这家伙真行，不声不响就弄个支队长。我把包裹交给他，让他赶紧回到队列中去。程天佩磨磨叽叽的想跟我走，我严厉起来，训了他，小家伙不屑地说：“别给我端架子好不好，咱们谁不知道谁呀。”

　　我乘坐的是最后一辆车，车上拉着在孤城驿紧急征调的修车工人。修理工们都是在被窝里被喊起来的，据他们说，区委会答应每月给一担粮的劳金。我想孤城驿区委会也是没有办法，措手不及。也只好出高价雇人了，而支队的三千民夫却是出义务，他们只能让家人享受代耕的待遇。为避免造成不良影响。我告诉他们不要再对别人讲劳金的事。只管干好本职工作就是了。前头偶尔有车抛锚，我便安排修理工火速赶到现场抢修。工人们提着工具箱跑得气喘吁吁，说这一担粮可真难挣。后来我让孤城驿区分队卸下两匹好马，拴在车后以备急用，再接到故障报告，工人们便骑着马赶往现场。

　　车队在大东沟休息了半天，于第二天晚上到达宽甸河口。支队接到命令：凌晨一点过江。如此庞大的车队，足以使鸭绿江右岸这片狭长地带乱成一锅粥。由于队伍拉得太长，指挥调度极不方便，孙晋采用了我的经验，卸了几匹牲口，供传达命令使用。那些牲口平日里只知拉车犁地，一旦被生人骑上，不是原地打磨磨赖着不走，便是横冲直撞尥蹶子，有一头骡子还把支队政委卜大有掀翻在地，乘着夜色逃逸而去。后来省军分区拨给的警务连到了，他们带来了通讯工具，再指挥起来就方便多了。

　　河口的夜晚看起来和唐河差不多，黑灯瞎火的，绝无一点光亮，但却是人声鼎沸，热闹得像一个蜂巢。除我们之外，还有郐县的支前队伍，所有的物资和人员都在向这里集结，等待过江。河口就像一张大嘴，一股脑地吞食着战争干粮。

　　凌晨一点，我们的车队顺利通过了鸭绿江浮桥。

　　焦土·雪野

　　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接触过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些古国名词。自安东都护府以来，鸭绿江东岸这块土地似乎总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为它搭进了多少条性命，连自己都难以计数，我们有一百条理由为它着迷，到头来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岳宝瑞的爷爷岳振邦逃走那时候起，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咝咝作响的炮仗，但仅仅隔了几十年，在它炸得遍地开花的时候，我们又回来了。

　　沿X号公路往南开，恶战的迹象随处可见，沿途看不到一个完好的村庄，所过之处，满眼都是废墟，炸断的大树横在路边，甚至连岩石都被烟火熏成黑色。路上，不断能遇见队形不整的朝鲜人民军向北撤退，即使遇见我们这样一支骡马车队，他们也会谦恭地等候在路边，让我们先过。

　　每当中途休息的时候，支队都要抓紧时间进行防空演习，警务连的人安插在各分队指导训练，我们被告知：听到号声，须立即就地卧倒，双手掩住耳朵，嘴张开。队员们没经历过轰炸，觉得这种姿势挺滑稽，他们说这是“旱地扎猛”，每当训练结束，大家嘻嘻哈哈地互相取笑。第一次经历轰炸是在龟城南面，车队正走在一片低山地区，忽然响起了防空号声，我们刚隐蔽到公路边的树林里，便有两架飞机低空飞过来。巨大的轰鸣声夹杂着哨音呼啸而过，像从地皮上碾轧过去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或许是试探，那两架飞机往公路上投了几颗炸弹，有一挂马车受了惊吓，从隐蔽处狂奔而出，笔直地冲下公路。那两架飞机有了目标，依次俯冲下来，又投下两颗炸弹。在腾空而起的烟雾中，眼见车轮像风筝一样斜飞到山那面去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岳宝瑞也冲出树林子，他的黑斗篷高高地飘起来，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展翅欲飞。只见他冲到一片开阔地上，指天画地声讨空中强盗。在我旁边的警务连丁连长骂了一声：“这是哪儿冒出来的活宝!”有好几个声音大喊岳宝瑞，但他像没听见一样。丁连长迅速冲出去，拉了岳宝瑞一把，岳宝瑞顾自大喊大叫，梗着脖子作岿然状，后来还是老丁用了擒拿功夫才把他放倒。

　　这天晚上，各分队都分到了马肉，丢了马车的车老板伤心得直哭，数叨说那是三匹好牲口，其中一匹骒马刚配了种。还花了一斗高粱的料钱，现在可好，齐根都炸掉了。卜政委耐心劝了他半天，说这是他的光荣，何况按规定还可以得到赔偿。车老板好歹不哭了，但他坚决不吃马肉。

　　晚饭后召开了分队以上干部会议，孙晋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强调说隐蔽是头等大事，据他观察，今天被炸毁的那挂马车根本就没闸。我注意到孙晋的语气也不像以前了，他再没像以往那样强调要把人都好好带回去，而是说要把伤亡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一个不祥的变化，是身临其境的人才有的一种直觉。孙晋还对丁连长的果断行为表示感谢，说要建议军分区给丁连长记功。至于岳宝瑞，经研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没收黑斗篷，并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散会后我在队部拿了一件棉衣，来到城关区分队。岳宝瑞的黑斗篷已被收缴，他瑟缩着身子。一个人坐在树下，膝盖上垫着小本子，眼神直勾勾的，看样子又在构思了。我把棉衣给他披在身上，岳宝瑞一下又来了精神，说今天很不错，至少有两首新诗，都是以前没体验过的，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意境。说着便站起来，背着丰走了两步，随之抬头望着夜空吟出两句。我打断他，说你把诗先放一放，今天晚上还要写一份检讨书交到队部。岳宝瑞一听便火了，他拍拍身上。说：“不是把斗篷拿走了吗，还写什么检讨!”

　　我说：“对你的处分是队部研究决定的，不能更改。你今天的行为非常愚蠢，要不是丁连长，还不知会闹出什么后果，你不怕死，图一时痛快，可你想过没有，在你身旁还有三千人的车队。”

　　“他们都说我傻，”岳宝瑞说，“我骂飞机，飞机在天上，它听不见，我知道它听不见，听见了也听不懂，那是美国飞机，美国飞机能听懂中国话吗!”

　　“那为什么还要往外跑?简直是不可理喻!”

　　“那挂车跑出去，没有一个人敢去拦，我去拦车，他们就说我傻。”岳宝瑞不屑地一笑，“傻就傻吧，我要是不傻，他们会没有面子的。”

　　“既然出去拦车，为什么不向队里说明情况。”

　　“开始是为拦车来着，后来看见车和马都炸飞了。我真有些控制不住了。反正已经暴露了，又不能往回跑，索性豁出去了。”

　　“后来你是真傻，”我说，“这是朝鲜，天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来一下。以后咱们都得悠着点儿。嫂子和联松可都盼着你能好好回去。”

　　“那个丁连长，”岳宝瑞揉着腰说，“下手挺狠的，那一下简直把我摔晕了。”

　　“你感谢他吧，”我说，“要不是丁连长，你这

　　阵就和那几匹马差不多了。”

　　X号公路的夜晚喧闹无比，白天隐蔽起来的各兵种此刻仿佛一下都从地底下冒出来，各种辎一重车辆和步兵纵队一股脑地往南开，我们的车队动辄被挤到路边，等着让机械车辆先通过。在步兵纵队里，不断有唐河籍的战士认出同乡，跑出队列交谈几句，然后又匆匆去追赶部队。从同乡们口中得到的消息：他们继上一次战役之后。已经休整了很长时间，据他们的经验，休整之后必有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越往南走，越能感受到战争的酷烈，轰炸已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了，即使在晚上，敌机也频频地出来骚扰，照明弹动辄挂在半空，明晃晃地把黑夜变成白昼。轰炸一轮跟着一轮。炸毁的辎重车辆立即被掀翻到路边。人们不断地疏散。卧倒，等着刺耳的呼啸和巨大的爆炸声响过之后，再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向南、向南。支队已经有了伤亡，两个队员在轰炸中牺牲了，另有几个人负伤。我们这支救人的队伍，在远离战线的地方却先搭上了两条人命，牺牲者被掩埋在路边，做了记号。孙晋整日里表情严峻，撤了两个行军时打瞌睡的分队长。连续几天夜行军。又有几个车老板损失了马车，在看到入的伤亡之后，没有人再哭他们的马了。队列中，偶尔能看见这样的车老板，他们神情呆滞地抱着鞭子，坐在别人的马车上。

　　大约一星期之后，我们在一个叫东郭里的山区小镇上驻扎下来。这里漫山遍野都是油松，铁路线就从小镇穿过，山谷里有一条河，河两岸晾晒着一排排规格不等的白布，野战医院就隐蔽在油松林里。东郭里能听到隆隆的炮声。像闷雷在天边滚动，迹象表明：那场大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我们刚驻扎下来，便向前沿派出了十多个分队。我随第一批派出的孤城驿分队往东南方执行救护任务，路上我告诉程天佩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乱跑，更不许逞强(当年他就是愣头愣脑地乱窜与家人走散的)。程天佩咧嘴笑着说他是见过世面的，猪嘎子才瞎窜呢。但他很快就让我见识了他的“世面”，其实程天佩极其胆小，和岳宝瑞正好相反，在安全方面完全不用别人操心。离前线还很远，他就一惊一乍地频频卧倒，卧倒的时候像个刺猬，身体缩成一团，连脑袋都埋在大棉袍里，有好几次是分队长扯着耳朵把他从大棉袍里提溜出来。“这小崽子该调到支队当安全员了。”于分队长说。

　　那天仗打得非常惨烈，在××高地的拉锯战中。一个连就抬下来二十多人，下来的都是重伤号。经战地卫生员简单包扎，迅速转到野战医院。我后来看过一本美国军官写的书，他坦言：如果用勇敢来形容中国军人(指志愿军)是不确切的，就军人而言，勇敢是对职业的忠诚，因而也应该是理性的。而中国军人显然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那是一种东方式的掺杂着白干烧酒气味的酷烈，他们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胆怯的，但双方一旦胶着之后。他们便会像长着巨大吸盘的蚂蟥一样叮住对手，即使把身体一截一截拽断，吸盘还会叮在你身上。这位参加过朝战的军官至少有一点没说错一就是志愿军士兵的韧性。那天在我们抬下来的重伤号中，有的在下面稍事包扎，便以“白干烧酒”的步子，摇摇晃晃又返回了阵地。我们的人不能和伤员撕扯，看他走得费劲又不放心，便扛着担架跟在后面。

　　程天佩在担架队里简直是个累赘，他第一次抬担架便摊上个壮实的山东兵，没走多远就累得打晃儿。山东兵伤在头部，给程天佩晃悠得难受，没好气说小孩你能行吗，我看还是你上来，我抬你吧。于分队长只好把程天佩替换下来，程天佩便豁搭着大棉袍跟在担架后面跑。

　　我始终怀疑程天佩来朝鲜的动机。战争爆发后，沿海一带已经被严密封锁，不用说，程天佩的“买卖”已经无法再做下去了，即使他自己也不再有退路。他争着来朝鲜，极有可能是寻找某种机会，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向我打听釜山和济州岛这些地方，言谈中对南方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大棉袍里该藏着这些年积攒的全部家当。

　　这天晚上的例会上，我跟孤城驿于分队长提起程天佩的事，于分队长也认为程天佩太小，留在担架队不合适，后来商量让他去支队部炊事班。程天佩软磨硬泡。赖在孤城驿分队不走，我让人去把程天佩找来，问他为什么不去炊事班。程天佩说：“我来朝鲜不是为了做饭。”我说这里离釜山和济州岛还远着，就算到了南方，语言不通你什么也办不成。再说到处都在打仗，你乱跑是很危险的。“那可是你说的，”程天佩翻着白眼，“我跑什么，我哪也不去。”我说你能老老实实待着比什么都好，你姐让我照顾你，我就得把你带回去，好好地回唐河，不要想三想四的。程天佩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不像开始那样嚣张了，但又说他不会做饭，我说那就干杂务，总比你在担架队有用处。程天佩死皮赖脸说我当了副支队长脾气见长，又刻薄地提起当初在孤城驿那一段，仿佛那是一个永远的把柄，给他抓在手里不放。我被他说得耳根发热，不由发火道：“你少跟我废话!这里不是孤城驿，再胡说八道当心我关你禁闭!”

　　“看把你气的，”程天佩又笑嘻嘻地说，“我今天就去炊事班。我去还不行吗。”

　　战线不断往南移，我们的驻扎地点已经换过好几次了，当然有时候进了又退，重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总的趋势是往南。支队始终以铁路为轴线，把马车和担架派出去。在那些汽车难以到达的地方，唐河支队的马车就显得越发重要了，我们装载着弹药和给养的马车，总能在关键的时候赶到关键地方。在这异国他乡的荒山野岭，操唐河方言的吆喝分外悠长：“我我(哦哦)，吉啊吉啊(驾驾)——”那声音透着急切和激昂，或许还有几分苍凉。

　　腊月里，连续下了几场雪，然后便是持续的严寒，很多队员冻伤了，脚肿得脱不下棉鞋。马车动辄陷在雪窟窿里，行动起来越加困难了。队员们经常在离阵地很远的地方就卸了牲口。把车队变成驮运的马帮。在敌军的“冬季攻势”中。前沿频频告急，尽管我们的“白干烧酒”让对方感受到透彻腑脏的辛辣，但是，当阵地上最后一支苏式冲锋枪哑火之后，谁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有时候我们的驮队到达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应。我们毕竟在用血肉之躯去拼钢铁，装备上的悬殊差距。注定我们要付出数倍于人的伤亡。

　　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有机会赶着牲口直达前沿的队员们改变了身份，他们拣起阵亡士兵的枪支，以唐河人特有的羞涩，极谦逊地向人请教装填和击发的要领。然后红着脸找一块地方匍匐下来，尝试他们那并不精到的射术。我们的队员就像侍候主人打猎的仆人，能被蒙准放箭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

　　事情最初还是由岳宝瑞引起的。一次他参加随队救护，阵地上枪炮声连着响，后来就逐渐稀疏。上面曾经打得挺热闹，但没有送下来伤员，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于是岳宝瑞抱着担架“溜达”到阵地上。他看到的景象触目惊心，阵地像荒地被犁铧走过，早已看不见什么工事，大部分人无须救护了。需要救护的人都在射击，忙于应付新一轮的进攻。岳宝瑞拣了一支枪，脱下单衣系在刺刀上，向山下摇动，给队友们发出了上山的信号。这是一个即兴做出的命令，包括城关区分

　　队长在内，没有谁对这个命令表示怀疑，他们服从了这个被嘲讽已久的傻瓜。整个分队扛着担架挤挤挨挨地往山上走，他们的样子像结伙去赶集，他们受到的训练是救护，没人知道还有什么散兵线或迂回前进的说法。当他们到达阵地之后，岳宝瑞已经从幸存者那里学会了放枪，他只比队友们早到了十几分钟，就这十几分钟。岳宝瑞已经攒下了某种特殊资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无视分队长的权威，从他那张善于吟哦的嘴里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然而也颇为有效的命令。队员们放下担架，操起阵亡士兵的武器，互相打听哪儿是“搂火”的地方，然后趴到岳宝瑞指定的位置上。甚至城关分队长也没有对岳宝瑞的行为提出质疑，瘟头瘟脑地做了自己部下的部下。岳宝瑞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口令：“手榴弹准备!”“预备——放!”岳宝瑞指挥得酣畅淋漓。这是一支有生力量，洋溢着从幕后初到前台的喜悦气氛，似乎连最胆小的人都因窃喜而心尖打颤。“老岳真行!”他们说，“这伙计给咱们揽了个好活儿。”有人把手榴弹当“毛石”朝蠕动的散兵线扔去，山下也攻上来几次，但这边仗着人多势众，并不把占领者放在眼里，队员们撇下枪支，拿起抬担架的木杠子，气势汹汹地与占领者进行“群殴”。据他们的经验：枪那东西玩不转，使起来只能朝前捅，远不如木杠子抡起来顺手。战斗间隙，队员们哼着小调在阵地上闲逛。有人掏出唐河的蚬干让“志愿军兄弟”尝鲜，他们甚至劝那十几个幸存者“下去歇一歇”，想从“友军”手里接过防区。就是这么一帮人，却在鸡公岭坚守了一天。他们胜利了，但这是一次沉重的胜利，二十多个唐河人战死在阵地上。

　　尽管死了很多人，但城关区分队的胜利还是让队员们情绪高涨。把伤者送进野战医院的时候，担架队员们甚至喜形于色：“借光借光!”有人大声嚷嚷，“我们是唐河支队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伤号。”但孙晋却震怒了。在紧急召开的队部会议上，孙晋把这次胜利称为“特大事故”，他提议先撤掉“蛮干”的城关区分队长，等事件完全调查清楚再另行处理。卜政委的意见则完全相反，他认为这是唐河支队乃至唐河人的光荣，城关区分队长不仅不能处分，还要为他和整个分队请功。孙晋和卜政委争论得非常激烈，他们针锋相对，都拍了桌子。孙晋说我们把人拉出来，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一下二十多条人命，我们回去怎么向家乡人交待!卜政委说难道他们是嬉水淹死的吗!他们是烈士，是英雄，死得其所。孙晋说咱们到朝鲜干什么来了，是后勤支援，拿一帮没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去拼敌人的正规军队，简直是犯罪!卜政委说可事实上呢，我们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我们守住了阵地，我们是无可非议的胜利者。孙晋说简直是可悲的胜利!卜政委说你这种观点很危险，只有唐河没有国家。狭隘的本位主义。表决结果孙晋的提议被通过，城关区分队长撤职等候处理，另派文副支队长代理城关区分队长的职务。我支持孙晋的观点，支队的任务是支援前线，如果好战的情绪得不到抑制。不但不能完成支援任务，还会给唐河支队带来更多的伤亡。

　　稍后，志愿军某部送来一面锦旗。还拉来一卡车罐头和压缩饼干，感谢我们协助固守鸡公岭。那面锦旗只挂了一刻钟，志愿军首长刚一离开，孙晋就吩咐人把锦旗收了起来。为城关区分队请功的事自然也压下了。撤了职的城关区分队长找到队部大吵一顿，要求给死难者一个结论。孙晋一怒之下，把分队长关了禁闭。在分队长例会上，孙晋喊哑了嗓子，责令各分队保证队员生命安全，他反复强调：安全是衡量工作成绩的首要标准，如果死了人，没有功劳只有罪过。例会还没结束，队部外面忽然闹腾起来，岳宝瑞把自己五花大绑，率领城关区分队前来“请求处分”，要求和分队长一起关禁闭。孙晋大怒，吩咐人把岳宝瑞抓起来，但被卜政委制止，卜政委认为孙晋情绪过于激动，不宜出面，只领着我们几个副职出去平息事态。卜政委严厉批评了城关区分队无组织无纪律，让人把岳宝瑞的绳子解了。岳宝瑞代表城关区分队提出几条要求，那几条要求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参战的事必须有一个结论。卜政委答复说队部正在研究，让队员们先回去。软硬兼施，总算把人打发走了。

　　研究处理意见时。孙晋坚持认为：城关区分队的行为不宜提倡，孰功孰过，先搁置起来再说。支队方面也做了一些让步，解除了城关区分队长的禁闭，并为牺牲的队员举行了正式的葬礼。

　　一月份，传来鸭绿江浮桥被炸的消息，队员们情绪便有些波动，议论说必须在江面解冻之前回国，否则的话，即使我们能想办法过江，马车是无论如何要丢在朝鲜了。中旬，支队接到县委和县政府联合发来的电报，电文称：“幸闻城关区分队浴血阻敌，可歌可泣，拟呈报省府给予表彰，速将名单并事迹材料报回国内。又：孙晋同志着即回国，支队长一职由卜大有同志代理……”

　　孙晋很快办了交接。第二天晚上，支队派了一挂马车送孙晋去沙里院，他将在那里搭乘志愿军后勤部的汽车回国。卜政委安排我去送孙晋。一路上孙晋情绪十分低落，回家对他来说显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县里的态度很明显，那份电文就差没附带处分决定了。即使在唐河支队，孙晋也算是颜面扫地，他压制城关区分队的用意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

　　半岛的冬夜异常寒冷，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公路两面的山峦，车轮碾在压实了的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夹着酸涩，让人一阵一阵牙关发紧。临走带了一床棉被，我和孙晋把腿脚伸在棉被里，但还是难以抵御逼人的寒气，脚上木木的，疼痛过后便失去了知觉。上一道大坡的时候，孙晋跳下车，跺着脚说：“这熊天真他妈冷。”我也跳下车，活动着身体驱赶寒气，冻僵的双脚踩在地上，感觉人像悬在半空。孙晋让车老板先走，在坡顶等我们，他拱起身子点了一支烟，我说给我也来一支，孙晋把手里的烟递给我，自己又点了一支。

　　“抽吧，”他说，“驱一驱寒气。”

　　我问孙晋唐河冬天是不是也这么冷。孙晋说好像没有这边冷，寒流来了，也就三两天，不像这边冷起来没完没了的。我说其实隔得并不远，如果顺利。明天晚上你就在家里了。

　　“真想躺一躺家里的热炕头，”孙晋说，“可是你们还得在冰天雪地里挨冻。”

　　“挨一挨就过去了，”我说，“你回去以后，瞅空儿给菜窖再培点土，看今年这天气，大概院里的菜窖都冻透了。”

　　“除了菜窖，再没有别的事了?”孙晋看看我。

　　“你得和嫂子努点力。我等着回去喝老侄的满月酒。”

　　孙晋笑了笑：“说说你自己吧，不给罗苏维带封信回去?”

　　“如果看见罗苏维，就告诉她这边一切正常。”我说。看孙晋的意思，他显然是误会了我和罗苏维的关系。这也难怪孙晋，罗苏维和我曾给孙晋制造过一个亲密场面，孙晋相信了。孙晋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我和罗苏维挽着胳膊从他眼皮底下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造成了一个事实。事后我也想过，如果我顺水推舟的话，也许这会是一个既成事实。只是当时我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把它变成事实。后来便是杨舸。我不能说这是

　　阴差阳错，罗苏维和杨舸都很好，我乐于和她们接触，但这并不就是爱情。我认为真正的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它需要一颗健全的心去感受，而我当时并不健全。从踏上唐河镇那天开始。我就病得不轻。现在孙晋提起这件事，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犯了一个错误，和杨舸在唐河岸边的那个夜晚似乎过于轻率，如果爱情需要用心去感受的话，我想我和罗苏维的心似乎靠得更近一些。

　　“就只有一个口信?”孙晋把烟头扔在地上踩灭，然后快走几步赶上我，“太笼统了，你应该写封信让我带上，说说恋人之间该说的话，用不用我来教你怎么说。”

　　我迟疑了一下，说：“你误会了，我们……我和罗苏维是朋友，是挺好的朋友，但不是恋人。”

　　“你这家伙不说真话。为什么要保密?保密也得分对象，我可是看着罗苏维长大的，要冲我和罗老师的关系，以后我还是你内兄，”孙晋笑道，“对大舅子保密，当心我让你好事难成。”

　　“你真的误会了，”我说，“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女朋友，是杨舸。”

　　“怎么回事?”孙晋站住了，“我明明看见……你得给我说清楚。”

　　“你看见什么了?”我转过身望着他，“就算你看见了，”我笑着说，“那不算数。”

　　“你是说……挽着胳膊一起走不算数?”孙晋越发惊讶，“可你们不是三岁孩子，两小无猜，怎么能这么不严肃!是不是你出了问题?”孙晋两道浓黑的眉毛拧在一起，像两个蚕在斗架，“如果你做下对不起罗苏维的事，我可要你好看。”

　　“怎么会呢，”我说，“罗苏维把我当兄长看待，就像对你一样。”

　　“不一样，她把我当大哥，什么事都和我商量，可我不会让她挽我胳膊走路。”孙晋把双手抄在大衣兜里，走两步扭头看看我，仿佛不相信我说的话，“本来以为你和罗苏维，你们俩挺合适的。”

　　“你被假象迷惑了。”我说。这时候心里竟有些酸溜溜的。

　　“小丫头片子，哪都好，就是心气太高。”孙晋说，“你这家伙出手够快的，是不是看上了杨作恒的万贯家财。”

　　“你说的那个丫头片子，”我问道，“是罗苏维还是杨舸?”

　　“当然是罗苏维，”孙晋说，“杨舸我不太了解，但我得提醒你，她可是杨作恒的女儿。”

　　“你什么意思?”

　　“杨作恒知道这件事吗?”

　　“估计不会知道。”

　　“杨作恒骨子里看不起工农，也许他会再给你制造麻烦，就像当初成立中苏友协的时候一样。再说，娶资本家的女儿，搞不好会断送你的前程。当然，如果你们感情到了那一步，我这些都是废话，可咱们是朋友，能看到的我得告诉你。”

　　“我看重的是情感，至于其他方面，我从来就没考虑过。”

　　“可有人替你考虑过了，你自己也应该考虑。县里这次让你到朝鲜来，就是想使用你。”

　　“这是两回事，我不会让步的。”

　　“那就算我没说。”孙晋在一道陡坡上滑了一趔趄，他绕到路边，踩着车没碾轧过的新雪走，“你也过来走吧，”他说，“路中间太滑，简直跟溜冰场一样。”

　　翻过那道陡坡，前面隐约能看到坡顶的山垭口了。雪地里的景物灰蒙蒙的，偶尔能听见牲口喷鼻的声音，看样子我们的车已等在坡顶。孙晋又点了一支烟给我，我说不抽了，孙晋自己深吸了一口：“出了这么大乱子，”他说，“怎么处理我都不过分。可县里那些大爷把问题看颠倒了，让老卜一个人说了算，他们这是瞪着眼睛把唐河支队往火坑里推。”

　　“他们在国内，不了解这面的情况，”我说，“如果真要处分你的话，我们会为你申辩的。”

　　“我压制城关区分队，实在是迫不得已，”孙晋说，“我再没有血性，也不至于看不到他们的功绩。有一点老卜是说对了，他们确实是给唐河争了光。”

　　“可是代价太大了。”我说。

　　“我站在平地，老卜蹲在树梢上，以他的眼界。该去当志愿军总司令。”孙晋边走边唠唠叨叨地发着牢骚，“他不是唐河人，他不知道珍惜，你们要时刻提醒他，不要胆大妄为。”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我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力而为的。”

　　“死一个人要牵动一大串人，干了几年民政，接触的都是这些事，我知道什么叫烈士，可老卜知道吗!”孙晋又回到路中间，跺着脚上的雪，“悲哀啊!”他说，“唐河又多了一些寡妇!”

　　到坡顶的时候，后面有几挂马车赶上来，车老板吆喝着我们熟悉的辽南乡音，一打听，是邻县东沟支队的，也去沙里院，孙晋便搭了他们的马车。我把棉被扔给他，看着马车在隘道上消失。

　　四周一片惨白，依稀还能听见这样的吆喝：“吉啊——吉啊——”

　　孙晋的离开让很多人舒了一口气，支队长因压制部下的功劳被“撸了”，现在那片阴影移走了，接下来似乎应该是阳光明媚了。

　　城关区分队的功绩终于得到认可。既然县里态度明确，支队已经没有理由再捂下去了。孙晋走后不久，支队便对城关区分队通令嘉奖，事迹汇总材料也报回县里。有关这个分队的事迹。还散见于前线的各种简报和战地新闻，尽管各种文字材料对该分队的功绩大加赞誉。但比较一致的说法始终是“协助”，就是说他们没有喧宾夺主，甘愿守住“民夫”的本分——谦逊、羞涩，标准的唐河人形象。

　　这件事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岳宝瑞。似乎才想起了“大智若愚”的古训。在支队上报的材料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岳宝瑞。地方毕竟是地方，没有诸多讲究。材料表明：岳宝瑞不是“协助”，而是指挥了那次战斗。这就容易让人联想到，分队长除了抡过一气木杠子，并无其他作为，所以又在备注一栏里，特别说明岳宝瑞提前到达阵地，与守军接洽，并很快取得作战经验。似乎岳宝瑞在数分钟内便念完了速成陆军学堂。凡事一挨上“材料”，总有些地方让人尴尬。不过公道地说，那一次岳宝瑞的确是超常发挥，他让很多人记住了唐河支队。

　　出名之后，岳宝瑞本人并不在意，空闲时间继续忙于他的“战地诗钞”，或“踏雪”，或“观松”，怡然地寻找可以入诗的意境。每当他在帐篷里构思的时候，队友们都屏息敛声，一圈人都瞪着乌溜溜的眼睛瞅着他，绝不敢打扰。大家把他当成哲人和智者。他的诗，队友们看不懂，但凭直觉一定是好诗；人也看不懂，所以非常时候能有非常举动。或许是诗意有了梗阻，岳宝瑞曾找过我，想讨回那件斗篷，并说他保证不穿。但考虑到处都是皑皑白雪，万一他把持不住(根据他以前的行事方式，这极有可能)，披上黑斗篷出去转悠，极易暴露目标，所以没有答应他，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除夕前岳宝瑞带领一个班去执行救护任务，就在当天晚上战线后撤了二十公里，全班十三个人都没回来。到布防该地的志愿军某部查询，答复说他们也有人没撤出来。

　　除夕的时候，支队收到县里发来的三千双牛皮靰鞡。由于生冻疮，大部分队员的脚溃烂了，冒出的血水和鞋粘在一起。我脚上也生了冻疮，脚趾肿得跟糖葫芦似的，奇痒难挨，有时候焦躁起来，真想把脚趾齐根剁掉。来自唐河的靰鞡非常及时，否则三千人都瘸着腿走路，至少看起来不太像样。随货夹带有孙晋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临时赶做的这批靰鞡，是全县人民的一点心意，但愿不至于到得太迟。告诉大家，鸭绿江上又修了九连城应急浮桥，不要担心回国的事。另有两桶獾油，可治冻伤。”信后还附有数条治冻伤的小偏方。

　　“孙晋还没忘记咱们!”卜政委看信后感叹说，“他知道咱们最需要什么。”

　　靰鞡剩下一些，送给邻近的宽甸支队了。其实孙晋应该知道，由于减员，我们已经用不了三千双靰鞡了，可能考虑到各方面影响，抑或是一种祝愿，他还是如数按原编筹集。岳宝瑞他们没穿上靰鞡，他们带着冻伤留在了朝鲜。

　　我也差一点走上不归路。那还是在临津的时候，我领着车队往某炮团送弹药，在江边公路上遇到空袭，先有一颗照明弹挂在山腰，然后便是几声剧烈的爆炸。夜幕中，爆炸点的白光耀人眼目，公路右侧的树林子瞬间便燃起大火。我跑到车队前头，见第一辆马车已经着火，车老板倒在地上，可能是中了弹片。我拿起鞭子挥舞着：“驾驾驾驾……”我声嘶力竭地喊叫，但该死的牲口纹丝不动。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声音：“吉啊……吉啊……”那声音像深秋季节蟋蟀的低鸣，倒在地上的车老板一息尚存，他用最后一点力气纠正了我。显然我忘记了我驾驭的是唐河牲口，它们只习惯于唐河方言。“吉啊——吉啊——”我大声吆喝着。牲口们侧起耳朵，猛然拉紧绳套向前冲去。后面有几个人跑过来，他们跟着马车跑，看样子想来帮我，我拿鞭子抽他们：“你们跑什么!”我大声斥骂。“还不快趴下!”这时候只有一个念头，能走多远算多远，要不我的马车队准会变成一条轰轰作响的火龙。我试图把马车赶下左侧的悬崖，我宁愿和牲口们一起葬身江底，但牲口们也有生存的本能，它们对我的“唐河口令”置之不理，只顾拉紧了绳套一路狂奔。眼见马车变成一团火球，车箱和炮弹箱烧得噼里啪啦响。飞机也带着哨音再次逼近，这次它不用照明弹了，燃烧的马车就是目标。我用力抽了一鞭子，便跳下马车就地卧倒，稍后，我听到了连续不断的爆炸声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安放”在炮弹箱上，和我并排摆放的，是临终前还给过我指点的车老板。他们只当我是个死人，甚至没想起给我盖一件大衣。四周出奇地静，听不见任何声音，马车一摇一晃地走，像船行驶在海上。我动了动，感觉四肢还好用，于是直挺挺坐起来，车老板往后看了看，突然跳下车没命地往前跑。我说你跑什么你给我回来!但自己听不见任何声音，我想我是被炸弹震聋了。有几个人围过来，小心翼翼地接近我，后来便摸我脸，拍我后背，能看出他们极度的惊喜。

　　事后队员们告诉我，马车已经炸得没影了，来自空中的炸弹和车上的炮弹一起把它粉碎了。失聪的耳朵几天后才恢复过来，只是偶尔还会轰隆轰隆作响，让我重新感受那天晚上的惊惧。按《唐河报》的说法，我曾“战胜”过飞机，但我的体会是：如果可能，你最好不要去招惹飞机。我想人怎么可能战胜飞机呢?当它直对着你呼啸而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变成了一条鱼，一条被摔在砧板上的鱼，我们卧倒，滚动，力图不被它切割，能从它手里溜走已经是很幸运了，至少我是从未想过要战胜它。

　　第六章

　　凯旋

　　五月中旬，唐河支队接到撤出的命令。

　　半年来，我们走遍了半岛北部，一度还随野战部队抵近汉城。我们在荒山野岭中度过了最严酷的季节，队员们的靰鞡磨穿了，脚后跟拖着长长的絮草，走动起来扑哧扑哧响。由于缺少饲草，加上崎岖山路的劳累，一些牲口倒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每次离开驻地，都要遗弃一些马车。这支从庄稼地里走出来的队伍，已经露出了严重的疲惫相，适时地撤出，让我们保存了最后一点颜面。

　　回家总是令人高兴的，像顺水放舟，几天后，我们已经在鸭绿江西岸了。据县里来迎接的同志说，唐河会有一个欢迎仪式。于是我们在河沟里把脸洗干净，重新打出“唐河支队”的旗帜。其实无须办什么仪式，前来迎接的家属就够热闹了。进入唐河境内，每到一地都有迎接的人群。本来计划唐河支队全体参加入城仪式，但家属们牵住笼头不撒手，队员们也不愿再走了。有一个车老板正抱着鞭子与熟人寒暄，不想他的三匹牲口却等不及了，径自拉着马车拐上回家的岔道。“个驴日的，”车老板笑着骂道，“它们比我还着急。”

　　到孤城驿，程天佩也下了车。他频频朝我这面张望，想过来又有些犹豫不定的样子。由于怕他嘻嘻哈哈影响不好，在朝鲜这半年我对他一直很严肃，程天佩也很知趣，与我保持一定的距离，跟队员们一样喊我李副支队长。此刻大家都欢天喜地，唯有程天佩一个人情绪低落，回家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父母不知在哪里，那条水泥驳船也炸掉了，在大家都欢天喜地的时候，程天佩越发迷茫了。能看出来他想跟我走，但又不好意思说。我把他喊过来，说你上车吧。程天佩笑了笑。不声不响撩起大棉袍坐到车上。

　　车队在唐河东岸停下来。过了桥就是唐河镇，入城仪式将从这里开始，河对岸的管弦乐队已经在试音。队员们每人都有一朵红花别在胸前。各分队长忙着督促部属端正姿势，整理风纪。商会代表来通知我们说，各商家自发准备了鞭炮，预备在车队路过门口的时候燃放，让我们不必惊慌。县里迎接的干部听了连说不行，满街都是欢迎群众，一旦马车惊了，要躲都没地方躲。他让商会迅速通知商家，禁止在车队经过的时候燃放鞭炮。支队这边则满不在乎地说是放炮仗。你就是扔炸弹，我们的马都不带眨眼的，它们可都是从前线回来的牲口。

　　几乎所有人都拥到大街上，鼓乐声、鞭炮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使这座小城重新沸腾起来。在实验小学的欢迎人群里，我看到了杨舸。杨舸站在学生队列旁边，用力摇着手里的小旗。我向她招手，结果引来孩子们的一片喊声：“是李叔叔，李叔叔给咱们招手喽——”我立马正经起来，目不斜视望着前方。

　　教堂广场是入城式的终点。半年前我们从这里出发，仿佛是转了一圈，现在又回到原地。车队将在这里解散，然后各自回家，再过一会儿，这个曾共过患难的集体将不复存在。在广场入口处，卜政委跳下马车站在路边，向车队挥手，渐渐地，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举起的手臂仿佛也僵住了。我们注意到，卜政委眼里含着泪水，他拾起衣袖擦了一下，顺势举起手臂向他的属下敬礼。我们几个副职也都过去和他站成一排，面向车队举起手臂。我们没受过正规训练，也许姿势还不规范。但我们都做得极为认真。马车一辆跟一辆静静地通过，队员们显然还不习惯这种礼数，他们的目光游移不定，显出唐河人特有的羞涩，似乎因所得过多而惶恐不安，尽管我们能给予的，仅仅是一点敬意。

　　仪式刚结束，程天佩便拉着罗苏维从人群里挤出来。罗苏维很得体地跟我握手，说谢谢你把程天佩带回来。我说这个人今晚上就住在我那儿。你看着别让他再跑了。程天佩显然不会再跑了。从孤城驿到唐河镇，他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我。看样倒是怕我跑了。罗苏维说今天晚上我还要和我老弟好好谈谈，明天我把他送过去。程天佩说李副支队长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我看咱们

　　今晚上还去崇正饭庄，吃拌鱼丝。

　　“我老弟到底是长大了，知道关心别人了，”罗苏维说，“李副支队长今晚没空，拌鱼丝明天再吃。”

　　“那就……明天。”我忽然觉得自己干巴巴的，仿佛被挂在通风处晾干了水分。这时候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寒暄，《唐河报》的记者吴朝蹾赶斜里插过来跟我握手：“欢迎欢迎。”老吴说的是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那个词，“欢迎你们凯旋归来。”我和老吴握了一下手，便转过身试图走开。我对老吴心有余悸，这个人的一片好心反而容易坏事。老吴抢前一步把我拦住，热情得像多年不见的亲戚：“省报前天有一篇唐河支队的特写，看了真叫人扬眉吐气，其中还提到你在临津救车队的事。”老吴说，“县报想单独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能不能安排个时间，咱们谈谈。”

　　我说：“要写你就写唐河支队吧，唐河支队的事够你写一阵子，我可以给你提供材料。”

　　“还是这么谦逊。”老吴越加上紧，“你保护车队的事很有分量，还有灯塔的事，这些事迹连起来，够一个长篇通讯了，不把你写出去，简直是我们失职!”

　　老吴的话越发让我不安，我知道这个人是认真的，他是个好记者，没准儿他还会把我弄到省报上去。他口口声声要把我写出去，所谓“写出去”，是让我“出栏”吗?我想这真滑稽，仿佛他是一个饲养员，非要把我喂肥了才肯罢休。“你写写岳宝瑞，”我说，“你应该听说过他的事。”

　　“已经见报了，昨天有我一篇通讯。”老吴转向站在一边的罗苏维，“《喋血鸡公岭》，昨天的报纸，你们都看过了吧。”

　　“看过了，”罗苏维说，“一个悲壮的故事。”

　　“你得配合一下，”老吴说：“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也是咱们唐河的荣誉。”

　　“那好吧。为了唐河的荣誉。”这时候我只想尽早脱身。

　　在万字会大院里。原唐河支队筹备处的房间还保留着，我们把那两面锦旗挂在墙上。文副支队长说真得感谢县里，还给咱们留下一个盛放荣誉的地方。队伍解散了，但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卜政委简单讲了一下善后工作安排。便让大家各自回家。

　　我的门钥匙临走的时候给了杨舸。我想杨舸应该知道给我开门，于是便径自回家。这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正是一年中天最长的时候，太阳还挂在半空。五月是唐河最好的季节，街两边的槐树青翠嫩绿，石板路面上树影斑驳，空气中飘着洋槐花的清香。前线不远，赶上马车只有两天的路程，但唐河确实是后方。我不知道有多少唐河人在前线，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今天回来了，像舀出去的一瓢水又倒回缸里，他们立即融入唐河的各个角落。转过街角，我看见馇子铺的刘满福正在院里磨玉米，戴眼罩的毛驴拉着石磨不停地转着，作坊里热气腾腾，满院都是酸烘烘的馇子味儿。刘满福脑袋扎在大瓦缸里倒腾着，撮出一簸箕泡得水淋淋的玉米，他把玉米倒进石磨上面的谝斗里，抬头看见我，便扔了簸箕跑出来，赶着问朝鲜前线的战事。老刘儿子在前线，是第一批参加志愿军的，那是个矮胖的小伙子，红脸蛋肥嘟嘟的，以前总在院里磨玉米。看老刘上紧的样子，我实在无法回答，便支吾说现在还在和谈，部队都在休整。老刘不停地用围裙擦手：“三个月没来信了，心里悬着呢。”我说没来信是因为没事，当兵的人都不爱往家写信。“抬担架的都顶上去了，还死了那么多人，能说没事?县里动员捐飞机，”老刘忧心忡忡地说，“看样这仗是越打越大了。”这时候我看见杨舸转过街角匆匆走来，便向老刘告辞。

　　看见我杨舸只是微笑了一下，然后匆匆走在前面，仿佛我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熟人。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她稍稍偏过头来说：“黑了，瘦了。”她并不正眼看我，仿佛是凭感觉便知道我的胖瘦和颜色。“脸上的黑点是怎么搞的?”她随手拉开院门。我说是冻疮。杨舸边走边掏出钥匙，开屋门的时候她有些慌乱，很长时间找不到锁孔。进到屋里，她把挎包放在柜顶，顺手拿下柜顶上用毛毯捆扎好的行李放在炕上：“半年没用了，”她匆匆解着行李带，“得拿出去晒一下。”

　　杨舸的情绪准确无误地传达给我。匆忙、慌乱，事务性的语言和动作难以掩饰久别重逢的冲动。她不停地忙活着，但她确实是在等待，她能做的只有在忙乱中等待。我们是恋人，我提包里现放有她赠送的小本子，但我们又是生疏的，唐河岸边的那个夜晚并没有完全使我们水乳交融。其实即使没有杨舸的情绪传达，我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从进到屋里那一刻起，我就知道那个任务(当了半年副支队长，我已经习惯了“任务”这个词)得由我来完成了，我不能指望杨舸，她还缺乏这方面的历练，仅有的一次亲密接触还不足以使她能抹开脸面。但此刻我忽然觉得难为情了，好像一切都刚刚开始，在这方面我真不敢说比杨舸怎样。和杨舸仅有的一次亲密接触是在晚上，如果不是我就要离开，如果不是借着夜色的掩护。我也不敢说自己能抹下脸来。尽管我和郭兰把这件事重复了几百遍，但那完全是两回事，就像在自己住了很久的家里，即使闭上眼睛也能进出自如，而换了一个环境，却要小心翼翼，不敢莽撞。此刻杨舸就是一个女同志，而我却要对该女同志“下手”，真害怕杨舸会说我下流。我想拥抱杨舸，说一些热烈的、在心里重复过无数遍的话，可是后来却极其可笑地说：“晒被干什么，不着急晒被。”糟糕的是杨舸肯定也感到了这件事的滑稽，我的局促不安让她立刻便有了信心，她扭过头来笑望着我，仿佛我是她班里的学生：“你是说……不着急晒被?”她把解了一半的行李带都摊在炕上，乐不可支地说，“那，干什么?”我从她微红的脸上看到了某种嘲弄或者说是纵容的笑意，因被窥破心思，于是越加困窘，困窘之后，便是赤裸裸的暴露。我把行李往炕里推了一下，拿起杨舸的手，说：“我还想出格。”杨舸愣了一下，忽然忘情地笑起来，她用一只手按着肚子，笑得弯下腰去。如果不是我握住另一只手，她准会瘫倒在地上。我把她扶起来，说：“你觉得挺可笑吗?”见她笑出了眼泪，我从她包里拿出手绢给她擦脸。杨舸的眼睛细而长，前额和双鬓长着细密的汗毛，鼻子徽翘，鼻翼和睫毛都在张合跳动，它们显然都在跃跃欲试，像即将冲出堑壕的战士。我给这张亲切的脸拾掇干净，顺便在上面触碰亲吻，这时候忽然冒出一个有趣的念头：我想譬如我要吃一个梨，下嘴之前须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净。杨舸闭着眼，偶尔有几声低微的呻吟。我发现一旦投入之后，杨舸也会很泼辣的，她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羞涩被动，忙乱中她忽然睁开眼睛，脑袋向后仰起，仿佛怕认错人似的直对着我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又贴上来，可能嫌发辫隔在中间碍事，她干脆把它们都搭在我后背上，如果这时候后面来人，准会以为那是我的辫子。杨舸逐渐近于瘫软，两臂交叉挂在我脖子上，我想天下的女人大概都一样，适时地柔软并不是郭兰独有的技能。

　　后来杨舸逐渐站直了，她从我怀里挣出去，笑着说：“现在可以晒被吗?”

　　入夜，我和杨舸走在新开路上。我提着岳宝瑞的遗物，一个不大的白布包袱，我们要去岳宝瑞家。岳宝瑞留下的东西不多，除了那件黑斗篷，

　　包袱里还有一套换洗的内衣，两双线袜，再就是岳宝瑞自己装订的《战地诗钞》。那是一个十六开的本子，牛皮纸封面看起来很结实，里面收录了岳宝瑞在朝鲜写的二十几首旧体诗，我是那些诗的唯一读者。也许是人不在了格外容易感伤，第一次读岳宝瑞的诗我流泪了，其实岳宝瑞的诗并不是能让人流泪的那种。每一首都涌动着作者的激昂情绪。第一首题为《新兵车行》，作者在题记中写道：“庚寅冬月，余随大军(指我们的马车队)往征高丽，行次大东沟、宽甸、南浦、龟城，盖余祖父振邦公当年归国旧途也，今余复来，聊慰振邦公拳拳之心。兵车满路，鼓行而东，马拽棕套铮然有声。余衣战袍(显然那时候黑斗篷还没被收缴)，登轼南望，狼烟起处，匹夫报国指日可待矣!”

　　能看出来。岳宝瑞一开始就摒弃了自己的民夫身份，战地的某些情景唤起了他追慕已久的诗意，诗意的鼓噪更增加了他的错觉，因而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冒险举动。或许对于岳宝瑞来说，能“马革裹尸”。也不失为一种圆满。

　　小城的夜晚静谧祥和，吹着这个季节温馨的风，在夜的羽翼下，另一种仪式正在进行，几乎每一个路口都能看见一闪一闪的火光，空气中弥漫着香纸的气味，近处远处，偶或传来几声女人干涩的歌哭，像有人心不在焉吹着一支残破的喇叭。招魂的人举着纸幡在街巷中踽踽而行，梦呓般地反复念着回来吧回来吧。走到广大旅舍街角的时候，杨舸紧紧抱住我的胳膊。“那些牺牲在朝鲜的人，”杨舸低声问，“他们能找到回来的路吗?”

　　“但愿他们能回来，”我说，“他们会跟着马车走的。”

　　我们绕过烧纸的人，沿新开路往西走。我把帽檐压得很低。此刻我不想让人认出来，但感觉冥冥夜色中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他们隐在墙角或是悬挂在树的枝叶间，偶尔会心不在焉地冒出一声：“吉啊——”

　　如果没有杨舸陪同，我真不知道怎样面对杨秀兰，事先想过几句安慰的话，但总感觉说和不说都差不多，任何形式上的慰问，都只能是表明慰问者的态度，而对当事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或许只有时间能抚平心灵的伤痛。

　　岳家正屋供着岳宝瑞的灵位，灵位前，一炷香尚未燃尽。我向岳宝瑞的灵位鞠躬，然后退下来，把岳宝瑞的遗物交给杨秀兰。“嫂子，”我说，“这是大哥的东西。”杨秀兰接过包袱看了看，便夹在腋下，她强作镇静地笑了笑，把我们让进东屋。联松趴在柜上写作业，杨舸走过去看着摊在柜顶上的书，然后小声和联松说着什么。

　　“回来了就好。”杨秀兰靠在炕沿上。眼睛望着地下，“他爸也回来了，是我和联松在东道口接他回来的。”杨秀兰像是自言自语，依然夹着那个包袱。

　　杨舸看看杨秀兰，说老姑你把包袱收起来，咱们上炕里坐吧。杨秀兰似乎才发现腋下还有东西，她把包袱放在炕上打开，一样一样翻着：“没错，都是他的东西。”她拿起那套内衣，说，“他到底是傻，朝鲜那么冷，他还把衣服放在包袱里。”

　　杨舸握着杨秀兰的手说：“难受你就哭两声，别闷在心里。”

　　“我不哭，”杨秀兰说，“联松不让我哭，我听联松的，”她拿起黑斗篷抱在怀里，“我……听联松的。”她语无伦次地重复着，突然低下头泣不成声了，“不是说好了……不去打仗吗，”杨秀兰抽泣着说，“他傻成那样……你们还让他……指挥，唐河再没有人了?”

　　我想说点什么，但宽慰的话又说不出口，我只能自责。我说嫂子都是我不好，没把大哥带回来。杨舸掏出手绢给杨秀兰擦眼泪，说老姑咱们在外面可不能这样说，姑父是烈士，全唐河都跟着光荣。

　　哭出来之后，杨秀兰心情逐渐平复了，说出的话也不像先前那样云里雾里的：“小李我知道这事不怨你，这都是他的命，本来不让他去，可他整天跟我怄气，房前屋后写腻了，想写大事。就是这个破本子……”杨秀兰抓起那本《战地诗钞》，作势要撕。

　　“老姑你这是干什么!”杨舸按住杨秀兰的手，“这是烈士遗物，要保存的。”

　　杨秀兰叹了一口气，说：“都是让诗给闹的。”

　　回去的路上我和杨舸都很少说话。杨舸依然抱着我的胳膊，挤着我走。我们穿过漆黑的街巷，一直走到正仁街北头杨舸家门口，我放缓脚步，说你到家了。杨舸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说天气挺好的，咱们再走走，然后我们又往河堤那边走。杨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有些心不在焉，我能看出来，咱俩的事，自始至终都挺滑稽，严格地说，咱们没谈过恋爱。”

　　“依你看，怎么才算恋爱?”

　　杨舸说：“每一个女人都渴望一种发自心底的激情，可是你好像没有。”

　　“你认为我还不够激动?是不是非要让我晕过去。”

　　“我说的不是那种。爱不应该仅仅是一种生物冲动，还应该有缠绵悱恻的思念，可是你走了那么长时间，好像并没在乎我，如果在乎我，孙晋从朝鲜回来的时候你应该有一封信，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原来是这样，”我说。“孙晋走得太仓促了。”

　　“可你给罗苏维带信了。”

　　“那只是一个口信，朋友之间的一个问候。”

　　“你的消息还是罗苏维告诉我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多余的人。”杨舸往我身边靠着，更紧地抱着我胳膊。“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她倚住我胳膊啜泣着，“认真一点……行不行。”

　　我抚摸着她的发辫，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一点沉下去，而另一些念头却在浮起来——我是认真的吗?不错，抱住我胳膊的这个唐河姑娘很可爱，她好得让人心痛，她对我无疑是认真的，我能感觉出来她倾注了全部的情感，或许这就是她的初恋。经验告诉我，她以前没有过和人亲密的经历，但我有过，在我们面前横亘着一道又一道障碍。每当我和她亲密的时候(尽管只有两次)，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千里之外的另一个人，那个人也许至今还背负着我们命运的宿债，她不无哀怨地注视着我，不容我遗忘。还有罗苏维，我始终认为在情感上我们靠得更近一些，罗苏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异性朋友，我在她面前没有秘密，如果她或者是我哪怕稍微向前多走一步，那么我们无疑会走得更远。我知道相对于杨舸来说，我是太复杂了。严格地说我没有初恋，追慕已久的初恋早已在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中销蚀掉了，情感的篮子不是取之不尽的魔盒，郭兰拿走一部分，罗苏维再分去一部分，我能留给杨舸的似乎已经不多了。我们的恋爱就像夹在岩缝里的小树，我再认真，也无法改变那个事实。尽管某些时候我也感动，但我们的恋爱就像一场游戏，我感觉她可爱，和她在一起也有趣，但似乎真的缺少一种缠绵悱恻的情感。即使在朝鲜，我也不敢说自己有过缠绵悱恻的思念，杨舸的形象总是和另外两个女人轮番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恋爱并不专一。更糟糕的是，即使经孙晋提醒，我也没想到应该给杨舸带一封信，杨舸的感觉没错，似乎从一开始我就不够认真。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唐河河堤跟前，然后又向回走。堤边的水塘飘着蒲草的气味，近处远处，传来阵阵蛙鸣。杨舸倚着我，我揽着杨舸，我们走走停停，好像就要这么一直走到天亮。杨舸说你爱唐河吗?我说当然。杨舸说那为什么还

　　要离开。我说离开有离开的理由，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唐河就是家所在的地方，如果可能，我想去实验小学当教员，咱们做同事。杨舸说那好，明天我就去跟校长说。我说先不着急，等唐河支队的善后工作结束了再说。杨舸想了想，说忘了你是副支队长，大干部了。我说我更愿意去实验小学，我教语文，你教算术，将来咱们的孩子也上实验念书，如果能生六个孩子，合起来就是八个人，都是师生关系，放学的时候咱们排成长队回家。“哎呀别说了!”杨舸乐不可支在我胳膊上打了一下，“那还不得把我累死!你就没有一句真话。”

　　后来又转回杨舸家门口，我说你该回去了，明天还要上课。杨舸走上台阶，推开油漆剥落的大门向里望了望，又退回来把门关上。“家里人都睡下了，”她说，“我送你回去。”

　　“然后我再把你送回来。”我说，“咱们走吧。”

　　转过墙角，杨舸突然钩住我脖子，仰脸看着我，说：“还想出格吗?”我捧住杨舸的脸，慢慢凑过去。这时候大门响了一下，“谁呀?”是杨作恒的声音。

　　“我爸出来了，”杨舸小声说，“只好让你一个人回去了。”

　　我匆匆在杨舸脸上吻了一下，然后退到一边。

　　“是我，”杨舸边走边向我招招手，大声说，“谢谢你送我回来。”

　　“这么晚了……”杨作恒咳了一声，“那是谁?”

　　“家访去了，”杨舸说，“是学生家长送我回来的。”

　　我的幸福时光

　　回国后，我在安东专署干校参加了一期短训班，然后又回到船务公司，我的职务是船务公司副经理，和杨作恒在一间屋子里办公。报到那天杨作恒显得极其亲切，他边握手边拍我肩膀，说你看咱们又走到一起了。他没像以前那样喊我小李，也没按职务喊我李副经理，他管我叫李老弟。我想或许是小李过于随意，而李副经理又是他不情愿的，所以他发明了这个新的称谓，我未来的岳父大人在一开始便犯了一个错误。为避免日后的尴尬，我试图阻止杨作恒这样称呼我，我说按年龄你是前辈，还是像以前那样喊我小李好了。杨作恒说我是上了点几年纪，可是不愿意别人叔叔大爷地喊我，会把我喊老的，咱们是同事，按船上的规矩，还是不分长幼的好。

　　船务公司有九艘火轮，三十多条机帆船。火轮主要跑山东、上海和江浙各码头，机帆船则在黄、渤海沿岸。这时船队运送的大都是军用物资，从关里各港口装货到大东沟，由于主航道情况多变，从渤海开往大东沟的船队进入唐河海域之后。只能沿着海岸航行，搁浅或触礁的事时有发生，以至于船长们都拒绝夜航。我上任之后。杨作恒便安排我负责安装导航设施。为购置导航器材，我随船跑了两趟宁波，在近岸投放了数百个浮标，又在境内各岬角安装了几个航标灯，到夏季的时候，船队基本上可以安全航行了。

　　临来船务公司之前。县委干部科长卜大有明确向我交代过，要多参与业务管理，争取早日变成内行。老卜说如果时机成熟了，会安排我接管船务公司的领导权，因为我们的交通命脉不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杨作恒似乎也看出了县里的意图，我能感觉到他在暗中提防我，他掌握着一个分寸，就是不让我参与航运业务，我分管码头和修船厂，航运方面则完全由他一手操纵。

　　杨作恒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在唐河没有谁比他再熟悉航运业务了，他从船员做到船长，后来又拥有了自己的船队，其间几起几落，遭遇过海难、战乱以及占领者的挤压，但都让他挺过来了。据说杨作恒熟知并掌握水手和管轮的一切技能，能凭着天书一样的海图在暗礁和沙洲间行船。大半生的海上经历，养成了杨作恒粗放的性格，他至今还保留着水手的某些习惯和特征，如避讳帆字，管帆叫篷。即使在屋子里，他也总是叉开腿站着，据说这是水手的标准站姿，尽管不好看，但很稳当，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杨作恒手中的最大筹码，就是黄、渤海沿岸那些数不清的业务网络，他用无线电遥控船队，从营口和葫芦岛载盐到天津，从天津装面粉到大连，再从大连运木材和大豆到上海，唐河船队按照杨作恒的指令在北部中国各港口往来穿梭，为公司赚来丰厚的利润。与杨作恒共事一段时间之后，我对自己越发没有信心了，我想我还太嫩，一个人如果没在海道上跑过，没有从水手到船长的经历，永远也不会具有杨作恒那种对业务的敏锐感觉。他站在海图前面的时候像个高明的棋手，而我还眨巴着眼看不懂棋局，我给他打下手都不及格，更不用说什么取而代之了。唐河县委那些关内来的干部不知深浅，他们只知道要权力，如果真的不顾公司利益换掉杨作恒的话，对唐河航运业的打击是不可想象的。

　　杨作恒最大的癖好是抽烟斗，无论什么时候，你总能看见他手里端着烟斗。他把板烟丝和烟叶混在一起抽，在他那张大橡木写字桌上有两个茶叶罐，一个装烟丝，另一个装旱烟叶。他装烟斗的时候非常磨叽，先装烟丝，再往烟丝上面按旱烟末，每抽一袋烟都要不停地忙活半天，仿佛就为了捻搓那些烟叶，而抽烟倒显得不重要了，火柴也总是攥在手里，一袋烟总要点上三五回才能抽完。

　　有一次午休的时候我和杨作恒闲谈。他问起我家里的状况，我如实相告。“也该成家了，”他说，“你有过女人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说。我知道他所谓的“有过”是什么意思，按他的意思，我确实不能算有，但我觉得就像撒了多大谎一样，忽然局促不安起来。

　　“你没说实话，”杨作恒似乎看出了一点苗头，“跟老哥说说，她漂亮吗?”

　　“真的没有。”我再一次郑重申明。自己也觉得郑重得有些过分，于是又笑着说，“什么时候有了，我会告诉你。”

　　“按你的年龄，”他说，“即使不成家，也该有几个女人。”

　　话赶到这儿了，我壮着胆子问：“你年轻时候有过吗?”

　　杨作恒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当然有过，”他说，“在海道上跑的人，有时候几个月看不见女人，等船靠了码头，成帮结伙往窑子里钻，也有包相好的，整天惦着盼着，船离岸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也有拔不出错的时候，船开了老半天，数一数少了人。老民国那阵，我在釜山看好了一个白俄姑娘，是旅店老板的女儿，长得真好……”杨作恒眼神有些矇眬，他把烟斗按了一下，划根火柴点着，“那年我二十多岁，是船上的管轮，年轻啊!心也实惠，睡觉的时候把那姑娘的相片放在枕头边，什么时候醒了都要划根火柴看看。船长知道了，把我宝贝相片撕了扔到海里，说那不算数，因为那白俄姑娘专爱勾引男人。那时候年轻气盛，要和船长打架。船长认死理，找来几个船员作证，原来都是白俄姑娘的相好，有在我之前的，也有在我之后的，凑起来有五六个。船长说你小子没眼力，人家和你玩玩还当真了，你看看这一大帮，都是你一个被窝里的。”杨作洹从嘴里拔出烟斗，自嘲地笑笑，“丢人哪!真想一头扎进海里。”杨作恒说再往后就想开了，外面花天酒地，再热闹也不算数，过眼烟云，把艳遇当真才叫傻气，只有家乡的女人才靠得住，给你生孩子，给你侍候父母，在家的时候陪伴着你，走出去几年她也等着你。我说那也未必，有多少人在外面成

　　家立业，也过得挺好。杨作恒不以为然地看看我，说把家安在外面，怎么说也是没有根基，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他们在外面一时春风得意，连根都拔出去了，到老的时候不知道家在哪里，像山上的野蘑菇一样自生自灭。家谱上空出来的都是这号人，他们算是走丢了。杨作恒把我说得云里雾里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别的用意，只是觉得心里很不受用，这时候真想问问，我是不是该把他的女儿也领回山东去。

　　杨舸非常在意我和她爸的关系，说她爸在明处，而我躲在暗处，这不公平，所以凡事得让着点儿，得留下一个好印象。我说这话不假，我以后还有求于他。杨舸说你还算明白，当心别自找麻烦。我说你威胁我，拿你爸来吓我，我怕什么，我麻烦了你也不会轻松。杨舸说我才不在乎呢，不信咱就试试看。又问我们在一起共事是不是融洽。我说我不知道怎样才算融洽，你去看看就知道了。有一次杨舸真的到船务公司来了，她背着那个须臾不离的帆布兜子，进门便向我使眼色，示意我不要声张。杨作恒面前铺着一张海图。正在往本子上记录什么，这时候抬头望了一下，说：“有事吗?”

　　“来找一位学生家长。”杨舸走到北墙跟前，一本正经地看墙上挂的表格。

　　我倒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说：“您坐吧。”

　　“谢谢。”杨舸在椅子上坐下来，说，“李经理挺忙的。”

　　“不忙。”我说，“您请喝水。”

　　杨舸再次道谢，她端着杯子，若无其事地看看我，再看看她爸。杨作恒拿铅笔在海图上画了一下，抬起头来，说：“你们……认识?”

　　“早就认识了，”杨舸说，“李经理还给我们作过报告。”

　　“对了，”杨作恒说，“那还是在灯塔的时候。”他把面前那张海图卷起来，又拿出一张铺在桌子上，“找学生家长……找到了?”

　　“不是说闲人不能进码头吗。”

　　“我这里忙，”杨作恒说，“让你李叔给安排一下。”

　　杨舸笑着站起来：“那就有劳……李经理了。”

　　出来后杨舸乐不可支地说你可是占了大便宜了。我说你要找谁?叔叔这就安排人给你找去。杨舸说别总往上巴结，当心上去了下不来。我说辈分摆在那儿，我也没有办法，你爸安排的，我总不好再纠正说我是你大哥。杨舸说你就占便宜吧，一辈子当叔叔吧你。

　　一年前初到唐河的时候，我是以一个过路者的心态品评鉴赏这座小城的，如果那时候离开，唐河也许会给我留下一点印象，那点印象会因年深日久逐渐淡漠，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干巴巴的地名，就像政区图上的一个小黑点儿。现在不同了，我和唐河已经难解难分了，这里既有朋友，也有我所爱的人，这时候我已经彻底放弃了离开的念头，因有了归宿而一身轻松。唐河支队加深了我与唐河人的情感，毕竟我与他们共过患难，一起出生入死，我分享他们的快乐，也分担他们的悲痛，他们接受了我，我也认识了他们。我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经常有人喊我“李副支队长”，这称呼听起来挺受用，当然这不仅仅是职务，我更在意的是：它记录了我的一段经历——自来唐河后，第一次属于我个人的经历。这段经历是如此可贵，它像一张门票，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进入，然后找一个位子，气气派派落座。为了能有足够的自信，我一反常态，把自己弄得挺张扬。我把一些荣誉记录用玻璃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计有辽东省政府授予的二等功荣誉证书，唐河县政府为奖励我保护灯塔授予的三等功证书，还有支前模范奖状，它们整齐地排列在北墙上，那上面的名字自然还是李广武，但我觉得很真实。

　　从朝鲜回来后，程天佩和我住在一起。他现在在罗苏维店里帮忙，穿一件蓝布大褂，胳膊上戴着套袖，打扮成一个标准的小伙计模样。那件大棉袍已经被程天佩刷洗干净收进柜里。和我哥的证件奖章放在一起，小家伙弄来一把大铜锁把柜锁了，钥匙须臾不离地挂在裤带上，连我的工资也要归他保管。有几次我从外面回来。发现程天佩手忙脚乱把什么东西塞进柜里，我说当心看好你的财宝，要不要把钱拿出去晒一晒，别发了霉。他讪笑着说要发霉也是你的钱，我才存了几个!

　　在孤城驿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程天佩的真实身份，那时候他只是海滩上的一个小乞丐。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很少有人知道程天佩，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程渭清。听说程渭清的儿子还在唐河，便经常有人来看望，来人大都遮遮掩掩，闪烁其词地说点闲话，然后无一例外地都要问起程渭清。在唐河，有很多关于程渭清的传闻，有说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有说他潜伏在大陆，更多的人认为他去了台湾。边防派出所曾找程天佩作过笔录，调查程渭清的下落，当然，他们从程天佩这里得不到任何信息。郭震他们不会想到，程渭清的儿子曾给他们制造过多大麻烦!

　　温丽新还郑重其事地请程天佩去家里做客。女县长亲自下厨，为她老对手的儿子准备了丰盛的家宴，温丽新一个人陪着程天佩吃饭，甚至连孙晋都被支走了。那天晚上程天佩显然是喝了酒，回来的时候兴冲冲的，仿佛又犯了自大的老毛病，他不提和温丽新的谈话内容，只说温丽新做菜不好吃，满桌的菜好像都忘了放盐，只有一小碟腌香椿是咸的。“老孙这个人也是的，”他说，“好好的人偏要找个县长当老婆!”

　　大概是看出了我和杨舸的关系，程天佩对杨舸爱理不理的，吝啬得连一声杨大姐都舍不得叫，张口闭口就是“老杨作恒的闺女”，仿佛杨舸没有名字。小家伙还对杨舸的长相说三道四，说杨舸眼眉太淡，这样的女人寡情寡意，身体单薄不是福相，耳朵上有一颗痣，要一辈子听人闲话。我不能容许他这样诋毁杨舸，警告过几次，才有所收敛。但是后来又弄出一些徒劳无益的小把戏，比如每到星期天，杨舸和罗苏维照例要过来聚一聚，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抢着和杨舸坐在一起，这样我只能和罗苏维坐一条板凳。杨舸也看出了一些苗头，有一次她对我说：“程天佩这小孩挺有意思，他总想把咱俩拆开。”我说他是嫉妒了。杨舸说是为别人嫉妒吧。我说你不要小看他，这小子早熟，说不定他看上你了。杨舸说别掩饰了，他直奔着想让你当姐夫，不会看不出来吧。我说咱们杨老师可不该有这种想法。“行情看涨啊老李!”杨舸笑道，“是不是感觉挺幸福呀?”

　　程天佩的用意我当然不会看不出来，只是不愿当着杨舸谈论这件事。无论杨舸还是程天佩，他们都是局外人，他们不知道我和罗苏维还有另一种特殊关系。罗苏维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她一直严守着那个秘密，即使没有杨舸。我和罗苏维也只能是朋友，此外不可能再有别的关系，说得难听点，早在去朝鲜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阉割了。以前我有勇气把真相告诉罗苏维。是因为准备离开，现在我又回来了，并且落地生根，心安理得地在唐河过日子了，比如我是一个变戏法的，杨舸在观众席里，而罗苏维在后台，她洞悉这出把戏的所有内幕。从朝鲜回来后，罗苏维一直回避不谈这件事，但事情毕竟存在，有时候我能感觉到罗苏维那忧虑的目光，善意的缄默不等于赞许，在罗苏维面前，我觉得自己还不能算是一个健全的人。

　　程天佩要把我和罗苏维往一起撺掇，但这时候罗苏维却深深陷入了另一个情网中。

　　有一天晚上程天佩很晚才回来，我已经睡下了，程天佩轻手轻脚开门进来，摸黑在地上鼓捣着什么。我说锅里有饭，程天佩说在外面吃过了。他打开灯，把什么东西放进柜里，然后郑重其事地倒了一杯水端给我：“老李，咱们是好朋友。对不对?”

　　我说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是不是又让人欺负了?

　　“那我就直说，”程天佩在炕沿上坐下来，“你觉得老苏子怎么样?想不想和老苏子搞对象?”

　　看他一本正经的，不像开玩笑，我说现在就算正式通知你，我已经“搞”到对象了，是杨舸。我说本来我和你姐是挺好的朋友，你在里面一搅和，我们会觉得挺别扭。程天佩说谁搅和了，你不干就拉倒，老苏子又不是没有人要。我说别再哕嗦了，明天我还要早起。程天佩磨蹭了一会儿。关了灯上炕躺下，旋即又坐起来。“老毛子又来了，”程天佩说，“他总来找老苏子，今天晚上又来了，我就知道他们没有好事。”

　　“你别一惊一乍的，”我说，“哈中尉是受过教育的人，他找罗苏维谈谈文学艺术，这很正常，你不要干涉罗苏维的正常交往。”

　　“正常个屁，他们才不正常呢!我不是乱说，真的……”程天佩有些结巴，“他们在车旁边亲嘴，我亲眼看见的。”

　　“这么说……是真的了。”

　　“老毛子专爱搞中国妇女，光复那年，唐河驻过苏联骑兵，孤城驿那边还打死过一个。”

　　程天佩并非危言耸听，那是唐河人人皆知的一段尴尬经历。1945年秋天，苏军从南面派过来一支骑兵部队，据说那些长着红头发的士兵个个酒量惊人，他们抓着酒瓶在马背上喝，喝醉了便去找中国妇女。他们随意播撒种子，却不在乎收获，骑兵部队撤走后，唐河生出了一些异样的孩子，唐河人把这样的孩子叫“二串子”。现在唐河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孩子，他们由唐河妇女带领，追着唐河妇女叫妈妈。他们的年龄都在五六岁左右，同样都是蓝眼睛，翘鼻子，白里透红的皮肤，他们说地道的唐河方言，看上去却是一副异样的面孔，他们是一些不经意的闯入者，明显的异族特征让唐河人无法忘记当年发生过的事。

　　“哈中尉和他们不一样，”我说，“就算是真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你最好不要管这件事。”

　　“能不管吗!老苏子心眼实在，弄不好她会跟老毛子生一个杂种!”程天佩越显得忧心忡忡的，“我姑不在跟前。老苏子在唐河就我一个亲戚，我不管，这个人就算完蛋了!”

　　我得承认，程天佩着急不是没有道理，罗苏维和苏联人哈达耶夫的恋情是不负责任的，如果用传统的观念看，他们的恋情注定不会有结果，哈达耶夫早晚得离开，而罗苏维还要在唐河生活，这段异国恋情也许是浪漫而又感动的，但最终必定会使罗苏维身败名裂。

　　“也许你说得对。可是……”我说，“你姐是成年人，她有自己的处事原则，这种事咱们不好干涉，只能顺其自然。”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老苏子吃亏，”程天佩重重在被上拍了一下，“真该杀了他!”

　　这天晚上程天佩想了很多主意要报复哈达耶夫。比如往他吉普车上浇大粪，趁他喝酒的时候下药，他还想让我帮他去“捉奸”。“这阵他们保准在一块儿，”他说，“我把门叫开，你就往他鼻子上给一拳，让他见血!”后来又提起和罗苏维搞对象的事，他说老苏子要是有对象，就不会和老毛子来往了。又说下个星期天是罗苏维生日，要我给罗苏维买礼物。程天佩的主意未免有些孩子气，几乎没有一件能行得通。我说朋友过生日我可以考虑送点礼物，但是其他方面我无能为力。程天佩当真生气了，说我不够朋友，见死不救。

　　这年冬天杨作恒为前线捐了一门高射炮。辽东省政府授予他“模范实业家”称号。那几天杨作恒心情不错，有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家里做客。此前我曾问过杨舸她家里都有哪些规矩，以免我有朝一日上门的时候出丑。杨舸说正常人家的规矩，她想了想，说也有不正常的，吃鱼的时候不要翻。我说这是什么规矩，简直是暴殄天物!杨舸说是船长的规矩。

　　杨舸家在正仁街北头，一个老式的四合院。杨家原有两个用人，建国后迫于形势相继辞去，现在这个大院子只住着杨舸和她父母。杨家两扇油漆剥落的大门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我无数次把杨舸送到门口，看着杨舸吱的一声把它关上，然后一个人怅然离去。我想我已经习惯了在门口徘徊，第一次迈进这道大门，感觉仿佛越过了一道不该越过的界线。迎门是照壁，转过照壁，是一个整洁的四合院。杨舸从正房出来迎接我，她故意高声说李经理您来了，一边接过我拎的两瓶绍酒。“您太客气了，”她向我眨眨眼，“到同事家干吗还带礼物来。”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我一本正经地欠一欠身子，然后小声问，“都在家吗?”

　　“他们正严阵以待。”杨舸也小声说。

　　正房进门左转，西屋是一间客厅，红漆木地板，靠北是一个镂花长条靠背椅，左右各有一把红梨木官帽椅，东墙坐着一个五斗橱，上面摆着红白两丛巨柱珊瑚。最能引人注意的，还是西墙上挂的一大片形态各异的木钟，听杨舸说，那是她爸最为得意的收藏品。杨家客厅给人的印象是力求方正，但并不舒适。

　　杨舸安置我在官帽椅上落座后，杨作恒趿着拖鞋走进客厅，他笑着说难得李经理来我们家串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在非公开场合对我以职务相称。我说早该过来看看，还得你邀请，又对杨家的四合院表示了适度的赞誉。杨作恒说马马虎虎吧，他在靠背椅上坐下来，拿起烟斗，又开始捻搓茶几上放的烟叶。“这处老房子还是祖上传下来的，”他说，“伪满那阵时兴日本房，唐河街拆了好几处老房子，赶时尚的人盖洋房，睡榻榻米，我就不敢拆老房子，一是离不开火炕，再说老宅也是风水。”

　　杨舸洗了一盘水果端进来，她把托盘放在茶几上，就坐在一边削苹果。

　　“杨舸，”杨作恒往烟斗里按着烟叶，“给你李叔倒茶。”

　　“茶刚沏上。”杨舸说，“一会儿就好。”

　　这时候杨舸母亲进来了。杨婶比杨作恒还略高一点，头发有些花白，健壮而温和，看起来和杨作恒性格正好相反。她对我上下打量了片刻，像是在估量我的身高。“您好……”我站起来。由于不知该怎样称呼，觉得有些尴尬。杨作恒划根火柴点燃烟斗，介绍说这位就是李经理，又介绍杨舸母亲，说这是内人，你嫂嫂刘佩珍女士。杨舸正在倒茶，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来，杨作恒对他女儿的失态颇为不满，瞪了杨舸一眼。

　　“小李你坐，”杨婶说，“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以后赶上星期天休息就过来。”

　　“会过来的，”我说，“只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杨婶笑道：“你和老杨共事，能走到一起是缘分，没看见老杨直奔着和你称兄道弟的。人上了年纪就害怕冷清，我们巴不得常有人走动，人多了才有过日子的气象。”

　　杨作恒说：“现在不比以前了，我们家这么大的院子只有三个人住，是太冷清了点，往后小李要是有心在唐河安家，可以搬过来住，咱们做邻居。”

　　杨舸给我和她爸各端了一杯茶过来，说：“李经理像是个好邻居。”

　　杨婶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还很小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父亲一个拉着我和哥哥过，我们家世代都是农民，家里原先有几十亩地，土改的时候分出去一部分。杨婶说小时候没妈的孩子，一般都能自立。人在小时候的磨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又问我年龄，我说二十六岁(当然这是李广武的年龄)，杨婶转向杨作恒：“老杨你老成那样，怎么好意思给人家当哥。”

　　杨作恒说：“同事不分长幼，按船上的规矩，都是兄弟相称，我叫小李老弟没什么不合适的，你说是吧李老弟。”

　　杨婶说：“你爱叫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那是你们公司里的事，反正我不好意思给小李当嫂嫂，以后小李就叫我婶子好了。杨舸和小李也不差几岁，他怎么一下就奔上叔叔了呢。”

　　“我琢磨也是的，”杨舸笑道，“叫叔叔太便宜李经理了。”

　　杨婶说：“老杨你听见没有，为你一个人辈分全搅乱了。”

　　杨作恒的防线转瞬便土崩瓦解，他嘿嘿笑着说：“当着小李。你们也不给我留面子。”

　　这时候墙上那一大片木钟突然都响起来，咔嚓咔嚓，丁丁当当，其间还夹杂着布谷鸟的叫声，仿佛走进了钟表店里。听见钟声，杨舸和她妈便一起做饭去了。

　　我走到西墙跟前，说这些钟挺有意思的，收藏它们不容易吧?

　　“说起来也容易，只要处处留心。”杨作恒跟过来，十分惬意地望着他那些宝贝，“它们都是德国黑森林出产的木钟，那架布谷鸟挂钟是第一个收藏品，是在海参崴街上拿一瓶烧酒换的。那时候年轻，觉得好玩，就换下了。最老的要数中间那个圆形挂钟，1815年的产品，上面有联军打败拿破仑的记录，它现在老得走不动了，就跟我一样。”

　　“它是老了，可是它也最有价值。”我厚着脸皮恭维道。

　　那些方形、圆形和六角形的木钟似乎也看不出多精致，它们甚至有些破烂不堪，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我知道对于一个收藏者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杨作恒端着烟斗一一介绍他的收藏品，似乎每一件收藏品后面都有一段故事。杨作恒沉静安详地复述那些故事，像一个母亲在叙说孩子的出生和成长，这让我对他多了一些好感，我想一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内心应该是丰富的，我未来的岳父也有丰富细腻的一面。望着杨作恒端着烟斗乐呵呵的样子，不由冒出一个近于无赖的念头：这个曾经在我面前飞扬跋扈的人，看样以后会是孩子们的好外公。

　　午饭的时候杨婶安排我和杨舸坐在一起。她和杨作恒坐另一面。杨婶给我夹菜。说：“今天中午这些菜都是杨舸做的。”杨舸说上了三年师范，就学了个厨子。杨婶说厨子有什么不好，居家过日子用处大了，现在不比以前，凡事都得自己动手，一天三顿饭，再没有比厨艺实用的了。

　　杨作恒说：“我女儿做菜的手艺是越来越像样了，小李你尝尝这道红烧鲤鱼，比唐河菜馆还地道。”

　　“看颜色就挺地道的，”我夹了一块鲤鱼，装模作样尝了尝。其实也没吃出什么味道，感觉口味太淡，我本来就不太喜欢红烧鲤鱼，也告诉过杨舸，这道菜显然不是为我做的。“真不错，”我言不由衷地夸奖说，“是正宗的红烧鲤鱼，以前还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鱼。”

　　这时候杨舸在桌子底下踩了我一下：“承蒙李经理夸奖，按你的说法，我们崇正人就是做伙夫的材料了。”

　　杨作恒说：“小李你大概还不知道，我们家有两代崇正毕业生，你嫂嫂……啊你婶子，也是崇正出来的，当年她还是学校篮球队的中锋呢，被我给耽误了，她这些年也不容易，提起来就委屈得不行。”说着便给杨婶斟酒。“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了。”

　　杨婶坐着没动，说小李你看看，这么多年，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杨舸见我不好说话，就抢着说我看这样也不行，爸，你得请一顿唐河菜馆。杨作恒说那就说定了，等结婚纪念日的时候我去订两桌。杨婶说还提什么结婚纪念日，你能记住是哪一年就不错了。杨作恒说有你记着就行了，就算是请客，还得你给我钱。杨婶说想一想也是的，一个女人能把孩子带大，家里省心也就知足了。杨舸他爸跑船那些年，整天担着心思，赶上刮大风，我搂着杨舸，整夜不敢睡觉。光复那年在釜山遭了海难，一下死了十多个船员，家里接到信儿简直塌了天。码头上跪得一溜两行，多少人哭背了气，死去的人连尸首都看不见，只能埋衣冠坟。沉了两条船，为抚恤船员家人，花光了积蓄，又卖了一条船，等事情安置完了，杨舸她爸头发都白了。杨舸说我妈总是念念不忘那件事，一讲起来就没完没了的。杨婶说一下死了那么多人，天大的事儿都得你爸一个人顶，自己伤筋动骨不说。欠人家的一辈子都还不清。杨舸说李经理是去过朝鲜的，给我们讲讲前线的事吧。我说在朝鲜也只是抬起伤员运给养。杨婶说听说那面打得挺残酷的。我说是挺残酷的，路过的地方，一些山头都削平了。杨婶说那是美国人打的了?我说不光是美国人，也有咱们打的，每一次进攻前，都得运很多炮弹上去。杨作恒说这场战争说激烈也挺激烈。可是依我看，不会打太久，至少美国人不像是要扩大战争。杨舸说美国人是害怕了。杨作恒说也怕也不怕，美国人放着现成的新式武器不用，说明他们还留了一手。比方说两个人打架，一个赤手空拳，另一个把刀别在腰里，也用拳头，这仗打得还算文明，起码不是往死里打，什么时候美国人扔原子弹了，战争才真的不可收拾，就像太平洋战争后期，不过话又说回来，到那肘候战争也该结束了。

　　杨作恒的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但仔细想想，他说的似乎也有道理。在我们手忙脚乱地行动的时候，杨作恒却偏着脑袋在思考，他不远不近地站在那里，冷眼看着别人忙活，我想他和我们毕竟是不一样的。

　　菜很丰盛，却没有吃多少。由于杨舸的提醒，我留意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鱼，除了鲤鱼，杨舸还做了一道大块干烧比目鱼，她把那道菜变通了一下，以对付“船长的规矩”。

　　第七章

　　我们家的新人

　　动笔之前，我压根就没打算写她，旧日的伤口已经愈合，伦理秩序重新得以恢复，我不想再去触动那件事。但当我回顾以往的经历，以及后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我忽然发现那件事对我至关重要。它间接造成的后果不可估量，使我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逆转，写我个人的故事，不可能绕过去，它就横在那里，让我非走进去不可，哪怕仅仅是穿堂而过。

　　那是我和另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就是我的嫂嫂郭兰。

　　在《光荣灯送给谁》那出吕剧里面，扮演郭兰的演员叫晋如春。晋如春早年跟东路琴书大师时殿元学戏，她素以扮相俊美著称，在我们那一带与后来的郎咸芬齐名。能够让晋如春走红的是古装戏，演现代戏显然不是她的特长，不客气地说，郭兰这个角色让她演砸了。《光荣灯送给谁》套的是《王小赶脚》的唱腔，闭上眼睛听起来很有韵味。大概是第一次演现代戏，缺了“云裙”和“水袖”的遮挡，晋如春的手总是抓着腰间的皮带，我认为这个姿势非常糟糕，把郭兰作践得像个骂街的泼妇。我也有幸在该剧里招摇了一下，可笑的是，扮演“小叔”(就是我)的居然是晋如春的师妹，她奶声奶气地唱了一句：“俺跟着嫂嫂回家转……”我就从戏台

　　下面跑掉了。

　　其实郭兰挺好的。至少不像晋如春演的那么糟糕，每想到她，我的心都会软下来。我曾经冒出过这样的怪念头：如果当年家里接到李广武的阵亡通知书，我和郭兰会在心里暗暗高兴吗?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我会很自然地顶替我哥的位置。

　　当年李广武在一天之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他走得很匆忙，甚至没记熟新媳妇的长相就随部队开拔了。那一批同时参军的有十几个人，李广武使随行的伙伴们黯然失色。仿佛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陪衬。那天在区委会的院子里。一些外村人探头探脑地打听谁是李老大，人们都想看看妇救会长的新婚女婿。我去给我哥送行，被一个外村妇女当成李广武，她把我打量了好一阵子，不无挑剔地说：“郭会长怎么找了个生瓜蛋子。”我说你认错人了，她说没错，你嫩得透青。

　　李广武穿一件蓝棉袄，左手插在裤兜里(这是他一贯的姿势，由于缺一根手指头，他总把左手揣在衣兜里)，矜持地向熟人点头致意。我给他提着蓝布包袱，陪着他站在老枣树下面。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女人正在十分响亮地擤着鼻涕：“你个挨刀的，”那女人耸着一个男人的胳膊，“看我不顺眼，你把我休了吧，你把我休了吧!”

　　男人不耐烦地甩着胳膊：“你让我清闲一会儿好不好，看你个熊样，也不嫌寒碜，人家郭会长还刚成亲哩。”

　　“李老大当兵还能赚个媳妇，”女人唏嘘着说。“你有家有业的，图希什么，你告诉我图希什么!”

　　“这个熊女人。”李广武忍不住笑了。

　　“真该休了她。”我说。

　　“你嫂子以后就在咱家住，你得多照顾她，”李广武说，“爹好像不喜欢郭兰。”

　　我说：“爹害怕区干部，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媳妇受气的。”

　　“你看郭兰还行吗?”

　　“挺好的，”我说，“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说你要娶媳妇。”

　　“我也不知道，”李广武笑着说，“当兵赚的，那个傻婆娘算是说对了。”

　　老实说，我不喜欢李广武用这种流里流气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婚姻，我信奉爱情，即使没有爱情，婚姻也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我哥还没穿上黄棉袄仿佛已经沾上了“兵”的习气。事后回忆。杀驴王曾经和李广武有过短暂接触，那个瘦小的家伙趸到李广武跟前，小声说：“你知道吗?我才是第一个报名的。”

　　李广武诧异地看看杀驴王：“我怎么没听说。”

　　“龟孙子们不让，”杀驴王可怜巴巴的，“都生气了，吃我的醋。”

　　“我看你也不行，”李广武从兜里掏出一个苹果给杀驴王，“你不该是第一个。”

　　杀驴王使劲咬了一口苹果：“又没说丑俊的，他们凭什么不让我报名!”

　　“你不是报上了嘛。”

　　“才给我排第六，”杀驴王忿忿不平，“可我是第一，你说说，第一和第六能一样吗!”

　　“是不一样，”李广武说，“你该去把脸洗一洗。”

　　郭兰要做家属们的工作，劝解那些鼻涕眼泪的女人，有几次她就从我们跟前走过，但只是冲李广武笑一笑，仿佛我们是一些不相干的路人。直到临近集合的时候。郭兰才匆匆过来给李广武送别。老枣树上落了一群麻雀，唧唧喳喳不停叫着在枝桠间蹿跳。郭兰揪着李广武棉袄上残留的线头，说事情多，也没有工夫陪伴你。李广武显然还没习惯这种亲密动作，他局促不安地把手从衣兜里拿出来，然后又揣进去。“你忙你的。”他望着枣树，仿佛是在对那些麻雀说话。李广武衣服袖子上有一个长长的线头，郭兰拽了一下没拽断，反而把衣袖弄得皱皱巴巴的，她索性托起李广武的胳膊，低着头把线头咬断，然后再把衣袖抻平。看他们亲密的样子，仿佛是一对生活了很久的恩爱夫妻，但这种恩爱举动还是难以掩饰他们相互的生疏，当郭兰抻着衣袖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望着李广武的左手：“你这手指头怎么了?”

　　“让黄鼠狼咬掉了。”李广武脸红了一下，又把手揣进兜里。

　　“让我看看，”郭兰硬把李广武那只手从衣兜里拽出来，“掉了两截，”她仔细捏着残留的一小块，“这是……残疾，他们没检查出来吗?”

　　“说是不耽误放枪。”李广武固执地把手揣起来，“他们不嫌我残疾。”

　　“还挺难说话的，我嫌你残疾了?”郭兰笑着拍拍李广武胳膊，“别总把手揣在兜里。又不是多大缺陷。”

　　除了那一截手指头，他们似乎还应该有更重要的话说，为了不妨碍他们，我知趣地躲开了。远远看见李广武低着头，用脚去蹴地上的石子，他小时候挨先生训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郭兰则完全是一副女干部派头，她专注地盯着李广武，不停地说着什么。后来便赶过来两挂马车。参军的人都上了车，李广武坐在车耳板上，怀里抱着他的蓝包袱。车跟前挤满了送行的亲属，忽然有女人嚎啕大哭，接着便是一片哭声，有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不顾一切到车跟前拽人。区长阴沉着脸大声吩咐道：“快把车赶走!”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想和我哥握一握手，他毕竟不是去串亲戚，车上注定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哥会回来吗?我挤在人群里，冲着车上喊：“哥。你早点回来啊!”李广武似乎没看见我。他指着老枣树对同伴说：“看那些家雀，颜色都是灰白的。”

　　父亲没去给他的长子送行，他躲在家里叉牲口套。我回家的时候院子里拉满了细麻绳。父亲佝偻着腰，像个结网的大蜘蛛一样捋着麻绳。李广武的事对父亲是个打击，他老人家仿佛一夜之间突然萎顿下去了。我理着线麻给父亲讲送行的经过，我极力让他老人家相信。送行的场面是愉快的，那些远行的人就像去赶集一样。父亲阴沉着脸说：“那个谁……就是那个郭会长。她也在区上吗?”

　　“你说我嫂子啊，”我纠正说，“她当然得在场了，她得给我哥送行。”

　　父亲冷笑了一下：“她还认得你哥?”

　　“认得，”我笑着说，“别提多亲密了!”

　　“你懂什么!”父亲瞪了我一眼，“一个女人家，把自个当什么了!摸着谁是谁，从古到今没听说过，抛彩球还兴瞄个准儿，这可倒好……”

　　“他们是正经举行过婚礼的。”我说，“我看我嫂子挺好的。”

　　“你嫂子你嫂子，”父亲刻薄地说，“但愿她能等到你哥回来的那一天。”

　　郭兰当天下午就搬过来了。除了自己的日常用品，她还带了两条鲤鱼和给父亲的两瓶烧酒。她把东西放在地当间，大大方方对父亲说：“爹，我搬过来了。”

　　父亲被堵在堂屋里，一时手足无措，面对就算过了门的儿媳妇，又不能不说点什么。“那什么……”父亲扭头望着我，“广举，去把西屋收拾一下，让郭会长住西屋。”

　　“爹。”郭兰忍不住笑了，“咱们是一家人了，今后我来照顾你，你就叫我兰子吧。”

　　父亲没说什么。索性躲了出去。郭兰并不在乎父亲的冷淡，她从包袱里找出一方头巾扎在头上，就拿着扫帚去西屋清扫。梁上有一些陈年的蛛网够不着，她站在凳子上喊我：“喂，老二，”她说，“你大名叫什么?”

　　“李广举，”我说，“广大的广，科举的举。”

　　“这名字文绉绉的。”她说，“广举，你去帮我找根长一点的木棍来。”我去院里找来一根木棍，她把木棍绑在扫把上，说，“我要扫顶棚了，灰太

　　大，你先出去一下。”

　　我说还是我来扫吧。她说围了头巾，没事的，让我先去把那两条鱼拾掇一下，晚上做鱼吃。

　　郭兰清扫完西屋，又开始忙活晚饭。她不知道日常吃的白菜土豆放在哪，找不到米缸和面袋。我想去拿她又不让，只让我领着她一样一样去找，她说这样明天她就能自己做饭了。待把日常吃的用的都看过，她又问家里有多少地。我告诉她有五十几亩。为了让我的新嫂子满意，我特别说明，家里那几十亩地都在子午河滩上，是旱涝保收的好地。郭兰想了想，说基本上能算个富裕农民吧。听她的意思，似乎嫌家里地多了。尽管我了解她信奉的东西，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说咱们在子午川只是中等人家，还有上百亩的。她说要那么多地干什么，那些地足够十几个人吃的了。幸好父亲不在家，要不他准会背过气去。那些地是父亲的命根子，它使我们的日子稳定而从容。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土地已经不仅仅是提供温饱，它还能给人心理上的满足，因为我们是拥有数十亩良田的正经人家，所以我们在人前能挺起腰来。要是父亲知道刚进门的儿媳妇居然会有这种危险的念头，我想他就不会允许“郭会长”在我们家里占据一间房了。我削着土豆皮，不由偷偷打量这个陌生的女人，她不容商量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完全用局外人的视角看待这个家庭，她的观念和我们格格不入，她不了解我们，我们对她同样一无所知。我在县城上中学，往后她要和父亲一起生活，我的新嫂子能恪尽儿媳妇的职责吗?但愿她不仅仅是我哥领到的一个悬赏。

　　即使做饭的时候，郭兰也扎着腰带，或许她认为这样更爽利一些。她不像一般女干部那样留齐耳短发，她的发型在长短之间，齐齐地刚好触到肩头，当她俯身烧火的时候，满头黑发便齐刷刷从肩头滚落下来，遮住了那张眉眼生动的脸。她干活很快，也有效率，但作为家庭主妇，她在灶间的动作幅度还是显大了一些。我们的交谈基本上是单向的，总是她问我答，她对家里的事问得挺仔细，看样子不像是敷衍，我认为这是一个挺好的苗头，说明她要来认真研究我们了。

　　“我是你嫂子，”她强调说，“我对家里的情况不了解，以后你要多帮助我。”

　　“行。”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仿佛我是一个很有能耐的人。

　　她把米淘进锅里，然后拉过一个小凳子。在灶坑前坐下来：“说一说你哥吧。”

　　这个要求有些难度，我是跟着李广武长大的，由于了解得太多，反而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见我为难的样子，她说你随便讲，哪一方面的都行。“小时候的也行吗?”我故作单纯地问道。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单纯，比如说吧，这时候我在想她也是怪不容易的，嫁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只能凭着别人的描述来了解自己的丈夫；我还能看出来她把我当成了不谙世事的孩子，那么我就索性当一个傻小子吧，我懂得太多了反而会使她难为情。

　　郭兰看看我。突然笑了：“听说你哥小时候胆儿挺大的，是吗?”

　　“他是个贼大胆儿，”我夸张地说，“可是他一点儿也不傻。”

　　“是吗?”她鼓励地望着我。

　　可怜的女人!我觉得应该让她知道。她的选择(如果那也叫选择的话)是对的，尽管她是以“献身”的姿态把自己送给一个人，但事情也许并不坏，我哥的含蓄、他的胆识和精明不会让她失望。于是我像上国文阅读课那样努力地归纳，既不放过细节又要突出重点，我讲李广武怎样和黄鼠狼打仗，怎样摔破人家的碗，因为他一身正气，所以能镇得住邪祟。根据我的描述，李广武就跟捉鬼的钟馗差不多，当然，他比钟馗漂亮多了。郭兰听得很专注，能看出她非常在意我的描述，在我偶尔停顿的时候，她便会投过来期待的目光，说：“是吗?”我接受了鼓励，越发起劲地把那个已经成为她丈夫的人翻来覆去地展示给她看。

　　眼见天黑了父亲还没回来，郭兰把做好的饭菜都焐在锅里。我找来两根红蜡烛点上，把屋里照得通亮，郭兰问为什么点两支蜡烛。我说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家里吃饭，应该庆祝一下。郭兰端起一支蜡烛吹灭了。“谢谢你，”她把烛台放到柜上，“让你爹看见，又该生气了。”

　　父亲很晚才回来，回来之后又摸黑在牲口棚里鼓捣什么，我去喊他吃饭，他气哼哼说你总待在屋里干什么，不会出来照望一下牲口吗!父亲的消极让我为难，后来还是郭兰出来把父亲叫回家。

　　郭兰做的酱焖鲤鱼味道很好，她还给父亲烫了酒，父亲每吃一样菜，郭兰就问是咸了还是淡了，父亲的表情则是不咸不淡，对郭兰的提问一概答曰：还行。晚饭的场面并不沉闷，我是郭兰的主要交谈对象，但她也没忘了适当关照父亲，逼着父亲说了很多个“还行”。我想李广武可以不必为他的新媳妇担心了，以郭兰的能力，她领导我们绰绰有余，拘谨而木讷的父亲怎么会是她的对手呢。

　　在河边

　　我平时住校，星期六下午回家，子午川离县城有五十多里，到家以后天就黑了。每次我走到子午山垭口的时候，父亲几乎都在老皂角树下等我，循着一明一暗的烟火，远远便能看见树下的一团黑影。听见脚步声，父亲会夸张地咳嗽一声，说：“是广举吗?”然后跟着我一起回家。我多次跟父亲说我不怕走夜路，要他以后别再接我了，父亲支支吾吾地应着，到下一个星期六又看见他在老皂角树下。李广武走后，父亲对我倾注了太多的关爱，有时候我觉得挺不耐烦的，毕竟我也算是一个小伙子了，父亲好像没发现我已经比他高出半个脑袋。

　　郭兰很忙，经常是晚上还要去开会。父亲已经不再喊她“郭会长”了，改叫“广武家的”，显然他已经承认了这个硬塞进来的儿媳妇。有时候郭兰回来晚了，父亲便自己动手做饭，郭兰总是夸奖父亲做的菜好吃，我知道这是女干部惯用的工作方法，其实父亲做的菜一点也不好吃。

　　李广武是我和郭兰固定不变的话题，只要有机会(多半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郭兰总是直截了当让我给她讲李广武的事。我乐于对郭兰讲我哥的事，我发现这件事还挺有意义的，我独居的嫂子正在培养一种被千古吟唱的情感，她需要我的帮助。那个在她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形象太模糊，对“良人”的思念不能像春天的柳絮一样飘忽无着，她得让她心目中的形象清晰可信，从这个意义上，简直可以说是我给了她一个完整的男人。在我面前，郭兰毫不掩饰她的情绪，李广武的陈年往事通常会让她很快乐，但某些时候我又会感觉有些不妙，因为她还让我看到了一种深切的失落，我想或许这便是所谓的“闺怨”了，既然我不能给她抚慰，至少不要在我们家里弄出什么“闺怨”来。此后我试着收敛，尽量不跟她讲我哥，即使她提起话头，我也总是三言两语搪塞过去。为此她很恼火，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她屋里，训斥说：“你觉得我挺可笑吗!”我说大部分人都有可笑的时候，可是你好像没有。她说你少给我摆大人派头，当我看不出来啊，你才多大，牛烘烘的。架子还端起来了!我说你想让我干什么尽管吩咐，你管着全区好几千个泼妇，我架子再大，在你面前也得放下。“看你个熊样，还挺能装的，”她笑着说，“你别忘了，我是你嫂子，在这个家里，我有话不得找你说吗!”

　　粗通文墨的父亲曾经啰啰嗦嗦给我讲了半天关云长秉烛夜读的故事。“没事别总往你嫂子屋里钻，”他说，“你老大不小的，也该分个里外了。”我说知道了，以后再不跟她说话就是了。父亲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让你说话了吗!

　　夏初的时候，有个星期天我没回家，学校开运动会，我参加了标枪和铁饼两项比赛，运动会结束后我正在盥洗室洗澡，同学说有个女干部找我，我就知道是郭兰来了。

　　郭兰依然扎着腰带，背着手，挺威严地在花坛前面走来走去。郭兰上县里开会，顺便给我带来换洗的衣服。我让她到宿舍坐坐，她说你收拾一下，咱们下馆子去。

　　我得承认，和郭兰一起走在县城的马路上感觉很好，我不断跟碰到的同学打招呼，也有男同学向我挤眉弄眼，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这时候只要简单介绍一下就会让他们立马正经起来，但是我却报以微笑，我宁愿让他们去猜测。走过两家小饭馆，郭兰都说不行，太寒酸了，后来进了一家挂四个罗圈的清真饭馆，郭兰说这里的素食面筋挺好的。落座以后，郭兰把菜单推给我，我随便点了两个菜，她拿起菜单看了看，说：“你是想给我省钱，今天咱们得奢侈一下。”她喊来店伙计，吩咐了四样菜：一个红烧牛尾，一个清炖羊肉，另有凉菜和蔬菜。她问我喝不喝酒，看她高兴的样子，我说那就喝点吧，她说我也想喝，然后就吩咐店伙计拿酒。郭兰喝酒很冲，一两装的官瓷盅子，每一盅都是一口喝下去，喝完就再给自己续上，然后把两只胳膊交叠着搭在桌子上，看着我吃菜。我想学她的样子，也放开了喝，她把酒壶拿过去。“你慢点喝，”她说，“别看我，你喝不过我。”她就那么不紧不慢地喝着，跟喝水似的。我劝她多吃菜，她说：“我知道学校食堂吃不饱，你吃你的，不够了咱再要。”

　　我站起来拿过酒壶，说：“嫂子，我想给你敬酒。可以吗?”

　　“干吗这么认真，听起来假惺惺的。”郭兰把盅子朝我面前推了推，“小叔给嫂子敬酒，总该有个理由吧。”

　　我把她的盅子斟满，然后又斟自己的。“我能理解你的难处，”我说，“你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父亲又是个不好说话的人，真是难为你了。”

　　郭兰看看我，端起酒盅和我碰了一下，“叮”的一声，官瓷盅子发出悦耳的声音。“谢谢你能理解我。”郭兰把酒喝了，还颇有礼数地拿空酒盅对我照了一下，“你长大了，”她说，“以前总把你当半大小子看，记得第一次到你家里，你坐着小板凳在灶坑前烧火，算起来快两年了，时间过得真快!”我说你可是一点没变，我还能记住你第一天来的样子。郭兰问什么样子，我说那时候觉得你像田螺姑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郭兰忍不住笑了，笑得满脸通红，“是不是觉得我挺傻的?”

　　“那时候觉得你挺神秘的，也为我哥高兴，我们家从来都没那样快乐过。”

　　“现在还觉得我神秘吗?”

　　“那是以前，现在你是我嫂子了。”

　　“田螺姑娘，”郭兰右臂支着下颏，自言自语重复说，“我都干了些什么啊，现在想一想真是不可思议!”

　　“可是你没有错啊。”

　　“如果我不是你嫂子。你大概就不会这么看了，至少会觉得我挺轻率的，老实说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还能做出那种事。”

　　“你现在后悔吗?”

　　“谈不上后悔，如果放到现在，我绝对不会再犯傻了。”

　　“这么说我该为我哥庆幸了，多亏有人犯傻，我才能有一个嫂子。”

　　“还不知是谁的嫂子呢!”郭兰笑了笑，“王天禄的事你听说了吧。”

　　“不就是那个杀驴王吗，”我故意说，“怎么扯到他了?”

　　“你不会不知道，”郭兰说，“其实我不应该是你嫂子，王天禄才是第一个报名的，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做了一件错事，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只觉得这辈子算是完蛋了。”

　　“明白了，”我说，“这时候我哥来了，是他救了你。”

　　“就算是吧，地狱有十八层，从十八层提到第十层。我该谢天谢地了。”

　　“你谢谢我哥就行了。”我说，“你不了解他，等他回来了，我相信你不会后悔的。”

　　“这个人挺怪的，”郭兰转着桌上的空酒盅，“从走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就算没拿我当回事，可是家里还有父亲，他总该写封信，也好让家里放心，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菜还是那些菜，酒又要了一回。后来郭兰又说起来县城的事，眼下她有一个升迁的机会。调到县里当群工部主任，今天已经找她谈了。我给她斟酒，祝贺她荣升。她说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说这还用说吗。你当上县长才好。她说你还是没长大，尽管我在家里起不了多大作用，可到底还能照顾一下，要是我走了，家里的日子真的没法过了。我迟疑了一下，说那我就退学吧，眼下时局这个样子，毕业了又能怎么样，早晚还不是回家种地。郭兰白了我一眼。说时局怎么了!你念你的书就是了，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大不了再在区上千几年。她拿起酒壶倒酒，酒壶是空的，她问我还要不要酒，我说想喝就再要一壶吧，她犹豫了一下，说不喝了。

　　从饭店出来，郭兰给了我一点钱，说她还要赶回子午山。我以为她今天不回去了，要不说什么也不会耽搁她这么长时间。我知道这五十多里路是个什么概念，每次我在下午三点下了最后一节课起身，到家的时候，一般在晚上八点左右。现在是黄昏时分，郭兰到家差不多就得半夜了。这么远的路，又是在夜里，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我说我送你回去。她说你明天还要上课，我一个人走夜路也惯了，没事的。我说可你喝了那么多酒，能行吗?她说你看我不行吗?能看出来郭兰没醉，但很兴奋，那显然是因为喝了酒，我知道烧酒能让人胆大妄为。不知郭兰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走到杨记铁匠铺的时候郭兰站住了。“你回去吧，”她说，“我不会有事的，说不定还能赶上区里拉粮的马车，对了，以后别跟人提我喝酒的事。”

　　太阳已经快落了，远处，子午山脉的暗影朦朦胧胧，日落时分的子午山显得暧昧而幽深。郭兰沿着东关街往西走，她的影子印在马路上，一会儿便在街角消失了。

　　我回寝室的时候，同学们还在意犹未尽地谈论当天的运动会，说谁谁的百米在本县绝对一流，谁谁的标枪真的很臭，他拿标枪的姿势简直就是老农在舞弄粪叉子。见我回来，有人取下挂蚊帐的竹竿，让我当场演示标枪的正确投掷姿势。我敷衍了一气，就上床躺下来看书，心里总感觉七上八下的，郭兰转过街角的影子在眼前挥之不去。我能感觉出来，她不管不顾地喝酒似乎是一种宣泄，坚定的笑容难以掩饰心底的凄楚。其实她是一个很不走运的女人，家对她来说是一个十分矛盾的概念，她取得了某种身份，然后便是无休止地尽着义务，没有快乐没有回报，甚至不惜断送自己的前途，去陪伴一个古板得难以交流的老人。工作之余的生活对她来说黯然无光。公道地说，是我们拖累了她，尽管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但我想她不该因为自己的侠义心肠而受到惩罚。在敞开的书页中，我仿佛看见郭兰转过街角，走出县城，越过黄昏的田野，稍显单薄的身影孤独地在子午山中飘移。这时候我萌生了一个念头，迫切地要为她做点什么，这个念头是那么强

　　烈，刻不容缓，于是我告诉同寝室的伙伴们我要回家，然后就抓起衣服，在同学们错愕的目光中走了出去。

　　我走出西城门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田野罩进暮霭中，村落上空的炊烟隐约可辨，狗在远处吠叫，叫声懒洋洋地掠过泛黄的麦田，在野地里回荡。初夏的薄暮一派祥和，但我知道在这祥和中潜伏的危险。就在子午山西面，是另一个政权的辖区，两个政权动起手来都不含糊，动辄互相抓人，甚至就地处死，目标自然都不是平民百姓。他们不断地互相指责，称对方“×匪”，如果需要而又方便的话，身处一方的郭兰无疑会成为目标。就在前天，八区的两个土改积极分子就被人绑走了，天亮之后，有人在河边发现了他们的无头尸体。我后悔没把郭兰留在县城，她一个人在夜里独行该冒着怎样的危险!

　　我走得很快，但过了廿里堡还是没追上郭兰，我想她可别出了意外。恐惧一阵一阵袭来。夜幕下的田野显得空旷而悲凉，对一个人如此刻骨铭心的惦记。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

　　接近子午山的时候，我在水渠那里遇到了几个赶牲口的人，他们在水渠边上笼了一堆火。五六头牛串连着悠闲地站在旁边，有人在叽叽叽地唱着梆子戏。我问他们看没看见一个女人走过。其中一个戴苇笠的操河南口音问是不是个细高身材，我说是，又问是不是扎着皮带，我说对对就是她，那人往西一指：“开门刚过去。”我走出去挺远，还听见那个人说：“咦——小娘们儿辣得出油!”然后是一阵放肆的浪笑。

　　在子午山隘道上，我终于看见了郭兰，远远地便知道是她。郭兰步幅很大，几乎是一蹿一蹿地走，看起来挺滑稽的，总感觉她身上还带着几分酒气。我匆促的脚步声惊动了她，她向后望了望，把右手叉在腰间，反而放慢了速度。我在后面喊她，她站住了：“你怎么回来了。”

　　“回来拿几本书，”我说，“你走得可真快!”

　　“是怕我醉在道上，给你们老李家丢人吧。”郭兰等我赶上来，和我并排走着，她的头发有些散乱，风尘仆仆的样子。我抑制不住欣喜，真想和她热烈握手，或者干脆拍拍她肩膀。

　　“一个人走，真的不害怕?”

　　“怎么说呢，也许是害怕，也许是警惕，我也分不清，”她说，“这样也好，一紧张，就不觉得累了，五十几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她慢慢走着，像在散步，薄薄的月光照着山道，子午山的夏夜静谧温馨。郭兰兴致很好，她讲起那几个牛贩子怎么想占她便宜。她怎么对付那几个“该死的河南佬”。我一高兴，就有些口无遮拦：“你像个夜行侠。”我极尽想象之能事，“你该背一把宝剑，或者就提一把朴刀，然后走进挂着酒旗的客店，拍着桌子说：‘店家，两角酒!”

　　“听你的意思，我简直就不是个女人!”

　　“不愿意当女中豪杰?”我笑道，“那就还是田螺姑娘。”

　　“又变成妖精了，”郭兰看看我，“哪来的这些怪念头!”

　　能感觉出来。我的一通胡说让郭兰挺高兴的。现在想起来，那是我的一个小把戏，此后我一直沿用了这个小把戏。如果我肆意在一个女人面前胡说八道，十有八九是对这个女人有好感，因为我不光能感觉其间夹杂着对异性的爱怜，还能体会到侵犯的快意，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恶习，总之郭兰是接受了，从山口隘道到子午河边，郭兰时时被我的胡说八道逗得大笑不止。我暗自得意能给她带来快乐，这样的时光对她毕竟太少，她该有健全的生活享乐，其实她很容易便会满足。

　　后来就到了子午河边。月亮照在河面上，河上闪着细碎的波光，河边柳树的影子投进水里，河水便有些斑驳迷离。这条河我不知走了多少遍，我知道它潜藏水底的每一块巨大的卵石，漾在河面的每一处旋涡。我脱了鞋，先下到水里，郭兰还站在岸边，她问我：“水凉吗?”

　　“挺凉的，”我说，“这可是山里流出的泉眼水。”

　　郭兰打了个寒噤。“白天过来的时候水就挺凉的，”她弯下腰去，好像在试着脱鞋，“都快到麦收了，子午河水还这么凉。”

　　“还是我背你过去吧。”我把我的鞋递给她。

　　“那就不客气了，”郭兰把裤脚提了一下，说，“哈腰。”

　　这是我第一次和女人如此亲密地接触，我对其中的厉害显然估计不足。坦率说，我并不知道郭兰有多重，只感到有两个绵软的东西直对着我挤压过来，那东西逐渐膨胀，像巨大的软体动物一样把我弥合了。我踩着河底的细沙，感觉逐渐在陷进去。我不知道是怎么从深陷的沙窝中跋涉到彼岸。我同样不知道是怎么能把后背上的人直接弄到怀里。略为清醒之后，我看见了郭兰失去血色的脸。她微合着双眼，头发凌乱地覆盖了半边脸，这时候她似乎已经无力支撑，软软地向我靠过来。于是我和她一起瘫倒在地上。我在那张覆盖着乱发的脸上肆意亲吻，高粱烧酒的气味很重，有一股烂苹果的味道，也分不清是她的还是我的，那气味让我愈发胆大妄为。我触摸到了那两个几乎把我压倒的东西，很久以来，它们总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每次我面对它们的主人，都会因目光无意扫过那突出部位而脸红。当这世界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任何禁令和忌讳似乎都无关紧要了。去他娘的关云长秉烛夜读，既然郭兰也在渴望着，就让那该死的“闺怨”结束吧。我哆嗦着去解郭兰的腰带，但我遇到了坚决的抵拒，郭兰两手抓住腰带，紧紧护着最后一道防线。慌乱中，我在她身上触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我没去管它，试图把她的手拿开，郭兰猛然把我推翻在地。“不行。”她断然说，“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像被人从峰顶一下推落到谷底，神志也逐渐清醒了。严格地说我还不算清醒，我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切都像在梦里。郭兰分明在纵容我，我也自以为按她的意愿做了，我不明白这件事一寸和一尺有什么区别，也许我只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我要那样便是出格。我呆呆坐在地上，甚至没想去调整被人掀翻在地的丑陋姿势。清醒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无地自容的羞耻。郭兰站起来，顾自理着头发，她取下发卡，把头发理顺以后重新别上，然后在我旁边坐下来。

　　“你把鞋穿上吧。”她把鞋递给我，顺便帮我放下挽起的裤脚。

　　“今天晚上的事，”我嗫嚅着说，“真对不起。”

　　“今天晚上怎么了?”她偏过头来，笑盈盈望着我，“这不挺好吗。”

　　我无言以对，只想赶快走掉，远远逃离这可耻的窘境。

　　“不要自责，”她说，“真的挺好。”也许是为了印证她的话。她把我脑袋扳过来，和我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在我脸上亲了一下，“这没有什么，都说小叔和嫂子没正经，你没听人说过吗?”她很平静，和刚才比起来像两个人，“我小哥就是咂我大嫂奶长大的，长大后他还动不动摸我大嫂奶子。”她索性靠在我膝盖上，挺惬意的样子，笑嘻嘻地说，“再讲讲你哥的故事吧。”

　　此刻讲我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我对她那样以后，我想李广武的故事从此结束了。郭兰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你觉得对不起你哥，是吗?”她说，“可我没让你对不起你哥呀。我知道你给我编排故事，把你哥往好里说，这两年你没闲着给我送礼，我得谢谢你。你哥还有故事，是他和我的故

　　事，想听吗?”那是一个理由，郭兰把它端了出来，显然是对我解释什么。她说李广武是个有信义的人，他严格恪守“两天不动婚”的古训，成亲那天晚上，他们只是不停地说话，甚至连手都没握过。郭兰说到现在为止，她和李广武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你并不了解你哥，他这个人不简单，要是我和你……”郭兰把手搭在我肩上，幽幽地说，“那样他是会知道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见我茫然的样子，她说，“难怪你不懂，你没经历过，怎么说呢……要是没有那些事，今天晚上你想要就要了吧，可是我不能破了身子，让你哥回来骂你，你说是不是?”

　　郭兰腰里那块硬东西又硌在我腿上，我问她腰里是什么，郭兰站起来，从腰里掏出一把枪，那东西沉甸甸的，闪着蓝光，就是同学们称为“撸子”的那种枪。“防身的。”她把枪递给我。我掂了掂，又还给她。她往远处瞄了一下，然后又别在腰上：“你还想保护我，真正遇到情况不定谁保护谁呢。”她掏枪收枪都显得漫不经心。我相信，如果需要的话，她会不假思索地把那东西对着人的脑袋放响。其实她是一个富于攻击性的女人，这使我对她的同情和爱怜，顿时变得很可笑，也使我第一次萌生出的那点雄性占有欲显得可怜巴巴的。“咱们走吧。”郭兰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我喜欢你，”她又亲了我一下，“你挺不错的，女人一不小心就会被你迷住。”

　　诱捕

　　郭兰放弃了去县里工作的机会。最初她似乎也没打算去，她跟我商量只是说说而已，家里确实也得有个人照顾，既然我不能退学，便只有牵累郭兰了。那天晚上我送郭兰回来，曾跟父亲提起过这件事，父亲的反应很冷淡，按父亲的说法，郭兰官做大了，对我哥并不是一件好事，父亲说我们老李家还养得起儿媳妇，不指望一个女人能怎样，她什么都不干才好，才更有资格做南房子的儿媳妇。当然了，父亲说如果她硬要去的话，谁也不会拦着她，这要看她自己了，要真是个好女人的话，连提都不要提。我劝父亲支持郭兰，因为区里和县里是不一样的。父亲说他懂，县里叫衙门。区里弄好了才是个公所。父亲说你也不想一想，你嫂子升到县里，你哥往哪放，跟着她?这叫什么事儿，再说女人太能了，男人跟住跟不住还两说着。自古没见过女的坐大堂，男的守内宅，凡事得有个理。这话父亲也就是跟我说说，如果郭兰真要走，我想父亲是不会多说什么，但郭兰没走，甚至从未在父亲面前提过这件事。

　　至于我和郭兰的关系，简直就是一本糊涂账。以我当时的年龄，它远远超出我的经验。子午河边那个夜晚，我和郭兰越过了一道也许是不应逾越的壁垒，我们纠扯着共同坠入深渊。此前我们之间似乎还有一道隔阂，它让我们严守叔嫂规矩，但我们不耐烦了，一齐动手把那道隔阂拆除了，我们自由了，一身轻松地解除了束缚。我们不断地温习子午河边的故事，大都是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郭兰也许会嗫嚅着说：“别这样，别这样……”但身体渐渐软下来，任我怎样了。

　　其实也没怎样。我自觉遵守郭兰给我限定的范围，最后一道屏障是不能逾越的，我们的行为只限于爱抚和互吻，每次爱抚对我都是一次折磨，但我还是不断地重复这种过程。在父亲面前，郭兰喊我二弟，父亲不在的时候，郭兰动辄会叫我“他二叔”，这是一个暗示，我们彼此心领神会，我知道这时候她需要什么。有时候我望着郭兰的侧影，心里会冒出一些古怪的念头，我把郭兰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我的，而下半部分是我哥的，我得让自己守住规矩，不能拿我哥的东西。

　　临近毕业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西南步兵学校录取了。

　　同学秦家耀的父亲在国军里当师长，我在秦家见过少将师长的照片，那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一身笔挺的戎装，腰里挂着短剑，当时便觉得男人就该这样。一次郊游的时候。秦家耀问我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我说还没想过。当时国共之间打得你死我活，时局十分混乱，同学们都是混一天算一天。秦家耀问我想不想上军校，他说现在就有一个机会，可以进西南步校预科，一年之后入本科，入了本科就是少尉阶级，他自己就已经报了名，如果我想去的话，他负责介绍。这么好的机会，我没有理由推辞，当时便说定了。过了一些日子，秦家耀把我引见给一位姓宋的先生，见面谈了一会儿。宋先生便让我填一份表格。很快我拿到了西南步校的入学通知，同时被录取的除了我和秦家耀，还有四个同学。日程定得很仓促，接到通知之后，我们被获准回家收拾行装，第二天下午在县城集合，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些。在宋先生宣布的纪律当中，第一条就是严格保密，甚至对家里人的说法都有规定，我们对家里人得说去金陵师范专科学校。

　　听说我考上了金陵师范，父亲自然是喜形于色，我还从没见他这么高兴过。他管南京叫京城，说那地方可不得了，六朝故都，龙盘虎踞，是个出息人的地方。仿佛我还没出发就已经沾上了地气。当天晚上父亲杀了鸡，我们准备了一席丰盛的家宴。趁父亲做饭的时候，我去村口等郭兰，她还不知道这件事。我想临走之前应该和她说点什么。而有些话是不能在家里说的。

　　当我把消息告诉郭兰的时候，她适度地表示祝贺，然后就沉默着，低着头一直往前走。在土地庙前面，我停下了，说：“就这么让我走了，不想说点什么?”

　　“知道你早晚要走，”郭兰侧脸望着庙门前的旗杆，“咱们子午山放不下你。”她似乎无意掩饰失落的情绪，我觉得此刻她需要抚慰，这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了。郭兰没有配合我，她挺理智地站着，让我不能适应，这时候有一挂牛车赶过来，郭兰说：“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吧。”

　　晚饭很丰盛，除了鱼啊肉的，父亲还做了小豆腐。我们常吃这种菜，豆面和干菜搭配在一起，黑白分明。父亲说这是家乡菜，不见得名贵，但吃起来顺口，耐饥，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根本。郭兰烫了酒，在桌上摆了两个酒盅，我又去拿了一个酒盅摆在桌上，然后把三个盅子都斟满。“嫂子，”我说，“今晚上你也得喝点。”

　　“可我不会喝酒啊。”

　　“知道你不会，”我说，“将就着喝吧。”

　　父亲端起酒盅先敬天敬地。然后呷一口。“广武家的，”父亲说，“这是红薯酒，少喝一点醉不了人。”父亲端起盅子的时候甚至还向我客气地示意，这是我第一次得到来自父亲的礼遇，我想父亲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某种承认，承认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李广武有时候也和父亲一起喝酒，我不知道他最初是否曾获此殊荣。父亲的礼节让我惶恐，我赶紧端起酒盅，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半空中顿一顿。然后呷一小口。为了让父亲高兴，我大口吃着小豆腐，以证明我很在乎“根本”，可父亲却不高兴了，说你怎么老是吃那一样，这满桌子就没有中吃的吗。

　　告别的家宴亲切祥和，但也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怅惘，我几次看郭兰，都发现她端着碗在走神儿。她又要单独面对死气沉沉的日子，我能理解她此刻的心境。为了缓和气氛，我兴冲冲地说听说南京板鸭和金华火腿是好东西，寒假的时候我多带点回来。

　　晚饭后父亲领我去向老亲故邻辞行，我一遍遍跟人解释那个也许是子虚乌有的学校，父亲在

　　邻人的啧啧称许中努力板着面孔，而我却为不能展示步校的入学通知深感遗憾。要不是我推说太累不再走了，父亲大概会带着我走遍全村。

　　回家的时候郭兰已经把我的东西整理好了，换洗衣服叠成一摞，放在提包旁边。她把我叫到西屋，问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中午，又问怎么走，我说还不知道，明天到学校有人安排。她让我再给她讲讲金陵师范学校，我又得重复那个讲了一百遍的谎言。她边听边思谋地点头，说那可是敌占区，你想过吗?我说是不是敌占区对我无所谓，反正都是中国的地盘。她说看来是非去不可了?

　　“嫂子，”我说，“按理说我应该为家里担点责任，我也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不容易……”

　　“我不是要把你拴在家里，”郭兰挥挥手打断了我，“再说我也没那个权利。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但这件事你必须慎重。在家里真的就没有前途了?你有文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在哪还不一样，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在区里或是县上给你找一份工作，何必舍近求远往白区跑。”

　　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希望你能体谅我。见我主意已定，郭兰也不再劝了，说时候不早了，你去睡吧。

　　第二天早饭后，郭兰让我跟她到区上去，说是有东西给我。路上她又试图劝我，但她刚提起话头，我就找话给岔开。我不怀疑她能给我谋一份差事，但说实在的，我根本就看不上那些土八路，我也没有什么“敌占区”或国共阵营的概念，我看中的是那所学校，它能满足我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以及成就事业的心愿，这时候郭兰煞费苦心的劝告显得很可笑，我甚至把它理解成女人的一种小心眼儿。

　　到区上以后，郭兰把我安顿在区干部宿舍里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她领了两个人回来，他们二话不说，就把我摁倒在地上，不等我反应过来，便被他们反绑双手，结结实实捆了起来。我说你们干什么!那两个人顾自用力拾掇我，根本就不跟我说话；仿佛他们眼下对付的是一头猪。我惊异地看郭兰，郭兰站在一边不动声色，像是不认识我。把我弄熨帖了之后，那两个人问郭兰怎么办，郭兰挥挥手：“送禁闭室!”

　　就算把我累死，也想象不出郭兰这样对我，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敌占区”，幸好她还不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我坐在禁闭室的泥地上，脑袋近于麻木，我不愿把郭兰想得太坏，但她肯定不能算是一个善良的人。诱捕我的理由显然不能成立，在我们子午山，就有很多人进出“敌占区”，没听说有谁因此被关起来。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她不能容许我离开，当知道我非走不可的时候，她终于恼火了，翻脸不认人了。我想我还看不懂女人，女人怎么能这样!

　　“真可怜，得了这种病!”恍惚中，听见有人在门外说话，显然是在谈论我。

　　“听说是念书念的，愚了。”另一个人说。

　　中午的时候，捆我的那两个家伙来了，他们给我松开绳子，然后递过来煎饼和菜汤。我说你们让郭兰来一下，马上就来。他们都望着我笑，说郭会长下乡了，要等到晚上才能回来，又劝我“静一静心”，说这种病不能急躁，先静养几天。不知道郭兰安排我得的是什么病，我只知道再不走时间就来不及了。我说郭会长回来请告诉她，就说我回家了。他们拦住我，嘻嘻哈哈哄我吃饭，我焦躁起来，把堵在门口的那个人摔倒在地上，待我伸手拉门的时候，脑袋后面重重挨了一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醒来发现我已经被绑在床上，我平躺着，双手和脚都被固定在床棱上。我挣了几下，感觉绳子很结实，想弄开简直是徒劳，即使此刻他们放了我，也已经错过了宋先生规定的集合时间。

　　直到晚上郭兰才来，她把看我的人打发走，就用手巾给我擦脸：“要喝水吗?”她在脸盆里拧着手巾，“今天晚上我照顾你。”

　　“用不着，”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由于她的行为太离谱，我已经不想发火了。

　　“好好躺着，别想三想四的，”她把手巾抖了几下，然后搭在椅子靠背上，“到时候会给你解开的。”

　　“什么时候?”

　　“到你知道错了的时候。”

　　“不就是上个学，至于这样吗!我看你是别有用心吧。”她自负的样子挺可恨的，我终于按捺不住了。

　　“你什么意思?”她敏感地望望我，“别有用心?除了为你好，我还会有什么用心，你说明白点好不好!”

　　“话不用说到家，你比我明白。”看她挺在意的样子，越发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看你个熊样，还挺复杂的。”郭兰笑了一下，挺难堪的样子，“既然这样，我就把话说到家了。”她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有光纸。我一眼就认出那是我的入学通知，本来我是把它放在提包夹层里，而昨天晚上她动过我的提包……一切都明白了。喋喋不休的劝说，以及她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一时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原来她早就知道了我的秘密。在宋先生安排我们行程的时候，我还觉得他太神经质，但现在我领教了泄密的后果，由于我自己疏忽大意。事情彻底搞砸了!

　　“西南步兵学校，”郭兰用右手食指在通知书上弹了一下。六十克有光纸声音清脆，“是培养国民党军官的吧?你知不知道这是投敌?绑你怎么了，觉得挺委屈的是不是!”

　　“终于让你逮着个国民党，”我说，“你们不是讲究大义灭亲吗，还不赶快把我拉出去毙了!”

　　“你还年轻，只能怪你无知，被人蒙蔽了。”说着她把那张纸凑到灯前。

　　“你要干什么!”我失声叫起来。

　　“别那么大声，让人听见。”郭兰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她把那张纸点燃，“你本来是要去金陵师范，临走的时候你病了，忘了告诉你，你是脑子里有病。”望着手里蓝幽幽的火苗快燃尽了，她把剩下的那张小纸片扔在地上，“我对别人是这么说的，如果不想给家里找麻烦，你该知道怎么说。”

　　小纸片在地上闪了几下。很快熄灭了，变成一片薄薄的灰烬，似乎我的前程也随着那张小纸片一道去了，它在刚举步的时候就被悄无声息地扼杀了。我想破口大骂，或者干脆往她脸上啐口水，是这个刚愎自用的女人毁掉了我的前程，而就在昨天，我还被她感动过，对她的过分迷恋和信任，使我丧失了警惕，她不光是女人。还是共产党的区干部。我不怀疑，如果我真去了那个学校。她会毫不客气地与我为敌，那时候大概她就不会以病人的名义发落我了。

　　“脑子有病!”我恶意地冷笑，“自以为秉公办事，可是还不够彻底，为什么要撒谎，你这叫徇私舞弊!滚他娘的脑子病，我才不在乎，明天我就自首去，坦白我是国民党，我还得坦白有人包庇我，和我订攻守同盟!”我极尽攻击挖苦之能事。甚至她的一点亲情也被我据为口实。

　　“可惜啊，”她笑着说，“我不该把你的宝贝疙瘩烧了，你去自首该把那东西带上，只可惜现在证据没有了。你明天去吧，看看谁会相信!”她笑眯眯地俯身望着我，甚至还在我头上拍了拍，“他们会说你病情发作。”此刻她像个虐待狂，她乐呵呵的样子让我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想打下她的威风，让她知道自己毕竟是个女人，于是我故作平静地说我想上厕所。她犹豫了一下：“白天他们没送你去吗?”

　　“捆了我一天，他们把我当猪，快给我解开，

　　憋死了!”我偷偷看她，断定她不会给我松绑，其实这时候我倒是真的不希望她放开我，“你快点好不好，都要尿在床上了。”

　　郭兰想了想，像是下了挺大的决心，快步出去了，不一会儿拿了个洋铁盒回来：“你坐起来。”她把洋铁盒放在床边。

　　“你得把我手解开，没听说过‘解手吗。”

　　“你别想耍花招，以为我侍候不了你是不是!”她有些做作地把洋铁盒往床里推了推，然后就给我解腰带，褪裤子。她的动作慌乱而无秩序，洋铁盒也被碰翻在地。我仰躺着任她摆布，尽情体会着恶作剧的快意。她把我的裤子褪下来，又弯腰捡起洋铁盒，然后别过脸去。把洋铁盒放在我两腿中间。“你快点。”她说。看着她无地自容的样子，我暗自得意，我现在不用急着去执行宋先生的集合令了，我有的是时间。我说往左往左。她把洋铁盒杵到左边，我又说往右往右，后来我干脆说你真没用，接个尿都接不好，你不会看着点啊!

　　“你真厚脸皮!”她终于臊得满脸通红，把洋铁盒往我腿上一扔，“那是我能看的吗。我和你还没到那一步吧!”

　　她这一扔还真准，正好扔对了地方，我憋足了劲，故意尿得很响。“尿得真舒服啊!”我说。她本来别转脸皱着眉头，这时候噗嗤笑出声。“好了。”我说，“拿去吧，这回可要看准，别弄洒了。”

　　“哪来的这些熊招，真恶劣!”她拿起洋铁盒推门走出去，咣啷啷响了一声，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

　　郭兰回来的时候提了一壶水，还有两个油饼。“饿了你就说一声，”她把东西蹾在桌子上，“你不用和我闹，看咱俩谁能熬过谁!”

　　“干吗把尿壶扔了?还不快去捡回来，我一晚上能尿好多次呢。”

　　“爱尿你就尿吧，往床上尿!”她终于被激怒了。

　　这一轮我明显占了上风。初步的胜利让我得意忘形，既然行为上她不再配合，我就变换花样，满口污言秽语。现在想来，可能我意识深处有着某些无赖秉性，大概我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曾经混迹市井，以尾随良家女子为乐，或者沾上了暴露癖，见了女人就脱裤子展示自己，这种生命的密码混在血液中传达给我，在某些特定场合，它们被唤醒了，像在洞里藏了几百年的黑蚰蜒一样缓慢地爬出来，把我体面的外衣啃噬得百孔千疮。总之那天晚上我真的很下流，不惜用最刻毒的语言对一个女性肆意凌辱。这恐怕不仅仅是她烧了我的入学通知，因为我还明显感到侵暴的快意，为这件事，多年之后再见到郭兰我还感到惶悚。那天晚上我损招迭出且巧舌如簧，我说渴。郭兰倒了水端给我，我说水太凉，我想咂你奶，叔嫂之间可以咂奶，这可是你说的。我还大谈对她的体会，说你耳朵怎样嘴唇怎样，你不是会发软吗，来，再软一个给我看看。郭兰正在把几个凳子拼在一起，看样准备给自己搭个床，听着听着她停住了，转过身面对着我，我还在喋喋不休地谈体会，郭兰突然用力抽了我一记耳光，或许由于角度不对，那一耳光多半扇在我鼻子上，直打得我眼冒金星。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涌。郭兰嘴唇哆嗦着，脸色白得能看见皮肤下面的脉络。

　　“你简直是无耻!你简直……”她哆嗦着坐在凳子上，我看到了一种发自心底的寒栗。

　　我是胜利了，大获全胜，但此刻我只有茫然，无边无涯的茫然。这么说吧，我的滔滔雄辩的思路仿佛是一匹逞能驰骋的瞎马，正在不自量力地撒着欢儿，突然失足落进了无底深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点回音都没有。

　　郭兰坐在凳子上，好像在努力平复着情绪。“你怎么能做得出来!”她说，“你死乞白赖做下了，反过来又羞辱我，你就不害臊吗!你觉得咱俩的事肮脏吗?既然肮脏为什么还要做!告诉你吧，我不觉得那是丑事，要冲你哥，不该做的是你，我和你哥算什么……只要我愿意……赶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来劲了，咂我，也好意思说。不让你上学是害你?看看你上的是什么学，出去了你回得来吗!南边迟早要收过来，到时候让你回来你也不敢!亏你念了那么多书，这点事都看不出来。你去念师范我不会计较，可这个学校不行，你就断了念头吧!”

　　郭兰逐渐恢复了常态，但显然不愿再理我，她走到桌子跟前，想吹灯，想了想又把那碗水端过来，爱理不理地杵给我，我已经没了脾气，欠起身，就在她手里把水喝了。又问油饼吃不吃，我没说话，顾自向后重重地躺下。她也不再理会，把灯吹了。黑暗中听见她解下腰带挂在墙上，然后在凳子上躺下来。我平躺在床上，聆听夜的寂静，外面有一只巨大的蛾子扑啦啦往窗上撞，开始撞得挺有劲儿，像谁用手指敲击着不规则的鼓点儿，后来渐渐耗尽了力气，落下去了，之后再也没飞起来。我开始觉得疲乏，由于不能翻身，后背有些麻木，想喊郭兰，但听见她已经睡了，均匀的呼吸间或夹杂着类似叹息的重音。我自己试着弯曲右手手腕，用尽力气终于摸到了绳结。慢慢地居然被我弄开了，左手和双脚就简单多了。我下了床。轻轻拉开门走出去。夏日的夜晚空气潮润，上弦月已经要移到子午山后了，夜幕下既有温馨又有恐惧，充满了不可知的变数。我知道秦家耀他们正在星夜兼程，他们往东，也许是往西，投入那个前途未卜的世界。静下来想一想，郭兰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真如郭兰说的那样，这无疑是秦家耀他们在家乡的最后一个夜晚，而落伍的人即使是幸运的，总难免心头的怅惘。

　　我在外面坐了很久，后来感到有些凉意，就又回到禁闭室。郭兰还在熟睡，也许她太疲劳了，对我解脱禁闭后发生的事一点反应都没有。她修长的身体略微弯曲，侧卧在凳子上，就像带着箭伤的山雉倒在山冈上。一个爱她的人却伤害了她，我用采自她身上的翎毛做成利矢，不计后果地连连向她发射，我为自己的卑劣深感愧疚。郭兰睡的凳子很窄，她躺在上面岌岌可危，稍一翻身便会滚落到地上，而我的床现在空着，并且我永远也不想再躺上去。我俯身把她抱起来，轻轻放到床上，然后坐在她腾出来的凳子上，一直到天亮。

　　最初的清算

　　地处西南的那所学校本来让我看到了追慕已久的希望，在这个希望伸手可及的时候，郭兰却让它破灭了。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灰暗，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真不知道以后还能干点什么。

　　那天晚上我在禁闭室里坐了一夜，其间吃了郭兰拿来的油饼，还喝了点水(居然没去厕所)。床上的郭兰呼吸均匀，她一会儿侧卧，一会儿又仰卧，似乎睡得很好，睡姿也很柔美。但我不相信一个带枪的人会如此贪睡，以至于被人抱走了竟然不知道，我总感觉那均匀的呼吸声里，有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在注视着我，并且她的睡姿也很值得怀疑，当她翻身的时候，总会有一声娇美的呻吟，然后屈伸手臂垫在脸颊上。她的睡姿简直无懈可击。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完美的睡姿，美女也流哈喇子这是同学们常说的一句话，而她的睡相似乎经过了精心修饰。如果她是警醒的。在我走出禁闭室以及抱起她的时候，她理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我逃走或是对她非礼，但她让我看到的只是一种近于表演的睡眠，潜藏在我身上的危险似乎被忽略了。

　　天放亮的时候郭兰起来了，她舒展腰身打了

　　一个长长的哈欠，然后理一理头发，摘下墙上的皮带扎在腰上，推门走了出去。位置的调换没让她感到奇怪，仿佛她原来就睡在床上。我一夜没睡，这阵困倦得不愿睁眼，看样子郭兰不会再绑我，我也该回家了。郭兰在老枣树下和刘家岙的刘村长说话，刘村长跟我打招呼，说你气色真好!我心不在焉地应着。看见郭兰扔的洋铁盒就在跟前，我赶上去踢了一脚，洋铁盒咣啷啷滚出去很远。

　　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本来它还可以继续下去，就像一棵直溜溜生长的树，但郭兰把树梢砍掉了，它不可能再长高了，只是从旁边逸出一些枝杈。我正经八百地当起了农民，我的父兄都是农民，从小时候起。耳濡目染的都是土地、农作和收成，从学生到农民，这种角色的变化对我来说不需要过程。每天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起来了，第一件事是给牲口上草料，然后拿起镰刀去河滩割草，早饭前我得备下两匹马一天的饲草。如果是雨天，我就穿上李广武穿过的蓑衣，戴上高粱秸编的苇笠头，把牲口赶出去放牧，或是拿上铁锹去田里疏通积水。除了春秋两季农忙的时候雇短工，平时的田间管理都自己做。冬季农闲的时候，我去子午山里砍柴，砍下的柴火拖到山下的平地上，攒够了就赶着马车拉回家。有一回去廿里堡拉粉坨子，我还把马车赶进县城，去了秦家耀家。秦家的人都走了，只有一个老头在照料房子，那个老头耳朵有些背，对我总是答非所问，最终我也没弄明白秦家人的去向。只知道他看房子每年有四石高粱。我又把车赶到学校，操场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我抱着鞭杆靠在车辕子上，傻呵呵看了半天光景，后来皮球朝我直飞过来，那几个小家伙大声喊：“车老板快接住!”我捡起皮球，十分规范地大脚踢还给他们。我的球技博得了一片喝彩，没有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学长。

　　农夫的日子平缓悠长，我经常一个人整日在农田里干活，没有人可以交谈，眼前除了庄稼还是庄稼，唯一可以交流的是牲口，我和它们的交流周而复始，永远只有两个复音节词，拐弯的时候我说“哦哦”，若是直走，我就说“驾驾”。这样的日子让人心情平和，思维也越发单纯了，只有这时候我才理解了父亲，知道了农民。晚饭的时候，话题大都和农作有关。我已经完全取得了喝酒资格，我和父亲面前的酒盅此起彼落，我也学会了把一小盅酒分四次喝下，并且每一次的间隔要放下筷子，咂着嘴，细品烧酒的余味。或麦子玉米，或荞麦芝麻，总有可以下酒的话题，有时候郭兰也要插一杠子，但她更多是听我们说。父亲既向我传授技术，也给我讲农业知识，他知道的农谚多得数不清，他还建议我看一看《齐民要术》，说那是贤人的书，够务农的入学一辈子，父亲已经认定我要终身务农了。

　　土改的时候，我们的土地被分出去一部分。按土地面积，本来我们可以定为富农或小地主，由于家里从未雇过长工，所以只划到中农。分地的事差点就要了父亲的命，他在家里拍着桌子跟郭兰喊叫：“我是军属，你们打富济贫也轮不到我头上!”郭兰说剩下的不也够生活了吗。父亲说撑死了我能吃多少，广武不回来吗!广举不娶媳妇吗!我还得有孙子，你把地都分出去，让他们喝西北风去!郭兰最初还跟父亲灌输她的信条，讲那个人人都平等的社会，但父亲根本就听不进去，后来郭兰说这事我说了也不算，你冲我喊一点也没用。再后来父亲看到了斗争的情景。便偃旗息鼓，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但有一天夜里父亲把我叫起来，去地里把界石深埋到地下。父亲往坑里填着土说每逢改朝换代都要均田，均到后来还是有穷有富，剩下这点地你一定要给我守住。我说还守什么，再不会有人来抢就是了，你没有地他还要分点给你。父亲说别学你嫂子，咱们和她就不是一路的人。

　　也许是因为土地的缘故。父亲开始为我找媳妇了。此前父亲跟我谈过这件事，说你哥要在家的话，这些年也该有个仨男俩女的了，不作兴地叫人分了，你也老大不小的，该成家了，我这就托人给你提媒去。我说不找媳妇，父亲说个鳖羔子想让我断子绝孙怎么着!我说那就提吧，可是我自己得看看，不能什么人都要。父亲说看你说的，凭你这条件。提媒的还不得好好掂量掂量。

　　第一个提的便是刘家岙刘村长的妹妹。父亲晚上在饭桌上跟郭兰讲这件事，郭兰说行啊，广举该找媳妇了，我也好有个伴儿，听那话倒像我这媳妇是给她找的。父亲问见没见过刘村长妹子，郭兰说刘村长有一大帮妹妹，不知提的是哪一个。父亲说是刘家长女。“那就是划秀娥了，”郭兰说，“上过我们识字班，大姑娘挺好的。”我看见郭兰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这就对了，”父亲说，“我儿子的媳妇准错不了。”

　　第二天我就跟着媒人去刘家相亲。刘秀娥显然是有所准备，她手里拿着绷子在绣花。不客气地说，她见了我眼睛一亮，可我的感觉似乎不对路，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想把她捞过来揍一顿。我觉得以前从未见过这么丑的女人。更令人生气的还有刘村长，他追着我问长问短的，明显在对我进行智力测试，如问我花生每墩要下几颗种还可以，问一年有多少个节气就有些不地道了。我知道郭兰给我安排的精神病已经差不多在全区传开了，即使刘村长问我是男是女也不为过。对刘村长的问题我每问必答，不但答得准确无误还旁及其他，我背着手大声念完廿四节气，又捎带着说牛是四条腿而人是两条。事情自然是搞砸了。刘大姑娘不等我说完就躲进里屋，再也不肯出来。回去的路上媒人直埋怨我不该多说话。这么好的姑娘硬是没指望了。

　　“说得不对吗?”我说，“不信你数数自己有几条腿。”

　　“你说得真对!”媒人眨巴着眼，“对极了!”

　　郭兰几乎能叫出全区妇女的名字，父亲每有人选必要先问她，几乎无一例外，父亲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然后我就急匆匆赶过去相亲。我对那一时期的体会是：要办成一件事挺费劲的。而要想办不成一件事真是太容易了。几轮下来。父亲有些泄劲，说我儿子相貌堂堂的。怎么就寻不下一个呢。

　　春节刚过，前街李保义又给我提媒，晚饭的时候父亲问郭兰，郭兰说这么多都没看上，不该动婚的。我说你们六区的适龄妇女大概也上千了，怎么一个比一个丑，叫人看了生气。郭兰说那是你眼里没人。

　　饭后，父亲提了灯笼去李保义家，临出门他说你们在家扒点苞米，牲口料不多了。我们家的苞米串子都挂在西厢房里，我去捡了几串回来，郭兰已经在炕上摆好了柳条笸箩，我把苞米串子放在笸箩里，然后搬个杌子在炕前。郭兰说你上来坐吧，地下冷，我说这里得劲儿。我在杌子上坐了，拿起一穗苞米在铁镂子上用力穿下去。郭兰看看我，说咱家这苞米穗子真大!我说咱家地好。郭兰拿起我穿过的苞米穗子扒着，说你这农民当得挺踏实的，一点儿别的想法都没有吗?我说以前有，现在没有了。自从郭兰烧了我的入学通知，我也彷徨过，不知道将来怎么办，以前那些海阔天空的念头逐渐在田地里销蚀掉了，但潜藏心底的热情并没有完全泯灭。它被深深地埋藏起来。一天的劳作之后，借助二两烧酒煽起的兴致，有时候会梦见自己腰里挂着短剑。鹅一样在子午山

　　道上雄视阔步。我似乎在等待着。但又不知道等待的是什么。

　　郭兰停了手里的活，怔怔地望着我，说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这样不好吗?踏踏实实过日子，自食其力，要多安稳有多安稳。郭兰说农民也有农民的乐趣，我看你完全变了，一点热情都没有，我知道那件事对你刺激挺大，该不会一辈子恨我吧?我说恨你干什么，你又没错，国民党已经给撵到台湾去了，我要进了那个学校，还不知是什么下场，我该感谢你，只要你不恨我就行了，就当我真是精神病吧。

　　“我也没有办法，”郭兰笑了一下，“不是精神病就是通敌，你说我选哪一样。”她拔下发卡在油灯上拨了拨，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那个病耽误你找媳妇了。”

　　“这倒是真的，那个刘村长的妹妹。看见我吓得什么似的，直往屋里跑，怪可惜的。一个挺好的大姑娘。”

　　郭兰笑得弯下腰去，扒下的苞米粒滚落到笸箩外面，噼里啪啦满炕跳动。

　　禁闭室那一夜过后，我们俩共同推倒的壁垒又树了起来，我们各自找回了自己的身份，变得彬彬有礼，但我们丧失了快乐，丧失了那种使日子充满情趣和期待的快乐，我知道她对我的恶语中伤不会耿耿于怀，她的过多拘泥更多是来自我的变化，只要我恢复以前的样子，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以往的快乐。我还知道她对我相亲的心态。她故意松开手里的绳子，让我东碰西撞，我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她的胜利，我那些糟糕透顶的相亲让她惬意，她很自信，知道我不能拽断绳子逃逸。事实上我真的摆脱不了她，在我看过的女子当中，也有挺好的，但随着那个数目的增加，我发现我对她已经有了某种惯性的依赖，我已经不能再接受别的女人。

　　“你不该装疯卖傻。”郭兰抑制不住得意的样子，“你跟刘村长都说了些什么啊，牛啊人的，害得刘村长前几天还给你淘弄治病的偏方。”

　　“这个刘村长倒是实凿凿的，他还没死心，指望把我治好了，好把他的丑妹妹嫁给我。”

　　“看了那么多。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赵庄的修迎春可是远近有名的好姑娘。”

　　“修迎春是挺好，我差一点就让她给迷惑了，后来一下想起你，就觉得修迎春不好了。”

　　郭兰倏地红了脸，她拿起一个苞米穗子砸到我怀里：“你倒学会奉承女人了，你给你们老李家找媳妇，干吗把我扯进去!”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放下苞米镂子，专注地望着她，“不会再看上谁了，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郭兰隔着柳条笸箩专注地看着油灯，她脸上的红晕在慢慢洇开，又渐渐消失。“那是你的事，”她叹了口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亲一亲你，可以吗?”我觉得心里非常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止水，没有一丝涟漪。

　　

　　“你又来了，”郭兰瞪了我一眼，“忘了你在区上说的那些话，我想起来就生气，你把我当什么了!”她拿过簸箕和笤帚，扫着滚落在炕上的苞米粒。她俯下身子时，触肩的短发滚落下来，末稍向内侧卷起，在脸颊上留下一个月牙状的尖角。望着她柔美的侧影。一丝爱怜的情绪像荷叶一样软软地浮上来，我把手放在她肩上，感觉那也是自己的一部分。“我在区上都说什么了?想起来了，说你耳朵……你耳廓长得真好!”我拱开她的头发，在她耳朵上亲吻着，我知道她无法拒绝，因为我们共同创造过快乐，有了它我们的日子才不会暗淡，这件事情被适度地抑制越发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拒绝。郭兰很配合，她没有因为我曾经恶意挖苦而心存芥蒂，我亲吻着熟悉的地方，闻着她头发中散发出的熟悉气味，并且……我也重新看到了她的绵软。我听见她轻轻地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怎么办啊!我们的心软了身体也软了，仿佛两坨胶质粘合在一起。我们自然不知道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刻，故事的再度重温使我们忘记了一切，如果我们去郭兰房里或是什么黑暗角落里，我们以后的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我们却在灯影里把本该掩藏起来的好事暴露无遗。当郭兰用力在我手腕上掐了一下并试图摆脱我的时候，我看到她已经走出了微妙的情景，她望着门口的眼睛充满了羞愤和惊恐，我猛然回头，正看见父亲迈进门槛的腿又缩了回去。父亲像是走错了门，他退回堂屋吹灭了灯笼，然后他老人家又退回到院子里。尽管父亲很体贴，像是怕惊吓了我们，但我们确实是被父亲“抓着”了。

　　郭兰迅速理好凌乱的头发，她随之就恢复了常态，麻利地收拾着散落在炕上的东西，她脸上甚至有一种解脱之后的轻松和欣喜：“这回你爹该骂你了。”她居然还笑得出来!

　　“你怎么能这样!”我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吗?”

　　“再也不用遮遮掩掩的了，”郭兰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样子，“你爹要提这件事，你就告诉他你要娶我，你爹不正愁你找不着媳妇吗?”

　　我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她杀伐决断的性格我早就领教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偃旗息鼓而不是火上浇油。私情的败露让我心慌意乱，此刻我拿不出一个像样的办法，但有一点再清楚不过：我决不能和郭兰谈婚论嫁。即使在父亲和邻里中我可以不顾颜面。但在将来我还要面对我哥李广武。郭兰把炕上拾掇干净了，又去找来一条口袋：“咱把苞米装起来。”她若无其事地撑起口袋。我端起笸箩，把扒好的苞米倒进去。“你不用迷糊，你不就等这一天吗?”她麻利地扎着口袋。“这下好了，窗户纸捅破了，咱们可以光明正大了。”

　　“你回屋去吧，”我说，“爹还在外面进不来呢。”

　　父亲终于回来了，他阴着脸，笨拙地蹬下套鞋，上炕拉过被子躺下。我吹了灯，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也躺下了。冬天的夜晚寂静无声，能听见牲口在嚼草，偶尔拽一下缰绳。

　　“你明天就给我相亲去，”黑暗中父亲咳了一声，“把李保义提的这个娶过来。”

　　“不是说不看了嘛。”

　　“看，”父亲说，“还得看中，明早我跟你保义叔说去，把姑娘的生辰八字要过来。正月里就把事儿办了。”

　　“看了那么多也没一个成的，这个不想看了，”我说，“有那工夫，还不如在家扒苞米了。”

　　父亲忽地一下坐起来：“那么多姑娘就没一个好的?我看你压根儿就没想看中。扒苞米扒苞米，你还扒上瘾了!”父亲顿了顿，趴在炕沿上咳了一口痰。“亏你做得出来，你哥还没死，占他的地方，不觉得早了吗!”

　　父亲终于说到了那件事，我无意分辩，只是想宽慰父亲，别让他太寒心，我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有用。但还是极其愚蠢地说我没有对不起我哥。父亲越发坐不住了，他拍着炕沿：“你还觍脸说，当我眼瞎啊!”他越说越气，索性摸起笤帚，对着我乱打，“我让你嘴硬!背着牛头不认赃，揍死你个没廉耻的东西!”

　　门响了一下，郭兰端着油灯过来了：“爹你别难为广举了，都是我不好。”

　　我把脑袋缩进被里，心里说嫂子啊你可千万别再添乱了!

　　“我和广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愿意我也愿意。”看样子郭兰已经不在乎了，“广举的婚事爹就别操心了，他知道该找谁。”说着她一把掀开被子，“李广举你起来，把事情说明白了，别让爹生气。”

　　郭兰显然要把事情弄大。她夸大了我们的关系，她似乎在误导父亲相信，我们把一切能做的

　　都做了。父亲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应付郭兰，为分地的事他能跟郭兰拍桌子。但这件事显然不是做公公的能说清楚了。郭兰把刚下锅的米说成了熟饭，她的坦白让父亲无所适从。父亲像噎住了一样木然坐着，后来他出了一口粗气，又重新躺下了。

　　早上父亲没起来。他好像忘了跟李保义要生辰八字的事。郭兰做了红糖荷包蛋端过来，父亲连眼都懒得睁一下。郭兰向我眨眨眼，把碗放在坐柜上，她像卸掉了一块心病，神采飞扬且步履轻快，动作幅度越发显得大了。“广举过来吃饭，”她在灶间喊我，“吃完饭咱还扒苞米。”

　　我想今天应该让郭兰出去走一走，她不应该待在家里。她春风得意的样子会让父亲受不了。我摸摸父亲额头，感觉温度适中，他老人家是有气窝在心里。院里传来牲口刨槽的声音，父亲微微睁开眼，说你个鳖羔子还不给牲口饮水去，我说已经饮过了。“那就赶到南河套去遛一遛，你磨磨叽叽守着我干什么，我死不了!”

　　外面飘起了细密的碎雪。地上已经铺了薄薄一层。马棚前有几只麻雀，它们跳跃着啄食遗落的麦粒，见我过来，呼的一声都飞到门口的椿树上。我去牲口棚里把两匹马牵出来，在院子里把两条缰绳系在一起。郭兰在门口喊我，说吃了饭再去吧。郭兰还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声，她惊异地望着门口，我转过身去，看见我哥就站在门外。

　　李广武斜背着挎包，手里拎着一个长长的网袋，正眯着眼睛看我，他神态沉静而安详，是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的松弛。“广举，”他轻轻地笑了笑，“长得比我高了，也壮了。”

　　“哥……”我觉得有东西鲠在嗓子里，忙过去接过他的网袋。

　　“把牲口拴上吧。”李广武边说边往院子里走，好像他刚刚下地回来。

　　“嫂子，”我冲屋门口喊郭兰，“还愣着干什么，这是我哥啊!”

　　“真的是李广武!”郭兰迎出来。我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两个人竟站在院子里握手，“看落了一身雪，”郭兰说，“我拿笤帚给你扫扫。”

　　“唉，扫扫。”李广武除下帽子，在身上拍着。

　　父亲闻讯出来了，他在门口披上棉袄，有些吃力地背着手，虽激动但不失长者风度。

　　“爹……”李广武走过去扶住父亲。

　　这时候父亲已经是老泪纵横了，他抓着李广武胳膊：“小武子啊……小武子啊……”

　　李广武比四年前明显瘦了，原先的方脸变成长脸，抿起嘴唇的时候，人中显得很长，这是我们家人共有的特点，有人说这是寿相。李广武盘腿坐在炕上，抽着手工卷烟，讲他一路回来的经过。他是从广西回来的，本来打算回家过年，山里交通不便，从部队驻地到柳州就走了十多天，因为走得仓促，行李都没带，过一阵子那边给邮过来。

　　我说：“那以后就不走了?”

　　“不走了，”他说，“这次办的是复员。”

　　父亲说：“那敢情好，守家在地过日子吧。”

　　李广武说：“仗也打完了。这些年盼的就是回家，要不是挂了花，还回不来呢。”

　　“看你冒失的，”父亲责怪说，“伤哪了?”

　　“也没有什么，”李广武笑了笑，“剿匪的时候挨了一下。”

　　“伤哪了?”父亲固执地望着李广武。

　　“在腰上，”李广武把衣服撸上去。“这是进口，这是出口，”他指着左右两块疤，“加兰德步枪打的。”

　　父亲在伤处按了按：“还疼吗?”

　　“不疼，就是有点麻，”李广武说，“两个多月了。”

　　“真能叫你吓死，自己也不知道加点儿仔细。”父亲说。

　　“广举中学念下来了?”李广武系着扣子问。

　　“念下来了，”我说，“毕业快两年了。”

　　父亲说，这些年全仗你兄弟了，把他累得像个傻子一样。李广武说以后家里有我就行了，广举待在家里怪可惜的。父亲帮李广武抻着衣襟，说如今不比从前了，地都让人分了。李广武说我也寻思，咱家地是多了点儿，如今又不让雇工，耗着怕是要撂荒。父亲说你媳妇也这么跟我说，我也想开了，人家千亩百亩的都分了，咱想耗也耗不住。父亲又问起这几年都走过哪些地方，李广武大概讲了他的经历，轻描淡写的，像在讲别人的故事。父亲说：“小武子不是我说你，这几年家里人的心都揪在嗓子眼儿里，你是有媳妇的人，再怎么紧也该往家打个信儿，不说别的，报一声平安，这可倒好，杳无音信了。你媳妇这些年也怪不易的。”父亲看看我，“喊你嫂子去。”

　　郭兰一个人坐在灶间出神，挺孤独的样子，我觉得这时候她最有理由享受团聚的欢悦，至于以前发生的事。毕竟都过去了。父亲在李广武面前迫不及待地赞誉我们，是对我们的安抚，我能理解父亲的意思。他老人家原谅了我们，不想让我们太尴尬。“嫂子，”我说，“你过去吧，让我来烧火。”

　　郭兰没动。定定地望着炉膛。

　　“终于回来了，”我说，“以后你该多做两个人的饭。他可能吃了。”

　　“你觉得我该高兴吗?”郭兰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然后站起来揭开锅盖，在蒸腾的雾气中忙碌着。

　　吃过郭兰做的面条，李广武回西屋休息去了。父亲除掉了心病，精神头儿也上来了，他往窗外望望，说：“好一场雪!”然后就穿起套裤串门去了。郭兰趴在柜上写着什么，她偶尔停顿一下，抬起头来想一想，再写，能听见钢笔在柜板上划出的声音。我的家人们在团聚的日子里各得其乐，但愿父亲别在今天去找什么李保义。外面又响起牲口刨槽的声音，闲了这么多天，它们因积聚的能量得不到释放而焦躁不安，我想该去遛遛马了。

　　雪下得很密。外面已经积了厚厚一层，子午河川里白茫茫一片，河面上解冻处冒着白汽，冰层下传出淙淙水声。我骑上那匹铁青马，在马屁股上拍了两下。铁青马便在麦田里跑起来，它越跑越快，后来索性撒着欢儿狂奔，我不得不收紧缰绳让它慢下来。后面那匹白色母马抬起头向这面张望了一会儿，也撒着欢儿奔跑起来，它超过它的伙伴跑到前头，在河湾的冬果林前面停下来，咬嚼着雪地上裸露的干草。很久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我的家人们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为他们高兴。

　　接近中午的时候，我看见郭兰沿河滩走过来，她手里拎着提包，挂在脖子上的红围巾在雪地里非常醒目。她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走近了，如果不是我拦住她，她好像会一直目不斜视地从我面前走过去。

　　“嫂子，你要去哪?”郭兰的表情让我隐隐有一些不祥的预感。

　　“去该去的地方。”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字条给我。

　　“这是什么?”

　　“先别看，等我走远了再看。”她向我笑了笑，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很快就转过冬果林，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我几乎已经知道了那个最糟糕的结局，但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开字条，郭兰熟练的字体在我眼前跳动——

　　广举：

　　当你看这张字条的时候，我已经不是你嫂子了，以前算什么我说不清楚。现在好像什么都不是了。如果今天你哥不回来，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结果，那个早该了断的结果，只能等以后再说了，也许你不会让它成为事实，但我得等待。一个男人的软弱让我失望，可你毕竟是第一个走近我的人，除了你，我也不可能接受别的男人(当然包括你哥)。既然这样，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互相拒绝。今天上午本来想把这件事说清楚，是父子团聚的

　　场面让我丧失了勇气。我知道离开是不负责任的，但除了离开，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也知道李广武是个挺好的人，如果没有昨天晚上的事，我可能会和他一起生活的，毕竟我等了四年。现在不能了，我想你能理解。知道你的难处，所以没想强求你什么，至少是没指望你马上给我答复。你爹回来了，不能再写了。

　　郭兰

　　两天后我也走了。我的存在已经严重妨碍了别人，我没有理由继续待在家里，即使摆出一千条理由，该走的也应该是我而不是郭兰。我不敢说我走了以后郭兰就能回来，但如果我留在家里，我哥就会永远失去那个不该失去的女人。出行前的准备极其简单，几本书、几件换洗的衣服、一点钱，我把这次出走看成是一次谋生的远行。没有告别。自然就没有饯行的家宴和老父的叮咛，自己找个机会溜出来。望着残留着斑斑雪痕的子午山，心里突然泛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滋味：我还会回来吗?

　　远行的李广武回来了，我的漂泊才刚刚开始。

　　第八章

　　女客人

　　从朝鲜回来后，我告诫自己要一直往前走。但往事就像一道总也关不严的门，比如屏风山的树叶黄了，便想父亲和李广武大概正在收秋庄稼；站在唐河河堤上，会想起小时候在子午河上滑冰，我和李广武轮流推着冰车，沿封冻的子午河去上学；晚上面对昏黄的灯光，又会想父亲一定做了小豆腐，这时候他该和李广武坐在火炕上喝红薯酒，只是不知道饭桌上有没有郭兰。追忆往事，印象中总会出现那几个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的思路就像一个圆锥体，绕来绕去的，最后总是集中在一个点上：郭兰的红围巾在风里飘着，沿子午河走来，然后又在纷纷扬扬的雪雾中远去……我对亲人们的伤害是不能饶恕的，逃离不但没有抹去负罪感。反而因对家人的思念而越发强烈。每逢这时候，我通常会做一些剧烈的肢体动作，比如扩胸踢腿，或是到院子里反复举一块大石头，最有效的办法是靠墙倒立，然后从一数到五百。我发现拿大顶能冲淡自己的思路，开始是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下沉，后来便感觉眼球凸出来，像是要弹射出去，这时候你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挺住。

　　子午山离我似乎并不遥远，这一年初冬的时候，郭兰突然来到唐河。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家整理一份码头疏浚计划，罗苏维领着郭兰拉开木板门走进院子。那一刻我甚至怀疑是在梦里，但外面阳光明亮，院障子上干枯的葫芦叶在风里轻轻晃动，眼前的情景分明都是真实的。郭兰站在院子里。东看看西看看，就像去邻家串门一样。我迎出去，说嫂子你怎么来了!郭兰看看我，说没想到吧，谢谢你还能认出我。罗苏维没进屋。在门口和郭兰客气了几句便告辞了。

　　和两年前比起来，郭兰似乎瘦了一些。原先的椭圆脸显出颧骨，以至于双颊略有些凹陷，越发显出成熟女性的风韵。远行而来的郭兰已不是原先的女干部装束，格呢上衣自然不能扎腰带。只有以前那个带五角星的黄挎包还背在身上。

　　我把郭兰让进西屋，张罗着让座倒水。老实说，我有些慌张，凭感觉，郭兰和李广武似乎还没有一个结果，她千里迢迢找来，显然不会是一次平常的探望，那么，是追讨旧账?还是受人之托找我回去?从朝鲜回来后，我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由于名字的原因不便邮寄，我使用了罗苏维的通讯地址，李广武给我回信便是由罗苏维收转。郭兰能找来，唯一的可能就是从我家里获得我的讯息，就是说她至今和我家里还保持着某种联系。

　　郭兰把挎包放在柜上，然后环顾着屋里，说：“你过得挺舒心，比我想象的要好。”

　　“真没想到你能来。”我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柜上。

　　郭兰毫不掩饰地盯着我：“是不是吓着你了?”

　　“出来以后，总想回去看看，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

　　“你家里挺好的，”郭兰坐在春凳上。显得挺安闲的，“你父亲身体不如以前了，不过还能去子午山赶集。那匹白马去年下了驹，你们家又添了一匹大牲口。对了，还有你哥，他在家办互助组，事迹还上了地区通讯。”

　　“有我哥在家，父亲该轻松多了。我哥负过伤，你得提醒他，不要劳累过度。”我做出不知情的样子。

　　“人家用不着我提醒。”郭兰笑了笑。“走碰面连个招呼都不打，牛烘烘的，像不认识一样。”

　　“你得理解他，真正受伤害的是他。”

　　“这一圈的人都不轻松，你可能是个例外，无牵无挂的，海阔天空。”

　　“你怎么样，现在还好吗?”话到这儿，我不能再避讳那个敏感的话题了。

　　“你终于想起来问问我了，”郭兰顺下眼，转着手里的水杯，“我现在也是无牵无挂，一个人逍遥自在。”

　　“你们都这么耗着，”我说，“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话是你说的吗!”郭兰抬起头，直盯着我，那情形就像一个逼债的人，不给对手些许余地，“你后悔了，知道对不起你哥了!可是别忘了，你还应该对另一个人负责。”

　　我躲开她的目光，心不在焉翻着桌上的资料。郭兰说得并不过分，我对她是有责任的。不客气地说，我是一个可耻的肇事者，事发后逃之夭夭，除了逃脱，我没有别的办法，我确实无法承担那个责任。刚出来的时候，我给她写过一封信，那封信本来是想让李广武带给她，但被李广武拒绝了，后来还是我自己寄出去的，估计郭兰应该知道我的态度。既然我们之间注定不会有一个结果。我想事情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于是我问她收没收到我的信。

　　郭兰说：“那上面净是些废话。说了等于没说。”

　　“可那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说，“你给我的信也收到了，是我哥给带过来的。”

　　“我还以为他会把那封信撕了呢。”

　　“我哥这个人有君子风度。”

　　“得了吧，别吹捧你哥了，从我看见你那天起，就听你翻来覆去地吹你哥。”

　　“我说的都是真话，和他比起来，我觉得自己太……我真的对不起他。”

　　“那我呢?我算怎么回事?”

　　我把桌上的资料归置到一起：“你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咱们去街里吃饭。”

　　郭兰还想说什么，又忍了回去，她站起来，从包里拿出毛巾牙具，到外屋洗漱去了。我开了东屋，收拾床铺给郭兰休息，因没有多余的铺盖，郭兰只能用我的。我把床收拾好，郭兰也洗漱完了，我过来拿铺盖的时候郭兰正在梳头，见我过来，突然问道：“墙上挂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她显然是看了那些奖状和证书。我不知道这算怎么一回事，那些奖状和证书挂在墙上十分显眼，也很体面，本该属于我的荣誉，上面却分明写着李广武的名字，我不知道自己算什么，是失主吗，或许就是偷窃者?“那是一个错误，”我极力平淡地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犯下的错误。”

　　郭兰别上发卡，转身望着我：“这么说，在唐河我该叫你‘李广武同志了。”

　　我躲避着她的目光：“这件事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慢慢我会告诉你的，你先休息吧，床铺都给你预备好了。”

　　“我不累，现在也不想休息。”郭兰重新坐在春凳上，“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得告诉我事实真相，免得我无意中给你捅娄子。”

　　我迟疑了一下，说不错，唐河人并不知道还

　　有一个李广举，他们只知道李广武，唐河的李广武就是我。我说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过路者，一个路人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那时候我不知道还能长住下来。

　　“所以你用了假名?”郭兰疑惑地望着我。

　　尽管我从未把郭兰当外人，但那件事还是很难出口。“还是说说我哥吧，”我说，“他那个互助组都有谁家?我很想知道他的事。”

　　“一个小互助组，”郭兰说，“只有六户半人家。”

　　“不是说他那个互助组办得挺好吗?怎么只有六户半人家?”我说，“这个规模和以前的插犋组差不多。”

　　“他们那个组规模是不大，可都是鳏寡孤独，是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只有你们家有两头大牲口。你哥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他们，挺累的。”

　　“可是他自己也需要帮助啊!”我觉得眼睛一热，便扭头望着窗外，脑子里叠现着这样的画面：子午河川阡陌纵横的麦田，李广武和几个老弱弓着腰在田间劳作，他脸上挂着豆大的汗珠，偶尔偷偷按一按腰部的伤处。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退伍兵，没有人知道他曾有过的辉煌经历，他满怀憧憬回到家里，但天伦之乐只是一个虚无的梦境，等待他的是亲人的背叛，他把这一切都咽下去了，只是一个人孤独地往前走，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有一声沉重的叹息，而伤害他的人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连他仅剩的一点荣誉记录也给拿走了。“这是一个错误，”我轻声说，像是怕吓着郭兰，“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你和我……咱们都干了些什么啊!”

　　郭兰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听你说这句话?”

　　“你还是回去吧，嫂子，”我说，“咱家需要你，我哥需要有个人帮帮他，回家去吧，那是你自己的家。”

　　“我等着你哥接我回去，”郭兰笑了笑，“爱来就来，爱走就走，你当是住店啊。”

　　“我哥是在硬撑着，他是为了你才回来的。回来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再大度的人也有个限度，”我说，“当初你就不该走。”

　　“这话不该你说，”郭兰瞪我一下。“我为什么走你不清楚吗?”

　　“我哥迟早会去找你的。”我说。

　　“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郭兰说，“六户半的互助组长，架子烘烘的，看人眼皮朝上翻，他才不大度呢。”

　　我隐隐觉得，郭兰这次来找我，并不是非要让我怎样，也许她再也拖不下去了，她想要一个结果，兄弟俩随便是谁都可以，就像她当年在扩军会场上那样。这时候蓦然掠过一个念头：把我和杨舸的事告诉她吧，让她回到我哥身边。但稍后我又觉得难以出口，她这次难得的远行应该是一次愉快怡然的假期，一次他乡故人的团聚，尽管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触及那个话题，但我觉得有责任让她感受到某种有节制的温情，我没有理由在开始的时候就给她这次长途旅行投下阴影。

　　“你真的去过朝鲜吗?”郭兰审视着我，“还有。你脸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看样你出来后经历过一些事，但我对你的情况还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大致给她讲了这两年的经历，灯塔，朝鲜，然后是船务公司，我极力让她相信，我离家后是一片坦途，眼下的生活是子午山不能给我的。郭兰专注地听我讲，偶尔会插问两句，就像她当年听我讲述李广武的故事。

　　“你能这样，家里也就放心了，”她说，“这次我来还带了一个任务，你父亲让我看一下，如果你在这边过得不好，就让我把你领回去。人老了，总希望儿女都在身边。”

　　“你觉得我该回去吗?”

　　“好像不能回去，”郭兰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苦笑，“按家里人的看法，你就是个逃难的，不定弄成什么样子，看来我们是低估你了。”

　　“也许你们没看错。”

　　“可你的成绩明摆着，怎么又不自信了。你能这样，我应该为你高兴，只是有些事让我看不懂，找个机会把名字改过来，你不能永远背着你哥的名字生活。”

　　“那是一个……无法更改的错误。”我觉得自己的眼神游移不定，不敢面对郭兰审视的目光，这时候忽然觉得让她知道事实真相也许很有，必要。既然我千方百计要让她回到李广武身边，就应该让她知道，我和李广武是有高下之分的。“我能混到现在这样，”我说，“都是因为那个名字，如果没有我哥，大概我现在的处境会非常糟糕。”

　　“李广武有这么大面子?”郭兰笑道，“怎么，唐河人也知道李广武?”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我走到柜前，用力拉了拉那把铜锁。程天佩的铜锁看起来很坚固，空手要想弄开简直是徒劳。我从门后找来一把火钳子。用力把柜撬开。那个牛皮纸信封就放在程天佩的红漆木盒上面，我拿起信封递给郭兰：“这里面有些东西，你看看吧。”

　　郭兰疑惑地看看我，就把信封里的东西都倒在柜顶上。那些铜质和镀铬的奖章丁零零碰撞着，发出清亮的金属声。郭兰拿起仿羊皮小本子看看。说：“是你哥的东西?”

　　“这是他的身份证明，其实咱们都不了解他，以他的身份，完全不必在家里办什么互助组。”

　　“可是，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

　　“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我必须是李广武，唐河的李广武，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什么都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么，是他安排了一个骗局?”

　　“是我自己，我利用了他的身份。”我说，“他找到我的时候，我住在一条破船里，处境非常糟糕，他没有钱给我，只留下了这些东西，也许……是他无意中落下的。”

　　“你们真是一奶同胞，配合得天衣无缝!”郭兰扫了我一眼，随之把那个小本子扔在柜顶上，“是老李家的家风。你们哥俩……合作得真好!”

　　下午我去县政府上报疏浚计划，郭兰吃了我做的面条，上东屋休息去了。从县政府出来，我又回船务公司安排了一下手里的工作。听说我嫂子来了。杨作恒特别关照我在家待两天。“领你嫂子出去走走，”他说，“看看唐河，让你家里人也好放心。”

　　因怕打扰郭兰休息，我在公司待到天黑才回家。家里的场面着实让我尴尬，只见杨舸挽着袖子在灶间忙活着，郭兰坐在地上择菜，她们正在谈论什么，似乎已经混得很熟了。我不知道她们谈过什么，单看杨舸那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我相信郭兰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我赔着小心，说干吗还自己做饭。咱们应该去街里下馆子。

　　杨舸把一些贻贝倒进锅里，说话的口气更像是女主人了：“嫂子来了，也不早点告诉我，措手不及的，菜市场都收摊了。”

　　“我爱吃自己做的菜，”郭兰不动声色地说，“在家里热热闹闹的，下馆子总像在别人家里。”

　　“那我去买两瓶酒，”我说，“今天晚上咱们喝醉了算。”我尽量用调侃的语气掩饰自己。

　　“酒已经有了，”郭兰说，“小杨去买的。”

　　见杨舸正在剖一条鲤鱼，我问鲤鱼准备怎么做，杨舸说当然是红烧了，我说你把鱼留给嫂子，她还有另一种做法。郭兰说小杨做菜是内行。能看出来，我那些农家套数，怎么敢往外端。杨舸把剖开的鱼放在盒里清洗，说那就有劳嫂子了。

　　我回到西屋，见程天佩正在修理被我弄坏的柜鼻子，那把撬断的铜锁可怜兮兮地扔在柜顶上，小家伙看见我爱理不理的，显然是生气了。我说对不起，着急拿点东西，想去找你又来不及，只

　　好把锁撬开了。程天佩说你是谁呀，钱庄的金库也没放在眼里，别说是一把锁了。我说你用不用查一下，看看有什么财产损失，我好赔给你。“我就那点破烂儿，”程天佩用羊角锤敲着柜鼻子，“你都不怕，我还在乎什么!”

　　晚饭的时候程天佩旧病复发。又抢着和杨舸坐在一起，我和郭兰坐另一面。餐桌上的郭兰端庄安详，而杨舸则像小媳妇一样忙着摆布餐具。我不由想起在家的时候，那时候郭兰总是偏坐在炕沿上，身体和饭桌成四十五度角，随时准备为我和父亲添饭，她侍候了我们四年，如今却一无所有，那平静的表情后面，该隐藏着怎样的酸楚!旧人面对新人，她会甘心吗?她敢作敢为的性格能按捺得下吗?仿佛感觉郭兰是在努力抑制着，我甚至拿不准郭兰会做出什么事来，也许在她举起酒杯的时候，会突然脸色一变……但很快我就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无地自容，其实郭兰清醒而理智。就在程天佩站起来张罗着给大家斟酒的时候，郭兰说程兄弟你过来，咱俩坐在一起。程天佩还挺客气的，推辞说我坐这块儿挺好的，给嫂子倒酒也够得着，以前就是这么坐的。郭兰说那是以前。今儿改改规矩。程天佩看看郭兰，乖乖端起酒杯和我调换了位置。我先给郭兰敬酒，说嫂子对我们老李家是有贡献的，劳苦功高。郭兰回敬我和杨舸，说打心眼里为你们高兴，希望你们能珍惜。杨舸说谢谢大姐。郭兰也没忘了关照程天佩，说程兄弟能和我家兄弟住在一起，说明不是一般的朋友，有事你们要互相关照。程天佩当仁不让，说嫂子尽管放心，我们是谁和谁呀。我说自从来到唐河，第一个朋友就是程老弟，还一起去过朝鲜。程天佩说别提那一段，在朝鲜你是大干部，净给我脸色看。

　　尽管仓促了点儿，但杨舸还是做了七八个菜。颜色搭配得也颇有讲究，红绿黑白相衬，看上去很能引起食欲，只是我仿佛丧失了味觉，随便夹一些东西放在面前的盘子里，一面还要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郭兰极其平静地劝大家吃菜，仿佛她是一个掌管家庭的老祖母，我想她是在努力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角色。我还注意到她尽量避免直接称呼我，非说不可的时候就说是“我兄弟”，因为她实在无法称呼。她看我的时候眼里时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疑虑，一丝稍纵即逝的迷茫，我变来变去的让她无所适从，她千里迢迢来找我，但她再也找不到以前那个李广举了。杨舸当然不知道这些，她不知道我和郭兰心境上的变化，或许是因为有我家里人在场，她越发显出小鸟依人的样子，抑或是因为酒的作用，她对我出奇地亲近，不停地喊我广武，那声音甜腻腻的让我心烦。“广武，”她夹了一块鱼放在我盘子里，“这是大姐特为你做的酱焖鲤鱼。”她甚至还为我择去几根细细的鱼刺，看情形就差没喂我了。“广武不爱吃我做的红烧鲤鱼，”她对郭兰说，“大概是在家吃惯了大姐做的鱼。”

　　“他在家的时候爱吃小豆腐。”郭兰说。

　　杨舸便问小豆腐的做法，问得极其细致。郭兰不厌其烦地给杨舸讲小豆腐的制作过程，甚至还讲了干菜的晒制方法，郭兰说小豆腐吃的就是干涩劲儿，所以非得兑干菜不可。我补充说还得有酱，就是那种小葱伴的酱，我们那里离了酱不能下饭。杨舸说不见得吧，我们也学过鲁菜，怎么没听说过这条规矩。我说鲁菜到了书本上已经过了多少水了，早就变味儿了，真正的鲁菜在农家餐桌上。我又举出《论语》中“七不食”的例子，以佐证酱的重要，我说孔圣人出名地挑剔，“七不食”中有一条，就是“不得其酱不食”，没有好酱，他老人家便要使性儿。程天佩说他也不怕饿着，这孔圣人也太犟了。我说那就得赶紧找酱去。他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饿不着他。程天佩吃惊地说有这么多人!赶上咱们唐河支队了。我努力调节气氛，想让郭兰高兴，以冲淡因我而起的失落情绪，但我发现郭兰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她虽然不算高兴，但也不特别忧郁，她带着母性的安详，平静地望望我，再看看杨舸，似乎在把我们俩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杨舸有几次抬起头来，正碰上郭兰审视的目光，便跟郭兰找话说：“大姐，我想给你敬酒，不知道你能不能再喝。”我说你尽管敬好了，咱们三个人合起来也不是她的对手。杨舸便给郭兰斟酒，郭兰也不客气，两个人碰了一下，都喝了。杨舸隔桌看着郭兰，说：“广武，你看大姐像谁?”

　　“我早看出来了，”程天佩抢着说，“嫂子像老苏子。”

　　“是吗?”我故意漫不经心地应和着。其实第一次在孤城驿碰到罗苏维的时候，便觉得她很像郭兰，我想这或许也是我和罗苏维在情感上比较容易亲近的主要原因吧。

　　程天佩又跟郭兰提起我哥去孤城驿的事：“你家大哥人是好人，就是架子大，不把人放在眼里。”

　　“是吗，”郭兰笑道，“我怎么没看出来。”

　　我说我哥掏钱给程天佩买衣服，他的善举伤了程老弟的自尊心。郭兰说你哥就那样，总觉得比别人强多少似的。杨舸说广武很少谈家里的事。我们只知道有一个子午山。郭兰说还有一条子午河，我们就住在河边。

　　“大姐结婚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孩子?”杨舸说。“有个孩子家里会热闹一些。”

　　郭兰似乎没料到杨舸会问出这样的话，红着脸笑了一下。

　　“嫂子工作忙，”我说，“没时间照料孩子，不过杨舸说得也对，你也真该要个孩子了。”

　　“你也认为应该要孩子吗?”郭兰毫不掩饰地直望着我，看得我心里发毛，本来是要为郭兰解围。没料到无意中刺激了她，如果她一时按捺不住的话，那可不是好玩的，当着杨舸和程天佩，她一句话就会要了我的命。郭兰喝了一口酒，仿佛用力把火气吞咽下去，“也许以后就这样了，”她说，“不是还有你们吗。”

　　饭后我帮程天佩修好柜鼻子，那把铜锁已经报废，找来一根八号铁线先把柜拧死了。我说明天我负责买一把锁，程天佩说那东西挡君子不挡小人，要是撬顺了手，再结实的锁也是摆设。小家伙还在为我撬锁的事生气。看他没完没了的，我懒得再招惹他。便收起工具到东屋去了。杨舸和郭兰聊得挺投机的样子，见我进来，便都不做声了。我说怎么不说话了，我是不是该回避一下。杨舸说还是我们回避吧，你这里不方便，今晚让大姐上我家住。

　　第二天接近晌午的时候郭兰才回来，她路过教堂广场的时候遇见罗苏维，被邀到画社待了一上午，给罗苏维剪了几种窗花。我说罗苏维是搞艺术的，她看重民俗的东西。郭兰说扔下多少年了，剪子好像不听使唤，“老鼠嫁女”那幅铰得挺糟糕的。郭兰坐在凳子上，眼睛顺下来望着地上，百无聊赖的样子。尽管我不想正视，但还是有意无意地发现她眼角上隐约的皱纹，她似乎真的已经不是很年轻了。想起在子午山的时候，她放手让我到处相亲，胸有成竹地看着我一次次无功而返，那时候她知道她在一个男人心中的分量，而现在她却丢失了当年的自信，她嫁过人，也爱过，但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了。我能想象出，从家里来的时候她似乎怀了某种期待，而她要找的人却“有了新欢”，连最后一线希望都没给她留下。尽管我不能，但我对她确实负有某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事情到了这一步，任何自贵的语言都只能让我显得更加暧昧，只能让我更加令人讨厌。晌午

　　的阳光照在炕上，屋子里很明亮，但空气似乎凝滞了，远处传来沉闷的汽笛声。郭兰抱着胳膊一声不响地坐着，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走过去坐在郭兰身边，说：“嫂子，我还想亲你一下，可以吗?”郭兰像是没听见，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我在她左边脸颊轻轻吻了一下，感觉她的脸颊冰凉，没有一点热气。我曾经熟悉的部位似乎离我很远，像隔着一层玻璃。我低头呆坐着。脑子在逐渐麻木。后来郭兰轻轻动了一下，似乎稍稍调整了一下姿势。

　　“天不早了，咱们去街里吃饭吧。”我抬头望着她，发现她脸上挂着两道长长的泪痕，我心里抽搐了一下，把手放在她肩上。

　　郭兰把我的手拿开，在凳上稍稍坐直了。“你混蛋……”她抽噎着，“既然不能……为什么还要……”

　　我把手插在头发里，呆呆地望着炕前，透过炕前的暗影，能看见一些细小的浮尘在缓缓移动。

　　“你把我弄成这样……”她掏出手绢在脸上擦了一下，“你说，我该怎么办!”

　　“回去找我哥吧，”我说，“你是有家的人，你们现在还是合法夫妻。”

　　“你现在有人了，想把我送给你哥，要是你哥不要呢，还送给谁!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就是一头牲口，也要讲讲价钱，这种王八蛋话也能说出口!”郭兰毫无顾忌地把手绢捂在鼻子上擤了一下，擤得很响。从六年前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起，她一直是那种果断坚定的女干部形象。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鼻涕眼泪的完全是一个受了委屈的女人。望着她无助的样子我觉得自己真是混蛋透顶，多年来我一直习惯于凡事由她拿主意，仿佛我从来没长大，仿佛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男人。我高估了她的能力，把一切都推给她。多年养成的依赖习惯让我忽略了她作为女人脆弱的一面。负点责任吧，宿债终要偿还。如果因我的推卸真的毁掉郭兰生存的希望，我将终生背负着道义的谴责，何况我们曾经爱过，并且我至今对她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依恋。如果郭兰非要怎样的话，我想我什么都可以放下。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我长出了一口气，随之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你给我两天时间，容我把唐河这边的事处理完，我跟你走，或者是你跟我走，咱们不能待在唐河，更不能回子午山，走得远远的，找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郭兰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从凳上站起来往外走。我把她拉回来，又重新按坐在凳上：“你听我说，我不是意气用事，你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我不愿意看到你这样，我要让你过上正常的生活。”

　　“良心发现了?”郭兰冷笑了一下，“告诉你李广举，不要以为自己有多仗义，你这是打发谁，我大老远的找你讨要来了!我是什么人你也知道，我用不着别人施舍，没有真感情，我宁肯一辈子就这样!同情……看你个熊样，连个名字都没有，还不定谁同情谁呢。”

　　“嫂子，”我说，“就算我错了，可你总得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别叫我嫂子!”郭兰完全是一副要闹事的样子，“你什么时候拿我当嫂子了!谁家小叔和嫂子能那样!”她站起来走到炕前，仿佛不愿再和我坐在一条凳子上，“我现在弄得不死不活的，只能让人同情了。”她望着窗外，像是自言自语。

　　我本来以为自己做出了一个十分果断的决定，但郭兰显然并不买账。冷静下来想一想，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是很幼稚，即使我可以不顾一切，郭兰也未必能放得下，她的根在子午山，她不是耽于幻想的小村姑，子午山区颇有入望的郭会长怎么可能跟着人私奔呢。不过，只要郭兰一句话，我真能和她一走了之，我可以马上收拾行李，把墙上挂的那些荣誉记录扯下来扔掉，甚至无须和人告别。悄悄领着郭兰逃之夭夭，随便和她到什么地方去。但郭兰并不想怎样。她显然对我的决定缺乏兴趣，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中间又冒出了杨舸，是我和杨舸刺激了她，她不能容许我背叛情感，至少不是这么快就忘掉她另寻新欢。

　　郭兰在炕前站了一会儿。后来就推开门出去了。她走出院子，在大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仿佛不知该往哪里去。唐河对她来说是生疏的，这里的空气是生疏的，环境是生疏的，甚至连她最熟悉的人也变得生疏起来。离开子午山，这个惯于杀伐决断的女人迷茫了。郭兰单薄的身影逐渐模糊，我用力擤了一下鼻子，像郭兰那样擤得很响，感觉鼻子里像塞了一块生姜。

　　我在家里躺到下午三点左右，还不见郭兰回来，估计她应该在河堤上，于是锁了门准备去找她。在大街上碰见杨舸，杨舸刚放学便过来了，听说郭兰不在，便催我去找。说是她家里晚上要请我们吃饭。我说嫂子今天心情不好，以后再去吧。杨舸说她是不是和你哥闹别扭出来的。我说她去烟台开会，顺便过来看看我。杨舸不信，说你哥嫂肯定有矛盾，还不是一般的矛盾，昨天晚上我跟她提到孩子。看她挺生气的，工作忙能算理由吗，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不要孩子?我有些不耐烦了。说你越说越离谱，杨老师怎么养成了窥探别人隐私的癖好。杨舸愣了一下，说真对不起，不该窥探你们家的隐私。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些过分。于是把钥匙给杨舸，说你先回屋吧，我得出去一趟。杨舸说既然今晚不能过去，她还要赶紧回家，有二十多篇学生作文要看。看着杨舸怏怏拐过街角，我心里很茫然，说不上是怜悯还是懊悔。

　　郭兰在河堤上，她坐在石垒尽头，怔怔地望着河里。这时候已经满潮了，唐河河面显得极其宽阔，水势平稳，西斜的太阳把河东岸米丘林农场的一溜白房子照得明晃晃的，河面上便也晃动着一排明亮的倒影。我让郭兰回家，郭兰说她想自己待一会儿，看她没有兴趣和我说话，我便在一边呆站着，感觉挺无聊的。在下游另一个石垒上，一个戴前进帽的钓鱼人一动不动地擎着鱼竿，像睡着了一样。我捡了一个石片，用力朝河里撇过去，石片在河里打出三个水漂便沉下去了。我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于是又找寻更薄的石片，我一边搜寻着石片一边自言自语，说以往我能打出来十多个水漂呢。“你还挺会玩的。”郭兰乜了我一眼，然后站起来往堤坝上走。我把抓在手里的石子都扔进河里，跟着郭兰走上河堤，我说街里有一家唐河菜馆，能做地道的海味菜，现在过去，碰巧还能吃到新鲜鲍鱼。郭兰说她不饿，只是想随便走走，又问我灯塔有多远，我说青风岬离这里少说有五里路，郭兰说不远，去看看灯塔，回去好告诉你家里。

　　灯塔依然关闭，顶层的窗户裸露着，一些麻雀从破碎的窗户里飞进飞出。经了几场霜，山头上的柞树都变成褐红色，浓绿的油松夹杂其间。给青风岬铺染出一道暮秋风景。郭兰详细询问了我保护灯塔的经过，说你平时蔫巴蔫巴的，关键时候还挺能的。又问我怕不怕，我说当时并不害怕，只想赶紧把灯塔关掉，要不你现在就看不见灯塔了，我也得跟着灯塔一起飞上天。郭兰想了想，说你倒是挺像你哥的，你们兄弟临到关键时候都能豁出去。我说我没法跟我哥比。那家伙比我有心机，豁出去了他还能收回来，我豁出去就算豁出去了，到后来一点办法都没有。郭兰沿炮台的石阶往下走：“你不是挺有心机的吗!以前还以为你单纯，其实是老谋深算，比你哥厉害多了!”

　　那两门雾炮还是老样子，只是炮台显得清冷了一些，两门炮的炮口都封了蜡，仿佛从此便要刀枪入库了。这时候已经落潮了，悬崖下面退出一片潮湿的海滩，海滩上原来的那艘旧木船不见了，我想它大概和程天佩那条船一样被拆除了。正值捕虾季节，但海上一艘渔船也没有，海面上冷冷清清，只有成群的鸥鸟在戏着海浪翻飞，它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落日余辉给波光粼粼的海面涂成一片褐红色，远处的海猫岛已然朦胧，有一艘小艇从唐河河口驶出来，那是公安部队例行的巡海值勤，小艇沿海岸自东向西，响着马达，快速朝热水河口开过去。郭兰坐在炮塔下面，长久地望着海里，像是在欣赏落日景色。我能感觉出来，她有很多话要说，照目前郭兰的心态，任何一个话题对我都不会很轻松，我有思想准备，准备忍受她女人式的控诉，然后看着她抹眼泪，擤鼻子。果然，她说你也坐吧，待我坐下之后，她似乎又找到了女干部的感觉：“你说说，往后有什么打算。”

　　“想和你一起走，”我说，“随便去什么地方。”

　　“小叔和嫂子私奔，一个挺好的风流故事。”郭兰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你不必为难，”她说，“其实我来找你，并不是非要让你怎样，就是想看看你，我一直以为你是在逃难，再说毕竟咱们有过一些事，不上不下的，总得有个结局。”

　　郭兰语气很平静，完全没有意气用事的样子，显然她已经接受了那个事实。我们都沉默着，海浪声在远处若隐若现，像咆哮之后的叹息。我没再重提那个幼稚的决定，我想我的沉默不能算是退缩，既然郭兰的情绪已经平复，我没有理由再去搅扰她，这时候再去跟她提什么责任无疑是愚蠢的，也显得很假。我说如果顺其自然的话，你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哥迟早会去找你的。郭兰说天下男人多得是，干吗非得是你们兄弟俩。我说你现在还是老李家的儿媳妇，和我哥是合法夫妻，你回老李家合情合理，要不咱们一辈子都说不清楚。

　　“我回去就能说清楚吗?”郭兰木然地望着我，“要我回去跟你哥撒谎，说咱俩是清白的，什么都没做?”

　　“起码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我不假思索地说。

　　“多谢你这么多年没有当真碰我，”郭兰笑了笑，“冲这一条我也该回去，好让你哥验明正身，证明你是清白的。”

　　郭兰又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她显然是想和我探讨一下那个最根本的问题，那是我不愿提及的话题，假身份引发的尴尬处境将会始终伴随着我，我对自己的处境再清楚不过，只是不愿去多想。

　　“也许你应该离开唐河，”郭兰说，“你不能总背着别人的名字过日子。”

　　“我就是一头牛，”我说，“一头走失了的牛。”

　　郭兰迟疑了一下，说：“你现在春风得意的，我不该打击你，可事情明摆着，你得正视现实，戏总有收场的时候，你不能总待在戏台上，找个机会撤出来吧，别把自己赔进去。”

　　“这很复杂，我现在是欲罢不能。”我说，“也许你认为我是存心要这样，可是除了我哥的身份，我敢说我问心无愧。”我站起来，在炮台上来回走着，仿佛面对着所有的唐河人，“不错，”我说，“唐河是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工作的机会，可是我也对得起唐河，我努力工作，甚至不顾惜生命，对我来说，唐河跟子午山没有什么区别，我不图希什么，只求有一个容身的地方，人活着总得干点事，这不算过分吧!”

　　郭兰长久地注视着我。仿佛不认识我一样，后来她轻声问：“你和杨舸，你们相处有多久了?”

　　“快一年了，”我说，“去朝鲜之前。那时候我本来是要参加志愿军的，阴差阳错，没想到我还会继续待在唐河。”

　　“昨天晚上去杨舸家，本来应该谈谈你们的事，毕竟在名义上我还是你嫂子，可是杨舸父母好像不知道这件事。”

　　“这么长时间，”我说，“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

　　“那你干吗还捂着，既然他们知道了，就该把事情说明白，像他们这种人家，会比较讲究礼数，也许你应该找一个介绍人。”郭兰说，“杨舸挺好的，你没看走眼，她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如果正常的话，我会和她结婚的，她人不错，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也变得单纯了。”我望着海猫岛，夕阳在西面崖壁上留下了一抹微弱的光亮，使这个远处的小岛显得半明半暗。“太虚幻了!”我说，“从来到唐河，总觉得像悬在空中，和杨舸在一起，起码能让我找到一点真实l的感觉。”

　　郭兰长久地沉默着，后来她站起来走到悬崖边上，手扶石栏注视着海里，一阵风吹过来，她拢了拢头发。“这地方真不错，”她说，“我会告诉家里的。”

　　郭兰在第二天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了唐河。晚上我下班回家，发现洗好的衣服晾在绳子上，有我的，也有程天佩的，桌上放了一封信，依然是熟悉的笔迹

　　广举：我走了，你还要上班，不想让你分心。你现在的状况亦喜亦忧，这件事宜及早解决，否则牵累的不仅是你自己，因为你还会有家庭，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不想多说，相信你会慎重处理。我的事不必费心，石头终于落地了。砍了一些白菜，用盐搓过了，放在缸里，三天后拿出来，用绳子串上，放在背阴地方晾起来，做小豆腐用得着。

　　我把那封信连续看了几遍，然后站在炕前，长久地对着窗外发愣。这时候郭兰应该在大连码头上，也许她已经登上了开往烟台的客轮。我让她看到了一个人卑琐的一面，给她这次长途旅行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我想这也许并不坏，石头终于落地了，我们需要重新开始，需要有这样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结束某种持续多年的情感纠葛是痛苦的，所幸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关系。从郭兰那封信的语气上看，她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的忠告是客观的，是嫂嫂对待小叔的语气。我想如果父亲肯出来说话，郭兰和我哥都没有理由再耗下去，他们只需要一个台阶。

　　稍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给父亲的信，自然得照顾他老人家的阅读习惯，我写道：“嫂嫂数年工作之余兼持家务，实属不易，前事多有误解，恐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嫂嫂代儿受过，每念及此，心尝戚然。儿观嫂嫂每有悔意，只是广武兄倔强，嫂嫂虽欲归家而无所凭藉。伶仃孤苦不唯嫂嫂，广武兄亦不轻松，切盼父亲大人示以舐犊之情，亲往接嫂嫂归家，则家门幸甚……”

　　大约一个月后，我接到了家里的回信。信是李广武写的，他转达了父亲对我婚事的意见，说是因路途阻隔，不便亲往探视，与杨家的婚事要我自行定夺。大概是听郭兰说杨家如何如何，父亲让李广武列举了子午川李姓祖上诸多的秀才和监生。甚至连太叔爷在莒县做捕头的事也提到了。一向温厚内敛的父亲忽然变得招摇起来，我能理解他老人家对我的一片苦心。李广武在谈到自己的时候只有寥寥数语，说他现在很好，庄稼都收完了，今年子午山年头不错。稍后我终于看到了我最想知道的那个结果，李广武转达了郭兰对我的问候并使用了“你嫂嫂”的称谓。矜持的李广武显然不屑于认真谈论这件事，有他的这句话已经足够了。关于我的身份以及由此会引起的种种麻烦，李广武在信里一个字都没提到，我知道这不是由于疏忽，因为信封上分明写的是“李广

　　武收启”，我哥容忍了我，就像把自己的帽子送给远行的兄弟。看着那个信封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这真有意思，一封写给别人的信，收信人居然是他自己，一贯严肃认真的李广武也不乏幽默感，他写完“李广武收启”，肯定也会觉得这件事挺滑稽。

　　正仁街93号

　　鸭绿江对岸的战争已不像最初那样激烈，或许交战双方都感到疲惫了，不时传来休战谈判的消息。即使在休战的日子里，人们绷紧的神经也没有放松，尽管没有轰炸，但美国飞机似乎真的又来过了。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美国飞机在某地撒播鼠疫，美国飞机在某地撒下带细菌的昆虫。人们被告知：如果看到某种贵重的小物件，比如在路边草丛里发现一支钢笔，这时候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那很可能是一枚微型炸弹!

　　郭兰走后不久，我正式和杨作恒谈了一次，那次谈话像是例行的工作汇报。我说本来应该找一个介绍人，可您是长辈又是领导，找别人说像在搞阴谋诡计。杨作恒像是早有准备，说多谢你能瞧得起我们，现在提倡婚姻自由，我不干涉女儿的事。开始我们谈得挺拘谨，后来就都放开了，杨作恒说你小子这些年一直把我装在闷葫芦里，让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显然他指的是年轻时候的风流韵事。我说请领导放心，不该说的我会让它烂在肚子里。杨作恒又提醒我，说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咱俩总得有一个人离开船务公司。我说这我明白，县里不会让女婿和老丈人在一起担任正副职。到时候我走就是了。

　　春节后我去找卜大有，要求调离船务公司。老卜指责我临阵脱逃，说对杨作恒这种人要既团结又斗争，躲避是不行的。听说我正在和杨舸谈恋爱，老卜说糟了糟了，我们的同志中了美人计!我在老卜那里泡了一下午，抽了他好几支“三炮台”，并回顾了在朝鲜同甘共苦的日子，好歹老卜答应给我考虑一下。

　　大概在三月中旬，县里安排我去专署干校参加干部培训班。老卜把事办得挺稳妥，他事先并没和我打招呼，一切都严格按照组织程序走，看起来像一次正常的干部调动。

　　安东专署干校在五龙背的一个山坳里，这里风景秀丽，周围的山坡上生长着茂密的落叶松，登上东面山头，能看见白练一样的鸭绿江和对岸的新义州。我们这一期培训班有一百多人，学员都是各县的年轻干部，有几年基层工作经历，能进干校参加培训意味着更多的提升机会，因此大家都有一股蓬勃向上的劲头。干校的生活轻松活泼，一般情况下，上午听课，作笔记，下午分组讨论。开会或者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踊跃发言，凡有人发言。学员们都会不遗余力地鼓掌。我从未见过人们这么爱鼓掌，即使是普通学员的即兴发言，一般也不会低于两次掌声，仿佛每一个讲话的人都能出息成专员或地委书记。

　　我们寝室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员，他就是岫岩县的王友山。以前在唐河便听人说起过，王友山因为军功卓著，回乡后县政府给他家挂了一块英雄匾。王友山最初在老家贝勒营子办互助组，现在是岫岩红十月初级农业社主任。王友山平时也挺随和，嘻嘻哈哈的，看起来也像是农业社社员的路数，只是这人酷爱喝酒，并且喝起来旁若无人，动辄从哪里搞来几只小蛤蟆，顾自在寝室里“小酌”，管你张三李四的，绝不谦让，这时候他完全是大英雄派头，看人的眼神也矇眬起来，仿佛没有一个人能让他放在眼里。两盅酒下去，王友山照例要吹吹牛皮：“我王友山……”他总是这样提起话头。据同寝室的学员说，某一次进攻之前，王友山一个人潜入敌方要塞，隐蔽在大粪池子里，到晚上爬出来把敌方弹药库炸了，为此他荣立一等功。有人叫王友山“瞎鼻子”，说大粪池子的经历让他丧失了味觉，我想这或许是谣言。看王友山喝酒的架势，他分明能品出滋味。王友山的故事和他自己讲的有些出入，在他自己嘴里，大粪池变成了柴火垛，他躺在柴火垛里，舒舒服服一觉睡到天黑，然后便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爆炸。复述自己的经历是王友山的一道下酒小菜，就跟那些小蛤蟆一样，他讲得频了，唐河籍学员就有些不服气：你王友山就那点事儿，有什么了不起!在唐河学员们看来，王友山吃蛤蟆同样不可理喻，每当他吧唧吧唧地咂着蛤蟆腿，总有人在摇头叹息。为抵御王友山的“柴火垛”，唐河籍学员们把我搬了出来，我不光是一级战斗英雄，还有辽东省政府授予的一等功勋章(其实是二等功)，你王友山有什么，不就钻过一回大粪池子!还好意思往外说，大粪池子是人待的地方吗?整个沤成一块屎疙瘩。人家老李率领唐河支队上朝鲜的时候。你王友山却在家里钻苞米地……唐河人当着王友山对我极尽赞誉，这让我很尴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装扮起来的稻草人，就算我是一个威风八面的稻草人，但不应该用来吓王友山，这个人和我哥有着相同的经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应该得到尊重。我的显赫终于让王友山一蹶不振，他再也不提什么柴火垛了，酒也喝得很沉闷。看见王友山失意的样子，我就觉得自己真他妈不是个东西。后来我主动找机会和王友山喝过一回酒，我不愿去碰那些小蛤蟆，下酒菜是现从街里买来的豆腐干和花生米。那天晚上干校放电影，我和王友山关上房门，一气喝光了一瓶五龙背烧酒。我说刚到唐河的时候，就听民政科的人提起过你，你老兄在咱们辽南这一片可是声名显赫。我想让王友，山知道，我对他还是敬重的，既然是我把他碰倒了，就有责任再把他扶起来。大概发现我没什么恶意，于是王友山也对我大加赞誉。

　　“不说那些了，”我给王友山的酒杯斟满，“来，咱们喝酒。”

　　王友山和我碰了一下，却没有喝，又把酒杯蹾在桌子上：“为什么不说!咱们拼死拼活打下江山，还不该展扬一回吗!他们没经历过，都不服气，以为我王友山说大话了。”说着他撩开衣服，拍着肚子上酒盅大的一块伤疤，“这是刺刀穿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可他们还不服气，说我吃老本，”他把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何况我还没吃……就是喝点小酒，看把他们气的，还把你抬出来压我。”

　　王友山越说越生气，我又不能附和着他说，于是便拿起一只小蛤蟆，我想今天非把它吃掉不可，要不就对不住王友山。王友山盯着我，说你也喜欢吃蛤蟆?我说你老兄喜欢的东西准没错，我早就想试试了。王友山说这东西味道像鸡肉，吃了你不会后悔的。我多喝了两杯酒，好歹对付着把那只蛤蟆吃掉了。王友山又问我身上有没有记号(我想这大概是指伤疤)，我有些难为情，支吾着说我运气好，从来没负过伤，这时候真希望美国飞机炸出的那些小伤口永远留在脸上。

　　“我真服了你了!功劳一大堆。身上还这么溜光水滑的，”王友山艳羡地说，“你真是福将!”

　　在干校那几个月，我和杨舸书信来往十分频繁。为了弥补在朝鲜的过失，我经常给杨舸写信，那些在平时讲不出口的话，因为有了空间阻隔而不再羞于启齿，我不再吝啬爱慕的语言，无所顾忌地在信里倾诉思念之情。礼尚往来，杨舸也做出了热烈的反应，她称呼我“亲爱的广武”，津津乐道地追忆我的“音容笑貌”，以及我那“高贵的忧伤”，说是直到现在才感觉确实是在恋爱了。

　　培训班结束后，我被调到交通运输科担任科长，这年夏初的时候，我和杨舸结婚了。

　　多年后再回头来看这件事，我不能说自己就是愚蠢，唐河的李广武不应该有家庭，道理再明显不过，只是我欲罢不能，并且坦率地说，我从中确实得到了好处。那是我迄今仅有的一次婚姻经历，看样子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了。家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爱人和孩子是真实的，数年后，在我把自己彻底放逐的漫长日子里，对妻子女儿的思念让我感觉到了生命的沉重和真实，我是说，如果一个人突然变得一无所有，人很可能也随之虚幻起来，这时候你会发现，生命的沉重乃至痛苦都是重要的。我曾想如果没有唐河的婚姻经历，我的前半生就只是一场闹剧，闹剧收场，我立刻便会像午前的薄雾一样虚无缥缈。对妻子女儿的思念让我感觉到了生命的真实，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河的婚姻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一段不可替代的人生经历，唯一遗憾的是，在我全面陷落的时候，对另一个无辜者造成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当然这是后话。

　　1953年夏天，子午川南房子老李家的次子李广举结婚了，他在唐河落地生根，正经八百地开始过日子了。婚后我们仍借住孙晋的房子，此前孙晋提醒过我：如果我住在岳父家，便有被资本家招赘上门的嫌疑，那样县里就不好说话了。杨作恒本人也能看得开，一切由我们自己安排，因怕杨婶孤独，杨作恒把寡属的表姐接到家里。船务公司隶属交通运输科，行政上我还是杨作恒的直属领导，在某些公开场合，我们仍然保持着以前那种事务性的关系，他喊我李科长，我称他杨经理。程天佩已经搬到东屋，他主动把西屋的火炕让给了我和杨舸，作为附带条件，他要求把西屋的米柜也一起搬过去。小家伙再也不和杨舸每板凳了，我下班回家，经常能看见他坐在灶前起劲地拉着风箱，帮杨舸烧火做饭。杨舸被程天佩冷落惯了。一时反而不能适应，每天收桌子洗碗这些小事。两人都要客客气气争上半天。这时候交通运输科的主要任务是协运军用物资。从前线传回来的消息说，交战双方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但军用物资还在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战争的轮子仿佛还在凭着惯力旋转。我又去了两次安东。运送的都是苇席和帐篷等二、三类物资。

　　1953年7月27日是个好日子，结束战争的消息让人们欣喜若狂，通行的说法是：我们胜利了。和平是实实在在的，和平似乎比胜利更重要，如果你知道一些统计数字，便不难理解唐河人此刻的心情了。据统计：战争爆发以来，唐河有两千多人参加了志愿军(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原有的唐河籍军人)，另有一万多人赴朝参加救护和后勤支援，而为了修公路和建机场，唐河先后出动战勤民工十多万人次。不夸张地说，这场发生在异国的战争与每一个唐河家庭密切相关。性格内向的唐河人和健壮的唐河牲口一起拖着沉重的战车，在后方和前线疲惫地跋涉着，他们确实是筋疲力尽了，来自板门店的消息是个福音，疲惫的唐河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时候我已经搬进了屏风山下一座日式洋房，门上的标牌是正仁街93号。屏风山下有十几栋这样的房子，原先住的都是伪政权和洋行的外籍职员，我的房子以前住的是一个朝鲜人，1945年秋天，这个殖民地的二等公民在自家餐桌下面拉响了一枚手雷，带着一家五口以身殉“国”了。通常人们认为这是一座凶宅，它在光复后一直闲置着，县里按规定准备给我解决住房的时候，是我自己选中了这地方，我看中的是这里比较清静，居高临下，往南一直能看见唐河河口。房子也好，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客厅，至于其他方面我并不在意。那个愚昧的朝鲜人甚至不知道为谁而死，即使他的灵魂还在，我想他也应该把这所房子腾给李广武。

　　我和杨舸用了两周时间收拾房子，久不住人的闲房有一股泥土的气味，各个房间都还保持原样，唯有餐厅在爆炸中招致了严重破坏，那个朝鲜人制造的屠杀场面还在，餐厅的地板和天棚都塌陷了，墙壁上残留着一些深色的斑点，分不清是血迹还是什么陈年的斑渍。我们找来木工修好地板和天棚，各个房间都粉刷过了，地板也重新上漆打蜡。

　　房子修好后我便去了宽甸，协助奉调回国的志愿军某部接运军用物资。我们接运的这支部队已经抵达唐河，部分辎重和物资还留在宽甸，县里调集了四十辆马车和五辆卡车，在鸭绿江沿岸让人发晕的山路上来回奔波了七天，回到唐河的时候杨舸已经搬进了新居。

　　正仁街93号的变化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仿佛变戏法似的，杨舸把新居填得满满的，她领着我挨个房间都看了一遍，那些房间以前只是一些空间的概念，现在因为有了陈设布置都明确而充实，一色的新式家具，那些叫不出名的小摆设，像舞台布景一样的幔帐，让我越发有一种虚幻的感觉。老实说，我很不舒服，仿佛沾了满身烂泥却硬让人披上一件光鲜的绸衣。杨舸把我引进客厅。大概见我像鹅一样东张西望，她把我按坐在沙发上。说这是真正的法国货，用三十年没有问题。我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着，问她从哪弄来这些东西。杨舸不无得意地靠在沙发上，说和罗苏维跑了一趟大连，这些家具是在秋林公司选的，他们给送货。我说太铺张了，这得花多少钱!杨舸说花多少钱你别管，只说满不满意吧。看她大大咧咧的样子，我似乎才感觉到，原来她还是杨作恒的女儿，她和我毕竟是不一样的，我们老李家虽然有几垧好地，但我们一直过得比较俭省，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体验过铺张和精致，书上那些欧洲府邸都太遥远，也很模糊，我更习惯于扶着犁杖在垄上穿行。我想李广武怎么能住这种地方!如果让他走进正仁街93号，他也会手足无措的。

　　沾了浑身泥巴穿一件绸衣会不舒服，如果洗掉泥巴，绸衣终究比布衣软和体面。搬进新居后，我的生活质量一下子提高了，我不再惶恐，逐渐习惯了和我的新婚妻子一起过舒适的生活。坐惯了沙发，便感觉木椅子和板凳确实不是很便利，独身时候的大裤衩子早就扔掉了，内衣内裤都是杨舸从大连买回来的针织品，只是我不肯穿杨舸为我买的睡袍。饭还是杨舸做，崇正毕业生的烹调手艺派上了用场，餐桌上不一定多丰盛，即使只有几样简单的家常菜，也必定是搭配得当，清爽可口。开始我还提醒杨舸要简单，一饭一菜，吃饱就行了，杨舸笑着说都什么呀，这是芹菜叶，那是香菜根。搁在别人家都要扔掉的，咱们物尽其用，没有扔的东西。

　　我得承认，杨舸是个十分出色的妻子，她是那种可大可小的女人，如果需要，花再多的钱她也不会心疼，同时她又很能持家，在细节上绝不马虎。能看出来，如果换一种生活环境，杨舸是能够适应的，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生活越稳定，以前那种不真实的感觉便越来得频繁，可以肯定地说，终有一天我要离开唐河，我不能总生活在另一个人的影子里，离开唐河的我将不再是李广武，不再有荣誉和待遇，不再有稳定的生活环境，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那时候我的妻子应该是个具有生活能力的人(如果那时候我还有妻子)。

　　孙晋夫妇成了正仁街93号的常客。温丽新在生活方面始终像小学生一样谦虚，她不厌其烦

　　地跟杨舸探讨烹饪，探讨穿着和家庭布置，比如在我们家客厅里看见一双羊皮拖鞋，她会详细问在哪买的，多少钱，然后说下次出差一定也给孙晋买一双。如果你以为温丽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就大错特错了，她可以用两个小时和杨舸讨论新流行的裙子，而她自己永远都是一件双排扣列宁装，除了杨舸送的水仙，县长官邸的陈设布置一切照旧，女县长的谦虚只是一种态度，就像她喜欢青葱一样。

　　婚后我和子午山的联系骤然频繁起来。每隔不久，总能收到子午山的来信，我欣喜地发现，李家的两个媳妇已建立了一种十分亲密的妯娌关系，她们互相以姐妹相称，在信中大肆倾诉思念之情，看她们的信我常常会暗中发笑，我想女人真是的，她们的友情总是显得很夸张。与郭兰通信已经成了杨舸的业余爱好，她不断地写信，也经常收到郭兰的信，她们互相通报家里的情况，但情况毕竟有限，也不能总是畅叙友情，于是诸如编织毛衣和腌制咸菜都成为写信的理由，如果唐河正在流行一种毛衣编织花色，估计不出一个礼拜，这种花色便会传到子午山。

　　郭兰春节后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我们李家的长房长孙，我想父亲又该为他孙子的名字费一番功夫了。孩子满月的时候，郭兰随信寄来一张相片，是父亲和李广武一家三口的合影。相片是在家里照的，头戴三块瓦毡帽的父亲坐在中间，大概因为凳子太高，父亲坐在上面颤巍巍的，恕我不恭，一眼看上去，他老人家像宗谱上画的人像。李广武和郭兰站在父亲身后，郭兰怀里抱的分明是我侄子。这是一张幸福祥和的家庭合影，李广武夫妇都抿着嘴唇作郑重状。但幸福的心情是掩饰不住的。郭兰怀里的小家伙戴着虎头帽，包在蓝布团花夹被里，也看不出像李广武还是像郭兰。

　　由于很少照相，父亲的表情极其古板，眉头微蹙，眼睛直勾勾盯着前方，依然是满腹心事的样子。看着相片里的父亲我不由鼻子发酸，父亲才六十多岁，却已过景地显出“龙钟”相，脑门上的皱纹比我离家的时候更深刻了，像横爬了几条黑蚰蜒，下颏无力地下垂着，缺了门牙的嘴巴黑洞洞的，本来他老人家可以合上嘴唇，那样会显得体面一些，但父亲就让它那么张着，好像再也无力掩饰了。父亲确实是老了，我仿佛又看见他穿着棉套裤在街上慢慢行走。或是拄着木棍站在地头，无奈地看着李广武耕种，他或许已经把那本保存多年的《齐民要术》传给了李广武，对父亲来说，土地的某种意义已经消失了，像耧中的谷粒消失在岁月的垄上。

　　或许是因为郭兰的诱惑，杨舸对子午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动辄让我讲小时候的故事，讲子午山的风土人情。杨舸对子午山的兴趣让我感动，因为那毕竟是我的子午山，它远在千里之外，一个唐河女子因为我而与那个地方有了某种联系，我想一个女人能爱她丈夫的故乡，是对丈夫最大的认同。算起来我离家已四个年头了，李广武也不过离开了四年，我哥是一匹识途的马，他在长途跋涉之后还能回到槽头，而我却挣脱缰绳，在茫茫旅途中迷失了方向。

　　重温子午山的故事是一个奖赏，我乐于和我妻子谈论子午山。那里的山峦、河流、麦田和村庄。在我的叙述中都罩上了一层梦幻色彩。四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子午山在我的记忆中恍若隔世，记忆中的子午山没有阳光，像一张陈旧的相片。景象总是晦暗而又温馨。子午山的故事诱惑着杨舸，也为我自己布下了陷阱，快到暑假的时候，杨舸突然要去看子午山了。

　　有一天晚上我像以往那样讲着子午山的故事，外面正在下雨，雨中的思绪越加怅惘迷蒙。我说子午山上有一条溪流，溪水流下悬崖，有三丈高的瀑布，雨雾中的子午河是另一种风景，河边的冬果林和柳树在雨雾里感觉沉甸甸的，河岸的草地上经常能看见一个人头戴苇笠。身披蓑衣，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稻草人，那个人就是我，每逢雨天，我都会把牲口赶到河边去放牧。就为了能披着蓑衣站在雨地里。杨舸正在织毛衣，她说等我把这个活织完了，再编一领蓑衣，赶上雨天你披着到唐河边去走走。我说唐河上没有码头就好了，一条自然的河才更有诗意，子午河是一条自然的河，披上蓑衣往河边一站，再复杂的人也会变得单纯起来。杨舸抬起头挺认真地望着我，说是不是动了思乡之情啊，回去看看吧，我也该去看看你的子午山了。我迟疑了一下，说早晚是要回去的，有机会咱们一起回去。杨舸说那就定下来了，今年暑假咱们就回去。“以后再说吧。”我支吾着，懒懒地靠在沙发上。

　　杨舸忽略了我的消极态度，做妻子的责任心让她开始认真准备这件事，我不知道她准备了多久，直到有一天晚上，杨舸拿出两个旅行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拣出来给我看：给父亲买的羊皮裤，给我侄子买的蓝灯心绒小棉猴，郭兰的华达呢布料，另有一件刚织好的黑色毛衣，本来是为我织的。也被她装在旅行袋里。杨舸拿起毛衣在我身上比划着，说回来我再给你织一件，你哥穿这件不会太大吧。我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说你要干吗!仿佛那件黑毛衣变成了一张网，正要把我收进去。杨舸说她已经给郭兰写信了，这个暑假回子午山。我说我可没有暑假。总不能扔了工作去旅游。杨舸看看我，说你好像在找理由，从你出来到现在，朝鲜战争都打完了，当兵的还要回家看看，你为什么总也不回去?要是因为工作不好意思请假，我去找温大姐。我说你谁也不用找，这个暑假我不能走，下星期还要参加新码头勘查。杨舸说那我只好一个人走了，来回大约得半个月，时间不会太长的。我说为什么不等到寒假，我保证春节带你回去。

　　“到春节就没有雨雾中的子午河了，”杨舸笑道，“我一定要去看看，你在老家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没再劝阻杨舸，但我心里再明白不过；这件事绝对不可以由着杨舸。子午山是一个美丽的陷阱，杨舸一脚踏进去，不管愿意与否，她都将沦为同谋。命运的一次捉弄已经让我失去了太多的东西，人格的污点像印在脸上的胎记一样无从洗刷，浊者自浊，我已经够糟糕了，但杨舸是清白的，她不可以参与那个阴谋，我想我有责任阻止她。在我还以李广武的名义活着的时候，绝不可以让她走进子午山。断然阻止是不明智的，这天晚上，我只是一个不愿让妻子离开的丈夫，见杨舸主意已定，我转而又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甚至给杨舸画了一张路线图，告诉她换乘车船的时间和地点。杨舸说隔了多少年，你的时间地点都不可靠。我说没关系，只要认准方向，总能找到子午山，从烟台下船，换乘汽车一直往南，栖霞、莱阳，然后是东县，到了东县找子午区，找到子午区便能找到郭兰，人们都叫她郭主任。

　　“或者就去春风农业合作社找你哥，”杨舸说，“你哥叫什么来着?”

　　“你就找李主任，”我说，“那就是我哥。”

　　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去邮局拍了一份电报，电文称：“杨不日启行，请速回电明示。”我的电报简练含蓄。我想郭兰和李广武不难理解其中意思，并迅速做出反应。三天后，正仁街93号便及时收到山东方面的电报，来自山东的电报像救火，但语气是从容的，郭兰回电说家里正翻修房子，诸多不便，如回乡探视可延至春节，并说明这

　　是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意见为我干预此事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其实我知道这不是父亲的意见，离别多年，父亲巴不得我马上回家，他老人家并不知道我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泥潭，他们只是以父亲的名义。即使翻修房子，也是我兄嫂凭空编造的理由，我家的房子是青砖青瓦的老屋，至今横平竖直，看样至少还能抗一百年，只要父亲在，断不会拆了老屋。李广武和郭兰显然心领神会，他们知道杨舸一旦走进子午山意味着什么，我和兄嫂共同筑起一道防线，轻易便把杨舸挡在子午山外面。但我知道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它还会继续困扰我，我们不可能永远把杨舸拒之门外，翻修房子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兄嫂只给我留下了半年时间，转眼便是春节，不难想象，那时候杨舸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恐慌。

　　听说家里翻修房子，杨舸便和我商量，要给家里寄点钱，我没再阻拦她，任凭她去办，愧疚自责只能压在心底，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暑假杨舸过得还算充实。她在实验小学开办的暑假培训班教孩子们画画，偶尔也去罗苏维画社帮忙。有几天杨舸感觉身体不舒服，后来便说是怀孕了。听到杨舸怀孕的消息，我第一个念头是不必为这个春节担心了，怀孕是一个绝好的理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妻子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孕妇，然后是生孩子，拖儿带女，我想杨舸在数年之内不会再给我找麻烦了。

　　和平的质感是可以触摸的，灯火管制取消了，某些公众场合重新开放，南台戏院又在上演一些传统剧目。唐河周围新建了多处兵营，一些奉调回国的志愿军部队在唐河驻扎下来，大街上三五成群走动着志愿军士兵，办伙食的军人赶着小驴车，十分怡然地在街巷中穿行。不间断的慰问、英雄报告会和联欢会。让这个边境小城一派歌舞升平。这是一个英雄崇拜的时代。战争中的收获被重新拿出来盘点，又有一些光荣的唐河人被收进《唐河英雄谱》，他们的事迹被编成故事和鼓词，由一些民间说书人广为传诵，人们在欣赏《薛礼征东》的时候，通常会听到一小段唐河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里面，我是唯一的外乡人，由于我“功绩卓著”，唐河县还给我的新居挂上了“英雄匾”。在唐河，获此殊荣的有五个人，除我之外，另四个都在现役，这其中就有馇子铺刘满福的儿子刘道生。如果不是报上登出了照片，我绝不会想到刘道生就是那个矮胖的磨玉米的小伙子。刘满福的蔫巴儿子简直不可思议。这小家伙在龙山一个人俘获了十三名土耳其士兵。

　　正仁街93号和刘满福的馇子铺在同一天都挂上了“英雄匾”。那块匾来得很突然，事先并没有人和我商量，送匾的队伍从南面来，联合中学的管弦乐队吹奏着雄壮的进行曲。简单的仪式过后，有人让我给找一架梯子，然后那块木牌子便钉在我家门楣上。事后回忆，挂匾仪式上我的表现肯定大失水准，因为我听到了有人啧喷称道我的谦逊。我能想象出来自己谦逊的样子，这时候我一般会让眼神矇眬起来，木然地望着远方，对远处的凝望是行之有效的逃脱，我在凝望中掩埋了眼前的喧闹浮躁。以求得心灵的片刻宁静。现实的场面仿佛是梦境，没有阳光，景色陈旧晦暗，能感觉到人们在张罗这件事。似乎又离得很远。孙晋宣读了县里的致词，杨舸找来洋钉和榔头，管弦乐再次奏响，有人揭开蒙在匾额上的红布，那块大木牌子便缓缓升上去了：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嘭、嘭、嘭。锤击的声音坚定而有力。我始终没看那块木牌，但我知道它非常牢固，那是一个不容更改的事实，我永远别想把它弄下来，只要我还待在唐河，它便会像一贴狗皮膏药紧紧糊在我脸上。正仁街93号不再有风水，我不会再有心灵的安宁，那东西就挂在我的门上，冷冷地看着我进进出出，我想说不定哪天它会落下来。把我砸成一条死狗。

　　这天夜里出去解手的时候，我仔细研究了那块木牌，它宽约三尺，长约五尺，沉甸甸的，很有质感，看起来是某一种硬杂木。它被漆成黑地金字，“功臣之家”四个颜体字浑厚朴拙。公道地说，字写得不错，能看出来是实验小学刘校长的手笔。

　　功臣之家……功臣……我冷笑着与它对峙了片刻，然后硬着头皮从它下面通过，砰的一声带上了屋门。

　　第九章

　　阴影

　　杨舸的怀孕正逢其时，这时候在各种场合，你都能看见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如果是好天气，唐河河堤上会有一些孕妇出来走动，她们的神态优裕从容，一个个四平八稳的，安详而又大气，唐河人习惯把她们叫做“将军”。两个孕妇碰头的时候，会互相看看身量，或点头致意，熟人之间偶尔也会交谈几句，但都互相瞅着肚子，仿佛那里才是她们的交谈对象。

　　我陪杨舸去河堤上走了几回。杨舸还看不出身量，为此她有些底气不足，遇到身量大的，便拉着我主动让路，仿佛对面正有一辆坦克开过来。据说唐河从未有过这么多的孕妇，有经验的人说这是人气旺盛，是升平世界的气象。为生育高峰推波助澜的，大多是那些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那些“将军”身旁，往往走着一个穿黄衣服的男人。

　　政府的鼓励是显而易见的。报上正在和马尔萨斯论战，这位英国神父曾炮制过一个什么“人口论”，他认为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以几何级数增长。因此他断言：生活资料的缺乏是一个永恒的难题。这个难题只能靠消减人口来解决。马尔萨斯开列的方子是鼓励独身生活，甚至饥饿、瘟疫和战争都成为消减人口的手段。这位英国先生断不会想到，在他死去一百多年之后，他的理论是怎样触怒了另一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我们的反击硝烟弥漫，报上称马尔萨斯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经验表明：我们有一百条理由讨伐那个人。战争需要集团军，建设国家同样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北方的铁厂和煤矿动辄在教堂广场打出横幅，招募青年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报纸上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消息：二十万建设者会战××基地，十万拓荒大军开进××平原，这样的报道让人看了心里踏实。而那位英国神父却不知道人的力量。他躲在教堂阁楼里长吁短叹，十分吝啬地盯着一小块面包发愁。如果马尔萨斯看到唐河河堤上的景象，他一准会大惊失色地哀叹世界末日了。

　　对马尔萨斯的讨伐绝不仅仅是口号式的谩骂，在万字会旧址上改建的妇产医院已经投入使用。白衣白帽的助产士戴着橡皮手套进进出出，另有一些夹着包袱的收生婆匆匆奔走于唐河城乡，新生儿的号哭音色明亮，像在吹着喇叭向这个世界进军。歇马区一位妇女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她在妇产院一次生下了四胞胎，并且个个成活，她因此被称为“英雄母亲”，《唐河报》还发了配图消息。温丽新结婚后一直没腾出工夫生孩子，这时候言传身带，也逐渐显出了身量，她穿着孙晋的蓝制服，依然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或许是由于怀孕，温丽新改掉了背着手走路的习惯，她现在无论去哪里，手里总拿着一个公事皮包。杨舸妊娠反应挺厉害的。闻到油烟味儿便要呕吐，我们只能把所有的菜都煮着吃。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她一直强撑着上课。后来甚至闻到粉笔灰的味道都能引起反应。“太狼狈了，”她说，“在课

　　堂上往外跑都来不及，只能趴在窗上。”我劝她休假，杨舸说她同事还有生在教室里的，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学期对付下来。

　　这年国庆节前，苏军办事处撤回旅顺基地。哈达耶夫中尉临行前举行了一个小型告别宴会，这是一次非官方的话别，我和孙晋同被邀请参加。与人告别毕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宴会的气氛有些压抑，主人和客人都适度地把握着告别时应有的情绪，人们轻声交谈，有节制地端着酒杯。餐桌上有伏特加和格瓦斯，有里海鱼子酱、大列巴和酸黄瓜，但人们很少去碰那些东西，这种场合主要是说话。哈达耶夫依然是一身军便装，彬彬有礼地与人交谈，他不失时机地赞美唐河，感谢“中国同志”的关怀和帮助。感谢唐河给了他一段“美好的难以忘怀的时光”。不排除哈达耶夫使用了礼节性的外交语言。我认为他说的基本是真话。作为一个外乡人，我能理解哈达耶夫此刻的心情，即将离开的这位苏联军人，在唐河前后五年，他似乎比我更有理由赞美唐河，我想他此刻的心情大概和我去朝鲜之前差不多。我说的不仅仅是时间，时间只能让人对某个地方生出一些朦胧的眷恋，到头来你觉得那毕竟是别人的地方。但如果那地方有一个你所爱的人，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地方立刻便有了某种灵性，不再仅仅是地形气候等一些干巴巴的概念，你会觉得那是自己的地方，想和它亲密、融合，把它据为己有。你不一定在那里出生，却宁愿在那里死去。我想我和哈达耶夫至少在某些地方可以相互理解，我们都从别处来。都爱上了唐河女子，不同的是我可以住下来，可以娶唐河女子为妻，把唐河当成自己的地方，哈达耶夫不能，唐河再好，永远都是别人的地方。哈达耶夫是一棵只开花不坐果的俄罗斯醋栗，唐河女子注定只能做情人，需要离开的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

　　苏军办事处的撤离在地方上并没引起多大反响，只是《唐河报》在角落里刊登了一条短消息。看过那条消息，也许有人会松一口气，说：“哦，他们终于走了。”他们走了。大街上不见了绿色的嘎斯吉普，这件事对大多数唐河人也许无关紧要，但却和罗苏维有关，哈达耶夫的离开无疑是罗苏维的一次挫折。

　　或许是为了解除罗苏维的尴尬处境，杨舸迫不及待地为罗苏维张罗对象，男方是杨舸的同事，安东师范毕业的，据说人很浪漫。见面那天，小伙子坐在客厅里和我大谈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见了罗苏维，却噤若寒蝉，拘谨得说不出话来。任杨舸使出浑身解数也不见好转。看见小伙子大汗淋漓嚅嚅喏喏的样子，罗苏维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坐了不一会儿便告辞了。事后杨舸问罗苏维印象怎么样，罗苏维说他又不肯说话，我怎么会有印象。杨舸说刘老师刚毕业，还没有多少社会经验，唐河美女的模样又侵略成性，小刘一下抵挡不住。失了水准，不过这也说明他对你太在意了。罗苏维说光他在意不行，还得我在意，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像在虐待少年儿童，什么时候他能“抵挡”住了，再让他来找我。

　　快到年底的时候，罗苏维突然离开了唐河，她没和我们告别，只是让程天佩告诉我们，外地有一个机会，以后再和我们联系，此外还有一些画转给杨舸保管。

　　罗苏维走得很匆忙，像逃离，她不和我们当面告别，大概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者是不想让人知道她的去向。按当时的情形，罗苏维做得很聪明，无论从哪一方面，她离开唐河都是明智的，画廊生意一直不好，她的画卖不出去，只能送给朋友，平时的支出都靠画玻璃或承揽一点装潢生意，唐河很小，并不是经常能找到生意，所以她的画廊前境堪忧。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唐河人都知道画廊女老板和苏联中尉是朋友，哈达耶夫在的时候，这种异国恋情被以一种夸耀语气广为传播，仿佛画廊女老板就是唐河的文成公主或王昭君。现在哈达耶夫走了，人们仿佛才醒悟过来，原来这种关系和生过“二串子”的妇女没有什么区别。人们不敢公然“反苏”，但自己家里的事就没有多少顾忌了，绯闻进一步便是丑闻，话说得很难听，说她不稀罕中国人，中国人都是小蚕蛹，有人管她叫“和番大姐”。我始终认为，唐河人对罗苏维的攻击带有醋意，不过我也能理解他们，釜山海难或许会被忘记，而那些无辜的混血孩子却是唐河永久的耻辱。罗苏维背叛了她的同乡，在她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时候，她选择了逃离。舆论丢失了目标，便会自动平息，关于画廊女老板和苏联中尉的故事结束了，唐河逐渐会忘掉一个叫罗苏维的女子。

　　罗苏维走后，程天佩仿佛一下子轻松起来，他穿上了蓝制服，把自己弄得像个干部，每次在大街上碰到他，都是步履匆匆的，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事急着去办。他现在还住在正仁街602号，杨舸曾和程天佩商量，让他暂时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程天佩说他一个人习惯了，和别人住在一起反而受拘束。又跟他探讨工作的事，程天佩说除了上船，别的工作都不考虑，于是我又去和杨作恒商量，把程天佩安排到船务公司，在2号拖船上当学徒。拖船只在港口和近海作业，经常能看见程天佩神采奕奕站在甲板上，俨然一副老水手的样子。

　　春节前一天晚上，杨舸收拾了一间房，让我去找程天佩来家过年。自搬走后，我一直没回过正仁街602号，不是没有时间，是不愿回去。去正仁街602号得路过馇子铺，而馇子铺有一块和我家相同的木牌子。挂上“英雄匾”后，刘满福曾来我家祝贺，据他说，我们两家的木牌子一模一样，经仔细观察，进而断定用的是同一种木料，刘满福邀请我有空去他家坐坐。我没有回访，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和人讨论那块木牌子。

　　程天佩在家，他和另一个人坐在炕上下棋，炕前的火盆里烧着红红的炭火。炕桌上摆着精致的紫砂茶具，看样子小家伙过得挺滋润。见我来了，两个人都出溜下地，程天佩介绍那个人，说这是我朋友老顾，然后又介绍我，说这是老李，实在的朋友。都是家里人。老顾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矮墩墩的个子，北满口音。握手寒暄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那黝黑的皮肤、宽宽的眉眼以及略显拘谨的笑容……对了，这不就是当年孤城驿海滩上见过的那个人吗!当年他不姓顾，好像是姓景或是姓秦。那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他愣怔了一下，然后就背过身去，蹲下来拨弄火盆里的炭火。

　　程天佩端起茶壶，似乎想给我倒茶，犹豫了一下又放在桌子上，仿佛就为了给茶壶挪个地方：“老李你坐。”他假惺惺朝凳上示意。

　　我知道程天佩这阵子巴不得我马上离开，我说：“你嫂嫂让你过去，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

　　“谢谢嫂子，告诉她我有客人。”

　　“这位顾同志也一起过去吧，”我说，“听口音是远道的，来一趟唐河不容易，能赶上春节就更不容易了。”

　　“不麻烦了。”那人欠了欠身子，但始终没转过脸来。

　　“顾同志来唐河。能住些日子吗?”望着那人粗短的后脖颈，我真想把他提溜起来，问问他究竟姓什么。

　　那人又动了动，把火筷子搅得哗啷哗啷响：“用不几天，过个三五天就走。”

　　程天佩接过去：“老顾是生意人，刚从烟台过来，想在唐河收点大纩丝。”

　　“那得等到春节以后，”我说，“过年了，都没有心思做生意了。”

　　“其实。也未必……”那人依旧蹲在地上，像在跟火盆说话，“先看看货，货齐了以后再来。”

　　屋里的气氛有些紧张。蹲在地上的人看样子是见过世面的，他应该知道背对着人说话是失礼，但他似乎打定主意再不转身了，我想这阵如果我转到他对面，说不定他还会把脸捂上不给我看。程天佩即兴编排的谎言不堪一击，其实我只要顺着话头追问下去，比如去哪儿看货，比如大纩丝的成色和行情。那人一准会手忙脚乱无言以对，但我没有揭穿他，对形同儿戏的谎言用不着太认真。我想这件事很有意思，那人选择春节的时候潜入唐河，显然是冲着节日期间疏于防范的空当。可以想象，现在正有一些人，一些不合时宜的人在日夜兼程，他们从北满、从邻县以及什么黑暗的角落里钻出来，瞪着惊惧的眼睛，摸索着向唐河集结，我不想搅扰他们的好事，但我要让那人知道，程天佩这里并不安全。

　　瞅着程天佩出去盒木炭的空当，我走到那人身后，在他肩上拍了一下。“等一会儿你出去，”我压低声音对那个固执的后脑勺说，“我会在河堤上等你!”那人蓦然转过头来，我看到了一张惊惧的脸，尽管那张脸还是黝黑的皮肤，但已经失去了血色，像淋过雨的牛皮纸。

　　“你……有事?”那人有些结巴，脸色由惊惧转而茫然。

　　“少废话，照我说的办!”我看着桌上的残棋，小家伙引而不发，已经给对手布下杀机，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人离死还有三步，不知道他看出来没有。这时候程天佩撮了一些木炭回来，说外面起东南风了，潮乎乎的，看样天要下雪。那人也不说话，慢慢朝火盆里夹着木炭。

　　“你们接着下棋吧，”我说，“春节一定上我家玩，把顾同志也带上，有两瓶好酒。”

　　我告辞出来，程天佩把我送到门口，那人也跟在后面，说李同志你走好。我往西走到馇子铺门口，看他们都回屋了，然后又折回来拐上河堤。

　　也许真要下雪了，东南风一阵紧似一阵吹过来，带着极为浓重的海腥味，仿佛鼻子底下就放着一盘牡蛎。杨树灰暗的枝条在空中晃动，发出似有似无的啸声，河上漂着大块的浮冰，偶尔有冰块撞在石垒上，那声音像在地下一样沉闷。我把手插在裤兜里，在河堤上来回走着，不时望望程天佩的窗户。我不怀疑，那人一定会来，我想我已经明白无误地向他转达了某种意思，如果他还有一点头脑的话，似乎没有理由不出来见我。过了约摸一刻钟左右，还不见那人出来，残局早该结束了，灯还亮着，从窗帘的缝隙里透出一些光亮，此外什么动静也没有。后来门响了一下，那人终于出来了，他径直走上河堤，站在石垒旁张望。我咳了一声，那人便朝我走过来，在离我七八步远的地方，那人弯下腰，像在整理鞋带。

　　“你在干什么!”我低声喝道。

　　“我什么也没带。”那人张着双手，像行将起飞的鸥鸟，“你用不用看一下，也好放心。”

　　“你过来，站在树下。”

　　那人向前迈了两步，规规矩矩站住了。我没有看他身上带没带东西，我想即使他身上藏着什么，我也有把握在他动手之前把他制服。

　　“你应该认得我，”我在他面前来回走着，“以前咱们就见过面，那时候你不姓顾。”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那人感叹道。“转眼都快四年了!”

　　听他的语气，像在和老朋友叙旧，我觉得这种局面很可笑，在这冰冷的冬夜，我可没有兴致跑到河堤上吹着海风，听一个不相干的人说废话。“你给我听着，”我说，“离那孩子远一点，明天早上你就给我走人!”

　　“看你，想到哪去了!”那人说，“我就是在程老弟这里住两天，至于你这样吗!”

　　“对你已经够客气了!”我站在那人面前，直盯着他，“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找麻烦的话，最好离程天佩远一点儿!”

　　那人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就因为我不姓顾?”

　　“少给我装糊涂，当心我把你扔到河里!”我抓住那人的衣领，把他抵在树上，“我知道你们的勾当。在孤城驿的时候就知道，你们的事我不想管，但是不许你把程天佩拉进去，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李同志……老李……”那人挣扎着，伸手抓住我胳膊，“你别这样，咱们好说。”

　　我把手松开，那人就势蹲在树下，仿佛是怕我再来揪他。“离开那所房子，”我说，“明天我还会来，别让我再看见你，否则的话，你会后悔的!”

　　“是这样，”那人整理着衣领，“你并不知道实情，既然你是为程天佩好，我就把话说到家了。我是有家有业的人，大过年的，我也不愿意出来，是程天佩找我来的。对了，程天佩让我告诉你，不要管他的事，如果你硬要插手，他会找一个叫李广举的人来对付你。”那人站起来和我对望着，“是他让我这么说的，他说你明白他的意思。”

　　“他……真是这么说的?”我望着那人身后。程天佩的窗户还亮着灯光，小家伙这阵大概正悠闲地啜着茶，舒舒服服守在火盆旁边，他只走了一步棋，但我却结结实实地被将死了。这些年我一直疏忽了一个事实，程天佩有可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在孤城驿的时候我还是李广举，这无关紧要，李广举可以是我的曾用名，可是他见过我哥，见过穿着一身旧军装的李广武本人，他据此得出了某种判断。他不动声色地注视着我，看着我弄出很多名堂。但他一直给我留着面子，让我们保持着最初的友情，现在，这小家伙按捺不住了，他把那个秘密当做一件武器，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下。

　　“你看，我们也是没有办法，”那人语气挺厚道的，似乎在为不得已的要挟而歉疚，“我们得听他的，来到这里人生地不熟，是吧。一切都得让他给安排，我们……”

　　“你们很可笑!”我说，“程天佩才多大。你们居然会听他的!当心他把你们带进沟里，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自己掂量着办!”我和那人对视了片刻。然后撇下他匆匆沿着河堤往北走。

　　“你看你……谈得好好的，老李你干吗……”

　　那人结结巴巴在后面喊我，看他急切的样子，大概以为我要去告发，其实我只是想赶快离开。

　　程天佩直到正月初三上午才露面。他收拾得整整齐齐来给我拜年。杨舸拉着程天佩上下打量，夸奖他衣服合体，又问客人走了没有。程天佩说今天早上走的，跑了几处地方，带走了一些样品，一听就知道他在胡说八道。我坐在沙发上看书，偶尔喝一口茶，我想我应该是旁若无人的样子，对程天佩不能太客气。杨舸和程天佩应酬了一下。便做饭去了。程天佩伫在地当间，看样子想和我说话，我说你坐吧，程天佩便坐在我对面。我没给程天佩倒茶，故意的冷落使主客之间都很尴尬，尴尬不仅是因为我的怠慢，更根本的原因还是那件事。他掌握着一个秘密，以前他没说出来，没说出来的秘密是装在口袋里的种子，现在他把那个秘密抖搂出来了，更令人生气的是，那个秘密被当成了武器，他破坏了朋友之间的均衡关系，仿佛一下子就把我踩在脚下。当然，我并不认为程天佩会来真的，他的反击只是自卫，秘密放在程天佩那里很安全，即使那个老顾，看样子也不知道事实真相，他或许会以为李广举是一个很

　　厉害的能制服我的人。但是坦率地说，我很恼火，程天佩的要挟令人恼火，程天佩知道了不说同样令人恼火。我把头埋在书里，就这样和程天佩对坐着，除了我偶尔翻一下书页，再就是荷兰钟的摆动声。程天佩几次欠动身子探嗓，看样子想找话说，但我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后来杨舸进来了，说大过年的，两个人呆坐着，怎么不下棋了?程天佩不冷不热地说在看书呢，可能没兴趣下棋。

　　“喂，老李，你怎么回事，”杨舸过来把我手里的书拿走，转眼又把棋盘放在茶几上，“别干坐着。以前在602号的时候不是天天晚上都下棋吗。”

　　“他嫌我是臭棋。”程天佩看看我，开始动手摆棋。棋摆好了，他张罗着给自己沏了一杯茶，然后做出等待开局的样子。我说盒子里有糖，你不要客气。

　　程天佩犹豫了一下：“那天的事，我也没有办法。”

　　“你不是挺有办法吗!”我说，“一下就把人将死了，我输得心服口服。”

　　“是我输了。”程天佩讪笑，“你不搭理我不要紧，该来我还得来，你是我哥，真生气了你就扇我。”

　　“不敢，你多厉害啊!瞅不冷就给我来一下。你不扇我就谢天谢地了。”

　　“真生气了，看样是真生气了，”程天佩笑得像个小无赖，“咱们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你把人家老顾往树上撞，不治一治你，还不定弄出什么事。”

　　“你找的那个李广举挺厉害的。”我说，“他一出来就把我吓跑了。”

　　“那当然，”小家伙不无得意地说，“他是程天佩的侍卫官嘛。”

　　邮差

　　春节后收到我哥一封信。信中说我的同学吕克贞前些时候回山东探亲，曾到我家去过。当年吕克贞连续收到我两封信，他按地址回了信，并且在铁路上给我联系了工作，可是一直没收到我的回信。我哥提到一个叫华太乙的人，吕克贞的信就是让华太乙收转的，还随信附寄了路费。事情很明显，华太乙昧下了吕克贞给我邮寄的路费。事隔多年。那点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唐河县有一个危险的知情者。华太乙这个人我还有一点印象，依稀记得他穿着宽大的道袍，蹲在孤城驿海滩上和程天佩下五虎。显然这是一个小人，为了一点钱，不惜辜负朋友的信任，对这种人，我除了鄙视，再也不愿去多想。

　　此外，李广武还提到另一个人，那个人是安东行署专员刘世骥。李广武说刘世骥是他原部队的老首长，他跟着刘世骥从山东到广西，曾有过很密切的上下级关系。关于刘世骥，李广武没有提供太多的信息，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忧虑，李广武分明在提醒我，这是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刘世骥我见过，去年秋天，他在唐河县三级干部会议上讲过话，那时候他刚从部队转到地方。新到任的行署专员是个清瘦的中年人，看上去挺和气的，说话简洁明了，条理分明，像在临阵发布命令。我不知道李广武和刘专员之间发生过什么故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相信刘专员听到李广武的名字不会无动于衷。

　　和华太乙比起来，刘专员是一个更大的威胁。刘专员的吉普车很便当，他经常来唐河，唐河第一个初级社——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和那里的一些农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唐河人对专员并不陌生，专员也能叫出很多农民的名字。作为地区最高行政领导，刘世骥也许不会留意县里的基层干部，就像在部队里，他不可能认识所有的下级军官。要命的是他认识战士李广武。在唐河方面，大多数人都能讲出一段关于李广武的故事。李广武早年的故事是纵横交错的引信，而唐河人与专员的任何一次闲聊都会把引信触燃。

　　就在李广武向我发出警告的时候，道士华太乙那肮脏的鼻子已经伸了过来。

　　再次见到华太乙的时候。他是一个邮差。其实我多次在大街上碰到过华太乙，邮差穿一套绿色制服，，骑着漆成绿色的宫田自行车，自行车三角架上挂一个帆布大信袋，每逢拐弯处，倒得自行车飞轮咔咔响，永远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这就是华太乙，仿佛一只蛹突然变成了蛾子，他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华太乙显然早就盯上我了，他没来找我，是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后来有一天，他终于登堂入室了。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听见有人在门外喊：“93号有信——”我拿了杨舸的印章出去，见邮差单腿着地跨在车座上，手里拿着纸板夹和一封信。我把印章递过去，他打开纸板夹在签收单上按了一下。“又是山东的信，”邮差说。“你山东的信真多。”

　　我看看信封，见是郭兰的笔迹，收信人是杨舸，我道了谢，转身准备回家。

　　“请等一下，”邮差似乎迟疑了一会儿。又在身后喊我，“杨老师不在家吗?”

　　“家访去了，”我转身望着他，“哦，我是她爱人。”

　　“我知道。”邮差瞅着门楣上方的匾额，“人民功臣，大名鼎鼎的李广武，正仁街93号的主人，唐河谁不认识你呀。你可能忘了，咱们还有一面之交呢。”

　　邮差的恭维阴阳怪气的，让人很不舒服。我耐住性子说：“真抱歉，记不起来了。”

　　“你再想想。”邮差把脸对着我，仿佛杵过来一样东西让我辨认。那张脸唇红齿白。精巧的鼻子，细而长的眉，在男人里面堪称姣美。邮差说得没错，唐河认识我的人太多了，光当年唐河支队就有几千人，我经常遇到熟悉的面孔，并被要求辨认，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很谦逊。我不能给人留下自大的印象。眼前这张脸似曾相识，但搜遍记忆，也想不起在哪见过。

　　“看样真是忘了。”见我茫然的样子，邮差索性从自行车上跨下来，似笑非笑地和我对视着。

　　“你不来家坐坐吗?”我做出要走的样子。

　　“那就——坐坐。”邮差似乎没听出来这句送客的套话，他把纸板夹塞进邮袋里，推着自行车跟我走进院子。

　　“你这房子真气派!”邮差赞叹着把自行车靠在合欢树上，“我就喜欢这样的房子，以前孤城驿街里有两栋，是洋行掌柜们住的，光复那年烧掉了，真可惜!”

　　邮差边说边径自往屋里走，他还敲了敲敞开的橡木门，像是在检查那门的成色。这时候我心里忽地沉了一下，我甚至想是不是该拦住他了。孤城驿是一个提示，那个穿着道袍俊逸绝伦的道士——眼前这个人不就是华太乙吗!

　　华太乙给我的感觉挺随便的，像在自己家里，他不经谦让便在沙发上落座，双手搭在扶手上，努力做出稳健的样子。“你过得不赖，”他打量着屋里的摆设，“这么好的客厅，全唐河也找不出几家，一分能耐一分福，当年在孤城驿海滩上，我就看出你不是等闲之辈。”他进一步提示着，好像我不把他认出来便会让他失了尊严。

　　“想起来了，”我极力平淡地说，“你五虎下得不怎么样。”

　　“玩物丧志啊，”他尴尬地笑着，“下五虎不是我的特长。”

　　“你的特长是送信，”我说，“你道士做得挺自在的。干吗要下来当邮差?”

　　“政府动员咱还俗，咱们得听政府的，你说是不是?”他欠了欠身子，“其实当邮差挺辛苦的，风里雨里，每月才拿三十五元饷钱，和你比起来可差远了，你混得不赖，这才几年啊!名利双收，家口也置上了。”

　　“你是说我讨上了老婆?”

　　“老杨家可是唐河有名的好人家，你眼下什

　　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儿子，”他做出艳羡的样子，“不过杨老师好像怀孕了，真是想什么就有什么!和你比起来，我可就差远了!”他忽然换了愤愤不平的口气，“才三十五元，好干什么!别说置家口了，我一个人生活都不够，咱俩没法比，”他说，“咱俩真是没法比!”

　　华太乙那副漂亮面孔有些泛红，显然是生气了，好像他拿三十五元饷钱是我的过错，我的好日子、我的名气，甚至我妻子怀孕都成了他生气的理由。而就是这个人，当年曾昧下了朋友给我的资助，如今他居然登堂入室，坐在我的客厅里大发牢骚，显然这是一个毫无廉耻的人。当年那件事已无从追究了，估计他也不会承认，我只想让他快点离开。

　　“你到我家里来，就为了说这些吗!”

　　他看看我。重新在沙发上坐正：“我想告诉你。你还有一封信在我手里，当年我可是给你提供过通讯地址。”

　　“我知道，谢谢你提醒，那封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里面还有点钱，你留下好了。”

　　“我可没见过什么钱，你知道的，信里是不允许夹寄现金的，再说那是什么时候，五〇年吧，就算有钱，也应该是东北币，留到现在还不是几张废纸!”

　　“但愿你留得住。”

　　“我不知道……”华太乙又欠了欠身子，仰脸望着天棚，“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该叫你李广武呢。还是叫你的真名。”

　　“你不必为难，以后咱们再不会打交道了。”

　　“哪能呢，你不想看见我，可我还要给你送信。山东那面每月都有信来，局里可是要求投递到户。”

　　“你现在就给我出去!”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他自鸣得意的样子让我受不了，从他进门那一刻起，我就在克制自己，他显然是要降伏我，但他要干吗?就算他知道孤城驿曾经有一个李广举，就算他今天就把我揭发了，我也要先把他轰出去再说。

　　华太乙刚摸出一支烟来，这时候怔住了，疑惑地望着我，那只拿烟的手无意识地动着，好像要找一个妥善的地方放置起来。

　　“出去!”我指着门口说，“你马上给我出去!”

　　“你看你……”华太乙喉结蠕动着，努力吞咽了一下，仿佛把尴尬慌乱一股脑儿吞了，“你干吗发那么大的火，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那就留在肚子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下逐客令了。”他讪笑着站起来，“你脾气太大了，其实咱俩应该好好谈谈，你不该往外撵我，等消了气咱俩谈谈。”他从我身边绕过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极无赖地说，“你会想明白的，什么时候想好了。你来找我。”

　　我听见一阵自行车飞轮的咔咔声，然后是杨舸的声音：“老华，你不坐一会儿?”

　　“不坐了，有你一封信。”是邮差的声音。

　　杨舸把什么东西送进厨房，然后又把什么东西拎进客厅，问是谁来的信，我说是家里来的，杨舸诧异地看看我，说你怎么了?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也许是声音不对头。

　　“是家里有事吗?”杨舸问。

　　“没有。”我说，“信在桌子上，是给你的。”为掩饰激动的情绪，我走到书柜前，随意抽出一本书。

　　华太乙的造访搅得我心神不定，事后我想自己太意气用事了，或许我真该跟他谈一谈，至少不该和他搞得太僵，把他轰出去固然是由于极度厌恶，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心虚，出于一种自卫的本能，我把自己弄得气壮如牛，可我有能力自卫吗?除了那封信，至少华太乙还掌握山东方面的通讯地址，如果这家伙犯了倔脾气，捋着那条线索，轻易便会把我提溜出来，我的防线脆弱得简直不堪一击。聊以自慰的是华太乙似乎无意张扬，他显然比我理智，这家伙还挺老到，在对手狂怒的时候不急不火，适度地控制着局面。凭感觉，他还会再来的，第一次造访似乎仅仅是试探，他像驯兽师那样拿着棍子慢慢靠近，在我肋部捅一捅，然后退到一旁静观其变，直到把我彻底驯服。暴躁狂怒无疑是愚蠢的，只要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想一想，便不难发现，除了驯服，我实在没有别的选择。

　　此后又有两次碰到过华太乙。我对邮差的绿制服极度敏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要看见那团墨绿色，心里便会一阵惊悸。我小心翼翼地等待着，等着华太乙发起第二次进攻。我希望他能尽快来找我，事情很明显，华太乙不能总在那里悬着，我得看着他实实在在落下来，否则的话，即使我回到山东，他也会把我砸趴下。但华太乙好像忘了这件事，有一次在老油坊门口，我看见他推着自行车直奔我来了，走到跟前，他似乎才发现是我，一下收住脚步，前后看了看，当时大街上行人稀少，对面杂货铺门口有两个小孩在拍皮球，我和他都有些慌乱。

　　“链条断了。”华太乙冲我点点头，又指指他的自行车。

　　“啊，是链条断了。”我应和着，感觉他就要把我拉到旁边“谈一谈”了，但华太乙只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推着自行车匆匆走了。

　　大概在一星期之后，华太乙终于再次出击了，这次他利用职务的便利，给我寄来一封信，原信抄录如下——李兄大鉴：

　　又要惹你生气了，不过你还是听我把话说完，但愿看完这封信，咱们能心平气和谈谈。

　　本来要找机会面谈，又恐李兄冲动，何况这件事确实不宜面谈，触在面子上，你我都会不好意思，再三斟酌，觉得还是书信比较合适。

　　当年孤城驿仅见过一面，但在下对李兄颇有印象，贵同学吕克贞信来的时候，李兄已不在孤城驿，故不能及时奉上，实非在下有意扣留。当年那封信让我无意中接触了一个秘密，由于好奇，我下了点功夫——顺便说一句，在下有个怪脾气，凡事爱动点脑筋，还是说正题吧——感谢山东方面诸同仁的协助，我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恕在下冒昧，我得告诉你，李广武确有其人，不过此人是你的胞兄，至于其他方面，我想不必多说了。

　　兄张冠李戴，且多年泰然处之，其计谋和胆识，实在令人佩服。李兄自恃长袖善舞，置五十万唐河人于股掌之间，享盛名，得厚禄，娶名门闺秀。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是可忍孰不可忍!在下虽然只是一介邮差，但在下也是一个唐河人，在同乡被愚弄的时候，在下觉得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事实，把真相告诉全县人民，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在下之所以迟疑不决，是因为一个善良的愿望。错误已经铸成，纠正那个错误必定要毁掉你的家庭，俗曰投鼠忌器，我不想因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行为而伤及无辜，这一切都怪在下太善良了。我现在举棋不定，不知道该选择正义还是善良。李兄你大概能知道我的心情。人总这么举棋不定是很痛苦的，我该怎么办，还望李兄给予明示。星期三晚八点，我会准时在教堂广场西侧恭候，以便聆听李兄指教。

　　愚弟华太乙顿首

　　看完这封信，我已经彻底没了脾气。华太乙果然是有备而来，他把事情弄得很熨帖，不容我不就范。聊以自慰的，或许就是他的“善良”了，此外，他还在眼巴巴等着我“给予明示”，在我这无疑求之不得，我最想“明示”的，其实只有一句话：别往外说。

　　和华太乙第二次会面非常轻松，像久别重逢的两个老朋友叙旧，坦率地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为顾及面子，星期三晚上我故意迟到了几分钟。华太乙蹲在广场西侧抽烟，附近有几个饭

　　后闲逛的人，广播喇叭里正在播放歌曲，一个女声翻来覆去地唱着：“妈妈娘你好糊涂呀——”

　　见我来了，华太乙站起来，低声说：“来了。”“来了。”我说。

　　“咱们走走。”他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

　　我们横着穿过教堂广场，华太乙在广场东侧一排杨树跟前停下来：“你吃了没有?”

　　“吃过了。”我说。

　　“我还没吃饭呢，刚从鲍码村回来，送一份电报。”

　　“那你……先吃饭?”

　　“不想和我一块吃吗?”

　　“好吧，你选个地方。”

　　“那什么……”邮差犹豫了一下，“带钱了吗?”

　　“带了。”

　　“去唐河菜馆吧，那里有单间。”

　　这时候唐河菜馆已没有多少食客。我们在楼上找了一个单间，华太乙吩咐了几样菜，很老到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常客。菜很快上齐了，华太乙走到门口，探出脑袋张望了一下，然后插上门，回来张罗着倒酒。

　　“从第一次见面，我就想和李兄交往，我这个人是讲究交情的。”他端起酒盅，“来，为我们再次重逢。”

　　我也端起盅子，象征地喝了一口。

　　“听程天佩说，李兄为人挺仗义的。我想交你这个朋友。”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说，“按咱俩现在的关系。大概还不能做朋友。”

　　华太乙拿筷子的手在桌上游动了一会儿，选了一块肉放到嘴里。“我饿了，得先吃点东西垫垫。”他含糊不清地说，“你还在生气，觉得我不该暗中调查是不是?想一想吧，多大的一件事啊!”华太乙兴奋得眼睛发亮，仿佛抓到了一条大鱼，“正义感责任心就不说了，哪怕仅仅是好奇。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全唐河的人都会吓死，李兄你胆子也太大了!我真佩服你的度量，还有你的想象力，你能混到现在这样，不算过分。”

　　“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你，”我说，“在你眼里，也许我就是骗子，你可能不知道我对唐河的感情。我把唐河当成自己的家一样……”

　　“那当然，唐河是个好地方，金钱美女，要什么有什么。唐河比家里可好多了。”

　　“为了唐河，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觉得还对得起唐河。”

　　邮差放肆地盯着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到半路他戛然而止，又拉开门张望了一下。“李兄你真有意思!”他回来重新落座，“这些话你该对政府说去，我只知道你不是李广武。第一次看见你从家里出来，我就跟自己说：看吧，五十万唐河人都是傻瓜，瞪着眼让一个外乡人给耍了。这个人从唐河白拣了一大堆好处，可唐河人还要给他挂匾。赞颂他的功德，你说唐河人是不是太傻了，”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好像那是一个惊堂木，“非常可笑，简直是一群傻瓜!”

　　华太乙肆意糟践他的同乡，让我觉得自己很可耻，我想这家伙没说错，如果唐河人个个眼睛雪亮，我怎么能得手!得手了还要狡辩，拿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即使为了自卫，也不该这么没水准。坐在我对面这个人不傻，他身后还站着五十万唐河人，我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他手里，我没有孤傲的资格，更没有理由分辩，摆在我面前只有一条路：等候面前这个人发落。

　　看样子华太乙是真饿了，他一口气吃了好几块栗面小窝头。“真好吃!”他说，“你尝尝，这可是正宗的步云山栗子面，前清时候进贡给朝廷的。”

　　“依你看，往后我应该怎么办?”我盯着笼屉里的小窝头。邮差把我叫过来，不会仅仅是为了夸奖我的计谋，我知道往下他就该提出条件了，我有准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带了一笔钱。

　　“李兄你是聪明人，这种事不该问我。”

　　“我是不是应该去自首?”

　　“李兄你在试探我，”华太乙嘲弄地望着我，“能有今天，你动了多大心思!你不会自首的。”

　　“那么，我是应该离开唐河了，也许只有离开唐河，才能纠正那个错误。”我说，“你给我点时间，顶多两个月，两个月后你再也不会看见李广武。”

　　华太乙诧异地望着我，好像没料到我这么不禁折腾。他放下筷子，点上一支烟：“你这么做，是因为我吗?”

　　“既然这是一个错误，早晚总得纠正。你说得对，我得到了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现在我把这些东西都还给唐河，我怎么来，还怎么走，不占唐河一点便宜，你看……这样行吗?”

　　“你说怎么来还怎么走。这我就不明白了，”华太乙说，“有些错误可以纠正，比如你可以把房子还给唐河，可有的错误只能犯一次，你没法纠正，你总不能把杨老师也还给唐河吧。”华太乙站起来给我倒酒，他显然是着急了，“要是因为我，李兄不必担心，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再追究的。”

　　“不全是因为你。”我说，“迟早我都得离开唐河。”

　　“你想一走了之?”华太乙悻悻地把酒瓶蹾在桌子上，“上哪儿?回山东?可山东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事情已经做下了，愿不愿意你都得承当!”

　　“照你的说法，我还是应该去自首。或者是让你举报，对了……”我笑望着华太乙，“要举报的话你可得早点儿，得赶在我自首之前。”

　　“我干吗要举报你!华某不是傻瓜，我干吗要做损人不利己的傻事!”华太乙语气逐渐平和下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杨老师不会知道这件事，我不说，唐河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你过你的日子，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可不想给谁找麻烦，没办法啊……”华太乙做出挺无奈的样子，“谁叫我是一副菩萨心肠来着!”

　　“那就谢谢了。”我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放到桌上。华太乙口口声声要我“给予明示”，我更把它看做是一个暗示，让他住嘴是需要代价的，既然他当年能卑鄙地昧下吕克贞给我的资助，我想他同样不会拒绝我的贿赂。

　　“没办法啊!”华太乙迅速把钱收起来，“我这个人天生一副菩萨心肠。”

　　我能给你什么

　　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唐河北部山区修公路。按杨舸自己推算，产期应该在五月底，一周前我回家的时候她还坚持上班。孩子早生了半个月，据说是学校的几个同事用自行车把杨舸送到医院。马虎粗心的杨舸!不用说我也能想象出来当时的情景。

　　没有激动和喜悦，女儿的出生只是让我更加茫然。遭遇华太乙之后，我曾和杨舸探讨过离开唐河，杨舸笑着说你现在就像大庄寺里的佛像，已经不是自由身了，五十万唐河人都瞅着呢。我说走着瞧吧，说不定观天我就给县里递交辞呈。杨舸曾经说我是个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我自己也不否认，马氏的观点至少对我是适用的，比如这时候我就不该有孩子(但愿女儿长大后看到这些文字，不要怨恨我曾有过的乖戾念头)。对我来说，一个有孩子的家庭太圆满了，唐河的李广武不应该给自己弄出太多累赘，他得像战士一样，随时能以最快的速度撤离阵地。而现在我只能坚守了，在我仓皇突围的时候将不得不携妻带子。

　　第一眼看见躺在摇篮里的那个小生命，我眼里不由噙满了泪水。坦率说，孩子很丑，肿眼泡，面孔紫里透红，细而黄的头发紧贴在头皮上，像刚破壳的鸡雏。尽管这小家伙给我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尽管她还不那么好看，但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一部分，是另一个久未谋面的我。

　　杨舸刚出院，住在父母家里，情况看起来还不错。她从摇篮里把女儿抱起来递给我，说你抱

　　抱看。可沉了!有七斤二两。我平托着女儿，轻轻晃着说是挺沉的，只是你变轻了，辛苦你了。杨婶说可不是嘛，那是活生生从杨舸身上分下来的。我看着手上的孩子，小家伙微蹙着眉头也在看我，仿佛在说你究竟是谁呢?我想这孩子和杨舸一样，她们都是唐河人，而我不是，我是一个撞人者，我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给了她生命，但不管怎样，她没有错，起码她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并且她也有权利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我。“这孩子挺明白的，”我说，“她在看我呢。”

　　“可精神了，刚生下来就会找人。”杨婶叠着尿褯子，“大姑娘像你，是个漂亮人。”

　　“可我怎么看着挺丑的，”我在孩子脸上亲了一下，“我的丑丫头长大了嫁不出去可怎么办!”

　　“没听说吗，月里孩子丑死驴，”杨婶笑道，“等满月了再看吧，保证比你们俩耐看。”

　　这时候杨作恒过来了，他依然戴着那副蓝布套袖，看样子还在修钟：“你这姿势不行，看起来像晒鱼网。”见我平托着孩子，杨作恒过来给我纠正姿势，一来二去的，孩子不知不觉便到了他怀里。杨婶说还是隔代亲，杨舸小时候你爸从来没抱过。杨作恒说那时候总在海上跑，难得回家一次，仿佛眨眼工夫杨舸就长大了。杨舸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我说就叫小午。杨作恒说听起来像男孩子。杨舸不假思索地说应该是子午山的午，那是广武老家。杨作恒端量着怀里的孩子，说这名字不错，没忘了根本。叫起来也上口。杨婶说孩子是正晌午时生的，正好应了时辰，再给起个大名，好给孩子上户口。我说大名也叫小午，这样省事。

　　“那就是李小午了，”杨作恒说，“明天就去把户口给报上，咱们唐河又多了一个小公民。”

　　第二天我就给女儿报了户口。户口上的名字是杨小午。我不认为这么做是取悦杨作恒，还有另一个不便说明的原因，由于女儿的降生，短期内我无法离开唐河，这段时间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在我决定要走的时候，精神上早已逃离了唐河，现在仿佛又给抓了回来，一面是惶惶不可终日，一面又难以脱身，感觉唐河处处都潜伏着危险。事实上，华太乙那头还不算完。区区几百元是不会让他住嘴的，就凭他千方百计要阻止我离开，便知道他还会向我伸手。华太乙并不可怕，他只要我的钱，可怕的是另一些突然变故，那才会要我的命，一旦暴露，我的姓氏将会是一个耻辱的印记，我不想让女儿为我承担什么。

　　许多年以后，每想到修路这件事，我都会找到一点救赎的安慰，不错，我是欺骗了唐河，但唐河并没有损失什么，他们留下一个外乡人的善举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回报。我这么说并不狂妄，只是一种客观的评价，唐河北部山区那些年久失修的公路，那些涵洞和桥梁，每一处都倾注了我的心血。当然这不值得吹嘘，我是修路工程副总指挥，直接负责一线工作，风里雨里的，自然会辛苦一些，真正能让我多年还暗自得意的，是我很好地解决了物资短缺问题，就地取材，为唐河节省了一百多万修路资金，后来温丽新用这笔钱在全县建了二十多所小学，这是后话。

　　唐河有三条主要公路干道与外界相连。每一条主干道都像一棵大树，又分出很多枝杈。这就是乡道。自光复以来，唐河一直没有能力对境内的道路进行大规模维修，很多桥梁和涵洞垮塌了，路况极差。早在去年冬天，修路计划便上报到省里，辽东省政府和安东行署合计给了五百万，细算起来，仅钢材和水泥两项就需要四百多万，这还是沈阳和大连的产地价格，如扣除运费和人工等项，这笔钱不足工程总额的一半。温丽新下了死命令，钱还是那些钱，工期却提前了，由原定的十月一日提前到八月六日，这也是辽东省政府的命令，因为八月中旬在唐河有一次大规模抗登陆作战演习，届时将有一大批军政要人莅临唐河，据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也将派代表团前来观摩。温丽新特别强调，修桥铺路不仅是造福唐河人民，也是战备的需要，是一项政治任务，如果误了工期，她会引咎辞职，具体负责的同志也将受到行政处分。

　　那一阶段卜大有动辄把我召到他办公室(老卜年初由县委调到政府，担任主管工交财贸的副县长，现在他是修路工程总指挥)，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无非是上哪去找资金和材料。“无米之炊，无米之炊呀!看来我们只能烧一锅开水了!”老卜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牢骚。

　　一次我在步云山区勘察，蛤蜊河上一座木桥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座木桥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一些粗大的圆木桩柱揳入河底，桩柱与桥面男有圆木相勾连，人站在桥上，隐约能感觉到水流的冲击，我想或许正是木质结构的柔韧才能抵御住多年的洪水冲击。几经周折，我找到了修桥人，那是当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木匠，据说木桥是他年轻时候修的，已有四十多年了，油浸过的圆木至今看起来还十分结实。当天，我便把老人带回县里。

　　唐河动员了五万民工，朝鲜战争期间唐河人频繁地出战勤，他们对修桥铺路这种庄稼地之外的工作并不陌生，这次是给自己修路，更是热情高涨一呼百应。我们研究的方案是这样：除主干道上几处关键地方修筑混凝土桥梁，剩下的一百多处桥梁和涵洞一律就地取材，修筑木桥和石拱桥。唐河北部有大片天然次生林，不愁没有木材，花岗岩更是随处可见，运输也便利，唐河境内河网密布，这些河流大都依地势南流入海，赶在春季返浆前伐下原木，在桃花汛的时候，木排可以到达大部分桥涵工地。

　　修桥铺路的工作极其辛苦，我每天都要走很多路，由一个工段到另一个工段，检查质量，调运物资，饿了和民工一起啃窝窝头士豆，晚上随便找一处就近的工棚安身。我还经常搭乘运送木料的木排，坐在木排上顺流而下，望着河两岸的秀美景色，心里不时便会生出一种眷恋的怅惘，唐河是个不错的地方，尽管我在这里有家，有妻子女儿，但这里依然还是别人的地方，路修完以后，我将找机会离开唐河，一旦离开，我不会再有勇气踏上这片土地。

　　这年初夏，李秉义刑满出狱了。

　　我是在教堂广场买菜的时候碰到李秉义的。他在卖马蹄蛤。像大多数赶海人一样，李秉义戴着尖顶苇笠头，他始终低着脑袋，我看到的只是苇笠头的尖顶，找钱的时候他终于抬起头来：“缺你五分。”李秉义抱歉地笑了一下，露出镶的金牙。随手捡了两个马蹄蛤扔到我网兜里。那胖胖的脸、厚嘴唇和鱼泡眼，正是我当年来唐河时要寻找的人，只是他的呢礼帽已经换成了苇笠头，穿着分趾胶鞋的双脚十分可笑地摆在箩筐两边，猛看上去像两个黑色牛蹄子。见我没有要走的意思，他又给加了两个马蹄蛤：“我找不开。”他解释说，然后用铁耙子在箩筐里扒拉着。

　　“是秉义叔吗?”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问道。

　　李秉义抬头打量我，眼神有些迷茫。

　　“我是南房子老二呀，”我在他面前蹲下来，“李秉生家老二，当年要跟你出来学生意……”

　　“是广举?”李秉义眼睛亮了一下，“一转眼，都这么大了……可是你怎么在这里?”

　　我知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李秉义箩筐里还有十多斤马蹄蛤，我提起箩筐：“先回家再说吧。”

　　李秉义左右看了看。说：“一会儿就要下市

　　了，先把这些卖了吧。”

　　“这些我都要了，咱们回家。”

　　“真是的，还跟我学生意……”李秉义嘟嘟哝哝站起来，“跟我学什么!你看我……只能卖马蹄蛤了。”

　　李秉义似乎不情愿跟我走，落魄的人无一例外都要躲避故旧同乡。李秉义不会知道，其实我比他更有理由藏匿自己，以我现在的处境，与人攀谈同乡之谊显然是不适宜的。说实话，最初看见李秉义，我甚至打算悄悄走掉，但很快我就打定主意要认这个本家叔叔，当年我就是为了投奔他才来到唐河，李秉义就像一面在远方摇动的旗帜，引着我一路走过来，我能有今天，完全是借了他的由头，至少从表面上我算是发达了，而我要投奔的人却风光不再，也许我无力改变他的命运，但扭头走掉是说不过去的。说得再现实一点，李秉义待在唐河，我的心便会一直悬着，他对我知根知底，一旦知道唐河还有一个本家侄子，说不定他会在无意中把我的事抖搂个底儿朝天。

　　一路上李秉义把苇笠头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脸，显然他是不愿意被人认出来。从正仁街北头向左拐，行人逐渐稀少，李秉义伸手抬了一下苇笠头，问我住哪儿，我说就在前面，正仁街93号。李秉义说这里可是好地方，以前是政府和洋行职员住的地方。他边走边给我讲路边那些房子：91号是日本人川岛家，他是盐业专卖商，光复后被就地正法了；92号是台湾人刘国正，四五年回台湾去了；93号的尹南奎是朝鲜人，县经济稽查科的副科长，光复后倒是没走，也死得最惨，一颗手雷炸死了全家五口。李秉义说早先那会儿，这里除了日本人就是二鬼子。唐河人路过都得绕道走。

　　到了家门口，我掏出钥匙开门，李秉义看见门上方的匾额，说：“这里还住了一个有功之人。”显然他以为我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杨舸还在娘家，孩子满月后才能回来，由于杨舸不在家，我也很少回来，每次从修路工地回县里，不是吃政府食堂，就是去岳父家，今天是个例外，本来要回来换一套衣服，顺便给自己弄点吃的，万没想到会碰上当年我要投奔的人。我把李秉义让进客厅。他局促不安地把苇笠头抱在怀里，说这户人家真气派!我费了一番口舌才终于让他相信，我就是这房子的主人，但他不肯坐沙发，我只好去给他另搬了一把椅子。李秉义好歹坐下了，又问起门上那块匾，于是我又得费一番口舌，说明我就是那个“有功之人”。李秉义将信将疑地望着我，那表情就像认错了人，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啧啧连声地感叹。李秉义说广举啊，当年你爹让你出来学生意，你死活不肯，那时候就看出你小子有志气，老李家后生晚辈也有想跟我出来的，可我谁也没看上，你到底念过书，到哪都吃得开。李秉义说咱们老李家五大份子，就数你们南房有地气，你是不必说了，这都明摆着，你哥广武也不孬，小时候就能压邪，子午区郭会长能嫁到你们家。算她有眼力。秉生大哥真是养了两个好儿子!本来要把事实真相告诉李秉义，这是今天必须说的，见他此刻兴冲冲的样子，一时反而难以启齿。仿佛是因为夸了我，李秉义不再拘谨，他把苇笠头扣在沙发上，又说我印堂发亮，仪表轩昂，指定日后还能有出息。我打断他，说叔你先坐着。我弄饭去。

　　李秉义喝酒很斯文，或许是我们子午山的规矩，他也像我父亲一样，端起杯在空中顿一顿，然后用另一只手掩着送到嘴边，仿佛是怕人看见他的金牙。我和李秉义都有一些尴尬之处，不同的是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而我没有，我欠唐河的那笔账还未算清。借着烧酒的劲头，我指着墙上那些奖状，说叔你记着，以后别叫我广举，在唐河这边我是李广武。李秉义再次惊讶地打量我，说你不是南房子老二吗?我说没错，可是在唐河这边你得叫我李广武，以后千万别弄混了。

　　这是兄弟俩共同完成的故事，以前我对罗苏维和郭兰讲过，讲这个故事很费劲，尤其是面对一个对我寄予厚望的长者。我的复述没有让李秉义失望，相反，他显得很兴奋，自始至终，李秉义都用一种赞许和钦佩的目光看着我，仿佛我干了一件多么漂亮的事。“书没白念!”他说，“你爹小时候就有心机，可是他胆儿太小，干不成大事。”李秉义擎起酒杯，像是要庆贺我。“到底是念过书的人，真不是白给的!”李秉义的赞许似曾相识，对了，不久前邮差也这样夸过我，比起邮差的夸奖，李秉义是认真的，但更让人难以接受。此刻我更希望听到来自一个长者的训斥。听说当年我是因为他才来到唐河，李秉义无奈地苦笑。“你叔是个没用的人，”他说，“我十六岁出来学生意，七年满徒，可还得给师傅打洗脚水，给师母倒尿壶，那是什么日子啊!耳刮子一个跟一个地扇，但凡有一点能耐……你比你叔强多了，这才几年，就当上科长了，早先这屋里的尹南奎才是副科长，要是当年找到我，如今你指不定还在孤城驿做小账房。你叔无能啊，投奔我只能耽误你的前程。”

　　“哪还有什么前程!”我说，“我的前程早就在自己手里毁了。”

　　“这是什么话!”李秉义生气地把酒杯礅在桌上，“别忘了咱们是外乡人，能在一个地方站住不容易，你现在算是站住了，凭你的能耐，再往上升就是县长，那是要在族谱上留名的，你叔被人扒得精光，可是老天有眼……”

　　见他越说越离谱，我把话题岔开，问他现在住哪儿，在干什么。李秉义说这才出来一个月，住在河东村，在里面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河东村的，早他半年出狱，他们现在一起去赶海。“你都看见了，”李秉义顺下眼呆望着面前的酒杯，“你叔这辈子是没有脸面回子午山了。”

　　我给他的杯斟满，然后我们无言地对坐着。本来要安慰他几句，但觉得无话可说，说什么?也像他鼓励我那样鼓励他?想一想真是滑稽，子午山李姓的两代人在唐河陷入困境，然后我们就互相鼓励，再往后就都振作起来，可是，我们振作起来要干什么?是继续去危害唐河吗?不错，我们都来自子午山的同一家族，李秉义可以是我的同谋，或者说我已经把他变成了我的同谋，但我们对唐河的态度相去甚远。李秉义在唐河多少年。至今还是独身，这就注定他永远都是以一个过路人的心态看待唐河，对他来说，唐河只是一个挣钱的地方，除了利益他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如今这个挣钱的地方已不具有吸引力了，在对唐河的交易中他赔得精光，唐河只给他留下怨恨和伤心，甚至早年给唐河师傅倒尿壶都会成为伤心的理由。李秉义可以怨恨唐河，那是他个人的事，我不愿看到的是，他似乎要通过我来发泄对唐河的怨恨情绪，他对我寄予的厚望并不纯粹，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长者，他理应为我担忧才是。

　　提起当年那一船货，李秉义把杯里的酒一口喝干，呛出了满眼泪花：“王八蛋!欺负外乡人，把我往死里整!”他把酒杯重重蹾在桌上，“这事没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好活!”

　　看他咬牙切齿的样子，分明已有了明确的报复目标。我说叔这都多少年的事了，况且咱们毕竟是犯到了。

　　“整整一船大纩丝，”李秉义像在自言自语，“那是我最后一桩生意，本来打算做完了回子午山养老，都砸进去了，这还不算……”他沉默了一会儿，放低声音说，“就算那一船货没了，你叔也

　　不至于去卖马蹄蛤，出事前我藏了三千万东北币，这些年总以为还留了一手，可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转眼变成一堆废纸。三千万啊!满满一提包，把这屋子糊满了还富余，早知道这样我该存点黄货。”

　　我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有钱没钱都差不多，粮食服下就要统购统销，按人定量，只能吃自己那一份儿，有钱也没处买。”

　　“你不用安慰我，钱没用了政府干吗还要印它!要是那三千万还好用，我至于这样吗!”李秉义把手插在头发里，“糊涂啊!这些年什么钱都看见了，张作霖的奉票、满洲国的‘大绵羊、苏联红票、日本钱、高丽钱，再往后是流通券、东北币，钱是一茬跟一茬，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蹲在监狱里，干着急没办法，唐河这么多熟人，没有一个信得过的，早知道你在唐河就好了。”

　　尽管李秉义一再声称他不能回子午山，但我觉得除此之外他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年过花甲的李秉义待在唐河没有任何希望，暮年的艰辛只能让他积攒仇恨，而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指望的老人。那种歇斯底里的仇恨情绪一旦有了具体目标，他是会不计后果的。“叔，”我说，“你不是年轻那时候了，在外面不容易，我看你还是应该回子午山，回去找李广武，他在咱们子午山办合作社，现在是高级社，鳏寡孤独都有照应，你回去他不会不管的。”

　　“子午山那面都知道我是做大买卖的，现在弄得浑身精光，打死都不能回去，一个人好混，随便干点什么都能填饱肚子。”李秉义拿起瓶子给我倒酒，大概是喝多了，他的手有些颤抖，“你叔在外面混了一辈子，自以为还有些阅历，有句话我得告诉你，在外面和在家里不一样，心不能太实，凡事得留个心眼，你那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千万记着，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其实你今天就不该认我……”

　　“那怎么可能!”我说，“当年我就是冲你才来唐河。”

　　“妇人之仁!我一个糟老头子，横竖就这样了，可是你前途无量，你认了我，就有把柄抓在我手里。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

　　经李秉义提醒，我不由又想起了那个邮差，他们以前都在孤城驿，说不定熟悉。我问李秉义认不认识一个叫华太乙的人。李秉义一下警觉起来：“你问他干什么。”

　　“没什么，随便问问。”我支吾道。

　　“你没说实话，”李秉义紧盯着我，“你跟叔说实话，他是不是知道你的事?”

　　“就算是吧，”我做出无所谓的样子，“他还不至于把我怎么样。”

　　“你等着，他会把你榨干，再把你踩进烂泥里!”

　　“没那么可怕吧，他只是个小人。”

　　“一个能坏大事的小人，”李秉义声音有些颤抖，“你叔当年就栽在他手上，王八蛋得了好处还把人卖进去。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消停，走着瞧吧，迟早让他犯在我手里!”

　　李秉义问我怎么会让华太乙“探出底细”。我说当年在孤城驿托他代收过一封信，用的是李广举的名字，那时候没料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事。李秉义说这像华太乙干的事，那王八犊子就是海里的鲅鮹，露一点小缝都能钻进去。李秉义说当年那一船大纩丝，有很多朋友帮助张罗，华太乙是半路插进来的，他从老家石棚那面收了三千多斤，得了一百三十万佣金。本来这种事自古以来没停过，今天是违禁物品，明天又放开了，谁也没觉得是犯多大法，哪知道华太乙得了好处，掉回头又把他告下了，害他一辈子的积蓄血本无归，还得去蹲监狱。李秉义说广举你记着，那个王八犊子前世注定是咱们的仇人。

　　我能理解李秉义的心情，一生的积蓄转眼毁在某一个人手里，该是多大的仇恨!李秉义口口声声要把邮差怎么样，可是他太老了，赌咒发誓要怎样多半是一种情绪宣泄。华太乙是个小人。但他是个有板有眼的小人，李秉义也好我也好，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瓶酒喝完。天也黑下来，李秉义站起来说今晚还要赶一潮。见他喝得满脸通红，肿眼泡里汪满了泪水，我说叔你今晚就不要去了，以后也不要去了。这么大年纪干不了那个。李秉义说去是一定要去的，几个人一起搭伙，在海里捡好的马蹄蛤，有人帮忙给担回来，累不着的。见他执意要走，我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塞给他，李秉义把钱摔在桌子上，说你叔是老了，可还养得了自己，只要你能有出息，我看着比什么都好。

　　给孩子们

　　1955年的财贸工作会议，是温丽新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那天的与会者都目睹了女县长临产前的一些细节，正在作动员讲话的温丽新突然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副县长卜大有走过去，问用不用去医院看看，温丽新强撑着站起来，习惯地挥一下手，示意会议继续。卜大有拖过一把椅子，但温丽新没坐，她眯起眼望着窗外，仿佛在悉心聆听，窗外的树影投在她脸上，温丽新的表情沉静而安详，她似乎已经忘记了会议，忘记了下面有上百双眼睛在看着她。这样过了一会儿，直到卜大有再次提醒，温丽新才缓过神来：“对不起，我该去医院了。”温丽新冲下面笑了一下，然后慢慢走出会议室。

　　两天后，温丽新在县医院生下一个男孩，是剖腹产，手术的时候发现肿瘤，很快便转往大连的一家医院。

　　那些日子全唐河都在谈论女县长的病情，据说省里派专家到大连会诊，诊断结果是恶性肿瘤，又有消息说省里马上会给唐河派来一位新县长，温丽新的继任者依然是一位女性。

　　一次我从乡下回来，在政府门口碰上孙晋，孙晋刚从大连回来，提了一提包炼乳去医院看儿子。好久不见。孙晋的样子很糟糕，就跟当年在朝鲜的时候差不多。我陪孙晋去医院，路上问起温丽新的病情，孙晋说已经确诊了，是恶性肿瘤，温丽新自己也能看得开，她十九岁来唐河，到现在十个年头，战争期间什么危险都遭遇过，死过几回了。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孩子。

　　孙晋的儿子住在护士值班室隔壁的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护士长刘玉珠正在给换尿褯子，刘玉珠说炼乳吃光了，好容易找到一点奶粉，刚开始不太适应，大便有点异常。孙晋拍着提包说干粮来了，这是从大连带回来的顿河牌炼乳，够我儿子吃一阵子了。刘玉珠站在门口喊：“小迟，奶粉就不要兑了。孙科长这里有炼乳。”孙晋拉过小床，仔细打量着，说几天不见，这小子出息得好看了。孩子在小床里面起劲蹬着，挺欢势的样子，只是有些瘦。我对初生婴儿一向没什么概念，不过按杨婶“丑死驴”的说法，这孩子应该是挺漂亮的。我问孩子起名没有，孙晋说叫留纪，名字是温丽新给起的。又问我女儿像谁。我说一下也看不出来，眼睛似乎像杨舸，孙晋说那应该不错，杨舸眼睛挺好看的。这时候一个护士提着暖水瓶走进来，说该喂奶了。孙晋坚持要自己喂，说这些天净麻烦你们了。护士从小床里抱起孩子，说孙科长你儿子挺顽强的，除了要奶，平时从来不哭。

　　我在医院待了不长时间便告辞出来。走在街上心里还觉得别扭，总感觉像欠了孙晋什么。孙晋的儿子不能总待在医院里，而我妻子有奶，在孙晋最困难的时候，我应该把孩子抱回家，孩子寄养在我家最合适不过了。但这毕竟不是我个人的事，杨舸的奶水并不是很充足，一个孩子还凑合，如果再添上孙晋的儿子，无疑会使女儿陷入

　　饥荒，杨舸也是母亲，我觉得这件事即使理由再充分也难以启齿。

　　其实我低估了我的妻子，当杨舸听说孙晋的儿子还在医院里喝炼乳，便让我马上给抱回来。我说你不怕饿着女儿吗，杨舸笑了笑，说人为什么长两只奶，就是为第二个孩子预备的，权当是我生了双胞胎。我说照你这么说。歇马区那位英雄母亲该长四只奶了。杨舸说别装了，当我看不出来，你巴不得把孩子抱回来。

　　我刚出门，杨舸又把我喊回去，她匆匆忙忙换衣服，说你把小午抱上，这件事还是我去比较好说。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孙晋正端着饭盒在窗前吃饭，孩子的小床放在门口，里面是空的。见我们来了，孙晋放下饭盒，打趣说杨老师你生过孩子更漂亮了。杨舸说别恭维我了，来看看你儿子。孙晋说让护士抱去洗澡了，还是我先看看你女儿吧。他走过来打量着我怀里的孩子：“嗯，挺漂亮的，比我们那个强多了。”

　　“这就是母乳喂养的好处。”杨舸显然带有游说的意思。

　　“是啊，白白胖胖的……”孙晋应和着。

　　“孙大哥，我们想把你儿子接回家。”杨舸说。

　　孙晋看看我，似乎很意外，我说你胡子上沾了饭粒，孙晋用手在嘴上扑噜了一下，给抹掉了。“那哪行，”他说，“一个孩子还不够你们忙活的啊!”

　　“一个和两个都差不多，就当我生了双胞胎，”杨舸说，“孩子不能总待在这，你又带不了，我都想好了，放在我们家最合适。”

　　“不行，”孙晋坚决地说，“孩子已经找好了人家，是温丽新以前在步云山住过的，这几天就要来接走。”

　　“送那么远干什么，这么大个唐河镇还放不下你儿子?”杨舸说，“你想想看，还有什么地方比我们家再合适的，守在跟前，你去看看也方便，再说孩子也不能总喝炼乳，那边有奶吗?”

　　“我儿子现在离了炼乳还不行呢，”孙晋走到桌子跟前，往奶瓶里倒了一些炼乳，然后兑上水摇着，“这小子一天能喝多半桶，你再能，也供不上两张嘴。”

　　“你也太低估我了，”杨舸说，“能力是根据需要调节的。你把孩子交给我，一年后我保证还你一个胖儿子。”

　　孙晋把奶瓶对着灯影照了照，可能觉得浓度不够，又倒了点炼乳：“正经的进口货，顿河牌精炼乳，”孙晋夸耀说，“乌拉尔牛，顿河草原的野苜蓿，无上完美的结合!”

　　“再加上甜菜糖，”杨舸说，“你兑的浓度可能大了。”她要过孙晋的奶瓶，滴两滴在手上尝了尝，“这么甜，孩子喝了不上火才怪呢!”

　　孙晋说：“我尝过，口感挺不错的。”

　　“陈香酒口感也不错，”杨舸责备说，“这可是给孩子喝的啊!”

　　这时候护士把孩子抱进来，杨舸接过孩子，端详着说嘴像孙晋，眼睛像温大姐。小家伙扎挲着双手。底气十足地哭了两声，孙晋赶忙递过奶瓶，杨舸掀开衣襟，说我来喂。小家伙叼着乳头咂了两口。显然感觉到不是原来那个了，仿佛回味似的停顿了片刻，突然更加起劲地吮吸起来。孙晋眼巴巴看着他儿子的饕餮相，后来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极其困窘地转过脸去。杨舸这阵像故意跟谁过不去，还现场给孙晋演示，她拿起奶瓶，把橡胶乳头塞给孩子，小家伙咂了两口就吐出来，张着嘴四处搜寻，杨舸又把自己的乳头送给孩子。“你看，”杨舸说，“你儿子现在拒绝炼乳了。”

　　孙晋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为掩饰自己的窘相，他逃跑似的走到窗口，端起饭盒继续吃饭。

　　“杨妈妈的奶好吃吧，”杨舸用手轻轻梳理着孩子的头发，“你儿子头发挺好，不像我们小午，头发又细又黄。都贴在脑门上。”

　　“像我，”孙晋嘴里塞满了饭，瓮声瓮气地说，“满脑袋猪鬃。”

　　“一会儿你把东西收拾一下，今晚上就把孩子抱回去。”杨舸的语气是不容商量的，到了这一步，孙晋似乎也没有理由再推辞了。“宝宝欢点吃，”杨舸说，“长得胖胖的，咱们上大连看妈妈去。”

　　孙晋第二次去大连之前，专门请人给孩子照了几张相带给温丽新，回来的时候又带了温丽新给杨舸的信，信中说大恩不言谢，只有让孩子将来记住是谁抚养了他。温丽新担心奶水不够。她像在任时调剂粮荒一样，甚至还作了一份喂养方案，该方案显示：必须首先保证小午的奶水供应，留纪吃剩余部分，缺额可以用炼乳和米糊补充。温丽新当然不知道，她儿子的味觉极其敏感，像一个不肯屈就的美食家，吃过杨舸的奶，就再也不肯喝炼乳了，倒是小午显得挺随和，碰到炼乳的时候，皱着眉头哭两声，然后将就着也能对付。杨舸按男左女右的惯例，左面那只奶给留纪，右面是小午的，往往是留纪吃完了左面的还不肯罢休，又接着吃右面的，杨舸动辄拍着留纪的小屁股，说：“侵略成性的小家伙，你把姐姐那一份抢走了。”

　　为了保证奶水供应，杨舸每天都要喝大量的汤，不管排骨汤或是鸡汤鱼汤，端起碗闭着眼睛往下灌。“我发誓，”她说，“等这两个小家伙断奶以后，我再也不喝这些馊水了!”有一天早上杨舸告诉我，她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头黑白相间的大奶牛，站在教堂广场上，脑袋和教堂的尖顶一样高，有一部梯子挂在她头上，一些人顺着梯子爬上爬下忙碌着，把成捆的干草往她嘴里塞，无数小胶皮管子从她腹部接出来，纵横交错通向远方。角色的变换通常会伴随着深切的失落，现在杨舸似乎变得絮叨了，像一个爱追忆过去的老祖母，某年运动会上有过的好名次，莱年和同学们一起旅行，以及背着画夹子遍游唐河，现在重新提起来，似乎都成了奢侈。我只能安慰她。说现在这样是暂时的，过了哺乳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有时候我习惯地把手伸过去，杨舸总是给轻轻推开，我得到的告诫是不要弄洒了孩子们的早饭。

　　杨作恒现在更像个外祖父了，只要有空，他总是和杨婶一起过来看看孩子，我和杨舸也经常过去吃饭。或许是见我们抱着两个孩子不方便，杨作恒托人从大连买回两辆童车，每逢星期天，他都要和杨婶推着两个孩子去街上走走。说起来可笑，杨作恒还和我们商量，要给小午两成股份，由于杨舸坚决反对，这事才搁了下来。

　　这时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正在酝酿中，动员会已经开过了，原则上一是公私合营，二是国家赎买。杨作恒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家有关改造的方针政策，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按现在他持有的股份，每年可以分得六万多的红利，如果由国家赎买的话，每年只能拿到一万定息。我说那也不错，用不着自己操心，况且你的资产还在。杨作恒说这不明摆着吗，要真的弄成赎买，资产永无返还的可能，这哪叫赎买，说是充公还差不多。我知道无法说服杨作恒，事到如今，我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改造是迟早的事，谁也无法扭转那个结局。从心里说，我并不觉得杨作恒有多委屈，每年一万，足可以养活一百个人，这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不可能允许一个人过多地占有，和土改那时候乡下的地主比起来，杨作恒应该知足了。

　　杨舸在家，我不好再请李秉义到家里来了，李秉义也很有分寸，自第一次见面后。从未找过我，这让我越发觉得歉疚，即使没有当初投奔他的情节，我想我也应该帮助他，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李秉义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我大概是他现

　　在唯一能依靠的人。我想既然李秉义拒绝资助，能帮助他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一份工作。在运输科范围内，有两份工作可供选择，一是去城子疃周转站，那里缺一个做饭的，再是留在城里，运输科备品库需要一个更夫。

　　李秉义很快便上岗了，他选择了留在城里当更夫。其实李秉义的作用远不止一个更夫，多年经商，养成了他对货物的特殊感觉，原来库里那些杂乱的物资都被重新整理了一遍，分门别类地码放，不止整齐，数目也准确，备品库现在看起来像百货商店的后院。有事没事，李秉义总爱在货堆里面逡巡，一五一十地清点物资，晚上他总是在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扛着铁叉子在仓库院里走来走去，科里的同志们都叫他老战士。有一天临下班的时候李秉义到科里来找我，带着他那一提包作废的东北币。那些钱分别用油纸包成四大捆，由于年深日久，再加上纸质粗劣，成捆的绿票子像裱糊的鞋底一样，都粘在一起，李秉义拿起一捆，捻了几下没捻动，又小心翼翼放回提包里。“千万放好，”他郑重地把提包交给我，“你叔一辈子就剩下这点东西了。”

　　温丽新在生命垂危的时候坚持要回唐河，护送温丽新回来的是大连的两个护士，她们只带了一个星期的药品。当天晚上我和杨舸抱着留纪去看望温丽新，病房里闪着昏黄的灯光，温丽新躺在靠窗的床上，似乎已经睡着了。孙晋俯下身，轻声叫道：“丽新，小李和杨舸来了。”

　　温丽新一下睁开眼，像在寻找什么。

　　“温大姐，看看你儿子。”杨舸抱着孩子走过去。

　　温丽新伸出挂着吊瓶的手，眼睛里流露出急切的神情，仿佛渴极了的人伸手要接一杯水。杨舸把孩子放在温丽新旁边，然后把温丽新的手臂轻轻顺在床边。温丽新侧过脸，不错眼盯着孩子，后来她把嘴唇贴在孩子脸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留纪似乎不耐烦了，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温丽新抬起脸，眼睛里汪满了泪水。

　　杨舸把孩子抱起来，让他面对着他的生母。“温大姐，”杨舸说，“你看，孩子长得真像你。”

　　温丽新脸上漾出笑意，沙哑着嗓子说：“挺漂亮的。”

　　“这——是——妈——妈——”杨舸摇着怀里的孩子，像在教学生读课文，“你看，妈妈的床多大啊!”

　　温丽新示意孙晋扶她起来，孙晋扶起温丽新，在后面又给加了个枕头，温丽新倚在枕头上，看样子精神了许多。她努力抬起另一只手臂，示意杨舸坐在床边的椅子上：“让你……受累了。”温丽新喉咙蠕动着，显得下边的锁骨越加突出，“你们自己……也有孩子，奶水够吗?”

　　杨舸说孩子现在可以吃米糊了，每天喂四遍奶，营养是不会有问题。

　　“比刚生的时候，胖了，也好看了，”温丽新望着孩子，干裂的嘴唇努力翕动着，“我只能，给他生命……”她闭上眼睛。仿佛长途跋涉之后要小憩一会儿。灯光下，温丽新的脸色蓝而晶莹，说不清是黑色还是灰色的头发已然失去光泽。仿佛预示着生命即将耗尽。有两滴清泪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滚落下来，杨舸用毛巾轻轻给她擦拭。

　　“温大姐你安心养病，”杨舸说，“不要想得太多，我会照顾好留纪，孩子还等着你。”

　　“我知道……是没用了，”温丽新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出来，像是风从远处吹过来的一阵蝉鸣，“孩子，只能托付给你了。”她握着杨舸的手动了动，“孙晋，替我谢谢杨舸。”温丽新期待地望着孙晋。

　　孙晋看看温丽新，似乎明白了温丽新的意思，他挺机械地给杨舸鞠躬。杨舸急得满脸通红，说孙大哥你快别这样。温丽新又说了句什么，孙晋在抽屉里拿出一块手表，他摇了几下，又放在耳边听，显然那只表已经停了，孙晋吱吱上着发条，又和自己的表对好时间，然后送到温丽新手里。温丽新把手表交给杨舸，说：“这是给你的。”

　　杨舸说：“温大姐还是你自己留着用吧，我有手表，只是生孩子以后不愿戴了。”

　　“这是留纪的妈妈，送给你的，留个纪念。”温丽新又闭上眼睛，像是在积攒着精力，“孙晋，你和小李出去一下，我想和杨舸，待一会儿。”

　　孙晋调了一下吊瓶的流量，然后和我一起出来。狭长的走廊里有几个人荡来荡去，新粉刷过的墙面，越衬得水泥地黑漆漆的，白衣白帽的护士端着托盘从值班室匆匆走出来，仿佛馆子里的堂倌急着上菜，在走廊另一头，不知从哪个门里传来一声声疹人的号叫：“啊——啊——”

　　孙晋点了一支烟，然后靠在走廊尽头的窗口。“就这几天了，”他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所有的药都停了，现在挂的是葡萄糖。”

　　本来想安慰孙晋几句，一时也不知从何说起。温丽新的状况很明显，最后时刻只有一道低矮的门槛，也许从明天早上开始，女县长留给唐河的只是一个记忆，即使现在，也能感觉到她已经退出了，从开着的窗口，分明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那是新近主持政府工作的副县长卜大有，卜副县长正在作广播讲话，每句话前面都加一句“同志们”，这就使卜大有的讲话显得很有力量。对唐河人来说，温丽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远离了权力和会议的女县长现在只是母亲和妻子。她现在和儿子在一起，而她的位置则被更具阳刚之气的男人替代了。

　　在走廊另一头，有一个身穿黑衣服的小老头走走停停，仿佛一只在野地里散步的乌鸦，他不断朝这面张望，后来就步履蹒跚地走过来。“这是温区长的病房吗?”他望着我们，“我能不能看看温区长。”

　　孙晋解释说温丽新正在休息，不能见客人。

　　“我是八区的，”小老头眨巴着眼，“你给我报上去，就说八区的吴德年在外头，看看温区长能不能见我。”

　　“老人家，”孙晋问，“你找温丽新有什么事?”

　　“你是……”小老头迟疑地用手摸着口袋。

　　“我是她爱人，如果方便，你就跟我说吧。”

　　“那就托付你了，”小老头摸出一张折叠的黄纸，郑重交给孙晋，“是岁丰堂的方子，上过奉天药典。”

　　“谢谢你了，”孙晋展开方子看了看，然后揣进兜里，“真对不起，温丽新现在不能见客人，你老是八区的?”

　　“八区的吴德年，温区长打游击那阵在我家住过。”

　　“我一定转告温丽新，说你老来过了。”

　　“托付你了。”小老头摇摇晃晃走了，“蟾蜍就是蛤蟆，”小老头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道，“要放在瓦片上焙糊。”

　　这天晚上杨舸在温丽新病房里滞留了很长时间，对于一个垂危病人，这似乎是不负责任的，我几次要把杨舸叫出来，都被孙晋制止了，孙晋认为杨舸会把握分寸，他说有孩子在这里，温丽新精神好多了，后来还是值班大夫把杨舸请出来。

　　重回唐河之后，温丽新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接触，事实上后来她已经没有能力与人进行哪怕是简单的语言交流，白天她总是处于昏迷状态，卜大有等一班县领导曾集体探视过一次。但因为温丽新神志不清，探视者只在病房里短暂地逗留了一会儿，他们只能用沉默对这位女上级表示礼节性的恭敬。

　　每天晚上杨舸都要抱着孩子去医院。我则留在家照顾女儿。杨舸不能算探视者，她负有特殊使命，杨舸的探视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替代的。连最苛刻的大夫也不得不为这位夜间的造访者让步。每天晚上八点，温丽新都会准时从昏迷中醒

　　来(这是她和杨舸约定的时间)，与她的儿子作一次例行团聚。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温丽新神志非常清醒，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准确明白，偶尔还能抱一抱她的儿子。人们普遍认为，女县长回到唐河后一直处于弥留状态，他们不知道在病房里发生过的事，靠着一点葡萄糖的维持。一个女人艰难地奔走于阴阳两界，她把全部精力和能量，都用在与儿子团聚的那一刻。

　　一天晚上杨舸谈起女性哺乳的话题，她说以前并没觉得怎样，这几天从温丽新的眼神里感觉到，这件事其实是挺美好的。这件事还引发了我妻子的艺术联想，她极有兴致地由此谈起一幅画，题目就叫《哺乳图》。杨舸给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图画：一个年轻母亲坐在门槛上。她斜垂着脑袋，长发从旁边滑到地上，怀中吃奶的孩子一手压住袋状的乳房(很像在挤牛奶)，另一只手缠绕着母亲的长发，母亲的眼神恬静、安逸，又略显疲惫(很像是奶牛)。我说这就是你，还应该画一个农夫往你嘴里塞干草。

　　“如果罗苏维在就好了，我给她当模特，就坐在我妈家的门槛上，背景是笨重厚实的木板门，我穿一件蓝士林布滚边小夹袄……”杨舸显出挺神往的样子，“那应该是一幅好画。”

　　温丽新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温丽新走得并不孤单，她和儿子在一起。

　　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事后才得以披露。还在温丽新弥留的时候，唐河县动用部分修路资金，在农村新建了二十几所小学。这项工程进展很快。前后不到一个月，上级有关部门发觉的时候，工程已经结束了。修路工程还没结束，但由于我们自己解决了大部分材料，预计上级下拨的五百万资金至少还有一百万余额，这是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按规定剩余部分是要上缴的，唐河县敢挪用这笔钱是天大的事。省里派下来一个调查组，调查结果是温丽新挪用了这笔钱，所有资金使用计划都由她签字，算起签字日期，正是温丽新病危弥留的时候。调查组曾提出质疑，甚至还请来笔迹专家鉴别，认定签字并非伪造。又对签字的效力进行推敲，调查重点自然是主持政府工作的卜大有，老卜一口咬定，那时候温丽新还是法定县长。按照程序她的签字是有效的。结果这件事草草收场，只给卜大有和县财政科长行政警告处分。这时候人们才发现，严肃的女县长也敢于犯错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制造了一个既成事实。给唐河的孩子们留下了一份礼物，并据此猜测。生命垂危的女县长并不糊涂，至少在某些时候她是清醒的。

　　第十章

　　致本城居民的公开信

　　我和邮差站在屏风山东侧的一处高地上，在我们面前。是一溜五间瓦房，院落周围排列着黑漆漆的大树，起脊的门廊和围墙都隐在树的阴影里，墙头上爬满了葫芦蔓，萤火虫在肥大的葫芦叶间翻飞。

　　“要一千五呢。我找人说合，好歹讲到一千三。”邮差走到一片草隔子上坐下来，掏出火柴点上一支烟。“咱们坐坐。”

　　我说这么好的房子。一千三不贵。邮差兴冲冲望着我。说你同意买下来了?我说这是你个人的事，我不好做主。

　　“李兄你得帮帮我。”邮差开门见山，“你出一千，剩下三百我另想办法。”

　　“我一个月工资才八十三元，上哪找那么多钱给你!”我冷冷地说。

　　“李兄你坐，”邮差指着他身旁，“咱们坐下说。”

　　我犹豫了一下，在他右侧蹲下来。邮差的价码已经开出来了，我知道这家伙一旦出口，是不会轻易放弃的。邮差沉默了一会儿，说：“听说李秉义的差事是你给安排的?”我说也不算什么差事，单位正好缺一个更夫。邮差说以前我和李秉义还是朋友，一起做过生意，他对我有误会，听说他要整我。我说他一个老人，不会把你怎么样吧。邮差冷笑说老人有老人的套路，我不和他一般见识，再说他还是你的本家叔叔，冲李兄你的面子，我也不该和他计较，不过你得告诉他，别再闹腾了，华某犯法不做，犯毒不吃，老李头要整我门儿都没有，我不会给他机会的。我说多谢你能给我面子，你们之间的事我没有兴趣，也不想掺和。邮差把手里的烟头使劲抽了一口，然后一扬手丢进前面草丛里：“李兄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房子是一座凶宅。”邮差给我描述了一个惊悚的场面。说是每逢月圆的时候，老文家(这房子的主人)都会看见一缕长发从窗前挂下来，有时候会伸下来两只手臂，把那缕长发编成一条大辫子，然后拆散，再编。老文家人没见过这阵势，住不下去，今年端午节搬走了。“鬼魅无处不在，人的身前身后都有鬼。”说着邮差伸手在半空捞了一下，仿佛要捉一个鬼给我看，“一般人是看不见鬼的，他让你看见，是想撵你走，老文家抗不住，生生给撵走了。”

　　“但愿你能住好。”我说。

　　“我可是当过道士的人。这种事见多了。李兄你也不是白给的，”邮差瞥了我一眼，“正仁街93号没人敢住，可是，你住得太太平平的，日子要多舒心有多舒心。”

　　“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我心不在焉应和道，“舒不舒心的。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日子定下来了。就这个星期天，在唐河菜馆摆一桌，一千三百元一次付清。”邮差声音平平的，像在唠家常，“李兄你给掏一千，剩下三百元我自己想办法，你拿个千儿把的不算什么，你伸伸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我想邮差所谓的“过去了”仅仅是指他买房这件事。而我们之间绝不可能了断。有了房子以后，他就该讨老婆了，然后是生孩子，这家伙会把我当成他家后院的一棵梨树，李秉义说得没错。他会一直把我榨干，遭遇这个人我将永无宁日。显然，不拿到钱，邮差是不会罢休的，但我想即使给，也不要让他拿得太便当，必须让他明白，我不是伸手就能抠下一块的软豆腐。“和你一样，”我说。“我也是靠工资生活，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你张嘴就是一千，让我上哪去给你找!”

　　“得了吧，谁不知道你岳父是唐河首富!”邮差忽然忿忿不平起来，“你要是没钱，全唐河的人都得饿死，你们山东人就是抠门儿!”邮差的忿忿不平使他显得越发小气，也显出了他的怯懦。我欣喜地看到。适度拿一把非常有必要，于是我的语气也强硬起来。我说你有很多误解，第一，山东人并不抠门儿，说别人抠门儿是对人有过分要求。那样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再说，我岳父家怎样与我无关，我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就算你知道点什么，可是别太当真，咱俩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你不要把我提溜过来提溜过去的，你可以揭发我，但你不能污辱我的人格，否则的话，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

　　邮差似乎没料到我会突然强硬起来，他愣怔了片刻。嘿嘿干笑了两声：“这么说，是不肯帮我了?”

　　“帮助得有两个前提，一是情愿，二是能力。”我说，“按咱们的这种关系，说情愿是骗你，再说我也没有那个能力。”

　　“你掂量着办，”邮差阴阳怪气地说，“我觉得这是给你一次机会。”

　　邮差显然又要拿软刀子割我了。我不想再和他纠缠，站起来说我有事先走一步，如果你确实有困难，三百二百的可以考虑，再多了我无能为力。邮差坐着没动，只是抬头看着我，仿佛不相信

　　我会就这样走了。我走到前面玉米地边的时候，感觉身后亮了一下，邮差似乎又点燃了一支烟。

　　把邮差晾在屏风山下，并不完全是意气用事，我只是不想过多和他纠缠。事情明摆着，不拿到钱。他是不会让我安生的。说起来可笑，刚一离开邮差，我就在琢磨着为他筹钱了。

　　其实这时候我手头已经很拮据，杨舸请假在家，我一个人的工资除了给父亲寄二十元，还要给两个孩子买炼乳。并且为了孩子们有足够的奶水供应，我得保证杨舸能及时把鱼啊肉的转化成蛋白质。孙晋偶尔过来看看孩子，每次要给钱杨舸都给推回去。杨舸说收养留纪是出于朋友情分，要收钱岂不成了奶妈。杨作恒的钱也不能要，这是早就跟杨舸说好的(我始终怀疑杨婶在背地里资助我们)。杨舸能持家，但不善于理财，她能把香菜根芹菜叶做成各种精美小菜，那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生活态度，或者说就是兴趣和爱好。在她脑子里从来就没有算计着花钱的概念。现在少了一个人的工资，家用支出又多，除了日常生活。抽屉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华太乙那头我早有思想准备，他的“善良”是需要回报的，但没料到他张嘴便是一千，按我行政十七级的薪水。这个数目差不多是我一年的收入，就是说由于这个人的“善良”。我得用一年时间为他挣钱。

　　离开邮差后。我没直接回家，心不在焉在街上走了一会儿，然后去祥记南货店买了一网兜桃子。

　　当我琢磨筹钱的时候，自然就想起程天佩。一千元不是小数目，如果在同事中筹措，会惊动一大批人，大家工资都不高，没多少人能有节余，程天佩不一样。这小子挂着鼻涕的时候就开始弄钱，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只能找他了。程天佩不在家，门上挂着锁，我把桃子挂在门上方，然后写了一张字条塞进门缝。

　　第二天程天佩就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写了一张借条给他，程天佩也不看，团了团扔进纸篓里。我给他倒水，说你还挺大方，这么多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啊。程天佩挺有分寸地笑了一下，说谨慎有什么用，你要赖账，有没有那张纸都一样。我说忘了告诉你，真怕你把钱送到家里。程天佩说知道是你个人用，如果是家里用，可能还轮不到找我。我说不想知道我干什么用吗?我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他扫了我一眼。说你不必为难。

　　如果说以前程天佩跷着脚拍我肩膀多少有些滑稽，那么现在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可以和我平视了。他的矜持，他心思的缜密都在提醒我：当年那个穿着大棉袍的小家伙已经是大人了。仿佛一夜之间，以前那些鼻涕鬼的小把戏便被他抖搂得精光。我们对坐着。有很长时间都不说话，这时候多半是我在审视他。程天佩的变化很明显。黝黑的脸上凸起了一些小疙瘩，密密麻麻几乎连成片；浓眉下一双深陷的眼睛。黑眼仁有一部分埋在眼皮底下，收敛中透着几分凶悍；或许是因为常年生活在海边，他的前额并不像一般少年那样光洁。而是过早地隆起了几道抬头纹；他坐在椅子上两腿是叉开的，不经意地转动着手里的茶杯，好像什么都不在意，又仿佛一切都在他眼中。程天佩似乎不愿意被人长久审视，他打破沉默，说有人来信问候你了。我说邪一定是罗苏维了。她现在怎么样?在哪?“怎么说呢……”程天佩慢吞吞喝着茶，仿佛要把说过的话再咽回去，“我知道的也不多，老苏子很少给我写信，只是说又当教员了，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我也不可以和她通信。”我说如果能写信的话，一定让她和杨舸联系，我们都很惦记她。程天佩不置可否地一笑，说嫂子那边你转告一下。

　　本来还想问问罗苏维的情况，但程天佩显然不愿意再谈这件事，他说最近打算搬出去，让我帮他留意一下，看哪有合适的房子。我说你是不是又打什么歪主意了。程天佩说你总是疑神疑鬼的，这不明摆着吗，温县长不在了，孙科长肯定要搬回来住。经程天佩提醒，我想孙晋也真应该搬家了，老卜在代理县长期间背了警告处分。看样子转正无望，所以孙晋至今还住在政府院里，唐河不能没有县长，新任县长不仅要在政府二楼的办公室里处理政务。还要在专用的官邸里过日子，小时候住过那所房子的程天佩知道其中规矩。我说你先不用急着找房，等我和孙晋商量一下，也许他另有打算。这时候外面办公室门响了一下，有人进来拿饭盒，说科长该去吃饭了，是计划员老都的声音。我看看表，是十一点三十分，已经到了午饭时间，程天佩要走，我说中午就别走了，一会儿咱们去食堂吃。

　　这天回到家里，我向杨舸转达了罗苏维的问候，我能告诉杨舸的只是一个笼统的问候，甚至连问候的人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只是一个模糊的意思，一个来自远方的讯息，像随着东南季风匆匆掠过的一片云彩。杨舸从我这里得不到多少消息，长吁短叹了一阵，然后就给罗苏维写信，由于不知道收信人在哪，信写好了只能装在一个空白信封里。温丽新去世后，杨舸曾跟我提起过要找罗苏维回来，她认为如果罗苏维知道孙晋现在的处境，她是会回来的。我说罗苏维不是一个能轻易回头的人，并且又是在那种情况下走的，现在舆论刚刚平息，她再回唐河又会成为一个目标。杨舸说既然这件事合情合理，就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又说我小心眼儿，思想不纯粹。

　　第二天杨舸让我把程天佩找来，期望探得罗苏维的确切消息。或许是因为杨舸急切的样子，程天佩又提供了罗苏维的大致方位，只说人在北方，其他的就再也不肯说。杨舸急得一个劲儿给程天佩夹菜，说：“我只问你一件事，她结婚了没有?”程天佩翻着白眼说不知道。杨舸又拿出头天晚上写好的信，逼着程天佩填写通讯地址，程天佩干脆把信揣起来，嬉皮笑脸说邮票由他负责。“真滑头!”杨舸说，“一个月之内没有回信，看我找你算账!”

　　接下来我去乡下跑了几天。修路工程已到了收尾阶段，所有的桥梁和涵洞都已经完工，大部分民工都回家了，只留一少部分人平整路面，配合压路机施工，再就是路桥连接处回填，剩下的工程量不大，预计再有一个月，赶在八月六日可以按计划通车。事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下乡这几天，邮差已经动手了。一天我从乡下回来，处理积压的公函，一封发自本城的信笔迹似曾相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打开信封，里面是两页用圆珠笔复写的稿纸，首行工工整整写着“致本城居民的公开信”。以前在镇压反动会道门的时候。我经常收到类似的信件，按规定收到这类信件必须上缴。我冲外屋喊小高，然后把稿纸折起来准备装回信封里，信封上“李广武收启”几个字蓦然让我想起了华太乙，竖写的几个字收放自如连成一体，不难看出道士画符时常用的“行气”习惯。这时候小高敲门进来，说科长你找我?我心不在焉应了一声，说没事了。待小高关上房门，我重新展开稿纸，一看果然是华太乙。差一点被我交出去的这封公开信，使用了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有揭露，有声讨，把我——“一个政治骗子手”剥得精光，以下是公开信正文：

　　唐河镇的父老兄弟们：

　　今天我要来告诉你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咱们都上当了!一个外乡人、一个政治骗子手，利用父老兄弟们的古道热肠，极尽欺骗之能事，正在喝咱们的血!这个人盘踞在政府二楼办公室

　　里，心安理得拿着不菲的俸禄，住着政府提供的洋房，更有甚者，他还欺骗了一位体面的女教师，让这名女教师做他传宗接代的工具。说到这里大家肯定都想知道，是谁有如此的能耐和胆量!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人就是现任唐河交通运输科长、正仁街93号的主人、大名鼎鼎的唐河英雄李广武!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李广武究竟何许人也：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人，他的真实名字叫李广举，而真正的李广武是这个人的胞兄。当年牵广举窃取李广武的证件流窜到唐河，玩弄狸猫换太子的把戏，一路春风得意，直到今天。其实李广举没当过兵，更没有战功，该人中学毕业后一直在家务农，就是这个人，却能给自己的门口挂上“英雄匾”。足见其人不是等闲之辈。本人以唐河人的良心起誓，我讲的句句属实，如果您不相信，这里有李广武原籍通讯地址：山东省东县子午区子午川村。您只需花八分钱买一张邮票，便会有人告诉您，子午川现在也有一个李广武。如果您还不信。可以去问李秉义，此人是李广举的叔叔，刑满释放后被李广举安插到交通运输科备品库，劳改犯李秉义是李广举的同谋。

　　稿纸下方剩下一处空白，邮差利用这点地方，密密麻麻另写了一些小字：

　　感觉如何?在下是不是应该出去张贴?还望明示。为了能使当事人长点记性。该信已经寄出两份，稍后当事人便会知道，另一当事人的话并非儿戏。鱼死不死现在还难说，可网是铁网，当事人干吗非想把它撞破?星期四上午请勿离开，届时另一当事人将前往聆听指教。

　　看完信我只有苦笑，仿佛看见邮差擎着一张纸在大街上奔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快来看哪——老实说，我有点委屈，邮差不知道我已经给他筹足了钱，程天佩送来的钱就放在抽屉里，这几天一直没腾出时间，再说我也不想主动把钱给他，我想邮差一定会再来找我，那时候我要矜持一点。没想到这家伙按捺不住了，他撕破脸皮要跟我干。按邮差的说法，这封公开信他已经寄出去两份，我想他这个谎撒得并不高明，他的目的是要钱，如果真把我揭露出去，他一分钱也拿不到，有一句话他倒是说对了，我已经被收入网中，而他张开的是一张铁网。

　　事实上，邮差并没撒谎，那封公开信真被他发出去了。

　　这天晚上回家，发现屋里没点灯，我想杨舸大概又回娘家去了，以往杨舸回娘家，会给我留一张字条。我掏出钥匙。但门是虚掩的，显然杨舸还在家里。我拉亮电灯，发现杨舸呆呆坐在床上。

　　“怎么了?看样儿很不高兴啊。”我说。

　　“桌上有点东西，你看看，看完再给我解释。”杨舸声音沙哑，两眼空洞无光，像一个在沙漠里被困干了水分的人。

　　桌子上摊开的，正是那封公开信，一样的稿纸，一样的笔迹，显然是复写的。“不用解释了，”我说，“那上面说的，都是事实。”

　　“那么……”杨舸动了一下，“我就是那个被骗的女教师、被你用来传宗接代的工具?”

　　“不许胡说!”我在椅子上坐下来，感觉像坐着船在海上漂，“你是我妻子，”我努力克制着情绪，“是小午的亲生母亲。别人想怎么样咱们管不住。可是咱们自己不能亵渎。”

　　“为什么是亵渎?既然是事实……为什么是亵渎?”杨舸望着窗外，语无伦次地重复着。

　　我俯下身，把手插在头发里，盯着地板出神。这个结局早在意料中，杨舸是瞒不住的，只是我没料到，最终摊牌的时候，不是夫妻之间一次坦诚的交谈，而是来自另一个人的无情揭露。邮差的揭露太突然了。他让我失去了求得谅解的机会。邮差说要让我“长点记性”。我想他在背地里肯定还有更大的期待，显然，我不会有多少钱给他，而杨舸不一样，她是杨作恒的女儿，为了丈夫和家庭，邮差轻易便会从杨舸那里得到更大好处。

　　“你为什么不解释?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杨舸依然扭头望着窗外，仿佛不敢再看见我。

　　“我不想骗你。”沉默了一会儿，我心不在焉地冒出一句，感觉声音像是从脑后发出来的。

　　“你很诚实吗?不想骗我……”杨舸声音平平的，是一种绝望无助的松弛，“这么多年在一起，是不是觉得我很傻?或许……真把我当成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都沉默着，我能听到手表走动的声音，留纪和小午躺在各自的小床上，不知是哪一个醒了，一边蹬腿一边发出欢快的吹气声：嗬、嗬、嗬……杨舸连续问了一些问题。她似乎也没想让我过多解释，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感情的真与假需要用心去体会，任何口头表白都是拙劣而愚蠢的，我想杨舸应该知道我感情的真实。

　　“那个东西，是谁写的?”杨舸再次打破沉默。

　　“给你送信的人。”

　　“他要干什么?”

　　“要钱。”

　　“要多少?”

　　“一千，他要买房子。”

　　“给他，抽屉里有个存折，是七千，你拿去吧，都给他，让他永远住嘴!”

　　“已经解决了。”

　　“可他干吗还要嚷嚷!”

　　“没事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杨舸停顿了一会儿，问：“往后呢?”

　　“离开唐河，等修路工程结束了，我就辞职，如果你同意，咱们一起回山东。”

　　“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咱们就办一个手续，我一个人走。”

　　“看来唐河你是待不下去了。”杨舸长出了一口气，“桌上还有一封信，是给你的。”

　　我转过身去，移开稿纸，那封信就压在下面。撕开信封。见里面只写了一行字：“今晚务必到备品库来，切记，切记。”显然是李秉义写的，看他急切的样子，我觉得这件事还是与邮差有关。

　　“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杨舸说，“你出去的时候把灯关了。”

　　我关掉灯出来，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然后骑上自行车直奔备品库。

　　备品库的大门锁着，院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厢房的值班室一团漆黑，李秉义好像不在里面。我在大门护栏上拍了两下，李秉义便从沥青垛那面踢踢踏踏过来了，他依然扎着白毛巾，依然扛着那把铁叉子，像招贴画上的炼钢工人。“吃了?”他边开门边咕哝了一句，算是招呼。我应了一声，两手插在裤袋里，心不在焉望着黑魆魆的沥青垛。李秉义把门拉开，说车子推进来，待我把车子推进来靠墙放好，他在后面咣啷啷锁上大门。从大门口到值班室，李秉义抱着铁叉子，闷闷地走在前面，能感觉到他心里正压着一件大事。进了值班室他也不开灯，把铁叉子靠在墙边，伸手从铺盖下面摸出一封信交给我：“个王八犊子动手了!”就着外面透进的一点微弱亮光，能看见李秉义表情严峻地站在炕前，像一个即将出征的老兵，“这是我今天上午收到的信，肯定是他写的。”

　　“知道了，我也收到一封，这东西他写了三份，还有一份寄给我媳妇了。”

　　“你敢保证他没寄给别人?”

　　“他没有那么傻，他只想要钱，我已经给凑够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那是个无底洞。”李秉义给我拉过一把椅子，“你把钱给他了?”

　　“有什么办法!横竖他只是要点钱。”

　　“不光是要点钱，他欺人太甚!”李秉义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他知道你要整他，所以这东西寄给你一份。”

　　“他拿我压你，再拿你压我，把咱爷俩一块儿

　　整，个王八犊子!早晚我要他好看!”

　　“算了吧，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况他说的都是事实。”

　　“钱没有这么个要法，他这是把人踩在脚底下要钱!”

　　“行了行了，”我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还有，你以后不要对任何人说要把华太乙如何如何的，你说的话他都知道，什么作用没有，反而会把事情搞糟。”

　　“广举啊，你要想在唐河站住，个王八犊子会坏你大事，”李秉义顾自喋喋不休，“你糟心的日子还在后头，不信你等着看吧!”

　　我觉得心里很乱，胃里面一阵一阵翻搅，自从修路后废寝忘食的，最近常感觉胃里面难受。杨舸那头还没消停，这面李秉义专拣难听的说，当然，李秉义是实心实意在提醒我，但我总觉得他故意要把邮差说得更坏一些，他自己没有能力对付邮差，只能把我也拉上，其实事情明摆着，就算我和李秉义加在一起，也不是邮差的对手，因为我们完全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客观地想一想，我并不怎么恨邮差，邮差并没当真把我怎样。只是他那些要钱的小把戏让人讨厌而已。即使邮差不说，我的处境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邮差在明处，暴露出来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突然变故，比如刘世骥，他前些时候去中央党校学习。听说现在已经回行署主持工作了。李秉义不知道这些，只知道盯住邮差不放，把一个小人说成大奸大恶，宿仇似乎已经让这个老人丧失了理智。

　　“咱得商量商量，”李秉义凑过来，双手摁在桌子上，“不能便宜那个杂种，让他得了好处再把你踩进烂泥里。”

　　“叔啊!别再添乱了!”我站起来，“华太乙那头已经安置好了，你这么大年纪，多注意注意身体，别让仇恨把你毁了。”

　　“我早毁了，六年前就毁了!”李秉义离开桌子，转身走到炕前，然后又返回来，“一个体面的生意人，转眼就给送到劳改农场种水稻。整天被人呵斥，撒泡尿都得喊报告，那是什么滋味!”李秉义(口邦)(口邦)着桌子，“都是那个驴进的，他把我弄得不像人，这阵又盯上你了!”

　　“不说这些了，”我推开门，“你好好休息吧。”

　　李秉义磨蹭了半天才出来给我开大门，显然是我的不合作态度让他失望，直到我骑上车子离开，他再没跟我说话。

　　回到家已是十点多了，屋里亮着灯，这让我多少觉得踏实一些。杨舸正在给小午喂奶，留纪还在小床上睡觉，我在地中间站了一会儿，仿佛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说了，杨舸也未必能听进去，后来看见地上的盆里有几块尿槁子，端到外面洗了，然后悄悄回来，到客厅沙发上和衣躺下。

　　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个感觉像是睡在别人家里。以前我也睡过沙发。那是杨舸不在家的时候，而现在我的妻子就在对面屋里，却彼此形同路人。这时候我多半是用杨舸的眼光在看问题，一个朝夕相伴的人，一个近于完美的丈夫突然长出了狗尾巴，人的第一反应不会是气愤，只能是惊愕，杨舸现在还处在惊愕中，也许她一辈子都缓不过神来。邮差的目的是让我“长点记性”，他做到了，但他绝不会想到，在他看来一次小小的惩罚，对正仁街93号的打击也许是毁灭性的。

　　我去厨房煮了粥，煎了鸡蛋，又往盘子里夹点咸菜，杨舸以前都是这么做的。洗漱完后我喝了一碗粥，接着在客厅办公桌抽屉找了一份材料装进手提包里。本来不想打扰杨舸，但觉得这几天应该是她最难熬的时候，于是我敲敲卧室门，推开门的时候看见杨舸和衣靠在床头，脸色青灰，眼睛似睡非睡地半睁着，好像整夜都没睡。我说饭好了，在餐厅里，你将就吃点。杨舸坐着没动，像是没听见我说话。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要想开点，按说我没有资格劝你，可是你这样真叫人不放心，我还要去上班，为了孩子，饭是一定要吃。有什么话咱以后再说。

　　“你出去吧，我没事。”杨舸嗓子完全哑了，她顺下眼望着胸前，像在小声自言自语。

　　出来后我直接去了岳宝瑞家。联松上学去了。只有杨秀兰一个人在家。我简单给杨秀兰交待了一下，让她上午去照看一下杨舸。

　　这天上午邮差如约而至，他在外面办公室跟好几个人打招呼，俨然一副座上客派头：“您忙、您忙。我找你们李科长。”我办公室的门被人敲了两下，然后邮差把门拉开一道缝，侧身挤了进来。

　　“天气不错，”邮差溜了我一眼，“忙什么呢?”

　　我右手拿笔。在一份计划表上填写备注，左手拉开抽屉，把那包钱拿出来放到桌上：“你要的东西。”

　　“多少?”邮差拿起纸包在手里掂着。

　　“你要的数。”我把计划表翻到下一页。

　　“你看……”邮差迟疑了一下，“我也是没办法。”

　　我盯着计划表：“好了。”然后冲邮差挥了挥手，像要赶走一只苍蝇。

　　梦魇

　　杨舸在床上躺了几天，先是杨秀兰照顾，后来杨婶知道了，便天天过来侍候杨舸和两个孩子。杨舸是病人，病人总得有症状，她声称头晕，浑身无力，要送她去医院又不肯，杨婶找庞大夫来看。说是操劳过度，导致身体虚弱，开了方子，等庞大夫走后杨舸给撕了。那几天我坚持按时回家，晚上接替杨婶照顾杨舸和孩子。我和杨舸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她偶尔也会和我说一句什么：“喂，把那个递过来。”或者“喂，祷子该收了。”然后就怔怔盯着某一个地方出神。那个被杨舸叫过无数次的名字、那个被倾注了无限柔情的称呼仿佛一下子丢失了，和郭兰当年来唐河的时候一样，现在杨舸也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我了。杨舸没再让我解释什么，该说的邮差都替我说了，这省去了我被诘问的尴尬。杨舸不说话，我也很少主动跟她搭讪，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铁一样的事实，我没有理由开脱，也不想留下讨饶的嫌疑。每天下班后的程序大概是这样：顺路在菜市场买菜，回来后动手做饭，饭做好了给杨舸端过去，再烧两暖瓶开水，然后洗祷子，收拾卫生，晚上睡觉要留心，听到孩子哭了要赶紧到东屋卧室去，侍候杨舸给孩子喂奶。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都不能原谅自己，自收到邮差的公开信，杨舸的奶水就时断时续，三四天以后，奶水完全断了，孩子们失去了母乳，只能完全靠炼乳和米糊了。

　　一天晚上杨舸要洗脚，让我给兑一盆热水，我兑了水端过去放在床前，杨舸从床上坐起来，把脚伸进水里，我蹲下来，慢慢给她搓洗。杨舸的脚曲线很美，脚背上弓，脚趾微翘，跟腱突出，柔韧而有弹性，一般认为这样的脚爆发力好，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体育老师就是这么说的。杨舸既不拒绝也不说话，一动不动让我给她搓洗，后来她伸出手在我脸颊上轻轻抚摸着，摸到左脸靠太阳穴的地方停住了，那里有灯塔被轰炸时留下的小伤口，现在完全愈合了，但有一小块是硬的，冬季经常会感觉那里发凉，估计留下了玻璃碴一类的东西。杨舸用拇指轻轻按一按那地方：“疼吗?”

　　“不疼，”我说，“感觉有点木。”

　　杨舸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想了想说：“二十五。”

　　“属马，几月生的?”

　　“九月。”

　　“比我还小三个月。”杨舸沉默了一会儿，“九月，是收获季节，粮谷归仓，衣食无忧，按算命的说法，九月马是个好命。”

　　如果杨舸不说，恐怕我永远都不会感觉她比

　　我大，即使现在，在我写这部手稿的时候，印象里面杨舸依然还是一个俏皮活泼的小女人。李广武属虎，比我大四岁，以前每到正月十五，杨舸都会按习俗做两个属相，一个小老虎，是我的，一匹小马，是她自己的，她平时叫我广武，有时候也会怪模怪样叫我“老李哥”，现在，这两个称呼都丢失了，而由于那封公开信的原因，她显然又不能直接喊我的真名，于是只能以“喂”相称了。

　　我洗得很仔细。每个脚趾缝都搓过了，然后拿毛巾给她擦。

　　“孩子都有了，”杨舸把手搭在我肩上，“可是我不知道你多大，也不知道……叫你什么，”她长出了一口气，“往后你怎么办哪!”

　　我觉得上面有东西落下来，落到盆里，发出一点极轻微的响声，一滴，隔一会儿又是一滴，像树上的露珠落在池塘里。我没敢看杨舸的脸，匆匆把那双脚擦干，端起盆逃也似的出去了。

　　自从收到邮差的公开信，我和杨舸便分居了，我搬到西面靠北的卧室，杨舸和孩子们还在东屋。我没再和杨舸探讨离婚的话题，事情明摆着。唐河我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如果杨舸不能跟我走，唯一的结局只能是离婚。即使邮差不再给我找麻烦，我想唐河的日子也该结束了，以前迟迟没有离开，除了社会和家庭的原因不便脱身，唐河确实也有让我留恋的地方。现在不同了，正仁街93号已经失去了以往那种祥和的氛围，只要我还待在唐河，我的家庭便难以摆脱那个阴影，杨舸应该有正常的生活，还有我的女儿，她会一天天长大，就算为了她们，我想我也必须从唐河消失。

　　就在我打定主意要离开的时候，另一个更大的阴影正在逼近，它是那样强大，像一座山慢慢移过来。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城子疃周转站林主任到家里来找我，他们在河东米丘林农场杀了两只羊。宴请新金县交通运输科陈科长。老陈是熟人，他对城子疃周转站业务上有很大帮助，客人到了家门口，我没有理由不出席作陪。席间喝了很多酒，饭后老林和陈科长去钓鱼，我到政府招待所安排住处。走进招待所院里，便看见正房门前停了一辆吉普车，那辆车的尾号是02，县政府的人都知道，02是刘专员的车。当时院里很静，远处有知了在鸣叫，我在值班室给老陈登记了房间。然后匆匆离开招待所。走到大街上我不禁松了一口气，我想如果今天和刘专员碰上了，他或许会和我聊几句，那么，我有胆量跟刘专员说话吗?情况再糟糕一点，如果有县里的同志作陪，极有可能拿我在刘专员面前炫耀，说此人是谁谁，有过什么样的成绩，那么，这个安静的中午便是我的末日。人的命运往往只在转瞬间，往左一步是天堂，往右一步可能就是地狱。

　　其实这时候我已经踩到了地狱的边缘。

　　回家的时候杨舸在客厅里呆坐着出神。我问杨舸吃饭了没有，杨舸迟疑了一下，说：“今天上午刘专员来过了。”杨舸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吓着我，但我确实是给吓着了，感觉脑袋嗡的一声，然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仿佛只剩下一个空壳。

　　“……他真的来了?”我停在地中间，像傻了一样。甚至忘了在杨舸面前应该掩饰一下。待缓过神来，我想事情也许不那么糟糕，刘专员是来了，这要看他是以什么身份来的，如果他要了解修路情况，找我是最合适不过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如果他是以老首长的身份来看望李广武，那么，我在唐河的日子真就不多了。

　　杨舸像看懂了我的意思，她轻声说：“你还不知道吧，李广武以前是刘专员部队的战士，他们关系好像很密切，他知道李广武腰上有枪伤。”

　　“可是，他怎么知道……李广武在唐河。”

　　“听老卜说的，还有孙晋，是他俩陪刘专员来的。”

　　果然是那个最糟糕的结局，李广武曾提醒过我——也是我自己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昨天我还在为邮差的事苦恼，可是和刘世骥比起来，邮差对我简直是在优待。刘世骥看起来挺随和，但他毕竟是军人出身，我曾听过他讲话，刘世骥一旦站到台上，便能看出军人的干练和果决。遭遇刘世骥是我的不幸，退一步说，我又是幸运的，想一想吧，今天上午如果不是老林把我叫走，这阵我早已被人“擒获”，可怜巴巴在看守所里蹲着了。这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杨舸说刘专员抱过留纪，就是说，刘世骥去过东屋卧室，而东屋卧室墙上，有一张我和杨舸的合影，我问杨舸刘专员看没看照片，杨舸想了想，说也许看了没认出来，也许根本就没注意。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杨舸往旁边挪了一下，说你坐下吧。我机械地在沙发上坐下来。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这时候心里竟是出奇的平静，该来的终于来了，我不怕邪恶，因为邪恶可以商量、通融、贿赂，可以花一千元收买，而刘世骥是正义的，铁面无私，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不光能代表五十万唐河人，他还有资格代表数百万安东人。

　　“你哥和你……很像吗?”杨舸怔怔盯着茶几，茶几上的俄罗斯套娃正在冲着我笑，那是罗苏维送的礼物。

　　“毕竟是一母所生，”我说，“也有不像的地方，我们经历不同，从气质上能区别出来。”

　　杨舸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是走吧，今天晚上就走，我到银行给你取点钱。”

　　“你让我往哪走，逃跑吗?”我冷笑道，“如果真是末日的审判，我等着就是了，以前那些事，是我自己做下的，现在终于到了偿还的时候。”

　　“你不是坏人，”杨舸转过脸直盯着我，“你保护灯塔，在朝鲜救过车队，为唐河流过血，就算那件事是一个错误，可是你已经补偿过了。”

　　“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任何努力都难以补偿，我最终的结局不可能是宽恕，只能是惩罚!”

　　“要不你自首吧，自己去说清楚，毕竟你给唐河做了那么多事情……”杨舸抽噎着，“我和小午……等你回来。”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我说，“从现在到工程结束还有半个月，半月后我会想办法离开，到那时候咱们就去办一个手续。”

　　“不要再说了!”杨舸突然靠在我身上，紧紧抱住我胳膊，泣不成声地抽搐着。

　　我定定地望着墙壁，感觉心在一点一点坚硬起来。杨舸毕竟是女人，她可以不知所措，可以委屈，可以用泪水发泄，但我不能。正仁街93号正面临一场灾难，是我一手制造了这场灾难，灾难降临的时候我自己不能慌乱，应该为妻子女儿，也是为自己保住最后一点颜面。如果一味地怨天尤人。说些什么惩罚的气话，最后的结果不仅是毁掉自己，也会使杨舸失去生活的勇气。“现在你必须按我说的办，”我轻轻推开杨舸，“今天下午，你就带着孩子回家。”

　　“那你呢?”杨舸泪眼婆娑望着我，“这种时候……我一个人走……”

　　“不是一个人，还有孩子。”

　　“我哪儿也不去，”杨舸说。“在你离开唐河之前，我哪也不去。”

　　“听话!”我严厉起来，“最近工程正在收尾阶段，我得不停地往乡下跑，你现在这样，一个人待在家里，又有两个孩子，怎么能叫人放心!回家吧，”我缓和了语气，“现在咱们就收拾东西，你去把脸洗一洗，回家别让你妈看出来。”

　　这天晚上从岳父家回来，我关了灯在客厅里一直坐到后半夜。从离开子午山到现在，算起来已经六个年头了，六年里我从未感觉如此地孤独

　　和绝望。以前也有过身处逆境的时候，比如在子午山的最后几天里，比如初到孤城驿的时候，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都没有使我消沉，那时候总感觉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可是现在，什么前途啦希望啦都像被一阵大风吹走了，剩下的只有黑暗和绝望。我这么说并不夸张，也不仅仅是此刻的心情，事实就摆在那里，再明显不过，严格地说，从下午我把杨舸和孩子们送走那一刻起，正仁街93号这个家庭就已经解散了，这里的烟囱不会再冒烟，也不会再有婴儿的啼哭和女主人的唠叨，杨舸不会再回来了，孩子们不会再回来了，如果不出意外，不久后我也会离开，以后正仁街93号会有新的主人。

　　大概在凌晨一点左右，觉得有些困倦，想起白天还要下乡，于是回卧室脱了衣服躺下。矇眬中，感觉有一个小人儿从天棚入口处蹦下来，那小家伙约有二尺来长，单腿站在桌子上，半闭着眼睛，仿佛没睡醒的样子。他右手擎着一颗手雷，跃跃欲试做出投掷的样子，却又不投出去，只是像陀螺一样在桌子上旋转。我大声呵斥，但喊不出声音，想跳起来把他赶走，手脚像被捆住了动弹不得，后来便是一片轰轰隆隆的声音，周围一片混沌，不知身在何处……稍后，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蛹，手和脚都褪去了，只剩下一个光光的身子，我不停地摇动身体，试图拱开茧壳逃逸，但椭圆形的茧壳光滑而坚固，简直是铜墙铁壁，我大声呼救，感觉胸闷气短，马上就要窒息而死。然后，又是一片混沌，天旋地转……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斜躺在床上，脑袋紧紧抵住墙壁，背心都让汗水浸透了。我摸黑脱下背心，想了想又拉亮电灯，仔细打量天棚口。天棚口的盖板还是原样盖着，盖板是橡木的，很有些分量，不久前我曾打开过一次，把李秉义的提包放在上面，我想那个小人儿本就是子虚乌有，朝鲜人尹南奎果真有灵魂，也早该过了鸭绿江，那里才是他安息的地方。我更在意的是第二个梦境，初到唐河的时候我曾做过同样的梦，被困在茧壳里的憋闷感觉极其恐怖，就像被活埋了。当年西禅和尚对签文的解释模棱两可，现在想一想，似乎都有了道理，自来到唐河后忙忙碌碌的，不正是在吐丝作茧吗!这些年我不停地缠缚、包裹。就为了给自己造一座坟墓。我想如果西禅还在的话，我一定会再去见一见他，听听西禅讲经说法，至少能减轻我心理上的恐怖感觉，可惜西禅死了，五一年春天死于肺病。

　　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合眼。天亮后昏昏沉沉去上班，在政府门口碰上老卜，站在白果树下谈了一会儿工程的事，老卜说昨天刘专员反复强调，得保证八月六号正式通车。我一边和老卜说话一边留意看了一下，刘专员的车不在政府院里，我想或许他昨天回安东去了。后来老卜说你这家伙真能保密，怕我们沾你光是怎么的。我知道老卜指的什么，于是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老卜说刘专员去了红光农业社，中午能回来。听老卜的意思，显然是提醒我应该见一见刘专员，我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说今天还要下去，三号线第二工程段该验收了。

　　这天我和科里的小高沿三号线路往北走出去很远，先是政府小车班派车把我们送到大营区，再往北道路不通，我们在大营区政府找了两辆自行车，一路边检查工程边往北走。中午在褡裢桥工地吃了点东西，然后拱进民工窝棚里，一觉睡到下半晌，后来小高把我叫醒，说科长咱们该回去了。我爬起来，说走，今天不回去了，走到哪算哪。按计划，褡裢桥是今天最后一站，现在往回走，赶在天黑前能返回县里，但是我不知道刘世骥的日程是怎么安排的，如果他今天不走，我就有被邀请共进晚餐的可能，按我现在的处境，最好离唐河镇远一点儿。

　　我和小高走走停停，六点半左右到了塔岭区，这里和岫岩县交界，距县城七十多里，区政府就在英纳河边。我们在区招待所住下，晚上吃饭的时候意外在食堂碰见孙晋。孙晋和民政科几个人下来看敬老院，也是今天刚到的。饭后小高和民政科的人凑在一起打扑克，我和孙晋去河边散步。提起昨天的事，孙晋说刘专员这次下来主要是看看群众度荒和军烈属安置情况。他去汇报工作，闲谈的时候刘专员问留纪现在由谁抚养，这才知道我在唐河，老卜要安排人去家里找我，刘专员非要亲自去看一看。孙晋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口气和老卜差不多，说你这家伙真能隐瞒，咱俩在一起住了那么长时间，从来没听说你腰上还负过伤。我苦笑说还有些事你不知道，以后也许会告诉你。

　　“如果不方便，就不要说。”孙晋在沙滩上坐下来，“我要调走了。”

　　“那一定是高升了。”我在他对面坐下来。

　　“高升一级。到专署民政局。”孙晋望着河里，“老实说，我不想再干民政工作了。可是转来转去还是民政。”

　　“是觉得累吗，还是有别的原因?”

　　“苦点累点不怕，就是整天把自己弄得心事重重，心里有阴影。民政工作的性质你也知道，除了给人办结婚登记，没有一件事是轻松的。”

　　“走吧，”我说，“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走。”

　　“那就到专署去，咱们还在一起。”孙晋停顿了一下，说，“杨舸身体不好，又要带两个孩子，你要多照顾她。”

　　我说杨舸昨天已经搬回娘家住了，有我岳母照顾，以后会好一些。

　　“都是让孩子拖累的，一下养两个，负担太重了。”孙晋说，“我什么也帮不上，只能给你们添麻烦。”

　　“如果有合适的，”我说，“再找一个吧，一个人过日子挺难的，尤其有过家庭的人。再回头过独身生活，会有很大的失落感。”

　　“暂时不准备考虑个人问题。”孙晋点上一支烟，“毕竟和温丽新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又要到一个新地方，我得把自己调整一下。”

　　我说：“杨舸正在跟罗苏维联系，她想让罗苏维回来。”

　　“杨舸跟我说过，”孙晋笑了一下。“罗苏维不应该再回唐河，她本人也不可能回来。”孙晋沉默了一会儿说，如果罗苏维当初不走，现在倒是有很多机会，一下建了二十多所小学，唐河现在缺的就是教师。

　　“教师慢慢会有的，崇正每年都有很多毕业生，不出三年，所有的学校都会正常起来。”我说。“唐河的孩子们应该感谢温大姐。”

　　“还应该感谢你，”孙晋笑道。“一下给唐河省了那么多钱，要不温丽新有天大胆子，也不敢挪用修路资金，只可惜让老卜跟着背黑锅。”

　　“你说句实话，这事是不是你捣的鬼，还有老卜，我怀疑你们早就串通好了。”

　　“无可奉告。”孙晋面无表情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戳进沙子里。

　　“这像你干的事，你是唐河人嘛，”我说，“老卜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他和温大姐都是关里过来的干部，有觉悟，有原则，可是为了建学校不怕受处分，我佩服他们的勇气。”

　　孙晋看了我一眼。说：“你了解杨舸吗?”

　　“干吗提这个问题!”我笑道。

　　“你并不了解她，建学校这件事，开始就是杨舸的主意。”

　　“她一个普通教员，哪来那么大能量，你这话听起来像是要嫁祸于人。”

　　“你也不用东猜西猜的，回去问问杨舸，什么都清楚了。”

　　孙晋显然不是开玩笑，我想就算真是杨舸的主意，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杨舸熟悉本地教育

　　情况，她或许会在适当的时候提示一下，而温丽新手中有权力，她能调动资金，老卜是最后一道环节。他屈从了这位生命垂危的女上级，把一个大胆的计划变成事实，他们合伙从国库里弄走一大笔钱，给唐河百姓办了一件好事。和杨舸在一起这几年，我对本县教育情况多少知道一些，现在分布各区的完全小学，大都是奉系军阀时期开办的，那时候只考虑行政区划，不注意地域分布，孩子们上学往往要走十几里路，很多孩子无法上学，而崇正最近几年的毕业生，有一部分闲在家里不能安置就业，杨舸曾说她如果继承了父亲的产业，第一件事就是卖掉船队，到农村办学校，自己也“弄个校长干干”。现在看来，杨舸已经借助别人的力量，局部实现了那个计划，而她自己却被困在家里苦苦挣扎。

　　“没看出来吧!”孙晋诡秘地一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即使是夫妻之间，有时候你也不知道对方水有多深。”

　　我捡起一块石头投进河里，黑暗中咕咚响了一声，那声音像是从井里发出来的。“这里水倒是挺深的，”我说，“下河游泳怎么样?”

　　“走了一天，灰头土脸的，”孙晋站起来，“也该痛痛快快洗一洗了。”

　　七月上旬，唐河镇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邮差被人杀死在家门口。他在新买的房子里只住了一个星期。邮差死在门廊前三十米的一道陡坡下，尸体仰面朝天，极度惊恐地大瞪着双眼，手里抓着一把草，自行车扔在大门口，旁边散落着一些水果和蔬菜，还有一条鲈鱼。邮差看起来准备在新居里给自己弄一顿像样的晚饭，只是他没来得及享用那些东西。公安人员勘察现场后初步判断：邮差在门廊前发现袭击者，他扔了车子往南跑，试图爬上南面的陡坡，凶手追上来，从背后刺中了他。邮差身上有四处伤口，致命的是一处刺破心脏，一处贯通脾脏。另据现场勘察，结论是仇杀，因为邮差上衣兜里有一百多元钱没被搜走，并且凶手作案后也没有破门入室。

　　那几天唐河镇笼罩着一种神秘而恐怖的气氛，街头巷尾都在谈这件事，说邮差的死与那个大辫子有关。因为那天正是月圆之夜。公安局当然不会相信谣言，他们眼里只有案件，郭震在广播讲话中呼吁人们破除迷信思想，踊跃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按说听到邮差被杀的消息。我即使不幸灾乐祸，至少也应该松一口气，一个最让我讨厌、也最让我头痛的人死了，此后再没有人要挟我了。但我并不觉得轻松，听到那个消息，第一个感觉是邮差的死与李秉义有些瓜葛，尽管从表面上看。李秉义不是邮差的对手。但如果刻意要算计谁的话，即使一个老人，他还是有很多机会。在唐河，最有理由杀死邮差的，大概就是我和李秉义了，邮差对我的伤害没有形成事实，所以不会有人怀疑我，而李秉义不一样，他与邮差的仇恨是公开的，警察们很快便会注意到他。我没去找李秉义核实，即使找了，即使真是李秉义干的，他也绝不会认账，我想这件事只有随他去了，但愿不是李秉义。

　　恐怖的梦境还在继续，只要晚上住在家里，便会看见那个小人儿出来跳舞，一会儿又是自己被困在什么黑暗的地方难以脱身，然后是天旋地转，不知身在何处。最近还经常梦见刘世骥和邮差，刘世骥通常都把车停在大门口，背着手走来走去，好像在等什么人，有时候他会仰脸望着门上方的匾额。一字一句念道：功——臣——之——家。而邮差的出现大都与钱有关。只要看见我，他都会伸出手，说：“给我一千。”有一次我把钱放到他手上，可他依然伸着手：“我是被你叔杀死的，再给一千。”我说你都死了，还要钱干什么!给你买点纸烧了吧。邮差翻着白眼想了想，说你这不骂人吗，看我告你去!我说你晚了，我现在就去自首，看看咱俩谁快。“你来。”邮差用脚在地上画了一道横线，我们都蹲下来作起跑状，邮差斜着眼看看我。说：“开始!”然后就突然往上一蹿，跑得张牙舞爪，我若即若离跟在后面，身体轻飘飘倾斜着，只能用双脚跳……后来又看见邮差倚着自行车，掏出钥匙开门，这时候葫芦叶动了一下，邮差突然扔下车子往南跑，后面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紧追不舍，那东西似人非人，发出奔牛般的喘息声，下面两个快速捌动的牛蹄子，踩在地上咚咚响，极有分量。“救命——”黑暗中邮差大声呼救，“救命——”邮差又喊了一声，已经有气无力了……

　　周而复始的怪梦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搅得我神情恍惚，为了摆脱噩梦的纠缠，我曾尝试过各种办法，比如在床头放一根木棒，或者在枕头下面压一把菜刀，摆出一副要和谁拼命的样子。我甚至还找出杨舸在学校时用过的哨子，一本正经挂在自己脖子上。我想吹哨子也许会是一个好办法，即使不能让对手就此消失，至少也能把自己叫醒。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办法都是荒唐而愚蠢的，因为在梦境里，我根本就动弹不得，有时候意念中知道还有一把哨子，但胳膊就是拾不起来。我经常是大汗淋漓从梦中挣出来。然后躲进客厅，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或者干脆坐到天亮。白天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坐在办公室里，我总担心刘世骥会突然闯进来，尤其是老卜每次叫我去他办公室，都会把我搞得心惊肉跳。我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就在上次刘世骥去我家后不久，他又来了一次，这次他没住招待所，而是一头扎进红光农业社，在农民家里住了两天，红光农业社马上要改为高级社了，在这段时间里，估计刘世骥会不间断地往唐河跑。

　　最近我经常住在乡下。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公务。我尽量不回县城，只有在区政府招待所和民工窝棚里，疲累的身心才能有片刻放松。大部分桥梁完工了，工程验收之后，通常会有一个简单的竣工仪式，这期间我经常出席类似的竣工仪式，讲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和民工们一起吃一顿土豆炖肉。看着民工们打起行李高高兴兴回家，我想我也该给自己找一条退路了。

　　等待台风

　　1955年的雨季比常年要早一些，因为这年闰三月。真正的连雨天从农历五月中旬就开始了，一场大雨过后，天空就再也没有放晴，几乎每天都要下一阵，那是我在唐河经历的最后一个雨季。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毫不掺假的雨季。在我即将离开的那些日子里，天空总是笼罩着雨云，低垂的云层包裹着屏风山，掠过唐河镇的屋脊和树梢，分不清究竟是雾还是云，地面的水分已经饱和了，即使一场小雨也会形成地表径流。农历五月十八的一次大潮汛，海潮和洪峰汇聚起来。唐河河堤多处决口，下街的店铺和民房都淹没在水里，抢险的时候驻军炮团牺牲了两个战士，我们交通运输科的都本金同志也被洪水拉走了。老都死得有些蹊跷，他是和一垛苇席一起漂走的。那天夜里我们在老鱼市抢运苇席，老都在垛上，我们把老都扔下来的成捆苇席装上马车，再运到上街，临走的时候还看见老都放开一领席子钻进去躲雨，等卸了车回来，只见一片白茫茫的大水，席子垛没有了，老都也没有了。大水过后，青风岬海边漂上来很多苇席，但没发现老都的遗体，只能按惯例在革命公墓里给他埋衣冠冢。

　　处理完老都的后事，我主动绘县里交了一份检讨书。我的检讨深刻而又认真，说了很多过头话，请求组织上给予处分，我说鉴于我对都本金

　　同志的牺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我请求引咎辞职。公道地说，老都的事我确实负有责任，起码在离开的时候应该关照一下，比如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或是问一问他水性怎么样，我忽略了，老都也忽略了，他把自己藏在席子底下，听着外面风声雨声，舒舒服服漂进海里去了。我这么说并不过分，老都在最初显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漂起来了，设想一下，如果老都在席子底下睡觉，那情形大概就跟躺在摇篮里差不多。事发当天晚上，码头上有人看见一个巨大的东西悠哉悠哉顺流而下，据目击者说，他们确信那只是一个被水拉走的席子垛，如果发现上面有人呼救，停泊在码头上的拖船会立刻发动起来。

　　说起来真是愧对老都，我那份痛心疾首的检讨有些做作，显然夸大了自己的责任，为了能够辞职，我利用了老都的不幸。检讨书共复写了三份，我有恩想准备，按这次事故的性质，即使反复请求，顶多也只能给个行政警告处分，要想离开唐河，最终只能是强行辞去公职，现在提出申请，在我离开的时候会更从容一些。

　　洪水过后，因忙着救灾，没人理会我的辞呈，我自己也忙得一塌糊涂，农历五月十八的大水冲塌了几处涵洞，部分路面也有毁损，但新修的木桥都经住了洪水的考验，没有一座被冲毁。距离正式通车只有一个月时间，那些天我满身泥水在下面跑，组织人力抢修被冲毁的工程。瞅回县汇报工作的机会，我跟老卜提起辞职的事，老卜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检讨书，说认识太深刻了，深刻得过分。我又交上第二份检讨书，老卜匆匆看了一眼，就连同第一份检讨书一起团了团，扔进纸篓里。我说请组织上认真考虑我的请求。老卜说用不着认真，在我代理县长期间，别再跟我提辞职的事。

　　邮差被杀一案很快便有了结果，不出所料，凶手正是李秉义。其实警察们在一开始便盯上李秉义了，李秉义有作案动机，这不用说，公安局现在还保留着当年那宗走私案的记录；李秉义曾扬言要报复邮差，这也有人证；另据从现场提取的脚印，凶手穿的是分趾胶鞋，这种胶鞋是某劳改农场生产的，在唐河并不多见；更要命的是，案发当晚有人看见李秉义扛着一把铁叉子。大模大样从邮差的住处下来，沿唐河河堤往南走，而据现场勘查，杀死邮差的正是某种两齿锐器。经审讯，李秉义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正像警察勘查现场判断的那样，李秉义隐藏在门廊里一堆杂物后面，瞅邮差开门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按邮差的年龄和体能，李秉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追上他，但他鬼使神差地往南跑，南面的陡坎迟误了邮差逃命的最佳时机。这时候李秉义追上来，对他后背连扎了两下……

　　以前李秉义口口声声要报复邮差。我还以为他会采取什么更复杂的手段。没想到李秉义的报复竟是如此简单，简单得近于儿戏。且不说他该不该杀死邮差，即使作下了案子，以李秉义的精明，他完全可以把现场弄得更像样一些，比如他的分趾胶鞋，全唐河也找不出几双，我想如果是我绝不会穿这种鞋去作案；得手后本该隐藏起来，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走，而他却像一个打了胜仗的战士。扛着凶器招摇过市。我想是仇恨让李秉义丧失了理智，只要能有机会，他可以不顾一切，他得手了，其结局却是和他的仇人同归于尽。我曾找过郭震，那时候还在审讯，不能探视，郭震让我回去听消息。“等结案了我们会通知你，”郭震说，“你叔态度还不错，我们不会难为他。”

　　七月底，被洪水冲毁的路面和涵洞都抢修完了，接下来是配合省交通厅验收小组检查验收。八月三号晚上返回县里，又和科里的同志筹备通车典礼的有关事宜，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已经有十多天没回家了，屋子里有股雨季里的霉味儿，我把前后窗都打开，任凭潮乎乎的空气扑进来。这些天一直在下面跑，似乎忘记了困扰自己的烦事。一旦安静下来，便不由想到如何全身而退了。八月六号有一个隆重的通车典礼，按预定的会议程序，大会第二项由我做主要发言。长达四千字的发言稿回顾了唐河人如何克服困难，发扬忘我的奉献精神，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了唐河的交通状况，按惯例表扬了一些先进集体和个人，其中还对在修路中牺牲的同志默哀一分钟。发言稿是小高写的。已经送交政府秘书科审阅，我想这应该是我在唐河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想起刚到唐河的时候，我常干这种事，给人作报告，或是给人签名留念，那时候我出尽了风头，一路走过来，到八月六号是结束的时候了，毕竟在离开唐河之前还干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自己觉得这个结局还算圆满。六号之后我会给老h送去第三份检讨书，等通车后马上辞去公职。我想辞职后不妨先回子午山，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就在李广武的春风农业社当一名社员，还有，临走前应该和杨舸办一个离婚手续，杨舸不一定同意离婚，但决不能让她跟我走。

　　这天晚上那个小人又出现了，他像以往那样从天棚的出入口跳下来，依然是单腿独立，依然擎着手雷，不同的是这次他戴了一顶李氏王朝时期的宽檐马尾斗笠，以往似睡非睡的眼睛也完全睁开了，那双眼睛没有黑眼仁，像瓷制的弹子安放眼眶里。他右手把手雷高高举过头顶，左手向上摸索着，似乎要去拉引信，因为戴着斗笠，单腿独立的身体越显得头重脚轻，像风中的芦秆一样摇晃着。我说王八蛋，你干吗不扔出来，有胆量你就把它扔过来!那个小人儿慢慢转动着脑袋。似乎在寻找投掷目标，突然他拉燃了引信，手雷咝咝响着，那小人儿把即将爆炸的手雷放在耳朵上听，仿佛不舍得往外扔……我大喊一声跳起来。对着他猛扑过去，感觉脑袋上挨了一下重击。猛然惊醒，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我爬起来打开灯，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等情绪稍稍平复下来，便开始动手搜寻。我看了床下，看了衣橱，甚至拉开抽屉，自己也不知道究竟会发现什么，似乎仅仅为了心里能踏实一些。后来我靠在桌子上，仔细打量天棚出入口。出入口约二尺见方。仅容一个人上下，那个小家伙每次都是从出入口钻出来，然后不知怎么就站到桌子上，既然他是从天棚里出来的，我想不妨上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小家伙藏身的巢穴，横竖已经这样了，不弄出个头绪今天将又是一个恐怖之夜。我搬来梯子，推开出入口的活动挡板，把脑袋探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李秉义的提包。我大声咳嗽，用手电在周围照着，手电的光线不是很足，但天棚里面还是能看得很清楚，除了李秉义的提包，靠山墙那面还有一个方形煤油桶和一个小纸箱，此外再没什么了。天棚上用来吊顶的木质结构纵横交错，把本来就狭小的三角形空间又分割成很多几何形状，一些圆形小蛛网上落满了灰尘，因而显得沉甸甸的。在出入口周围，陈年积攒的灰尘上，除了有几道虫子爬过的痕迹，再没发现别的迹象。我想这件事也许就是子虚乌有，如果那小家伙真的存在。灰尘上应该留有他的足迹。煤油桶和纸箱放在靠山墙的地方，它们不是很显眼，这应该是尹南奎家留下的遗物。我挪开提包，又上了两级梯子，试着钻进天棚里，把那两样东西拖出来，我先把纸箱扔下去。然后提着煤油桶退下来。

　　那两样东西摆在地板上，像刚从土里挖出来的，壳牌煤油桶锈迹斑斑，揭开上面封的油布，不

　　由一阵头皮发紧，煤油桶里居然放着三颗手雷。另有一支手枪和两个弹夹。看见手枪我并不觉得奇怪，这阵即使发现一门大炮也不会让我惊讶，我在意的是那几颗手雷，它们简直太熟悉了。我拿起一颗手雷掂了掂，感觉很有些分量，梦里的情景不是很准确，但我确信。那个好斗的小家伙手里拿的正是这种手雷。在当地，这种手雷被称作小赖瓜，它比手榴弹要小得多，但更具杀伤力，纵横交错的纹路，把这个椭圆形的小铁疙瘩表面分割成无数小碎块，不难想象，一旦拉开引信，那些小碎块顷刻便会成为无数喷溅而出的子弹。朝鲜人尹南奎知道它的威力，他们一家五口只用了一颗，这家伙还挺仔细，他把剩余的藏起来，就藏在我头顶上，现在他不想保守秘密了，可他要干什么?是给我某种提示还是要赶我走?不管怎样，是他把我引到天棚上，帮我排除了头上的炸弹，为此我该感谢他才是。纸箱里只是一点杂物，几本朝鲜文字的小书，一个风铃，一个木刻京剧脸谱，另有几团绒线球。我把纸箱里的东西都填进炉膛里烧掉了，找想这不能算作销毁，按某种解释，尹南奎家在那边会收到他们遗留的东西。

　　或许由于丢失了武器，后半夜那个小家伙再没出来，我把手枪掖在枕头底下，舒舒服服一直睡到天亮。早晨上班之前，我把枪和手雷重新装进洋铁桶里，本来要送到公安局，按规定这些东西都该上交，又想这毕竟是危险物品，我总不能拿着炸弹到处走。于是我把洋铁桶放进储藏室里，准备上班后给郭震打个电话，让他派人来取，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主意。

　　早晨我去县长办公室作例行汇报，老卜正在打电话：“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保证……请领导放心……”老卜俯下身，快速在记着什么，“对……钢筋混凝土桥三座，木桥四十二座，对……四十二座……总长度……我手里暂时还没有统计资料，”老卜搔搔脑袋，“小李也在，他可能有具体数字，好，我让他听电话。”老卜站起来，郑重地把话筒递给我。

　　话筒里有一阵忽远忽近的噪音，像一大群知了在风中鸣叫，老卜的表情告诉我，电话那头是某位上级领导，现在这位领导要和我说点什么，我对着话筒说：“您好。”

　　“是小李吗?”在诸多噪音中，传过来一个冷静的声音，“我是刘世骥……”嗡的一声，所有的噪音在瞬间放大了一倍，然后又突然安静下来，静得没有一点声音。

　　“您好，”我迟疑了一下，说，“首长好。”我想李广武就应该这样问候刘世骥。

　　刘世骥声音不高，但极具穿透力，在一大片噪音里清楚明了。他简单客气了一下，大意是说我工作干得不错，能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又问了木桥的几个数据，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一一作了回答。刘世骥让我把木桥的各种数据作一个全面统计，汇总成经验介绍，他要召集安东各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唐河召开现场会。“后天见。”刘世骥说，然后挂断了电话。

　　“后天见。”我机械地重复道，依然呆呆握着听筒，忽远忽近的噪音里，又传来一阵男女声对唱……

　　放下电话，我简单跟老卜说了一下刘专员的电话内容。老卜给我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准备材料，现场会主要由我作经验介绍，二是做好防汛准备，据刚刚接到的通知，明天白天，六号台风将在唐河登陆，届时会有一场强降雨，两项任务都很紧迫，老卜让我自行安排。

　　从老卜办公室出来，感觉自己像羁押多年的囚徒终于等到了判决。按原先的日程安排。刘世骥并没有要出席通车典礼的迹象，不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有一个月哪怕是半个月，我想我是能够从唐河全身而退的，刘世骥的临时决定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现在纲绳在刘世骥手里，而我已经被收入网中，稍后，我将翻着白眼被晾在太阳底下。结局已经很明朗了，我想如果被判决也算一种解脱的话，我现在算是彻底解脱了，在经过长久的煎熬之后，死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解脱。多少年后回忆起来，我还暗自庆幸自己在最后时刻没有乱了方寸。

　　回到科里，我马上把小高找来，安排他写推广木桥的经验介绍材料。小高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修路期间主要负责技术工作，让他代替我作经验介绍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则重点安排防洪，在家的同志被悉数召集起来，分配到各关键路段。组织人力灌装土包以备急用，草袋、苇席和木料等防洪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工地。到下午的时候。唐河至岫岩北部路段还缺一万个草袋。我挂了无数个电话，但到处都在防汛，全唐河几乎找不到一条多余的草袋，后来联系到县粮库孔主任，好歹弄到一部分旧麻袋，老孔还另送了我三干张陈年苇席，他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秋后给粮库职工每人弄一筐苹果。我要履行手续，老孔说他信得过我，不怕我赖账，可我还是坚持给他写了条子，注明欠粮库一百筐苹果。我想我是给老孔画了一张大饼，秋后毕竟太远，那时候交通运输科会有新的科长，但愿到时候他不会赖账。

　　安排完防洪工作，已是晚上九点多，科里的同志都走了，我在办公室里呆坐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属于我个人的东西不多，卷柜里有一套旧衣服，是劳动时候用的，几本喜欢的书，买回来后几乎没翻过。在一些小物件中，最重要的是一支派克钢笔，那是杨舸送给我的礼物，曾被我带到朝鲜，但一直没用。我把属于我个人的东西都装进一个帆布袋子里，从明天开始，我就要告别这间屋子了，临别前应该把它打扫干净。我不想让新主人看到我的痕迹。我不敢奢望被人谅解，天底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当你跟人撒谎的时候，从原则上说，你和被蒙蔽的人便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如果情况好一点，我的同事们或许会说：这个人真是可惜了，他怎么会这样!这大概是我能期望的最高评价了。而政府的判别则要泾渭分明，你要么是同志，要么是敌人，没有第二条路。在唐河生活多年，我当然不甘心自己是敌人，不过看情形，我也不会是同志。大限将至，结束前还有一些事需要处理，第一个想到的是应该看看杨舸和孩子。我看看表，已经十点了，这时候显然不能再去惊动岳父家，我和家人已经错过了最后团聚的机会，我想这样也好，既然下了决心，索性一个人干干净净地走。再就是李秉义，他和我不同，杨舸还是我法定妻子，因此我不必为“后事”担心，而李秉义在唐河举目无亲，我觉得应该委托一个靠得住的人，在李秉义押赴刑场的时候能出来安排一下，这时候便想到程天佩，我想这件事只能委托程天佩了。还有，为贿赂华太乙，用了程天佩一千块钱，凭我个人能力，现在已经来不及偿还了，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块英格手表。我想应该给程天佩补一个借条。以后杨舸会替我还上这笔钱。

　　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置我自己了。摆在我面前的无非是这样几种选择：一是自首，然后便乖乖去监狱里面待着；再是逃走，终生抱头鼠窜；此外还有一条路，就是自己结束生命，向全体唐河人谢罪，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说法，别人会说是“畏罪自杀”。那就“畏罪自杀”吧，一了百了，再也不用蒙受羞辱了，一个断然自戕的人，即使他做过一些世俗不容的事，但起码在最后那一下，还可以给自己挽回一点颜面，我现在唯一能做

　　的，就是向唐河人澄清一个事实，然后再让他们掩埋一具尸体。一旦决定自己解决。便不由想到孙晋，和孙晋在一起住的时候，经常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孙晋曾受过专门训练，他熟知人体的所有致命之处，如能蒙他指点，自己解决起来必定会顺利得多。可惜孙晋走了，他在前几天到行署报到去了。

　　我在办公室滞留到十一点左右，其间几次想写点什么，比如“我的自白”之类的东西，但总觉得有开脱的嫌疑，索性什么都不说了，行动总是比语言更能说明问题，于是我关了灯，提着包裹走出办公室。

　　外面一直在下雨，政府院里一片漆黑，只有收发室还亮着昏黄的灯光。楼前的白果树在雨中发出唰啦唰啦的声音，车库那面，有几个人在大声说话。手电亮了一下，然后又熄灭了，仿佛是下乡的人刚回来。灯光从收发室窗口透出来，门卫老张和另一个人正在下棋，我从窗前走过，老张抬头张望了一下，我侧过脸，很快从侧门走出去。走在唐河街的石板路上，感觉像走在空谷，悲凉和孤独，在这雨夜里被无限放大了，昨天还熟悉的街道，今天忽然变得生疏起来，邮局、寄卖商店、照相馆和广大旅舍，一切还是原样，但熟悉的街道却失去了往日的温馨，多年培养起来的家园的感觉，瞬间便被击碎了，现在这里又变成了异乡，冷飕飕的没有一点热气，一个漂泊的人将在这冰凉的雨夜走向末路。

　　我没直接回家，从正仁街下去，沿河堤一直来到程天佩家。程天佩已经睡下了，我的雨夜造访似乎并不让他感到意外，他把我让进屋里，找出一套衣服扔在炕上，说：“换上吧。”

　　我拿毛巾在头上蹭着，说：“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换上衣服再说。”程天佩勾着脑袋坐在炕沿上，像是还没睡醒。

　　“不用了，待一会儿就走。”我说，“李秉义的案子估计很快会判下来。如果我有什么不方便，想请你给帮忙处理一下后事。”

　　程天佩看了我一眼：“你深更半夜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事?”

　　“他是我本家叔叔，在唐河没有能靠得住的人。”

　　“不是还有你吗，都知道李秉义是你叔，有什么不方便的!”程天佩沉默了一会儿，“好吧，我答应你。”

　　“对了，还欠你一千块钱，”我把毛巾搭在椅子靠背上，“暂时也没钱还你。”

　　“不着急，现在我也不用钱。”

　　“还是写个欠条吧。”我撕下一张日历，在背面给程天佩写了一张欠条，“知道你信得过我。不过咱们还是应该按规矩办，”我把欠条压在茶杯下面，故作轻松笑道，“万一我出点什么差错，你嫂子会替我还上这笔钱的。”

　　“会有差错吗?”程天佩快速扫了我一眼。“这是咱们两个人的事，我不会向别人说的。”

　　我摘下腕上的手表：“这是块英格表，走得挺准，送给你吧。”

　　程天佩接过手表看了看，说：“想抵账啊。”

　　“是馈赠，朋友之间的馈赠，很高兴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在他胳膊上拍了拍，然后拎起沉甸甸的包裹，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在院子里，听见程天佩在屋门口喊我，大概让我穿一件雨衣，也许是还我手表，我没回头，径自出了院子，拐上河堤。我在河堤上呆站了一会儿，觉得浑身一阵一阵颤抖起来，湿衣服冷冰冰贴在身上，像被绳子捆绑起来一样拘得难受。被雨水淋湿的包裹沉甸甸的，我把包裹扔进河里，看着它在水面上晃了两下，不见了，这时候只想回家，先给自己弄点吃的，然后再灌一瓶烧酒。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真希望杨舸能在家里，摸摸屋门，又大失所望，像以往一样，门上依然挂着锁头。摸索着开了门，打开前厅电灯，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找来梯子和钉锤。把门上方那块大木牌子拆下来。我想这是明智的，这种事等政府动手就没意思了。那块木牌子费了我很多力气，由于时间太久，钉子都锈死了，我气嘟嘟把它弄下扔到门厅里，心里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它压了我好几年，等一会儿我要劈了它烧火给自己弄一顿晚饭。我在门厅里把湿衣服脱下来，转了一圈感觉没处放，索性拉开屋门扔到院子里，然后在衣柜里另找了一套衣服换上。系扣子的时候，突然发现床上叠了几件衣服，分明是杨舸回来过。写字台上有杨舸留的字条——

　　等了很久你没回来，孩子们该喂奶了。锅里有锻，工作忙，别糊弄自己。听说有台风，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拿着那张字条，颓然坐在椅子上，禁不住鼻子一阵发酸，我想这大概是唐河能给我的最后一点温情了，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点牵挂。我在脸上搓了几下，不让眼泪流下来。二十五岁，已经是成熟的年龄了，尽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让我留恋的东西，但如果需要的话，我想我会从容面对死亡。我呆坐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找出稿纸和铅笔，给杨舸写了一封短信(我不喜欢“遗书”这个词)——

　　亲爱的：

　　临走之前，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来唐河这些年。给你添了很多烦恼，对你的伤害难以用语言形容，道歉的话就不说了，况且，咱们曾有过幸福。你给我的。只能在来生报答了，如果来生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那我就变成一匹马供你驱使。女儿就交给你了，孩子懂事后，不要过多避讳，把你对我真实的印象告诉孩子。但愿我能在另一个世界保佑你们。

　　另：用了程天佩一千块钱，请替我还给他。

　　李广举八月四日夜匆匆

　　写完又草草看了一遍，感觉还算满意，正是我此刻的心境，或者说是抑制之后的心境，淡漠，从容，也是我要给杨舸留下的最后印象。我把稿纸平摊在桌子上，然后去储藏室提出洋铁桶，把里面的东西都拣出来摆在桌上，一把手枪、两个弹夹、三颗手雷。我想多亏今天没把这些东西交出去，否则的话，赤手空拳解决自己将会很麻烦。我曾见过自杀场面，政府食堂管理员老秦有一笔账说不清楚，调查处理的时候，老秦在后厨拿菜刀抹脖子，搞得混身是血，最后还是没死成。我挺佩服老秦，敢把自己像鸡一样宰杀的人毕竟太少了。都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现在简直武装到了牙齿，桌上每一样东西都是称手的利器。随便拿起一件，只需轻轻一下，便可以一劳永逸。真该感谢那个跳舞的小人儿，他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送给我，仿佛在说：“拿去吧，可好使了!”我拿起手枪，在脑袋上比划了一下，这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不会使用它，因为在扣动扳机之前，似乎还有几道程序。看来只能用手雷了，那东西简单，只要拉开金属拉环就可以了。我想待会儿下手的时候，要离开这所房子，到街上找一个空旷地方。我把手枪轻轻放在桌子上，桌子上方，杨舸在向我微笑，那是我和杨舸唯一的一张合影，记得还是结婚的时候，杨舸提议去照的，说是要让我父亲审查一下没见面的儿媳妇。显然是为了能给子午山那边留下一个好印象。杨舸把自己妆扮成一个贤惠温柔的小媳妇，她身体略微向我这边倾斜，做出一个依偎的样子，像这一时期大多数照片一样，那上面也写了一句话：留给未来的回忆。仔细想想，这句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只是大家都用，便俗气了，我想我能留给杨舸的，只有一个苦涩的回忆。在那张照片靠北，并排挂着一溜玻璃镜框，那是我的各种

　　立功喜报和奖状，和我刚卸下来的那块大木牌子比起来，它们是真实的，是唐河对一个外乡人的认可，但由于当年的欺瞒行为，那个外乡人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像沙滩上的楼阁一样没有根基，两天后，它们将和我一样沦为笑柄，那么，还是毁掉它们吧，既然我的痕迹会留下不快和尴尬，就让它们和我一同消失吧。我把墙上的玻璃镜框都摘下来，抱到门厅里，和刚摘下的大木牌子放在一起，然后走进厨房。杨舸做了豆角排骨炖土豆，还有蒸肉和米饭，都熥在锅里，我从橱柜里找出一瓶烧酒，端着几个盘子回到东屋卧室。当我把这些吃的东西放到桌上的时候，不由大吃一惊。原先摆放在桌上的东西都不见了，不光是枪和手雷，连同我给杨舸写的短信也不见了，仿佛半空中伸下来一只手，眨眼工夫把这些东西都收走了。我站在地中间，像傻子一样四处张望，这时候听见外面有一阵轻微的响动，居然是程天佩走了进来。程天佩没穿雨衣，也许是刚才脱掉了，枪和手雷显然被他拿走了，这小子已经知道了我的意图。我想接下来他就该设法阻止我了。

　　“要搬家啊?”程天佩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你这家伙，”我说，“大雨天的跑过来干什么。”

　　“还你东西。”程天佩把手表放在桌上，“你的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桌上那些东西……”我说，“是你拿走的吧?”

　　“有这么多好吃的，”程天佩避开那个话题，“正好我也饿了。”

　　“到客厅去吧。”我端起盘子，“你把酒瓶给拿过来。”

　　我把盘子摆在茶几上，又找来两个玻璃杯，然后在程天佩对面坐下。程天佩咬开瓶盖，给两个杯都倒满，说：“挺长时间没和你在一起喝酒了。”

　　“风雨之夜，真是喝酒的好日子!”我和程天佩碰了一下。然后一口喝干。

　　程天佩只喝了一口，他把酒杯放在茶几上，说：“不着急，咱们慢慢喝。”

　　“没想到你能来，”我又给自己倒满，“你来了我真高兴，真的……你怎么不喝?”我擎起酒杯，“端起来端起来。”

　　程天佩端起杯。轻轻抿了一口。

　　“你请自便。”我又一口干了，“能有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不容易，”我觉得身体在逐渐变暖，脑子也转得快了，“如果说唐河最能推心置腹的，就是你程天佩了，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咱俩没有秘密。在朝鲜的时候，我对你不好，可是我知道你不生气。咱们谁和谁呀!我来唐河，第一个朋友就是你，那时候在海边破船里，你还是个鼻涕鬼，可是处处装成大人样，挺滑稽的，记不记得我还揍过你?现在你真是大人了，你比我强了。”我絮絮叨叨地边喝边说，这时候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只是要有话说，我的时候毕竟不多了，压抑了这些年，我渴望能有一次精神放纵，“咱们都不容易啊!你走黑道，我走白道，黑道越走越亮，白道越走越黑，就像昼夜交替，你现在亮堂多了，比我亮堂多了。”

　　程天佩偶尔看我一眼，然后响应地端起杯，抿一小口，他在等待，等着我说出点什么。我知道，他半夜冒雨追过来，绝不会是为了还一只手表，说不定这小子一直在跟着我，而桌子上写给杨舸的信，以及那些致命的凶器和扔在门厅里的“功臣匾”，足以说明我的处境了。

　　一瓶酒转眼便喝光了，我又去拿来一瓶，程天佩把酒瓶夺过去，放在茶几下面：“你不能再喝了，”他沉下脸，“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来了我高兴，就想喝个痛快。”

　　程天佩从兜里掏出那封信。展开放在茶几上：“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过不去的?干吗要干傻事?”

　　“桌上那些东西，”我说，“你给藏到哪去了?”

　　“放在一个安全地方，那些东西很危险，你是从哪搞来的?”

　　“上帝的礼物，他知道我需要。倒酒倒酒。”我把杯蹾在茶几上。

　　程天佩迟疑了一下，不声不响拿起酒瓶给我倒酒，顺手也给自己倒满。我伸手去拿杯，程天佩摁住我胳膊。“酒要一口一口喝，”他说，“你想把自己灌醉，可是醉了你什么也解决不了，反而会把事搞糟，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咱们想想办法。”

　　“没有办法，”我说，“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两天后，唐河会揭露出一个政治扒手，揭露我的，就是安东行署的刘专员。”这时候我逐渐冷静下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程天佩。我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也该有这一天。你给我留面子，知道了不说，可是刘专员不会放过我，自作自受，戏终于收场了。

　　程天佩长久沉默着，偶尔转一下面前的酒杯。“正常的话，”他说，“你该去自首。”

　　“那样也许会从轻发落，”一我说，“判几年徒刑，然后再放出来，可是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从被揭露那天起，我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我知道，”程天佩不易觉察地笑了一下，“对你这样的人，名誉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还有另一种办法，比如离开唐河。”

　　“要我逃跑?那还不如去自首。我个人横竖就这样了，可我还有老婆孩子。”

　　“正是为了家庭。你必须离开唐河。”程天佩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着，挺悠闲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这小子在按捺着兴奋的情绪，他偶尔斜睨我一下，又故作正经踱着方步，“你还是走吧，”他说，“离开唐河不一定非得逃跑，堂堂李广武怎么好意思抹下脸逃跑!你可以选择另一条路，比如牺牲当烈士，这样才符合你的身份，你走了以后，唐河这边都了结了，只是你得有个思想准备，那可是生离死别。以后你再不能回唐河了。”

　　我心头不由一怔，我想我已经理解了程天佩的意思。“当了烈士，肯定是回不来了，”我做出傻呵呵的样子，“可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烈士不是想当就能当上。要死也得有机会。”

　　“当烈士不一定非死不可，”程天佩笑望着我。“别忘了你还欠我一千块钱，你死了我找谁要去!”他走到窗前，面对窗外站了一会儿，“雨下得真大，看样子明天又是一场大水!”他像在自言自语，“唐河今年有两次大水，第一次淹死了运输科的都本金和两个炮团战士，第二次是运输科长李广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盯着放在地上的酒瓶，感觉两侧太阳穴在一下一下跳动。仿佛烧酒的后劲都涌到头上了。我得承认，程天佩的谋划不仅需要心机，还得有敢作敢为的勇气。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这小子轻易便让我绝处逢生。在选择后路的时候，我的思维始终局限于两点，要么自首，要么自杀，从未想过能让自己脱身。我和程天佩的思路只差一步。而这一步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即使不为了活命，我想这也应该是个不错的结局，唐河县牺牲了一名干部，关于这个人的丑闻，被永远抹掉了。像被洪水冲走的一堆垃圾，不必清算，不必用仇恨的语言来消除影响，政府没有因此而尴尬，地方上省去了很多麻烦，并且，我更在意的是我的家庭，正仁街93号失去了丈夫和父亲，却留下了继续生存下去的颜面和勇气。

　　这天晚上。程天佩为我的出逃谋划了全部细节，计划显示：明天夜里，我将“奔赴”唐河河堤的某一处决口，并立刻投入抢险。程天佩特别强调，要尽可能和熟人在一起。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我的“牺牲”，必须得有人证，否则的话，只能算失

　　踪，那样就和逃跑没有什么区别了；入水后如果没有人发现的话，不妨游回岸上再来一次，直到被人发现为止；施救的时候不要配合，万一被人成功捞救上来，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入水后要呼救，脑袋要探出水面三至五次，然后改用潜泳，在下游某处登岸，届时程天佩会在家里等我。当然。上述计划是否可行，还要取决于天气情况，据程天佩推测，如果中午前后台风能登陆的话，唐河决口的时间极有可能在夜里十一点左右，因为那时候正值满潮，农历十八的天文大潮和洪峰赶在一起，唐河河堤将承受一次前所未有的压力。即使没有决口，也会出现诸多险情，这对我已经足够了。程天佩还一再提醒我，离开唐河的时候不要带走任何东西，就当平时出门上班一样，路上的必需用品他会给我准备。关于要不要和家人告别这件事，我和程天佩争论了一阵，我坚持要去岳父家看看妻子女儿。但被程天佩严厉制止了，他认为我很难控制情绪，最后的诀别难免会露出破绽，而在我“牺牲”后，烈士遗孀的悲痛和哀伤必须应该是真实的。后来还是我让步了。程天佩说得没错，最后的诀别是残酷的，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此一去我将永无回头的可能。而面对妻子和女儿，若无其事地离开是难以想象的。

　　程天佩直到凌晨两点多才离开，这期间他帮我重新挂上了“功臣匾”。屋里也都精心布置过了，床上放一本摊开的书，写字台上摆了工程报表和验收报告，程天佩还让我在台历上注明通车典礼前的日程安排，总之，在出事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家工作和学习来着。当然。这一切并不都是程天佩安排的，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在安排家居场景和某些细节上，只有当事者本人才能想象出来。

　　临走的时候程天佩问我水性怎么样。我说还算可以，估计唐河还不至于当真把我淹死。

　　“要注意河堤上的石垒，当心别撞上去。”程天佩在门厅里穿上雨衣，“对了，你要找的东西在储藏室里，那些东西对你没有用，最好明天给交出去。祝你顺利。”他伸手用力和我握了一下，然后推开门走进雨地里。

　　早晨我把枪和手雷送到公安局，在治安科门口碰见郭震，郭震说李秉义的案子已经结了，马上要移交法院审理。问我要不要看一下。我问今天可不可以探视，郭震说行，一会儿有车去看守所，可以搭车去。

　　看守所在城西暖水村，离城十多里，我搭郭震的车，一会儿便到了。郭震跟狱警交代了一下，便有人领我去会见室，先在外面一个窗口给李秉义存了点钱。然后到里屋坐在长凳上等。不一会儿，里面响起哗啦哗啦的声音，旁边一扇板门打开了，李秉义戴着手铐脚镣，从里面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狱警。郭震曾对我说过。不会难为李秉义，没想到竟是这样!手铐脚镣对一个老人来说太残酷了，我想即使是一个重案犯人，冲着他满头白发，也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和宽待。

　　我站起来，朝铁护栏走过去，李秉义看见是我，眼睛亮了一下，然后又沉下脸：“你来干什么!”

　　“叔……”我觉得鼻子发酸，但忍住了不让眼泪出来。

　　“你叔这是第二次犯案，死有余辜!”李秉义坐下来，隔着护栏和我对望着，“我一个老头子，横竖就这样了，杀人偿命，自古一理，我是该有这一步。只是怕影响你。”

　　本来要问一下李秉义在里面怎么样，比如能不能吃饱，或是能不能休息好，又觉得对一个戴手铐脚镣的重案犯人，问候饮食起居似乎不太适当，何况旁边不远处，就笔直地站着一个狱警，于是我只能含糊其辞地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但愿不会影响你，”李秉义说，“一开始我就不该去找你，让你面子上过不去，给我安排工作，话说回来，你也没料到会有这一天。”李秉义有些絮叨，他似乎忘了从一开始就是我主动帮助他，那些话显然是当着狱警说的。

　　“你要配合公安人员，”我说，“毕竟咱们犯到了。”

　　“我是第一审就交待清楚了，所差就是没投案自首，”李秉义笑了一下，“我是被抓获归案的。”

　　“来的时候挺仓促，也没给你带点什么，”我说，“存了点钱，想吃什么可以让公安同志去买。”

　　李秉义说：“一天三顿都有干粮，在里面还不至于挨饿，存了钱也没有用，以后别再破费了。”

　　想问问李秉义还需要什么。又一想已经没有必要了，从明天开始——准确说从今晚开始，我就永远离开唐河了，而稍后，李秉义也很可能因命案被处以极刑，不管我愿不愿承认，今天的会见都是我与这位本家叔叔的最后诀别。

　　“人是我杀的，到哪我都认账，”李秉义说，“人死不能复生，华太乙往后再也不能说话了。”

　　李秉义显然在向我暗示，他已经帮我清除了一个对手，可是他不知道，那个对手现在对我已经无关紧要了，如果他是为我杀人，那么，算是毫无价值地断送了两条人命。

　　“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好好干，别为我的事分心，咱们是两条道上的人，以后不要再来了。还有，我的事别告诉子午山那边，权当是一个人出门在外走丢了。”李秉义有些沮丧，他的白发看上去湿漉漉的，一绺一绺贴在脑门上，像捎了色的玉米缨子。李秉义说自古就有走丢的人，道光元年，子午川李姓三兄弟应朝廷招募开发辽东，结果一去不回；咸丰年间，一次走了十二个；自己带了茧种来东边道放蚕。也是一走没有音信。“我十六岁出来，小辫黄焦焦的，那是光绪三十一年，”李秉义顺下眼，像在自言自语，“什么日子啊!整整七年，一文钱没有，还得让人扇，好容易熬到出徒，就想着能挣点钱，将来回子午山养老，转眼五十年了，黑发变白发，可是离子午山越来越远了。”

　　面对一个将被处以极刑的前辈，我只能沉默。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李秉义似乎总是与长袍马褂呢礼帽连在—起。光复前，李秉义每年春节都要回子午山，那时候东北还是伪满，所以李秉义回乡相当于回国(父亲就是这么说的)。从远地方回来的李秉义大多时候是在我家住，他和父亲在一起有很多话题。父亲谈农作和子午山的人事变迁，李秉义谈生意上的事，谈海峡北面的“出荷”和“勤劳奉仕”。有时候他领着我和李广武去爬子午山，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山顶教给我们的一个童谣：“报谷报谷，你在哪里?我在山届。你姓什么?张王李刘。你几岁了?六七八九。家在哪里?山东登州。”李秉义说这是在东北的山东人都会念的一首童谣。你可以不知道自己几岁，可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但一定要记住老家。现在李秉义回不去了，我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失去了老家。

　　接着李秉义又向我交待了几件事。无非是他和别人的一，些往来账目，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他在孤城驿来亨货栈有三成股份，在他服刑期间，来亨货栈入了县供销联合社，李秉义让我抽空去孤城驿找杨希贵，把这笔钱拿出来，他说三成股份核新钱有一千多块，用来料理后事够了。

　　早已过了规定的探视时间，狱警开始向外面张望，间或咳嗽一声，显然是在提醒我。李秉义见状先站起来：“别忘了那个提包，我走后要和我埋在一起，”他说，“天气潮，晴天盒出去晾一晾。”

　　在以后漫长的逃亡岁月里，经常还会想起大水来临的那个夜晚。由于某种原因，我不愿意追

　　述出逃时的细节，关于这件事，我只能概括而又不失体面地说，当台风袭来的时候，我按计划顺利离开了唐河。程天佩的计划周密稳妥，河堤上的险情以及发生险情的时间都被他说对了，我很幸运，第一次入水便听到岸上发出几声惊呼，像在为我喝彩送行。除绕开一个浪花翻涌的石垒时腿部有轻微擦伤。其他一切正常。为躲避岸上追逐寻觅的人群，我多游了几百米，在老鱼市和码头之间的一棵大柳树下面登岸，然后潜入程天佩家里。程天佩已经给我备好一个旅行袋。我揣着他给我写的投奔地址，迅速离开了水声轰鸣的唐河镇。

　　后记

　　若干年后，在北满林区一个地窖里，我开始追述自己的经历。那时候外面冰天雪地。气温是零下三十几度，从外兴安岭吹过来的西北风挟带着雪雾在树梢上呼啸，地下则是另_个世界。炕洞里燃着劈柴，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凝子的气味，肆虐的风雪和彻骨的严寒都被挡在外面。喧嚣中的宁静。能让人想起很多往事，由大风搅起的思绪。仿佛都在风吹不到的地方沉淀下来，积成厚厚的一堆——

　　“关于我的故事，还是从五〇年开始说起吧。”我对着跳荡的油灯说，然后，我把这句话记在摊开的稿纸上。

　　把自己的经历当做故事讲出来，我认为这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如实复述，也难免矫饰的嫌疑，这有悖我的某些准则。好在我并不认为那就是我，叙述者是一个叫李满仓的人，我可以想象，李满仓以第一人称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叫李广举，或者叫李广武。如今唐河的李广武被埋在数千里外的一个公墓里，而李广举也早已丢失在漂泊的路上。李满仓知道他们的全部底细，他要拿他们来打发漫长的冬夜。

　　我住的地方离国境线只有二十公里，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瞭望塔上能清楚看到北面的界河。这里是林场的一处观测点，在场部绘制的地图上，我的观测点代号是511。大雪封山之后，林场撤走了另一名观测员，此后的几个月里，只有我一个人守候着方圆百里的莽莽林区。我每天三次从栖身的地窖里走出来，登上原木搭的瞭望塔，八十倍军用望远镜把远处的景物都拉到眼前。暴风雪过后，四周一片死寂，仿佛连空气和声音都在眼前凝住了，厚厚的积雪掩埋了地面的棱角，近处远处的景物都变得浑圆起来，大地就像一幅八卦图，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混沌时期。偶尔，镜头里面会出现觅食的松鼠或是野鸡。这时候我通常会兴奋起来，如果它们找到浆果，我会一直看着它们饱食之后离开。我还发现过两处树洞，洞口挂着厚厚的白霜，据说那里面住着蹲仓的黑熊。我把眼前的一切生物都看做是我的邻居，我和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到来年冰雪消融之前。我完全是一个自然的人。松鼠和黑熊住在树洞里，野鸡在草丛中，而我的巢穴在地下，只有当另一个人到来的时候，这里才有了社会。有时候我想这一次真他妈的完全彻底，简直就是逃离了社会。瞭望塔是一个过时了的景物，每当我在上面凝目远眺。望着密密层层的冷杉梢头在风中涌动，仿佛青风岬的海浪正在向我涌来。在灯塔的时候，我对生活还抱有某种期望，而现在，我只是一双眼睛，我想我活在这世界上注定是一个守望者。

　　我比较喜欢李满仓这个名字，它很平常，像大田里的一棵高粱，永远不会惹人注意。它能让人想起土地、农作和收成，有一种可以触摸的质感，自从我赋予它生命以来，很少有人提起它(对于一个刻意要隐姓埋名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是静静地睡在林场职工的花名册里。也许场部领导在某一次会议上，偶尔会站在地图前，指着我的观测点说：这里就是511，有我们一个观测员。他们没见过这个观测员，不知道他的过去。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叫李满仓。

　　我的搭档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他有一个秀气的名字，叫杨秀玲，人长得也秀气，他来511不到三年，是顶替前一个退休的老观测员。杨秀玲刚来的时候，耐不住旷日持久的寂寞，动辄爬到陈望塔上，拍着栏杆大声吼叫。闲暇时他便缠着我不停地说话。比如我的家庭以及来林场前的经历，我自然又得编造身世，这次我是胶东的农民，已婚，生有一个女儿，老婆叫杨舸，是春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我编造谎言很平常，有一种事务性的认真态度。由于过于认真。有时候连自己也迷惑了，仿佛那本来就是我。长年呆在林子里，可干的事毕竟不多，我花很多时间侍弄土地，住处周围的空地都被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和谷物，还有一片大烟。我的农活手艺让杨秀玲大开眼界，不过据他说，我的行为举止更像干部或是教员。

　　每年春季杨秀玲回来。第一件事便是给我理发，这时候我的头发通常都长到齐肩，杨秀玲管我叫“女干部”。雨季来临的时候，我照例要休一个月的假，既然我是有家的人。总该回家看看。每次临行前，杨秀玲都会说：“这回该给我姐留个儿子了。”或者说：“快走吧，去年你气色挺好，我看能种上，没准回家就能赶上抱儿子了。”

　　我步行穿过森林，向南走一百多里地，那里有一个伐木场，从伐木场乘小火车往东二百里。是场部所在地，那是一个四等小站，具有文明社会的一切特点，旅馆、饭店、澡堂和电影院一应俱全。我从场部领了一年的薪水，通常会在那里适度消费一下，感受一下作为现代人的种种便利，然后改乘公共汽车继续向东，约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在日暮时分到达另一座小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便说出地名，姑且叫它S城吧，如果说我还有家可回的话。这大概就算回家了)。离开唐河这些年，家的概念已经很淡漠了，像一个陈年的梦。我能够理智地看待自己，对我来说，唐河是另一个世界。比如阴阳阻隔，我从不奢望能起死回生，我可以千遍万遍默念杨舸和小午的名字，但我没有丝毫理由再去搅扰她们那已经平静的生活。对妻子女儿的思念驱使着我，我就像固执的候鸟那样准时，每年一度来到S城，在这里，我能辗转得到一点妻子女儿的讯息，这对我已经足够了。

　　毗邻国境线的S城颇具异国情调，远远望去，一片漆成灰色或是天蓝色的铁皮屋顶，铁路线穿城而过，消失在远处的森林中。城里也有一座小教堂，和唐河不同的是教友们可以做礼拜，可见这里比内地要宽松一些。

　　当年我从唐河出来，先在北方转悠了两年，给人放过马，下过煤窑，在林场当过伐木工人。那是一段近于流浪的日子，为了不惹人注意，我把制服收进提包里，换上对襟袄和缅裆裤，尽量让自己土气一些。那时候我是一个老成笨拙的胶东农民。后来风声渐紧，不断有逃亡者被查获，我不得不一再向北边迁移，最后来到S城，大凡在南面能有一点办法，我想我是不会利用程天佩提供的投奔地址。

　　记得火车是在下午到达S城，照程天佩给我的地址，找到城北一处小旅馆，接待我的，居然就是在程天佩家看见的那个老顾(也许是老景)，现在他姓金，人们都叫他金掌柜。初次看见金掌柜简直让我瞠目结舌，当年在唐河河堤上，我曾经试图对他使用暴力手段，还扬言要把他扔进河里，但金掌柜并不特别注意我，仿佛他已经忘记了。金掌柜是一个有规矩的人，对我的款待周到

　　又有分寸，我们很少说话，偶尔碰见，只是点头而已。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金掌柜的小旅馆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住着一些神秘的客人，他们谨慎而又收敛，悄无声息地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很少互相走动，只有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但没有人说话，一个个满腹心事的样子，那些怀表、金牙、平光镜以及陈旧的三接头皮鞋和礼服呢外套，无不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于不合时宜，他们不得不离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前些年他们应该往南走。在孤城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登船。去寻找适于他们生存的地方，如今海路被堵死了，于是他们又一股脑拥向北方，这里地旷人稀，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身，他们在这里集结等待，像逆流而上的鱼群寻找源头。和他们比起来，我还是一个新手，我还不太适应阳光下的黑暗，但从今往后，我将和他们一样。我想逐渐会适应的。

　　在小旅店住了半月左右，每天就是睡觉、吃饭、看书，据程天佩说，金老板会给我找一份工作，所以也不是很着急。终于有一天金老板告诉我，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去林场当护林员，他并没问我是否同意，只说那面一切都办妥了。“是一份好差事，挺安全的，”他说，“你看，林业局那面需要登记一下，你得有个名字。”他谦和地望着我。仿佛我从来就没有过名字。那时候我脱口就说出了李满仓这个名字，金老板让我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收起来揣进衣兜，临走的时候他像是忽然想起来，说：“对了，这里还有你一个熟人，今天下午会来看你。”见我诧异的样子，他轻声说请李同志放心；这件事非常稳妥。不等我再问，他便轻轻关上门，悄无声息地走了。

　　这天下午我忐忑不安地呆在房间里，我实在想不起有谁会来看我，老实说，现在我还没到被人“看”的时候。不难想象，这时候唐河的我早已埋在屏风山革命公墓里，墓碑前摆着褪色的花圈，真切的或事务性的哀伤已逐渐平复，都被厚厚的黄土掩埋在地下，而这时候竟会有一个人戏剧般地越过阴阳阻隔，要来看我了。我了解程天佩，他绝不会把如此性命攸关的秘密泄露出去，那么，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还活着?他想干什么，是显示知情者的能耐还是要来“验明正身”?我站在窗前，望着街上往来的行人，心里反复揣摩着可能出现的面孔。午后的阳光斜照在街上。风中已夹带着秋天的凉意，街两旁的杨树叶已经泛黄，一群大雁横着从天上飞过去，急匆匆飞向南方，大概在立冬前后，它们会准时到达唐河，在那里稍事休整，然后飞过海峡，飞过子午山。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是上行列车，小站的广播响起来，播音员的声音懒洋洋的。这时候有人轻轻敲门。我走到镜子前，做作地拢了拢头发，样子还不算太狼狈，我想既然要来看，那就看吧。

　　仿佛是一个幻觉，站在门外的竟是罗苏维!

　　几年不见，罗苏维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先的发辫剪成了短发，但热情的眼神还在，依稀还能感觉出咄咄逼人的样子。

　　“没想到会是你!”我说不上惊喜还是惊慌，拉过椅子让罗苏维坐，“听金老板说，今天下午会有人来。”

　　“刚知道你在这儿，”罗苏维说，“两年前程天佩来过一封信，说你可能过来，这两年你去哪了?”

　　“海阔天空，”我说。“离开唐河后一直在北方转悠。其实咱们隔得不远。”

　　“我家就在附近，”罗苏维把手里拎的背篼到肩上，“你收拾一下，咱们走。”

　　路上罗苏维不停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仿佛我是来旅游的。我想罗苏维已经习惯了用平和宽容的眼光看我，即使我变成一条毛毛虫也不会让她惊讶。在朋友眼里能混到这步田地，我说不准是幸运还是悲哀。我问罗苏维现在怎么样，她说在中学教美术。提起当年离开唐河那件事。罗苏维迟疑了片刻，说她不得不走。“我有一个儿子，今年三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罗苏维笑了一下。“我没有勇气把孩子生在唐河。”

　　罗苏维家是三间红砖房，铁皮屋顶漆成天蓝色，院里种了很多向日葵，中间一条方砖铺的甬道。甬道两边是荆条插的篱笆墙，墙根混种着秋菊和鸡冠花。进门是厨房，西屋是客厅兼工作室，几幅未完成的油画随意摆放在地上。罗苏维把画架推到一边，搬了把椅子给我坐。摆在地上的画有一幅静物、两幅风景，其中一幄画的是海湾，显然是以前未完成的画稿。我说：“你终于能沉下心画画了。”

　　“我喜欢做美术教员，也算物尽其用吧。我们有几个学生很有才气，今年有四个考上美院了。”

　　这时候外面有人喊罗老师，罗苏维迎出去。一会儿拉着一个男孩走进来。“阿图。叫叔叔。”她俯下身指着我说，“这是阿图的李叔叔。”阿图喊了声叔叔，就鼓着劲儿去搬椅子。罗苏维说：“妈妈要做饭去了，看叔叔能不能抱得动，我们阿图可沉了。”阿图站在地上做岿然状，我故作吃力的样子抱起阿图，说：“阿图真沉!领叔叔出去玩好不好?”阿图兴奋起来，拉着我的手往外使劲儿：“叔叔捉蚂蚱。”

　　阿图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黑头发、灰蓝色的眼睛、翘鼻子、白里透红的胖脸蛋儿，隐约能看出那个苏联中尉哈达耶夫的影子。我想罗苏维当年不顾一切要生这个孩子，除了对界河北面那片广袤土地的向往。也有对哈达耶夫的真实情感。公道地说，哈达耶夫这个人不错，在情感方面，罗苏维不会作假，为此她失去了一些东西，阿图是一个回报，是一个抚慰，我想如果不是北面那条界河的阻隔，罗苏维会毫不犹豫地为孩子去寻找父亲，为自己去寻找所爱的人。

　　我给阿图抓了两只蚂蚱，用罐头盒装起来。阿图捧着罐头盒看了一会儿，又掏出来一只放在地上。我问阿图为什么要把蚂蚱放走，阿图严肃地说：“它们打架了。”

　　甬道东侧的篱笆有两处缺口。我找来荆条给重新修补起来。罗苏维的院子很大，约有一亩地，土质黝黑，除了种一点向日葵，其余的土地就那么闲置着，如果是在春天，我想我会把它变成一片菜地，尽管罗苏维生活能力很强，但还是能看出独身女人的拮据。这时候便想到杨舸，正仁街93号现在也有一个单身女人，也有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那些不眠之夜，深长的叹息。坚定的面孔下面，掩藏着难以言说的凄苦无助，而我只能站在远处，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与我相近的几个女人，仿佛都难以逃脱命运的作弄，我见过郭兰，见过罗苏维，更是一手制造了杨舸的悲剧命运。回顾这些年，我在即将崩塌的雪崖边缘蹿跳，雪崖终于崩塌，我被它裹卷着呼啸而下，回头望望，身后一片狼藉。

　　晚饭的时候，我和罗苏维谈起孙晋，温丽新去世后，杨舸曾和我说过她的想法，那是一个很实际的安排，不乏女人式的体贴和周到。只是我们没来得及办这件事。罗苏维知道温丽新已经不在了，也为孙晋惋惜，又问起孙晋的儿子，我告诉她现在由杨舸抚养，罗苏维说杨舸心细，有责任感，孙晋把孩子交给她，也该放心了。我说这边气候毕竟和辽南不一样，记得孙晋说过，唐河人到了外地都会不习惯，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唐河。罗苏维正在给阿图喂饭，她看看我，似乎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那怎么可能，”她说。“我个人怎么样无所谓，我得为阿图考虑，唐河放

　　不下阿图，不用说你也明白。”

　　“唐河小吗?”阿图仰脸望着妈妈。

　　“唐河很大。”罗苏维说。

　　“比椅子大吗?”阿图认真起来。

　　“唐河啊……”罗苏维说，“都让人住满了，没有咱们阿图的地方了，阿图生在北方，这里才是阿图的家，”罗苏维舀了一勺汤喂给阿图，“黑土地。大森林。阿图的家多好啊!”

　　去林区那天，罗苏维送我到车站，临上车的时候她说：“我会注意南面的消息，休假了就回来，希望你能把我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

　　即使罗苏维不说，我也会把S城看做是一个家，那是我与过去的最后一线联系，没有那条线，我会像无主的野狗一样彷徨无着。我很幸运。在这种时候遇上了我和我妻子的朋友，S城是一个不容选择的归属，是漂泊的心灵唯一赖以凭藉的地方，有了那个坐标，我才没有让自己迷失在荒山野林里。

　　此后。每年我都要回到s城，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来，我需要得到唐河方面的消息，当然，我同样看重和罗苏维母子的团聚，S城弥补了我的某种缺憾。让我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氛围。我和阿图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总是在夏天来到S城。阿图便叫我“夏天的叔叔”。李秉义教给我的那个童谣，又被我传给阿图，看着阿图一年年长大。我就想小午也该长高了，还有孙晋的儿子留纪。他一直由杨舸抚养。杨舸还在实验小学教书。孙晋在行署工作两年后，回唐河当了副县长。这些都是罗苏维告诉我的，消息自然还是程天佩传过来的。程天佩还让罗苏维转告我，李秉义的后事是子午山那边来人办的，按照李秉义个人的意愿。那一提包东北币和他埋在一起。程天佩已经出徒。仍在拖船上，据罗苏维说，这小子一直过得逍遥自在。都说思想的人是草食动物，行动的人是肉食动物。程天佩是吃肉的，特殊的经历让他自小就磨砺出一副尖牙利齿，该出手的时候迅疾准确。绝不拖泥带水。离开唐河这件事，让我真正领略了他周密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我不知道他如今是不是还在继续干那桩非法买卖，但贯穿东北的那条通道还在，他随时都可以利用，坦率说，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一般来说，当一个人从某种勾当中得到好处的时候，他自然就变成了同谋。比如我和金老板，当年我要把他扔进唐河，但现在我们成了朋友。由黑到白不容易，而由白到黑再便当不过了，只要你有足够的承受能力。金老板对我特别照顾，连食宿带介绍工作，只收了我一百元，而据我所知。由于风声太紧，后来他们每弄走一个人至少要四百，我想再给补一百元，但金老板不干。他说你是程天佩的人，交一点食宿费就行了。初听这句话很不受用，仿佛我是给程天佩跟班的，但后来也就想通了，金老板没说错。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仅有的这条命还是程天佩给的。离开唐河的时候程天佩给我准备了一点钱。加上以前借的，合计有一千三百元，这笔钱逐渐都还给程天佩了。我发现待在林子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攒钱，每年夏天出来，都能在场部财务科领到厚厚一沓薪水，尽管由运输科长到护林员。薪水降了不少，但一年当中，至少有十一个月没地方花钱，攒起来也是挺可观的一笔。

　　后来又有消息说杨舸和孙晋生活在一起，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意外，即使怀着褊狭的念头，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他们碰到了一个机会，他们没有放弃那个机会，各自做了适度的变通，我妻子又有了新丈夫，女儿又有了父亲，此后我可以了无牵挂了。感谢程天佩，他还给我传来了子午山老家的消息：父亲已经作古，李广武在子午山人民公社当主任，郭兰在县里工作。我想父亲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某种期望，期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教我念《增广贤文》，但是父亲在茫茫冥路上找不到我，他老人家知道我还“健在”吗?

　　罗苏维后来也结婚了。她嫁给了林场技术员彭秀深。老彭是扬州人，业余时间爱弄弄书画。对西禅的墨竹佩服得不行，闲暇时便临摹西禅，罗苏维总说老彭的竹子就和他的人一样呆板笨拙。彭秀深并不在意他妻子的冷嘲热讽，一如既往地画，罗苏维家挂得满墙都是，也送人。这时候我已经是个平和而又收敛的老鳏夫，除了每年与罗苏维一家的例行团聚，我几乎再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不大能和人交谈，由于长年呆在林子里，我的舌头似乎总也不能和思维同步。当我和罗苏维夫妇闲坐的时候，罗苏维动辄会对老彭说：“当年老李对我是有些意思的，如果我们再多走一步。就没你什么事了。”老彭也会反唇相讥：“我看是你对老李有些意思吧，是不是要旧情复萌啊。”我在罗苏维夫妇面前没有秘密，这部手稿便是罗苏维整理抄写的，彭秀深也看过我的手稿。

　　我始终珍藏着女儿七岁时的照片，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有我们老李家人的特征，女儿是我和唐河的最后一线联系。或许是由于女儿的缘故。每想到唐河，我的心都会温暖一下，我总觉得我对唐河负有某种责任。不用说，唐河是我人生的一段歧路，我走错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歧路风景是如此瑰丽，我已经不想自责了，我情愿用一生去守望它。再不能回唐河了。也不能回子午山，我已经习惯了林子里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日子，当山前山后响起布谷鸟的叫声，在511瞭望塔上，会有一双眼睛长久地望着南方。

　　原书责编林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