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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秦汉时期，在北方地区所设之郡，多数是沿袭战国旧制，个别则是新设的。据《史记·匈奴列传》载，三家分晋时，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与戎界边。其后义渠戎筑城郭以自守，秦惠王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又将西河、上郡献于秦。秦昭王时，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并起兵伐残义渠，秦占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置云中、雁门、代郡。燕将秦开为质于胡，归而袭破东胡,迫使东胡北却千余里。燕国筑长城拒胡，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目前发现的边城中，初步判定曾作为郡治的城址有12座，分别为：内蒙古磴口包尔陶勒盖古城(西汉朔方郡治)、磴口补隆淖古城(东汉朔方郡治)、包头麻池古城(五原郡治)、托克托古城村古城(云中郡治)、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定襄郡治)、宁城外罗城古城(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辽宁朝阳召都巴古城(西汉辽西郡治)、新宾永陵镇古城(玄菟郡治)，河北怀来大古城(上谷郡治)、蔚县代王城(代郡治)、蓟县无终故城(秦右北平郡治)，天津宝坻秦城(秦右北平郡治)。

　　综观两汉历史，辽西郡位于汉朝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地带，是连接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咽喉，而辽西郡治作为郡内最高的行政单位，其地理位置和行政功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目前学术界对辽西郡治的名称及定点争论颇多，缺乏系统的梳理总结。对两汉时期辽西郡郡治的研究，有助于理清辽西郡郡治的复杂地缘问题，也能从辽西郡郡治的变化中深入了解辽西郡的重要地位。然而，学界对此方面的观点较为单一，多数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郡治名称的争论及位置的定点层面。

　　关于辽西郡郡治问题的研究古已有之，但是文献记载的郡治名称不同，使得自汉以后对辽西郡郡治的名称与地理位置的看法各不相同。古代大多数研究普遍有时代局限性，因此不甚详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辽西地区大量古城遗址的发掘，为两汉时期辽西郡的郡治研究提供了大量前人未见的一手资料，这为研究辽西郡郡治的准确位置提供了可能，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关于辽西郡郡治的“且虑”与“阳乐”争议，也早已为学界所注意，诸多学者对此多有探讨。

一、关于辽西郡郡治确定为且虑的研究

王成生在《汉且虑县及相关陶铭考》(《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且虑的位置即如今葫芦岛连山区的邰集屯古城，根据其中出土的陶铭及城址遗存、地理位置、交通线路等推测且虑为西汉时辽西郡的郡治。

　　郭大顺、张星德所著的《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一书中提到汉代燕北五郡的设置与战国和秦的承继关系，认为且虑为汉代辽西郡的郡治，详细考证了位于葫芦岛市北女儿河西岸的邰集屯城址，认为此城址中发掘出许多由春秋时期延续至汉代的高等文物，所以不能排除从此地寻找郡治的可能。

　　朱诚如在《辽宁通史》(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7)中列举了两汉时期辽西郡辖县中如今在辽宁范围的内的九县，依据《汉书·地理志》分析，认为且虑应为两汉时期辽西郡的郡治，并认为今朝阳市西北的召都巴古城为汉时且虑县之位置。

　　刘翀的《西汉辽西郡郡治、都尉治再考——从考古资料的应用说开去》(《北方文物》2013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辽西郡的郡治应为且虑，在探究且虑的地理位置时逐条反驳了王成生认为邰集屯古城为且虑位置的观点，根据王绵厚先生提出的考古材料，认为且虑应位于今朝阳召都巴古城，但实地走访中并未发现该遗址的具体资料。

　　徐龙国在《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中对于对于秦汉时期长城附近的城邑有详细的论证，但只对辽西郡治一笔带过，认定其位置为今朝阳召都巴古城。陈威廷在《论西汉郡(部)都尉治所设置》(《秦汉研究》，2014年第8辑)一文中列举了《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所有的都尉治所，认为且虑为辽西郡的郡治。

二、关于辽西郡郡治确定为阳乐的研究

程妮娜在《东北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中提出辽西郡地处东部与西部古代民族的交汇处，这里民族流动性大，民族成分复杂。辽西郡的郡治为阳乐县，其故城在何处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在今辽宁义县西南、小凌河之北、有人认为是今辽宁省绥中县古城寨古城。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央民族学院编辑组，1979)中根据《水经注·濡水篇》认定阳乐为两汉时期辽西郡的郡治所在，根据已经确定的柳城(今朝阳县袁台子遗址)考证阳乐的其位置应于大凌河下游义县南部。

　　王忠翰、陈连开《战国秦汉辽东辽西郡县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一文梳理了辽东郡和辽西郡由战国至秦汉的沿革，并对辽东辽西二郡的所有辖县进行列举考证，认为自两汉至魏晋，阳乐皆为辽西郡的郡治所在，并且根据后汉书赵苞的史料和考古认定的两汉时辽西郡都尉柳城之位置，考证出阳乐的位置应于今辽宁省义县西偏南刘龙台附近的古城沟。

　　李殿福在《西汉辽西郡水道、郡县治所初探——兼论奈曼沙巴营子古城为西汉文成县》(《辽宁大学学报》1982

　　年第2期)一文以两汉时期辽西郡内河流的位置与走向为线索，对辽西郡的郡县进行初步论证。认为阳乐为辽西郡后汉时期的郡治，位置应在义县南砖城子一带；且虑虽可能是西汉时期的郡治，但其位置尚待查找。

　　颜廷真在《西汉辽西郡治所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首县为郡治的说法是东汉时才提出的，不能用于西汉，并列举了《水经注》及《后汉书·郡国志》的史料，并认为已足够说明阳乐是两汉辽西郡的郡治这一问题。

　　李健才、刘素云和刁书仁主编的《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中列举了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附近的郡县，认定阳乐虽为东汉时期辽西郡的郡治，但西汉时期的郡治或有在其他位置的可能。

　　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虽未详细探究辽西郡郡治的位置，但在书中的附图上将辽西郡治标为阳乐，大概位于大凌河南岸中下游附近。

　　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认为辽西郡的郡治为阳乐，并提出辽西郡在西汉至东汉时期缩小的原因可能与北方民族的南下有关。

　　张永清《两汉时期幽州之建制沿革浅述》 (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5月)根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列举了汉朝辽西郡的所有属县，认为两汉时期辽西郡承袭燕制而非秦制，而阳乐应为两汉时期辽西郡的郡治。

　　除对且虑或阳乐的单独研究之外，学术界还有一种郡治动态变迁的观点，即辽西郡郡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西汉时为且虑，东汉时为阳乐。这种考证两汉时期辽西郡郡治的观点也被许多书籍文章所引用。

三、关于辽西郡郡治由且虑至阳乐动态变迁的研究

王绵厚在其多部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思想。王绵厚的《考古学所见两汉之际辽西郡县的废迁和边塞的内徙》(《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1986)一文中认为西汉时且虑县为辽西郡之郡治，且认定其位置为朝阳大庙乡的召巴都遗址，文中以燕秦汉三代的考古资料和水文地标相结合的方式推断出且虑、临渝、新安平三县位置，并提出了辽西郡内郡县在两汉时期可能发生废止或内迁的情况。

　　王绵厚《后汉辽西郡治“阳乐”故址新探》(《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2辑1985-1999)一文中引用文献资料证明阳乐应为东汉时期辽西郡郡治，认为辽西郡的郡治是由西汉且虑向南迁至东汉阳乐，根据乌桓南迁入塞的史实推断阳乐应位于辽西郡腹地的近海位置，考证其地望应为今葫芦岛县北六股河下游的古城寨汉城。

　　孙进己、王绵厚主编的《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中也提出且虑“有高庙”，应为西汉辽西郡郡治的观点，而且郡治很可能因为民族战争等因素而南迁至阳乐。王绵厚在《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也提到这一观点，并探讨了郡治变迁与交通廊道的重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