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陀

　　那是1984年的夏天，很热，热得空气都烫人。

　　这样的夏天很难进入人的记忆。

　　可是，常常的，我会无缘无故想起那个夏天，好像又看见自己，汗流浃背，一脸灰尘，头发很长，白色的T恤脏兮兮的，脚上是一双灰突突的塑料凉鞋，上边又是上又是泥——就这样进了北京电影洗印厂的大门。传达室的老头儿满脸疑问地看着我，明显怀疑我的资格，从看到我第一眼，就犹豫是不是应该让我进门。

　　只要我想起那个夏天，我一定会想起那个大门。我能看见自己怎么在烈日下焦心地等待，孤零零一个人，只有自己的白灰色的影子团缩在脚下——传达室正和厂里有关人员联系，核实我的身份。夏日的午后，暑气蒸腾，没有人出，也没有人进。

　　和这个大门联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记忆特别鲜活，就是口渴，嘴是干的，嗓子也是干的，舌头好像变成了一块干皮条。当时我最最想的，就是买一支红果冰棍，小豆的也行，或者，是一瓶冰镇的北冰洋汽水。烦人的是，洗印厂这个地方很别扭，院子虽然是在大马路的边上，可正处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段，要找到卖冰棍儿汽水的小摊小铺，你得往北太平庄那个方向走，差不多有半里多地。在黏糊糊的热气里走那么远?为吃一支冰棍儿，喝一瓶北冰洋汽水?算了，我宁愿等，也必须等。

　　在这么酷暑的天里，被这样拦在洗印厂的大门口，一共有多少次?我记不清了，反正次数不少。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呆得可以，要是去那儿之前，洗个澡，理一下发，再换一身干净衣服，大概人家不会那么为难我，肯定能和别人混在一起，随便出，随便进。可是，当时我想不到这个，完全想不到。穿什么不行?不管穿什么，我不还是我吗?这么一根筋，当然也不是偶然的。我是1980年调到北京作协，做梦一样当上了专业作家。这以前，在工厂干了二十二年，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至今还是不能特别注意穿着，就别说1984年那时候了。

　　我本来就是个性急的人，烈日的烤灼更让我心情暴躁，可是我忍得住，并且有足够的耐心。我知道，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后还得让我进去，进到一间不大的放映室里坐下，在黑暗里再等上一会儿，然后看样片——看张暖忻的《青春祭》摄制组从遥远的更炎热的南方，从云南傣乡寄来的新拍摄的样片。

　　那时候的云南，离北京很远，摄制组的外景地落在云南南边的德宏地区，在一个傣族寨子里，那就更远了。按道理，摄制组在外景地拍出来的样片，可以空邮到洗印厂，洗印好了，再坐飞机回到外景地。但是，德宏是边境上的一个村寨，哪儿有飞机?于是，样片只能派人送到昆明，然后再空邮到北京，送到洗印厂洗印。我就在这时候，被张暖忻指派干一个活儿：负责在北京看样片。于是，那一年的夏日就从此刻在了我的心里。

　　我家离洗印厂很远。从东大桥到北太平庄，正好是从东南到西北一个对角线，斜穿北京，很长的路。路远其实没什么，八十年代的北京人，走远路很习惯，有时候去朋友家聊天，走两三个小时也是经常的。麻烦的是，每当张暖忻从遥远的德宏打来电话，说样片已经上飞机了，估计快到北京了，我就要一遍又一遍给洗印厂打电话，连问带催，什么时候样片能洗印出来?一有消息，我就马上动身，沿着我再熟悉不过的对角线又一次斜穿夏日炎炎的北京，满头大汗，心急火燎，下车，上车，上车，下车，必要时候，还要狂奔狂跑。在烈日下跑路，谁也不愿意，可是洗印厂有时候电话来得很晚，给我的看样片的时间又是定死了的，这时候，如果乘车顺利，谢天谢地，如果乘车不顺，我就得跑(当时有出租车吗?我记不得了，就是有，也坐不起)，因为决不能耽误看样片——张暖忻，还有《青春祭》摄制组的几十个人，正在几千里之外的烈日下伸着脖子等我的消息，如果样片有问题，或者是不理想，那是要返工重拍的。

　　有两次，或者是三次，二十二路车开到豁口就停了，不再往前走了，全汽车的人都被莫名其妙地赶下了车。看看表，看样片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只好跑，从豁口一直跑到北太平庄，再跑到北京电影洗印厂。这两次跑给我印象太深了。北京忽然变得很陌生，太阳太亮，路上的尘土太多，钻进眼睛里的汗水也特别的咸，特别的辣。

　　我不是一个记性很好的人，一生历经的夏天那么多了，酷热的日子也不少，可为什么独独对这一年记得这么清楚?而且，还记住那么多细节?

　　每当我自己这么问自己的时候，我每次先想到的，不是那年的烈日，相反，是洗印厂那间放映室，是那里的宁静和黑暗，所有的记忆都和那黑暗有关。

　　我想，凡是电影迷，特别是有电影梦的人，都能理解我那时候的心情——灯熄了，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黑屋子里，只有放映机开动的嗒嗒声从什么地方轻轻流出来，陪着你看银幕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的无声画面，那很像做梦，非常像。就是在这样的梦里，我目睹了一部新影片艰难出世，一个镜头又一个镜头，一个画面又一个画面，都是片断，很零碎，可是迷人。

　　这部影片后来被张暖忻命名为《青春祭》，那是我和张暖忻在一个深夜，在一次漫长的讨论以后确定下来的，当时只想到这个名字对影片的内容贴切，没有想更多。但是后来的时间证明，“青春祭”是个多重隐喻，这隐喻既指向张暖忻自己，也指向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一部影片的片名怎么能有这样的重量?这里有一种我们永远不能明白的神秘，大概是天意。

　　二十多年过去了，看样片过程中发生的很多事，都已经模糊了，记不很清楚了。但是有一件事常常从我记忆深处冒出来，时间越久，反倒越清晰。

　　影片里有一场一群傣家姑娘到一个小湖里裸浴的戏。在傣家寨子里，姑娘裸浴是很平常的事，张暖忻觉得这个风俗可以放到影片里，而且发展成一个要重点拍摄的场面：一群女孩，裸露着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一边嬉笑着，一边慢慢走进小湖，直到湖水和她们完全溶成一体。我对这个想法十分赞成，这样设计，不但“青春”这个主题可以从银幕造型的层面得到强调，而且也是实现影片的抒情风格的一个重要环节(张暖忻一直在追求一种属于她自己的“电影诗”风格，那时候，她正感觉自己在一步一步走近这个目标)。但是，样片送来以后，我很失望，因为银幕上的女孩子在走进湖水的时候，一点不从容，只不过是急急忙忙完成了导演规定的动作。我很着急，马上用洗印厂的电话往摄制组打电话，告诉张暖忻这段戏拍得不理想，应该重拍。

　　“大概不行，只能这样了。”

　　张暖忻的声音很遥远，几乎听不清楚。

　　我问为什么不行，她解释说，那些傣家姑娘平时裸浴没问题，但是拍戏，在摄影机前头裸露，都不愿意，现在这些镜头还是费了很大劲才拍成的。我不甘心，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这场戏如何重要，应该想尽办法重拍。张暖忻说她明白，可是“非常非常困难”。我能不明白她的困难吗?可是，我又觉得，她平时性格温和，很少和人争执，如果这时候不能坚持，那肯定会是一生的遗憾，你一辈子能拍几部片子啊?于是，晚上我又从家里给张暖忻打电话，还是劝她想办法重新拍这场戏。可是她还是说非常困难，并且对我说了一些摄制组在那边的种种麻烦，我更急了，给她出了个“绝招”：

　　“你花钱啊!给每个女孩五百块钱，不行，给一千!我不信她们还不愿意!”

　　“不行，制片不会同意，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啊!”

　　尽管声音很小，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还是听出了张暖忻声音里的无奈。我不再说话了，似乎已经看见她被南方的骄阳晒黑的面孔。

　　如果我没有记错，放下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一二点，屋子里闷热，我只穿一条内裤，几乎全身赤裸，可还是全身大汗，能感觉一颗颗汗珠怎么从脖子，从前胸，从脊背滚滚下淌。我一点睡意没有，倒不是因为热，而是一直在想钱的事：就缺一两万块钱啊!

　　如果一个电影导演连这么一点钱都没办法，她的处境可想而知——我不断品味着“非常非常困难”这几个字可能喻说的一切。

　　后来《青春祭》被送到戛纳电影节，虽然没有评上奖，但是人选了“导演双周”，那也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张暖忻从戛纳回来以后，告诉我《青春祭》放映的时候，她被安排坐在二楼，没想到影片结束后，一束追光打到了她的身上，全场观众站起来向她鼓掌。我听了她的话，当然为她高兴，可心里马上想：《青春祭》要是能够按照理想的目标实现，你身上的光环就不只是这样的一个。

　　不管怎么样，1984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会永远留在我心里，那个汗流浃背，一脸灰尘，头发蓬松，穿着脏兮兮白T恤站在洗印厂大门口耐心等待的李陀，也将永远和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