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韵

　　那天，他们三人陪我丈夫游新加坡河。

　　三个人，三位先生，我都不认识，新加坡河也是我不认识的。那个以整洁、富足、纪律和迷人风光闻名世界的岛国，我的同胞中很多人都去观光过了，我却还从没有去过比三亚更南的地方。

　　那是十一月中旬，夜晚，新加坡河灯光旖旎。在我们这里，我的城市，第一场雪已经下过了，虽说是暖冬，却也差不多人人都穿上了厚厚的冬装，我丈夫就是穿着一件羽绒衣登上新航的班机的。他带了比较正式的衬衫和上装，因为此行，他是作为评委去参加一个文学颁奖活动，还因为，他对那里的炎热估计不足，所以，那天，在游船的甲板上，他一直汗流浃背，这让他觉得新加坡河是一条太热闹太局促的河流，虽然它流向浩瀚的大洋。

　　此前，他已经去过了那些该去的地方，也就是通常一个观光客必去的那些所在，比如，圣淘沙岛。但是由于炎热他对那些地方几乎没有感觉。在圣淘沙岛，他和一群来自台湾的观光客邂逅相逢，那是一大群学生模样的青年，非常时尚，他们在他眼前拍照，摆“POSE”，一个接一个，无一例外做出时尚画报中那些经典的小资的动作、手势和表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圣淘沙岛就是被这样的动作、手势和笑容覆盖着，也许，整个新加坡就是被这样的动作、手势和笑容覆盖着，像一张巨大的喜气洋洋的假面。这城市这土地真实的表情和内心，又是怎样的呢?我丈夫禁不住这样想。

　　游河是主人安排的最后一个节目，也是新加坡之旅的最后一个夜晚。一只只游船，几乎将河水塞成实心，满河飘荡着中国式的红灯笼。马达声轰鸣着，每一只船上都有这样一只勤奋而欢快的马达。游船是从前载货用的小木船，如今悬挂起红灯笼做着观光的生意。不用说，在船上我丈夫他们又一次和旅游者遭遇了，仍旧是一群年轻人，不过是一群说日语的东洋客，咭咭呱呱的，做着“V”字之类那些眼熟的手势拍照。在他们的喧闹和马达的轰鸣声中我丈夫觉得黏稠的河水似乎就要漾进船舱里来了。

　　河岸上，灯光灿烂，有酒有歌，还有舞狮的队伍在表演着古老的滚绣球的节目。这仍然是一个观光者的欢乐之夜，最后一个夜晚，仍旧是属于观光者的。我丈夫几乎不再抱什么希望，在这样短短几天的时间里，一个外来人不做观光客又能做什么呢?

　　陪同他的三位先生，有两位都姓黄，为了区别我们暂时可称他们为大黄先生和小黄先生，其实，他们的年龄都比我丈夫要年长，一位做教师一位在公司做职员。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用中文、用华语写作的作家。另一位先生，则是诗人，他有一个非常北方化的姓氏——骆，还有着北方人高大的体魄和虬髯。几天来，无论是开会，还是观光，他们一直陪着我丈夫，同时还充当司机和导游。本来，一切都将这样友好和客气地结束，雁过无痕地结束，但是忘了是谁，很可能是那位有虬髯的诗人，忽然在上岸后提出来去喝啤酒。我说过了，游河游出了我丈夫一身的油汗，黏兮兮的，很不舒服，喝啤酒这建议立刻就被他愉快地接纳了。

　　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较远处一个海鲜大排档。

　　仍然是热闹的一个地方，不过在这里喝酒吃东西的人，不再仅仅是兴高采烈的游客们，有了本土的味道，生活的味道。离他们不远处的桌子上，一家人正在为一个小少年过生日，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将那孩子的脸映得金灿灿的。啤酒也非常好，是我丈夫最喜欢的“青岛啤酒”，河风或者是海风迎面吹来，带着善意的自然的气息。忽然人人都觉得很放松。从这里远远望去，新加坡河上一盏盏红灯，竟有了某种温暖而多情的诗意。

　　猝不及防的，他们谈起了文学。

　　让我丈夫始料不及的是，关于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国的小说、诗歌，中国的作家，他们了解得是那么的深入。深入和严肃：不是见解而是见解之后的某种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几乎每一部重要的新作品他们都知道并且读过，这其中自然包括我丈夫的作品。他想起“信徒”这样的字眼，他们眼中那种渴望、热烈的神情让他在那一瞬间相信世界是浪漫的。这让他非常感动。他们也说到了自己寂寞的写作，是更严酷的寂寞，不知道写给几个人看，也许根本没有人看。可是仍然在写，在表达，用伤痕累累的汉语。那不仅仅是爱，那几乎是他们生存的理由。

　　酒和这样的谈话，让我丈夫脸红心热。

　　不经意间，他听他们说到了一个词，一个地名，大黄先生，小黄先生，还有虬髯诗人骆先生，不知是谁先提起的，这个地名一出口让他们沉默了几分钟。这是一个我丈夫从没听说过的名字，十分陌生，以至他根本没有记住它。但是，后来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地名不同寻常，相当于——美丽岛，绿岛。

　　八十年代初，当邓丽君风行大陆时，《绿岛小夜曲》是我最先学会的几首台湾流行歌曲中的一首。那时我极无知，以为绿岛是一个十分浪漫多情的爱情之岛。我将这首小夜曲唱得缠缠绵绵柔情似水。有一天，一个朋友问我说：

　　“你知道绿岛是什么地方吗?集中营!”

　　一语惊破梦中人。我惊惧莫名，从此，有许多年，我不再唱这首让我害怕的歌。

　　这一晚，我丈夫知道了，眼前这三个人，大黄先生，小黄先生，虬髯诗人骆先生，都是从新加坡的“那个地方”回来的人。

　　青岛啤酒泛着雪一样的泡沫，我丈夫心里也像落了雪，有一种凛冽的感觉。原来在这富足安详、风光如画的岛屿之上，竟也有过血火的酷烈青春。不错，这三人，大黄、小黄，还有骆先生，都曾经是热血青年，有着左翼的革命的理想。那当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革命，似乎是所有热爱自由、仇视不公的热血青年的宿命。而在他们那里，“革命”还有着另一层意义，那时，汉语是被禁止的语言，可他们却坚持用汉语书写、表达，他们和汉语一起罹难。

　　“我关了八年。”小黄先生对我丈夫说。

　　大黄先生六年。骆先生最短，五年。

　　游船和红灯，将新加坡河装点成一条不夜的河，而稍远处，大洋则是黑色的。海岸线璀璨的灯火，人间的灯火，远远没有力量能够穿透大洋深不可测的伟大的黑暗。在这微如芥豆的光明的岛礁之上，萍水相逢的人原来也能够这样肝胆相照。酒酣耳热之际，“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水到渠成的来了，讲述者是坐过八年牢狱的公司职员小黄先生。

　　这是学长的故事，小黄先生这样说道。小黄先生的学长是何许人?这就说到了《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里有一个情节，叫“常青指路”，对于小黄先生来说，学长就是那个洪常青式的指路人。小黄先生从乡下考进城里的大学，报到第一天，在校园里，他向一个人问路，那人接过他手中的藤条箱顶着骄阳将他送到了他要去的地方。一路上他们闲谈，他说，这地方可真大呀，那人回答道：“是啊，长安大，居不易。”

　　这个人就是学长。

　　学长是生来做领袖的那种人，他念经济，却熟读诗书，在学生组织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还主编着一份叫做“启明”的校刊。听这名字就知道那应该是一份激进的刊物。他约小黄先生

　　写稿——从此将这个青年这个渔家的儿子带进了热情似火又崎岖险恶的命运之中。

　　学长是个美男子，一张典型的马来人种的脸，轮廓十分鲜明，两只深凹的大眼睛果真如启明星一样聪慧、明亮。一笑，洁白的牙齿晃得人眼痛。这样的男生注定是要被女人爱的，校园里，喜欢学长的女生何止三个五个!有不少女生参加集会游行等激进的活动据说初衷就是为了追随学长。“爱情”使她们忽略了这其中最严峻和严酷的东西。后来，学长恋爱了，他爱上了一个一年级的新生，一个花朵般娇嫩的女孩儿，学长毫无创意一见钟情地爱上了这个娇小的姑娘，从看见她的第一眼，到一生。

　　姑娘有个十分小家碧玉的名字：美玉，唐美玉。

　　唐美玉是个安静的姑娘，胆小，娇柔，不关心大世界大事情，对学长热衷的革命懵懵懂懂。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学长在她面前，不知怎么就变得安静了，缠绵了。学长仿佛是借着她的眼睛看见了从前常常被他忽略的事物，比如流云的美丽，比如露珠的晶莹，比如花的千姿百态。从前，在学长眼中，花其实是很笼统的一个概念，艳丽却模糊地好着，而现在，它们竟像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似的呼之欲出。它们仿佛都是她邻家的姊妹，她阿三阿四熟稔地快乐地叫着它们的名字：水塔花、凤蝶草、蓝猪耳、舞女兰、炮仗花……她甚至还熟知它们的脾性，比如那一簇簇的炮仗花，又叫黄金珊瑚，黄鳝藤，性甘平，可入药。它的花朵，能润肺止咳，它的茎叶，可清热，利咽喉。这是另一个世界，他从前无暇顾及的，琐碎、细微，却另有一番辽阔和幽深。

　　这个世界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鬼。学长从不知道就在他的周围还有这样多的鬼魂出没着。在图书馆地下室、在实验室、在学生们寄宿的公寓。听上去这些鬼倒也没什么可怕，不过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却还留恋这个世界的亡人而已。这样的鬼故事在大学城在校园里就像传统一样代代流传着，生生不息。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自然是一对恋人，禁欲时代的恋人吧，都住在公寓里，男生住这边楼上，女生住那边楼下，森严的校规使他们不方便相见。于是，每天夜里，痴情的小女生就要煮一碗甜品给她的恋人做宵夜，一碗红豆粥，或是一碗酒酿圆子。每晚到固定的时辰，男生就从自己的窗口，垂下一只拴绳子的竹篮，小女生就把煮好的红豆粥放在篮中让他吊上去吃。夜夜如此，他们就用这种方式传递着彼此绵长的想念。忽然，有一天，因为一桩急事男生获准去找他的小恋人，他兴奋地来到女生公寓，公寓中的人们非常惊讶，说：“她不在了呀，她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男生更惊讶，说：“怎么会?我昨晚还吃她煮的粥呢!”原来，这个做了鬼的小女生仍旧夜夜回来，给她心爱的人做宵夜吃……

　　这样幼稚的故事，这样幼稚的鬼，常常让学长捧腹大笑。这种时候唐美玉就叹气，说：

　　“你怎么能不敬畏黑夜?”

　　她敬畏黑，因为黑不可知。她敬畏一切强大的、不可知的东西。他们手牵手在海边漫步，看黑夜是怎样彻底地结实地吞噬了大海。岸上的灯火，城市的万家灯火，在彻底的深渊般的黑暗边缘显得是那样虚张声势和孱弱。她依偎在学长身边，声音像在风中一样打颤，说：

　　“你怎么能不敬畏黑夜?”

　　抓捕是在一次反对某个法案的大规模集会之后，一天深夜，军警包围了校园，学长和小黄他们被带走时他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学长说：“告诉美玉，让她忘掉我。”

　　恐怖和仓皇中，也许人们忘记把这句至关重要的话转告这个娇小的姑娘了，也许说了也没有用，从此，唐美玉就开始了对学长的等待和寻找。她几乎是逢人就问：“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人人都看出突如其来的惊吓和打击使这个小家碧玉这朵温室中的鲜花凋谢了，她变得神智不清。她在校园里、街头、海边和码头四处游荡，她乘船到圣淘沙到布拉岗马地，她走遍了他们曾经去过的每一处地方，寻找他，到处向人打听他的踪迹。每天傍晚，她去“兰记”排队买他最喜欢吃的芋头糕，从前，他曾经一边吃芋头糕一边和她这样开玩笑，说：“要是有一天，我们失散了，你可别忘记，我会在我住的窗口，吊一只竹篮，那是我的记号，你看到这篮子，就放一块芋头糕进去，我就知道那是你来了。”

　　“不一定，也许是鬼，鬼放进去的呢。”

　　他笑了，搂着她娇嫩的、不堪一击的小肩膀，说：“鬼也是你变的鬼，世上最可爱的鬼，怕什么?”

　　如今，她真的手捧一块芋头糕，东西南北满城寻找一个垂着竹篮的窗口，她仰着几乎快要折断的脖子，跌跌撞撞，梦想撞上一个奇迹。可是，奇迹在哪里?人海中，万万千千个窗子，华贵的简陋的，璀璨的黑暗的，哪一扇也不是他的，哪一扇也不见竹篮的蛛丝马迹。她只好把芋头糕抛进黑暗的大海——上帝的大篮子里，她敬畏地无限信任地说：

　　“海，你是有办法的，只有你能把这糕带给他，拜托你了——”

　　终于，有一天，她等来了他的消息，是一封信，他的来信，只有短短的一行字，血字，写在撕下来的一块衬衫布上，他用他的血写道：

　　“美玉，好姑娘，把我忘掉吧，好好生活!”

　　她把这血书拿给认识的每一个人看，她说：“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多奇怪!”她怀揣着血书来到码头上，登上了一只船，一只轮渡，船行到中途时，她跳了海——她把自己投进了“篮子”里。有人听到这个疯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海，你能把我带给他，拜托你了——”

　　要到很久以后，学长才能知道这不幸的结局。他要等十一年，等四千多个日日夜夜，才能和这结局相逢。在那个“绿岛”似的岛屿上，四千多个夜晚，漆黑的海浪一浪一浪耐心地淘卷着他的青春，他的生命。他想起她的话，“你怎么能不敬畏黑夜?”白天，海鸥的叫声让他生出“自由”的遐想，他闭上眼睛小心翼翼地想象着蓝天下的她，嫁了人，生下了女儿，又生下了儿子，变得圆润丰满。这想象是痛苦的却又有一点英雄的豪情，牺牲的豪情。十一年之后，学长刑满出狱了。未满四十岁的他，已是两鬓苍苍，而当他终于从朋友那里知道了唐美玉的结局时，一夜之间，他像文昭关前的伍子胥一样彻底地白了头。

　　而生活在继续。

　　汉语不再是禁忌。甚至，变成了学校里必修的语言，它不再需要谁去为它牺牲和献身了。它变成了堂皇的困难，让如今的年轻人望而生畏和头疼。还有谁需要记得它蒙难的昨日?

　　生活在继续。

　　似乎，没有了沉重的东西。人们以“过来人”的姿态聪明地总结历史说：“十七岁以前不相信某某主义是没有活过，二十七岁以后仍迷信某某主义那就是白活。”

　　而学长不总结。

　　年复一年，他结了婚，成了家，有了一份虽然卑微却还能养家糊口的工作，过起了朝九晚五的平常日子。在人人焗油染发追捧青春的时尚大潮中，他始终顶着一头雪似的白发，这使他看上去有一种心不在焉的苍老和无可奈何的落魄。过去的同窗朋友们，大多都不来往了，除了极个别的几个，比如，像小黄先生这样也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