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森

　　唐先生

　　唐先生，名守德，字素心，是国内研究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名家。他生得高且瘦，两条腿特别长，一脸的连鬓胡，颇像唐吉柯德，同事和学生背地里称他为“吉柯德先生”。

　　他在中文系教的也是这门课，不过，本科阶段是选修，如果考了他的研究生，那才是术业有专攻了。他的名气在江南大学校园内并不大，但在社会上却是如雷贯耳，写过许多本极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开创了他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年纪、资历、学问都明明白白地摆着，称他为这个方面的“老头子”，是一点也不过份的。

　　他开的这门课，选修的学生很少（学生认为学了没什么用），少的时候七八个，最多也不会超过二十人。但唐先生脸色十分平静，上课了，准时地骑着一辆自行车而来。他骑自行车的样子很奇怪，坐凳放得很低，蹬车的两条腿显得很委屈，车一停，双脚就很富余地戳在地上了。他讲课前的第一句话必是“谢谢同学们选修了我的课”，然后旁若无人、神采飞扬地讲起来。有一次，听课的学生只剩下一个，其余的陆陆续续地开了溜，他依旧能神完气满地讲到下课铃响，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情。

　　他的课实在是讲得太好了，不但论述精确，条理分明，而且嗓音柔和。那种柔和，显出一种纯净，像潺潺的小溪水，抛掷出迷人的光泽。他在讲述各地的歌谣时，竟能原汁原味地演唱，比如陕西的“信天游”、青海的“花儿”、内蒙古的“爬山调”、湖南湘西的苗歌……他用瘦长的手臂一上一下地打着节拍，微眯着眼睛唱得很陶醉。

　　唐先生上课的时候，确实从里到外充满了朝气和睿智，但在平日的生活里，却有些迂，且倔。

　　有一回，头发长了，他在上过课后，骑车到校园里的一家理发店去理发。他把车锁在门外，便一头撞了进去。理过发后，出门一边想着一篇论文的撰写，一边信步走回了家。第二天他到院子里找自行车，没有了！他断定这车被贼偷了，便到保卫处去报案。过了几天，是一个下午，他又经过那家理发店时，发现了他的自行车好好地立在门边，不禁大喜。他决定在不远处守候，这小偷定然是在理发，待小偷取车时，不是可以人赃俱获吗？守候到夕阳西下，理发店该关门了，还没见小偷出来取车，他只好走到门口去看，里面除了一个理发师，没有其他的人。他认为一定是小偷发现了他，开溜了，于是叹了口气：罢了，便宜了这小偷！然后，用钥匙打开锁，骑着车“得胜回朝”。

　　唐先生的倔，也是非常可爱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华国锋同志成了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在他工作过的山西交城，忽然挖掘出一首许多年前就已流传的民歌：“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来了个华政委……”电台播放，报纸登载，闹得沸沸扬扬。唐先生一下子认真起来，说：“这是伪造的民歌，曲是原来的，词是现在改写的！”他还说这首民歌的原词是：“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的姑娘有多美……”

　　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开始，唐先生的这番说道是犯大忌的。中文系的领导马上找他谈话，晓以利害，暗示他是这方面的行家，应该以他的学术地位论证这首民歌的重大意义，是人民对于华主席的衷心歌颂。唐先生说：“我不能这样做！”

　　然后，头一昂一昂地走了。

　　晚年，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民歌原生态的篡改与政治上的“造神运动”》。唐先生在过完他的八十寿诞后，因偶感风寒，平平静静地故去了。

　　他的一个朋友，给他写了一幅挽联：

　　以心守德，春风化雨；

　　持节归山，博著等身。

　　章先生和段先生

　　中文系有个“微澜票社”，聚集着一群对京剧如醉如痴的票友，规模不大，却行当齐全，有文场（京胡、月琴、笛子等）、武场（锣、鼓等），有生、旦、净、丑和龙套。每个星期天的上午，男女老少聚在一块，或单个儿唱，或排练一些折子戏，坚持了不少年头。

　　教宋词而且特别推崇“婉约派”的章一尊先生，就是一个地道的票友。他是一个大块头，面白无须，两个耳朵很长，几乎垂肩；嗓子却是又甜又脆，攻的是旦行，对“梅派”理解尤深，比如演唱杨贵妃、苏三、虞姬、白素贞的名段，常常满座叫好。

　　章先生是“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生，毕业后就留在中文系了。他的导师是一位研究宋词的权威，耳提面命，自然是继承衣钵无疑。听课的少男少女们说，如果闭上眼睛，光听章先生讲课的声音，常会产生错觉：酷似在一个春天的园子里，一个多愁善感的佳丽在娓娓叙说衷曲。章先生业余没别的爱好，除了看书和考证，就是唱京剧了。

　　有人说，他常去票社，为的是可以亲近段秋水先生。

　　段先生是个女儿之身，比章先生小两岁，是教唐传奇的，长得很秀气，嗓音却很宽宏。很奇怪，她喜欢花脸这个行当，唱窦尔敦、关云长、楚霸王的名段，可以说是遏云绕梁，余音不绝。

　　章先生和段先生虽同在中文系，但各有各的专业，各有各的课时，见一面并不容易，能真正大大方方地接近，说一说京剧这个共同的话题，只有在票社。

　　“段先生，您早。”

　　“您早，章先生。”

　　他们坐下来，隔着一段距离，趁着这时候安静，说一会儿话。

　　“段先生，这一向可忙？身体可好？您好像有点疲倦。”

　　“正在写一本小书，出版社催得紧。您呢？还喜欢熬夜吗？”

　　他们彼此都觉得很温馨。

　　章先生总想在某一天改一改对方的称呼，不叫“段先生”而叫“秋水”。但下了无数次决心，就是没有叫出口。段先生呢，也曾想过，什么时候主动提出去章先生的“府上”看看，却一直羞于启齿。

　　他们都在等待—个机会，既顺理成章、不失身份，又有一种古典的氛围。票友们陆陆续续地到了，乐声也响了起来。

　　章先生唱《贵妃醉酒》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东升……”

　　段先生听得很投入，到关键处，宏亮地喊了一声“好”。

　　过了一阵，段先生站到琴师旁边，唱《坐寨盗马》中的“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

　　章先生频频点头，真不敢相信这声音是从那个秀气的身躯里迸发出来的，很有点当年金少山的味道，便轻轻地鼓掌。

　　到了中午，大家又该散去了。

　　章先生站在门边，等段先生先走，说：“您走好，下次见！”

　　“谢谢，下次再听您唱，真过瘾。”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都上五十了，他们依旧是金牌“王老五”。

　　离教师节还有两个月，学校决定搞一次教师的文艺汇演。中文系有一个现成的票社，自然是摩拳擦掌，要排—个折子戏《霸王别姬》，段先生饰楚霸王，章先生饰虞姬。钱也批下来了，置办戏装、道具，忙得不亦乐乎。

　　粉墨登场毕竟不同于平日的唱着玩儿，必须认真地排练，于是，每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票社的全体成员都得来。

　　这两个月，正是夏秋之际，天气奇热，但章先生和段先生精神亢奋，在导演的指挥下，唱腔、道白、身段、台步，一遍一遍地练习，从不肯马虎。这是一出“对儿戏”，台上的主要演员就他们两个，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会有无限的意味，他们觉得彼此的心似乎贴近了许多。演到虞姬自刎时，双方的眼里都是泪水了。

　　真正彩排是在教师节的前一个夜晚，在大礼堂的舞台上。

　　平日里的排练是“素面朝天”，一旦化了妆，在鼓乐声中登台，章先生和段先生突然觉得不自在起来。苗苗条条的段先生，成了男人气十足的楚霸王；而大块头的章先生，却变成了凄美的虞姬。先前排练时的角色转换，只是声音不同而已，但一旦化了妆着了戏服，就变成非常直观的形象了。他们都觉得心里很别扭，也失去了燃烧的激情，戏是勉勉强强彩排完的。

　　原本，他们都想在彩排后，卸了妆，相约到校园里走一走，月朗风清，表露一下心迹，现在他们都没有这个兴致了。

　　教师节的晚上，在正式演出时，台下看戏的学生们面对着显得孱弱的楚霸王和过于肥阔的虞姬，忍不住发出一阵阵低笑。在那一刻，章先生和段先生都明白了：他们再也走不到一块了。假如，章先生饰楚霸王，段先生饰虞姬，从外形到内质，都给对方一种真实的心理感受，也许这事就成了。这么多年来，他们生活在自己假想的角色里已深不可拔，艺术的审美替代了平常生活的需求，这是他们的悲剧。

　　他们还是照常去参加票社的活动，彼此见面还是那么彬彬有礼。

　　人们都很奇怪：他们怎么就不能成为一家人呢？

　　吉先生

　　吉先生的名字很怪，姓吉，名吉，在中文系开一门很冷僻的课，专讲中国方言。这门课居然很受学生欢迎，第一是吉先生的口才好，在语言上有特殊的天赋，他能讲许多种方言，惟妙惟肖，有人说他如果去说相声，定能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大腕。第二是吉先生为人很随和，没有架子，永远是笑眯眯的样子，对生活有一种相当达观的理念。

　　他业余最大的爱好，是逛古玩市场，专找那些小摊子转悠，不时地买回一些小玩意，如印盒、印章、玉环、玉佩之类，用行话说他收藏的是杂项。许多年前，他买了一块田黄印石，很得意，时刻带在身上，逮着谁必拿出来显耀，看过的人都说这是一块黄玉，不是田黄，他哪里肯信，依旧高高兴兴地让人欣赏。那时，当过他硕士导师的甘辛老先生还在世，说：“人说是假，他自认是真，并以此得到愉悦，正如佛理所称‘境由心造，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甘老先生最不满意吉先生的，是他的“述而不作”，课上得好，讲义也写得精审，而且时有新鲜见解，但很少加以整理，形成论文和论著。吉先生在这一点上相当固执，他说只要学生听课有所收获，这就行了。

　　吉先生当了好多年的讲师，尔后还是甘辛老先生据理力争，以他在中国方言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内不避亲”，好歹让吉先生升了个副教授。不久，甘辛老先生魂归道山，吉先生在副教授这个职称上就再也没有挪过窝。

　　吉先生五十有五了。

　　在导师生前，吉先生每周必有一次上门请教，导师坐着，他坚持毕恭毕敬地站着。导师故去后，他还是每周一次去向师娘请安，不落座，站着问师娘身体如何、生活如何？

　　师娘说没见过这么义道的孩子。

　　师娘说：“你老师走前最挂念的是你什么时候升上教授。”

　　吉先生说：“做学生的很惭愧，辜负他老人家了。”

　　“他的学生居然还是个副教授，人家不奇怪吗？”

　　“是奇怪，也……不奇怪。”

　　师娘叹了一口气。

　　有一天，师娘忽然从柜子里拿出一大叠讲义稿，里面还夹着一个大信封，上写：给吉吉小友。

　　“是你老师留给你的，他让我过几年再交给你，你仔细读读那封信。”

　　导师在信中说，这是《中国方言渊源丛考》一书的书稿，其中有许多见解取自吉吉平日的言谈，有许多资料是吉吉帮助收集的，希望吉吉整理此书交出版社，可著两个人的名字，以便将来评职称。

　　师娘说：“你就听一回你先生的话。”

　　吉先生点了点头。

　　为整理这部书稿，吉先生花了三年的课余时间。

　　他把那块自认为是田黄的印石，收进一个木匣子里，再也不让人鉴赏。他也没有兴趣去逛古玩市场了，一心一意地整理书稿，补充资料，认认真真地考订，一字一句地推敲。

　　然后，他把重新抄写的书稿，交给了江南大学的出版社，只署了导师甘辛一个人的名字。但他写了一个情文并茂的“代后记”，准确地评判了导师一生的学术成就，深情地回忆了导师的音容笑貌以及对自己的教诲和提携。

　　书出来后，他恭恭敬敬地把样书和稿费交给了师娘，说：“请您原谅，我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其实这本书，老师生前完全可以整理出版的。他为了鞭策我，故意把这工作留给我来做，以便让我毫无愧疚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我感谢他，但我决不能这样做。”

　　师娘说：“你呀，你呀。”

　　六十岁的时候，吉吉退了休。如果他是教授，可以干到六十五岁。

　　退休了的吉先生，没有任何怅憾之色，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他觉得他这一生很值。

　　他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逛古玩市场了，而且是和退休了的老伴一起去。

　　儿子去了美国留学，学的是生物工程的热门学科。

　　日子真正地轻松下来。

　　有一次，吉先生和老伴在一个小摊子上，买到了一方端砚，上面有铭文，是明代一个稍有名气的画家用过的，开价一千元。吉先生狠了狠心，砍价到八百元。小贩说：“就冲您这个眼力，我服！成交吧！”

　　吉先生的老伴问：“是真的吗？”

　　“那还有假？我就认定他是真的了，谁说也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