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医翻译引起国内学者关注，对此做出了卓著的成绩，包括《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和 《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等中医英译标准推动了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化，对中医英译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本文从《红楼梦》切入，基于绍兴文理学院的“《红楼梦》汉英双语平行语料库”，选取几个中医术语翻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医英译中的译者因素。
一、中医英译的认知
D. Sperber和D. Wilson在《关 联：交 际 与 认 知 》（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提出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指出话语理解不能脱离语境，而认知语境与语言使用相关，涉及情景场合、上下文语境以及背景知识的认知。关联理论中，交被际定义为“明示——推理交际”：明示是交际者角度； 而从推理则是交际对象角度。中医英译中，原文是明示，通过译者和译文读者的推理可以达交际中医文化。为激活目标受众相应的认知语境，中医英译就必须对元认知语境进行转换和传递，从而译文读者就可以得到最小付出下的最大关联。中医既是自然科学，也是人文科学，治病救人之外也蕴藏中华民族之文化。从文化学角度来看，中医不同于西医的文化形态。它蕴含着神秘的东方色彩，有其成熟的理论体系、哲学基础、文化内涵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各种联系。因此在考量中医英译的方法时，首先就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理解和诠释。将传统文化因素纳入认知语境所考量的范畴之中。不同于文学或其他科技文体的英译译，中医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文本的模糊性、文学性、修辞性等特点。英译自身就涉及了文化、文学、语言等诸多方面。在Gutt看来，翻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好是作为交际来处理，翻译既是一种语言的跨越，又是文化的跨越。因此，中医英译译并非只寻求一个语义对等，它更需要译者在跨文化的思维中将原文本的认知语境进行转换和传递。
由于目前译界尚未完全统一中医英译标准，笔者认为语言本身、地域文化、心理认知以及审美价值的差异都会导致翻译的千差万别。随着语用学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我们逐渐发现语义传递并非语言的唯一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话语进行一些间接言语行为，一些不能从语言结构中解释的内容也随之传递出来。传统结构主义所倡导的语码模式（code model）并非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关联理论指导下，译者找到原文本的最佳关联，从而实现原文本最大程度被转换成等效功能的译文。对于译文，读者的评价往往要根据自身的文学素养以及审美能力去把握译者所传递出的信息。英译中，译者需要在充实言语刺激的同时，对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做恰当了解，并在英译结果中加以充实再现。为了实现中医英译音位和文本的成功跨越，使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得到成功交际，译者成了这一过程的关键因素。这样的语际交际不仅要关注单个的词语意义和句法结构，更重要的是要读者通过译者解决语用和文化障碍。中医英译译的最终目的是其语用意义，即让读者学会中医的基础理论、熟悉表达、辨证论治以及病因、病机等从而达到理解中医、学习中医、使用中医治病的目的。因此，只有与中医最佳关联的、语用充实的英译才能使听话人的效果最佳。
二、《红楼梦》部分中医英译的特点与方法
（一）直接翻译
在《红楼梦》中多次提到了一种药丸叫“冷香丸”，通过语料库检索我们可以看出其翻译为“Cold Fragrance Pills”。无论是杨译本还是霍译本并无什么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两个版本在这一药丸的认知上是一致，无须翻译的叛逆或语用上的充实。再如，“人参养荣丸”从语料库中可以看出霍译本和杨译本均直译为“ginseng （tonic） pills”。 显然，两位译者在这两种药的翻译上是基本一致的。对于中医丸剂的翻译统一用了“pill”。可见“pill”一词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译者是可以达到翻译的一致的。 类似这样的表达就可以保留成为中医对于西医的完全对应词汇。杨译本的两个译文有所不同，一个为“gingseng pills”而另一个为“gingseng tonic pills”。霍译本的两个译文都使用了“Gingseng Tonic Pills”。从语用功能上来说，“tonic”一词的使用突出了该药的具体功效就是“补剂”，这与中医对于人参的药用功效的认知是一致的。“冷香丸”按照药的性征命名，而“人参养荣丸”则是按照药的成分和作用命名。这样的药名可以通过直接转换的方式达到交际的效度。
（二）间接翻译
对于“调经养荣丸”这一同样是以作用命名的药丸来说杨译本仅以“the fortifying pills”来表达，而霍译本则译成了 “a course of pills designed to regularize her periods and make some new blood to replace the quantities she had lost.” 显然，杨译本根据前文提及的内容做了删译的处理，而霍译本则针对译文读者的认知度对此部分进行了语用充实的处理，让译文读者更清晰的读到了药丸的实质作用是调经补血的。此二种翻译虽都属于意译，但明显由于存在的认知语境不同，两者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翻译方式。由此可以得知，翻译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它的这一特性就决定了中医翻译不能被一些条条框框的设置所固定，其翻译的风格可以是多样的，形式表达也会千姿百态。中医翻译的方法也不能简单的地归到直译或意译、同化或异化的范畴，往往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再如对“疗妒汤”的翻译上，杨译本和霍译本亦存在不同。首先对于这种药的形式“汤”字，似乎杨本只提及“cure of jealousy”， 并没有选择此药的剂型为汤剂而用“decoction”这一中医通用词汇；同样，霍本放弃使用中医的专用剂型词汇“decoction”，却用了一个颇为专业的表达“Pirum saccarinum”，将此汤药中的主要成分“梨”用拉丁文“Pirum”来表达，而用“saccarinum”这一个拉丁语形容词表示“sweet”的含义，所以回译过后，此汤药名就为“甜梨”，与原文本中的“疗妒汤”的语用功能无法对等起来。经过仔细比较分析，杨本英译无直译“汤”成“decoction”，但对于一部文学著作来说，这样的一个中医符号已经不再是药名或药的成分本身了，它更多承载的是这个符号的意指功能。因此，杨译本选用汤药命名原则——药效（疗妒）——作为翻译的标准。霍本在处理这个药名时，摒弃了原文本的命名原则以及语用功能，完全从同化的角度，使用拉丁文进行翻译，这与现在流行的西医药品名的表述比较一致，直接对该汤药的成分加以说明。不难看出双方的立足点和刺激点完全不同。
此外，文中写到“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在计量上两译本也存在差异。首先，有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译者在数量表达上有差异处理。明清时期，采用16进位法，即一斤＝16两＝160钱。 “一钱”约3.125克。杨本、霍本都没将一钱直译成“one qian”或“three grams”。杨本用西制单位盎司换算，“one fifth of an ounce”用来表达“二钱”约为2.8克左右。用“one tenth of orange Peel”表示“一钱”陈皮，更是一个模糊概念，似与中药方中的计量有所出入。霍本采用西制中较小的计量单位“dram”——打兰，一盎司=16打兰，所以霍本直接将一打兰等同于一钱，也并不十分精确。“陈皮”是配方之一。杨本直接翻译成原料皮——“orange peel”，霍本根据性状翻译成“bitter-peel”。由此，译者对“陈皮”的中医语境认知是否完整值得思考。在做法上两种译文亦有不同。杨宪益用了“boiling”，霍克斯用了“simmer”。内涵上似乎霍克斯的“慢煮”要比杨先生的“煮开”更为贴切些。
此类对比例子还有很多，不一一举出。
三、译者化的中医英译
译者的生活经验差异、所处的地域风俗、信仰的文化、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同都从各方面影响着他们的译文表达。中医文化中更负载了中国古典哲学、医学、文学等等各方面的文化，对于译者来说，对于中医语境的认知程度也会影响译文的精准表达。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同样每个读者对中医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中医英译必定会因为译者的文化身份而产生变化。译者文化身份的构建，也就是对于中医文化的认知，直接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在中医药跨文化传播中，译者应当注重自身的多重身份，要有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也要有对他者文化的认同，更要在翻译中达到两种文化的趋同和交流。
目前，翻译界对中医翻译的标准还是有争议的阶段，因此笔者认为译者的主体作用要充分发挥，即充分发挥译者的知觉、信息加工及言语理解的能动作用；但为了让自己的译文更客观，译者也要不断中医文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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