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森

　　崔牛皮

　　在湘中的红星木材厂，崔牛皮是个名气很大的人物。全厂上上下下千把号人，没有哪个不知道他。

　　崔牛皮当然是绰号，他的大名叫崔大兴。

　　这个厂工种相当多，木材加工方面，有锯木工、机木工、钉箱工、家具木工、雕花木工、烘干工；机械维修方面，有电工、钳工、车工、铣工、钻工、刨工……还有一个又苦又累且风险很大的工种：放排工。

　　崔牛皮就是放排工。

　　木材厂每年要消耗大量的原木，而原木只可能从远离城市的林区运来，比如盛产杉木的湘南江华林场，盛产杉木和松木的湘桂边界的莽山林场……那时陆路运输极不方便，于是水运成了最实惠的考虑，也就有了放排工这个工种。放排工也就几十个人，轮番着出差，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先是坐火车或汽车(有时还要步行)到达林场，让林场工人把伐下的原木运到溪河里，由放排工扎成一块块的木排，并在木排上面搭盖临时的窝棚，以备住宿、做饭之用。风风雨雨，惊涛骇浪，经过几十天的漂流，才到达红星木材厂门口的码头。

　　放排工一般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技术，但身体壮实，识水性。当然，也有属于惩罚的对象，“贬”到这个行列中来的。崔牛皮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是个高中毕业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身体又瘦又矮。原先他是当电工的，腰里挂着剪丝钳、电工刀、试电笔，挺潇洒。于是，很多人觉得他不能沾这个光，应该到艰苦的环境去改造思想，他不当放排工谁当崔牛皮似乎毫无怨言，干活也从不偷奸躲懒。只一条，就是爱吹牛皮，海天海地，让人听了直想笑。吹牛皮又不犯法，何况还可以给人带来快活，他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我认识他，是在1965年秋，刚刚进厂当刀具钳工的时候。

　　有一天，我到传达室去取信。只见小小的传达室里挤着许多人，人群中央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青年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窄脸、细眉、阔嘴，穿着一身还沾着泥点的帆布工装。他扬着手，喷着唾沫，大声说：“你说怪不怪?秋天水浅，木排就搁在石滩上了，好像生了根，动也不动了。大家都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你们都坐在窝棚里歇口气，让我来!我脱了衣服，跳下了水。水不深，我脚踏实地后，用肩顶着木排的尾端，运上一口气——我小时是练过气功的，只听见呼啦啦一声响，木排像箭一样从石滩上滑出去几十米，一下子就落到了深水里。”

　　所有的人都笑起来。

　　有人打趣说：“崔牛皮，一块木排几百根杉条，几十吨重，你一推就动了，鬼才信。”

　　崔牛皮说：“不信?你去问!我是从来不吹牛皮的。”

　　笑声盈满了一屋子。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到了1967年，观点不同的派别，由“文攻”上升为“武卫”，手里竟然有了枪，不时地会发生一些小规模的“战争”。红星木材厂也变得热闹起来，有了许多隶属于市里的群众组织，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红色政权保卫军”、“青锋”……厂里的生产也停顿了，没人去上班，大家一门心思去搞“革命”了。

　　崔牛皮加入了厂里的“六号门支队”。

　　市里的“六号门司令部”，成员主要是码头工人、运输工人，继而扩展到一些活计比较笨重的行业。厂里的“六号门支队”几乎都是放排工和勤杂工。

　　这个支队曾听从司令部的调遣，和其它支队一起，在郊外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听说打死了对方好几个人。崔牛皮扛着一支“半自动”步枪，随着“六号门支队”，洋洋得意地凯旋而归。

　　那是个夏日的黄昏，我正在厂门口和几个青工聊着天。

　　崔牛皮大声说：“我回来了!今天打仗真他妈的痛快!”

　　大家忙围了上去。

　　他拍了拍枪，说：“这枪好，当然，我的眼力更好，我一枪就打倒了两个人!”

　　“怎么会打倒两个人?”有人提出疑问。

　　崔牛皮有些不屑了，说：“土鳖!子弹从第一个人的身体里钻出来，又钻进了第二个人的身体——这下子你懂了吧?”

　　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到粉碎“四人帮”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全国上下开始了“清理、整顿”的运动。红星木材厂进驻了市里派的工作组，号召全厂职工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揭发，厂门口和宿舍区到处挂上了“检举揭发箱”。

　　崔牛皮突然被宣布“隔离反省”，因为他对很多人说过他曾一枪打死过两个人，命案在身啊。

　　崔牛皮自然是痛哭流涕，死不认账。

　　在一次全厂性的大批判会上，崔牛皮站在台上，胸前挂着一块黑牌子，上写“致死人命犯崔大兴”，“崔大兴”三个字被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崔牛皮在大家的检举揭发之后，突然跪了下来，说：“我这张臭嘴大家是知道的，要不怎么喊我是崔牛皮?那次武斗我是去了，但一听到枪声，吓得一脬尿就下来了。我只对天放了两枪，就躲到后面去了。天啦，一粒子弹怎么可以打死两个人呢?这是基本的常识啊。”

　　然后，他就对着台下磕起头来，磕完了头，又拼命打自己的耳光。

　　崔牛皮被“隔离反省”了三个月，直到市里的综合调查有了结论，那几条人命都找到了出处，才被恢复自由。

　　从此，崔牛皮再也不吹牛皮了。但他随便说什么，即使一点也不夸张，大家也仍然认为他是吹牛皮，谁也不肯相信他。他只好三缄其口，把什么话都闷在肚子里。

　　我是1978年秋调离木材厂的，到本市的一家党报去当副刊编辑。

　　1984年春，我即将去北京的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读书。崔牛皮突然到报社来找我，这使我很惊讶。

　　崔牛皮这时已经五十来岁了，穿着不怎么合身的西装，说话慢条斯理。他告诉我，他已经留职停薪了，在江华林场承包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木材加工厂，按合同每年上交30万元，只要运行起来，年可以赚百把万元。就缺技术工人，他到厂里去动员一些退了休的工人和愿意留职停薪的人，到他那里去工作，每月工资不少于八百元，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都认为他在吹牛皮。

　　“聂老师，你能不能在报上写篇文章，为我作个说明，让他们相信我?”

　　我笑了，然后摇了摇头。

　　这可不是好玩的，江华离这里很远，崔牛皮的话谁敢相信呢?在当时，八百元一月的工资，已经够高的了。倘若我写了文章，将来不兑现，这责任我如何担当得起？

　　我严肃起来，说：“老崔，你得吸取教训呵。何况，我又要离职去读书了……”

　　崔牛皮站起来，叹了一口长气，说：“打扰了，对不起。其实我不是找不到技术工人，我是想帮大家个忙，厂子这么重的负担，森工行业正走下坡路，总有一天会不行的。”

　　崔牛皮走了。

　　后来，我听说崔牛皮到湘潭和长沙的木材加工厂，招聘了一批工人。他的厂子办得非常红火，工人的工资都在八百元以上。

　　红星木材厂的工人碰到我，总是说：“谁会想到崔牛皮这一回竟没有吹牛皮呢?”

　　柯吊

　　“吊”，在湖南方言中，有着很多的含意，其一是“吊儿郎当”的缩写，调皮、顽劣，什么事都漫不经心；其二是言行举止不同一般，仿佛“木秀于林”。

　　柯太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大伙都称他为柯吊。

　　我和他同在红星木材加工厂的锯木车间，他是锯木工，我是刀具钳工。他比我进厂略早一点，是1964年。

　　柯吊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一米七五的个头，高挑而不单薄。眉毛细长，鼻梁高峻，脸型是方中带圆。说一口湖南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车间一百来号人，说普通话的只他一个，可见他是非常时尚的。

　　锯木也是个苦活、累活，虽说用的是带锯机，成圆圈状的带锯条绷紧在上下两个铁轮子上，用马达带动着飞快地旋转，但必须由机前和机后两个人用双手推送和接递粗大的原木，原木又刚从河里传运上来，湿淋淋、脏乎乎、沉甸甸的。当原木被锯成各种方料、木板时，锯屑飞扬，呛人口鼻。所以锯木工的防护用品特别多，除厚实的帆布工装和蓝色工作帽外，还配有防护白平光眼镜、袖套、长统雨靴、手套、口罩。在夏天，锯木工往往喜欢赤膊上阵，打着赤脚，只穿一条裤衩(车间里几乎一色的男性)干活。

　　柯吊基本上是看不起这些防护用品的，那种和尚领的工作服，他往往要送到裁缝店加上好看的大披领，而且从不戴袖套(他说那是乡下人用的)，从不穿雨靴(他穿自买的白球鞋)。那种防护白平光眼镜，他往往会添上一点钱，到眼镜摊上换回浅浅的有色眼镜，以便增加自己的风采。他当然不戴工作帽，他的发型是自己对着镜子，用烧热的火钳，烫出的很有气势的大背头。夏天上班，他从不打赤膊，而是穿着白衬衣、白棉绸长裤，足蹬白色的球鞋，成为车间里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还罢了，关键是上班就没个准定，一星期总要请二三天病假，忽而胃痛，忽而腰痛，谁都拿他没办法。

　　在当时，他是一个典型的后进青年形象。可他出身好，也不犯政治上的错误，他就这么混日子，你能把他怎么着?大会批评，小会帮助，他一律含笑点头，态度倒是蛮好，但却是坚决不改，让说他的人倒觉得是多事了。

　　柯吊和我住在同一个单人宿舍里，下班后，见我坐在桌子边写写读读，便会充满同情地说：“干嘛苦自己?谁的日子不是一天一天地过?该快活就快活，这叫及时行乐。”

　　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接着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串联。只要有学生证和学校开出的证明，坐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

　　有一天深夜，柯吊从外面喜孜孜地回到宿舍，摇醒了睡得正香的我。

　　“喂，有好玩的事，你去不去?”

　　“什么好玩的事?”

　　“我们出去串联吧。”

　　“我们又不是学生。”

　　“蠢宝，可以装扮成学生呀。我借了两个学生证，还让他们开出了证明。

　　起来起来，今晚就动身，凌晨两点钟，车站正好有一趟去上海的火车。”

　　“我们不上班了?旷工?”

　　“还上什么班，这机会难得，免费玩世界。旷工?谁敢记我们旷工?这些头头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我还是摇了摇头。

　　他冷笑一声，然后拎了个旅行袋，一溜烟走了。

　　柯吊在外面玩了两个月才回到厂里。

　　头头问：哪去了？

　　他说：“搞革命去了!斗走资派去了!”

　　果然没有人记他的旷工。柯吊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日子，懒懒散散，快快活活，他甚至连找对象成家的兴趣都没有。

　　后来我调离了红星木材厂去报社工作，与柯吊再没有什么往来。

　　1984年初夏，当时我正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读书。有一天，柯吊忽然提着一个旅行

　　袋，风度翩翩地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

　　“喂，是我，我是柯吊！我听说你在这里，正好到北京来玩，顺便来看看你。”

　　我当然十分高兴，正是吃中饭的时候，忙让他放下行李，领着去了校门外不远的一家馆子，叫了几个四川莱和几瓶啤酒款待他。

　　他依旧是那么爱打扮，短袖白衬衣，咖啡色的长裤，枣红色的皮凉鞋，显得又年轻

　　又英俊。算算他的年纪，也应该三十好几了，该成家有孩子了。

　　三杯酒下肚，我拐弯抹角地问：“是出公差?嫂夫人怎么舍得你”

　　他很大度地说：“风里来，雨里去，清清爽爽一个人。

　　我是私费旅游，上班真腻味。假也没请，我就出来了。”

　　吃完饭，我们又回到宿舍。

　　柯吊说：“早些年串联到北京，玩得不仔细，这次专门来补补课。对不起，我每晚就和你挤着睡吧。早饭后出去，晚饭前回来，你说好不好?”

　　我只能答应。心想：柯吊居然可以几十年如一日吊儿郎当，也不容易啊!

　　在以后的日子里，清晨我买好早点，喊他起床享用，然后他匆匆地去玩长城、故宫、十三陵、北海、天坛、地坛……傍晚我等他回来，一起去吃馆子。我发现他晚餐吃得相当多，估计他是没有吃中饭。他说：“这次来，让你破费了，好在你不但有工资，还有稿费，吃你一点也不算什么。”

　　晚饭后，他到学校的澡堂去洗澡、洗衣。回到宿舍，说声太累了，上床便呼呼大睡。

　　柯吊一连玩了半个月，才决定返程。返程前三天，他让我给他订了个卧铺，钱由我先垫着，以后再还我。

　　我打的把他送到火车站。

　　他说：“这次玩，比串联时舒服多了，谢谢你。”

　　我说：“我只担心你回厂后……”

　　他打断我的话头：“无非开除我，我早就不想当这个鸟工人了。”

　　学校放暑假了，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我听人说，柯吊那次回厂后，果然被开除了。

　　厂长宣布开除决定时，他若无其事地叼着烟坐在下面，笑眯眯的。厂长的话音刚落，他就站起来，向四周的人拱了拱手，说：“兄弟就此告别了。”然后从从容容地走出了会议厅。

　　我再次碰到柯吊，是2004年年初，离过春节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刚从火车站送走一个友人，走出车站大门时正好碰见柯吊拎着一个旅行袋走过来。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并不显老，穿着猩红色的羽绒大衣，他现在在干什么我当然不想知道。但可断定他一定还是一个人——否则，在这春节前夕他是不会离家外出的。

　　“喂!”他高扬右手，很潇洒地跟我打起招呼来。

　　“又旅游去?”

　　“是啊，到东北看雪景去!”然后，他脚步不停地朝车站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