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林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创业的一百年，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寻根、文化寻旅、拥抱文化自信的一百年。烟雨楼畔、南湖畔的红船正是这百年历程的见证。

　　1953年，毛主席的专列经过了当年的嘉兴。当时的嘉兴县委书记许有三被要求来专列上汇报工作，许有三有些紧张，准备了大量的资料。他给毛主席汇报了工商业改造、土地改革的情况，但是，发现毛主席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一直望向南湖那一池秀水。

　　许有三就转换了话题，他说：“我们嘉兴老百姓想复制一下一大的那艘船。”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说道：“我们党当年就诞生在这艘小船上，这个船很小，但是，它的意义很大。”

　　一开始，大家以为“复制”船很简单的，然而实践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当年在江浙地区，这种网丝船的工匠师傅已经找不到了。同时这个船的主要功能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作为政治纪念。当年“复制”船的工作人员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当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个人回忆和记忆。她是浙江人，又参加了一大的筹备工作。

　　1958年8月25日，这个船才真正复制成功。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将它命名为“红船”，红船是具有天生的文化基因命脉的。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就把它给喊成了红船。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中第一次提出红船精神。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同其他6个常委，先去了上海一大会址，接着来到嘉兴南湖，他在南湖革命纪念馆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上海的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脉，中国共产党的梦想从这里启航，从这里出征，走向全国执政。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永远保持年轻。”

　　重温一大建党的过程

　　参加一大的基本上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当年打着北大师生暑期考察团的名义来上海开会的。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开会的地点？上海有法租界，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当年党小组分布情况是比较分散的，长沙、上海、北京，济南、武汉等遍布全国各地，同时上海是一个交通要脉，所以将开会地点定在上海。

　　开会地点定了，接下来要处理党代表的住宿问题以及具体的会议场地。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博文女校的校董徐宗汉是好朋友，此时正值暑假，学校宿舍比较干净，且比较隐蔽，遂提议代表们住在博文女校。除了陈公博，因为跟妻子刚结婚，住在附近的大东旅社以外，其他的党代表都住在了博文女校里面。

　　当年开会地点就在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李公馆，也就是今天看到的石库门建筑。

　　开会的过程，大家相对来说是很熟悉的，用董必武的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确实能够可以看出一大过程是很简单的。

　　7月23号，马林、尼科尔斯基来做总报告，因为我们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

　　7月24日，长沙、武汉、北京的各地小组，介绍了当地党员发展情况和组织建设情况。

　　7月25日、26日这两天是休会，由李达和张国焘来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

　　7月28日、29日、30日这3天都在讨论党的纲领和宣言。

　　因当时处于创党的初期，争论还是比较大的。

　　刘仁静19岁，会三国语言;李汉俊23岁，会五国语言。李汉俊不同意建党，一直在坚持说：“我们现在要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学，先到苏俄去考察，然后到欧洲考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大学研究清楚以后，再成立一个党也为时不晚。”刘仁静坚决反对：“我们今天坐到一起就是为了建党的，如果不为了建党，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的会议？”所以当年两个人的争论非常大。

　　后来法国巡捕会为什么上门巡查？今天党史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马林从荷兰坐船的时候已经引起了情报界的注意，是被跟踪过来的。第二种说法，按照王会悟回忆，当时是夏天，江浙地区特别热，所以窗户一直是大开着的。马林这个人天生的嗓门比较大，加上他发言用的外语，引起了在街外巡逻的法国巡捕的注意。

　　但总体来说，法国巡捕的上门打断了正常的会议，是不是马上转到嘉兴开会的？不是的。

　　当时第一个方案，是在上海再找一个地方接着开，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很快被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制止了，他们觉得上海已经成了一个是非之地，不能再在上海继续开会了。

　　第二个选择，不是嘉兴，而是杭州的西湖，选在了西湖边的智果寺，后来也被否决。否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智果寺不安全，而是杭州是一个风景旅游城市，来来往往的人太多，很容易情报泄密。

　　这个时候，王会悟提出了第三个方案，就是定在嘉兴南湖。将地点定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一个是作为伪装游船，不会引人耳目，且南湖人流量没有西湖多;加上王会悟是本地人，熟悉环境且在当地有熟人，万一出了事情，方便躲藏。

　　转移地点定了，代表们分成两批前去。董必武、毛泽东、李达、王会悟先到嘉兴，住在了院湖鸳湖旅社。到第二天，张国焘等其他党代表，出于安全考虑，买了到杭州的票，但是在嘉興提前下车。

　　到了嘉兴南湖，总体来说是比较顺利的。为防止法国巡捕二次盘问，李汉俊没有参会，加上陈公博也没有来，除了包惠僧和董必武提出要不要和孙中山合作时，有一个简短的辩论外，会议几乎没有争论。中国共产党就此成立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艘小船，这么一群普普通通的党代表，最终在中国民族大地上掀起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

　　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就充满了信仰、充满了纪律。当年13个党代表不是靠血缘聚在一起的，是靠着共同的信仰与崇高的理想。

　　我们整个建党过程、整个中华民族命运改变都是靠着这13个人由小及大，一步一步来改变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基因的命脉。它有自己特殊的魔力，也有自己特殊的魅力。

　　红船精神的内容

　　2005年，春节刚过，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省委理论中心组到嘉兴调研，听取了时任嘉兴市委书记黄坤明的报告。黄坤明介绍说：“我们嘉兴地区宝兴教育的一个特色，就是开展了红船精神的讨论和红船主题词的征集……”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后非常高兴，这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强调，红船精神不是嘉兴的红船，也不是浙江省的红船，它应该是全国的红船。

　　习近平总书记回到省里以后念念不忘，专门派了两个人再次到嘉兴调研，一个是后来跟他一起到北京去的浙江省委政研室主任舒国增，另一个是《浙江日报》的记者。他们经过充分的调研以后，撰写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初稿。经过习近平总书记的认真修改审定后，投给了《人民日报》。因为当时还没有红船精神的提法，《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审阅以后，慎重起见不予刊发。然后转投《光明日报》，《光明日报》当年的版面很紧张，尽管如此，还是腾出了第三版的整版将《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刊发出来。

　　红船精神是一个从地方到中央，从小众到大众，逐步在中国大地和中国共产党文化中发展的重要革命精神。

　　首先，它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

　　我们今天纪念黄帝，纪念我们的祖先，能够看得出来，中华文化是靠血缘文化来凝聚的。所以中国的传统节日，最重要的是春节;其次是清明节，“慎思追远，祭祀祖先”;再次是中秋节。但在西方的节日里，五旬节、复活节、圣诞节，是基于宗教的基础。

　　所以，我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有诺亚造方舟的故事，有上帝造人的故事，但是中国的文化都是人来拯救自己，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神农尝百草的故事，从历史图景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化里面比较强调人的力量，强调“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我们深知不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帮我们，而是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

　　其次，它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太行山的故事，想到愚公移山的故事。当年愚公提出要挖山，很多人嘲笑他，他说：“我这一代挖完了，我死掉了，还有儿子，儿子死掉了，孙子接着干，孙子死掉了，还有子子孙孙。只要血脉存在下去，我们这个山一定能够搬掉的。”这也是黄帝文化精神的一个体现。

　　我们跟西方文化一大不同，是西方文化讲政党轮替，而中华文化是讲究代际更替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从1921年建党的第一天，就写到了我们党的纲领上，写到了我们的旗帜上。我们坚定理想、百折不挠，一代一代的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为了人民谋幸福。所以我说，红船精神也拥有与生俱来的文化性，与生俱来的民族性。

　　再次，它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我们这个党为什么而成立，为什么而兴，为什么而繁荣？很容易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哲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的红船能不能驶得更远，取决于是否能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拥护与支持。

　　所以，我们能够从这几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图景里面，感受到红船精神、红船文化有自身所具有的民族性、文化性、领导性。

　　这艘船真正的长度是16米，宽度是3米，是浙江地区最普通的网丝船。但是，就这么一个小船，从最早的13个党代表、58个党员，发展到如今已经是14亿老百姓、9100多万党员的巍巍巨轮。

　　“红船精神”被称为革命精神之源，又被称为先进之源，是有其道理。就像我们今天说长江、黄河，从唐古拉山脉、从喀喇昆仑山脉发源。尽管后面有井冈山精神，有延安精神，有西柏坡精神，但真正的根源，来自于建党精神，虽然重剑无锋，虽然它很朴素，时间很短，但红船精神所孕育的源流是不能被改变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红船的图腾和红色地标，和井冈山不同，跟延安不同，跟太行陡山也不同，红船是在一块开放的地域里面展开的，不像其他的文物、红色地标一样，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沉浸性环境里面的。红船从来都是开放的，连接着历史，连接着现在，也面向未来。它是解决中国共产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关系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专门去圣彼得堡参观，瞻仰过俄罗斯的红船阿芙乐尔号，但是他说，俄罗斯的红船阿芙乐尔号已经去圣了，已经没有神圣意义了，但是，中国的红船一定要红下去。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的革命基因和命脉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船精神”的“红”不能去，去了“红”就丢掉了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的魂魄。

　　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哲理的重要性。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是在中华文化里面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人民是江山，江山也是人民。如果老百姓丧失了对一个党的支持，我们党也许就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先进性。

　　今天，红船精神的传播与红船文化的图腾是分不开的。

　　船的概念具有非常好的文化性，船在中国文化里面是简单而又特殊的，船的文化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吉祥和如意，船的文化象征着团结，应该有领袖，应该有舵手，应该有领导者，应该有启航员。我们每个人都站在这艘船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个船出一把力。这艘船意味着与人民的关系，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艘船并不是静止的，它根据阶段性的目标，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结合起来，劈波斩浪、扬帆启航、同舟共济，从此岸驶向奋斗的彼岸。

　　所以，船的文化看起來很小，但它的容量又是极其大的。尽管长只有16米，宽只有3米，但它蕴含了今天中国共产党核心思想的全部精神理论内涵。红船精神，无论是历史形态、理论形态、实践形态，都是和中华文化有机融合到一起的。

　　我们当年看红船精神，和今天站在一百年风口浪尖、时代潮流看红船精，是大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读出更多的时代感和历史的分量感。1921年7月23日，没有人把它称为红船，也没有人想到这艘船会带来这么大的历史意义，但是今天站在建党一百年的历史潮头，我们再看红船，我们知道这个民族已经坚定地拥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终于可以平视这个世界。

　　如今，一百年的波澜壮阔，建党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红船精神，对今天每一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历史启迪。

　　责任编辑/张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