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的命运相连相系，个人情感的波澜与民族的兴衰相生相融，乃古今恒常之理。

　　—— 题记

　　引 言

　　生而为人，便有了家。

　　父母给了生命，也给了一个家。

　　家是儿时的摇篮，家是风雨袭来时停泊的港湾，家是午夜不熄的灯火，家是远行时带上的叮嘱，家是喝口水也甜的地方哟，家是心中永恒的祝福。

　　家，无数个家组成了国；国，容纳了千万家。

　　然而，家也有幸福与不幸之分，正如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诚然，家也有穷富之别。殷实之家，锦衣玉食，享乐不尽；贫寒之家，缺吃少衣，愁苦相伴。

　　家是什么？作家洪荒有一首歌词《家》，朴实而深刻，令人回味：

　　“家是无法选择的载体/家是无法相约的聚集/家是无法理清的思绪/家是无法破译的奥秘/家是人生纵步的基石/家是人生固守的领地/家是人生成熟的砥砺/家是人生苦乐的交织/啊，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家就是一盘下不完的棋呀/家就是留在生命里鲜活的记忆//家是无法割断的血脉/家是无法抛舍的情丝/家是无法拆除的围墙/家是无法中止的沉思/家是人生满月的升起/家是人生奋飞的羽翼/家是人生歇憩的驿站/家是人生多彩的诠释/啊，家是什么/家在哪里/家就是一出唱不完的戏呀/家就是刻在人世间永恒的命题。”

　　我的家，在我童年的印记中是贫困的，贫困的家是我无法选择的，因为我无法选择父母。但我的家又是温暖的，因为有父母给我博大而深沉的爱。

　　有了家，就有了家族，因为父母的结合，实则是两个家族的结合，故家族在我的记忆里是不可磨灭的。

　　一部家族史，镌刻在我生命深处，那是先辈们留给我的一本厚重的书，是永不褪色的记忆。

　　一

　　清朝八旗，史书留载。何谓八旗？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其中正蓝旗伊尔根觉罗为满清八大姓氏之一。伊尔根觉罗·赵明臣，在翰林院供职，是名文官。翰林院是清朝为统治中国成立的满族人组织。因为统治一个偌大的国家，光靠满人是不够用的，故又启用一批汉人为朝廷服务，这个汉人组成的机构叫文书院。

　　伊尔根觉罗·赵明臣是正蓝旗的满人，所以在翰林院任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日本人绑架去东北，日本人想借溥仪之名进行侵华战争，溥仪也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来恢复大清。当时伊尔根觉罗·赵明臣面谏溥仪，不要听日本人的，日本人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溥仪不听劝阻，执意前往，伊尔根觉罗·赵明臣见清朝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便告假回家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推倒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有的军阀因憎恨满人统治，趁机杀了些满人。满人危难当头，朝不保夕，所以不少满族官员带着家人跑到乡下躲避，有的为了保住族人的性命，违心改用了汉姓。

　　伊尔根觉罗·赵明臣索性就叫赵明臣了，他迁往通縣永乐店西庄定居，把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一同带到西庄安置下来。其二弟叫赵德印，三弟叫赵德贵。赵明臣本名叫赵德荣，到翰林院时改称赵明臣，意为做一个明白的大臣。此时，经人介绍赵明臣娶了通县漷县镇龙庄村汉族人刘氏为妻，生下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取名赵文华，女儿名叫赵玉兰。这赵玉兰便是笔者的生身母亲，赵文华即是笔者的亲舅舅。

　　中华民国时，赵文华曾任北京朝阳区警察局局长，他恪尽职守，深得当地百姓的称赞。当时赵文华正是青春有为之时，自然有人青睐，经人提媒，娶了正黄旗爱新觉罗氏赵桂贞为妻。爱新觉罗氏属于皇族，高贵显赫，只是时过境迁，荣耀不再了。赵桂贞家以车行为业，其家境较为富裕。车行就是《骆驼祥子》里虎妞她爹干的那个行业。为了工作方便，赵文华迁至北京朝阳区杨家胡同定居。斯时赵明臣已然去世。赵文华与赵桂贞结婚后育有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取名赵长福，老二是个男孩，取名赵长禄。1955年，赵文华因病去世，其妻赵桂贞独自将两个孩子抚养大。时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赵长福长大后，嫁给京东燕郊东西柳河屯王文才为妻。乘坐现在京城的930公交车到天子庄园下车，再东走约二里地便可到西柳河屯。赵长福与王文才结婚后，生下三个孩子，大女儿叫王春芳，二女儿叫王春红，儿子名叫王义。王义成家后，其妻生下一女一男，女孩名叫王思雪，男孩名叫王天阳。

　　赵长福的弟弟赵长禄上中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分配到云南思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间参加文艺演出，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英雄杨子荣，平日劳动表现也很积极，因而深得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但其母赵桂贞寡居在家，好不孤独，幸得女儿赵长福经常回家看望。但老人家想儿子，望眼欲穿，经常独自一人在家哭泣。好不容易等到国家政策改变，知识青年返城，赵长禄才得以回到母亲身边。尔后，赵长禄娶妻何华芳，生下一子叫赵勇。赵勇长大娶妻王宏伟，二人育有一男孩叫赵公明。这个赵公明已是翰林院赵明臣的重孙之子了，算起来已是赵明臣第五代传人了。由此可知，伊尔根觉罗·赵明臣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那么，赵明臣家除了有个儿子赵文华外，还有一个女儿赵玉兰，她的人生际遇怎样呢？赵玉兰小时候在龙庄姥姥家长大，她有个舅舅叫刘俊臣。当赵玉兰长成大姑娘时，父母便想找个门当户对的把她嫁出去。经舅舅刘俊臣四处打听，选定了龙庄北六里远的曹店。因曹店有户高家，是个官宦之家。

　　清末，高家出了个有名的人物叫高明岚，论辈分应是笔者的太爷。此人文武双全，当时被保送为拔贡。拔贡生的选拔，清初每六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改为十二年选拔一次。经过朝廷考试，如果合格可任京官、知县等。高明岚经廷考合格后，奉旨掌管河北省香河县、武清县一带的地方治安。高明岚老家原在河北省香河县东高庄居住，后来为何搬到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侯黄庄的曹店居住呢？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这里叫北京市通县觅子店人民公社侯黄庄大队。侯黄庄大队由四个生产队组成，黄庄是一队，侯庄是二队，曹店分为三队和四队。那时，为了称呼方便，就把侯黄庄曹店简称为侯黄庄了，曹店二字就省略掉了。但清朝中晚期乃至中华民国时期，曹店是以独立村存在的，这里边还有一段流传的故事呢。

　　曹店西邻马庄，两村相连，似为一体。马庄是个富村，因为过去村里出了个大官叫马毳如，时任省议员，北京、通县两级从政，一些大事必经他的批示方可执行。马毳如家曾获朝廷授予“九世同堂”之美誉。村随人贵，马庄也因此而富裕。曹店则不然，大都是平民百姓，生活困苦。彼时曾流传“穷曹店富马庄，不穷不富侯黄庄”的民谣。茶余饭后，曹店的老人们时常坐在一起谈论：为什么马庄既出人才又富足？我们曹店怎么总是贫困呢？是不是风水不好呢？请个风水先生看看吧！于是，有头有脸儿的就出面请来个风水大师。大师围村绕了三圈，对曹店的头儿们说：“曹店之曹的曹乃槽也，马庄之马实为马也，马吃槽中料，槽岂不空乎？槽空曹必穷，曹店岂能富也？”曹店的头儿们及父老乡亲大都没文化，一个个听得大眼瞪小眼儿，急忙跪地求风水大师给破解一下。大师摇着头，慢条斯理地说道：“这有何难？但你们必须请一户姓高的人家来，槽台高了，让马够不着槽中料，曹店则无忧矣！”曹店头儿们及众村民还不放心，怕不牢靠，仍跪求大师再指点。那大师一咬牙一跺脚，心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倒了葫芦洒了油，我给马庄玩儿点黑的，好好弄一泡给他们尝尝。“你们再请姓信的人家来居住。信乃信石，信石乃砒霜也。砒霜，无机化合物，是不纯的三氧化二砷，有剧毒。马食槽料挟信石，你想，这马庄的马受得了吗？”大师手捋胡须，神采飞扬地说。要是现在谁信这一套，可那时候老百姓就真信。真是信者有不信者无啊！曹店果真按风水大师的话去做了，嘿，还真灵验！这一下马庄可倒了血霉了！马毳如年迈无疾而终，另几位马庄头面人物也接连莫名其妙地死去，后来不分头面不头面的，连连死人，眼见有些人家家业衰败，村庄萧条了。探知祸因后，马庄急请能人破解。按高人指点，他们在两村之间挖一大水塘，水面有60多平方米，深约七米。又安装一盘大石碾，取其马隔水塘不着槽，信若过来石碾轧之意。过去制作砒霜，加工过程中需用碾子轧，所以信石最怕碾子，碾子是信石的克星。又在两村之间开出一条道路，意在隔道不往来。这么一折腾，马庄居然平安无事了，又逐渐红火起来。这都是过去当地留下来的传说。如今那大水塘依然存在，那姓信的人家已然繁衍百十多口人了。那曹店请户姓高的人家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掌管香河、武清地面治安的拔贡高明岚。

　　高明岚被曹店请过来时，正值在任期间。高家好气派呀，那真是人走运气马走膘，骆驼专走罗锅桥。高家门前有上马石、下马石和栓马桩。高明岚上班下班骑着高头大马，马头红缨飘摆，马脖子上挂一圈金黄铜铃，马一迈步马铃铛哗啦啦响下不停。高明岚右手持马鞭，左肋下悬挂一把龙泉宝剑，再加上长得高大英俊，煞是威武。还有马童牵马扶镫。那马童手持符节，符节像是个拐棍儿样的东西，顶头有拳头大铃铛一个，铃铛顶缀红缨，符节当腰还依次挂了几个同样的大铃铛。高明岚每天下班回家，离家还有一里地远，马童就上下摇动符节，铃铛响声能传出二里地远。高家上下人等，闻声急忙出迎，按辈分年龄大小依次排列门前两旁，跪伏在地，迎请高明岚入宅。上班时依然如此送出，村里的鄉亲们无不刮目相看。曹店一时间阳气十足，马庄虽富却也不敢小觑曹店。高明岚用的宝剑及马童持的符节，一直保存到建国后1958年，笔者童年时还见过那两件传家宝，后来赶上国家大炼钢铁，全都给收缴了，否则今天也是重要的文物了。

　　高明岚家有两个孩子，长子高贞，次子高泰。高明岚混迹官场，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深有感触。虽说凭自己的才能为官游刃有余，但对自己的后代却不愿意让他们为官。你看那小官见大官，点头哈腰，献媚取宠，如同孙子见了爷，耗子见了猫。换言之，你不拍不溜，不同流合污，不请客送礼，你这官也当不长久。你若送礼送少了上司瞧不上眼儿，多送吧，你那点俸禄都搭上也不够。于是，有的官员便铤而走险，搜刮民脂民膏，送钱送物以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这样违心的事儿高明岚无论如何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做的。所以，尽管高贞、高泰赋性灵慧，颇有才能，高明岚也不让他们做官。他说：当一个平民百姓，比当个贪官强多了，活得舒服，也问心无愧。那高贞、高泰显然看到了朝廷的腐败，也不想与那些贪官污吏沆瀣一气，留下骂名，因而终生未涉足官场，甘为一介布衣。

　　我的祖辈们虽然当的是统治阶层的官员，客观上不由自主地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不作恶、不欺压百姓、不敛财聚富，清廉从政，已属相当不容易了。

　　有一天，一位外地的老人来到高明岚家，说自己是山东人，因家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无法生活下去，便远道而来求高明岚太爷给找个出路。因高明岚祖上也是山东人，论起来跟他还是老乡。那老人姓邢，带着一家数口到此谋生。高明岚太爷便把那一家人留下来，在自己家中吃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帮助邢家在本村买了一块地，盖上房子，邢家从此有了落脚之地，得以安生。

　　二

　　高贞长大后，在村子里以做豆腐卖豆腐为生。做豆腐是个辛苦活儿，得先把黄豆洗干净，然后碾成豆瓣，再用清水把黄豆瓣泡膨胀起来，之后用石磨磨成豆浆，再用纱布把豆浆兜起来，吊在大锅上用木夹挤出浆来，浆流进大锅里，纱布上面是豆腐渣，留着喂猪用。再架火把豆浆烧开后点上卤水。卤水是一种液体，其中主要化学成分为氟、氯、溴、碘、砹五种元素。往豆浆里点卤是需要技术的，多了不行少了也不中，要点到恰到好处，然后把点完的豆浆放进铺好纱布的木盘里，使豆浆凝成坨，再把水及部分卤水滤出去，盘中的豆浆便成了豆腐，再切成块卖出去。一斤黄豆做好了可出三斤豆腐。这纯粹就是挣辛苦钱。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把豆腐做好了村里人才起床。过去村民们没有钱买，大多用自产的黄豆换豆腐吃，一斤豆可换三斤豆腐，做豆腐的只赚些豆腐渣来喂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不但要从豆腐中赚钱，还要把豆腐渣做成食品卖给顾客，真是到了商品社会啦！

　　再说那高贞，每天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虽然很累，但他很开心，他的声音很洪亮，“豆腐”一声吆喝，在村中荡漾着美妙的回声。此时惊醒了村里各家的大公鸡，鸡群起而鸣叫。群鸡报晓，引得麻雀喳喳，喜鹊嘎嘎，燕子啾啾，羊儿咩咩，狗儿汪汪，一时间村里热闹起来，古村清晨交响曲由此而拉开序幕。

　　村里大多数人都吃过高贞做的豆腐，都夸他人品好，手艺好，做的豆腐鲜嫩可口，豆腐含水量少，吃得实惠。高贞为人朴实、善良，深得乡亲们的好评，接连有人上门提亲。征得高明岚太爷同意后，邢老爷子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高贞为妻。邢老爷子还有个二女儿许配给本村曹家，就是解放后侯黄庄老党支部书记曹志田的母亲。高贞卖豆腐适值中华民国时期，后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豆腐生意也不好做了。

　　光阴荏苒，转眼间邢家在曹店居住二百来年了。现在的邢玉龙、邢春华已是当初邢老爷子第五代传人了。邢旺在世时领着孙子邢玉龙到高家坟地，嘱咐孙子记住：这里埋着我的恩人，将来我没有了，你要替我每年到这里来祭拜。高贞去世100多年了，他那卖豆腐的木盘还在邢家留存着，约1978年被高家取走保存。

　　高明岚太爷的二儿子高泰，以种地为生，在北京通县大运河杨洼段南岸种了几亩沙荒地。大运河经常洪水泛滥，沿河两岸五六里地满是沙滩，因日久年深长的都是些扎蓬茅草之類。夏秋季节，草丛间常有野兔、獾子、狐狸等动物出没，冬天则风沙遍野，枯草、扎蓬满天飞舞或地上乱滚。那年月种地只能望天等雨，一年到头打不了多少粮食，还得向国家交粮纳税，所以生活十分困苦。哥哥高贞不仅帮助弟弟干农活儿，还把养猪的粪给弟弟种地用。哥俩成家后虽然单过，但互相帮助，彼此照应。后来哥俩都有了孩子，高贞家生了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长子名叫高云鹏，次子被徐官屯王家抱养，因王家无有继承人，后取名王德顺。三子名叫高云峰，女儿取名高云英。高泰家也生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取名高进财，长大后搬往李辛庄居住，女儿长大后嫁给龙庄李志田为妻。

　　抗日战争时期，高贞、高泰爷爷积极支持抗日，家虽贫困，但仍节衣缩食，给抗日队伍捐粮送物。高贞爷爷的长子高云鹏三十岁时，有一天从龙庄来个亲戚给他提亲，说女方是正蓝旗人，名叫赵玉兰，长的端庄秀丽，聪慧贤淑。此女便是本文开篇时提到的清末翰林院赵明臣的女儿。高家当然高兴，满口应允。虽然赶上战争年代，但婚后由于高云鹏夫妇勤劳俭朴，感情深厚，日子过的还是安稳的。只有一件事不称心，就是结婚两年了，也没生个孩子，夫妻俩心里着急，决定先抱养一个女儿再说。本村王家孩子多，确切地说是女孩多，这时又添了个丫头，正打算送给人家。高云鹏夫妇得知后很高兴，便把这女孩抱回家养活。一年后，小孩儿长得水葱儿似的，瓜子脸，水灵灵两只大眼睛。高云鹏夫妇十分喜欢这个女孩，视如掌上明珠，故取乳名叫小珠子，一天到晚抱着稀罕不够。小珠子五六岁了，高云鹏赶集卖菜还用扁担挑着，一头装着菜，另一头则装着女儿小珠子，往来十多里地，肩膀都压紫了也心甘情愿。只要一抱起他宝贝女儿，一天的劳累便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后来孩子一天天长大，高云鹏怕自己教给女儿的汉字不够用，便让女儿去上识字班，后又上小学。那个年代女孩子能上个小学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一年，高云鹏家喜上加喜，又添了个男孩，起个乳名叫小田子。这两个孩子来到高家，可算是受宠爱到了极点。母亲经常搂着两个宝贝儿，一边晃着一边嘴里念叨着：“小珠子小田子，都是妈妈心尖子。”小田子三四岁了，头上留条长长的小辫子，乡邻们因此送个绰号叫“高小辫儿”。姐姐小珠子也喜欢弟弟，回到家便抱着弟弟，还天天帮父母干活。这个时期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温馨。

　　后来解放了，小珠子也长大了，父母给起个正式名字叫高淑英，给高小辫儿起个正式名字叫高振兴。到村里看戏看电影或看其他热闹姐俩也是一块儿去。再后来高振兴上学了，高淑英参加了村里组织的一些活动，并参加初级社的生产劳动。初级社是建国后最基层的单位，之前是互助组，后来初级社变为高级社，高级社又变为人民公社，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高淑英在参加初级社劳动中，认识了一个男青年，这个人叫李恩泽，其父李志义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李恩泽则不然，有点蚂蜂腰，耸肩膀，一说话挤鼻子弄眼儿带咂嘴，逢事爱抢先，贫嘴唠唠叨叨一天到晚没个完，脾气还暴躁。那时刚解放，村里成立了评戏团，唱起了《刘巧儿》。李恩泽家里因贫困被定为贫农成分。当时贫下中农是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对象，让他们当家做主说了算，所以李恩泽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高淑英不知道是鬼迷心窍了，还是因为别人的撮和，竟看中了他。回到家里跟父母一说，高云鹏一听就急了，说什么也不同意，母亲赵玉兰也不同意。可是解放了，国家正在大力宣传婚姻自主，《刘巧儿》婚姻自主的戏唱的正欢。高淑英正赶上时代新潮流，脑子里装的都是婚姻自主，哪里听得进父母之言。家里为此事吵呀，闹呀，哭呀，高淑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死要活的非得嫁给李恩泽。有不少乡亲也过来劝说。高云鹏在众人面前气得脸色发青，最后“啊”的一声，双腿一蹬眼睛一瞪，仰头摔倒在地气昏了过去。乡亲们急忙给掐人中，弯双腿，拍胸脯，好不容易才把高云鹏给救了过来，高淑英在一旁也哭得死去活来。高云鹏因死里逃生，捡了一条命，心也就收回了许多，再加上他过于疼爱这个女儿，只好低下头随她去吧！哪知道这一来不要紧，高淑英嫁给李恩泽后，受了他一辈子的气，遭了一辈子罪，活了62岁便因脑溢血去世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而她却吃亏一辈子。

　　想当年高云鹏成家时，其三弟高云峰已长大成人。高云峰小时候因家庭生活困难，跟哥哥一样都没读多少书，没什么文化。但其哥哥高云鹏好学上进，生活中自学了一些文化，所以能够看书看报，且深明事理。高云峰则不然，头脑简单，没有主见，个头不高，长的稍胖，杠轴汉子，皮肤色黑，人送外号“高黑子”，好摔个跤，好打抱不平。他与哥哥高云鹏年轻时都给马庄财主家扛活。高云峰与马庄几个年龄差不多的伙伴们燃香拜了把子。把子就是知心的好朋友，像《三国演义》里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那样。人家拜把子做的都是些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大事，可高云峰几个人拜把子都干了些什么呢？除去给财主家干活外，有空就是摔跤、喝酒、打麻将，尤其是打麻将都着了魔。需要说明的是这伙把子当中还有财主家的少爷。高云峰则不同，他因为想成家，想娶妻生子过日子，所以，拜把子不久便想退出这个江湖朋友圈。那几个把兄弟对此不满，说他不讲交情。高云峰受到把子们的唆使，回到家里就闹事，吵着闹着要分家单过。高云鹏对弟弟说：“你不要听别人的，单过日子你还不成熟，再说你们整天吃喝玩乐也过不好日子。”高云峰哪里听得进去，他坚持让哥哥把家业分一半给自己，还说不分家他就放火、跳井。无奈之下，高云鹏只好依从弟弟，把家产分一半给了弟弟。把子们知道后哈哈大笑。把子们说：高云峰想守媳妇去过踏实日子，没门儿。分家之后，高云峰就把分给自己的家产卖了，换成钱去赌博。没过半年，就把钱财输光了。高云峰这下傻了，红着眼对把子们说：“完蛋了，没钱了，没法赌了！”“没钱找钱去，找到钱你再来赌。”“你们借我钱再赌怎么样？”“借钱？你拿什么还？”“我赢了钱再还你们。”“就你那智商，这辈子也赢不了。”“那怎么办？”“找你哥哥要钱去。”“分家了，单过，我不去。”“不去就没人借给你。”“咱们不是把子嘛，借点钱还不行吗？”“把子？什么把子？狗蛋！”“你们不够意思。钱不借，支个招还不行吗？”“行啊，找你哥哥再分家就有钱了。”“家已经分了。”“分了？钱呢？”“赌输给你们了。”“我们没看见，你再分家去吧。”“那行吗？分两回？”“你就说分的不合理，还得再分给我一半。”“好，好招！就这么办。”说完，高云峰一拍大腿，站起来向把兄弟抱下拳，转身离去。把兄弟望着高云峰远去的背影，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高云峰跑回家，又吵又闹没完没了。楞说哥哥分家不合理，不再分给自己一半，就投河去。左邻右舍来给劝架，听到后都说高云峰不对，贪心不足。高云峰仰着黑脸，瞪着白眼，对众人嚷道：“你们糊涂啊？你们缺心眼儿啊？把子们都说还差我一半家业呢，你们这些土包子知道什么！”大家听了直摇头，哭笑不得。高云鹏想了想，摸着弟弟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老弟呀，我要再给你一半，你就别赌了，好好过日子行吗？”高云峰一听心里乐了，连声说“好好，行行。”于是，高云鹏就把自己的家产又分一半给了弟弟。没想到，没过几天高云峰又把家产卖了钱，拿去找把子们赌博了。没过几个月，第二次分的财产又输得一干二净。这一下高云峰真的没辙了，实在没脸回家见哥哥了，把子们无人再搭理他了。

　　赌博之恶习令人作呕与痛恨，旧社会不少人因染上赌博而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有人怪那些赌徒不争气、不务正业。我觉得赌徒可恨可恼，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的风气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旧社会赌博之风盛行，而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赌博之风销声匿迹了呢？人还是那个人，村还是那个村，为什么就没有赌博的社会现象呢？改革开放之后，不知怎么赌博之风又盛行了，为什么天天喊着要根除黄赌毒而又屡禁不止、屡治不绝呢？

　　正当高云峰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没想到“咔嚓”一声春雷，大地复苏，东方破晓，伟大的共产党来了。他们打土豪分田地，高云峰也分到了土地和房屋。共产党领导穷人重新建设自己的家园，铲除社会上一切腐朽势力及吸毒、卖淫、赌博等不法活动。社会上赌博之风消失殆尽，展现出一派社会新风尚，高云峰再想赌博是不可能了，从此走上了正路。他参加了互助组，又入了初级社、高级社。由于劳动出色，高云峰当上了小队长，并娶了媳妇名叫赵云秀，生了个女儿取名高淑芬，又生了个男孩叫高振利。高淑芬长大后嫁给本地西黄垡村袁志永为妻，生了三个女儿。后来袁志永患了精神病，不久便因呼吸性碱中毒去世了。高淑芬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生活很困难。因此，三女儿被本村郝家抱走去抚养，改姓郝，名叫郝招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的生活逐渐好起来。高云峰的女儿高淑芬及其孩子们，如今各家的生活过得都挺富裕，真是新旧两重天啊！

　　再说高云峰，儿子高振利生下不久，高云峰便有了病，每天尿血，不久便倒下了，终因当时社会医疗条件差，家里又无钱治病，时间不长便去世了，年仅50岁。其妻赵云秀个子矮小，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生活相当艰难。其大哥高云鹏对弟媳家多有照顾，但因自家的生活也勉强维持，常常是力不从心。那个年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谁家的日子也不富裕，所以高振利小学没毕业就参加了生产队劳动。生产队对赵云秀母子很照顾，常派些轻松的活儿让她母子去做。但因赵云秀个子太小，没多大力气，成人一天挣10个工分，她只能挣4分或5分。所以娘俩过的日子还是挺紧巴。还好，多亏有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她们母子毕竟能生活下来。后来高振利长大了，生产队就帮助赵云秀把解放后分的一间半房换成三间房带一个小院。从此，赵云秀一家的日子逐年好起来。

　　高云鹏跟弟弟分家单过后，自长子高振兴出生后又添了两个儿子，因生活负担过重，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艰难，赵玉兰便同丈夫共同挑起家庭重担。赵玉兰不愧为翰林院赵明臣的女儿，当时被人笑话的一双未裹足的脚（旗人是不裹足的），充分发挥了作用。地里的活儿园子里的活儿都同男人一样干，回家还要给全家人做饭吃，养鸡喂猪，一天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到深夜。这期间，也就是1950年她的第四个儿子降生了，因二儿子三儿子相继夭折，所以第四个便排行老二了，也就是笔者高振旺（以下称高云鹏、赵玉兰为父母）。人口增多，家务负担加重，母亲赵玉兰春夏季节早晨5点就起床了，把丈夫刚浇过水的旱烟秧子一棵棵拔起来摆放在背筐里，又放满了一篮子，然后背着筐提着篮沿街叫卖：“卖烟秧哟！”那清脆而响亮的声音传得很远。母亲生就一副好嗓子，喊出的声音像铜铃般悦耳。未出嫁时，曾有个戏院的老板几次登门要收她为徒，但当时戏子属下九流，我外祖父赵明臣说什么也不同意，所以一位有潜质的戏剧演员的材料就这样埋没在民间，成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把她理应有所作为的一生换成了养儿育女。1955年夏季的一天，晨曦微露，星星还没有散尽，天空中东南方有一颗像羽毛球般的星星，每天都最后落去，它总是陪伴着母亲抱着我到地里去拾麦穗。后来地里的玉米苗长到膝盖高了，有的麦穗上的麦粒都长芽了，她还去捡麦穗。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背着筐，每天老早起来去拾麦穗，地里的露水湿透了裤角湿透了鞋。母亲把麦穗背回家，砸下麦粒，簸干净，再晒干，用石磨磨成面，再做熟给家人吃，这些程序是多么繁琐而劳累呀！同时，她还要养鸡喂猪，缝补衣衫，日复一日，年復一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把我们辛勤抚养大。而孩子一有头疼脑热，父母便着急上火，求医买药，守在身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儿女不孝敬父母怎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

　　母亲因家务繁重，所以劳作中有的活儿难免因着急而做得粗糙，但她那蒸馒头的手艺却堪称一绝。她蒸出的馒头个大皮儿白，味儿又香，左邻右舍、前后街坊无不称道竖起大拇指。记得房后有个邻居叫信宝成，是位送信的邮递员，有文化，写一手好毛笔字。文化大革命中，因其家庭成分是富农，被免职回家，生产队没有他的户口，也就没有他的粮食，为此他的妻子不管他饭吃。每到午饭前他便到我们家来串门，饿得一边说话一边流眼泪。高家念他人品好，便让他三天两头吃顿午饭。每次他拿起我母亲蒸的大白馒头，边吃边夸母亲做馒头的手艺好，母亲在一旁笑着让他一定要吃饱。要知道那个年代每个人的口粮是有限的，而且让他吃饭还容易落个阶级阵线不清的罪名，可是高家根本没考虑那些。高家正直仗义、乐善好施的家风是历代沿袭下来的，是从骨子里就有又难以改变的。信宝成按乡亲辈分应称我母亲为大婶，称我父亲为大叔。我家总管他饭，感动得他常常泪流满面，激动地说：大叔大婶，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德。以后若给我平反了，我有了钱，一定好好报答你们。可没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时，信宝成却患了癌症，五十多岁便去世了。

　　三

　　我父亲是一个勤朴、善良而又慢性子的人，比如他吃一顿饭的时间，够别人吃两顿饭的时间，那真是个细嚼慢咽呀！但他一生很少得病，大概是得益于吃饭速度慢，消化好的缘故。而他的善良可以体现在每件小事上。有一年一个夏天的中午，正热的时候，我捉到十多只麻雀，放到一个大葫芦里边，坐在炕上玩。那些麻雀在葫芦里扑棱扑棱发出乱飞乱撞的响声，父亲进屋后见状便问：“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老家儿（当地称麻雀为老家儿）”“哪弄来的？”“逮来的。”“怎么逮来的？”“刚才我打罐浇园子，它们到井台去喝水。”“喝水你也捉不着它们呀？”“我支上鸟夹子，锁上一些蛾子。”“它们去吃蛾子，就被你的鸟夹子夹住了？”“是的。”“怎么没夹死呢？”“我在夹子上横放一个细树枝儿。”“噢，垫个树枝夹子有缝，夹鸟脖子就夹不死了。”“嗯，是的。”“可你知道它们为什么去吃蛾子？”“饿了。”“不对，它们是为了喂它们的孩子。”“噢，我说它们怎么都叼着蛾子飞走了呢！”“现在你把它们捉住了，小老家儿就饿死了。”“坏了，那可不好。”“对，赶快都放飞了吧。让它们再去找蛾子喂它们的孩子。”“好的。”

　　在父亲的劝说下，我把窗户打开，又把葫芦盖子打开，呼隆一下，十几只麻雀一齐飞出窗外。我们父子望着麻雀飞向天空，都开心地笑了。父亲素怀善心，悲天悯人，这是高家人的秉性与素养。德可润心，善可延寿，父亲80岁了还能背着筐去拾柴禾。1983年1月29日，父亲在曹店家中因脑溢血去世，享年86岁。尔后，母亲也于1985年10月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7岁。

　　父母辛劳一生抚养大五个孩子：抱养长女高淑英、亲生长子高振兴、次子高振旺、女儿高淑明和三子高振福。大哥高振兴在生产队当大车把式，虽然有脾气，性格急躁，但他因喜欢赶车，所以前半生主要在生产队赶大马车。由于家里贫穷30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我舅母赵桂贞有个邻居的姑娘叫李淑英，因其赶上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响应党的号召，到云南思茅插队劳动。这年她回北京探亲，便不想再回去了，因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便打算在北京找个对象，安个家稳定下来。但她户口在云南，所以城里很难安置工作，吃饭就更成了问题。舅母便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外甥高振兴做媳妇。1976年，我大哥与李淑英结了婚。添一口人吃饭还算问题不大，可是后来又生了三个孩子，生活可就招架不住了。我大哥大嫂使出了浑身解数，决心争口气把日子过起来，所以买了几十只羊，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夜里还要去放羊，割草拾柴自不必说。可是那时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副业做买卖是不允许的，只能凭着本职工作挣钱养家。没有户口，粮食不够吃就去捡粮食、种园子。到了冬天是最艰难的，西北风呼啸着，夜黑黑的，我大哥每天夜里赶着羊群到几里外的运河边去放羊。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大哥买了一辆大马车，经营着承包地，家里的生活有所改善了，又赶上国家落实知识青年回城政策，我嫂子有了户口，并要调回城里当工人。我大哥便顶着嫂子的名额当上了工人，分配在北京通县木材厂上班。大哥白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便赶着马车走七八十里路，往家里拉木材板子，于是家里堆积起了不少木材。然后，把一些板子卖掉换回钱来养家糊口。厂里不少人知道后有意见，但也没有对他怎么样。他就这样家里家外没日没夜的干活儿。这一天早上，他起床很早，装上一大车粪往地里送。哪知道车到了河堤上往下一走便停不住了，这时候他想跳下车来，但因没站稳倒在了车下，一辆装满马羊粪的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他挣扎着爬起来，强挺着赶车把自己拉回家，便一头栽在土炕上。家人赶紧给我送信儿，让我回家给他看病。当时我在北京通县张家湾镇医院当医生。回到家后，我看见大哥下身有血，便断定腹内己破，必须做大手术。哪知道再找车开到七八十里外的县医院，经过检查，再去厂子里筹到钱，已经晚了，才49岁的大哥告别了人世，这一天是1988年10月24日。大哥短暂的一生，苦累交织，没享着福，死时都没闭上眼睛。

　　2008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医院门诊接待患者，突然进来几个人，他们搀扶的那个人说是来找他二哥，但已吐字不清了。这个病人正是我的三弟高振福。我见状，既吃惊又难过。我扶他躺下做了检查，诊断是得了脑血栓。于是，我决定将三弟转到通州区五所医院治疗（199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通县设立通州区）。三弟住了20多天院，效果不明显，于是他来到我家住下。这样，我既能给他治病，又能照顾他。住了半年多，病情有所好转，三弟和弟媳便想要回家了。三弟回家没几天，又跑去找他二姐高淑明。淑明没在家，三弟便转身返回。谁知他没往自家走，却鬼使神差地往运河边走去了。时值寒冬，朔风凛冽，他走着走着便倒在地上，冻死在运河边上。家人不知道他哪儿去了，四处打听，也不见踪影。堂兄弟高振利也到处去找，终于在距家六七里远的运河边找到了他，但人早已停止了呼吸。我的大哥和三弟先后不幸去世，令我悲伤不已，每每想起，总是潸然泪下。

　　作为一名医生，我一方面要治病救人，履行天职，一方面又要支撑高家门户，努力使其兴旺，以不负父母的养育与厚望，同时传承家族良好的家风，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

　　结 语

　　岁月深处忆旧事，古运河畔话沧桑。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冬天，我出生在北京通县（今通州区）漷县镇侯黄庄村。光阴似箭，流年似水，不知不觉间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从因家贫11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到1969年初中毕业，再到1970年成为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直至2012年9月从通州张家湾镇卫生院退休，我走过的人生路可谓坎坷而曲折。其间，我既蒙受了党的阳光雨露的滋养，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也因舅舅赵文華曾当过伪满警察局长而受株连；既因出身贵族世家而荣耀，也因家庭背景而影响前程。出身，真是一把双刃剑啊！好在，唯成分论、唯海内外关系论的时代已成历史，改革开放的东风驱散笼罩心头的乌云，迎来了人尽其才，各显其能，争做贡献的新时代。

　　我生性耿直，爱憎分明，从小便受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的熏陶与滋养，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信条，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40余载的行医生涯，救治了无数患者，赢得了百姓的赞誉。同时，也曾因自己回天乏术，眼睁睁地看着患者抱憾离世而扼腕叹息。

　　然而，身上流淌着伊尔根觉罗氏的血液，我当不负先辈，不辱门庭，不负父母之恩，在有生之年，为人民为社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9年的清明节，我再次去看望我故去多年的父母——

　　父母合葬的坟茔位于通州区漷县镇侯黄庄村后，那是京杭大运河的岸边。大运河静静地流淌，生怕打扰了父母的长眠。那时而随风泛起的浪花，仿佛向父母讲述高家后人的故事……

　　我摆上供品，点燃三炷香，跪在父母坟前，诉说着往昔与今朝。

　　旷野的风吹动我的满头华发，也吹干了我满面泪水，但吹不去我心中深深的思念……

　　作者简介：

　　高振旺，北京通州人，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后毕业于北京乡村医生进修学院。医者文心，工作之余，创作、表演的多部快板书，数次荣获国家、市区级奖项。2016年出版个人文集《秋韵》。系北京通州区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责任编辑/张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