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机臣

　　西港：1958—2018

　　“两个半渔业社”起家

　　乾坤转、社会变总有一种力量在制衡和支配，哲学称其为规律，传统文化视其为道。顺道者昌，逆道者亡。天地间的事需要时间来证明，凡事走过60年而不衰，其中奥秘不言自明。

　　60年前1958年9月10日。这一天，受了半辈子穷的一群贫困渔民，在一个叫苗华谟的共产党员带领下，把散落沿海“两个半”渔业社的渔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威海市田村公社渔业大队。他们是：西涝台“红旗”渔业社、毕家疃“建威”渔业社全部家当和前双岛“双联”渔业社部分渔民及生产工具，故有“两个半”渔业社之称。此举，在胶东沿海一带引起震动：把分散渔业资源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战天斗海，可谓壮举！从此，一辈一辈单打独斗的渔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渔业大队。

　　渔业大队下属3个捕捞队，走出家门口跨海域作业：以“建威”社为基础建立捕捞一队，驻麻子港；原“红旗”“双联”社合并建立捕捞二队，驻小石岛港；另从两个捕捞队调20名劳力组成挂子网专业队，驻合庆湾。大队共有渔民235名，大小船38条（无机动船只），网具377块和120扣挂子网，钓鱼线340筐。全部固定资产12万元。

　　这一年为戊戌年。论阴阳五行，天干之戊属阳之土，地支之辰属阳之土，是比列和好。走过一甲子后回头看：当年，威海湾北岸这群被世代受穷吓怕了的穷苦渔民，选择这一天组织起来选对了日子！

　　孤单落寞，势单力薄，凶险灾难，等等，是渔民恐惧忌讳的恶魔。西涝台村渔民出身的苗华谟对此感受是深刻的，当他在村里带头成立了“红旗”渔业合作社后，为势单力薄的渔民找到生存之路，渔民对他那份感激与期待更加坚定了他领着大伙共同致富的念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他鼓起了更大决心和勇气：一定要把更多贫困渔民组织起来……或许这就是共产党人今天不应忘记的初心。

　　渔业大队是渔民合作组织。一家一户，你出一条船，他拿一张网。有出200元的，有出100元的，也有贷款的。没钱没物的，就出劳力。这些，都是渔民身上的肉。

　　胸中装乾坤，心中有苍生。作为这个命运共同体掌舵人，苗华谟把渔民利益看得比命重。为少花一分、多挣一分，多年来，苗华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天天在渔民堆里转。出海打鱼，现场办公，船上办公。发扬穷棒子精神，勒紧腰带，穷则思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家公开提出：吃不馋，穿不愿，勒紧腰带攒钱买对机帆船。仅是生产自救这一年，就自己动手改造两条大船，投资12万新增一对60马力机帆船。人人吃大苦，个个耐大劳，一船多具，间轮作业，上下呈现出勃勃生机。

　　一路走来越战越勇，面对挫折百折不挠。

　　有人要拆散渔业队搞单干，苗华谟和他的“一班人”坚决不答应。每到关键时刻，他就领着“一班人”学习毛主席教导，忆苦思甜，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以此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推动大干快上，大胆创新创造，不断扩大生产能力，发展新动能新网具，使生产规模和集体收入大幅攀升和成倍增长。

　　关键时刻，每每成功。由此，田村渔业大队引起上面的关注和重视。1966年2月，苗华谟出席了山东省劳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0月，因苗华谟得病住院不能出席，由大队长丛俭滋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1969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授予“海上大寨”光荣称号；1979年《新烟台报》以“海上大寨”为题，作过专门报道；此后，《大众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和中央、省级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先后对其进行过宣传报道。中央、省、市领导也曾亲临考察指导，并给予较高评价。

　　从此，田村渔业大队在国内省内名气越来越大。70年代初，我作为当时高中毕业生语文基础比较好的学生，被选进市机关作为文字工作者苗子培养，从那时起开始我就关注到了田村渔业大队。之后，作为工作，我参与总结田村渔业大队先进管理经验并在全市范围推广的文章，至今令我记忆尤新：从建队到七十年代末，他们沿袭了多年形成的“五统一”管理体制：即统一计划，统一调配和使用劳动力，统一调度船只和设备，统一作业海区和统一供销。在分配上，先保税金和积累，后保分配，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同时，承认行业差别：同等劳力，远洋高于近海，近海高于养殖，养殖高于陆地。大队对各生产单位采取“五定一奖”（产量、产值、成本、人员、工具，超产奖励）的办法，各生产单位再把各项指标分解到小队或班组，渔民和职工各凭出勤和基本工分参加分配。

　　今天，在我看来，当年集体经济积累下来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至今不失它的积极意义。

　　这本小册子的序言震憾了我

　　1958-2018，按干支纪年计算，这个过程天干转6圈，地支转5圈，从戊戌到戊戌一个循环正好60年，也叫一甲子。

　　一甲子走过，随工作变动，我对田村渔业队情况了解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信息中断，甚至过去仅存的印记开始淡化，并慢慢退出了记忆。

　　突然，有一天，我接到朋友电话约我去小石岛西港水产集团采风，提到小石岛，我隐约想起了当年的田村渔业大队，一念之间，虽心存向往，但出差在外想去也去不成了。事过之后，又公务缠身无分身之术，心想这事就算过去了。谁曾想，出差回来适逢国庆黄金周之际，我突然又接到朋友电话约我再去小石岛，说要组织几个作家为其走过60年写点东西。朋友之托不可怠慢，何况再托？因此，激活了我几近消失了的对当年田村渔业大队和苗华谟的记忆……

　　1972年我高中毕后，因喜欢写点东西被选到机关，1975年被晉级为“三不脱离”（不脱离农村、劳动和群众）干部，之后，我竟然发现苗华谟也作为“三不脱离”干部被选进了机关，担任市水产局副局长职务，从此，我们一拨人同在市委机关食堂摸了几年勺子。当时，在这批人中我虽然年轻，但如今也年近7旬了，随时光流逝而愈加想念曾经一起同事过的老人。为了这份心结，冥冥之中我不自觉地就答应了朋友的约定。

　　黄金周前一天，文友侯善坤受朋友之托，开车专程陪我向小石岛走去。沿海滨大道，由经区南绕过中心城区向高区西北方向直奔小石岛去了，一个时辰过后，终于走进了久违的小石岛。车停在当年人民公社时代的大礼堂门前，车停未稳，就被眼前扑面而来的那个年代的气息所感染：曾几何时，这所为田村渔业大队社员引以自豪的大礼堂里，或人声鼎沸，或笑声欢快，或情绪激愤。在这里，聆听分享过国庆观礼代表受毛主席、周总理接见的幸福，召开过闯渤海、战黄海、南下舟山动员誓师大会，搞斗私批修，演出革命样板戏……恍惚中，耳边仿佛响起锣声阵阵，掌声不断……后来大礼堂退休了，变成生产场地，当了库房……再后来成了僵尸，荒芜了，荒废了……直至风雨飘摇，陈旧破烂，不堪入目……

　　眼前的大礼堂虽已修复：红色铁瓦楞屋顶，窗台石之上本是黑砖砌墙，却抹成了白色水泥墙。这装束很刺眼，好像纯朴的乡下女人穿了一身时髦女郎的艳装，怎么看也找不回原来的感觉。

　　往深处走去，一排排闲置已久、被凌厉海风吹褪了色的高大生产厂房和办公的砖瓦小平房，层层叠叠，蜿蜒曲折，绵延不绝。此时，我终于走进了田村渔业大队的时代，找回了当年的感觉。

　　1973年夏秋之交季节。我以学员身份，跟随市革委报道组宁运久老师，陪同山东广播电台烟台记者站曲站长来此采访“海上大寨”事迹，就吃住在眼前这片小平房里。初出茅庐，涉事不深，其它事情记不下了，只记得海边蚊子很多，睡着了蚊帐里也跑进了蚊子，每早起来抓蚊帐里吃饱喝足后贴在纱帐上的蚊子。每当我一觉醒来之后，隔帐可见宁老师高大身躯舞动双手以掌击蚊，啪啪掌声有节奏地伴随着一口蓬莱话夹杂本地土语的发音：“哎，个蚊，哎，个蚊……”连续几天早晨，我和曲站长被他的动作引逗乐得前昂后依，在床上直打滚！现在回想：拍掌的节奏，幼稚的喊声，笨拙的身姿，产生一种舞台和口技融合的小品感觉，至今想起我仍然忍俊不禁，甚至笑出声音。

　　与岸上相对，港湾里出现巨大时代反差：一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闲置下来的建筑，灰蒙蒙，暗乎乎；一面，海湾里摆满了一片体量不等、造型各异的白色游艇，被阳光一晃，恍约20几年前我去欧洲考察时那种感觉！

　　相对之下，两边的景色使我感情的天平向那边倒去？

　　在走向码头岸边简易办公去处的路上，我心底翻腾不停。

　　游艇业或成下一个“汽车产业”，市场潜力巨大，不仅能够带来精神享受，更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力引擎。据业内人士分析，游艇每1美元的产值能够拉动10美元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这是当年田村渔业大队、今天西港人的骄傲和未来希望。

　　岸上这片闲置多年的场房和大礼堂虽然失去已有风彩，却是一笔宝贵财富，能保留至今说明西港人的战略思考。应在科学论证基础上，打造成人民公社历史文化记忆区。届时，期待全国和世界各地客人来到小石岛，住人民公社时代保留下来的房子，吃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礼堂），品海洋牧场钓的鱼，坐西港游艇驰骋西港海湾……

　　时近晌午，公司办公主任邹吉巧女士为我们引见了公司退休老同志李源启，公司对退休老同志的尊重令我生出深深的敬意，这与一些股份公司搞家族化而怠慢退休人员作法形成鲜明对照。

　　临行前，邹主任送我一本记录公司前期历程的小册子。书虽小含金量却很高，回来路上我翻看不停，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1991年，政协威海市环翠区文史委为配合区委中心工作，选择当年田村渔业大队作为文史资料征辑编写试点。编写组成员大多是当年培养我写作的师长，如张吉义、宋一华二位，为我的写作费尽心血、操劳很多。虽然他们离开人世已久，然而赌物思贤，让我对当年培养帮助我成长的领导和老师顿生思念之情。

　　书的主体由概述、回忆文章、文献资料、群芳谱和沿革、名录等部分组成，配以大量照片，文图并茂，极具史料价值，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两位题词的省部级领导，其中刘明祖书记是我初出道就跟随多年的县级威海市委书记，时任广西省委副书记、人大主任。他的题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苍劲有力的笔锋，让我再次领略老书记书法的风韵。书的序言，是西涝台村走出的大才子苗枫林先生所写，通篇只有五、六百字，立意高深，言简意赅，铿锵有力。20多年前他的那种士人精神和家国情怀跃然纸上，堪称一篇难得好文。在此，为缅怀已故苗枫林先生，特全文披露他的序言：

　　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中国人是以怎样艰苦卓绝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国家的？

　　这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在研究回答，历史学家也在研究和回答。中国人在研究和回答，外国人也在研究和回答。当代人在研究和回答，后代人也将饶有兴致地研究和回答。威海《西港渔业史料集萃》一书的可贵，正在于它以一部极其通常的创业史而又那么精当地回答了这个历史课题，如同人们从一滴水中看到了整个太阳那样。威海西港，是我的故乡，是生我养我的一片热土。旧中国对这个破败的渔村，曾经设下三匝贫困包围圈：第一匝是收成低微的盐碱滩，第二匝是寸草难生的流沙丘，第三匝是咆哮的大海。谁能想到，五十年过去，盐碱滩变成良田，流沙丘让位于黑松林，大海也变得那样驯顺，成为珍贵海产的养殖水面。

　　是谁改变了这里的河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们中的带头人，恰恰是我少年时代的伙伴。我少小离家，对家乡很少贡献。但面对五十年前那破败渔村和如今生机盎然的西港，我这个渔人之子，却成了有权威的历史见证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为威海《西港渔业史料集萃》写了上面的一段话。

　　五十年的变迁，已是换了人间。今后五十年的西港又将是什么样的呢？这要留给后人去作回答。

　　威海《西港渔业史料集萃》，是由渔业总公司同政协威海市環翠区文史委合作编纂的。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历史教材。

　　早在28年前，苗枫琳前辈的这番话，可读出今天中华民族走进新时代的最强音。

　　走向小石岛的深处

　　如果没有这本小册子，没有册子里的精短序文，我的采访也许就停止了。想不到，读完了这本小册子，我立马改变了主意。因为，情理之中，我无法停止已经张开的思想翅膀……

　　或许，是因为我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走过了一甲子又6年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苗华谟他们开创的业迹唤醒了我对那个年代那群人的记忆？很可能是因为，近两年，我参加了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打造过程，受郭永怀、沈秀芹事迹感染，所以，一触碰到那个年代就激动，就容易浮想联翩。

　　在那个火红年代里，一群贫困渔民，从发展生产、集体致富的初心出发，组织起来向大海进军，这本不是新鲜事。但多数人是半途而废、无果而终，真正能坚持下来，不断壮大，走到今天的为数不多。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了他们？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60年的旅途，有多少沟坎和死穴，多少险滩和暗礁，多少磨难和凶险，在等待着他们，考验着他们。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一旦翻船，全军覆没！搞不好，到今天不知死了几个死了。本来，第一个回合后，他们就应偃旗息鼓、各鸟分枝。三年自然灾害后的调整恢复时期，很多国家项目都解体了，下马了，散去了，何况几个散漫的沿海渔民？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虽有好转了，但风险和危机只增不减。政治的，经济的，人为的，自然的，内部的，外部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厄运难逃！然而，庆幸的是，他们竟然走过来了，而且是一路歌唱……这到底因为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我再次走进了小石岛。黄金周第4天，经电话预约，我拜访了隐退数年的公司第二任掌门人苗丰禄先生。

　　1961年，18岁的苗丰禄，读高中两年就辍学到捕捞队当小伙计，干出纳。1965年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时，他入伍参加地方武装代训兵，迅速成长为军事骨干并入了党。渔民的血液里一旦流淌着军人的血脉和共产党人的基因，这个人的特质便可想而知了。3年后，公司用人之际，苗华谟要他回捕捞队干书记，接着，担任了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成为大队长徐华成主抓捕捞的重要膀臂。方圆之内的人都知道，徐华成是出了名的海赖，无论什么险恶天气，他是不会轻易撤退的，总是与大海拧上了，而且，每每不会失手，总是鱼虾满仓、满载而归！大家见了眼红，又没有人家那两把刷子，只有心酸地送人家一个怪名叫——海赖！大战之际，海赖需要好帮手，总是盯着自己手下的人观察，终于发现苗丰禄是个材料。此人胆量过人，出手不凡，甚到比自己还狠还赖！于是，两个人联起手来，在70年代渤海湾大会战中，抓住恶劣气象下鱼虾容易聚堆成群的规律，屡屡上演“打风头、战风尾、大捞一把”拿手好戏，由此，田村捕捞名振渤海湾。后来，苗丰禄就被派到了烟台水产学院学习一年。

　　多年狂风恶浪的摔打，把苗丰禄铸就成了海上勇士。进入1970年代后，田村水产大队称雄烟威渔场。苗华谟在徐华成、江天威、苗丰禄等几位助手扶持下，各项管理如日中天。1975年，田村公社为加强全社渔业生产，把苗华谟借调到公社机关管水产工作。直到1977年，苗丰禄接任了党总支书记职务。

　　上任后，他宣布了一件事情令大家吃惊：为加强远海捕捞生产，我的全部精力靠捕捞一线，家里日常工作由老领导姜天威副书记全权当家。现实中，有人宣布这种决定是为了搞眼前花，说放权实际不放搞背后操作。苗丰禄光明磊落，说到做到。不但没有食言，而且十几年如一日，在一线“带兵打仗”。常常是，几个月回来一次，住一晚上第二天又出发了。结果，10年过后，许多人竟不知道谁是这里的“一把手”。十几年来，“一把手”虽然不主政，但是，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是生产发展的最佳时期。

　　苗丰禄的为人和海上功力我早有耳闻，但是，因工作原因多年与他没有接触。虽然许久没有谋面，两人见面后却没有生疏感，好象心灵相通，没有废话，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苗丰禄年过七旬有余，行动虽然迟缓，但见面后还是坚持陪我乘他们自己生产的游艇在小石岛海域转一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通过岸壁浮桥我等登上了等候已久的白色游艇。船员主动向老董事长问候，把船开的格外稳当。坐在舱里，海面游艇穿梭往返，美景如画，但我俩的心思还是放在对话上。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很快把话题集中到老书记苗华谟身上。溢于言表，他对这位公司创始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敬意。他深情地说，没有老书记，就没有西港集团的今天。老书记心里，装的全部是渔民和集体的事，唯独没有自己和家庭的事……平淡的表情，平常的话语，令我对眼前的这条硬汉生出一种真诚的敬意。大体匡算，老书记1975年被借调到公社机关工作，后又调任市水产局任副局长，总支书记空位两年，由副书记主持工作。1977年苗丰禄接替书记职务，至今已有40多个年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苗丰禄依然对去世多年的老书记如此一往情深。

　　在那个贫穷的年代，苗华谟靠他微薄的工资养育着7个孩子。他家境贫寒，又把全部精力放在渔业生产上，每到年底，大家出于同情帮他补贴点家用，但每次都被他拒绝了。孩子大了，公司想帮孩子安排到公司就业，他坚决不开这个口了。结果，7个孩子全都窝在村里下田，生活都过得困难。

　　调到机关工作后，老书记总是放不下渔业大队的事，时常利用休息时间帮大家研究问题，并一次次渡过难关。然而，来到年关时，大家见他一大家子人困难，就派人送点钱给他过年，每次都被退回了。

　　后来，苗华谟调到企业工作，退休后转成了职工身份，由此，生活更加困难了。苗丰禄有意安排些事给他做，最后，事都干了，他却坚决不要公司的钱。没法子，苗丰禄公开聘请他做公司顾问，最后，顾问的事干了，顾问的钱坚决不拿。

　　怎么办？苗丰禄又想出点子。借大队改公司机会成立了老年协会，把退下的老人组织起来帮公司出出点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这样，名正言顺地把老书记抬出来领大伙一起做点事。借這个题目，给参加的老人发点待遇，也可以多给老书记多补贴一点。大家知道他困难，都赞成这样做。他却说大家都有的我可以有，但多给我不行，老了更不能搞特殊！

　　老年协会过年时发点待遇，老书记一直盯着追问职工有没有？在他的倡导下，多年来，每到过年时，公司为每个职工分一千元的年货。另外，公司每年拿出10万元，为退下的老职工搞福利。多年来，公司拿不出钱来分红，近几年可以分点了，但是，每年要从分红中提取30%的份额分给职工。对此，老书记看在眼里打心底里高兴！

　　时间关系，虽然没有与新任董事长苗杰海和党委书记张伟见面，但从苗丰禄的言谈中我听得出，他对年轻人充满信心。正如苗枫林先生在27年前指出的那样：五十年的变迁，已是换了人间。今后五十年的西港又将是什么样的呢？这要留给后人去作回答。

　　我相信，苗杰海、张伟他们这一代，是不会辜负前人的期望的。

　　一甲子何以不衰之问

　　一甲子而不衰，其道自在其中。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放下按键，我的心终于释然了。

　　我们村的五好社员

　　群贤毕至：一百单八将亮相东大院

　　1964年2月8日，这天是腊月二十五，家家户户开始张罗过年。威海市凤林公社杨家滩大队东大院，正在上演一场“杨家将一百单八将群英会”年关大戏。一早，6个生产队、渔业队和果业队等8个单位选举的108名“五好社员”齐聚这里，“四清”工作队、大队书记、大队长等领导成员也全部到场。

　　无巧不成书。1963年底杨家滩大队“五好社员”评选一揭晓，108这个数字引起领导和社员的兴趣和关注。本来，我村过年就有唱《杨家将》京戏的习惯，杨家将“血洒沙场、精忠报国”英雄气概历来为村中老少爷们所推崇。当时，国家正处战胜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时代呼唤广大农村社员战天斗地、发奋向上。因而，这个敏感数字一出现，人们就把“五好社员”与梁山泊英雄、杨家将等联系起来，甚至易弦改辙、张冠李戴，演绎出“杨家将一百单八将”说法。赶巧，这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丰收年，这里面饱含了“五好社员”冲锋陷阵的汗水。于是年关来临之际，大队领导借题发挥，专门从威海城里请来大型摄影座机和专业摄影师，来到大队部驻地东大院，用高大海草房作背景，把“五好社员”洋溢于表的那种喜悦、坦然、自信、坚毅、睿智神色记录下来。大队集体合影时，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成员参加，分生产队合影只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参加。最终，留下了这组空前绝后的中画幅、大画幅人物群像。至今，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这组人物群像乃不失为精品之作。不仅画面景物取舍恰当，而且人物组合、瞬时拍摄、结像清晰度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造诣，更可贵的是，从这组老照片里传达出共和国初期农村火热生活的人文历史、精神风貌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信息。

　　利用事物的偶然性借题发挥以达到一种境界。这种选项即使在今天，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子也实属不易。没有一种信仰和追求，没有坚定跟党走的决心和忠诚，村里老少爷们不会放着大过年工夫去搞如此动作。我村地处威海湾南岸，与刘公岛咫尺之隔，自元明时代起就是抗倭前哨、甲午古战场、反英租前沿和红色胶东重地，经过长期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斗争锻炼，村民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跟定共产党的信念，一旦成为新中国新农村的主人，他们便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以主人翁责任和担当精神，积极投身人民公社化伟大实践中去，人人争当“五好社员”。

　　半個多世纪过去了。作为时代宠儿，“五好社员”已退出人们视野，与时代步履相悖而去、渐行渐远、遥不可及。面对一张张熟悉面孔，我突然茫然了：“五好社员”是指那“五好”？然而，我抠心挖胆、苦思冥想，却怎么也答不上来！

　　历史背景：那个年代那群人

　　“思想好，劳动与工作好，守法好，团结好，持家好”；“政治思想好，集体劳动好，爱护公物好，团结互助好，勤俭持家好”。

　　上述两条文字，是经过挖掘发现的不同地区“五好社员”标准。前者是威海市1963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市农业先进单位、劳动模范代表会议闭幕式上，大会向全市人民公社社员致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后者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11月出版的精品年画《人人争当五好社员》作品披露的。同时发现，1963年第04期《前线》署名张志玉的文章这样写到：“北京市密云县城关人民公社前粟园大队，几年来他们坚持补选五好社员，表扬在生产和各项工作中不断出现的好人好事，广大社员生产情绪高、劲头足，常年出勤率都坚持在百分之九十左右，社员的爱国爱社思想不断提高，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出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一九六〇年他们评选出十九名五好社员，到一九六二年就增加到七十多名。”

　　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那个年代开展“五好社员”活动有如下显著特征。（一）范围：是全国性行动，不是局部和区域性活动。（二）时间：在人民公社化初期，我国三年困难时开始的。（三）标准：各地因地制宜、灵活把握，不搞一刀切，从实际效果出发。（四）比例：实事求是、不搞死规定，但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五）表彰：精神鼓励第一，年终或开大会频发奖状、奖章，或敲锣打鼓上门送喜报。（六）目的：最大限度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战天斗地、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说明，始于1960年全国农村广泛兴起的“五好社员”活动，是我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项战略导向，是1949年建国后对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深入探索。在这一特殊时期，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起带头作用，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战胜一穷二白，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

　　这种探索极其艰难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28年急风暴雨式武装斗争胜利后，如何把一个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的贫困大国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福裕道路，党中央、毛主席进行了艰难探索。早在建国前广大解放区实行代耕代种、互助组等尝试，建国后搞生产管理区、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试验。在此基础上于1958年全面实行人民公社化，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纠正大跃进等极左冒进错误，在不断探索完善基础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会治理体系。在这种制度下，生产队作为最基层核算单位，实行工分制，社员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过去，一家一户搞单干到组织起来搞集体生产，社员热情高干劲大，但经过天灾人祸几次大折腾后，积极性严重受挫，各种消极因素暴露无遗。为了充分调动起人们生产积极性，一场“五好社员”评选活动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级领导和民兵、青年、妇女、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踊跃争当“五好社员”。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处处时时起模范带头作用。春耕春播、夏收夏种、“三秋”（秋收、秋种、秋季田间管理）会战、冬季农田水利大会战等关键时刻和最苦最累最脏的时候，他们总是冲锋在前，吃大苦、耐大劳，大干苦干加巧干。青年突击队、民兵突击手、铁姑娘爆破队等，都是那年代的那群人。总之，他们为共和国的崛起作出了积极贡献。

　　力争上游：三队出现整体塌陷

　　面对“五好社员”一张张熟悉又默生的面孔，对这批老照片我爱不释手、翻看不停。突然一天，我发现村里本是6个小队，加果业队、渔业队合照，总共应7张片，怎么却只有6张？唯独就缺了3队！

　　带着疑惑我走访了当年的几位“五好社员”。时光走过半个多世纪，当年龙晴虎眼的几条汉子，今天皆为耄耋老者。我刚提出这个话题，几位老人眼珠徒然一亮，几乎同时说出了当年村里流行的一段歌谣：“一队低，二队高，三队拉拉稀，四队吹牛逼，五队不放声，六队拉得炕上。”此言一出，令我顿悟，耳畔响起了童年时代村里流行一时的童声……

　　当时考核业绩，一看粮食产量，二看劳动日价值。按这首歌谣排序，很明显二队为上，生产和收入是我村的头名状。但是，第二位是谁？生眼人很难看出来，没有想到竟然是父亲干队长的第四队。

　　如果以粮食产量衡量，四队和二队不相上下，而且通过赶超四队已经略胜一筹，然而，在社员眼里最为看重的却是劳动日价值。用老百姓的话讲，大家起早贪黑、撅腚拉胯干一年，每天能拿多少钱？这是全村人最关心的大事。每年一到冬季，男女老少齐上阵，顶风冒雪，搞农田水利建设和冬季田间管理，唯有小队会计和大队会计坐在家里把算盘打得劈哩叭啦响，用一冬天工夫来搞决算。老少爷们干了一年，眼巴巴盼望今年一天能劈多少钱？全家老少就等着新年前分饷这一天。社员按工分制分配：10分为一个劳动日，年终分配看一个社员全年能挣多少个劳动日。各小队把全年粮油收入和副业收入汇总后，扣除全年生产成本和大队提留外，可以分的钱除以全队总劳动日就是这个队的劳动日价值，如八毛、九毛八分、一块一毛二，等等。但这项决算必须经大队统一核算，最终经过批准方可对外发布。于是，为了保证大家年终按时分到钱，每到新年前夕这几天，大队会计和有关人员通宵达旦、连夜奋战。每个社员全年挣多少个劳动日，乘以你这个队的劳动日价值是他一年的收入。一个队男女老少上百号人，每天能挣10分工的只有三、四人，于是，评工分是小队生产管理十分重要的环节，一年几次，队长主持，大家现场评议。一般先在社员中树起不同类型的劳力做标杆为参照系，然后以此比照逐人评定。这时，一个队基础和风气很重要，需要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起带头，“五好社员”作标兵，以此保证一个队、一个大队的好风气。

　　社员当家作主人不光要吃饱饭，还要有钱花有衣穿，过上好日子。大家为了这个共同目标，心齐，劲足，气正，干起活嗷嗷叫，这样的小队就会一路领先。二队、四队都具备这种素质和氛围，只是二队在生产管理上更灵活，他们在搞好农田生产同时，兼顾副业，除大忙季节外，长年坚持派人到威海城里去揽包工活，多挣点钱增加队里收入。因此每到年终决算时，劳动日价值高出一筹，超过一块或高达一块一二毛钱。这几个队不光粮食产量低，劳动日只七、八毛钱，特别是三队最拉脚，社员少拿钱就不正经干活，慢慢形成恶性循环，越苦越拉绳，最终导致风气下滑、邪不压正，导致人的思想和行为整体塌陷、全面下滑，以致选不出队长、评不出“五好社员”。

　　面对二队跃跃领先局面，其他队安于现状不敢叫板，唯有四队虎视眈眈公开挑战。在粮食产量超过二队后，急起直追，千方百计增加副业收入，于是，就有了“四队吹年逼”的歌谣。

　　那时，国家严格实行统购统销粮油政策，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做到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以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据村志显示，人民公社化初期，我村耕地达到2800多亩，平均每生产队460多亩；粮食平均亩产突破200斤大关，总产达到六、七十万斤以上（含地瓜），仅小麦一项年上交10万斤以上，成为全社乃至全市主要粮油交购大户之一。

　　怀念父亲：勇于赶超的四队精神

　　四队的照片我最熟悉，上面的“五好社员”都是父亲的得力干将，赶超二队靠他们冲锋陷阵、以决雌雄。

　　比学赶帮超是开展“五好社员”活动根本之计和出发点。我村自然环境优良，地广人多，自古就是粮窝子。人民公社化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公社领导把多打粮食目标压在了我们村，通过大村队促进和带动，在全公社掀起“比学赶帮超”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高潮。此时，国家贫困急需恢复经济，集体怕穷，社员怕饿，这个节骨眼动员社员开展劳动竞赛，多打粮食、增加收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父亲带领下，四队社员一呼百应，紧张行动，瞄准先进目标努力赶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打铁先要自身硬。父亲1930年生人，自幼涉身农田，13岁起挑起了下田干活重担，一小练出了硬功夫。1945年威海解放后建立村民主政权，在党教育下他成为村互助组、初级社生产能手，又经过建国初到人民公社成立时的磨砺，三十而立进入人生成熟期，是不可多得的生产高手，成为人民公社第一代生产队长后光荣地入了党。从此，他一门心思、全身心地投入到领导四小队生产劳动中去。精力旺盛，专攻农田细工，工夫在身无所不通；身体力行，精耕细作，重要技术活必亲历亲为，从不马虎；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团结队委会“一班人”，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早出晚归，全队出现风清气正、大干快上局面。

　　团结和调动各种力量形成合力。志同道合，知人善任，用人之长，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充分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我记忆忧新，小时候父亲和副队长大华子叔每天早晨晚边碰头议事，常常耽搁了吃饭时间，时而低声细语，时而争吵不休。二人分兵把口，各显神通，再复杂的事情两个人打理井井有条。大华子叔以身作则，从发动家里五弟兄入手，小华子叔、德子叔、小谦叔、运锋叔等，个个冲锋在先，处处起模范作用，人人成为生产能手和骨干，其中有三兄弟被评为五好社员。小华子叔自幼聪颖、处事精细，1954年出道先后任初级社会计、高级社和大队主管会计，同时兼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他作为四队的社员父亲除尊重他外，发挥其特长来组织队里业余文化活动。社员长年扎在农田干活，生活很单调，小华子叔就利用业余时间骑自行车，往返40里跑威海城里买票，青年社员突击完活傍晚提前收工，步行去看革命戏剧至深夜返回，既丰富了文化生活，又调动了大家生產积极性。大叔杨福顺忠勇双全、吃苦肯干，是不可多得的忠臣良将。1959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不远千里参加黑龙江生产兵团支边建设，品能兼优，多次受上级嘉奖。1963年生产队用人之际，大叔回乡探亲，父亲以队长身份把人家留下，关键时刻委以重任。这时，加强大牲畜饲养成为当务之急：农耕农播急需大牲畜，粮食增产急需多施牲畜粪肥。父亲敏锐果断、舍痛割爱，把大叔从一线调下来当饲养员。他不负重托，以此为荣、以业为家，精心护理、苦干三年，把从市场捡回的病马养成宝马驹子；饲养场骡马成群、驴牛满圏，粪肥堆积如山。大队领导多次光临召开现场会。那时，我时常跑到大叔饲养屋热炕睡热被窝。伍子婶、爽姑、玲姑等一批妇女干起农活一点不比男人差，队里就组织起妇女突击队，通过她们带领家庭妇女上阵，在三秋、三夏和冬季大会战中收到了巨大成效，全队涌现出一大批女五好社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