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忠

　　一、惊闻恶耗——妹妹病危

　　那是去年4月29日晚上，妹夫从苏北老家打电话焦急地对我说：“大哥，孩子妈快要不行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脑子“嗡”的一下懵了。妹夫说的“孩子妈”是我胞妹，我3月下旬回老家在医院看到她还能走路，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

　　妹夫说，她的扩张型心肌病已到晚期，此前她一直不让家人告诉我实情。我当时见她时，她走那几歩是强打精神装给我看的，她怕我知道她的病情为她担心，怕我让她到北京治病给我添麻烦。她认为自己的病也就是这样了，在当地医院或许能维持现状，没想到4月以来病情急转直下。省、市医院都看了，医生说她最多撑上一个月时间，而且随时可能猝死，唯一希望是心脏移植，可是目前身体很难经受这一手术。

　　妹妹的境况让我愧疚万分。我认为她这病因我而得，是家庭负担过重而致。我家在黄海西岸、盐碱遍野的灌南县农村，母亲走得早，离世那年，我念5年级，她念3年级，弟弟还未读书，全家仅靠多病的父亲一人劳动，生活极为贫困，难供两人上学，她尽管成绩比我好却主动退学，让我一人念书。她看到父亲身体不好，9岁就主动承担起做饭、洗衣服等成年妇女所做的家务。1969年春天部队征兵，我刚高中毕业想去当兵，可父亲不同意，说家中缺少主妇苦了我妹妹，为我寻了一门亲事，要我在家秋天结婚，将媳妇娶进门来操持家务。妹妹坚决支持我的想法，说当兵光荣，为国出力，自己也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她可以把家务事一直承担下来。就这样，我如愿入伍，她继续肩挑着家庭主妇的重担。我到了部队，她怕我“分心”，从不打扰我，家中有再大困难也不告诉我。她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16岁就当了生产队妇女队长，还组织“铁姑娘队”自任队长，三番五次挑战男劳力开展改造盐碱地比赛，经常夺冠。她精明能干引来很多人提亲，她怕自己走后无人操持家务一直没有答应，直到28岁、我弟弟娶了媳妇家中有了主妇她才出嫁。那时，她就有了心慌气短的毛病。所以，我认为她的病与青少年时操劳过度有关。对此，我很内疚，觉得应该对她有所补偿，负担起帮她治病的责任，近几年多次催她来京治疗，而她总是说病不重，没有非要到北京治疗的程度。对她的话，我竟信以为真。

　　妹妹不仅用她的贤惠维持了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更用她的青春为我在军营打造了无牵无挂的后方，使我安心服役，成长为一名干部。人们常常赞扬军嫂的奉献精神，我认为我军妹的奉献精神同军嫂一样值得称赞。妹妹对我有恩、对家庭有情、对军队有功，帮她治病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当即与妹夫商定：马上带她到阜外医院进行心脏移植。之所以决定到这家医院，一是她是我国最知名的心脏移植医院，二是我在北京工作照顾起来方便。

　　心脏移植，过去听说其成功率只有一半左右，那还是符合条件的，妹妹错过了心脏移植最佳时机，成功率更低，但是，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希望也要试一试。

　　二、冒险进京——一路温暖

　　妹妹进京，这是我一生中最难的决定，也是一次风险决策。

　　有的医生听说妹妹要到阜外医院，好心地提醒我们，说她这样的身体去北京可能是有去无回、人财两空。他们的担心，何尝不是我的担心。

　　到北京，对常人来说并非难事，但对一个严重心衰、身体极度虚弱的人来说却有极大风险。扩张型心肌病，顾名思义，就是心脏扩张，妹妹的病历显示，她的心脏比身体相仿的人扩大一倍左右；心衰指标达到1.8万，是正常人的100多倍。2017年10月以来，她已4次出现心脏骤停、晕厥进行抢救，而且这几次危险都是在医院和家中静养时发生的。而进京需要乘车，路途颠跛，很难不出险情。但她在家等于死路一条，而且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危险。

　　进京，必须速度快，又要保证安全。我们决定从县医院坐救护车到徐州，再乘高铁进京，并制订了途中出现危险情况的应急措施。

　　五一前后车票紧张，好不容易抢到5月3日下午从徐州东站开往北京南站的高铁车票。没想到3日这天联系不到救护车。怎么办？车票已定，病情危急，不能再拖，我们焦急之时，村里青年司机王霜刚得知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说他出车送站。

　　5月3日上午，我提心吊胆地在家等待消息。

　　8点40分，妹夫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出发，有情况及时告诉我。此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噪子眼，最怕从老家到徐州这段路程出现危险，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手机响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淌。寂静的客厅里，老式石英钟发出“滴答”“滴答”的响声，每一声都在震荡着我的心房。

　　尽管我不相信世间有神灵，但我还是默默念道：

　　“手机啊，你千万不要在半途中响起铃声……”

　　“9点了，车子快上宁（南京）连（连云港）高速公路了吧？这段道路经常有雾，千万不要封路啊……”

　　“11点了，车子进入徐州城区了吧？那里车多人多，农村司机没来过，千万不要刮着碰着、走错道而误了乘火车时间啊……”

　　石英钟的时针整整转了3圈，11点40分刚过，手机铃响，我惴惴不安地一看，正是妹夫来电，说已到了车站，还说霜刚死活不收车费，他讲我妹妹是大好人，为她做点好事是应该的。听了这话，我悬挂的心放下一半，同时也佩服小伙子的心地善良。

　　下午1点15分，妹夫说他们进入候车大厅后，一位被服务员称为“陈科长”的车站领导看到妹妹坐着轮椅、吸着氧气，先安排她休息，又派人帮她提前送进站台、扶上列车，列车已经开动。这时，我的心又放下了一点，打心眼里感谢车站人员的关照。

　　下午2点，妹夫又来电，说列车长看到妹妹病情危重，已把情况告诉北京南站，還要去了我的手机号码。几分钟后，我突然接到一位陌生女士电话，说她是北京南站爱心服务组组长张润秋，已经知道妹妹情况，安排了服务员接人，让我在列车进站后与其接头。我再一次地感受到铁路单位细心周到的服务。

　　列车预计4点10分到站。我提前来到接头处，不一会看到车站服务员推着轮椅过来了，急忙跑了上去，到了身边一下子愣住了：一个耷拉着头、面色浮肿、两颊黑红的老人出现在眼前。我一阵心酸，一个月不见，妹妹竟变得如此樵碎，这是当年活泼能干的“铁姑娘”队队长吗？！这是我善良贤惠的“军妹”吗？！

　　我一边感谢服务员热心帮助，一边关切地向妹妹问候。

　　她听出了我的声音，头缓慢地向我这边抬了一下，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大哥，我恐怕……”“马上要到医院了，你的病很快会好起来的”。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同他人把她抬上此前联系好的停在出站口的999救护车。

　　4点25分，救护车一路鸣笛驶向阜外医院。

　　三、急诊就医——医者仁心

　　阜成门外，礼士路北口，几栋青、红色楼房醒目矗立。

　　阜外医院，这家始建于1956年的三级甲等心血管病专科医院，以诊治各种复杂、疑难和重症心血管疾病而享誉国内外，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

　　4点43分，救护车在下班晚高峰时仅用18分钟就跑完城区10公里路程到达阜外医院。赶到急诊科，旅途的劳累使妹妹的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我们看到前面有10多个病人排队，非常着急。这时，护士长发现这个情况，立即请大夫对她优先接诊：量血压、做心电图、抽血、拍片……检查中，妹妹病情进一步加重，血压只有50/28mmhg，进入半昏迷状态，大夫们对她进行抢救，输液架上马上悬挂起像一串大葡萄似的几个药瓶药袋，各种药液通过胳膊和手腕上的静脉一滴一滴地输入体内；床边心电监护仪不停地发出“嘀嘀”报警声，上面的曲线与数字在不断地变化和跳动……

　　正当我为妹妹担心的时候，一脸严肃的值班大夫把我叫到旁边，带有抱怨的口气附在我耳边小声说，人病成这个样子，应该早点送来呀！他那关切的话语，使我深为感动。

　　几个小时以后，妹妹的状况有所好转。

　　晚上10点，我在家中接到陪护妹妹的妹夫电话，称刚才一位高挑个子、留着短发、和蔼可亲的50岁左右的女大夫来到妹妹床前，对她进行仔细检查，鼓励她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说只要自己配合医生治疗就一定能够好起来，还讲目前移植病房没有床位，让她别着急，先在急诊科治疗，待移植病房有床位时再转进去。

　　根据妹夫所述，我断定这是黄洁主任。原来，我们在决定来京治疗时，从网上查了阜外医院心脏移植情况，得知心脏移植中心黄洁主任是知名专家，我就以自己名字挂了5月2号下午她的特需门诊，带着妹妹病历，提前预约请她为妹妹治疗。我告诉她妹妹如在路上不出危险，3号下午就能赶到急诊科。我怕她认为不是病人自己来看病不重视，还特意解释我替妹妹看病原因——她为家庭、为我上学和参军艰辛付出的事情，说她既是我亲人又是我和全家恩人，可她现在有难我却无力相救、无法报恩，恳求医院救救她。黄主任看了病历、听了我央求的话语后讲了两层意思：她的病很重，能否做心脏移植要看治疗的情况；她的奉献精神值得敬佩。

　　大医仁心！我真没想到她这么忙还把我妹妹的病放在心上，第二天竟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来查看病情。我至今不知道，是她被妹妹的事迹所感动，还是她一贯工作作风，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当天夜里妹妹多次排尿，竟有一公斤多的积液被排出体外！以后几天，她的各项指标继续向好。

　　四、移植病房——浴火锤炼

　　5月10日，妹妹转移到黄主任主管的移植病房10病区42床。

　　此后20多天，大夫对她从内科到外科、妇科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检查，对症下药，朝着做手术方向治疗。她的病一天比一天好转，黑红色面颊渐渐地转变为红色，继而又转变为浅红色、正常肤色，进入等待心脏移植阶段。

　　妹妹的病房住着两名患者。6月7日清晨，主治大夫陈艺告诉她和旁边43床病人王X，有一个O型血供体，要她俩都不吃早饭，准备进行手术。

　　妹妹在病房里因病情最重，所以住的时间最长，先后陪伴过五位女病友。王X是第一位，她和妹妹都是O型血，就看供体指标与谁更符合。

　　9点，大夫评估了供体，认为手术更适合王X做。妹妹向她祝贺，目送她走向护士推来的手术车，自己像似进行了一场术前演习。

　　重生之路布满荆棘。

　　不知是没有做上手术精神受到影响还是原先体质基础太差等其他原因，6月9日，妹妹突然发烧到39度。发烧，对心脏移植病人来说是致命的。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因为曾听一位护士说，多年前一位小伙子要做心脏移植，苦等4个月终于来了供体，没想到手术前一天突然发烧，导致第二天不能做手术错过了宝贵的机会，后来几个月没有再等到新的供体人就没了。我害怕这位小伙子悲剧在她身上重演。抵抗力强的青年人都怕发烧，何况是60多岁的老人！

　　10日，妹妹的情况更加严重，发烧到近40度。这一发烧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病毒和负面因素一起袭来，多项化验指标马上恶化，已降到3000多的心衰值迅速蹿升到1.8万！

　　下午6点，我来到病房，看到妹妹床边不断呼叫的心电监护仪、头上放置的白色冰袋、输液架上又像一个月前在急诊科那样悬挂的一串“大葡萄”，越来越感到害怕。妹妹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回不去了。”我马上安慰她：“没事，你要相信大夫，一定会渡过这道难关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不停地打鼓。

　　不一会，黄主任将我叫到室外，说病人“底子”太差，发展态势不妙，如果到明天体温仍降不下来，就要移到重症监护室，并要我们做好最坏准备。听了这话，我像掉进了冰窟里，心里凉透了——病魔把妹妹拉进了生命的冬天。

　　夜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深夜12点，我打电话给妹夫，要把妹妹状况告诉家中孩子们，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妹夫犹豫了半天回答说：“等一等吧，到明天看看情況再说。”

　　忧心忡忡地熬过一夜。11日早上，妹夫打来电话，说这一夜黄主任几乎没睡，多次来查看妹妹情况，还调整了治疗方案。现在妹妹的体温已经降到38度，心衰指标也下来了，大夫说暂不转到重症监护室了。听了这话，我的心稍微放松了一点。

　　我从心底里感谢黄主任的敬业精神，尽管陈大夫不断将妹妹病情向她报告，尽管她从电脑里能及时看到妹妹病情变化的数据，但她还是亲自查看妹妹的病情，根据精准情况确定治疗方案，用“极其负责”四个字来形容她一点都不为过。

　　下午，我和我夫人来到医院。妹夫高兴地说，妹妹体温已经正常，其他指标继续向好。他正拿着梳子为妹妹梳头。望着妹妹散乱的头发，我又一阵心酸：她是爱打扮人，不到身体实在不行头发不会乱成这个样子，更不会让他人帮助自已梳头。我夫人为妹夫关爱妻子的行动而感动，拿起手机拍下这个视频，以“夫妻恩爱”为题、配上“老伴住院数年，丈夫日夜守护在病床前悉心照料”文字说明发向朋友圈，不到半天，竟有30多人点赞。

　　妹妹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症状不断改善。

　　7月20日早晨，陈大夫匆匆走进病房，说妹妹的身体状况已经基本达到手术要求，刚才来一个供体，要妹妹做好准备，全家人一阵兴奋。

　　我突然想起，近两天，除了黄主任和10病区刘盛主任不断查看妹妹身体状况外，还有两位像似领导的大夫也多次来病房查看妹妹身体状况，护士说他们是医院心脏移植评估委员会的副院长郑哲、外科主任宋云虎，都是我国心脏移植的知名专家，黄主任和刘主任也是心脏移植评估委员。后来陈大夫告诉我，因我妹妹身体底子太差，医院心脏移植评估委员会对她的评估格外慎重，委员们都是多次亲自查看她身体情况、经过多次研究才下了决定的。

　　上午，妹妹又做了抽血、B超、拍片等多项检查，陈大夫告诉她不吃午饭。中午，我和夫人匆匆赶到医院，等到下午2点，陈大夫告诉我们，说供体不合格手术取消，让妹妹吃午饭。我们又是一场空喜。

　　三天后，43床又住进来山东维坊姑娘林X，A型血，虽然比妹妹入院晚，但医院接受到了一个A型血供体，她顺利地做了手术。

　　我突然发现一个情况，妹妹住進心脏移植病区两个多月来仅我所知道的这里就接受到10多个心脏供体，过去医院一般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等到一个心脏供体，不知供体现在怎么突然多了起来？正纳闷想找个机会向大夫问个究竟，突然看到报上一篇文章，说近些年我国越来越重视器官捐献工作，特别是自2015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合法来源后，器官捐献者不断增多，当年就捐献器官2766例，2016年达到408例。2017年我国决定将6月11日设为“中国器官捐献日”，进一步促进了器官捐献工作的开展，这一年捐献器官上升到5148例，数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2018年第二个“中国器官捐献日”以来器官捐献数比前一年同期又有较大上升。阜外医院近两年特别是2018年以来接受心脏供体数也随之大幅度增加。看到这一情况，我的心一下子高兴起来，现在供体多了，妹妹的手术更有希望了。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7月31日下午3点，10病区刘主任走进病房说：“8月4日有一合适供体，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安慰的话，还是真有供体，只能慢慢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五、心脏移植——“脱胎换骨”

　　这一天终于来临！

　　8月3日晚上，陈大夫对我们说供体很快就到，妹妹4日9点半做手术，我们兴奋无比。她怕妹妹激动影响睡眠，给她服了两片安眠药。

　　长夜难眠。这一夜妹妹睡得很好，可我却睡不着，4日凌晨就起床了，早早来到医院守候在手术电梯口。9点20分，护士推着手术车从病室过来。妹妹戴着绿色无纺布口罩，面向天花板，静静地躺在手术车上。我走上前去安慰她：“妹妹，坚强些，等一会大夫打了麻药睡一觉就好了。”

　　听到我声音，她的头马上歪向我这边，口罩微微地抖动着，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我从她的眼角和口罩边缘之间，看到一串泪水相连，玻璃窗口的阳光穿透病房过道洒在脸上，发出一道晶莹的亮光。

　　我们全家人提前来到做手术的四楼旁边“手术患者家属等候区”，静静地等妹妹的手术消息。

　　9点30分，正面墙上的电子显示屏突然出现一行红字——姓名：王X芳；性别：女；手术状态：正在进行。

　　这天是周六，只有妹妹一人做手术，等候区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们全家人都屏住呼吸，我的心再次提了起来，两眼紧紧地盯着这行红字。

　　心脏移植，不仅要更换人体最重要的器官，还要进行体外循环、将体温降到20多度，可算是一种脱胎换骨，我担心极了——

　　我担心这行字在手术期间突然熄灭。听大夫说，手术期间显示屏上的字突然熄灭可能是手术失败。“不会的，有人讲阜外医院做心脏移植就像做阑尾炎手术那样有把握，不会失败。”

　　我担心手术期间医生让我们去“谈话间”。听护士说，手术中出现意想不到问题时，大夫要征求病人家属意见商量如何处置。“不会的，陈大夫说此前手术组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都想到了，已经有了相应对策。”

　　我担心手术期间突然停电，因为手术离不开电，听说这片地区过去出现过停电情况。“不会的，现在供电有保障了，再说即使停电，这样有名的医院一定会有应急措施。”

　　……

　　我不停地担心，又不停地逐一否定着种种担心。

　　等候区静极了。我不断地看着手表，10点，11点，12点，1点……5点。“怎么还没结束？大夫说手术需七八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取其中间是7个半小时，不是已经到了7个半小时了吗？是不是不顺利？”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5点12分，电子显示屏上的红字突然熄灭。我的心一阵颤动：手术完了吗？结果怎样？焦虑之际，心脏移植中心负责术后恢复的廖中凯副主任打来电话：“手术顺利，病人状况良好。”听了这话，我的心完全放了下来，妹夫又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家中翘首以盼的孩子们。全家人喜极而泣。

　　六、手术之后——再生波折

　　命途多舛。正当我们全家沉醉在高兴的氛围中时，8月6日早上，我突然接到廖副主任电话，说可能是麻药原因，妹妹做完手术醒来后精神反常，他们正在进行治疗，要我们买一粒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送去，并让我下午到她床前开导开导她。

　　获此消息，我的心又像突然压了一块石头：刚说手术顺利、状况良好，怎么又生波折，在精神上出现问题！为了治好妹妹的病，我愿百分之百地配合医生做好一切工作。我知道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一粒六七百元，如果吃它能见效，买10粒、100粒或者更多我也愿意。我对廖副主任说：“一粒行吗？多买一些吧？”廖副主任说：“一粒就够了。”

　　我担心妹夫买错药或买的药质量不好，陪他到北京同仁堂本店购买。那天北京下雨，我怕药被雨淋了影响质量，又买了两个塑料袋，包了又包，以最快的速度将药送到大夫手中。

　　下午，我来到“外科恢复室”。护士让我戴上口罩、穿上隔离衣，带我来到妹妹的隔离病室。这里，寂静无声，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液气味，我看到廖副主任和一个护士正在给妹妹插鼻饲管。原来，妹妹手术后不能进食，护士给她插了鼻饲管往胃中送食。她术后醒来精神恍惚，说有人绑架了她女儿姗姗，拼命拔掉插在鼻孔中的管子要去救女儿，护士们和她推来挡去，她便对护士产生怨恨，不仅怒目而视，还有脏话出口。

　　一位小护士轻声地对我说，“这是她第二次拔掉管子了”。为手术后护理和防止她拔管子，年轻的护士们“奶奶”长“奶奶”短地亲热她、哄着她，一天24小时轮换守护在她身旁。

　　我不好意思地小声向廖副主任和护士们进行感谢与道歉，他们向我打着没关系的手势。

　　我跟妹妹打招呼，她竟不认识我。为了让她相信女儿无事，我与姗姗通了电话，并让她看视频。女儿泪流满面地对她说：“妈妈，我是姗姗哪！我没事。”可她竟说视频中的人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也不相信她的话。

　　我们兄妹感情很深，几十年未曾红过一次脸，而且她从来都相信我的话。临别时我流着泪水对着她说：“妹妹，我是你大哥，你要相信我，姗姗现在很好，一定要听医生护士话！”

　　妹妹两眼木木地望着我，像是若有所思，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话来。

　　我担心妹妹一直会这样，要是长期精神失常怎么办？这会给她和亲人在生活上、精神上造成多大的痛苦！我甚至怀疑当初让她来京治病决定的正确性，是不是害了她？

　　不过，事情可能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坏，我离開无菌病室时，廖副主任说：“她这种现象过去出现过，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的。”

　　我不知道他是安慰我，还是真的。妹妹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一段时间”是多久？我们只能焦虑地等待着。

　　事情很快有了转机！7日早上廖副主任给我打来电话，说“病人完全清醒了”。当时我脑子满是妹妹疯疯癫癫的情景，对他的话有点发懵，马上追问一句：“您是说她的脑子现在完全清醒了吗？”“是！完全清醒了！”对方话里透露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了。

　　压在心上的石头落了地。我马上把这个喜讯告诉所有亲人。

　　当天下午，我又去病室探视。妹妹一见到我就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七、喜泣出院——涅槃重生

　　第二天，妹妹转到移植病房进行康复训练。开始，每走一步都费九牛二虎之力，像婴儿学步那样颤颤抖抖。就这样，每天一步一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苦练着。

　　医患配合，她的身体恢复顺利，医院安排她20日下午出院。

　　19日傍晚，我最后一次探视。妹妹默默无语，泪水“吧嗒”“吧嗒”地滴落在地板上。我知道，她就要离开居住100多天、帮助她度过生死关口的医院病房了，就要离开日日夜夜守护她拯救她、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的医生护士了，这是分别的泪水，也是感激的泪水啊！

　　妹妹即将离开医院了，我想知道是哪些大夫做的手术，尤其想知道是哪位大夫主刀，要向人家说一下感谢的话。这样大的恩情，说句感谢话是人之常情，可是问了多人都没有结果。20日上午，我们办理出院手续时看到了病历，上面显示“手术主刀：刘盛”。得知真相，顿生敬意：刘主任明知手术成功，但一直未对我们说他是主刀。不居功、不显摆、不图病人感谢，这样的医德是多么高尚啊！

　　20日中午，廖副主任匆匆地从外科恢复室赶来，向妹妹反复交待出院后注意事项：“要注意保暖，以免感冒；要讲究卫生，防止细菌感染；要少食多餐，不能过饥过饱……”陪同的护士悄悄对我说：“昨晚廖副主任值班，为一位重病号忙乎了大半夜，本来中午要补休的，可他知道阿姨下午出院就过来了。每个病人出院时他都这样，身体再累、事情再多，总不忘这道详细的‘交代程序……”

　　听到此处，我心潮澎湃，联想到廖副主任平时对术后病人悉心调治的往事，联想到黄主任尽心尽职救治病人的医德，联想到刘主任甘当无名英雄的精神，联想到急诊科、移植病房、外科恢复室的医生护士视病人如亲人的情景，他们多么值得敬佩啊！我又联想到医疗战线上千千万万的医生护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都是和上述医务人员一样，没白没黑无怨无悔地为病人服务吗？他们不都值得敬佩吗！

　　白衣天使，我现在才真正领会其含义：他们衣着白大褂，悬壶济世、妙手仁心，永存救死扶伤之念，他们的心灵像水晶那样纯洁；他们成年累月乃至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精湛的医术和辛勤的汗水换取病人的安康，他们的人生像朝霞那样绚丽；他们童叟无欺，面对多重性格的病人哪怕是出言不逊者也一视同仁地热情相待，他们的胸怀像海洋那样坦荡无垠……

　　下午3点，我怀着对医务人员无比崇敬的心情搀扶妹妹出院了。雨后京城碧空如洗，城区街景绚丽如画，妹妹重获新生离开入住100多天的病房，像鸟儿出笼重返蓝天那样无比欣喜。她那长期未见阳光略显苍白的脸，笑得灿烂如花。

　　为了便于妹妹复查，我让她在我家住上三年两载。她开始每周到医院复查一次，以后复查间隔时间逐渐延长，大夫根据她恢复状况和化验指标调整药量，身体一天好似一天，由开始一次能走100米，逐渐增加到200米、500米、1000米。

　　像雄鹰恋长空，似礁石依大海。妹妹在我家住了5个多月，说不习惯北京生活、家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急着要回去，还说年底县里就通高铁，4个多小时就可到北京，以后复查也方便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她的性子，留不住她了。

　　其实，妹妹急着想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看到同病房5位病友都顺利做完心脏移植手术回到家中，对她这个要强的人来说自然有些着急。她们朝夕相处结下深情，一直保持联系，网上、电话聊天时，无话不谈：聊回到家时亲朋们对自己手术成功的欣喜，聊国家“新农合”和大病救助政策给她们带来的惠利，聊近期身体的状况——她们都恢复很好，有的已经重新工作，有的还出国做起了生意，病情最重的妹妹也能做轻微家务了。如今，她们的嘴上挂满了“感恩”：感恩心脏器官的捐献者！感恩医精心慈的好大夫！感恩帮助她们的热心人！感恩医疗发展、充满大爱的新时代！

　　这种感恩是发自心底的，真心实意，毫无虚假；这种感恩是永生永世的，植入骨髓，至死不变！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妹妹终于同她的病友们一样如愿地“飞”回去了，带着感恩之情飞回了黄海之滨的美丽家园。

　　那里，有碧海、蓝天和由她参与改造成功的绿色田野，还有她历经磨难重获第二次生命的美好憧憬。

　　春天来了，妹妹喜逢盛世也迎来了生命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