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我的履历表上，写着1969年2月至1970年年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272部队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相册中，还有几张穿军装的照片。冷眼一看，以为我当过兵，其实不然。到部队接受再教育，不是参军，没有军籍，也无军装武器，是军中的老百姓。至于穿军装的照片，是为了满足一下从小就想当兵的美梦，借排长的军装臭美，实属“伪劣假冒”。

　　所谓“再教育”，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与现在广泛使用的不尽相同，其本意为：建国后十七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学校，学生受的是資产阶级教育，必须由工农兵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流毒，树立无产级世界观，把他们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根据这个方针，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再教育的政治运动。在这洪水般汹涌澎湃的潮流中，高瞻远瞩的周恩来总理，考虑到今后外交事业的需要，指示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办公室，在八大军区诸备三千名外语院校毕业生，以备国家不时之需。

　　我们所去的3272部队，即第64野战军192师步兵574团，在盘锦开荒种地。与团部在一起的，还有个3225农场场部，也是团级单位，但直属军部领导。在我的印象中，场部是铁打的营盘，步兵团是流水的兵，不断轮换。场部负责开荒种地、技术指导，团部负责带兵、军事训练和组织生产。学生约500人，来自三所大学，编为四个连，每连约120余人，3个连分属各营，1个连直属团部，称学兵连，顾名思义，是来向解放军学习的，由部队派班排连干部管理。于是乎，在茫茫盐碱滩上，在绿色的军营中，出现了一支有男有女、穿得乱七八糟、中间又混杂着几个军人、不伦不类的队伍……

　　一

　　我们决定结伴去盘锦时，即兴奋，又忐忑。年逾古稀，回到五十年前，埋藏着我们的歌声笑声汗水和泪水的土地，怎能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但又担心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毕竟离开那里很久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盐碱滩上，在水渠边，在稻田里，还能找到我们青春的足迹吗？

　　前几年，有几位同学去找过农场，但大都失望而归。细想起来，也不难理解：一、我们所在的部队农场，远离百姓村落，与当地人隔绝，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番号，我们也不知他们的村名；二、那一带原本是盐碱滩芦苇荡，未开垦的处女地，没有名字，所以叫1号地、2号地；三、当时那里有四十余家部队农场，而我们所属的部队，早已经在大裁军中撤消，变成了历史烟尘中的一个符号……凡此种种，寻找起来，自然也就难乎其难矣。

　　在疾驰的列车上，我们还只是担忧，等到了盘锦，走出车站，简直可以说是绝望：眼前高楼林立，汽车川流不息，马路宽阔平整，街道井然有序，雕塑生动活泼……完全是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大都市的格局气象，变化之大，可以说天翻地覆，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那里还有过去的影子？

　　记得我们去农场时，因留在大连清查日伪时期的日文档案，比第一批去的同学大约晚了两个月。当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大连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从我们学校抽调了家庭历史清白的四、五十个学生，分成几个班，清查日伪时期日本宪兵队档案。这些档案在日本人投降撤退时，曾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销毁，但因数量厐大，时间紧迫，处理仓促，没等烧透就用土埋了起来。解放后，发现了这批残留档案，就挖掘出来，但纸页发黄，近似纸灰，一碰就碎，于是就小心翼翼地一张张拨离揭开，再用玻璃板夹住保存。我们的工作，就是把档案中的日文译成中文，抄写清楚，校对无误后上报。内容无非是姓名、身体特征、被捕时间地点、事由、家庭地址、审讯记录等。尤其是那些因地下共产党或抗日嫌疑而被捕者的供词，比如说他某年某月某日在何处因何故被捕，与谁接头，上下线是谁，联系方法，是否叛变等等均是清查重点。领导我们工作的是位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日语系毕业的年轻军官，对我很信任，任命我为三班班长，负责校对上报。

　　当时学校已经成立了三结合领导班子，由军宣队、工宣队、革命干部组成，但学生都已去苏家屯、盘锦农场劳动锻炼，学校已经名存实亡，只剩下部分教师，平时熙熙攘攘的校园，变得冷冷清清，鲜见人影。可供千人同时用餐的学生食堂早已关闭，我们清查班的同学在小食堂与教工一起吃饭。虽然人在学校，但我们只是寄宿而已，并不归学校管，而由市军管会领导，只等完成任务，去农场劳动。

　　在食堂吃饭，时不时与工宣队发生矛盾。那时有个口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所以那些由玻璃厂来的年轻工人，是来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的领导阶级，但却没有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领导样子，别的姑且不说，就连买饭排队都做不到。食堂若有好菜，他们三五成群往前挤，或一个人站队，买多份儿，后边的人买不着，等于白站。老师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但我们“根红苗壮”，不怕他们。尤其是人高马大的大周，外号叫大狗，家里三代是铁杆贫农，带头起哄：哎、哎、哎，干啥呢！有这么排队的么？还领导呢，回厂吹灯泡去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双方都年轻，正是血气方刚、气盛如牛的年纪，有好几次差点动手。如里传出去说工宣队与学生为买饭排队打架，终究影响不好，后来那几个二流子似的工人再没看到。有人说，谁愿把老实巴交厚道能干的工人派去当工宣队呀，车间里的活谁干？到你们那儿去的，肯定是厂里不好管教的刺儿头。

　　一天中午，突然接到友谊医院的电话，说住院的欧希友生命垂危，必须马上做手术。南院教学楼建在山岗上，与友谊医院的住院部只隔着一条小马路，我和汪大新急忙赶到医院去看，他已经神志恍惚，脸色蜡黄，不断呕吐，连绿色胆汁都吐了出来。他呻吟着，不时大声喊叫。医生说，他头部有东西，压迫神经，如果不做开颅手术，危在旦夕。汪大新告诉我说，清队时，欧希友头上挨了一棒子，可能是内出血，从那以后总说头疼。做这种大手术，必须由家属签字，但他的父兄在千里之外，等他们赶到，恐怕黄瓜菜都凉了，最后由学校代表在手术单上签字，医院才同意做手术。

　　当时的医护人员都在“抓革命”，于是我和汪大新就成了“促生产”的代理护士，把欧希友推出病房，送进电梯。他当时已经昏迷，全身僵硬，这个身体魁梧的农家子弟，重得像一头牛。一位中年人手拿剃头刀肥皂等走进来说，先得把他的头发剃光，医学上叫备皮，否则无法开颅。我抱着欧希友的头，他边抹肥皂边剃，弄得我满脸头发茬子和肥皂沫。这种大手术，生死难卜。我想，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看到欧希友了，不由得悲从中来。

　　我与他不是一个班，但在一个宿舍住过，他话不多，但相当固执倔强，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后来我们班的男生搬到了二楼，与四班男生合住。那是个套间，住十几个学生。文革停课以后，同学分成了几派，你骂我，我骂你，斗得跟乌眼鸡似的，但我们的宿舍还算平静，没有燃起战火。同学中有几个会吸烟的，买不起香烟，就花几毛钱买了一包烟叶，放在一只大碗里。有时夜里起来，披着衣服，冻得哆哆嗦嗦，用报纸卷大炮，抽得屋子里乌烟瘴气。在烟熏火燎中，全宿舍的人都学会了抽烟。后来武斗，为防流弹，窗上挂起了草垫子，里面黑洞洞的，不见天日，整天开着灯。

　　欧希友为什么挨打，是谁打的，我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打人，更何况他是你朝夕相处的同学，怎么能下得去手？还有那些死于非命的老师，抛下妻子儿女含愤而去，究竟有什么罪？昨天还和和气气，彬彬有礼，今天却因派别不同，观点相悖，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亲友为敌，同学相残，辱骂厮杀，不共戴天，这是怎么啦？

　　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和洞察力，看不清那些美丽动人的口号下所包藏的祸心，但有一点我还清醒，那就是当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乱成一锅粥时，不可随波逐流，胡作非为。我暗暗为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不参与那些诸如抢枪、武斗、抄家、夺权等所谓打砸抢抄抓等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勾当，远离那些耀武扬威的“英雄好汉”，努力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宁可被讥讽为逍遥派、保守派，也在所不辞，毫不动摇。

　　过了几天，欧希友终于苏醒，我和汪大新去看他，为他操刀的那位中年大夫说，这小子骨头很硬，用刀锯榔头，好不容易才打开，但手术很成功，总算救了他一条小命。在欧希友床头的小桌子上，有一个小玻璃瓶，里面放着从他头颅中取出的紫黑色血块。这是欧希友的血，是被同学的棍棒打出的血，是险些要他性命的血……

　　我不知道欧希友如今在哪里，也不知道他是否落下了后遗症，但想起他，我就心头发紧，为他担忧，为他不平，为他惋惜。

　　二

　　清查工作结束，与军代表和彻查班的同学照了纪念相，整理行装准备去农场时，我心情平静，对大连对学校并不留恋。

　　三年前，我到大连日语专科学校报到时，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不仅没有憧憬和喜悦，而且心事重重，愁眉苦脸，常常独自坐在劳动公园的长椅上发呆。小学五年级时，我因一篇作文受到表扬，就迷上了文学，梦想当作家。在报考大学时，志愿表上填了一連串中文系，惟一的外语院校是班主任老师劝我填写的，但考试成绩不佳（五十年后我才知道，当年我的高专分为382，高出我班最底分52分，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录取我的恰恰是以培养日语翻译为目标的大连日专。当时我很难过，根本就不想来，但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的二姐看出了我的心思，默默地帮我准备行装，劝我说，大连是个好地方，先去看看，如果实在不愿学就回来，明年再考。碍于姐姐的情面，我踏上了南行的列车，来到了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

　　然而，我不喜欢外语，更讨厌日语，记得在我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邻居大娘对我说，孩子，谁好人说那话？在她的记忆中，讲日本话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还有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走狗。她的丈夫就是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后，下落不明，音信杳无，她怎么能不恨呢？我说，现在学日语是为了中日友好。大娘说，孩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咱不能说那话，不能跟他们好。你不知道他们有多坏！从那时开始，我就知道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的国恨家仇，不是几句简单的政治口号就可以泯灭的。在学校里，我嘴里念着日文，心里却想着文学，心猿意马，烦躁不安，有时装病躺在宿舍里看小说，有时悄悄溜到老虎滩公园，望着烟波浩淼的大海想心事：退学，申请转校换系，还是咬着牙读下去，如何是好？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同学到北京去串联，在王府井大街文联作协的大楼里，看到我最崇拜的诗人在挨斗、坐喷气式，惊诧、恐惧、疑惑、迷茫交织在一起，使我胆战心惊，魂不附体，不能自已。他少小离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出生入死，为人民为理想而引吭高歌，怎么突然变成了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他的诗，我爱不释手，很多都能背诵，还在朗诵比赛中拿过大奖。他才华横溢，语言精美，意境深远，堪称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典范。纵然我毕生孜孜以求，终难望其项背！他尚且如此，而我，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能有好下场吗？不少亲朋好友都劝我远离文学，说这是中国最危险可怕的事业，胡风、丁玲、冯雪峰、刘绍棠就是前车之鉴，你怎么还往前凑？缺心眼吗？以前我不信，但这次当头棒喝，使我不能不正视残酷悲惨的现实。

　　从北京回来，我茶饭无心，沉默不语，就像掉了魂，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从此与文学一刀两断，甚至觉得我带在身边们那包习作和日记，都是随时可能要我性命的炸弹，不可再留，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和我的两个好友，将那些习作，在一个僻静处付之一炬。

　　人们也许以为我们在烧垃圾，或者为逝去的亲人送寒衣，其实是在焚烧青春的理想。尽管是些幼稚单纯的诗、散文、小说，但毕竟是我多年心血的结晶，此刻，都化为一股清烟，消失在茫茫的夜空。我默默地流泪，为我的习作、日记，为我破碎的梦。至今想起来，心还隐隐作痛……

　　在校园里，还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

　　那是夏日的一天中午，南院教学楼宽大的走廊里，空寂无人。我到教室去找东西，发现在二楼东侧的长木椅上躺着一个人，旁边站着两个红卫兵。我从木椅边经过，看见他头枕两块红砖，睡得很香，鼾声如雷。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多处伤痕。旁边的椅子上，放着吃剩的窝头和咸菜。我问看守，他是谁？他们悄悄告诉我，这就是我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一惊，噢，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某书记吗？看样子他刚挨过斗，而且下午可能还得挨斗，但他却能睡得这样香，这样沉！心地坦荡者，才会如此安详宁静；意志坚定者，才会如此淡定从容；志存高远者，才会如此神清气爽。尽管我不了解他，但我却认定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他虽然沦为“奴隶”，但却高贵，赢得了我由衷的尊敬。

　　三

　　当年，我们在大连上火车，在沟帮子站下车，之后乘敞篷军车去驻地。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我们穿着棉大衣，还瑟瑟发抖。车队经过盘锦、大洼，虽是县城，但因是黑夜，什么也看不清，只是觉得比路边的村落，灯火多一些而已。沿途都是土路，坑坑洼洼，暴土扬长，到达农场时，大家都成了泥猴，只有眼睛和牙是白的……

　　而今，一条不逊于北京长安街的宽阔笔直平坦的向海大道，穿过盘锦市区，直通大洼、营口。当年冷冷清清、黑灯瞎火的大洼县，如今是盘锦市的一个区，碧水蓝天，花木葱茏，街市井然，俨然一座花园城市。

　　那时，大洼虽小，却是我们这些整天憋在营房里的人向往羡慕的“大都市”，去趟大洼，那可是大事、美差、肥缺，再到饭馆造一顿，那就是过年。全连一百多号人，只有灶事班管采买的马壮，才有这个特权。当时物资匮乏，不仅鱼肉蛋，连花生、瓜子、火柴等都要凭票供应，但他到大洼去，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总能弄些回来，从不空手。他神通广大，手眼通天，成了连里的大红人，想去大洼、盘山、甚至营口，说走就走。现役军官们，也没有他这样自由随便。当他赶着毛驴车从公路上下来，几乎是全连人夹道欢迎。他那个得意，仿佛是凯旋归来的将军，心花怒放，笑逐颜开。

　　在农场两年，我总共去过两次。一次是拉练，背着行李，往返六十里，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这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一次，脚上打了四个血泡，疼得我龇牙咧嘴，解放军班长叫我把针烧红，穿上头发挑破，使血水顺着发丝流出来。这招很灵，第二天就好了。我心想，幸亏我们没有武器弹药，否则我怕是要掉队被收容，人可丢大了。

　　第二次去大洼，情况更糟，差点搭上小命。那是团部派拖拉机去大洼拉砖，营里指派学兵二连出四个同学跟车装卸。我很荣幸被选中，兴高采烈地坐着拖车出发，到了大洼，装满拖车往回走。路是土路，被雨水冲刷车轮碾压得高低不平，沟沟坎坎，有的地方很深，汪着水。拖拉机开过时，拖车没过去，侧翻在水沟里。我们坐在砖上，一下子掉进污泥中。车里的砖掉下一些，但没有全部扣下来，真是万幸，否则这车砖就是我们的坟墓。把拖车扶正，把掉的砖拣起来，继续往回走，大家开玩笑说，就这样死了，不知算不算“烈士”？虽然为公而死，但终究是事故，有点窝囊，悼词都不好写……

　　四

　　我们在大洼一家宾馆住下后，就忙着打听农场的信息，但一连问了好几个人，不要说农场所在的方位，就连场名他们都没听说过。这样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必须另辟蹊径。于是通过朋友，找到了盘锦市作家协会主席、散文家王本道先生，他长期担任市委市府秘书长，情况熟悉，而且热情好客，不仅亲自出马，还找来曾任3225农场场长、现已退休的刘永奇先生当向导。

　　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找团部。因为当年以团部为中心，各营围着团部，各连围着营部，形成众星拱月的态势，所以，找到团部，就等于确定了我们连的方位。司机是当地人，在刘场长指挥下，绕了半天，才找到去农场的路。如果是我们自己找，还不得找到驴年马月？

　　当汽车上了一个坡，路过一条干渠时，我们的记忆被激活，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对，没错，这就是我们当年去团部开会的那条路。

　　说句老实话，部队辖区，基本建设没有地方好。地方是平坦的柏油路，这里是沙石路，而且路面有积水淤泥，坑洼不平。不知为什么，这与五十年前的情况恰好相反。那时部队辖区的房屋、公路、水渠、稻田，都横平竖直，井然有序，一丝不苟。

　　当年的团部，现在是六五五四七部队农副业基地。入口处立了石碑，上刻部队番号。四周修了高高的围墙，把原来那一片平房和操场都圈了起来。院子里盖了办公楼，修了花圃，栽上了各种果树和观赏树木，还有甬道、凉亭、体育器械，宛如一座花木葱茏而又宁静幽雅的小花园。在院子南边，靠近围墙的地方，还有几栋当年的砖瓦房，但已残破倾斜，濒临倒塌，旁边木牌上写着：危房，严禁靠近。但我还是忍不住扶着它照了几张相。记得当年团部有军人服务部，卖些日用杂货，还有些罐头、饼干、糖果等小食品，我们常来买东西，似乎就在这个位置……

　　那时农场休息根本没有规律，也不执行每周六天工作制，完全根据农闲农忙政治学习的需要而决定，有时十天，有时半月，七天一休的时候很少。休息日一般是整理內务洗衣晒被，也可以向班长请假两小时，走出营房去看同学或到军人服务部买东西，回来要销假。那时生活艰苦，饭是粗细粮各一半。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什么叫粗粮，什么叫细粮，以为是指加工的粗细，实际上大米白面是细粮，其它的都是粗粮。那时风气好，我们本来是专门生产大米的部队，但也没多留点大米自己吃，与兄弟部队的供应完全一样。蔬菜自己生产，吃肉自己养猪，但不过年节是见不到肉星的，所以肚子里没油水，时常念叨梁山好汉鲁智深那句名言：嘴里淡出个鸟来！怎么办？自己解决。那时，我们都有工资，去军人服务部买肉罐头。管它猪牛鱼，是肉就行。开始时没经验，买玻璃瓶的，凉吃油太大，容易坏肚子，加热吃又容易炸，比较危险。后来我们就买铁盒的，好加热，但不好启，于是我们就自制一些工具，类似螺丝刀，找块砖头或石头当锤子，抠开吃完后，在大干附近挖个洞，将工具藏起来，下次再用。

　　在团部操场，如今的花园，我还想起了一件窝心事。那是全团开大会，几千人坐在操场上。团参谋长宣布大会纪律时说，开会时不准抽烟。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我穿着棉袄棉裤，戴着狗皮帽子，坐在自己用稻草编的草墩上，还透心凉。平时我烟瘾就很大，天冷就更想抽烟暖和暖和，于是马上点一支“红玫瑰”大口大口地吸起来。没想到，就在这时，台上团长对着麦克风大吼，刚宣布纪律，就有人违犯。全场震惊，鸦雀无声。你，我说你呐，那个坐在右起第××排、从前往后数第××人，就说你呐，你给我站起来！全场人都回头、歪头、抬头看我，我才知道是说我，只好站起来。刚才团参谋长宣布开会时不许抽烟，但没说会前会后也不准抽烟，所以我抽烟合理合法，没有违犯纪律。是你团长没听清楚，就信口开河，胡乱批评。他看我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没有任何认错服软的意思，更加生气，大声命令：出列！出列！我心想，我没有错，你凭什么叫我出列？你官大就可以不讲理吗！耍什么威风，我还真不吃你这一套！任他怎么吼，我就是坚如磐石，岿然不动，心里较劲：看你能把我怎么样？敢把我拉出去毙了？我就不信，天下没有讲理的地方！我，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腰里扎着草绳、接受再教育改造的大学生。他，一个戴着红领章红帽徽、扎着皮带、前呼后拥、八而威风的驻军最高长官，就这样在全场几千名官兵面前对峙着，僵持着，互不相让。这时，开会的时间到了，团参谋长走到团长身边说了些什么，挥手叫我坐下，宣布开会。

　　大会结束后，列队回营，一路上，我一句话也没说，心想這次给营里、连里惹了祸，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接下来大概就是大会、小会、学习班，没完没了的批判，没完没了的检查！等着吧，既然摊上了，有什么办法？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豁出去了，随便你怎么着吧！这样一想，心里反而平静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奇怪的是，班里、排里、连里、营里，都没有人提这件事，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似的，不了了之。现在想起来，我站着不动，不申辩，保持沉默是对的，如果我走到台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团长理论一番，驳他个理屈词穷，威风扫地，情况可能会更糟……

　　五

　　从场部出来往南走，上一个高坡，路边有一个村子，刘永奇先生说，这就是二道边，它南面不远处就里原二营四连营房。我对地理方位一向糊涂，恍惚记得我们连在路北，距四连不远。但没走多远，同学们就大叫：停车，停车，就是这儿。在公路边上，金色稻田中间，有一条土路，约两米宽，弯弯曲曲，长满了尺把高的杂草野花，两侧种着向日葵，杆不高，但花盘很大，可能是新品种吧。小路通向一座院子，院子里有两排平房。

　　记得在我们连与公路之间，有一排房子，是二营营部，但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变成了一片稻田。我们连原来的稻田菜地，现在由四川人老王承包。他个子不高，穿着连衣裤胶皮靴，扛着铁锹，热情爽朗，几次邀请我们到他家坐坐、吃顿饭。他说这里原来由坦克旅管理，后来坦克旅撤了，由老百姓承包。

　　我们打开铁栅栏门，走进院子，发现前后两排混凝土砖瓦结构的平房，就是在我们原营房的地基上盖起来的，而且结构与原来的一样。我们一排一、二班各占两间，中间是大门走廊。房屋空置多年，无人修理，墙开裂，屋顶塌陷，缺窗少门，断壁残垣，摇摇欲坠。院子里长满一人多高的芦苇和蒿草，我们想穿过去看看当年的厨房、吃饭的土台和连部旁边的水井、打稻子的场院，但无处下脚。老王说，周围都是水田，把蛇、田鼠、黄鼠狼都赶到院子里来了，我就多次被蛇缠住，差点出事。他看我们执意要过去，就在前而开路，我也随手捡起一根木棍，用力敲打墙壁，发出很大的劈劈啪啪的响声，告诉这里的动物们，当年的主人回来了，赶快给我闪开，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我们原来的营房，是干打垒，墙是泥的，顶是草的，而且很矮，站在炕上，头顶房梁。房子前后两排。前排大约有十来间，住着连部、三排女生。房前有个几十平米的空场，埋着几根木桩，上架铁丝，用来晾晒衣服被子。空场前面有一条水渠，水渠对面是菜地，种些白菜萝卜茄子辣椒葱蒜等。“水井”在连部西侧，上面有座类似栈桥的木头架子伸入水中，人可站在上面打水。后排房子有二十来间，住着一排、二排、炊事班，还有厨房、仓库、烧火间等。营房中有南北两铺大炕，中间是约五尺宽的走道。一般是班长住炕头，副班长住炕尾。柴火垛在北边，冬天正好可挡住北风。菜窖在柴火垛旁边，离伙房很近。营房没有围墙大门，完全开放，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皆可自由出入。房墙矮薄，四面透风，冬冷夏热。

　　站在一排一、二班营房门前，照了几张相，不由得想起了两起“笔墨官司”。

　　一起是因吸烟引起的。那时候，不知道吸烟的危害，男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抽烟。冬天连里开大会，外面太冷，一会儿人就冻透了，所以全连一百多号人，集中在一排的一、二班，炕上地下坐得满满的，连长指导员站在两班中间夹道里，也就是冬天烧洗脸水的灶台边讲话。隆冬腊月，寒风刺骨，不能开窗，几十个人一起吞云吐雾，房间里烟雾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咳嗽声不断。不吸烟的女同学气得鼓鼓的，但又没办法，就写《讨烟檄文》抗议：

　　指间，唇下，火小烟大，污染了多少空气，熏黑了多少鲜花，茶余饭后无聊赖，全仗你生闲话，造雾成云迷全场，分明是捣蛋冤家，有朝一日，人世间将你搜尽，地狱里将你监押，恨死那烟鬼世家。

　　这檄文出自才女高红之手，烟鬼们虽然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怎奈没有高红的才华，笔力不逮，苍白无力，不成样子，其中有一首，不知是谁写的，还算有点意思，抄录如下：

　　海角，天涯，似晨雾轻纱，无处不家。风雨如磐，鲁公吞云吐雾，挥舞金不换，横扫天下。井岗风云，长征路上，毛委员指间星火，点起漫天朝霞。江山如画，青烟袅袅，成就多少英雄豪杰，古今佳话？分明是井底之蛙，又何必自诩鲜花？

　　第二起是因为一首快板词，但知道的人不多。

　　团里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四周年，号召各连出黑板报庆祝，连里向我约稿，我写了首快板词交差：

　　五七道路万里长，

　　军垦战士心向党。

　　碱滩织出千顷绿，

　　田边苦练五尺枪，

　　身在盘锦望世界，

　　五州风雷胸中装。

　　备战备荒为人民，

　　挥舞刀枪打豺狼。

　　没过多久，有人告诉我，在当地的小报上看到了这个快板词，但作者为通讯员，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莫名其妙，不知所以。后来连里的报道干事对我说，是他自作主张送报社发表的，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与兄弟连竞争，人家知道学兵是大学生，不如署战士的名字容易见报，所以他灵机一动就改了，结果不出所科，很快发出。他觉得为连里争了名，立了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我却觉得不妥，一是应该问一下作者，是否愿意发表，以示对作者的尊重。二是擅自更改作者名字，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军情”之嫌。我对他并不了解，也不好说什么，但觉得这样不择手段，欺世盗名，邀功请赏，令人不齿。

　　他很聪明，文笔不错，也很受器重，后分配到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但听熟悉他的同学说，他从小到大，没有实话，小到铅笔小刀，蝇头小利，大到婚姻恋爱，终身大事，他都云山雾罩，弄虚作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身败名裂，郁郁而终。

　　人呐，还是老实点好。

　　六

　　在东北，种稻子在农活中算是苦活，因为天气冷，四、五月份，還穿着棉衣，水里还有冰渣，就开始育秧插秧。当你光脚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时，混身一激凌，猫咬般地疼，连死的心都有。咬紧牙关，坚持二、三十分钟，脚麻了，没了知觉，也就不疼了。有一次，团参谋长来检查工作。他年纪较大，儿女与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所以对学生连格外关心，有空儿就过来看看。当他看见女同学全都泡在冰冷的水渠里刷洗塑料布时，勃然大怒：你们，马上，都给我上来！听见没有？他命令通讯员跑步去连部，叫连长指导员跑步来报到。当连长指导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时，参谋长当着学生们的面开骂：你们他妈的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家里就没有妇道人家吗？这么冷的天，这么凉的水，你就叫她们在水里泡着，能不作病吗……其实，连长和指导员有点冤枉，他们没带过女兵，也不懂女同学的生理特点，派活时，头脑中根本就没有男女有别这个弦儿。另外，女生们也应该负一半责任。她们总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总自诩穆桂英花木兰，总向男生叫板挑战，总想证明她们比男生还牛，结果呢，三排女同学，几乎都住过院，治什么妇女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从农场到北京，每年一到春天，小腿上就出不少疙瘩，硬硬的，也不疼，只是有点痒，去医院多次，看了无数专家，没有一个能说出个子午寅卯，当然也就无药可治。但过几个月，自己就没了，也不知跑到那儿去了。来年春天，继续出。反正也不疼，索性不去管它，过了几年，自己好了。

　　那时农场来了一批红色高腰紧腿胶靴，长到膝盖，因为胶靴薄，在水中活动比较灵活，不耽误干活，不像长筒雨靴，在稻田中活动困难，举步维艰。穿着这种胶靴下水，脚不直接接触冰水，少些皮肉之苦，麻木抽筋者明显减少，但指导员却号召，要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赤脚下水！我虽然心里骂：纯属扯蛋，但也不好意思穿靴子，只好随大流儿。当我看到指导员以腿有疾为名穿着长筒胶靴走来走去时，气就不打一处来，觉得他虚伪、伪善、居心不良、心地歹毒。

　　盘锦插秧，为了节省缓苗时间，秧苗是带着泥从苗床铲下，连土带根移栽，所以挑秧这个活儿很重，因为两个柳条筐里装的是带着一寸厚泥土的秧苗，一筐少说也有七八十斤，再加上柳条筐在泥水里一泡，自身膨胀的重量一、二十斤，这样一担就有近二百斤，壮劳力才能挑起来，在水渠田埂中穿梭而行。

　　挑秧手把两柳条筐秧苗从苗床送到田头，再由送秧手放在插秧手的小木船上，或者直接把苗筐放在插秧手身边，再把空筐带回田埂，由挑秧手挑回苗床。盘锦插秧可分为四道工序：铲秧、挑秧、送秧、栽秧，人手搭配合理，一环扣一环，才不窝工，进度快。一般前三道工序都是男生，女生负责栽秧。长时间弯腰曲背，个个腰酸背疼，所以她们都扎着两寸宽的皮带护腰。我的两臂还算有力，插秧时负责运秧，苗筐太重太满时用两只手端一筐，一般的苗筐一手一只。农忙时节，起早贪黑，为节省时间，午饭都送到地里吃。农场技术员说，插秧的黄金期一过，产量会大大降低，甚至只能收一把稻草。对庄稼人来说，农时是要命的事儿，否则一年白干。我们连每年都在规定的时间插完，而且还常常抽壮劳力去支援炮连和机枪连。

　　1969年春天，我们连插秧进度快，质量好，全团来开现场会。那天团长、政委、场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来了，指导员为了表现自己，特意穿了套新军装。他是政治干部，平时不劳动，专抓思想和政治教育别人，但今天是现场会，想在各级主官面前表现一下。既然是表现，当然要挑重活累活，所以他从同学手里接过扁担，到苗床来挑秧。第一次，两个柳条筐纹丝没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意思撂挑子溜之乎也，咬了咬牙，双手抓住柳条筐的U型筐梁，曲腿挺腰，但还是没起来。第三次，他深深憋了口气，总算颤颤巍巍地拱了起来，但走了不到十米，过一个小水渠，上面搭着一块木板，他晃了两下，再也支持不住，一头栽了下去。可惜那身新军装，沾满了泥水。团长愠怒地看了他一眼，扭头走了。陪着团长政委视察的营首长、参谋干事助理员们也紧随其后扬长而去。指导员讪讪地爬起来，回连部去换衣服。我心里骂道：你不说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吗？还得加上一条，三不怕脏。

　　七

　　我们一排二班，共十二人，两名党员，八名团员，只有我和老莫是白丁，非党非团，自称“民主人士”。当时班里分两部分，一为骨干、积极分子，二为非骨干、非积极分子。我至今也搞不清是以什么标准划分的，但似乎与家庭出身无关。我私下猜测，骨干可能是看劳动能力，积极可能是看是否申请入党。他们常常出去开会，只剩下我与老莫、老方、老李。我们四个，方、李是团员，但生在城里，不会干活，有时还发点小牢骚。我与老莫农活也不灵，而且比较散漫，所以把我们四个捆绑在一起，列为重点帮扶对相。

　　老方父母都是干部，家庭条件优越。但他从小由奶奶带大，生活习惯，处世方式，甚至说话腔调都有几分老奶奶的神韵，平时我们都戏称他为方大姐。他长的白白胖胖，爱干净，手也巧，做被子缝衣服补袜子都是一把好手，但清淤修渠，平地插秧，他就力不从心，总是落在后面。他有个小盒，里面有若干个小瓶，装着酒精、红药水、碘酒、紫药水等小药。被蚂蟥、蚊子叮了，或头上脸上长个包，他就擦点药水消毒止痒。

　　一天晚，全班坐在炕头上开班务会，讲着讲着，突然停电，大家在黑暗中继续讲，但在快结束时，灯又亮了！来电了，来电了，大家嚷嚷了几句，突然没声了，就像看怪物一样看着老方，之后哄堂大笑。原来是老方脸上长了些青春豆，他想抹点酒精消毒，结里拿错了药瓶，涂了满脸紫药水，弄成个大花脸。从此老方的药箱出了名，不时有调皮的坏小子来找老方，指着脸或屁股说，这疙瘩，也给我来点呗。

　　1969年8月，连里“整团”，即整顿共青团员思想作风，这本来是团员的活动，没我们什么事，但连里却说，为扩大教育面，吸收全体非团员参加，而且不是旁听，要像团员一样，学习文件，认真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最后由全班同志民主评议，决定能否过关。

　　我检讨了两件事，一个是兔子腿，一个是漏岗。那时我们睡的是土炕，夏天还凑合，但冬天要天天烧，否则会越睡越冷，不但不能解乏，还容易腰腿痛。柴禾主要是稻草、芦苇、蒿草等。有一天，我是值日生，从柴垛抱回的柴草中，发现一条冻得铁块般的兔子腿，不知是狼还是狗吃剩的。当时生活艰苦，吃不到肉蛋，馋得要死，就想把兔子腿塞进炕洞里烧着吃。没想到，这兔子腿一烧，香喷喷的烤肉味飘到班里、排里、院子里，全连人的鼻子，都像狗一样吸溜起来。连长跑来问，你在烧什么？我只好招供：兔子腿。那来的？捡的。你胆子够大的，捡的东西也敢吃！就算没有阶级敌人下毒，如果狼、狗带着病菌，传播开来，也是要命的事儿。今后捡到的东西，一律上交，不准吃，这是纪律。是。兔子肉没吃成，还挨了一顿批评，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够倒霉的。可惜那条很肥很大的兔子腿，化成了青烟，飘散在盘锦蔚蓝的天空，而我，还得检查无组织无纪律，贪图口腹之快，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

　　第二件事是漏岗。那时学兵连与正规步兵连一样，每天夜里站岗，而且有口令，每天下午，由连文书到团里去领。比如问：口令？对方答：斗私。那么回令为：批修。口令对上了，才能从营房穿过，否则禁止靠近哨兵，不准通行。正规连队哨兵手里有枪，真有情况可以自卫或鸣枪示警，我们手无寸铁，唯一的武器是找根棍子握在手里壮胆。站岗轮流，今天一班，明天二班，每人一小时，之后叫醒接班人，传达完口令可继续睡觉。

　　在睡梦中，硬被扒拉醒，拉起来站岗，别提多难受了！迷迷糊糊地穿上衣服，走到院子里，找个阴暗处静静地站着，连坐都不敢坐，怕自己睡着了，还要不时在脸上打一巴掌，在腿上掐一把。有时看到连里的干部从营部开会回来，到炊事班吃夜宵，真是羡慕极了，心想啥时候给站岗的也发个馒头，犒劳一下，该有多好。当远方传来鸡叫，天快亮时，人体生物钟开始发挥作用，精神一振，睡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但我在站岗时，也有意外发现：有人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学《毛选》。春耕大忙时节，累得屁滚尿流，拉着猫尾巴上炕，人困得滴拉郎当的，那里看得下书？但他却说，越苦越累，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从中找到前进方向和动力。其实，他也很累，顶多硬努半小时，就顶不住进入梦乡。但电筒还开着，连长指导员查铺时，看到他仍在坚持学习，雷打不动，虽然睡着了，但精神可嘉，在第二天早晨出操或晚上点名时，肯定会表扬一番。对这种人，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总觉得敬而远之为宜。

　　有两次，我睡得正香时，叫我换岗，我答应一声，转身又睡着了。连长查岗时，发现无人，怒火中烧，大发雷霆。我从阶级斗争观念淡薄，怕苦怕累，警惕性不高等方面反复检讨，才勉强过关。

　　1970年，也就是到农场的第二年，我逐渐适应了环境和劳动，干的不错，被评为五好战士，发给我一张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部印制的红色《五好荣誉证》，上书：“陈喜儒同志在部队锻炼期间评为五好军农战士，望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人民立新功。中国人民解放军3272部队政治部。”几乎与此同时，团支部找我谈话，认为我通过一年多的艰苦劳动锻炼，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已经基本达到团员标准，可以吸收入团。

　　说来惭愧，我政治进步缓慢。小学时还行，第一批入队，当过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但中学六年，死活入不了团。如今大学毕业，同学们已入党或在争取入党，我连团都没入，落后得一塌糊涂。

　　记得那是1970年3月31日，全连开大会，让我表决心，填表入团，比连里发展党员的仪式还要隆重盛大，使我受宠若惊。高红同学特意写了一首藏头诗表示祝贺：

　　祝君入团乘东风，

　　贺从碱滩踏新程。

　　喜看骄阳红似火，

　　儒生立志效工农。

　　我入团后，班里只有老莫不是团员。团支部开会，班里只剩他一个人，看着怪可怜的。我说，你也入了吧，我来当介绍人。老莫是我入团后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团员。从此以后，团支部开会，老莫也不用躲了，皆大欢喜。

　　八

　　农场劳动繁重，生活艰苦，但文艺生活却相当丰富。团里有电影放映队，十天半月就能看场电影，虽然都是老掉牙的片子如《地道战》《地雷战》《列宁在十月》等，里面的台词几乎人人都能从头背到尾，而且其中的列宁一口东北话，听着十分有趣，大家开玩笑说，原来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同志是我们老乡啊，真是荣幸之至！连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围绕团里的中心工作，编演节目，开展文艺活动。逢年过节，连里组织大联欢，各班都得上台出节目。还有报道组，负责编写连里的黑板报，並向军队、地方媒体投稿。各连开展比赛，排名次，所以参加宣传队和报道组的人员可以脱产排练、写作。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团里对宣传报道的重视程度，远胜于对稻谷产量的关心。虽然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革命是中心，是重点，是非抓不可的，至于生产促不促，促的力度多大，没有人关心。今天看来，这是本末倒置，匪夷所思，但当年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说句没有出息的话，我对宣传队、报道组、甚至炊事班、种菜班都很羡慕，视之为“上层建筑”，因为他們比较自由，不必随连队出工收工，可以不参加、或者避开平地、育秧、挠秧、挖渠等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来的晚，各个岗位都已满员，无我置喙之地，只能干眼馋。

　　当时的文艺节目，以模仿八个样板戏的片断为主，但也有活报剧、快板书、独唱、合唱、器乐独奏、合奏、相声、口技等，自编自演自导的节目较少，但演员都是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各有所长，甚至有绝活，有的甚至能超过地方专业剧团。新年时，要在团部大礼堂会演，各学生连争奇斗艳，所以都不惜工本，绞尽脑汁，苦心排练。

　　在四个学生连中，水平最高的似乎是三连，他们排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震惊盘锦。还有个话剧叫《两个镙丝钉》，也是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相当不错：一是矛盾冲突激烈，但解决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是音乐、灯光、朗诵，配合紧密，相得益彰；三是人物语言简洁、生动，有个性；四是紧密配合团里的形势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