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树民

　　引 言

　　辛亥革命的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周恩来语），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于右任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题字、题写对联万余幅，编制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他和著名水利专家李仪址、著名报人张季鸾被誉为近代“陕西三杰”，是那个时代三秦儿女最优秀的代表。今年是于右任诞辰140周年，我从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望故乡——民国奇才于右任》中，择选出部分故事，与广大读者分享。

　　一、两岁离娘 险遇恶狼

　　风狂雨暴的一个深夜，在河道巷一间破旧的房屋里，于伯循（于右任原名）呱呱坠地。病恹恹的母亲赵氏怀抱幼小的于伯循，自言自语：“娃呀，妈妈咋样把你养大啊！”

　　于伯循两岁时，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赵氏，已经口不能言，圓睁双眼，用无力的手指着小伯循。伯母房氏一手把小伯循紧紧地抱在怀里，一手紧紧地抓住赵氏的手，热泪纵横：“妹妹放心走吧！我一定会把伯循抚养成人……”赵氏眼珠转了转，眼睛刚缓缓闭上，小伯循的哭声又让她两眼大睁，两滴豆粒大的泪水从眼角流下，紧抓房氏的手无力地垂下。父亲于宝文涕泪滂沱……

　　父亲于宝文又得去四川当学徒谋生了，在河道巷口，久久凝望着怀抱于伯循相送的大嫂，双膝跪地，双手抱拳，哽咽着说：“大嫂，伯循就拜托你了！”房氏眼含泪水，庄重地点点头。

　　夜晚，房氏搂着小伯循入睡，小伯循尿湿了被褥，房氏把小伯循挪到干处，自己用身体把湿处暖干。饭桌上，房氏把馍馍塞给小伯循，把好菜夹给小伯循，自己只喝稀饭……

　　六岁的伯循和表哥一起玩耍，表哥养的一只跛脚的羊生下小羊羔，引起小伯循的极大兴趣，吵着闹着让伯母房氏给他要一只。房氏怜惜地望着小伯循，只好花三百钱买下一只跛脚的羊。小伯循拉着跛脚的羊疯玩。

　　深冬，调皮的于伯循瞒着伯母，偷偷跟随几个放羊的孩子到野地里牧羊，忽然窜出三只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们见状，吓得一哄而散，两只跛脚的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啃食。

　　于伯循正靠在东边的地里低头挖掘红根，未发觉狼已来临。一只狼悄悄靠近，正要从西边过来袭击于伯循，千钧一发之时，幸亏一村民途径该地，抡起镰刀，赶跑恶狼，拉着于伯循飞奔回家。

　　房氏在家听到邻人惊叫野狼偷袭羊群，于伯循差点成为狼口之食，吓得双腿发软，连路都走不动了。看到小伯循安然无恙，一颗怦怦乱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村里人对于伯循的惊险经历议论纷纷：避过大难，后福不浅！

　　二、父子相揖 深夜苦读

　　1885年，伯母房氏和舅父把七岁的小伯循送到村中马王庙学堂的私塾里上学。师从旬邑老儒第五先生。初学识字，即习毛笔字。

　　房氏对小伯循要求严格。后来，于伯循在《怀恩记》中说：“伯母督课每夜必至三鼓，我偶有过失，或听到我在学校嬉戏，常数日不欢。”

　　伯母房氏常以古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教育小伯循，要他更加勤奋努力。

　　每年清明节，房氏都要带着小伯循回乡扫墓，在其生母墓前，伯母房氏总是哭着说，儿今年几岁了，读了什么书。小伯循闻声悲痛，读书不敢不勤。后来，在文章中回忆：“水环三面白公渠，垂老重来醒故居，尤记阿娘哭阿母，报儿今岁读何书。”

　　房氏家里贫穷，连买盐的钱都凑不齐，学费成了大问题。小伯循利用学塾课余，到制作鞭炮的乡间作坊打短工，小手弄得黑乎乎的，小脸也摸得像小花猫，拿到挣下的小钱，满面笑容。他把钱拿回家，交给伯母房氏，房氏一边给他擦脸擦手，一边怜爱地说：“你拿去买点好吃的吧！” 小伯循：“不，这是交伯母贴补家用的！” 房氏轻轻地叹息，自言自语：“小伯循慢慢长大了！”

　　房氏在三原县城东关名门望族胡家洗衣、打工。小伯循常到胡家，小伯循很快就认识了胡家上下大小。胡家兄弟九人，小伯循和胡堪年龄相近，趣味相投，常常携手到胡家“古月斋”听师爷讲课。胡老太爷看小伯循乖巧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就让小伯循进其私塾读书，听关中名儒刘古愚讲学。此后，又让九岁的小伯循就读三原名儒毛班香先生私塾，读经书、习诗文。数度寒窗，勤勉思进，幸能不为贫穷所困，颇受亲友喜爱。课余，小伯循和胡堪常常到胡家“古月斋”读书，切磋书法绘画。

　　于伯循在毛班香先生私塾昼夜苦读，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并开始学做古、近体诗。一日，于伯循替毛先生整理馆务时，无意中读到了文天祥和谢枋得的爱国诗篇，觉得内容读来颇有家国情怀，高亢激昂，耳濡目染，常常不由自言自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四川做生意的于伯循的父亲于宝文（又名于新三）在于右任16岁时，用多年积蓄所购置三原县城西关斗口巷5号，作为于伯循攻读诗书精研古今之地。

　　父亲于宝文希望儿子做个读书人，在四川还亲自抄写书文寄给儿子阅读。于宝文每次回乡，也在督促儿子学习上狠下功夫。

　　于伯循日间上学，晚间回家温习，父子常读书至深夜，相互背诵。于伯循对父亲背书时，必先一揖；父亲于宝文向于右任背书时，以作揖为仪。父子轮流背诵，互为校正，背不熟都不能睡觉。父子相对苦读，常常读到雄鸡高唱。一时间，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三、散发执刀 拍照明志

　　1900年，叶尔恺出主陕西学政，在当时各省的提学使中，他注重新学，到任后出了几十道题目，涉及方方面面内容，让全省秀才去做，限定一个月交卷。20岁的于伯循，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写成几十篇交卷。叶尔恺读后大为叹赏，认为于伯循的诗文策论卓尔不凡，非时流可及。他欣然在卷子上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个大字，以示推崇。给他第一名，补癝膳生。叶尔恺特意召见于伯循，送他一本《出使四国日记》，于伯循读后渐知国际大势。

　　在三原县东关名门望族胡家，于伯循和胡家儿子胡堪结识了泾阳县一个有眼疾的摄影师董眼。董眼性侠豪爽常以购售照相器材为名，将南方革命书报挟带回来，供于伯循和胡堪阅读。三人接触频繁，相识相知，在一起议论天下，抨击清政府媚外暴内，情绪激愤，于伯循问董眼：“你精于相术，给我照一张不打辫子的散发照，以铭心志，敢不敢？”董眼回答：“我非胆小怕死之辈，有啥不敢？马上就照！”遂打开于伯循的发辫。于伯循豪情万丈地说：“照片两旁还得有一副对联！”胡堪取来笔纸，义愤填膺地说：“你说我写！”于伯循略一思索，即吟道：“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胡堪笔走龙蛇，以行楷写就，贴在于伯循站立的身后墙上的两边。于伯循两缕散发披于肩上，右手叉腰，怒目直视，拍了一张誓死反清的明志照。

　　1900年，22岁的于伯循经沈卫保送入西安陕西中学堂。当时的总教习丁保树专研经史，于伯循苦读研习，颇受影响。同年，庚子之变，慈禧西逃。慈禧出逃西安，参加“跪迎”的于右任，更加认清了清王朝政治腐败、媚外残民的面目，写下了不少忧國忧民、抨击时政的诗篇，自编成《半哭半笑楼诗草》。

　　在莘莘学子中，于伯循激昂慷慨：“对这个误国误民的‘老佛爷，应该处死以谢国人！我要上书陕西巡抚，请其手刃西太后！”同学王麟生劝阻：“不可，不可！奴才岂会杀死主子？”于伯循冷静下来，也不由连连点头：“你说的是，陕西巡抚不但不会手刃西太后，还会用我等的头颅对上邀功！”革命思想无法变为革命行动，甚为悲凉。于伯循只好用创作诗歌、挥洒笔墨来排遣和慰藉忧国忧民之情：诗歌如狂飙横扫落叶，笔墨似江河翻卷波涛。

　　在友人帮助下，于伯循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冬在三原印行。诗集面世，好评如潮：“于伯循的才华陕西无双！”“于伯循对国家民族的忠贞及悲天悯人之情怀，令人敬佩！”

　　清廷法律规定：不留辫者即被视为谋反。于伯循的散发照片和于伯循诗歌《暑中狗》《半哭半笑楼诗草》落入三原县清吏知县德锐之手，随即密报清廷陕甘总督升允；升允又以于伯循“逆竖昌吉言革命，大逆不道之罪”上奏清廷。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密令逮捕拿办于伯循。

　　此时，26岁的于伯循正在河南开封参加礼部会试。于伯循的乡友、义商李雨田先生闻讯，以重金雇用快差日夜兼程，奔赴开封，向于伯循报信。恰在这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站均发生故障，致使清廷缉捕于伯循的公文延迟。

　　深夜，星月无光，一骑从三原县城飞出，沿着黄土路东去，直奔潼关。清晨，霜露袭人，马上骑者拼命加鞭，身后留下一股滚滚黄尘。在开封一家驿馆，骑者寻见于伯循，翻身下马，还未站稳，立即将缰绳交于于伯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跑！逮捕你的清兵，正随后向这儿赶来！”

　　于伯循一愣，迅即抓过马缰绳，翻身上马，绝尘东去！逃离开封，逃亡上海，化名刘学裕，入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读书。

　　四、联合中共 兴办新学

　　1922年，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引发学潮，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要求改组校务，学生代表拟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位出任校长。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最终在邵力子先生的帮助下，于右任为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感动，同意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并亲自题写了校牌。

　　1922年10月23日，在中共的积极参与下，上海大学师生为于右任举行了欢迎大会。大会上，教工代表称赞于右任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对于校长到任表示热烈欢迎。于右任谦和答词：“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非好为人师。”“予实不敢担任校长，但诸君如此诚意……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

　　于右任讲话纵横捭阖，激昂慷慨，莘莘学子顿觉耳目一新。

　　邵力子以来宾身份发言：“于先生谦言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余望诸君亦本此精神，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于是，上海大学成立，于右任宣布就职。

　　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任上海大学讲座教授，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办校期间，于右任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又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等到校任职任教。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由开办到国共分裂后解散，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大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虽没有长期坐阵学校，但为上海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不少心血。一是延聘管理人才。二是规划学科发展。三是完善管理体制。四是制定学校章程。于右任主持拟定上海大学章程，并亲笔为章程题签，从而明确了“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遭国民党军警封闭，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直不承认上海大学学生的学籍，致使曾在上海大学就学的近两千名学生在就业、晋级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于右任为争取上海大学学生的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反复斡旋，终于至1936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并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于是，各地上海大学同学纷纷成立同学会，力图进行复校活动。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右任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

　　五、领军护法 办学兴农

　　1918年1月，为响应武昌起义，胡景翼、曹世英、刘觉民等人在三原树起陕西靖国军军旗，请于右任回陕主持。8月，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一介文人组织整合统领陕西靖国军，仅二万余人，抗击直、皖、奉系八省军阀部队二十余万之众。

　　于右任深切体察到“民穷先废学”“庙破竟无僧”。倡导“以百年树人之计，植民族复兴之基”。1918年，于右任回陕统领靖国军，讨逆护法，在兵戎倥偬之机，部署成立教育处，大兴教育。他率先在三原县倡办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县中、民治学校，恢复三原工职，后又陆续兴办三原女中。特别是他一手兴办的民治学校，此后三十多年间，选建校舍、购置设备、约请老师、筹措经费，从不言及，也不许大家以自己姓名命名学校名称。于右任在辖区20多县大举兴办教学，泾阳、富平、淳化、凤翔、蒲城、临潼北部相继办学成风；辅仁、立诚、尧山、咸林等一批名校应运而立。

　　于右任少年时，曾与同窗好友李仪扯、茹卓亭等讨论如何消除干旱，于右任诗：“青年学子各言志，独悯生民遭旱荒”。1919年，于右任统领靖国军期间，深知苍生的苦难主要源于天灾人祸，而关中的灾害主要是干旱肆虐，即与爱国将领胡景翼等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水利专家李仪祉担任总工程师，勘测设计泾惠渠及三原县城西河湾清河改道工程；并与杨虎城将军合力周旋，用以工代赈的形式开工修建。

　　1920年前后陕西干旱，靖国军几乎到了断炊地步。于右任诗：“兵革又凶荒，三年鬓已苍。野有横白骨，天复降玄霜。战士祈年稔，乡民祭国殇。秦人尔何辜，杀戮作耕桑。”各路将军建议征收债券，增加捐税。于右任满含热泪，劝告众将领：“民众已是挖草根、剥树皮、卖儿卖女顾饥，我们军队是解民倒悬，岂能雪上加霜。”

　　1932年，泾惠渠建成，开渠放水，流水潺潺，灌溉农田，泾（阳）、三（原）、高（陵）、临（潼） 农田五十万亩。民众永远不会忘记倡导兴修泾惠渠的三大功臣——于右任、杨虎城、李仪祉三位先生。

　　1932年秋，筹备建设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于右任奔走呼号，改造落后农业，亲自勘察选址，于右任和杨虎城联手，在关中的先农后稷故里阳陵（今杨凌）建成“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1939年扩建为“西北农学院”，填补了西北地区一直无大专农校的空白。

　　1933年，于右任又在三原县丰原东段村购地四百余亩办东段教育林场，引进培育速生用材林和核桃林，以速见成效，为民治学校提供经费。

　　1935年，于右任特邀上海建业公司，为三原县民治学校修建教学大楼，并陆续扩建校园，在校学生有1000多人，成为渭北各县规模最大、设施最好的学校。

　　此乃后话。

　　三原县城北李靖故居内，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和胡景翼等运筹方略，指挥这支武装坚持斗争，频频激战，四年有余，成为北方地区唯一响应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军事、政治力量。直到1922年5月，损失巨大的陕西靖国军解体。

　　靖国军在缺粮短草中坚持抗击北洋军阀，呼应孙中山南方革命，为国民革命史写下光辉的篇章。

　　六、解除西安之围取消苛捐杂税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右任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交往，相谈甚欢。毛泽东谦逊地说：先生的道德文章，让我敬慕已久！先生的革命精神、远见卓识，更令我敬佩不已！于右任凝视毛泽东许久赞赏地说：后生可畏，你的革命见解，卓尔不群，前程远大！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对爱国学生的遇难十分痛心，亲自筹款，帮助陕西旅京学生会安葬死难和抚恤受伤的陕籍学生。

　　于右任受李大钊之请，专程赴莫斯科，找到冯玉祥，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并解被刘镇华围困的西安城之围。

　　于右任、冯玉祥回国后，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成立国民军联军，冯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并任副总司令。接着，于右任随援陕先头部队，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西境内。

　　在镇守西安的“二虎”（李虎臣和杨虎城）与冯玉祥、于右任和刘觉民等率领的国民联军的通力合作、沉重打击下，1926年11月下旬，镇嵩军刘镇华全线溃退，西安解围，于右任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

　　1926年12月22日，于右任和联军驻陕副总司令邓宝珊发表就职宣言，提出废除旧的政治体制、统一全省财政等12项整理陕西军政的计划，号召民众“共同起来，建设美满幸福的新生活！”

　　1927年2月，于右任根据联军总司令部决定，将西北大学改建为西安中山学院，还创办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为革命培养人才。

　　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先后发布多项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农民地租；政治部和教育厅还翻印了大量革命书籍，并允许各种进步书刊公开发行。在于右任、邓宝珊的支持和大批回陕的旅外学生推动下，全省工、农、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陕西近现代史上少有的革命高潮。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叛变革命，国民党省市党部接连召开讨蒋大会。于右任在4月27日陕西省党部召集的大会上，痛斥蒋介石“叛党叛国之罪恶”（1927年5月17日《汉口民国日报》）。

　　1927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是中国国民党各个派系的暂时联合。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以后，国民政府任命于右任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未到任。

　　七、心系桑梓 除害兴利

　　于右任在神州奔波的那些艰难岁月中，依然时时惦念故乡三原和三秦大地。自1907年募集资金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日报》起，每年都要同时筹款，给家乡学校购买寄赠图书、文具，设立奖学金，接济奖励贫困和优秀学生。

　　于右任生于底层，对苍生的生存状态和民间疾苦，了如指掌。1899年，他就读三原宏道书院时，就被选任舍饭场场长，操持救济灾民。灾民“鸠形鹄面、啼饥号寒”的情境，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6年7月，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的编撰工作，并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六次本连上款下款计1027字，其中75字在古迹中找到不满意者，于右任与社中同人按“标准草书”原则，依古意补入，其余952字全都采自古代书家作品之中，占全部字数的92.69%。其中选用了王羲之213字，怀素136字，仅此两人已占总数的33.29%。从古帖中选用的952字，共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二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宋拓等四个版本），怀素（澄、寒等十一个版本）、欧阳询、孙过庭（三希堂等四个版本）、虞世南、贺知章、鲜于枢、邢桐、王宠、米芾、董其昌、陈淳、文璧等。参考的其它草书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二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涉及之刻帖、墨迹，从《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十七帖》《书谱》《自叙帖》等草书名帖，到《淳化阁帖》《绛帖》《大观帖》《三希堂法帖》等大型丛帖；从新出土的《楼兰文字》《流沙坠简》，到新影印的《古今尺牍》《故宫周刊》，乃至日本的《书道全集》，可谓是应有尽有。汉之崔瑗、张芝，魏之锺繇，吴之皇象，晋之索靖、王羲之、王献之，南朝之智永、唐之孙过庭、颜真卿、怀素、张旭等等。书圣王羲之的作品收集了一百余帖，入选《范本千字文》的有104帖，除《兰亭序》《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经法帖。

　　于右任所创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

　　十二、聘用中共要人兴办上海大学

　　1922年8月，于右任到上海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此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因在军事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培植人才，积聚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

　　于右任十分赞成国共合作，认为“社会党（指中国共产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不得不寄厚望于他们”。从而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办学的良好开局。

　　1922年，东南高等师范学校引发学潮，驱逐了不称职的原校长，要求改组校务，学生代表拟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位出任校长。由于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最终在邵力子先生的帮助下，于右任被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感动，同意接受邀请，建议把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并亲自题写了校牌。

　　1922年10月23日，在中共的积极参与下，上海大学师生为于右任举行了欢迎大会。大会上，教工代表称赞于校长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对于校长到任表示热烈欢迎。于右任谦和答词：“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非好为人师。”“予实不敢担任校长，但诸君如此诚意……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

　　于右任讲话纵横捭阖，激昂慷慨，莘莘学子顿觉耳目一新。

　　邵力子以来宾身份发言：“于先生谦言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余望诸君亦本此精神，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于是，上海大学成立，于右任宣布就职。

　　1923年4月，李大钊到上海，被聘任上海大学讲座教授，李大钊并推荐邓中夏、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协助办校。办校期间，于右任放手起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又先后聘请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等到校任职任教。在于右任和邓中夏、瞿秋白、叶楚伧、邵力子、刘觉民等人的努力下，上海大学由开办到国共分裂后解散，为黄埔军校输送了一大批学员，在大革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上海大学很快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内很有影响的一所大学。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虽没有长期坐阵学校，但为上海大學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不少心血。一是延聘管理人才。二是规划学科发展。三是完善管理体制。四是制定学校章程。

　　于右任主持拟定上海大学章程，并亲笔为章程题签，从而明确了“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遭国民党军警封闭，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直不承认上海大学学生的学籍，致使曾在上海大学就学的近两千名学生在就业、晋级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于右任为争取上海大学学生的大学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反复斡旋，终于至1936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追认上海大学学生学籍，并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于是，各地上海大学同学纷纷成立同学会，力图进行复校活动。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与毛泽东都出席了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在会上，于右任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右任在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了国共两党“合则两益，离则两损”的著明论断。

　　1924年，国共两党创立的黄埔军校成立时，于右任积极推荐关麟征、董钊、杜聿明、张耀民等数十名陕籍学生前去应考，并亲书一副对联赠送校长蒋介石。蒋介石十分满意，下令将于右任举荐的学生全部录取。这一时期，于右任南北奔波，联络人士，策划革命，以十分活跃的姿态跻身于国民革命政府上层。

　　十三、刻石立碑 烧毁借据

　　一本、两本、三本……秘书张文生把五本厚厚的赈灾救济表册，呈给书案后秉烛夜读的于右任。

　　夜深了，于右任翻完表册，望着蜡台上的斑斑烛泪，眼前又浮现出1929年陕西遭灾的惨状：田土龟裂，哀鸿遍野，连年颗粒无收，草根树皮吃光了，不少人以观音土充饥；逃荒的日益增多，饿死的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粮价飞涨，米粒如珍珠一般珍贵，原来七、八个大洋一石的小麦竟涨到现大洋二十七块！在南京召开的有关会议上，有人硬说三秦无灾。于右任悲愤交加，痛哭流涕地代全陕饥民呼吁。然而，拨来的赈灾款少得可怜，偌大一个三原县才给一千多元，杯水车薪呐！秉性仁慈的于右任只好拿出自己的存款作为救济费。

　　三原是他的故乡，亲朋故旧众多，他的存款有限，只好根据不同状况，列出馈赠数目，由秘书张文生一一送交本人。对三原在校的先生、西关的饥民，他都嘱咐馈送一份赈款。前后四、五年，秘书把表册、收据和借据装订起来，倒有这么厚厚五本！

　　秘书又抱来斗口农场的收付账册。请于右任过目，于右任轻轻推开，手捋长髯，百感交集。

　　斗口农场是他以祖遗田地上百亩作农场的基本耕地，修房屋，买牲畜，购农具，种麦棉，栽果树，一切设施务求能为农民起点示范作用，然而入不敷出，要想自营自养，只有扩大耕地。这使他伤透了脑筋：买吧，怕部下或别人学他的样子，抢买贫民的土地扩充自己，让贫民失去生活的支柱，给国家和社会种下祸根；不买吧，农场不能自养，农场工人就难以糊口。思忖再三，他决定先立遗嘱，后买土地，以免土地集中的隐患。这样，才把斗口农场的土地扩大到1200余亩……

　　于右任问秘书：“遗嘱保存可好？”秘书打开三道黄铜锁，取出一卷红绫包裹的纸张，那是于右任亲笔书写的遗嘱原文：“余为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起见，因设斗口村农事试验场。所有田地，除祖遗外，皆用公平价钱购进。我去世后，农场不管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右任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这份遗嘱他曾请长安王尚玺刻石，立于农场第二办公室前面。

　　他让秘书收好遗嘱，顺口问道：“刻石可有破损？”秘书毕恭毕敬地回答：“完好无缺。前不久，驻在安吴堡的红军将领刘伯承、贺龙几次游览农场，都看过先生手书的石刻，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书法，极为推崇。”

　　于右任扶案而起，惊愕万分：“真的？”秘书回答：“千真万确。”

　　于右任手捋美髯，激动不已。他在书房踱来踱去，不住自言自语：“人家救民于水火，胸怀博敞啊！”突然，于右任驻足命令秘书：“这些表册和收据、借据，赶快烧掉，勿令我的子孙看见。”秘书像中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动。于右任催促道：“快去烧吧，免得子孙们将来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

　　秘书无奈，只好在园中点火，将账表本撕散烧焚。

　　于右任望着焚烧的火花，轻捋美髯，欣慰而又略带愧色地笑了。

　　十四、和毛泽东互敬与郭沫若吟对

　　1926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二大”会上，于右任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党重臣于右任交往，相谈甚欢。毛泽东谦逊地说：先生的道德文章，让我敬慕已久！先生的革命精神、远见卓识，更令我敬佩不已！于右任凝视毛泽东许久：后生可畏，你的革命见解，卓尔不群，前程远大！

　　1941年10月底，于右任从敦煌返回兰州，到兴隆山游览，谒成吉思汗灵柩，观看了西征戈矛遗物，并即赋小令《越调？天净沙》：“兴隆山上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首小令既写历史，又写现实，充分表达了于右任爱国忧民的情怀，一时间遍传大江南北。

　　抗战期间，于右任住在重庆山城。有一天他和郭沫若共同邀约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一起，到北温泉议事。当时正是暑热天气。他们行进途中，口干难耐。吴南轩欲购西瓜解渴。于右任才思敏捷对景生情，笑着对郭、吴道：“适才得一下联，请二位作对。”联曰：“游北温泉，吃西瓜，吴南轩作东。”此联可为信手拈来，现场取景，自然天成，看似随意，其实甚为难对，联中嵌有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联语完全是现场记实，自然流畅，并嵌有东南西北四字。郭、吴沉思良久都没对上，于右任也感到确实难对，于是三人转入议事。

　　议事完毕，于右任、郭沫若乘公共汽车返重庆，车上他们虽然谈笑风生，但仍念念不忘对联之事。每到一站，售票员都报站招呼下车。当汽车抵达上清寺时，售票员说：“到上清寺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一连说了两遍。仍然在思考对联的于右任一听，忽然来了灵感，对郭说：“有了，有了，上联有了 ！”联曰：“到上清寺，请下车，于右任朝左。”郭听后说：“对得好，对得好，‘上下左右对‘东南西北，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郭沫若也要朝左啊！”说完二人哈哈大笑。原来于右任就住在上清寺的左边。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30日即与周恩来由山洞林园赴城内拜访于右任，不巧，于右任因公外出，未能见面。当天晚上，张治中在桂园为毛泽东举行宴会，并邀请了于右任、孙科、邹鲁等人前来参加。毛泽东终于与于右任又见面了，二人紧紧握手。

　　1945年9月6日中午，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丁維汾、叶楚伧等人出席作陪。由于毛泽东和于右任二人志趣相投，都喜欢诗文，在宴席上，两人就聊起诗文来了。

　　周恩来赞扬于右任：“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

　　在谈话中，于右任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极力称赞：“润之一首词，气魄浩大，雄视古今，绝妙好词啊！特别是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更是激励后进之佳句名言啊！”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那神来之笔。”原来，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墓时所赋《越调？天净沙》，已经被毛泽东牢牢记住，说罢，于右任与毛泽东抚掌大笑，举座皆欢。毛泽东与于右任都熟谙诗词，如果说能对古人的名作，即兴拈来，则不足为怪；可他们都能背诵对方的诗词，二人的学问之博，真令举座叹服！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发起内战。于右任曾为两党和谈多次奔走呼号，终不能如愿。

　　于右任的草书，根基于北魏，宗法于章草，融会四体之妙，博采众家之长，达到了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于右任自此被誉为当代“中国草圣、书圣”。海峡两岸同胞，都视“于草”为瑰宝，能得其寸楮片纸，均奉若拱璧。

　　于右任在台湾，毛泽东对他的书法却极感兴趣。曾找许多人广泛收集他的作品。

　　毛泽东晚年时还和秘书田家英索要“已存”的于右任草书。

　　十五、思念老友 情系故乡

　　1949年11月29日，已71岁的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开始了他孤苦伶仃的飘泊生活。此时，于右任的发妻高仲林及长女在西安，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在上海，大儿子儿媳又在南美洲，一家人分居三处，饱受思念之苦。

　　于右任暮年在台湾孤独无依，深念大陆亲人，抑郁苦闷，无以释怀，逐以诗词、书法排遣。

　　于右任触物怀旧，触景伤情，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关中父老。“难忘床前挥涕语”“每翻迁史泪沽襟”“我生三遇劳工节，做炮孤儿念母时”，“当年轻负读书约，白首如何报君恩”。

　　在台湾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国民党察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家里，除文房四宝外，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身上穿的是土布袍子，鞋袜也是土布做的。这所战前日本人造的房子，很破旧。蒋介石曾提出给他换房子，他婉言谢绝。平日喜欢吃的依旧是稀饭、咸菜和烤馒头片。

　　友人问于右任：“你出门怎么总背个褡裢袋子？”于右任苦笑了一下说：“我生平没有钱，年轻时以教书为生，现在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有一个褡裢袋。别人的袋子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

　　晚年的于右任，面容憔悴，白髯飘飘，常常面对西北，对大陆和家乡极其思念，有时甚至夜不能寐。他常说：“我好想他们啊！” 他思念夫人：“白头夫妇白头泪，亲见阿婆作艳装。”他哀伤弟妹早逝：“一梦今生成过去，永怀弟妹在心中。”“一夜惊心眠不得”“待我归来寿一杯”。

　　1961年3月中旬，于右任给一位老朋友写信说，“今年是我妻80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知于右任的夙愿后，专门派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于右任女婿）等到西安为老妇人祝寿。

　　祝寿的信件和照片辗转传到台湾于右任手中后，老人深为感动。他以诗词寄托情感，在一首诗中写到：“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

　　西安市碑林区，书院门街内的关中书院旁52号于家老宅门口，每当清晨，总能看到一位老妇人坐在石头上，面向东南长时间的凝望，时而发出一声声长叹。她就是于右任的结发妻子高仲林。自从于右任去了台湾，整整20多年，老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丈夫，“不知他有没有人照顾，身体可好？”“捎去的布鞋合不合脚？都是按照老鞋样做的……”

　　于右任直到八十六岁最后一个生日时，仍吟诗感激当年狼口救命之恩：“我与田农记不真，荒坟脱险事犹新。今生报德知何日，但祝苍苍佑善人”。于右任一生倾注心力为故乡谋措福祉，实现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受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即是如此仍常常伤感“知恩难报”，流露愧疚之情。

　　晚年的于右任，除了为亡友写序、写墓志铭，参加诗会外，其余时间便是读书、看望朋友。

　　于右任触物伤情，萦思眷恋，“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夜深重读牧羊儿，梦绕神州泪两行”。怀念亲友：“两戎河山一只箫，凄风吹断咸阳桥”。思念老师：“破碎山河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期盼祖国统一，回归故乡：“白头吟望中原路，待我归来寿一杯。”“明年归里同称寿，共庆河山再造功。”

　　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国殇》，这首人间离情绝唱，又名《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十六、三个手指 千古之谜

　　1964年7月2日上午，于右任支撑着病体，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这些青年人谈了“立志”的问题。不久，他生病住院。

　　1964年8月中旬，于右任因病住院。在医院的3个月里，于右任曾试图写份遗嘱。他写过好几次，因心绪不宁，写了又撕，撕了再写。在那种情况下，能写点什么呢？最后，于右任没有能够留下遗嘱。

　　1964年9月的一天，于右任的老部下杨亮功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去探望他。于右任很高兴，但由于病重及喉咙发炎，想讲的话又无法讲出来。杨亮功于是拉着他的手问道：“院长有什么事情吩咐我”于右任略思片刻，伸出一个指头。杨亮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于右任又向杨亮功伸出三个指头，杨亮功猜测了几个答案都被于右任摇头否定了。杨亮功只好说：“院长，等你身体好一些后，再来问你刚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行不行？”于右任点了点头。

　　此后，于右任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并陷入昏迷。1964年11月10日晚上8：08，于右任與世长辞，终年86岁。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人们便把他的《望大陆》一诗，当作他的遗嘱。

　　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并在海拔3997米的玉山顶峰（我国东南诸省最高峰）竖立起一座面向大陆的半身铜像。玉山山势险峻，3米高的铜像和建材全是由台湾登山协会的会员们一点一点背负上去的。于右任终于了却了登高远眺故土的心愿。

　　一个指头、三个指头是什么意思，一直是一个谜。后来资深报人陆铿觉得应该这样去理解于右任的“一个指头、三个指头”：将来中国统一了，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归葬于陕西省三原县故里。

　　“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位于三原的故居和那株三百多年的老槐树也在狂风中摇晃低首，怀念先生。

　　于右任生前，在台湾银行存有一个保险箱，偶尔前往检视，从不让他人前往，亲友都认为这里面存放着于老的贵重物品。

　　于老去世后，其亲友及长子于望德等共同开启了这个保险柜，希望能找到秘藏的遗嘱。谁料，开柜之后，展现于众人眼前的，竟是于右任生前的日记及为三公子出国留学筹集旅费而向他人借款的借条，除此之外无任何珍贵物品及财产契券。在场人士目睹遗物，无不心酸泪下，感叹钦敬不已！

　　注：“三间老屋一树槐，落落乾坤大布衣。”系于右任去世后，柳亚子对其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