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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18年3月24日，《十月》杂志刊登了宁夏文艺评论家牛学智对话陈继明的微信专稿，陈继明无论是就阅读对象的评判还是对其自身的小说创作，都力求一种好比“酶”的难以被清晰描述的神秘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纵观陈继明的作品，不难发现陈继明的文章绝不是指向性明确的文章，而是看似平淡表述下的含蕴丰瞻。在阅读前，读者原本的预设问题以及期待视野、思维定式接二连三被打破，需要思考良久后费力的梳理文章脉络。相比于“卒章显志”的文章，这类文章的暧昧、微妙、歧义、神秘更引起大家的思考和关注，也有更多元的研究点和价值。陈继明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母亲在世时》正如此，看似冗长琐碎的故事表面下是试图通过家庭的暗流涌动来反映社会危机四伏的写作动机，是直指当下社会风气的知识分子的呐喊。

　　母亲和四个兄弟姐妹的家庭故事作为文章的两条线索，相互影响且彼此渗透。陈继明选择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用追忆性的方式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讲述母亲的一生，读者通过文章里第一人称内聚焦的视角看到的不是人物自身的内在性，而是通过“我”所反映的外部世界。根正苗红的家庭培养出的是与“为人民服务”背道而驰的人——从小熟背老三篇，毕业清华又身为商界巨擘的大哥，干的却是投机、欺骗、贴牌、走私、跟近亲搞外遇等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大哥的名字颇有象征和讽刺意味：“义国(后更名)”——放弃正义、合理、公益之“义”，成为唯经济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典型。以大哥为例的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而暴富的特权阶层把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积累作为唯一目标，在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这类群体在唯经济主义的实践中将道德放逐。毕业于北大，任职中央直属机关副厅长的姐姐，却沦落到被限制出境和随时接受约谈的地步，直至因贪污受贿罪被关进监狱，成为贪欲的牺牲品。“我”——“义民”，同样也走在与母亲的价值观背离的道路上。“那些书都该烧掉。我给学生上的课，我自己都不信。”当被母亲反问岂不是误人子弟时，“我”脱口而出：“是呀，混口饭吃。”披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外衣却行误人子弟之事，还能“坦然”，还能“理所应当”，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得侃侃而谈。如此蛊惑人心，收割崇拜只为守住饭碗的师德失范行为就像卫斯理安大学学者王敖曾形容的这样:“他们借着名校的光环，充当精神资本家，给年轻人和社会公众放债，拿着实际的好处，剥削欺凌他人的时候面不改色。”工作和事业上体现的道德“滑坡”比较明显的集中于“大哥”、“大姐”和“我”，至于护士身份的妹妹，多年来妹妹的工作没有提升，对儿子的教育方式过于溺爱，妹妹在母亲眼里是最平庸也是最不受待见的。然而，四子女的人生故事颇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讽刺意味，就拿母亲生病一事来说，被母亲偏爱且引以为傲的老大老二从“高处”跌落，自身难保；长期受到母亲轻视的“我”与妹妹反而是陪伴母亲最久以及母亲在极度脆弱与疯癫状态下最需要的人。

　　除了工作与事业上体现的道德“滑坡”，子女的婚姻家庭更是狼狈不堪。先是父亲从战火中带回照片，后是母亲在渺茫希望里千里寻夫，父母的爱情经历无疑是给了子女混乱的感情和婚姻纠葛一记响亮的耳光。原配大嫂与母亲见面时二人抱头痛哭，“儿大不由娘”，彼时母亲的一句自言自语道出了痛心疾首的心理状态，混乱不堪的婚姻、事业、前途已然离母亲的初心遥不可及，子女们的所作所为不断侵蚀、戕害着早期母亲所代表的倾向于“重义轻利”的中国传统道德机制。

　　有别于陈继明以往的小说创作，《母亲在世时》塑造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更贴合大众的母亲形象。我的母亲梁玉珍，1928年出生，2016年去世，母亲活了近88个年头。桃李年华的母亲、杖朝之年的母亲、生命垂危的母亲、海棠务农的母亲、在姐姐家享受着逢人必拜的母亲……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母亲的形象都穿插在文章的各个角落，也深深烙印子女的多味人生。早期的母亲是作为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来呈现的：美貌，能力强，老革命，身为知识女性培养知识分子，本是团长夫人却又坚决下嫁农民，灾荒年间为乡亲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粮食问题……无论母亲做什么，都是被周遭人敬仰和赞颂的传奇佳话。母亲一直以来以树立一个好口碑为己任，努力地把自己塑造成他人喜好的样子。母亲要强且逞强的性格免不了同样以架构自己的要求来架构子女。但陈继明并没有打算将母亲的形象一成不变地塑造下去，当然，这也是有违常理的。母亲见证并经历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时代变迁，“在思想的烈火中炙烤母亲”正是陈继明大胆的写作之处，他所要表现的是母亲也难逃的道德危机与人的异化。

　　母亲认为子女挣钱、做官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事，与其说是希望儿女有出息，不如说是母亲官本位的思想使其陷入用钱权定义成功的流俗里，要求子女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便自己有炫耀的资本；母亲在或多或少了解到大哥大姐的丑事后，宁愿对电视新闻里“苍蝇”、“老虎”这些字眼掩耳盗铃，也没有以家长身份对大哥大姐进行劝阻和教育，甚至想让“我”以裙带关系来庇护大哥大姐；除此以外，“革命者”、“认识王震将军”、“团长夫人”、“下嫁农民”等等这些都是母亲头上一顶顶冠冕堂皇的帽子，母亲怡然自得的将这些帽子戴了一辈子。母亲先是默许了姐姐以别有所图地方式向客人介绍母亲自己，紧接着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红包，理所当然地存着受贿的钱，最后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放礼物的房间就在母亲的隔壁，一向关着门，偶尔打开，里面蹿出的气息，像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风，能把人冷不丁轻轻推一下”曾经分毫礼钱都拒之门外的母亲现在能专门空出一个房间来“放礼”，这正印证了“每一个贪官背后都是一个家族”，母亲不但没在家风建设上起到丝毫积极作用，还养痈遗患，成为姐姐犯罪道路上的“帮凶”。那个作为领路人的母亲，令子女引以为傲的母亲，英雄般的母亲，砥砺德行的母亲去哪里了呢？恐怕早已成为过去式了。

　　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新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观念、到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制度框架都产生着巨变，道德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体系还没有建立，而既有的价值共识和道德规范与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系统还不相调试。母亲形象和四个儿女们的形象所体现的道德危机正是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相悖的二律背反的现象(注意：是现象不是关系)，失去道德责任感、失去对善的追求，这不也是当代中国所处的困境吗？回到文本，母亲在最近的十几年里明着偏爱哥哥姐姐，母亲对于很少来我和妹妹家住的原因解释为“姐姐家(北京)是共和国首都，是党中央所在地，是毛主席生活过的地方；哥哥家(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生活在深圳能亲身感受深圳速度，体会祖国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不妨从四子女彼此间构成的关联和隐射涵义入手探析。为官的大姐(北京)、经商的大哥(深圳)、教书的我(海归)以及多年来仍是平凡护士的妹妹(兰州)分别是母亲的四个子女，如果以大哥的形象隐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那么大哥在物质上的成功和精神层面的沦落不正是象征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利与弊吗？而母亲言行不一的“一碗水端平”，不正是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制度史的真实写照吗？也正是在转型期新旧道德青黄不接的形势下，四子女所处的环境缺乏价值机制的制衡，从而使得自我坍塌的道德信仰危机导致的秩序危机、身份危机、信用危机接踵而来。

　　触摸母亲的乳房这一细节描写是极具象征意味的。具备科技、知识、物质、权利等颇有能耐的新时代的我们，竟然“无家可归”，在母亲的乳房下似乎寻找到片刻的安宁和归宿。社会体制转型剧变和道德伦理建设滞后，市场经济负面作用影响下人的痛苦和异化充分体现。“好想重新摸一把妈妈的乳房，像当年吃奶的时候一样摸摸它们。”这一渴望回归母体关怀的举动看似是对于回归传统道德的殷切希望与深深怀念，值得思考的是，母亲的乳房能触摸多久？能依靠传统道德来纠治“现代病”吗？在笔者看来，这有且只能停留在“美好希望”的层面，毕竟从世界眼光来看，复兴传统道德不具有伦理学普世性，而从历史眼光来看，传统道德既然是传统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进程后，相当一部分传统道德说教与市场经济发展存在自相矛盾，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得传统道德必然丧失其历史合理性，此美好希望实质是个伪命题。

　　既然单纯的倡导复兴传统道德不具备可行性，那么陈继明写触摸母亲乳房这一细节用意何在？“市场经济运作不能没有道德基础，社会制度本身也不能没有伦理维度。”中国社会体系拥有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伦理遗产，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被我国历时20多年改革实践证明了的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经济体制。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创化”来重建道德谱系，即赋予传统的道德框架以一种新的阐释可能，使传统的道德资源重新焕发活力。与此同时，新的道德谱系必须通过刚性的制度化体系来规范，正如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所言：“我们应当向有所有几何学之严密的道德几何学而努力。”

　　高呼口号很容易，而落实到建设之行动，行动之具体措施却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母亲在世时”这个一般过去时态里的知识、秩序、道德、伦理、身份已然不起作用了，那么母亲去世后会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现代条件下如何继续维系“情感共同体”？也许这才是作者真正忧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