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末夏初,一个烟雨濛濛的日子。
我伫立在云阳长江大桥桥头,再一次以惊奇的目光近距离地打量这座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的滨江县城:
侧卧于磨盘寨下的“龙脊岭公园”,宛若一条跃跃欲飞且又柔情万种的巨龙,将满目苍翠的云城揽入怀中,怡静而娴雅;
一条条大道犹似整座城市的血脉经络,和着奔流不息的车流人流,自然而又悠闲地舒展开来,繁华而有序;
万里长江自西向东逶迤而来,在此与高峡平湖尽情相拥,绕城而过,碧绿而清幽……
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双眼。
这儿,就是那座16年前从距此32公里以外的那条人称“独肠子街”的老县城搬迁而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凤凰涅槃”的移民新城么?
这儿,就是那处在三峡百万大移民中承载过动迁16万人口、整体搬迁一座县城以及23处农村集镇、181家工矿企业之重的火热战场么?
这儿,就是那颗在不算太长的时间内先后撷取了“全国文明县城”“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县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等八顶桂冠、熠熠闪光的“三峡明珠”么?
信步于宽敞通透的滨江“环湖绿道”,从号称“世界之最”的万步云梯拾级而上,驻足于杏花路中端的云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所在地的行政办公大楼,但见楼外树木葱茏,花香阵阵,鸟鸣蝶舞,煞是幽静。
可定睛细看,却让人顿生几分诧异:这个拥有137万人口大县的“中枢神经”,整幢大楼却有着一种“庭前冷落车马稀”的感觉。
这时正好有人从大楼出来,我凑上前去问个究竟。
“你若想知道云阳的机关干部都到哪儿去了,那你就到乡村去,到农家去找答案。在那里你可以看到,从全县抽调的1.5万多名干部职工是如何在参与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大决战。”
为了求证他的话语,笔者一连数日披风沥雨,行进于大江南北,去追寻他们的深沉步履,聆听他们的心灵感悟,品味他們的苦辣酸甜,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第一章
走最远的,看最穷的,解最难的,带着感情真扶贫
使命与担当的高度契合
(1)
2015年7月28日这天。云阳县城的好些街头巷尾及居民小区,出现了一幕幕让人难以忘怀的动人场景。
从大清早开始,由县委、县政府统一抽调的162个工作队、500多名工作队员打起被盖卷,提着行囊,带着衣物分赴160多处扶贫攻坚主战场。
妻室儿女、老爸老妈伫立于晨风之中为亲人送行。
一些不谙世事的小孩依偎在爷爷奶奶怀中,瞪大眼睛瞧着年轻爸妈忙碌的身影。当他们的爸妈走上前来在他们粉嘟嘟的脸蛋上留下深深的吻痕甚至泪痕、即将乘车离去的时候,他们才似乎终于明白了什么,“哇”地一声哭出声来:“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而老爸老妈们也在车窗外不停地告诫儿女们:“好好干啊,别牵挂家头,别惦着孩子,干好了,完成了任务再回来!”
即将离去的儿女们也在不停地告慰爸妈:“因为我们要吃在村上,住在村上,干在村上,平常有很严格的请假纪律,不可能经常回来看望你们,你们就多加保重吧!”
这一幕一幕,不禁使人想起当年“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一样的豪情,甚至还有着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就在几天前,云阳县委、县政府就作出统一部署,全县28名县级领导除了直接指挥调度两个“战区(贫困乡镇)”,还要结对帮扶4个贫困家庭;160多名县级部门和乡镇领导除了打扫份内160多处“战场(贫困村)”,还要结对帮扶5个贫困家庭;统一抽调进村入户的500多名工作队员除了做好所在贫困村的扶贫攻坚,还要直接结对帮扶3个贫困家庭。
这就是县上为这次扶贫攻坚大行动量身打造的“453工程”。
从此,全县按2014年新一轮摸排调查建档立卡的33598个贫困户、12.5万多贫困人口的帮扶工作终于“名花有主”。
重任当前,“军令如山”。没条件可谈,没价钱可讲。既然扶贫攻坚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特殊战场”,各个方面乃至每个人,都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份儿。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战线长,需要众多的干部及各路“诸神”沉下基层,深入一线。于是,云阳县里有的部门一下子几乎就成了一座“空楼”;
不知源于何时,在与云阳干部交谈之中,诸如“战区”“战场”“战斗队(工作队)员”这些既感到新鲜而又久违了的“关键词”,便成为当地频率最高的“口头禅”。
这种久违的场面与氛围源于2015年6月18日召开的“贵州座谈会”。这次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向全国发出了在2020年前实现全国7000万贫困人口整体脱贫的战斗动员令。各有关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也向党中央立下了“军令状”。
同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人们注意到:同半年前“贵州座谈会”相比,中央已明确提出将“扶贫攻坚”上升为“脱贫攻坚”。
一字之变,重若千钧。
“军令重如山”。
“军中无戏言”。
党中央的号令如一声春雷,震动了神州大地。
云阳县委、县政府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和神圣职责,闻风而动,雷厉风行。就在中央号令发出后的第4天,县委“一班人”带着“必须把全县贫困现状摸清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弄明白”的具体要求,带着10个脱贫攻坚调研课题,深入基层找答案,然后确定目标,细化方案,制定政策;
中央号令发出的第7天,即2015年6月23日,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全县脱贫攻坚作出周密的部署,全面的安排;
6月29日,县委又一次召开常委会议,听取由全体常委率领的10个调研组专题汇报,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方向,有的放矢地制定出《云阳县扶贫攻坚实施意见》;
7月22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其规模和规格都为近20年罕见的县、乡、村“千人干部动员大会”。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从县直机关统一抽调的第一批162个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以及500多名工作队员必须在会后一周之内、即7月28日前打起被盖卷儿,到达指定位置,进入实战状态。
从事了三十年扶贫工作的县扶贫办副主任李显平与我谈起这次脱贫攻坚的感受时说,这次脱贫攻坚中央是下了决心、动了真格的了,从中央到地方,其广度之大,力度之深,手段之强,政策之精准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作为“扶贫人”,我们既从内心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又感到脱贫攻坚的春天到来了,农村大变样、农业大发展、农民大翻身的春天到来了。
(2)
山道弯弯,重峦叠嶂。
当云阳参与脱贫攻坚的不少工作队队员带着神圣的使命与担当踏上征程,走向大山深处,走向贫困农家时,心中总是涌起一种深深的自责与莫名的愧疚。
在7月22日那次“千人干部动员大会”上,几位县领导的讲话显得是那样的情真意切,那样地让人刻骨铭心。
县委书记张学锋虽是外地人,但在云阳已任职数年之久。情感深处已经融入到云阳这方热土,融入到云阳人民之中。所以,他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既是那样地动情动感,又是那样地客观冷静:
“习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目前我县按2014年人均收入2736元的贫困线来算,还有3.36万户、12.5万名贫困群众,这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贫困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发展不足、发展不快造成贫困,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发展来消除。县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我县要加快建设山川秀美、产业友好、人民富裕、社会和谐的‘生态经济示范县。如果贫困村和贫困群众这個短板不能补齐,何谈‘人民富裕?何谈‘生态经济示范县?”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让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扶贫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当前,我县一些地方贫困程度还很深,不少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前段时间,我到一些乡镇调研,尽管事前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进入几户困难群众家中后,所看到的贫困状况还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可以说心情十分沉重,久久不能释怀。他们那种贫穷的状况,可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些词语来形容。我相信,当时在场的每一位干部,都和我一样感到揪心,感到责任重,压力大……”
讲到这儿,张学锋停顿了许久、许久,几度哽咽……
他最后环顾四周,激情高昂:“对待困难群众,我们一定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去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要扎扎实实地解决贫困村和贫困群众的实际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少贪锦上添花的虚名。”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一位县委书记拿出“掏心窝子的话”,向全县137万父老乡亲坦露的心声。
刚从乡下调研归来的云阳县委副书记、县长覃昌德,则将自己一腔真情实感和不尽的深思揉进了他在“千人动员大会”讲话的激情之中:
“扶贫工作连着党心民心,是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也是基础工程、发展工程。是各级干部的政治责任、岗位职责、应尽义务,因此要带着感情、凭着良心抓好抓实。带着感情抓扶贫,需要这样三种情怀:一是要有对党和国家的赤子情怀,党中央向世界庄严承诺2020年如期脱贫,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之奋斗;二是要有对人民群众的公仆情怀,人民是我衣食父母,我们要常念百姓冷暖,常思百姓疾苦,倾听群众心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贫困群众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充分,有的甚至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们要带着一种愧疚的心,深入每个贫困户了解真实情况,万万不可做表面文章,走马观花,大而化之;三是要有干大事业的创业情怀,大家一定要有‘情注扶贫村,汗滴扶贫路的思想自觉,有‘不拔穷根不收兵,不改面貌不撒手的工作勇气,真心实意在农村干出一片新天地,趟出一条致富路。”
“凭着良心抓扶贫,要做好三个坚守:一是坚守人性良知,这就是知道耻辱,知道愧疚,知道感恩,懂得回报;二是要坚守社会良知,我们即将下去的地方都是全县最穷的地方,要帮扶的是最穷的家庭,要解决的又是一些最棘手的难题。因此,走最远的、帮最穷的、解最难的,也是县委、县政府对你们工作的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三是要坚守职业良知,执政为民就是我们最大的职业良知,我们要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以及这次肩负的使命和重任有一种敬畏心,有一份紧迫感,绝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县委书记、县长在会上的讲话既是谆谆嘱托,滋润着每个人的心田;又是记记重锤,敲击着每个人的灵魂。既是一杯“壮行酒”,又是一副“清醒剂”。
从此,“带着情感去扶贫,带着良知扶真贫,凭着良心真扶贫”这三句话,成了云阳县扶贫工作队员们的精神动力和行动指南,经常出现在全县扶贫攻坚的大小会议上,出现在向贫困群体政策倾斜的“顶层设计”中,出现在“明月与清风共长天”的农家院坝里,出现在工作队员们挥汗如雨行进于访贫问苦的崎岖山路上。
在全国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云阳人不是把自己关在机关大院内挖空心思做表面文章,也不是绞尽脑汁变着花样搞形式主义,而是把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都浓缩在一个“真”字上,令苍生为之动容,让大地为之震撼。
有了这个“真”,人们可以客观地回望历史,从内心深处理解云阳的贫困状况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明嘉靖年间编撰的《云阳县志》曾如此这般描写当时的地貌特征和生存状况:“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田俱依山负壑而垦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从而更加冷静地、全面地探寻借鉴历史,紧盯短板,增添措施,坚定信心扶贫攻坚;
为了这个“真”,让人明白和知晓云阳人是多么地勤劳和坚韧:三峡大移民、新城大建设、老城大搬迁,城乡大统筹,硬仗、险仗、恶仗一场一场接着打;难题、偏题、怪题一道一道接着攻,终于赢得了“三峡移民看重庆、重庆移民看云阳”的美誉度,也干出了云阳人“能干事、会干事、肯干事”的精气神;
围绕这个“真”,引导人们客观公正地看到自己在“城乡一体化”方面还有顾此失彼、“老牛拉大车”式的决策失衡,看出我们的实际工作与人民群众殷殷期盼的距离尺度,感到至今仍头顶“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无奈与尴尬,给人一种“后来者居上”“知耻而后勇”的激情与冲动。
一个“真”字就是一面旗帜,将从不同的单位和部门抽调而来的500多名将士集合到同一辆战车之上,朝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急速挺进。
今年5月8日,我在泥溪镇枞林村见到的向家玺,皮肤白皙,身材高挑,气质文雅。
她现在是泥溪镇枞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
去年2月,当县委组织部将她抽调到这个村作第一书记时,她心里一样没底儿。
她一直随父母在城里长大,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学校毕业即参加工作,分配在县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工作,任务比较轻闲,上下班也较有规律。可以说,以前坐在办公室提及农村、农业、农民,也只是一种概念或者想象。
这次要直接去农村工作,面对的是48个贫困户,必须按照上面的统一要求,如期脱贫并将接受严格的验收,而且自己要在那里呆上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我能行吗?”
她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自己。
可又转念一想,自己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组织在关键时刻把这么重的一副担子压到我的肩头,这是对自己的充分信任和肯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干就得干好,干出成绩来。
驻村伊始,她决定带着感情、凭着良心、揣着良知去与村上的父老乡亲打交道。
如何让农民认识、认可并接纳我这初来乍到的第一书记,这是下村工作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比如你如何与农民打招呼,怎么称呼他们就大有学问。无论见到谁,你千万不要喊:“喂,老头儿”或“老张”“老李”,年长一点的,你得称他(她)为“某老辈子”“某大爷”“某大娘”“某伯伯”“某孃孃”;年轻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你得称他(她)“某大哥”“某大姐”“某小妹”“某兄弟”如果话不投机,他(她)可能掉脸而去,把你晾在一边;如果话语相投,对方才会把自己的“心里话”掏出来,从“家长里短”引出真话、实话、“一家人”的话。只有这样,你才能把自己在工作中所需要的真情实况弄到手,否则一事无成。
向家玺还特别向笔者透露出她与群众打交道的几个“小秘密”:如果你去某户人家访贫问苦,明明木凳上布满灰尘,你得装作无事一样坐上去与主人家亲切地聊东聊西、问长问短,对方会觉得你没有嫌弃他、鄙视他的意思,直接把“心窝子的话”掏出来给你讲;有一次,她在农家吃饭,因好些农家没冰箱,炒出的菜有点馊味,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再下筷子,但绝不能说这菜“不好吃”,否则人家会觉得“老没面子”;她常常想起毛泽东主席1927年3月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粪……”
与农民交道多了,感情便自然而然深厚起来。从此以后,她每次下村入户,村民将她当作亲闺女,把最想说的话给她讲,把最好吃的东西给她吃。有一次,她与另一个工作队员到一位贫困户家,主人家给她们每人端上热气腾腾的5只荷包蛋。盛情难却啊,她同那位工作队员一边吃着荷包蛋,心里同时涌起一阵酸楚:我们的农民兄弟太纯朴、太可爱了,如果不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消除贫困,真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与农民群众交道多了,心灵自然而然更加纯净起来。2017年3月,也就是向家玺到村上任的10多天,她同村干部一道前往全村最边远的一个贫困户家走访。
位于10组的这个贫困家庭,户主叫方绍华,因患糖尿病、肺结核丧失劳动能力,儿女都已在外打工成家,一家生活的重担全都落在妻子凌希英的肩头。去年新年刚过,老方病情加重,差点儿就“挂了(去世)”。他家本可享受D级危房改造的扶持政策,因缺劳动力、精力,也缺财力,所以不愿进行危房改造。理由十分简单:我得的是肺病,住在高山森林多、空气好,有利于疾病康复;我这儿山场大、土地多,人均3亩多地,种粮食划得着,不得挨饿;再就是资金欠缺,房子盖起来,会倒欠一屁股的债。
因此,村干部多次上门做工作都无功而返。
面对这根“难啃的骨头”,向家玺决定亲自出马。
原来只听说方家离村中心很远,可再远也得去。上山那天,她同其他工作队员一道,早上8点钟就出发,谁知,她不知爬了多少面坡,翻了多少道岭,还是没有看到方家的影子。
头上烈日当空,脚下雜草丛生,背上大汗淋漓,好几次她想坐下来歇歇脚再走,可时间不等人呐!
两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她终于来到了方家。经过几个小时的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终于说服方家,答应按村里统一规划改造自家危房。
下山途中又是一个多小时的奔走。
回到村上,经过集体讨论,村上为其上报了生态搬迁房屋建设的申请并很快获批,他家及时建起两室一厅的住房;与此同时,考虑到他长期患慢性病又不便上医院住院治疗,村上让他享受了县上独创的“居家康复医疗救助”政策,每个月可享受400多元药品补贴,由签约医生按时送药上门。
去年7月26日,向家玺与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员一道专程前往方家祝贺他的乔迁之喜,她从方绍华一家愁容变笑容的转变中获得了一丝心灵慰藉。然而,让老方一家走出困境的“引路人”向家玺,那段时间却感到两腿膝盖骨钻心般地疼痛。她晚上利用“艾灸包”缓解一下疼痛,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走东家,串西家。
从去年2月到村至今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全村48个建卡贫困户她坚持每周要去回访一次,全村482户人家除去无主户,她走访了300多户,占应到户的95%以上。以前走访贫困户时她害怕恶狗,而现在,绝大多数农家养的狗见她来了,也亲热地晃动着尾巴……
她越是不停地走越是感到腿疾的严重。原以为是路走多了出现的一种正常的伤痛反应。可直到去医院一查,医生告诉她:你两腿膝盖骨半月板损伤,最好少走路、多静养。
可是,当她看到枞林村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已越走越宽:基础设施大大改善,产业发展崭露头角,48个建卡贫困户脱贫在望,她能够“少走路”“多静养”么?
虽然,她也曾感到过某种痛苦和压力。但此时此刻,她感到了一种艰辛付出后的收获,一种战斗胜利后的喜悦;于是她就会在心底里吟唱起那首给人以动力、发人以深省、催人以奋进的著名歌曲:
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
胡子里长满故事,
憨笑中埋着乡音;
……
第二章
重任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任重道远我先行
激情与亲情的双重演绎
(3)
从某种意义上讲,云阳的贫困群体走出困境、迎来曙光真乃“生逢其时”。
走进云阳,你会明显地感觉到有两股强大的动力在助推着全县脱贫攻坚的进程。
一股力量便是“万名干部进农家”,帮助贫困户改危房,修公路,兴产业,壮筋骨。这股力量主要分布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展开正面强攻;另一股力量是“看不见的战线”,留在机关的少数干部一刻也没有闲着,一刻也不可能闲着。由县扶贫领导小组主持、如何把扶贫政策向基层大力倾斜的座谈会,一次接着一次召开。他们就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在“大后方”运筹帷幄,暗中发力,为他们解疑难、祛病魔、助学子、清路障。
先说说第一股力量的故事。
自从2015年7月22日县里“千人干部动员大会”之后,县委从全县各机关统一抽调的500多名干部立即分赴各自的战场,没日没夜地进入实际工作状态,从而拉开了云阳县历史上规模最大、声势最壮的“脱贫攻坚”恢宏战幕。
可是,随着战斗的不断深入,抽下去的500多名驻村工作队员总是显得势单力薄,力不从心。于是,县委、县政府决定进一步挖掘潜力,从各个方面再度抽调人员充实基层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力量。
全县还有大量因学致贫的“留守儿童”,从教育入手的扶贫帮困谁来接棒?于是,6748名教育工作者被派上了用场;全县还有不少因病致贫的弱势家庭,他们长年卧床缺药少医的现状又由谁来改变?于是,1390名医务工作者被推上了前台。
到今年年初,全县总共抽调起包括县乡村干部在内的28名县级领导、106个县级部门、448支驻村工作队、14836名各级干部职工加入到脫贫攻坚的强大阵容,堪称“万名勇士下江东”。
人多了,“枪”也多了,马也壮了。
可被抽调下去的干部未必全都是带着感情、揣着良知、凭着良心去参加脱贫攻坚这场特殊战役的。
为了让基层的脱贫攻坚落到实处,经全县先后开展的6批大督查,发现少数干部和职工不在状态。于是,县委、县政府一点儿也不手软,对发现的问题全县曝光,对脱贫攻坚落实不力的领导果断进行调整;召回35名不能胜任驻村工作的队员,由派出单位重新选派;教育提醒51名工作队队员。
“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畏。现在,尤其是脱贫攻坚重任当前的时候,也正是人民群众最需要我们帮他一把、拉他一把的时候,而我们的少数党员和干部却仍在那里畏首畏尾,怕这怕那,拈轻怕重,推三阻四,对这种不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上、不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心上的所谓‘人民公仆,一定要敢于亮剑,舍得动刀,毫不心慈手软!”
一位县领导对此如是说。
“黄沙吹尽始见金。”自然,在这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除了极少数懦夫或懒汉,绝大多数人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奋战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挥洒激情,淡泊亲情,迸发热情,以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招一式向人民群众诠释着“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这份沉甸甸的精神答卷。
张玉霞是县行政服务管理办公室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更是一位嗷嗷待哺新生儿母亲。一副宽边眼镜掩藏不住内心的倔犟与坚韧。
2017年3月,县上要从她所在单位抽调一名年纪轻、能吃苦的干部下村投入脱贫攻坚。
身为共产党员的张玉霞二话没说,主动请战。
“你这一去不要紧,可我们的小女儿一涵才5个多月呀,她怎么办?”丈夫提醒她。
“没事儿,孩子的事我自有办法!”
下村那天,她背上背着孩子,带着孩子随身用的尿布、奶粉、衣物及必备药品,按时来到她们的驻村点——养鹿镇新禾村。
到了村上,也许是不太适应农村的环境,小女儿冉一涵老是哭哭啼啼,有时诓也诓不住。没有办法,她与一涵的奶奶商量:请她下村来一起带孩子。
从此,白天孩子交给奶奶带,晚上把她安放到自己身边。那时孩子还未断奶,她坚持早上八点下组之前喂一次奶,一直要等到她回来才给孩子吃“午饭”;下午回到驻地再给孩子喂奶。
以前在单位,每天还可以请1小时哺育假喂喂孩子,可现在下村了没这条件,孩子常常饿得“哇哇”直哭。每当看到女儿在自己怀里狼吞虎咽般地吮吸着乳汁,她的内心就涌起一阵酸楚。但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让同事们看见她的眼泪。
由于初来乍到,对村上扶贫工作还不是太熟,白天就同村干部一道下去搞调查,摸情况,做规划,晚上就关起门来做台账,做笔记,写感受,清早起来还要给孩子兑奶粉,换尿片,洗衣服,每次上床就被孩子一双小手紧紧抓住不放,而且每隔一小时就醒来一次。就是这样,张玉霞每天最多只能休息三个多小时。由于正在哺乳期又得不到良好的休息,导致免疫力下降,她三天两头病倒,发高烧,经常去村卫生室输液缓解症状。
她有一个信念,宁可苦孩子也不能误工作。哪家贫困户住院了,她帮着办转诊手续,出具贫困户证明;哪家媳妇生了小孩,她要去看望;哪家老人住院就医,她要去探视。一年多时间,全村885户,她坚持走了个遍;全村85个贫困户,她多次去登门走访;她的足迹踏遍了全村每一座山岭,每一道田坎,每一处院落。
每天晚上,她要把孩子送入梦乡,自己才能睡个囫囵觉。在村里孩子伴随她9个多月,渐渐长大了。在一个深夜,当孩子吃过奶、睁着大大的眼睛,嘴里突然冒出几个字:“妈妈”“妈妈!”
“女儿会喊‘妈妈啦!”她把女儿紧紧搂在怀中:“女儿呀,为了这方土地上好多的爷爷奶奶不再受穷、不再受苦,妈妈只得亏欠你啦,妈妈心里有愧呀!”
接着,她把自己一张流着热泪的脸与女儿稚嫩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然后给女儿一个深情的、久违的“妈妈的吻”。
记得有天深夜,女儿发着高烧,张玉霞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好远的山路,当她敲开村医生的大门,拿了几粒退烧药让女儿服下,却怎么也不见效;直到第二天清晨6点多,她才抱着女儿搭乘村上到镇上的第一辆班车赶到医院,终于让女儿转危为安。
当小一涵长到快一岁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张玉霞硬着心肠决定让女儿提前断奶,以便回到县城由奶奶继续带养。离开村上的那天早上,女儿紧紧地依偎在妈妈怀里,抓着妈妈衣服的小手紧紧不愿松开。直到奶奶抱着她已走出老远,她的两只小手还在向着妈妈挥舞,张玉霞还能听到女儿的哭声。
这时,张玉霞头也不回,加快脚步回到房间,“砰”地一声关上房门,让憋着的泪水痛快地涌流。
当笔者好不容易在电话上联系到她进行补充采访,她一连好几次说: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最亏欠的就是我的女儿。
电话那端,传来的是一位年轻母亲发自内心的低声饮泣……
张玉霞,自然只是整个云阳县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伍中的一个缩影。
(4)
在泥溪镇政府机关二楼,笔者有幸接触到这样一对夫妇:
丈夫杨良峰,镇上的林业干部,现为本镇驻联坪村扶贫工作队队长。给人的印象是,内向、沉稳、不事张扬;
妻子李树芳,镇上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现为本镇驻枞林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与丈夫不同,她的性格活泼爽朗,落落大方。人未进门,高大嗓门儿及很随和的笑声早已飘进门来。
有人说,别看她现在是如此地快活,去年的这段日子他两口儿简直是欲哭无泪。
从扶贫攻坚一开始,他们就被同时抽调到驻村扶贫工作队,摸底调查,核实身份,修路建房,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很少有时间照顾家中的老人和孩子。
直到2016年下半年,年已71岁的婆婆李世满经常感到身体不适。考虑到儿子儿媳都在村上忙这忙那,也从未向他们提起。实在感到难以支撑时,就在当地卫生院拿点止痛药应付应付,病情没一點儿好转。
去年春节刚过,老人家的病情日益加重,口腔里面钻心地痛,连水米都难以下咽。3月12日是个星期天,杨良峰、李树英夫妇向镇领导请了个假,决定将老人送到几十公里外的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做个检查。
医院诊断的结果很快出来了:舌癌。
为了稳住老人家的情绪,减轻她的精神负担,杨良峰对母亲说:“没得啥子,您放心,这病能治好。”
老人当天下午住进医院,本来多想在病床前陪陪老人说说话,聊聊天,分散一下她的痛苦,可一想起扶贫村的那些事,好些贫困户还等着自己呢!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父亲,请他从老家赶来医院,陪陪病中的老伴儿。安顿完毕,夫妇俩心情沉重地返回村上。
经过体能恢复和全面检查,医院决定第二周给老人施行手术。夫妻俩赶到医院,已是老人术后的第三天。
看着病床上的母亲,虽然手术是作了,但伤口却一直难以愈合。拆了线接着化疗,母亲被病痛折磨得一脸痛苦,浑身直冒冷汗。
家里人经过商议,决定将老人转到重庆西南医院继续诊治。
检查完毕,医生当场宣布:你这病治不好,已是晚期。
原本还心存一线希望的老人一听这话,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情绪一落千丈,一连几天不吃不喝。
一直到6月8日晚,前去陪伴妈妈的妹妹来电话说:“妈妈恐怕不行了。”
当杨良峰夫妇赶到时,见妈妈正输着氧气,早已不能言语。
儿子儿媳轻手轻脚走到妈妈病床前,对她说:“妈,我们本来是要在这里陪伴你的,可村上的扶贫工作的确走不开,你看,我们这会又要离开,你能原谅吗?”
老人听懂了他们的意思,口里含混不清:“你们工作忙,走吧,路上好好开车……”
杨良峰两夫妇此刻心如刀绞,两腿灌了铅似的,脚下特别沉重。就这样,他们走几步又回来,回来了又离开,反反复复徘徊了三次。
当他们最后看了一眼已进入弥留之际的老妈妈,转身离去时,夫妇俩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回城的途中,夫妇俩很少讲话,漫漫长路上惟有泪水长流。
刚回到村上,噩耗传来:母亲已撒手西去。
“这就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吗?”
“你们工作忙,去吧,好好开车”,这难道就是母亲给儿子、儿媳此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给我们最大的嘱托与交代吗?
夫妇俩一齐跪倒在老母亲的灵前,一边磕着响头,一边不停地追问,不住地忏悔:“妈妈呀,生前我没尽到陪伴之责,去时又没能给您老送终尽孝,自古忠孝难两全呀,您能原谅我们吗,您能相信我们吗?妈妈呀,妈妈,你听到儿女们的呼唤了吗?”
……
如果说,张玉霞内心的亏欠,是母亲对女儿的那份亏欠;杨良峰夫妇的亏欠,是儿子儿媳对母亲的亏欠,那么,笔者从云阳上上下下感受到的那一幕一幕,则是共产党人、党的干部对“衣食父母”的那份亏欠:改革开放40年来,城里人住进了楼房,开起了小车,而一些农民兄弟却还在肩挑背驮,出行艰难;城里人玩起了高档,吃上了佳肴,而一些乡下人却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城里人享受的是别墅康庄,优生康养,而农村贫困户怕的是有病难医药价高昂,住的是八面来风的破壁烂墙。
这就是城乡差别,这就是贫富悬殊!
“既然是前些年亏欠了人民的,就是砸锅卖铁,现在也得还上!”
这是不少云阳人近几年来在脱贫攻坚战斗中,向人们说出的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实话实说,这些年来,云阳的工业基础并不雄厚,财政状况也常常是捉襟见肘。但是,在这次脱贫攻坚战斗中,县上为了弥补对人民群众的那份亏欠,千方百计地用好、用足、用活上面给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尽其所能、倾其所囊,从顶层设计开始,从政策措施上向着贫困群众大力倾斜。
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另一股力量”在发挥着直接的作用。
县上首先立足自身挖掘潜力,及时出台《云阳县扶贫脱贫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为各项脱贫攻坚政策的落实提供财力支撑。明文规定:凡承担行业扶贫任务的部门所管理的项目资金,原则上50%用于扶贫开发;每年从各预算单位的公共经费中提取5%用于扶贫开发;统一提取土地出让金的5%、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的30%用于扶贫开发;当年清理收回存量资金中的可统筹使用资金,原则上全部用于扶贫开发。
这是在财政资金支持方面,上级还没有提出统筹整合的情况下,云阳就已先行一步。仅2015年就整合到位资金7.6亿元,其中县财政投入资金5600万元。
接下来,县上在以下三个方面连出新招:
第一招,在就业扶贫上用心良苦。县上规定:从乡镇事业单位公招指标中拿出不低于10%的指标,定向招收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优先就业。类似这样一个贫困家庭,如果在节骨眼上有个人走上了就业岗位,既为他家立起了精神上的支柱,又为这个家庭开辟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从此,这一家也许从精神面貌到物质基础上就真正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最后“强起来”。从2015年以来,云阳县就有140个这样的大学生从一个又一个贫困家庭中走了出来。
第二招,在教育扶贫上别出心裁。如何让贫困户家的孩子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道上“一个也不能少”,在这方面,县上突出了两个环节:一是将对贫困大学生的学前资助渠道由以前的“多水分流”变作“众水合流”。之前每到高考落幕时节,对贫困大学生的资助政出多门,标准各异,纷纷扬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哭的孩子可以多吃奶”,有的甚至是重复享受国家及有关方面对教育扶贫的优惠待遇,而恰恰是一些老实巴交、真正的贫困学子却很难精准地享受到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县上决定从2015年开始,将散落于各个方面的教育扶贫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实行“多个渠道进、一个口子出”,统一核实身份,统一资助标准,不重不漏、合理合情、公开透明,共整合部门及社会团体资金2700万元,资助贫困大学新生6000余人;二是開展脱贫攻坚以来对学前至高中阶段的贫困学生,共发放贫困生资助金2.36亿元,年均资助学生3.7万余人;发放学费补助资金1700万元,资助建卡贫困户学生5700余人。
第三招,在医疗扶贫上关怀备至。针对很多贫困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或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情况,云阳在国家和重庆市已经出台“五重保障”的基础上又加了一“重”,即大病临时医疗救助的“六重保障”,凡是贫困户大病住院医疗报销可以达到90%,大大减轻了贫困户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他们还通过调查发现,农村还有一部分贫困户患的是慢性病,住不起院,吃不起药,即使去医院开点药也无处报销。这样的患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也死不了,就躺在家头硬撑着,苦熬着,甚至坐地等死。这种情况怎么办?县上就独创了“居家定额药品补贴救助”的办法,使这批贫困户如释重负。他们每月可定时享受政府给予的100-200元、200-400元、400-500元三个不同档次的医疗救助。仅此一项,就使全县3567人为之受益,县上每年为此要自掏腰包2500万元;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有的贫困户一年到头病病蔫蔫,腿脚不便,有的还加上有一定的智障或痴呆,他们一旦病了要走进医院,面对复杂的入院程序、繁杂的收费名目或结算方式,总会弄得晕头转向。有的即使没病也会折腾出病来,小病可能酿成大病。县上从人性化的角度,为他们考虑得细致入微:凡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入院时不缴押金,出院时一次性结账;贫困户可凭一张统一救助卡,在县内各家医院就医、拿药“一卡走遍天下”;入院期间,先诊疗,后付费,整套住院手续都不用自己跑路,事后由院方与相关方面代为办理结算手续。
更让一些贫困户为之感动不已的是,凡享受“居家康复性医疗救助”的对象,再也不用自己出门求医拿药,凭着他们与乡村医生的一纸签约,只需给签约医生一个电话,就会在规定的时间把药品送到救助对象的手上。
难怪枞林村的老病号方绍华如此感动地说:“政府为我们所想的、所做的,就是我们亲生儿女也不见得想得如此周到、细致,如果还有哪个说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他就是真的没得良心!”
第三章
进千家门,知千家事,解千家忧,城里干部下乡来
真金与烈火的深度冶炼
(5)
到达云阳采访的第二天,县委宣传部领导告诉我:要了解云阳的脱贫攻坚,建议你到泥溪镇去看一看。那里既是重庆市政协直接帮扶的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云阳县贫困乡镇的“浓缩版”,全县正在开展脱贫攻坚大决战的“现实版”,也许是将来全县脱贫致富、走向明天的“升级版”。
这位领导的建议正中下怀。我正想去见识一下那么多身处一线的扶贫工作队员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在与“贫魔”和“穷神”进行顽强较量的,也正想去领略一下虽不闻“马蹄声疾、烽烟四起、战马嘶鸣”的一处处战场是如何再现“千军万马战犹酣”的拼杀场景的,还想去体验一下驻村工作队员们是如何克服重重困境,吃在村,住在村,干在村的真实生活画面与浓厚的工作氛围的。
5月6日上午,县委宣传部小张驾车冒着大雨一直把我送到泥溪镇政府。
上午11时许,当我们乘车进入泥溪地界,只感觉前面的路况越来越糟糕,前面的山势越来越嵯峨,脚下的溪流越来越湍急。汽车行进中,悬崖峭壁下方悬挂的一幅标语立即“抓”住了我的视线,那上面写着:
“工作队进了村,群众脱贫有信心!”
这条标语用语朴实,寓意深刻,不事雕琢,言简意赅,看得出扶贫工作队员在当地干部群众心目中的份量。这使我想起云阳县一位文友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要在之前,群众口里说“我们的‘土改工作队员又回来了”还有几分勉强或夸张,那么这一两年脱贫攻坚中群众喊出的这句话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毫无虚假的。
走进泥溪镇政府,党委宣传委员邓皓文把我引到位于二楼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兼会议室,正前方写着“云阳县泥溪镇脱贫攻坚作战指挥部”一行大字,正中悬挂一张“脱贫攻坚指挥体系图”,立即让你觉得这儿作战指挥的级别之高,规模之大,氛围之浓。
在这个以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为总指挥的指挥部里,全镇517个贫困户户主以及市、县、镇的帮扶联络人在此一一“对接”;另一侧墙壁上醒目地悬挂着包括路、水、电、讯在内的基础设施规划图和涵盖“绿色食品产业带”“黑色食品产业带”“农旅融合示范区”“林业产业培育带”在内的产业发展规划图。
这两张图高度浓缩了泥溪脱贫攻坚之战的目标任务及其具体实施步骤,思路明晰,措施具体,一目了然。
从指挥部会议室正中的那圈圆形桌椅可以看出,指挥部成员们没有少在这里熬更守夜,运筹帷幄。
“自市政协将我们泥溪确定为帮扶联系点之后,除了从市里派来扶贫工作队队员直接驻村外,上届主席徐松南去年来过,本届主席王炯今年就来过两次。每次来都给我们带来脱贫致富的信心,增强脱贫攻坚的勇气。每次来都和镇干部职工一起挤食堂,住客铺,从不提前打招呼,更不迎来送往,就像一家人走亲戚那样随便。”邓皓文如是告诉笔者。
5月7日一大早,我们来到泥溪镇胜利村,刚到村服务中心门口,正遇上一位中年汉子,背着挂包正要往农户赶,被同行的镇干部留了下来。介绍说,这就是龚波,县上驻村工作队队长。
他说,我们这个村一共来了10多名驻村工作队队员,村服务中心住不下,还有5名寄住在离这儿不远的敬老院里。
一楼是工作队的厨房,还有一间小饭厅,一张大圆桌可容纳10多人同时进餐。二楼是几位工作队员的住房兼办公室。不经意间见到一位小伙子正在专注地敲击着电脑键盘。一问,才知道他是镇上派来的工作队队员,叫周鼎鑫。自从2017年3月被抽调到这个村作驻村工作队员以来,尽管这里离政府不到两里路,就是走路也就10多分钟,但他一直就以村为家,除偶尔回镇上开个会,长达300多天时间一直坚守第一线。
“既然上面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本身也该有这份自觉。其实,住习惯了哪里都一样”,周鼎鑫如是说。
离开村部服务中心时,在地坝间遇到泥溪镇政府派驻胜利村工作队队长、副镇长李志银向我们谈及此事。他笑笑说,这很正常,我也一样,自从到这儿加入到脱贫攻坚队伍以来,本来镇政府还有个房间,可每次回去开个会又下村来了,镇上那个寝室其实早就成了个摆设。
在与其他工作队员谈起县上驻村工作队队长龚波时,他们巧用“一二三四五”的数字概念来概括他到村上以来的工作。
所谓“一”,就是二楼一间不到10平米小屋,是他的住房兼办公室,是他下村后唯一的“生活空间”。一张木床占据了室内绝大部分的地盘,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小小的办公桌,上面搁着一台台式电脑;床头有一张“拉链式”的帆布衣柜,那里摆满了换洗衣物等一应家当;
所谓“二”,就是自2016年至今,到此已是两年有余。一年到头除了“春节”、“清明”等法定假日可休整几天,抽空回城看望一下老母和孩子,平时就守着这“一亩三分地”,极少回家;
所謂“三”,自从来到村上,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同其他驻村工作队队员一起,发动群众向闭塞落后的基础设施开战,自2017年起,第一年就修起3条路,其中一条“通畅路”,总里程5.35公里,投资270万元;另修两条“通达路”,投资80万元,总里程3公里;2018年在交通建设上又有大动作:境内3条“通畅路”,其中3.45公里已正式开工,另有两条路,总里程6公里,现已进入道路测设,6月即可公开投标。3条路投资总额达500万元以上;
所谓“四”,就是为了修通这几条路,他经常起早摸黑、爬坡上坎、脚踏泥泞到现场督战,保进度,保质量,跑烂了4双鞋。他说要将它作为参加脱贫攻坚的“战利品”,留给后世作为精神传承;
所谓“五”,就是经常性的走村入户,了解详情,精准摸排,从去年以来在全村新发现5个重病户,有的患癌症,有的患白血病,有的患精神病,为他们及时解决了低保,同时经过综合对比、全面平衡,新增了一个条件够格的贫困户。
每每提及这些,龚波显得十分坦然:“在这儿来一接触普通的群众,感到他们是如此地纯朴和可敬。他们平时想的就是要快发展,早致富。我们既然已经到这儿来了,就得实实在在为他们干点事儿,其它的一切免谈。既然我们可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乡村产业的发展上为他们出点力,拉他们一把,就权当是我们以前欠他们的,今天是给他们还帐来了。”
下面讲述的,仍是来自云阳县交委驻泥溪镇协合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白俊的故事。
白俊下来之前是云阳县交委副调研员。以前在乡镇干过武装部长和乡镇长。2006年进入县交通部门,一干就是12个年头。虽然多年身在农村,却从未担任过村干部。
“本已退居二线,这次下来担任村上的第一书记和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是来农村补上这一课的”。白俊如此这般自我调侃。
自2016年进驻协合村工作队,人们只知道他是如何在硬化村级公路现场亲历亲为,挥汗如雨:只知道他为打造千亩牡丹园献计出力,费心劳神;只知道他为改善村上办公条件上下呼应,竭力奔走。却少有人知道他为了协合这方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瞬间。
2016年下半年,县交委派车将他从县城送到协合村,正行驶在“龙(角)耀(灵)”路上,对方一辆货“长安”与他乘坐的越野车迎面相撞,道旁就是水流湍急的泥溪河。好在司机临危处置得当,虽两车车身严重受损,白俊一行4人化险为夷。
2017年4月,为了给村上千亩牡丹园的道路建设争取一笔资金,他身上揣着泥溪镇政府的资金报告,乘车前往数十公里外的云阳江口镇,要与在此检查指导工作的县交委主任当面磋商。也许是越心急越要出事。汽车行驶到江口镇境内,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小车撞个满怀。对方小车的左前方被撞没了,可白俊似有神佑,他坐下的车除车前大灯被撞坏,其余部分完好无损。尽管现场躲过一劫,又比较顺利地与县交委主任办结完公事,可回家的路上却是越想越后怕。
2017年11月3日那次更为惊险。上午,他在村上完善入户“五上墙”资料,下午自己驾着私家车出去处理一桩事务。由于天阴路滑,光线暗淡,当车行驶到里市场镇时,一下撞上了道旁路口的沙堆上。车上同坐的几名工作队员下车一看,油箱在漏油,水箱在漏水,前保险缸及右侧机械部分几十个零配件散落一地,车身严重受损变形。看到车上人总算安全,他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次车祸,仅修理费就花去一万多元。
回到村上,他电话上给家里报了个平安。他妻子连声说:“只要人安全就好,下次开车一定要注意一点儿。”
泥溪境内的山体破碎,道路泥泞。一遇落雨天气,道路两旁常常出现落石、滑坡,险象不断。因为自己几次遇险,命悬一线,他也曾想打“退堂鼓”。可又转念一想,脱贫攻坚还远没有完,协合村的老百姓还需要我,又怎能临阵脱逃呢?
采访完枞林村,正值中午时分。村里的扶贫工作队员开始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共进午餐。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我们也加入到就餐的行列。一碗烘洋芋,一盘腌黄瓜,一碟炒辣椒,一盘豆干炒肉丝,一碗脆生生的泡大蒜再加上圆桌中央一盆甜藕炖猪排,大家吃得有滋有味。就像农村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村党支部书记说,像这样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大家下去遇到什么事儿,了解到什么情况,也一边吃饭一边做了交流和通报,直截了当,沟通起来方便快捷。
饭后,村支书李福菊对笔者讲起了她对这些扶贫工作队员的看法:“我当村支书都14年了,以前也见过不少事儿,这次抽调这么多工作队员到农村来,我开初以为他们最多是下来走走过场,做做样子,来不了多久就得离开。农村条件这么差,怎么呆得下去?可是这次是我想错了,他们不仅是人来了,还要真住在村,真吃在村,真干在村,而且这一住、一干就是好几年。我们镇上的党委副书记余国忠的儿子今年要高考,他老婆从去年年底就说起,要他在我们这儿驻村时顺便买两只土鸡,熬点鸡汤,给儿子补补脑,也许考试的成绩会好一点。可是时间过去了半年,他一直抽不出时间买。再就是镇上派来驻村的吴劲松,长期住在村上,女儿正值今年中考,吴劲松的家属又在食药监局上班,两头顾不到。她的奶奶几次打电话埋怨吴劲松“不顾家也不顾孩子”,可吴劲松常常一脸苦笑:“如果我只顾自己这个家只顾我们的女儿,那我们村上还有那么多的贫困户和他们的子女,又有谁去顾他们呢?于是他家里的人气得很少再打电话来了。所以,村里稍稍上了点年纪的就说,解放初期‘土改工作队下乡来,给农民分得了田,分得了地,分得了财产,让我们翻身当家作了主人。现在城里这么多干部下来帮我们脱贫攻坚,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则是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治穷致富的金光大道”。
这就是对“三在村”扶贫工作队员精神面貌及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层百姓对党的干部一份发自内心的深情礼赞。
(6)
要反映云阳县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这场战斗中的精神面貌和奋斗精神,其中一支新生力量的确值得大书特书。
這就是一度时期还被不少人为之忧心忡忡的“80后”、“90后”。
他们曾被社会舆论为之慨叹的“荒废了的一代”“垮掉了的一代”,也是笔者此次采访中直接感觉出的“醒来的一代”“崛起的一代”。
2017年4月,重庆市将泥溪镇列为18个深度脱贫乡镇之后,市委组织部、市扶贫办下发通知,要在重庆市轨道集团物色一位到泥溪镇帮乡扶贫的驻村第一书记。
从重庆工商大学毕业、在市轨道集团一呆就是13年之久的集团经营中心团委副书记罗强,没怎么多想就主动报名参战。
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妻子的支持:“既然下去可以得到锻炼,是件好事儿”。
不久,市里的决定下来了。
市轨道集团董事长王峙知晓这一信息之后,专门找罗强前去谈话,你以前没搞过农村工作,没接触过农民,这次下去当驻村第一书记,一定要尽快进入角色,尽快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工作上要多向当地乡村干部请教,熟悉掌握农村工作方法,要尽快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
为了当个合格的党支部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长,临行之前,他抓紧时间练了两项“内功”。
首先是将电视连续剧《马向阳下乡记》翻出来反复看了三遍,看“马向阳”初到一地是如何打开局面开展工作的,从他身上寻找如何当村官的“灵感”和“套路”;
同时是向以前下过乡、当过“村官”的一位同学登门求教,询问如何与农村打交道,如何与农民打交道,想从中寻找一条进入角色的“快捷通道”。
这位同学的话既让他感到诧异,却又获益匪浅,到农村去,我送你两句话,学会抽烟,学会喝酒。否则,你没法同农民打交道,在农村也混不下去。
“这抽烟我倒不用学,已经戒了4年的烟恢复起来就是了,可是这酒恐怕一辈子也学不会,喝起来让人太难受了。”
罗强对这位同学说。
在与这位同学交谈中,他感到对方心情很沉重:“罗强,你知道我当一年村官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那就是时间太短了,没有为老百姓办成几件事儿。你这次下去与我不同,时间可以长达两年,这两年只要你没私心,一定要利用好这个第一书记的平台,为村里的发展多做几件实实在在的事儿,这样老百姓会记得你的!”
这位同学的临别赠言,给了罗强以信心和力量,如阵阵春风回响耳畔。
罗强生于1981年,年纪不大,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按照市里的统一安排,9月7日,必须赶赴自己所在的扶贫村。可行前的头一天即9月6日,正是自己小儿子陈罗佳的周岁生日。在为小儿子举行的生日party上,在生日蜡烛的映照下,他默默地为儿子许下了“身体健康,茁壮成长”的愿望,他也在亲友们的祝福声中喝下了壮行酒。
9月7日晚,是他到达扶贫村的第一个夜晚,也是人生之中最难捱的一个夜晚。
泥溪镇协合村离重庆主城400多公里,一路风尘到达这儿,已是傍晚时分。如果在重庆主城,这会儿正是到了万家灯火的时候,整座城市流光溢彩,灯红酒绿,车马喧嚣,让人感到如梦如幻,恍若天堂。可这协合村的村部,除了地坝边有一盏灯,给人一丝昏黄的光亮,四周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唯有高山重重,野风阵阵,偶闻鸡鸣犬吠,让人从心底里涌起一阵悲凉。
“这难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城乡差别?”他第一次感受到贫困与落后背后的沉沉重量。
刚到村上,他感到两眼一抹黑,他想尽一切办法融入农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农民。可与农民交流起来却十分困难,包括从他们口中冒出的方言土语。他尽可能更多地参加一些村民会、院坝会或“干群交流会”,但他始终感觉到自己与他们之间老是隔了一层,收效甚微。
协合村村委会在一个半山腰上,与一所村上的小学正好同在一个院子里。
这一楼一底的村小其实学生人数并不多,他刚来时29人,今年发展到32人。人数不多“成分”却很复杂。这些学生中涵蓋了一、三、五三个不同年级的学生,还有几名外出打工者家的留守儿童,以“幼儿班”的身份混杂其间。真可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稍有闲暇时,罗强总爱在教室外转悠。一则是看到这些孩子,就仿佛看见了自家两个孩子活泼可爱的身影;二则是在这远离繁华都市的高山野岭听到这朗朗书声和稚童欢笑,总会感到一丝精神上的慰藉和满足。
可是听着听着就感到有些不对劲了,这里怎么只闻书声朗朗,却听不到歌声绕梁呢?他问老师:“你们平时不教音乐课?”
“教啥音乐课哟,我们自己都六音不全,鸭子喉咙一个,教学生唱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于是,罗强从那时起就主动走进课堂,扮起了“业余音乐老师”的角色,他从最基本的“1、2、3、4、5、6、7、i”的基础教起,每周上两节音乐课。到现在为止,这些从未与音乐打过交道的山里娃,也先后唱会了《童年》《少年先锋队队歌》《歌声与微笑》《当我轻轻走过你的窗前》等七八首歌曲。
当他们唱着歌儿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当他们唱着歌儿回到家中,好些家长就问:“你们是从哪儿学来的?”
学生们总会高兴的回答:“是那位从大城市下来的罗老师教的!”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不少村民这才知道,娃儿们口中的“罗老师”原来就是他们村上扶贫工作队的“罗书记”。从那时起,罗强在这里就有了双重身份:走上讲台,随着“同学们好”“老师好”的互致问候,他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就完全是个合格的音乐教师;他一下村、一进户,随着那一声声嘘寒问暖,他又是一名称职的工作队队员。
在大山里,老师这个职业是最受尊崇的职业,老师这个称呼带着几分神圣,在山里人眼里,老师比“官”还大,老师比亲人还亲。从此,罗强每到一些农户搞调研、摸情况,总会有一群孩子围上来“罗老师”“罗老师”地喊个不停。而家长们一见是“罗老师”来了,就会热情主动地把他请进屋里,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家长里短地说个没完,生怕少说了一句话。
而此时此刻的罗强,却也明显地觉出自己在村民中的形象变得“高大”了起来,他在他们面前说话的分量比起以前也越来越管用了。
当然,这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需要达到的效果。
从此以后,他感到自己的工作方便多了,他与村民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从那时起,全村346户人家,989人,只要人还在当地的,他家家到,户户落,走完了90%以上农户。全村24个贫困户,他像走亲戚一样随便,去了一次又一次。全村哪块土地该种牡丹,哪块土地该发展蔬菜,哪个地方适合发展黑木耳,他心里都有一本完整的“账”。
“与农民打交道,也有让自己感到憋屈和无奈的时候。他们中的少数人常常无端地把自己的一些积怨和不满一起发泄到我们工作队员身上,在他们眼里,好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洪洞县里无好人。”罗强倒起了自己的一腔苦水。
有一次,一位40多岁的村民来找到他,罗强问他有什么需求,对方说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个“子丑寅卯”。他一年到头收入不下12万元,他还极度地不满足。他不听你解释,也不听你给他宣讲政策,就是一直在那儿骂骂咧咧,喋喋不休,“唾沫星子都好几次喷到了我的脸上”。
他终于明白和见识了什么是农村中的“犟拐拐”,什么是“思想困难户”的涵义。
面对这样的无理取闹,他再也不能和颜悦色,再也不能忍气吞声。口里竟不由自主地蹦出《马向阳下乡记》中的几句台词:“你认识我不?你不认识我。以前我与你们村上任何人都不认识。我管闲事管这么宽,竟跑这么远来受你这份冤枉气。”
“这会儿我自认为我就是‘马向阳,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剧中人物‘马向阳的角色以及他的那种口气。”
可事后罗强还是意识到自己有点儿激动甚至是失态。
我给了他一份脱贫攻坚民意“认可表”,他不填,一甩手走了。我们的谈话不欢而散。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罗强的情绪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与波动,每当这个时候,晚上他就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开始想家:父亲母亲年岁也不小了,最近身体好吗?妻子成天忙里忙外,这段时间工作还顺心吗?大儿子在校学习成绩还好吗?小儿子又长高了、长胖了吗?也该学会喊“爸爸”了吧?
当晚,他伴着一盏孤灯,写下了这样的日志,以坦露他的心迹: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甜蜜,家乡月就抚摸我的头;想家的时候很美好,家乡柳拉着我的手;想家的时候有泪水,泪水都伴着那微笑流;想家的时候啊,更想为家做点事,哪怕离家这么遥远这么久……这是我初到协和村工作后,心中常念的一首歌。每当工作结束之后,夜晚来临,对家人的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给予我慰藉的就是视频通话时的兴奋,面对父母、面对妻儿,畅谈工作、畅谈生活。看看镜头里的小家伙牙牙学语,步履蹒跚,自己却远在他乡,愧疚之情心中翻涌;
“离别的苦楚让我辗转反侧之间,几个大字映入眼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是我到协合村后立下的誓言。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驻村第一书记,背井离乡,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正是有这样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怀,才能使千千万万的贫困家庭富裕起来,正是他们默默的付出,才会使千千万万的贫困家庭不再受离别的苦楚。我为我是脱贫攻坚的一份子,倍感骄傲;此念一生,豁然开朗。借范仲淹先生《岳阳楼记》一句名言以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心灵的表白,更是催化了他的行动自觉。
自从担任协合村第一书记之后,他就与当地干部一道共同探索,找到了一条“农旅结合、药旅结合”的新路子。
这个村位于国家5A级旅游景区龙缸边缘,“南山峡”“吴家洞”就在该村境内,可说是“得天而独厚”。从村口可“俯瞰万仞大峡谷,畅游千亩百花园”。身为轨道集团经营中心的团委副书记,罗强将在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将这儿的旅游优势及绝妙景点搬上重庆轻轨的车身、车厢及各个大窗口,让这个僻野的小山村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画”,进入重庆大都市人的视野。同时,他还牵线搭桥将当地生产的高山土豆、黑木耳、羊肚菌等特色农副土特产品进入轨道集团各大窗口和小卖部代售代销,或直接进入集团员工食堂的餐桌,让真金白银揣满当地村民的腰包。
罗强代表的不仅是他一个人,而是與他同时代生长的一群人,甚至是一代人。
笔者在胜利村见到的另一位第一书记翁顺春,却是“80后”的又一“另类”。
作为2001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的高材生,自他奉命来到泥溪脱贫攻坚那天起,他就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眼光,打量胜利村这方穷乡僻壤。
除了戴副眼镜还保留着几分“书卷气”,其实在当地农民眼里,他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汉;给木耳灌种的人群里,有他;在栽种柑橘的山坡上,有他;在采摘豌胡豆的土地上,有他;在帮助贫困户栽种辣椒的地里,也有他,而且一干就是一整天。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一般人眼里,这胜利村境内高山雄峙,溪水横流,土地贫瘠,交通不畅,本身就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解放后风风雨雨数十年,其他地方都由穷变富了,可这胜利村却饱经忧患,没少折腾,何曾“胜利”过?
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个人世界观一变,价值观一变,其他的一切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在翁顺春这个扶贫工作队员的眼里,这胜利村的一山一水就是一首诗、一幅画,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岂有不发生巨变之理?
于是,他常以诗寄情,以诗言志。时时、处处以诗的激情、诗的语言来排遣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用诗的力量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奋进。他的大量诗作情景交融,有感而发,与当今少数文学创作者的那种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故作高深、无病呻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初到村上,正值深秋时节。常有蚊虫叮咬,夜不成寐。2017年9月14日晚,是他住进村里的第八个日子。为了反映当时的真实生活状况,他当晚填词一首《秋风引·泥溪八天》。词曰;“长江南,桐溪畔,云起十尺岭,两度二重山。东乡落霞秋思静,夜夜偏枕虫儿闲。”
又过数日,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他又写下了《雨秋打油》一首:“昨夜子时睡意浓,庆幸床头无飞虫。一觉惊醒凉凉雨,八个喷嚏赛入冬。”
农历2017年冬月初一,是母亲60周岁生日。苦于身在扶贫第一线不能回家为老母祝寿,他以愧疚的心情填词一首:《采桑子·遥祝慈母花甲寿辰》:“冬月初一暖阳好,恰似春光。地和天祥,环看寒乡满眼芳;今日家慈花甲寿,两鬓千霜。儿在云阳,遥祝娘亲岁岁康。”
尽管到村的时间不多,他却爱上了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在《胜利美景》一诗中抒发豪情:“十里桐溪良田乡,两岸青山碧水长。奈何凡境胜仙境,欲写云阳赋雨阳”。
他在《临江仙·胜利村》一词中如此描绘当地美景:“两山一水胜利村,仙境已入农乡。曲径清幽桃源廊,前后都督寨,南北闲云望;黄桷树下溪湖桥,览星七曜清凉。人凌峰际望龙缸,喧嚣随波去,繁尘如烟扬。”
2017年9月24日,当他来到村上一处古时秀才残楼,目睹其残缺破败景象有感而发:”泥溪杨府耀夔州,石玉村头秀才楼;骁才武第客满庭,深宅独守烟雨后;百年风华三生己,一宇残檐两眼愁。清白家风谁人问,还有几人知兴由!”
在他的笔下,胜利村处处皆美景,处处有诗意,处处有乡愁,谁不为之仰慕?!
临别时,他站在车窗外挥手道别:让我们从胜利(村)走向胜利!
第四章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精准施策,宜将剩勇追穷寇
青山与金山的交相辉映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假如你对这一科学论断还缺乏完整的理解和感知,那么,就请你到云阳县清水乡这片土地上去看一看,走一走。
清水是个土家族乡。吊脚楼、摆手舞、花头巾、“堆堆火(篝火)”是他们的民族特色。这里位于渝鄂交界处的七曜山上,距重庆云阳县城64公里,距湖北利川市区58公里,以前长期处在“两边不讨好”“两头不落靠”的夹缝中生存。
多年以前这里穷成什么样子?乡党委书记钟世荣的描述很具代表性和真实性:“土瘦石头多,天旱无水喝,养羊岩上跳,喂牛滚下河,有病难医治,娃儿难上学,姑娘朝外嫁,光棍结成坨。”
那时,当地农民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人均收入不足300元的太多太多。“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
多年以后,有人又送给了清水两句话:“忆往昔山穷水尽疑无路,看今朝依山傍水奔小康。”
清水人是不幸的,不幸之处就在于他们生在了这样一块“拉屎不生蛆”的不毛之地;然而清水人又是幸运的,幸运就幸运在这里有一方青山绿水,幸运就幸运在他们身后有一片偌大的岐山草场,幸运就幸运在老天爷为他们造化了一处驰名中外的5A级景区:“天下第一缸”。
可以说,五年前,云阳“养在深闺人未识”,名不见经传;随着龙缸景区的深入开发,先后推出“云端廊桥”“绝壁栈道”“岐山草场”“石笋河大峡谷”等新的景点,加上“张飞庙”“环湖绿道”“三峡梯城”“龙脊岭公园”的隆重推出,使得整个云阳从此声名远播,享誉中外。
从此,清水人也搭上了这艘“幸福之舟”“希望之舟”,顺风顺水,一路前行。
有人如此形容:龙缸这口“缸”,在原始封闭时期,装的是山里人的贫穷与困苦;改革开放年代,则盛满了人们为之期盼的真金和白银。
当地人深知,是它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变了千百年来人们生产生活的运行轨迹。
这口“缸”,让山里人送走了“穷神”,迎来了美好幸福的新生活。那天,我们来到宽敞而舒展的岐山大草场,那是一幅“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壮美画卷;当我们穿行在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一排排“土家天街”“幸福农家”时,感受到的是“排排新房路边建,村民处处兴农家乐,干群携手小康路,共创文明新生活”的景区新貌。
在位于龙缸景区“土家天街”入口处的“兄弟农庄”前,笔者与大堰村村主任刘运卓谈得十分投缘。
他说,这家“兄弟农庄”是他家兄弟仨于2008年合股打造的。平常我们都不在家,经营上的事就靠幺兄弟刘运学在打理。当年客源还不算旺盛,一年下来,三兄弟平均分得6000元利润。
2009年,他回村参选上村主任。除了村上的日常工作,他就利用自己的木工手艺参与到景区旅游新村的建设中来。那时,按乡里统一设计与规划,旅游新貌必须是整齐划一的“青砖黑瓦马头墙,雕梁画栋花格窗”,必须体现吊脚楼、青瓦屋的风貌特色。所以,我靠木工手艺专做花格窗,一年收入就是10多万元。
2010年,随着龙缸景区人流量的不断增大,我们“兄弟农庄”接待收入也“水涨船高”,当年每家分得两万元红利;到2015年,随着龙缸旅游旺季的到来,三个股东每年红利平均就是10多万元,且年年见涨。
2015年,针对不少外地游客不仅要来游览龙缸美景,而且常常一家数口要求在景区租房纳凉。于是,我们三兄弟又合股打造了“山里红酒店”,出租给外地游客或老板,一年可获得租金28万元,三兄弟平均分红9万多元。“如果不是发展乡村旅游,这么多的收入以前连想都不敢想。”
“我们村有个叫李发玉的,2013年以前还是典型的建卡贫困户。他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刘运卓接着介绍:那一年7月,刚入初中的女儿李青虹去北京看望打工的爸爸李发玉,八个人同乘一辆“长安”车,在河北廊坊境内被一辆大货车碾得粉碎,其它人全部遇难,唯有李青虹同另一人幸存下来。为了治疗女儿的伤痛,他欠了一身的债务,成了贫困户。2015年享受国家异地扶贫搬迁政策,李发玉一家迁到了旅游新村,建起了450平米新房。从此,他将房屋一楼用于对外出租,其余的用来住宿和经营餐饮,一年总收入30多万元,仅一年多时间就实现了稳定脱贫。2017年,他在全村全乡率先申请不再当贫困户,他的行动引起了地方和中央媒体高度重视,多次派出记者前来采访报道。
为了让景区开发占地的40户农民常年有一份稳定性的收入来源,景区专门辟出40个摊位,让占地农民摆摊设点,出售草帽、雨伞以及当地出产的纯天然嫩玉米、烤红苕、卤花生等农产品,一般年收入都在四万元以上。有的一个摊位在游客高峰时期就可收入一、两万元之多;
“我们现在的大堰村不比以前了。全村341户村民在银行存款10万元以上的农户占85%,存款20万元以上的农户占20%,家有小汽车的占55%,有经营出租房的占60%,在景区旅游新村有乡村别墅式“小洋房”的占40%以上,靠自种西瓜、水果、蔬菜脱贫致富的占10%以上。到2017年,全村37个贫困户、151个贫困人口中,已有34户稳定性脱贫,等待国家验收;仅有3户贫困户、3个贫困人口暂未脱贫,其中两个五保户,一个低保户。今年内实现整体脱贫没一点儿问题。”
这口“缸”,大大加快了清水乡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攻坚的进程。
2012年4月26日,龙缸景区正式开园迎客。
自此,乡里明确提出“设施围绕旅游建,产业围绕旅游兴,服务围绕旅游升,干部围绕旅游干,票子围绕旅游赚”的乡村振兴思路。
最可贵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轨带来了农村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粮猪二元型”向着以乡村旅游为中心的第三产业转型。2015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当年实现乡村旅游收入近8000万元,比3年前全年旅游总收入的6倍还多。
全乡从事乡村旅游接待的从业人员从3年前的320人增加到2015年的1187人(其中贫困人口421人)。更为可贵的是,以前全乡18736人的总人口中,常年集中前往河北廊坊及湖北宜昌两地打工的劳动适龄人口就有11637人,占全乡总人口的63.46%,到2015年,有2100多名外出务工者“回流”到乡村从事保安、保洁、导游、驾驶等旅游接待行业。全乡乡村旅游经营户一下上升到232户,床位增加到3474张,比2012年开张之初分别增加154户、2500张床位。
为了发挥乡村旅游的整体带动效应和互补效应,在一切为了保护好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之下,乡上明确提出“山上搞旅游,山腰养牛羊,山下种果粮”的发展思路,坚决把牛羊从山顶赶到山下去,不让它们破坏践踏景区的一草一木。
为了让外地游客一到清水就能吃上当地出产的绿色天然食品,乡上新辟500头以上的标准化养牛场一个,新增年出栏100头以上生猪养殖户7个,新增500只以上肉兔养殖场4个,新增1000只以上规模土鸡养殖户3个,50只以上土山羊养殖户42个,10头以上肉牛养殖户13个。与此同时,还对本地一批葡萄、西瓜、桃李、蔬菜、红心蜜柚等种植大户和种植规划具体落实到田间、地块和区域,把这些“本地产”在旅游旺季源源不斷地进入景区餐桌、门店或摊位,让游人们吃得放心,吃得舒心,吃得安全。
随着乡村旅游设施和整体面貌的不断完善和升级,2012年景区开门迎客的当年,岐山、清水两村就被重庆市命名为“重庆市最佳避暑休闲乡村”;第二年,清水村又被国家农业部评为“全国首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村”;2014年,清水乡又获重庆市授予的“农家乐示范乡镇”称号。
由于他们抓住了高山扶贫搬迁的重要契机,推进贫困户的集中安置模式。现在,清水乡已完成8个居民集中安置点的打造,全乡共有197户、724人住进了风格统一、美观时尚、宽敞舒适的乡村旅游小区,政府为其提供的路灯、广场、停车场、绿化美化方面的基础配套设施应有尽有,一样不少。有位村民凑过来说,以前只听说天上神仙过着开心舒适的生活,我们现在其实就过着神仙一样的美好生活,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最后得以证实,清水这个以前在全县穷得有“名”的乡,2014年,全乡14个行政村,贫困村就占了9个,以乡为单位的贫困村数量居全县第三位,贫困村的比例为64.3%;建档立卡贫困户554户、2121人;到2015年底,通过动态调整,全乡共减贫243户、450人;按照“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的总要求,到2017年,共脱贫越线45户、274人,全乡贫困发生率仅为1.33%,脱贫进程大大加快。
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他们已经向前迈进了几大步。
在云阳,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推进脱贫攻坚进程的不在少数。比如栖霞,比如上坝,比如云安,比如泥溪,他们或花中觅“芳”,或山中问“景”,或林中寻“幽”,或水中探“奇”,各有路数,各有新招。
(8)
在泥溪镇党委书记陈宇的办公室,谈起这个深度贫困镇脱贫攻坚的“七大提升行动”,他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和农村产业这两大“提升行动”。
按照市、县的要求和定位,要通过三年时间的努力把泥溪建成脱贫攻坚的样板镇,农旅融合的示范镇,改革创新的先行镇,乡村振兴的样板镇,要实现这四大远景目标,一项都不能少。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千头万绪,我们决不能‘满河都是滩,得从中找到‘四两力拨千斤的工作突破口,通过‘抓重点、带一般,最后夺得攻城拔寨的全面胜利。”陈宇如是说。
我们的突破口重点是选取这样两条路径。
一是牢牢抓住基础设施这个薄弱环节率先突围。到今年4月为止,我们已完成3条道路、4.8公里村级公路的提档升级;另已完成38条、44.7公里村组硬化公路测设,建成后全镇所有村、组基本实现100%的通达和60%的通畅;2018年建成乡村人行便道14.1公里,另有50公里通过测评即将进入招标,群众出行将更加方便;同时,地灾防治、河道整治、通讯设施建设、场镇环境美化等均已纳入建设规划之中,有的且已进入分步实施。
二是紧紧盯准农村产业这个先天不足猛打猛攻。通过外引内联,成功引进了“康诺百草”“蜂谷美地”“巾帼辣椒”“鑫焘菊花”等7家农业企业,在全镇范围内打造起50万椴黑木耳、10万袋香菇为代表的“黑色食品带”,确保每一个贫困户家中有一至两项农业主导产业,短期有收入,长远可持续。
“其实,农村产业化在农民心中也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就是各方利益的强力驱动”。接着,陈宇讲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为了进一步在农村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户变股民的新路子,泥溪镇从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上获得启示,决定从2018年3月1日起到4月28日,在全镇400米以下的低海拔地区发展4100亩晚熟柑橘。
此前,县上有几家农业公司前来对接,都因为与当地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到位,结果无疾而终。
镇上通过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最终确定镇上统一组建一家“云阳县溪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凡需涉及到的4个柑桔园村每村成立一家农业开发公司,村级公司作为“溪旺公司”的分支机构,直接承接产业发展主体,以股份制的形式推进柑桔产业的落地。
镇上借用2012年长江两岸绿化每亩给予2000元补贴的标准,给予村级公司每亩前期建园2000元的补贴,村上占整个股份的51%,村干部和自愿以地参股的村民占整个股份的49%;在实施过程中,发动村民以地参股,每亩地参股村民和村上各占50%的股份。
村民以地参股后,必须按照去杂、放线、打窝、回填、栽植、购苗并养护一年的前期建园技术流程,实施“一条龙”式的标准,进行建园和管理。
为解决建园后三年以内园里暂时没有收益的隐形矛盾,村级公司直接接纳参股户参加果园除草、施肥、培土等劳务,可从中获得每年每亩400至600元不等的劳务收入。与此同时,允许参股村民三年内在果树没有成林的情况下在园内种植花生、葡萄、辣椒等矮杆经济作物,政府可扶持每亩200元左右的产业资金,作为种子、化肥、农膜等项目的补贴。这样,参股村民三年内每年每亩可净得额外纯收入1000-1500元左右。
股份制果园投产后,至少可解决这样两个现实问题:一是每年村上可以从每亩果园分得51%的红利,村集体经济实力将由虚变实,由弱变强,人们多年为之困惑的“空壳村”问题可迎刃而解;二是村民变成了股民,果园的兴衰成败有“我的一份儿”,从建园管理到今后的投产挂果,每一步都与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人人都会以“局内人”“受益人”的心态参与其间,绝不会出现“沉了船在岸上、失了火在坡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畸形心态。
也许正是看到了这种果园建设与村民利益的直接关联,桐林社区13组村民杨宗秋心急如焚。因以前的组长在外打工,对此漠不关心。那段时间,其它村社搞得热火朝天,惟独他所在的组冷冷清清。于是大胆提出:如果大家现在愿意选我出来当这个组长,我就带领大家把全组股份制果园建起来。
听他这么一说,凡是在家的28个户主、22位有选举权的村民,硬是民主投票选举他当上了这个组的组长。
他没有辜负这几十张选票。先是将自家4亩土地拿出来入了股,栽上了200株晚熟柑桔。然后帶领大家将80亩土地入股,栽上了3000多株柑桔苗。
现在,当人们看到这批柑桔苗正一天天长大,一天天长高,大家从心底里充满了期望。
在脱贫攻坚这场大决战中,能够在基础设施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方面做到“双管齐下,齐头并进”,最后达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完美效果的,云安镇铜鼓村的实践值得称道。
“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首先应想到一个问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目的是将山外的大市场连结起来。你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栽种的水果也好,其它农产品也好,即使你品质再好,产量再多,如果不修通道路,谁来?如果不连通外界,谁买?”
在脱贫攻坚之初,铜鼓村的干部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三年前从脱贫攻坚的战幕一拉开,他们一边引进业主,兴办产业;一边改造基础设施,打通“瓶颈”。待到村里的黄桃、晚熟李、大棚蔬菜达到相应规模时,全村10个组,村级公路总里程已达到12.5公里,通畅率已高达99%,组级公路23公里,通达率达100%,而且还新建了机耕道9公里,人行便道15.7公里。
在村上,我们见到村综治专干、黄桃产业业主李玉军。他说,三年前,见到村上已着手大力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就一下看到了发展产业的希望。于是,就从村上流转土地1100亩,从湖北枣阳引进黄桃种植。没想到三年挂果后一上市销路特别地好。原来打算销到湖北、山东等地加工黄桃罐头,殊不知,这村组公路一通畅,一些山外的客户主动上门把黄桃拉了个一干二净。2017年一共产果40多吨,高达4元一斤,年收入20多万元。今年黄桃进入成熟期,销路会更好,现已与山东、湖北签订了销售协议。前几天,重庆一家乳业公司在电话上一开口就要订购100吨。今年可采果300吨,全年总收入将达到80万元。不仅我个人收获不小,而且我的果园常年要吸纳当地20多个村民在果园务工。他们除了每亩土地一年坐收地租300元,如果再加上一人入园务工,一年至少可干200天,每天务工工资60元,一个月下来净收入可达1800多元,一年即可收入1.2万余元,可以说他们是坐在家门口两头可得利。
“我们村的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除了黄桃1100亩,还有晚熟李900亩,露地蔬菜大棚500亩,这40多个大棚一年收入1万多元没一点问题。还有就是政府投入20万元,搞100亩“寒霜露桃”的工程也已正式启动;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投入60万元,搞200亩“W·默科特”柑桔园也正在实施之中。所有这些产业兴起之后,不仅全村村民富裕程度会向前大大迈进一步,而且对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也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村支书陈圣知一边介绍一边带着我向雨幕中走去:“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们还是到实地去领略一番。”
我们登上山顶,居高临下鸟瞰全村,但见漫山遍野的桃李正挺直腰身,接受风雨的洗礼;虽不是果香扑鼻时节,但见一片片迎风绽放的石榴花格外耀眼,为绿色田园增添了一抹艳红;一辆辆汽车在平坦的村级公路上轻松自如地盘旋而上,又满载着当地盛产的丰收果实连同村民的期望与满足,开足马力驶向遥远,走向未来……
第五章
穷不光彩,富才光荣,奢则堪忧,扶贫扶志两相宜
安贫与思富的悄然换位
(9)
N多年前,坊间盛传一则新闻。
说的是某山区县一位县委书记(抑或县长)在调离该县时,面对前来送行的头头脑脑,带有几分感情色彩作出了如是一番表白:我在这儿拼打数年,说不上有什么政绩。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儿政绩的话,那就是经过数年如一日的努力,为这里争得了一顶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这则“坊间盛传”究竟源于何地何人,自然无从考证。你甚至可以将这番表白权且当作一种“冷幽默”,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但有一种现象却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严酷现实,那就是“穷光荣”。
因为“穷”的背后有奶酪,有面包。
在这种“穷光荣”思潮的直接影响之下,少数贫困家庭或贫困人口宁可苦熬,不愿苦干;宁可守穷,既不奔富,甚至仇富。有的躺在贫穷的摇篮里,久而久之,人穷气短,没了志气;身子缺“钙”,没了骨气;众叛亲离,没了“人气”。
更为严重者,春天政府给他送种子,他吃种子;秋天政府给他发救济,他打酒喝;冬天政府给他一件过冬的棉衣,到了春天,它把棉花一取,就成了夹衣;到了夏天,他去“二”为“一”,又有了单衣……一年四季,越扶越贫,越贫越扶。走进了一个周而复始的怪圈。极少数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人在一些群众眼里,实则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立不住的“扁扁石”。
云阳自脱贫攻坚一开始,县领导通过下基层摸底调研,从中发现,农村的贫困户除了多数是因遭天灾人祸或历年经济底子薄,造成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在关键时刻,只要政府出面“拉一把”“扶一程”,他很快就上来了;但同时也发现,极少数贫困户并不完全是这回事儿,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意志消沉,观念扭曲,甘愿与“穷”为伍,不愿与富同谋;有的楼院脏乱,杂草丛生,衣着邋遢,萎靡不振;有的不讲优生优育,“顺其自然”,本想多子福,造成多子多困;有的邻里不睦,“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的在外喝五吆六,假冒阔佬,家中老人孤苦伶仃,疾病加身,却不去照料;有的不顾自身条件,利用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成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双欠债户”,一时难以自拔;有的坐等天上落馅饼,靠着政府给好处,宁可向上伸手,也不愿自力更生,主动跳出“穷”坑……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县委、县政府意识到,不搬掉这些精神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不及时处理好“物质扶贫”与“精神扶贫”以及扶志与扶智的关系,即使一时半会儿脱了贫,那也不是真脱贫,脱真贫。
于是,县上决定从加强贫困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入手,引导他们树立起文明卫生、优生优育、理性消费、邻里和睦、崇尚科学、尽孝尽责、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八大理念”,着力打造感恩、包容、互助、奋进的“脱贫文化”,让精神文明建设成为脱贫攻坚的助推器。
紧接着,全县深入开展“清洁家园行动”,改厨、改厕、改庭院“多管齐下”,大大改善了1.4万余贫困户的人居环境,同时组建了乡贤劝和团、乡贤智囊团、乡贤宣讲团、乡贤艺术团,乡贤创业团“五支队伍”进村入戶,示范引领,用他们的善言善行垂范乡邻,给广大乡村和贫困户心头送去了缕缕春风。
县上还有针对性地以良好家风带动文明乡风与民风,强力遏制农村中长期形成的大操大办、天价彩礼、薄养厚葬等恶习,从而堵住“贫困之源”。2017年10月,县上出台相关文件,将最初推出的“八大理念”具体细化量化为“八颗星”,从而更加增强了这一活动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将如下内容纳入“八好之星”是否入选的“硬件”:比如“子女有赡养能力和可靠经济来源,却让父母无安全住房或生活困难的”;比如“已达脱贫条件却不愿脱贫、有争当贫困户言行的”;比如“有劳动能力却不自力更生,存在靠政府救济、靠社会帮扶、靠邻里帮衬等行为的家庭”等7种情形的,都将会“一票否决”,不能“入星”,从而提升了“星级户”的含金量。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先进典型的互评、互议,互比,评选出“八好之星”家庭2.9万户,县级“文明家庭”7862户,宣传展示各类“星级榜样家庭”2000余户,让广大人民群眾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追有目标,进一步激发了贫困群众思富、盼富、致富的强烈愿望。
为了进一步弘扬正能量,切实推进“精神扶贫”,做好典型引路,县委宣传部还组织起100多名县内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从2017年上半年开始深入到全县162个贫困村,采写各类榜样家庭的背后故事及治家理念,帮助贫困户订立家训3.9万条,并为其书写装裱上墙,一个“立家训、重家教、传家风”的教育活动在全县开展得风生水起,入脑入心。
去年3月,县作协组织10名作家到耀灵镇,将他们在采风活动中挖掘提炼出的贫困群众的精彩故事直接向镇上100多名干部职工进行宣讲,被誉为这是县上“灵魂工程师”们为他们送去的“新春细雨”和“精神食粮”。
今年年初,云阳县委宣传部又组织一批骨干作家实地采访收集整理扶贫故事,汇编成脱贫攻坚故事集《同奔小康路》(一、二辑),第一辑共推出38个故事,重点是讲述发生在贫困群众身上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主动走出贫困的典型事迹;第二辑共选取50个故事,集中反映了一大批脱贫攻坚工作队员在第一线顽强打拼、不分昼夜为贫困户谋福利、办实事的感人事例。
到达云阳的第二天上午,当云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笙洺将《同奔小康路》作为“见面礼”赠送给笔者时,我心头不竟为之一热。
回到驻地,我便如饥似渴地细细品读,其中不少人物和故事让人入脑入心,灵魂深处为之震撼。它像一支强有力的精神号角,催动我迈开双腿,立即奔向云阳的山山水水,走进云阳的这群英雄儿女,实地感受他们的精神风采及内心世界,用一支拙笔写下他们中间一个个更加鲜活、更加动人、更加美妙的情感天地。
细读这个故事集,正如县委、县政府在为其写下的“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中,有割肝救子摆脱困厄的‘铮铮铁人,有宁借薄田不受赠粮的‘背篓夫妻,有独立撑家抚养双女的‘单身穷汉,有勤于创业白手起家的‘外来媳妇,有瘸腿拄杖放羊增收的‘七旬老翁,有日顶骄阳夜顶矿灯的‘拼命三郎,有三穷三富越挫越勇的‘不屈斗士……贫困、弱势、艰难,是他们曾经的生活写照;勤劳、坚韧、自强,是他们奋进的人生注脚!”
“他们中,有带着奶娃和婆婆在村里‘安家的年轻妈妈,有小孩重病住院都无法陪疗看护的‘冷血奶爸,有退居二线还主动请缨驻队的‘改非老将,有抱病坚守岗位,患轻伤不下火线的第一书记,有一心扑在扶贫、数过家门不回的工作队员……热忱、真挚、无私,是他们对待困难群众的一贯态度;精准、落实、到位,是他们投身扶贫工作的基本方法。他们,在同奔小康的路上,把老乡扶上马,再送一程。”
这本书,讲述的虽是一件件平凡的事,一个个普通的人,但它内涵深邃,立意高远,犹似一座精神的灯塔,它的光辉不仅可以播亮今人,甚至可以传承后世;又似一组璀璨的群雕,不仅成为正在脱贫致富大道上疾驰奔跑的贫困群众的励志瑰宝,还是鼓舞全县人民同奔小康路、共圆“中国梦”的冲锋号角。
由于在脱贫攻坚中先后亮出“八大理念”“脱贫文化”以及《同奔小康路》系列“组合拳”,好似一波接一波的滚滚春潮,在云阳大地不停地冲击、荡涤和涌动。
从此,“云阳人”尤其是贫困群体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发生悄然易位。
去年年初,当县作家协会一名作家前往泥溪镇石缸村采访曾经的贫困户徐济奎的妻子、一位名叫吴桂余的“外来媳妇”时,她一脸严肃地慎重申明:“作家同志,我们家2016年11月份就已经脱贫了,你千万别再把我家写成贫困户了,要不,我不得‘依教(即不同意)的哟!”
说罢,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今年3月下旬,云阳耀灵、泥溪、外郎三个乡镇率全县之先,向宣告脱贫的贫困户们颁发同奔小康“荣誉证”。那些日子里,闻讯赶来的众乡亲一大早就从四面八方赶到“荣誉证”颁发现场,眼巴巴地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会场上有人相互打趣:“春节发年货、网上抢红包都没见你这样积极过,原来你比我还先到一步。”
“相比之下,春节领年货,网上抢红包又算得个么子?这荣誉证可是关系到我一家大小有没有脸面的大事,有了它,我就可亮起嗓子、挺起腰杆喊上一句:从今天起,我这一家脱贫了,也和大家一样过上好日子啦!你说我能不早点来吗?”
“那是,那是,还是你老兄想得透彻,说的明白。”
泥溪镇联坪村的张伯明从镇党委书记陈宇手中接过同奔小康“荣誉证”牌匾,一溜小跑回到家中,把它摆放在全家最为显眼处。
2014年以前,他的脸上都少有笑容。两个儿子正上学读书,一大笔学费等着他去缴,家里还有老人需要赡养。紧巴巴的日子让他过得喘不过气来,村里将他评为特困户。他不仅享受到了教育资助,村上还为他购买了农房保险、小额意外保险、大病补充保险,给他肩头减轻了重压。第二年春节一过,他就带着妻子去浙江台州打工,一年挣得7万多元,仅一年的功夫,他家经济状况大有起色,2017年就实现了全家脱贫。回顾自己走过的这段历程,他感慨颇深:“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政府拉你一把,那是情分;但只要自己还有两只手两条腿,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去改变命运,那才是本分。”
这个同奔小康“荣誉证”牌匾实木底板,正面烫金印字,制作精良。背面则是脱贫户的基本情况和为其量身定做的家训,帮扶过程、帮扶者的姓名也记录在上。既让脱贫户觉得有脸有面,又让帮扶者始终感到责无旁贷。到今年5月底止,全县已向3.3万多稳定脱贫户颁发了“荣誉证”。
“我们之所以想得到荣誉证,并不是看中它金光闪闪的外表,而是它实实在在的内涵。人总要知道感恩和回报,在我们处在人生低谷时,政府为我们解了忧,帮我们脱了贫,子孙后代都要铭记在心。贫穷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儿,假如其他人家都整体奔小康了,我们落了伍,掉了队,还老跟不上趟,那就是一种让人刻骨铭心的耻辱,将无颜面见后世。”
一位曾经的贫困户如此这般向笔者坦露心迹。
由于腿脚不便,颁奖的那天,泥溪镇枞林村的方绍柏没能赶到现场。5月8日上午,當村支书李福菊把“荣誉证”送上家门时,方绍柏感到非常高兴,一连说了好几个“感谢”。
四年前,他在一家矿山务工意外造成颈椎骨折。从此,路不能走,地不能下,饭不能吃,常年以轮椅为伴。加上一个孩子上大学,一个孩子上初中,2014年评为村上的贫困户。由于他及时享受到了政府的恩惠和政策的扶持,加上自家人的努力,2017年宣告脱贫。他说,打心眼儿里感谢村干部为他家送来了“荣誉证”。前些年当贫困户的日子其实一点儿也不舒心,心中老是有一种不光彩的感觉和无形的压力。女儿上大学期间谈了几次对象,一听说她家还是个贫困户,人家扭头就走,生怕染上瘟疫似的。现在可好了,有了这个“荣誉证”,就等于正式给我家正了名,摘了帽,我可以理直气壮对人说:我家再也不是贫困户了,在同奔小康的道路上,我方绍柏也来了!”
他家门楣上贴着一幅对联:“一帆风顺福星照,四季平安好运来。”
一个小小的“荣誉证”,缘何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和重量?因为那上面写满了贫困群众高度的自信,人格的尊严,迟来的觉醒,光彩的脸面,奋斗的足迹。在多少人心目中它比黄金还珍贵,比玉石还高洁,比金钱价更高。
这份“荣誉证”将作为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在云阳大地上传承后世,流传久远。
(10)
2017的除夕之夜,龙角镇泉水村5组邓邦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感觉今年这顿团年饭吃得特别地香。
按照邓家的老规矩,吃完团年饭就得在一起开个家庭会,对过去的一年总结总结,对未来的一年谋划谋划。
刚从外地打工回来的儿子邓中艮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储蓄卡,恭恭敬敬地递到父亲手上:“前两年由于企业效益不佳,我们没挣多少钱,所以没回家过年。今年运气好些,加班多,这是我们两口子一年挣下的8万块钱。”
两个小孩子也十分机灵。赶快跑进里屋,把自己平时在校获得的奖状及各科成绩单拿出来,向爸妈讨“压岁钱”。
见儿孙们都献上了“新春厚礼”,老邓也不紧不慢地说:今天是过年,大家都回来了,趁这个机会,我也要把几样东西拿出来。这几样东西可以说是我们邓家在脱贫攻坚道路上的重要标志,你们一定要把它作为传家宝,好好生生地珍藏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这第一件呢,是一张借条。这个你们心里都清楚。2012那年,你们的母亲突发胰腺炎,送到重庆三峡中心医院,当时医疗费就花去10万元,花光了家中积蓄,还欠下几万元债。真是祸不单行呐!第二年,你媳妇陈小洪做家务,一不小心从二楼摔下来,造成腰腿骨折,去医院治疗又花费8万多元。
这十几万的债务就像一座山,压在我们一家人心头,哪个也难受。从那时起,我们东拼西凑,为了还账,该借的地方都去借了。后来,全家紧紧巴巴地过日子,辛辛苦苦挣钱还债。还好,我手头这张3万元的借条年前终于收回来了,这说明我们几年前欠下的所有债务都全部还清了。
“这第二件呢,是一张清单。”接着,他慢条斯理地说。
这一两年,全县到处都在脱贫攻坚。你们都知道,老汉儿我这脾气从来都没服过输,越是在困境中,只要有人拉你一把,就越要想方设法早日爬出这个穷坑儿。所以说,2015年的时候,我就坚持你们两口儿要出去打工挣钱,我在家就来刨那10几亩地。这清单上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2017年种包谷收入3000斤;养4头肥猪,卖两头、吃两头,收入8000多元;种了3亩辣椒,收入2000多元;种烟叶,收入8000多元;趁着农闲去镇上打点短工,收入7000多元;这一年到头总收入不就是3万多了吗?还有两个小孙子要上学读书,你妈妈又经常不在家,好在驻村的扶贫干部见我累不过,还经常来帮我割草喂猪,采摘辣椒,做这做那,真像是一家人。这张清单就是给你们报个账,说明我在家没贪玩好耍就心满意足了。
“这第三件呢,就更有意义了,你们看。”等一家子凑上前去一看,原来是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年前到他家慰问时,现场记者拍下的一张照片。“哪像个县委书记嘛?一来就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还给我们送来了大米、油等慰问品,就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那样随和。走的时候还给我说,叫你儿子各自回家创业,别老在外面打工,挺辛苦的。”
这时,他老伴儿冉青珍赶紧补充;“看你爸那个样子,在村上逢人就讲:县委书记都同我握手了,还照了相的。”
县政府办公室的刘昊、靳海侠几位年轻人在红狮镇保健村驻队,由于一直把县领导提出的“带着情感、揣着良知、凭着良心去扶贫”的嘱托牢记心上,到村之后发现当地没有理发店,一些中老年人理发、剪平头十分不便,于是,他们就去自费购置起一套理发工具,一有空闲就为村上的村民理发或修剪,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儿。2017年新年将至,县长覃昌德提醒他们:快过年了,村里的老百姓尤其是贫困户有些什么要求,他们还缺什么年货,我们应当及时去走一走,看一看。大年三十这天,他同几位驻村工作队员一道来到保健村的贫困户家中,嘘寒问暖,向他们拜年。一边与贫困群众一起包饺子,一边详细询问过去一年脱贫攻坚的情况,共同谋划新一年脱贫致富的措施和办法。
他们说:县长这样看得起我们,心里装着我们老百姓,如果我们不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自己心上就会感到过意不去。
你若走进云安镇铜鼓村5组杜海祥家中,也许明显感觉出这个特别家庭的“冰火两重天”:这个6口之家,妻子智障、耳聋,女儿女婿都是民政部门颁了证的残疾人,男的是精神病,女的背上长着个大大的纤维瘤,且越长越大,连穿衣走路都十分困难,他们两个小孩正上学念书;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这个家庭也许是一个早就“趴下了”的家庭。可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家庭却靠一条硬汉子撑起了一片天。
老杜把我们引到他的房前屋后,家养的上百只土鸡正在园中悠闲地踱步,欢快地觅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去年获得5000元养殖启动资金,加上小额贷款,到目前为止,已养起7头良种肉牛。去年产下两头幼崽,当年出售即获6000元收入;與此同时,他还养了4头骡子跑运输,一年收入4万多元;全家部分土地流转给一“翠冠梨”大户,每年可获得地租1800元,同时还可在梨园打工每年获取劳务收入5000多元。
杜海祥对自己这个特殊的家庭没有表现出半点儿的依赖与怯懦:“说实话,作为一家之主,我如果撑不起、挺不住,后果不堪设想。但话又说回来,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真当贫困户又有什么好?伸手等靠要又有什么用?到头来还得通过自己一双手勤扒苦做,腰杆都要挺得直一些,说话底气都要足一些,这才是我老杜的真实性格。”
如果说,农村中确有极少数贫困户把政府给予的扶贫政策当成了一把“安乐椅”,觉得越坐越舒坦,越坐越踏实,从而产生出一种懒惰和依赖心理,那么,在云阳却又有着另外一些人把戴上贫困户这顶“帽子”视作一种压力、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耻辱,成天如坐针毡,如芒在背。
下面这两个贫困户,一个是耀灵镇柏木村8组的陈方安,一个路阳镇南海村村民贺茂胜,均属于后面这一“另类人物”。
陈方安以前当过30多年生产队长,曾经被评为区、县先进个人,在地区级媒体露过脸,在县上千人干部大会上发过言,算得上是见过世面、有头有面的人物。
也许是年轻时饱受风寒,后来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走起路来老是上气不接下气。加上他女儿正上高中,老陈自己前些年医不断,药不停,家庭状况捉襟见肘。2014年9月,组里开会评议推荐贫困户,大家就不约而同地瞄上了陈方安。
面对大家突然“送”他一顶“贫困帽”,老陈的确毫无思想准备。回到家中,妻子也不停地数落他:你当了半辈子基层干部,经常口口声声要求别人脱贫致富,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你这倒好,老都老了还整一顶“穷帽儿”戴在头上,真不晓得你啷个出去见人!
见丈夫也十分难受,那一夜就基本上没睡着觉。天亮时分又反过来安慰他:人老了也不能把志气搞丢了。我看这样,无论怎么说,还得想办法把病治好,听说组里好些人都要把猪转出去了,我们不如趁这机会把这些猪先买下来,只要运气好,多卖一点钱,说不定过两三年就能把那顶“穷帽儿”给甩出去。
于是,他们夫妇第二天就借来6000元,买下了几头母猪和几眼猪圈。接着又向周围出去的打工者租下10亩地,种玉米、栽红苕,作猪饲料。从那时起,老伴在家操持内务,老陈就背着猪崽一会儿去万州赶场,一会儿到本地耀灵赶场。那时,方圆百十里的仔猪市场,很少有人不认识陈方安的。
可老卖猪崽也不是个办法。经常出去赶场卖不完的小猪崽又还得背回来,累得他直喘气。后来干脆转向:肥猪仔猪一起养。每一窝猪崽由送货上门改为用土广告的办法招人上门。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每年要从坡上挖回2万多斤红苕,采收1万多斤玉米棒子,一年内来来回回要背300多趟,经常累得爬不起来,可他俩口儿还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从2016年开始,连续几年出售肥猪100头以上。现在,女儿大学毕业已在重庆就业,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今年又养了42头猪,膘肥体壮,油光水滑,下年又是一个好收成。现在,政府都号召我们摘穷帽子了,这下安逸了,我们头上那顶“穷帽子”也早该扔进垃圾堆里去了。
贺茂胜因年轻时患上眼疾,生活上多有不便。2013年,一家3个孩子上学,仅学费就需3万多元。种过粮食,养过土鸡,无论怎么拼打,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地。
恰恰这一年遇上大旱,种下的几亩稻谷几乎颗粒无收。平时就靠玉米糊和红苕度日。邻居家好心给他送来50斤大米改善生活,可老贺却谢绝了:“这50斤大米很快就会吃完了,再吃什么?你若真肯帮我们,明年春上给我一块秧田,早点下种育秧可躲过伏旱,说不定还会有个好收成。”
邻居听了他的劝说,第二年春上给他腾出一块秧田,由于提早播种,管理得当,当年一下收获稻谷3000多斤。
“宁借一亩,不要一斗”,顿时在山乡传为佳话。
根据他家的情况,当地政府将他家评为贫困户。对这件“好事”他心里反而感到几分郁闷:我一家好脚好手,又都是勤快人,现在顶着个贫困户的名声的确不好听。既然如此,得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走出贫困户行列方为上策。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向亲朋好友求援,他筹集资金买来9头母牛和5头小牛,政府部门也出面为其选址,办起了养殖场。
为了让牛儿长得快长得好,充足的牧草供应是关键。于是,他就在距离养殖场3公里外的一处荒坡上开出一片地,种上10多亩牧草。而运草的工具就是一只竹背篓。无论是牧草、红苕、玉米,都只能一背一背地往山下背。每次重量都在100斤以上。
背的时间一长,他俩夫妇肩头勒成了深深的印痕,长年累月印痕又磨成了茧巴。一年下来,他夫妇从3公里外一共背回了3000多斤玉米,两万多斤红苕,20多万斤牧草,一共背烂了9只竹背篓……
“苦心人天不负”。2015年,他家共卖出10头牛,收入8万多元;2016年又卖出13头牛,收入10多万元.
他逢人便说,我头上这顶“穷帽子”早该扔掉了。我希望从此以后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都与这顶“穷帽”彻底告别,把它扔到九霄云外。
并非结束语
云阳这片大地正在发生和经历着一场嬗变。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笔者有幸见证了这嬗变的前夜。
2018年,是云阳县脱贫摘帽的决战之年,是迎接国家全面核查验收的冲刺之年。这一年,终将会载入云阳的史册。
为了迎接国家核查验收,春节刚过,县委、县政府就召开万人动员大会,从而拉开了“百日攻坚”的战幕,目的是再擂战鼓、再鼓士气、再添措施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场大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考官”就是137万云阳人民;“考场”就是幅员3649平方公里的云阳大地;“考题”就是为时三年脱贫攻坚的成败与胜负。
云阳人的意志是坚定的,步履也是坚定的。
正如他们在《同奔小康路》的故事集中“序言”所表述的那样:时代出题,干部作答,群众评分,世界监考,我们必须奋笔疾书,呈交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其实,“考官”们早就对云阳县委、县政府率领全县人民用三年多时间在脱贫攻坚这份“特殊试卷”上的不凡业绩亮出了高分:
先是基础设施突飞猛进。出行更加便捷,硬化村级公路1324公里,组级公路878公里,新修通达公路581公里、机耕道308公里,人行便道1272公里,实现行政村通畅率100%,通客运率95%以上;饮水更加安全,除险加固病险水库55座,整治山平塘8148口,建成各类供水工程3483处,安装供水管道1.2万余公里,家家户户喝上了“放心水”;用电更有保障,新建改建农村通电线路826公里,新建或改造10千伏变压器509台,农村用电质量大幅提升;通讯更加顺畅,新建4G通信基站2500个,农村光纤宽带用户达7.2万户,全县所有行政村4G网络和光纤覆盖率达100%;环境更加优良,新建污水处理厂39座,管网146公里,发放垃圾装运车32辆,增设垃圾箱(点)3655个(处),贫困户改厨改厕改庭院1.6万户,关闭搬迁禁养家畜、家禽养殖场149家。
再是增收产业蓄势待发。建成柑橘园区30万亩,中药材基地4万亩,牛羊饲养总量达141.9万头(只),柑橘、中草药、牛羊三大骨干产业覆盖所有贫困村和大多数家庭;实施旅游扶贫工程,打造了乡村旅游示范村18个,发展乡村旅游接待农户687家,助推1600余个贫困户脱贫;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1514个,培育“龙头企业”165家,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1万余个;探索“配股到户、按股分红”的财政资金股权化改革,10740户贫困户享受入股分红;采取“政策推动、产业拉动、金融撬动”的方式,落实到户产业补助资金6357万元、扶贫小额信贷1.4亿元,扶持2.7万户有意愿和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发展种养业增收项目。
下面还有“考官”们为这次脱贫攻坚战役取得的另一大收获亮出的“最高分”。
云阳县人民法院法官曾祥学,2015年7月抽调到耀灵镇鸣凤村担任第一书记及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一直干到2017年底因自身患上肺癌之后,才在领导及家人多次催促之下不得不去医院接受治疗,依依不舍地告别鸣凤村。
驻村时,当他看到位于泥溪河边的“邵家院子”有座小桥,天晴时,人车勉强通过。但每逢下雨,溪水猛涨,人与车都无法通过。他及时向所在单位作了汇报,县法院给予12万元资助,不仅重修了“邵家院子”这座桥,同时对类似情况的“滚水坝”也架起了人车共用的一座小桥,保证人车通行不再难;为了摸清贫困户的真实情况,他坚持家家到,户户落,将人民法官的一腔公平与正义化作扶贫攻坚的情感与良知,对少数不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坚决拿下;对几个符合条件以前没有进入贫困户的通过详细摸底和政策比对,坚持补进了贫困户。6组的谭杨家,是典型的“三子(老子、儿子、孙子)家庭”,别无妇孺。儿子在外打工,常年不归。他带着孙子住在两间40平米的危房里,风雨飘摇,天穿地漏,苦不堪言。曾祥学通过上下协调,不仅让他吃上了“低保”,让他享受到D级危房改造的扶持政策,还在耀灵镇上为他安排了新居。入住之前,曾祥学还特地为他家送去了新棉被,让他家过上温暖的冬天。
当他来到年逾七旬的老大娘刘祥英家,见她只身一人留在家中,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极少回家。老人要自己照料生活。因为自家旁边一口水井被人砍了一棵树,从此装不住水,她还得提起水桶四处找水度日。
曾祥学找上门去,从邻近的9组为她牵来400多米长的引水管,把水送进了她家。当他看到老人以前那口水缸久未清洗,又臭又脏,便亲自动手从里到外洗了个干干净净。
从那以后,老人很久没有见到曾法官了。当她从村民口中得知他得了重病再也不能前来驻村时,她的泪水抹了一把又一把:“这么好的干部怎么就病了呢?”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于是就通过村民给他打电话,非要进城去看他不可。“哪怕再远也要来!”
曾祥学在电话中说:“您老人家的心意我领了,您人就别来了。”
千言万语,总算说服了老人。“好人啦,我老婆子祝你一生平安!”电话中,老人语不成声……
今年春节期间,当正在外地打工的谭建明从父亲谭杨家口中得知曾祥学得了重病的消息,原本春节没打算回家,却破例要赶回云阳看望他从未谋面的这位曾法官,他与我家素昧平生,从不相识,却给了我家那么多的恩惠,也不知怎么感谢人家才好。经多方打听,他终于弄清了曾祥学的脚码。我在鞋厂打工,没别的能耐,他驻村两年,不知为群众跑了多少路,跑烂了多少双鞋。就从鞋厂为他订做一双鞋吧,以此来表达一个贫困家庭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
當曾祥学从这位千里之外赶回云阳的打工者手中接过这双鞋,心底里既有着深深的感激,同时也涌起几分淡淡的苦涩。
他要穿着这双非同寻常的鞋,将未来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踏实,更加稳健,更加坚定。
重庆市政协扶贫集团下派到枞林村任第一书记的孔智慧,自重庆大学毕业之后,还没有接触过农村和农民。但自从去年9月到村之后,这位“80后”就深刻地认识到,这次脱贫攻坚,更多的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是真挚的。从一大批党的干部身上,看到他们在脱贫攻坚中对贫困户们提出的“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绝非是在那儿玩“概念”、做“文字游戏”。正因为人民群众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才会发自内心对我们党,对我们党的干部有一份真挚的感情:我在枞林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新鲜的蔬菜、嫩豌豆、嫩胡豆上市了,老百姓宁愿自己不吃,也要千方百计送到我们驻村的食堂里,让扶贫工作队的队员们先尝尝鲜;我亲眼见到一位老大娘为了给驻村的每个工作队员送两只泡好的咸鸭蛋,竟一口气跑了好几里山路;不少的老人在山路上遇到我们,就像父母拉着儿女的手一样,家长里短,油盐酱醋茶一聊就是好半天。我们这一代人自然没有受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场战火的洗礼,以前每当从影视作品中听到“炉中火,放红光,我为亲人熬鸡汤”这样深情的表达,总以为那都是文人们的凭空杜撰,现在真和农民打上了交道,我才深深感到这份情是真的,爱也是真的。
在泥溪镇胜利村,与在这儿驻村的县交委副主任陈智荣的一番交谈中,感觉他的话的确引人深思:
“我认为脱贫攻坚从根本上就是做人的工作。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真心拥护的,保持中立的,持不同意见的,可说是各占三分之一。人心不古,人心难测。上世纪50年代,有部电影叫《满意不满意》。搁在老百姓那儿,他今天满意,说不准明天又不会满意。现在脱贫攻坚老百姓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度是90%也好,95%甚至是100%。总之一句话,党和政府今天为他们真心实意办实事了,他就拥护你;假如哪一天你又把他们给遗忘了,甚至在他们面前玩虚招,走过场,他就不一定拥护你了。”
“共产党本来就是为人民谋福祉,党的干部本身就是人民的公仆,这既符合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更符合我们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前有句话,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换个位,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这次,全县万名干部进农家,不正是下来接受再教育的吗?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为人民坐江山,为人民谋福祉,这不是一时一事的冲动,而应当是周而复始的过程。这次我们下来有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我们不少机关干部在机关呆的时间长了就会变成‘老爷干部。你口头上也说你要深入农村,可当一旦‘深入农村了,你往田坎上那么一站,一身西装革履的样子,既不能帮农民犁地,又不能帮农民插秧,也不能帮农民挞谷,还要在他们面前叽里哇啦、指手划脚,农民见到这样的干部,即使口上不说,可他们心头早有一本账。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都会觉得有些害臊。说到底,这就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这些年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上出现了距离。好在这次在脱贫攻坚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县委号召,我们要揣着情感、带着良知、凭着良心下来扶贫,及时地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可说是为时未晚。”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就在笔者对云阳脱贫攻坚之战的采访进入尾声之际,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2018-2022)》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次会议特别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这次会议再次向全国人民传出春天的讯息:经过近几年脱贫攻坚之战打下的坚实基础,作出了精彩铺垫,一个建设美丽新农村、提升美好新生活的景象已是指日可待。
同全国各地一样,云阳真的是生逢其时。
是的,云阳县这场脱贫攻坚之战就要打胜了,打赢了。作为奉命采写这场特殊战役的一名作家,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脑际,不吐不快。
云阳的的确确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嬗变。那么,這场嬗变之后,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还会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来么?
“这千军万马战犹酣”的场景还会再现于云阳这大江南北、高山莽岭之间么?
在脱贫攻坚战中人们耳熟能详的那一腔情感、那一种良知、那一颗良心还会长驻于137万云阳人民心头么?
人民群众在伸长耳朵期待着这一答案。
与县城一江之隔的张桓侯也手持丈八长矛、瞪大眼睛在时时刻刻关注着这片土地。
……
作者简介:
钱犁,重庆巫山人,大学文化,高级记者,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特约作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孙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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