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

　　难度与锐度

　　非虚构文学入门的门坎很低。低到人人都能写，凡记者皆可以入行，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可是，真正写得好的寥若晨星。在很多场合，我始终秉持这样一个观点，报告文学，其实难度系数最高的知识分子的写作。得出这个结论，基于以下判断：

　　报告文学的视野，往往对准与江山家国、国计民生有关乃至战争、劫难等时代大题材、大事件，大工程、大灾难，大场面，直面人世間的生死别离，爱恨情仇，重叙一个地域、一个群族的浴火重生，以如椽之笔，记录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精神史，最终铸成千秋青史。毋庸置疑，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历史史诗，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而言，这是一种历史与时代的眷顾与担当，既不可自恋，亦不必自卑。这样构成的中国故事并不等于没有文学含金量，同样主旋律的写作也非低人一等。像这种大题材、大部头，并非每个作家都驾驭得了，孰重孰轻，举重如轻，又有几个人能够力所能及，将这样的大题材高高举过自己的头顶？它需要视野、胆识、激情，思想、知识、力量和人文情怀，需要作家强大的知识储备，思想底蕴与人生襟怀，需要视野的宏阔与大气，文学的阳刚和柔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是半个政治家、半个思想家、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杂家、然后最后才是半个文学家，这五个半合起来，才是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才能以一支文学之笔作为支点，撬动整个地球。我接触过一些小说家，也许在个人情感世界的某个角隅，彼对世相之井、人性之井、心灵之井淘得很深，可是面对别的领域，尤其是波澜壮阔的科技、经济、军事、外交、工业制造、金融互联网、物流经济等等，知识储备几乎为零，面对别人提问，几乎无语。很难想象，这样作家可以写出史诗般的作品。现在，国内能写报告文学的俯拾皆是，可是写得好的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非虚构文学的锐度，是由它的前沿精神决定的。那就是敢于直面社会问题和灰色人生，作家对于具有爆炸性、新闻性、轰动性灾难、负面事件乃至关乎一个国家的社会热点问题，保持了极大的兴趣和探索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具有锋利的锐度，完全可以归类为一种纯知识分子精英写作。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其实就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组成的作家部落。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赛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作了准确的定位，相对于权利，彼是在野的，相对于主流叙事，彼乃千山我独行，坚持自己独立的调查和写作立场。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独立人格和品质，不为利诱，不为钱动，不随大流，我思故我在。在中国古代，此类精英称为士阶层。必须具有社会的良心、良知，承担着社会公平与正义。必须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具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

　　然，当下一线报告文学作家就那么几位，且多垂垂老矣，并呈断代或青黄不接之状。这是因为它的创作乍似太易，实则太难。因了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件、大灾难、国家重点工程，关乎底层的疾苦和弱势挣扎，关乎老百姓的欢乐忧伤，关乎大世家族叙事以及前沿性等特点。因此一线报告文学作家须具备四性：参与性，参与改变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秘性，揭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各种癌变和阴暗面；预见性，从一些现象和端倪中预见人类文明生活和模式的前景和未来；悲悯性，那就是对底层生存状态和挣扎欢乐忧伤具有悲天悯人的慈航向度，给人以温馨感、取暖感。这些特性，对于主题的提炼，尽量做到单一性，切不可包罗万象，包打天下，通吃一切。尤其对于预见人类文明方式的最新发现，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性之殇、之丑、之善，浊清扬善，更不宜主题庞杂，多声部叙事，离此而远的繁复庞杂，都应该剔除。要有排它性，拒绝多义主题。才不至杂乱无章，才能提高作品的难度和锐度。

　　文学与真实

　　报告文学虽有报告和文学两种功能，堪称一个双面佳人，集新闻、文学为一体。报告是前提，是对即时或已经发生过的新闻、历史事件进行新闻性、传奇性、轰动性的再现或复活。然，它又必须是文学性的叙事。文学落点必须对准人，即大写的人，写人的命运、情感、爱情、生存、死亡、尊严、荣誉、甚至诸如使命和奉献、牺牲这些内容。离此，便不是报告文学，或者说是不好的报告文学。然而，时下一些非虚构头牌红牌作家，既要分享非虚构赐予的红利，却又不愿承担由此来带来的风险。甚至连地理真实和物理真实的概念都模糊化了，让读者对彼的文学信誉度大打折扣，甚至产生置疑，这是一种非常危险事情。对于非虚构这个走势尚好的文体，是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颠覆。

　　报告文学真实性，注定了写作必须是全程的真实、而不容有一丝的虚构。真实的，却又是文学的，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性与创新性。甚至连一个微小的细节和场面都不能虚构。特别涉及到一些负面事件写作，历史情景和场面的再现，逼真的程度须像考古文本和田野调查一样细致、认真和精确。否则，惹上了官司，站在法庭上诉讼，便可能全盘皆输，置作家于不利之地。即使是写表扬稿的著述，传主也会因为作者的胡编乱造、阿谀奉承，肉麻吹棒而大汗淋漓，心理极不舒服。因此，报告文学文本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想象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给报告文学又一个更准确的定义：非虚构。报告文学的力量、价值、轰动性、震撼和生命力、皆因了一个非虚构。

　　这种非虚构是全程的，全方位的。题材、事件、人物、情节、场面、细节都是不能非虚构。为什么要强调真实是报告文学安身立命的边界和底线。既是社会价值确立的需要，也是读者受众阅读的需要；既是一种成熟社会需要，更是传世之作的需要。即是真实的，那就必须全真、唯真，应该具有千秋信史的标准。因为真实，所以感动，因为真实，所以震撼。但它又是文学的：写人，写命运之怆，写人性之黯，写人情之悯，写人心之善。真实的提到一定文学的高度，就会有了难度：难度太大，犹如刀尖上跳舞，浮冰上跳舞，甚至是断崖边上跳舞，戴着镣铐高蹈而舞，需要的是胆识：应有文胆、史胆、史家的敬畏，史记之后无文章，文学家的担当，笔下有乾坤。

　　这种真实性，注定了报告文学是一个挑战性的文体，往往是最富于创新性的文体。一个难度系数的最大的文体，它的创新指数同时是最高的。要写这样难度高的创意写作，更必须恪守真实的底线和边界，自信真实的文学力量。endprint

　　奥地利大作家茨威格说过：“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经表现出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请记住茨威格的这句话。我们所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创造与欲望全面失控，诉求多元，道德的底线不断被突破，最让人忧心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溃败和溃烂。几千年的道德价值在崩溃，人们什么也不信，理想偶像皆没有，官府权力，皆不信，茫然迷失，没有宗教信仰，只有拜物和纵欲。挥霍无度，因为没有信仰，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精神的溃烂。于是，我们每天都在直面的是一个光怪离奇，五彩缤纷世界，呈现于作家面前真实被无限放大，乃至扭曲变形。纵使作家再飞扬文学想象，都无法抵达彼岸。现实生活远远比作家更富有想象力，这需要作家以行走之姿，走到，听到，看到，从大量的真实事件和人物去发现独特生动的细节和文学精采。

　　尽管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是一个最容易引起争论问题，大量的小说家转场于报告文学，无疑改善了报告文学队伍的基因和结构，但是当下小说化想象和描写大行于道。有的作家仍关在玻璃房里，呆在象牙塔里，埋在故纸堆里，在材料堆中巡弋，寻找、想像报告文学的真实，而不是自己的独到发现。故材料虽多，占用资料虽丰富，却是纸质的旧闻，毕竟是二手的东西，已经被过滤了，没有表情，没有温度，更没有人性的温度、感情的温度，也乏精彩生动之叙事。在我的写作之旅中，对每个单位送的材料几乎不屑一顾，即使带了回家，也至多翻翻时间地点，找个线索。我以为那是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活力，更忌讳书中出现一大堆数据。

　　在遵从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那就是必须调整报告文学叙事的姿势，处理好真实与文学的关系。我以为，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经典细节的挖掘则是文学性创意标高所在。其包涵了三个要素：文本即结构，叙述即语言，细节即故事，惟有这三个因素的推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

　　中国故事的叙事天空的拓展，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必须有文本意识，即结构。小说，一个是故事，一个结构，一个叙述，报告文学亦然。长期以来，结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解决。在这方面，我作过一些非常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受到了专家的肯定。始于2004年读鲁迅文学院鲁3高研班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结构上的突破。吸收了小说时空处理方式。最大改变便是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性情感沉底。我要求自己每一部书的结构都不一样。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结构。小说深度开掘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小说的意向、寓言甚至隐喻之类的东西。

　　文学叙事。并不是所有报告文学作家的叙述是过关的，不少人持一种无所不在的视角，全知全能，报告文学那种特有的叙述视角。大板块的结构，没有人和时代的命运千里伏线，更遑论文学细节的精致和独特。

　　细节与经典

　　文学的经典，其实就是细节的经典。惟有独特、生动、精彩的细节，才能撑起的文学天空，同样，惟有那些经典的挥之不忘的细节，被一代代读者津津乐道，一个典型的人物，才能在文学长廊兀自而立，栩栩如生。这样，经典才能成其为经典，方能传之久远。

　　古今中外的文学，虚构也好，非虚构也罢，皆以细节的经典，作为评介一部作品的坐标和尺度。

　　对于非虚构而言，细节的经尤为重要。《史记》千百年为被一代文人墨客奉为民族的信史与文学圭臬，也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巅峰之作。最精彩之处，并不不仅仅春秋笔法，而是那一个个波澜壮阔场面，那一个于珍珠般一般串起来的经典细节。因了细节的经典，使其刻画人物个个顶天立地，性格各异，呼之欲出令人过目不忘，千古咏叹。人们可以忘记作者，忘记篇名，却记住了文中的人物。这就是非虚构文学经典的魅力。然而，当下写非虚构作品有不少却忽略情节和细节，更遑论精彩经典的细节。因此，我看不少报告文学作品，厚厚一大本，汪洋一片，事物苍苍，云山泱泱，见事不见人，见景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代入感很差，甚至不忍卒读。因了没有了人的活动，这个舞台便不精彩。人的命运和情感寥寥无几，没有他们真正的故事、情节、细节的叙事，更遑论命运沉浮，鲜见在时代大变局之世事展开，人的精彩故事却消失于无影无踪。疏于写人，重于写事。莽莽荡荡，云山雾雨，见雾不见景，见山不见峰，见物不见人，或者见人不见神。有些作品，串场匆匆走过的人物成百上千，且很多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却难留身影、倒影，恣意鋪陈，或大而无当，或仅为过场，情景和细节寥寥无几，且一笔掠过，没有真正的故事、情节、细节的支撑和展开，人物的命运沉浮，在时代大变局之中的惊涛骇浪使命担当，皆流标于空乏。人隐于事后，物突于人前，没有了舞台，没有精彩的中国故事，世事难开，因此，报告文学的细节化、经典化，其实就是文学化。报告文学当下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文学缺失、细节的经典性。究其原因还是人物，人的命运、人性和情感缺失，只剩下事件过程、过场，可以说，现在报告文学写作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多的事件过程，太长的过场，只见楼梯响，不见故人来。叙事过程冗长、拖沓，而不见精彩的情节，细节连缀。更没有那种让人阅读之后，过目不忘的场面、故事和情景，原因就是采访功夫下得不够，事先的案头准备不充分。采访，开掘不到精彩，经典的细节。

　　千山独幽径，惟有细节可寻，经典的出口就是瞄准人物，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把文学的视角支点聚集到了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怆，写人性之怆，写命运之舛。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

　　文学就是人学，报告文学概莫能外，其文学的落点，必须对准人，对准那些创造了历史的底层小人物，对准那些改变了历史的大人物，但决不等于是表扬稿，小人物自有小人物挣扎的尊严、友情、爱情的温馨和人性的悲悯与感动。大人物自有大人物的长袖广舞的从容、自信，以及时代漩涡之中的艰辛、艰难和悲哀、悲恸，甚至难言之隐。我写了三十多年的报告文学，如果对于人的写作，可以概括一句干货，可以真刀真枪的操作，那就报告文学对写人处理，应该遵循小人物伟人化，名人传奇化，大人物平民化。这是我多年报告文学写作的“葵花宝典”，屡试皆爽，可以说放之非虚构领域而皆准。endprint

　　精神与品象

　　我觉得中国的作家缺的并不是技巧、不缺语言，甚至不缺生活和想象。然，最缺的却是精神品质、缺的是一个作家大时代之中的站位和姿势。文学的最高精神品质是什么？就是思想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通俗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海拔。

　　非虚构文学写作，有不少作家太过于拘泥于题材，拘泥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为抓到此，就大功告成了。殊不知，有不少作家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写糟蹋了。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追求一种大视野，大景深的历史和现实全画幅，确实达到力拔山河、气韵沉雄之境，无可厚非，也是一种选项。但是，它是有边界和底线的，不能仅仅是浩浩荡荡，无边无际，见山不见雾，见江不见浪，那就没有画境之阔、之壮、之诗意。一如长江，出三峡入洞庭过鄱阳，便没有磅礴雄浑之气了。我以为对这种大视野，大景窗，要慎用、少用，或者要用，就恰到好处。

　　其实报告文学作家面对一个好题材时，如何进行一种思想和精神的穿越和照亮，测试和检阅一个作家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和功力。面对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和社会，报告文学作家视野、视角和精神的穿透力尤其重要，能不能有更高更新更深哲学历史视角上有独到发现和照亮，能不能有新的文学美学元素来诠释这个时代和社会与人生，构成了一部作品的精神品质，更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特独的叙述表情和文学品象。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对光怪离奇的社会现象，面对难予预测的人生命运，对作家的认知力、感知力、叙事力、思想力、思辨力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特别是重大题材作品关乎家国情怀，具有前沿精神，能够站在人类良知的底线上。站在文学和人性的纬度上，揭示真相，鞭挞时弊，照亮迷茫、驱散怅然和黑暗，以一双温柔之手触摸灵魂的皱褶，更重要的是能够预见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发展轨迹。这种照亮，洞见和社会道义和公平批判精神，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身上，有着精彩的表现，形成了一种新的报告文学的浪潮。当时报告文学代替了媒体的批判和暴露，罚恶扬善，离社会最近，离现实最近，也离政治最近，这是一代报告文学作家之幸，也是那代报告文学之不幸。报告文学于此而盛，達到巅峰，可以说八十年代几乎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天下。而今已经风光不再。

　　如何对于这个时代进行有一种精神与思想的穿透与引领，昭示一种社会的良心，良知。就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它必须具有前沿精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和国计民生品格，绝不回避生存矛盾，致力于社会进步。这就构成了报告文学作家特独的表情和品质，一个真正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具有丰沛的精神世界，丰沛的情感世界，丰沛的知识世界。面对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面对一位经历了历史沧桑的老者，能不能站在一个更高，更巧妙视角，以一种历史，哲学的和美学的眼光和视野，进行一种独特的穿越和统领，这都在考验着作者的能力。

　　我写青藏铁路《东方哈达》时，抑或因为对西藏历史文化、宗教风情的了解和熟悉，我没有就工程写工程，就铁路写铁路，而是众一种悠远的历史视角切入，赋予一种哲学的新意，一条穿青藏高原的天路，其实是汉藏两个世族的冲撞，战争，融和的情感和灵魂的天路，赋予了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新的诠释。

　　写《国家负荷》时，其实是一部大央企的科技创新，散点于域，万峰竞峥嵘，难度很度，最终一个古老的咒语和公式破题而出，即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构建全书，东西南北中是国网网架，金木水火土则是燧石电火的链条，轮回相生之中结构，让科学家院士更有人情味，普通人更有传奇性，令电力更赋予一种文化的内涵。而在写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八廓古城改造的《浴火重生》《坛城》，寻找和输入文学品象的是一种精神的海拔，宗教般的终极关怀，是对小人物，弱势群体的悲天悯人，具有浓厚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是在描绘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间之暖，人道之高，是对天地国亲师的敬畏，对一草一木一物的敬爱，对亲朋至友的虔敬，而这种上升到普世情感、人类意识和宗教意义上的文学情怀，

　　与其说这是对天地人心的祈求和膜拜，不如说这是对文学的敬畏。报告文学的品象便蕴含其中，那就是敬畏之后的启蒙、觉醒、照亮、指路，还有一点那就取暖。上升到宗教的文学，不仅仅有悲悯怜惜，还有了对杀戮的痛恨和责斥，还有对命运多舛的淡然从容，对爱恨生死的超然脱俗。

　　上升到文学的宗教终极关怀，其实就是一种像拉萨天空一样的透亮和纯粹，像晨钟暮鼓一样的寂静与清静，像拉萨八廓街南街煨香袅袅一样透亮，甚至就像桑株颇章门前晒太阳的老人一样，望着天空发呆，什么也不思，什么也不思，不见往生，不思来世，让一切都在那一记得永恒，我以为，这样感觉非常之好。

　　看淡生死，从容淡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写鸿篇巨制的野心和精神担当。因为对于作家的写作而言，一生都直面这么几个词：精神、命运、生死、爱情。古今中外的精品之作，扛鼎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对在文学叙述之中精神思想元素的有独到的发现与深邃挖掘。上乘之作，一定精神品质高拔的，站在民族的人类的书面高峰之上，有独怆然而涕下的时代、民族、个人和历史的命运感，直面死亡的残酷与冰冷，抒写爱情的美丽与凄怆，直通读者的心灵，为受众再造一个天堂。可以说穷尽一生，我们困惑于此，我们突们的突破也在于此。

　　读书与行走

　　毋庸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我认为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好的报告文学作家，犹如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旅行探险家一样，要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勘察、现场采访，收集第一手的素材，可以说，这是一步步地走出来的文学。我最敬仰的非虚构文学的大家，古有司马迁、班固、徐霞客，外有马可·波罗，是斯文·赫定、大卫·妮尔，前者年轻时壮游神州，踏遍山江名胜。后者虽有洋人，却倾情中华文化，一生迷恋不已。

　　我以为山野行走，就是读天下这部书。按照田间调查方式，我几乎走遍中国大地，青藏高原去了十八趟，仍乐此不疲，我觉得那里有一种高度，精神的，文学的、地理的，人文的高度。endprint

　　读天下这部大书。其实就是读人生这部书，人的爱恨情仇，生死，个人、家族、社会，时代命运沉浮，每个人都是一部书。读懂一个历史感命运感深远的老人，等于读懂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从这个意义上就，非虚构文学不是用笔，而是用脚在写出来的。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写作之旨，读书行走。行走，作家要走出玻璃房，走出象牙塔，到民间去，到底层去，到现场去，到火热的生活之中去。我有几个不写，凡自己未见过的，不写，凡自己未到过的，不写，凡自己听过，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就是行走的文学。最难忘的一次采访经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踏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战场旧址。彼时，我刚至不惑，抵喜马拉雅南麓克节朗河谷后，翌日早晨，边防团派两名河北廊坊籍老兵陪我上山。从海拔2600米开始攀越，时逢雨季，小道泥泞，视如羊肠，雨雾遮天蔽日，美人松亭亭如塔。有的地方就没路，唯有穿荆棘而过，时有牦牛的足迹留痕。两位老兵以为我年轻，走得尤快，第一个台地仅爬过数百米，海拔刚升至2800米，我已经气喘如牛，心蹦到嗓子眼上。仰望危峰入云间，我想打退堂鼓，欲转身而返。两位老兵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我们指导员爱人上去了，我问怎么样爬上去的，走一步，哭一步上去的。哦，我有些惊诧。两位老兵接着说。指导员四岁的女儿也上去了，由炊事班老班长背上去的。平原长大的老兵告訴，他们下山，半个小时就跑下来了，扛一袋面上去，一半被汗水浸渍，一半不能吃。背一袋大米上去，淘洗了好几遍，仍淘洗衣不掉那身汗味。一个军嫂，一个军队的女儿尚能抵达，何况我等七尺男儿。上，我砍了一根竹子作杖，经过四小时跋涉，终于抵达边防连队驻扎的台地，弄清了当年打仗开三口军事地理方位。

　　踏遍空山非觉浅。我对一些材料，大多敬而远之，因为只是故纸一堆，占用资料虽丰富，多为官样文章，没有表情，没有温度，更没有人性的温度、感情的温度，更乏精彩生动之叙事。我对每个单位送的材料几乎不屑一顾，即使带了回家，至多也只是翻翻时间地点，找个线索。我觉得那是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活力，更忌讳书中出现一大堆数据。记得有一年水利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联袂组织一个项目，看资料时，有一个天津某作家写的水利的书，罗列了一大堆数据。我当时就判断，此人不会写报告文学，或者没有触摸到报告文学的真谛。于我而言，每次采访之事，都要做细致的案头工作，对所写对象的专业和知识面，掌故、事先都要了解，但是，不能代替文学之采访。我赠一句话，行之不远，传之不远。作家走得越远，越多，越广，文学的富山就一山高过一山，数之不尽，文学的富矿也就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责任编辑/魏建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