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宁

　　一部作品之于作家本人，一定是巨大生命能量的堆积，转换，生长出的。一部作品无论它多么单薄，但一定须是独自精神意志的综合表现。

　　追溯报告文学的四十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是履此并行。文革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屈指已四十年。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史，他是贯穿始终并耀目的一个。这三四十部作品，在一个人的生命里，是所有气血精神之凝聚。甚至是一个人的生命作息规律汇总表。我们在谈论一个作家的创作时，谈论一部作品的同时，也会一并谈论到他作品全部，以找出他创作思想的宽度和高度，不论最后画出的座标图形如何，都是一个人创作脉搏的律动。有时，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律动图形来丈量他创作的精神指象和文学追求。

　　我们一直承认，文学是精神方面的事物，通过文字，作家表达自己，也通过文字，将自己和外界建立联系。报告文学的特点，使作家的表达更多地是于这个时代———如何将社会之所呈现变成为写作对象，这是一个作家察事格物的能力，从结构事件、人物所在现场、从技法到书写态度，是这些，促成了报告文学在实践中完成了自己的功能，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社会深层面貌的一个途径。这是作品本身赋予并呈现出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谈论一些感觉起来是大的、了解不确切的问题时，其中必也是自身的局限。旧语言：“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报告文学写作，局限处也是作家以自身之眼睛观物，难免缺乏能顾到全局、顾到所有在场者、各层读者的审慎之精神。

　　报告文学写作中的对手是什么，就是这个局限。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全球化视野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全球化视野下的写作，也是近些年提出的概念。新时期文学的问题，简而言之也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学形态、观念的问题。社会精神意识中逐渐出现的新的结构方式与价值取向影响着时代文化潮流。

　　从个人角度审看和观察这个时代在世界背景中的存在状态，这是一条每个人只有自己去走、去尝试了、才可以知道路情、路况的选择。从这一点说，与其是作为记者出身的何建明选择了报告文学，不如是，是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里召唤到了他。使他三十多年来，从不同角度书写了这个时代里的人物，事件，问题，思考并且追问。

　　报告文学的根本之基就是替这个时代真实记录：对发生的事件，事件中的人。报告文学的兴盛亦仰赖于：人们更多地拥有了追求真相的权利；人们对一些事件真相的求证之心；对社会问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能更投以关注之心；主人翁意识提高，用网络流行语表达是为主人翁感觉曝棚；在另一个方面呈现是，国家机器本身，做为国家社会建设者的自信增强，因政体开明而打开和各层交流沟通的途径。

　　《共和国告急》是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我一直认为，用奖项来谈一部作品是不全面的，因为奖项于人文学科，不是一个能确定唯一标准的存在，时间于人文也无法做到公允。奖项于作品，在当今之时代，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能更简单、直接地增加传播，是宣传模式之一种，而不是作品品格的确切定义。

　　《共和国告急》是一部以揭露中国矿难内幕为内容的问题报告。书中来自现场的画面皆是血淋淋的事实真相：时代背景中，金钱和利益在一定阶层内所占据的人心和世象。

　　金玉诸物，未成器之初，蕴藏在地层中，可供以开采、利用的，这一切皆可称之为“矿”。我国矿产多，地下四处是宝。

　　金玉之器，皆是利益之物。有利即有逐利。所以矿难多。矿难中的“难”是什么？是活生生的生命瞬间的失去，是人为的灾祸；是不义之徙不顾生命代价地对矿山的滥采偷挖。

　　一场场矿难，就是一条条鲜活生命沉埋地底地事实。无数的群死群伤事件反复出现。每一条生命之后都是一个悲伤的家庭。无数家庭在矿难中失去成员，这就是我们的矿业现状中让人无法释怀之处。

　　我们从后续资料报道中了解，何建明对此问题最初投以关注是在1994年。

　　95年之后，他开始对矿业情况进行持续、深入地实地采访。他把他知道、看到的每一个和矿产有关的事件：部分的，有始有终的，有始无终的、四方散布的人物，一点点完整地写出来，呈现于公众，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这篇《共和国告急》，发表于1998年。

　　我钦佩作者给一部作品起一个能拎动和撬动全篇的标题的智慧。改革开放社会以来，经济建设正在良性发展，年轻的共和国正精神焕发带领民众一路前行。共和国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些事，这些问题，必须面对，必须告急。

　　环境保护，资源保护，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安居乐业和当代矿产工人生命安危的存亡大事，关系地球，生命，和我们的血肉家园。在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迈进之初，仅就能把这样一个问题拎到发展的大背景中，这一个层面，这一篇作品就是有特别意义的，是有思想光芒的文字，是我们在谈论报告文学史时无法回避的。从这一点看，何建明在选择报告文学创作的开始，他就把眼光投向了广阔处，敏感处，和平年代的“血泪相和流”之处。这是须要勇气的。

　　《共和国告急》是他在思考和提问，向社会、国家，向我们每一个地球上生活着的人。这个视野和基调的奠成，是何建明之前十几年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也是他在以后的报告文学创作路上走远而且走得坚定的原因。他是用作品回答和完成着自己。

　　或许，从另一层面上讲，报告文学作为文学体式之一，在与何建明遭遇之初始，为何建明对一些社会、国家、百姓问题的思考和关注，提供了言说和表达途径。报告文学和何建明个人之间，是互相完成。这使得他能在经济还没有十分市場化，精神价值观还没有完全被消费主义思想侵占时的九十年代初，就将目光投向未来的思想领域和经济领域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是认识和分析四十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的元在之点。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于此有开元和固元的意义。

　　这一点，是我们的分析得以进行和成立的枝干。

　　共和国的发展是一个综合问题。可不会以漠视、不珍重普通百姓生命为代价。我们理解，一个有着众多子女、多民族子女的年轻母亲，不可能每一天、每一眼，都照看到每一个孩子。endprint

　　国家要走经济富强之路，文明的现代复兴之路，可也不会因为要致富，就不为子孙后代考虑。榨取和用尽自然资源。这个认识必须提前预警。

　　所有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乡土家园要须臾珍爱。在资源开发中，要用科学精神，要合理，不能以付出生命为代价。这是文明的共识。地球，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的地球，它是全人类的。它也是，每个人、每个国家所有的独一无二的唯一承载和生养万物及人之肉身之地。

　　当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这就须要社会建立共同的良知，也须要强势的法治。和平年代，每一个生命，都不可以白白牺牲。

　　也许常年生活在都市、平原的人，对矿山、矿产这一个领域是陌生的。理解、了解一个群体，只有去接进、进入一个群体。不深入其中，怎知其中物候与人事。进入矿区的实地访问、观察、和面对面了解，使何建明写出《共和国告急》。这也奠定了何建明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能持久投入并一再写出好作品的另一个条件：深入现场，用吃苦耐劳的简单劳动精神，一个人、一个人去访问，一个现场、一个现场去跑，使现场采访成为创作根基，一个报告文学作品写得有没有根，看的人自会在文字中看得出，闻得到。

　　现在回头看，在每一个年代阶段，何建明写出的作品关注的问题，他的思考，都是有巨大前瞻性的，有直面现实的批判勇气，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珍贵的敏锐和远见。这一点，在《共和国告急》中体现得更明显。报告文学作家的人格和勇气，对一篇报告文学作品的诞生，是有着非凡意义的，他会赋予这个作品不一样的气质和精神。

　　“文学是把利剑，它为正义而战。”这是《共和国告急》里面的一句话。

　　在《共和国告急》中，我们看到，一场又一场矿难，满眼是矿难，只要在有矿的地方，就有无辜的死难，乱采、乱挖，偷采、偷挖。这样的状况，难道不须要报告？不告急？

　　这里有一个背景，1992年，地质矿产部解散，很多矿产资源没有及时得到归口管理。这个背景下，写这个题材，是会触动那些乱采乱挖者的巨大利益的，因为他们采的、挖的，是闪亮亮的金子，是乌黑锃亮、上好的煤，是各种珍贵稀有资源。

　　这些材料的获得，前面已经交代，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手所触动，这个资料途径来源，就是现场。作者去第一线，和人，和生者，和死者，和事件，面对面。

　　苦累并不是值得一表。难局是，知情者、当事人的态度。配合还是打压？现场采访而外，到这一篇作品出来，这个答案也就出来了。根本不必再去问一次写作者：你在这个采访和收集材料中遇到了什么。如果顺利，为什么很多人不去试。

　　和平年代的采访，在很多人理解，皆是和风细雨之境，或者还可以有一顿好茶、好饭招待肠胃，还有一个盖大红章的介绍信，使采访顺利、畅通，并可以因此获得被采访者的重视和尊敬。若皆是这样的采访，也就不值这里再一述了。正如千人、千面一样，采访也不会有一样的程式，这取决于你在采访什么问题，什么事件。这个问题，读者诸君不言自明。

　　鲁迅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烧大量木材，才出一小块炭。对于报告文学的采访也是，可能采访了很多人，很多事，才终于遇上那个了解自己要关注和询问的问题的人。无数的素材，无数的资料，删删减减，切切剥剥，而为一书。此中甘苦，只有真正潜心、虔诚写过一次报告文学作品的人理会。只可与同道语，而无可为外人所解知。

　　常见一些评论家或报告文学作家自己在评价和谈论作品时说：这个作品塑造了什么一个形象之类话语。这个“塑造”之词用得最不对，最见外，最生疏人，最有距离感，最让我看了百味杂陈。

　　所以，这里稍插话题，关于“塑造”，我的理解。

　　“塑造”之本意：用语言、文字等艺术手段描写人物形象。当然，用金、银、铜、铁、泥土、水这些材料捏造出各种人和物形象的过程，也是这个词的意思。

　　语言文字，没有问题，但这个“艺术”两字却总有将本来事物面貌进行添加或修缮意味。“塑造”的常识理解中，似又有运用了手段或技法对人或事物进行描摹之意。

　　解释过以上，我所要言说的问题出来，就是报告文学的在对“人物、事件”的处理上所秉持的品质，我以为这也是报告文学品质的珍贵处：它就是纯粹的记录，描写，再现，是朴实地，天然地，不须增删和雕琢的。所以，其中人物，无须“塑造”，皆是天然，本象，本真之存在。这是报告文学艺术与小说艺术的最本质的区分界线。

　　《共和国告急》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给报告文学创作以启发的问题是，是作者叙述事件时的视角。

　　这个视角所在：有国家的立场，平民的立场，还有作家作为第三者身份的观察思考立场，是三个立场的恰切综合。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视角于观察问题全貌有完善作用。这也决定了一篇作品里被赋予的精神价值判断指向。

　　这是一个很多事件被集合在一起的文本，事件存在、发生指征类似，皆是围绕矿产资源和利益问题。有利益之心，心皆为利益所浊尽。这些彼此看似不关联的事件，于文本结构，看起来有松散。但于现实，这是更真实的存在现状。

　　中国人的阅读传统，只要是一本书，就必应是一个能贯穿始终的故事，这个人从前存在到最后，即便最后，这个人死了。走了。不可以让一本书中所以人事没有和途中失去关联，这实在须要作家认真思考与解决。因为，在许多读者看来，事件是不可以写得太松散的，除非是笔记。这也是报告文学创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共和国告急》中出现的这一文本现象，也恰恰演示了报告文学作品另一个可能、也确实存在的现状：有时，它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的汇集，这些问题的出现、发生、发展、是问题，而不是故事，不能以故事的完整性和有序性来要求一种存在的现实。这也是这个文本的出现，给报告文学创作带来的另一个关于文本的启示意义。

　　我们平时所言说的关于记叙的本质，在不同文学体式那所呈现是不一样的。比如，同是一些“过去”或“发生中”的事，到了文字这里，总可以有不一样：它成为文学体裁中的小说，还是以真实为第一品质的报告文学？是两种情况，结局不同。在小说那，它可以生新枝节，而这新枝节来自自身生发，还是写者构想并不重要。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体，其显著特征，就在于要对事件过程有忠诚、恳切之描述。至于情节是否生动，事情往前的发展是否连贯？这个连贯是否符合常识和想象，不须要人为赋予。现实生活可以赋予的，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写作者人为添加赋予的，综合无数相类似而后赋予的，那都是小说的做法。

　　从这一点再回到《共和国告急》。

　　《共和国告急》中所談矿难和矿产资源问题，在很多人，实在是一个和日常生活关联甚少的问题，锅里的米是矿产吗？盘中的菜是矿产吗？都不是。可煮饭的锅，要上好的生铁铸了才好用；种菜、犁田的机器要用铁来打制。生活中之种种：从五谷之种植、烹煮器具、到所著衣裳，衣裳所饰珠玉，算起来，皆实与矿脉相关。这个“相关”，若没有血缘之亲，亦有姻亲之系。这一篇作品中最珍贵处，是对一个现状、群体的有很大前瞻意义的关注。

　　《共和国告急》提出的问题，是向天之问，是向未来之问，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前行和发展中必将修到的一份公共课。

　　责任编辑/魏建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