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豪

　　引 子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议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是继2013年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这是中央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利于更好地完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

　　中央决策英明，审时度势，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再到2015年10月全面放开二孩，为的就是化解中国未来的人口危机。新政策一出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然而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生育二孩的意愿并不是很高。“二孩”遇冷，原因很多，其中經济原因居首位。因此，未来国家还需优化政策，完善相关育儿配套设施，从而提高生育率。

　　人口危机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老龄化，虽然几乎全部发达国家都会进入老龄化阶段，但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在发达国家，人口进入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寿命的提高。另一个原因是，人口总量停止了增加，或者出现了负增长。造成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类在健康和长寿方面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人口寿命大大延长之外，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较低生育率。如果不尽快缓解这一现状，未来社会负担将大大加重，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

　　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地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地生存着。这就是我们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现在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岁人口已经降低到16.6%，比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还要低（如果人均寿命相同，中国这个比例会更低），列入最低国家之列。中国人口已经形成非常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这意味者未来中国将重度老龄化和未来人口将崩溃式减少。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86%，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加速降到16.60%，28年降低一半以上，而近十年之内竟飞速降低27.2%（2010年少年儿童比例比2000年降低27.2%）！如此迅速降低的少年儿童比例，只能用超低生育率才能解释，这说明中国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孩子是民族的希望，孩子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孩子是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实力与竞争力的载体；孩子没了，孩子如此疯狂地减少，这样下去，中国还有未来吗？民族还能复兴吗？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崛起如何持续？未来民生如何保障？可我的绝大多数同胞们在计划生育几十年来全方面的宣传下竟丝毫认识不到危险！

　　一个村庄的消亡与

　　一个国家的消亡

　　一个村庄是一个国家的缩影。一个国家的生育率如果长期达不到2.1的世代更替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迟早是要消亡的。

　　只有两个人的村庄

　　四川农民汤明孝和老伴李仕芬生活在达县金石乡柳潭村六社桐子园，西距成都450多公里。清澈的小河穿村而过，虽无沃野千里，但也山青水秀。这个可能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山村，最鼎盛时拥有140多口人。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和国内千万个村庄一样，桐子园也遇到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村里的青壮年先行一步，挤入城市，老人们则逐一被时光消磨。2012年年初，随着邻居汤正吉被儿子接到广州，整个村子仅剩下汤明孝夫妇两位老人留守。

　　村子确实正在消失，在一座座失去了主人眷顾的土房里，有些已瓦面破落，雨水侵蚀。早年热火朝天的天地已归还山野，汤明孝现在一人打理着800棵梨树和300棵柑橘，养了4条狗和2头牛，平日里，只有牛铃响在田间，房前屋后难闻几声犬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3%。政治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在2000年时，我国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

　　这虽然是城市化的结果，但也包含人口的自然减少。民间人口学者刘忠良忧心地呼吁：30年后，或许我们的村庄真的就没有了，一是因为城市化，二是因为超低生育率，三是因为超低生育率之下的城市将严重抽取农村人口。到时候，只能是清明或过年时“祭拜”我们的村庄了。

　　没有孩子的学校和

　　没有学校的孩子

　　湖北宜昌市教育局局长韩德锋在全市教育工作会上宣布，宜昌市中小学布局调整基本到位，全市调减小学620所。与2000年相比，2007年全市小学由1084所调减到464所，调减57.2%；教学点由396个调减到7个，调减98%；初中由219所调减到162所，调减26%。

　　校点大规模调减的背后，是部分偏远地区离校远的孩子出现了“上学难”问题。如何解决孩子减少这一问题？教育部门无法化解。

　　“空壳学校”逼出撤点并校endprint

　　8年前，250多所小学、初中散布在湖北当阳市的各个角落。因为农村学龄儿童的减少，加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导致农村学校生源严重不足，造成教育资源大量浪费。无奈，当阳市一度“确保城区，放弃农村”。此举带来城乡教育严重失衡，另一方面条件较好的城区学校学生蜂拥而入（许多来自农村），班额过大，六七十人将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情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许多农村学校因生源严重缺乏，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壳学校”。

　　这是布局调整前，宜昌市教育布局状况的一个缩影。随着出生人口的逐年减少，调整农村小学校点势在必然。

　　读完小学要走二万五千里

　　撤点并校后，新问题又来了。五峰湾潭双垭小学的老师们曾做过这样一个统计，一个小学生读完小学6年，其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因为山高人稀，许多孩子每天上学披星戴月，半夜出门，夜半归来。夷陵区教育局也做过了解，撤点并校调整后，最远的学生要走25公里路才能到达学校。

　　2000年至2005年間，原伍家乡共强小学、灵宝小学、南湾小学、共同小学先后并入花艳小学。学生家长反映，撤点并校后，孩子上学的路程远了，交通不便，有学生骑自行车上学，有家长用摩托车送学生上学，有的村里长期请面包车搭载学生，安全隐患增多。花艳小学的老师反映，有许多学生经常迟到，差生得不到充足的时间辅导。

　　由于生源的减少，全国的小学，到2012年之前的十年间大批撤点并校，于是造成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越来越远，上了高小中学的，条件好些的地区就应该安排住校了，结果呢，那住校费又奇贵，如此一来，竟导致农村的孩子大批辍学或者干脆不上学，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师资流失，校舍桌凳破旧，继续撤点并校——那十年间，全国的小学数量竟减少了一半！

　　村里何时再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我一次下乡参加了一个通村公路的剪彩仪式，九个自然村，十三个村民小组，除了镇中心小学来了近二十个学生的鼓乐队，还来了不到三十人的村民，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这和我几年前参加的农村活动有太大的不同：往年农村里的大小活动，男女老少看热闹的倾巢而出。

　　村里中午在镇上酒店里摆下了酒席，到场的人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在酒席上，面对几届村干部，我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有两个事实让我很吃惊：一是村里几乎看不到三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村里的农活几乎都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在弄。二是村里以前孩子多，学校小，村民集资修建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不到几年，学生急剧减少，前两年，学校因没有一学生不得不停办。这个镇的其它村小也已纷纷停办。十年前有近千人的镇办中学，如今不到百名学生。周边几个镇的学校也是如此，现已作出三镇合办一所初中的决定。

　　席间村干部笑谈这些年发生的有关计划生育的趣事，笑过之后，我心里很沉重：十年的时间，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这么大，再过十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子？谁来种田弄土？没有农业保障的国家，人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席间一个老支书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如今的政策是好，可没有人来分享也是枉然！就象我们村级小学，以前没有这么好的学校，孩子读不起书，但还能听到孩子们的欢笑，总觉得将来很有希望！现在一所这么好的学校，竟然没有一个孩子读书，让人感到破败！这样下去，我们村子就会和这所村小一样……”

　　这使我想起经常下乡看到的情景，许多村小学盖好的楼房空无一人，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了；底层和操场作了牛栏和养猪场，听到的是猪们的叫声。站在破败的校门外，心里便一阵空落落的难受。我的故乡湖北大悟县东新乡陡山村、三里镇七岗村就是这样……这样的例子不用多举了，只要你到乡村走一走，就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由于村小学孩子减少，剩下五六个或十几个孩子，加之民办教师撤销，外面的公办教师不愿意来，县教育局只有将村小学一撤了之，这却给村里孩子上学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只好到乡镇小学读书，租房子居住，还得家里抽一个人手去看护，做饭给孩子吃。本来经济很困难的农民又多了一份开支。这都是计划生育孩子减少带来的麻烦。

　　有的撤点并校归入中心小学，孩子们要往返十多里路去读书，孩子辛苦，天不亮就起床，还不安全，若遇刮风下雨，山洪暴发，孩子们求学的路就更是一条凶险的路。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村小学撤并合，农村孩童小小年纪却跑那么远的距离上学，安全不说，光路上要耽误多少时间？”但我想问：如果一个村的低龄人口寥寥无几，不并校怎么办？难道一个学校只有几个学生也要办下去？当然，中国确实存在只有几个学生的学校。例如，2011年8月9日新华网报道：“在山西省平顺县的太行山深处，散落着几十所‘袖珍学校——每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加起来还不到10个人。学校越办越小，学生越来越少，很多问题接踵而来：比如学校的经费问题，师资配置问题、教学质量问题等等。”这样的“袖珍学校”，显然缺乏规模效益；但如果撤并，这些小学生又不得不长途奔波去上学。

　　校车事故的背后是低龄人口减少

　　据有关媒体报道，2011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市正宁县一辆货车与幼儿园校车相撞，事故共造成21人死亡，43人受伤。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已发生多起严重的校车事故，例如：同年9月26日，山西省介休市灵石县冷泉村一辆接送学生的微型面包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导致7名初中生死亡；去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东塘村一辆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冲到桥下，造成14名学生死亡。民间人口学者何亚福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此事《校车事故的背后是低龄人口减少》。是谁把这些孩子逼上了并不安全的校车？如果他们在自己住所就近上学，或者乘坐的校车在车速较慢的城市里行驶，则安全系数将会大大提高。但这对于农村的大多数孩子来说，将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奢望。要想彻底地减少此类悲剧，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跟随父母进城居住。

　　郑风田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甘肃儿童惨案的真正凶手》认为：“只有改变目前的撤村并校行为，才能最终解决校车不安全问题，让孩子能够近距离地上学。”我认为，农村儿童要实现就近上学，前提条件是一个村里（或学校附近）要有一定数量的适龄儿童。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带走了一部分适龄儿童，以及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农村适龄儿童不断减少，农村儿童就近上学越来越难以实现了。endprint

　　《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由于学龄人口的逐年减少，小学校数、在校生数继续减少。全国共有小学25.74万所，比上年减少2.28万所。”同时，一胎政策加剧经济失衡。生产和消费是经济硬币的两面，经济的发展需要两者的协调，任何一方的不足都会导致另一方的过剩，从而危害经济发展。在全球生产过剩、消费不足的今天，消费对经济发展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产能严重过剩、内需严重不足的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一胎政策大幅减少孩子，从婴儿需求，到儿童需求，到少年需求，再到青年需求和中老年需求，都会依次大幅减少。现在孩子少了，儿童教育需求减少了，小学倒闭教师失业，这只是计划生育对中国产业影响的开始。依次人生成长中的各种需求减少，中国产业将经历一次大清洗。现在是小学倒闭，明天接着就是大学、汽车、房产等众多行业的倒闭潮，而小学的倒闭就是其前奏。一胎政策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只能使现在发展更困难，并且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制造危机。

　　人口再生产是物质再生产的基础，人口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显然一胎政策是不可持续性发展的人口政策。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是经济实力的载体。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严重损害中国未来的人口实力，必然严重损害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

　　中国未来人口负债严重，

　　停止计生势在必行

　　2015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在第五版刊发了题为《东北拉响人口警报》的整版深度报道。足见其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

　　该报道显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北人口在加速减少，并已严重影响到其经济复苏，东北人口危机的警报已经拉响！

　　不可否认，东北人口危机问题的出现，跟其人口的大量流出密不可分。可是，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黑龙江、吉林、辽宁的生育率分别为1.03、1.03和1.0，远低于全国水平的1.5，仅比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城市略高，甚至比日本和韩国都要低。按照国际标准，低于1.3被称为“超低出生率”。与低出生率相伴随的，是老龄化程度加剧。

　　正像著名人口学者、《大国空巢》一书作者易富贤先生所讲：“全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大致比东北晚10年，也就是说中国其他地区将步东北后尘。人口危机将从东北到华北，到华中、西北，最后向西南蔓延。”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最高层面的决策者，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较为及时地于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摒弃了十七大报告中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并且借助十八届三中全会力推“单独二孩”等利国利民之政策的落地开花。

　　至于某些所谓的人口专家或者计生官员之类的“异人”所称的，如果放开或者废止计划生育，会造成人口剧增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多年的“洗脑”，相当多的中国人至今还误以为“生一个孩子就是好”。“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以来普遍遇冷之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洗脑”成功的结果，也说明即使完全废止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人口剧增。

　　最后，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易富賢先生所说：“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因此，中国废止计划生育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计划生育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有人举出了“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少”等原因。但我认为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比中国大得多、人均资源比中国少得多，但他们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只要深入到本质，就会发现，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问题，不是资源问题，不是就业问题，不是环境问题，而是一种思维方式问题。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人的命运。在市场营销学中常常会讲到一个卖鞋子的故事：有两个推销鞋子的人A和B到了一个岛上，发现岛上的居民都不穿鞋子。A推销员给总部打电报说：“此地没有人穿鞋，没有市场，我白来了，准备返回。”而B推销员也给总部打电报，却说：“此地没有人穿鞋，市场前景非常大！”后来，A推销员放弃了在这个地方推销鞋子的打算，无功而返；B推销员则通过示范、宣传等手段说明穿鞋子的好处，最终开辟出一个大市场。

　　一个国家的思维方式，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例如，有A、B两个国家，他们的粮食生产都不足以养活本国人口。于是，A国采取的措施是：实行计划生育以减少本国人口；B国采取的措施是：发展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亩产量，并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际贸易。后来，当地球上的石油差不多用完的时候，A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私人拥有小轿车，以节省汽油；而B国则千方百计研究能代替汽油的新能源，结果研制出使用氢电池作为能源的汽车，并行销全世界。

　　在真实的世界中，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会面临许多问题、遇到许多困难。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困难？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因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A推销员和A国采取的是消极的思维方式；B推销员和B国采取的是积极的思维方式。

　　计划生育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吃了吗？

　　住房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住了吗？

　　能源不够怎么办？减少人口不就够用了吗？

　　有一个计生支持者说：“坚定不移地反对二胎！”，他举出的理由是：“目前，养一个孩子的成本：1-10岁，年均6000元，10-15岁，年均8000元，15-22岁，年均17000元，22-27岁，年均30000元，如此算下来，一个孩子最低支出37万元，这还不包括生病、事故、上大学、结婚、买楼房的费用。也就是你抚养一个孩子直到他结婚，至少要60万元。”这种逻辑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思维方式。他没想到孩子长大后会挣很多钱。如果一个普通家庭养不起2个孩子，那就证明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有问题，应该改革的是这个社会的分配制度，而不是反对生二胎。按照消极的思维方式，如果连一个孩子也养不起，那么他不会从社会分配制度上找原因，他会说：“坚定不移地反对一胎！”endprint

　　因此，我们可以归纳如下：消极的思维方式，是“以物为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企图改造自身来适应外部环境，结果只能走上退化的道路；积极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为本”，在面对问题和困难时，力图改造外部环境以适应自己，结果越来越进步。

　　从允许特定条件的二胎

　　到全面二胎

　　人口管理是一门很复杂的科学，它在学理上、在政治考量上都有其复杂性。但是，无论怎么复杂，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人口管理最终是为了让民众生活得更好、公民权利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生育权是与生命健康权、人格独立权并列的公民主要权利之一。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今，不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人们对生育权几乎都有“应允尊重”的共识。一些西方国家从来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只要你有意愿、有能力和精力，生育几个孩子是你的自由。在国际社会，中国的计划生育常常是“难以理解的”，一些人藉此批评中国“不讲人权”。

　　从人口结构上看，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年轻人会越来越少，一对夫妻养4—6个老人的“银发危机”可以预见。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出生率降低，年轻人越来越少，今后谁来工作，谁来纳税，谁来养活数以亿计的老年人。尽管我国2013年放开了单独二胎，但民间热情并不高，出生率远远低于预期。这说明仅仅单独放开二胎是远远不够的。放开二胎不仅没有出现人口暴增问题，反而提示我们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得再大一些。比如，像坊间呼吁的那样“全面放开二胎”。

　　事实上，当初中国推行“计划生育”也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温饱问题远远没有解决，人多耕地少，生育质量极差，并且按照当时的生育率不加节制地发展，将造成国穷民弱、人口质量不断跌低。过去傻子比现在多得多，生得多没质量怎么行？任由那样的事情发展，既是对那一代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既是对中国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因此，我们应该看到推行“计划生育”的时代意义。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时过境迁，过去的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不是人口在膨胀，而是在减少，依此不加干预地发展下去，则可能导致经济社会运行陷入巨大压力，国家和民族薪火难继。

　　“文章因时而著，政策因時而易”。“计划生育”本来就是当时发展环境下的一种不得已，现在既已时过境迁，国家业已具备了逐步放开“单独二胎”、“全面放开二胎”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那就应该积极探索、大胆改革，把曾万般无奈而不得不牺牲掉的公民权还回去，还权于民。“全面放开二胎”的政治意义就在这里。

　　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生育潮”吗？

　　“生二孩”背后的经济账

　　问问身边的朋友：“为何不愿生二胎？”，回答如出一辙：“养不起。”相比家庭普遍多子女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在的生活条件已经翻天覆地，为什么人们反而感叹“养不起了”？

　　经济越发展，社会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高，因此培养孩子的成本也就水涨船高。2010年美国抚养一个孩子长到18岁，成本为222360美元；2004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曾公布徐安琪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掉49万元，是当时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倍。

　　低成本养活几个孩子都没问题，就像贫困年代那样让孩子“自然成长”，但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的时代，你忍心眼睁睁地看孩子长大后成为失败者？

　　曾有专家说，鉴于中国就业紧张，建议女性退出职场，既可照顾家庭和孩子，又可腾出岗位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这个建议听起来很美好，但核心问题是大多数男人的收入能够支撑起一个“两口之家”甚至“三口之家”吗？同样，在当前条件下，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能够支撑起一个“四口之家”吗？这还不考虑一些夫妻还要赡养无（低）收入的双方父母甚至爷爷奶奶。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每年新增了几十万名新生儿。但远没有达到预料的数字。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相当多的年轻夫妻敢于生育第二个孩子，得益于双方父母的经济、人力等扶持。更多的人是不敢生，生不起。

　　“二孩”政策未体现问题

　　的紧迫性

　　在新政策下，“可生育两个孩子”，强调的是“允许”，而不是“鼓励”。这说明，中央对人口现状及相关国情的判断，是问题尚未到达异常紧迫的境地。与之配套的消息是，我国将很快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以减少社会养老金缺口。

　　但是，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诸如劳动力人口减少、消费能力降低、养老金缺口等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年轻人口减少、中国人整体创新能力大幅下降才是最可怕的问题。梁建章《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指出：“对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口比例密切相关。当一个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时，最适合创业和创新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减少，能力也会下降……”

　　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人才总量在不断减少，这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参考消息》2015年5月3日转载《洛杉矶时报》网站文章，标题就是“美媒：中国社会老龄化拖累经济增长前景”。《中国人太多了吗》作者之一的梁建章，对美国、日本多家企业进行调研。他发现美国70%-80%的公司都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内由年轻的企业家创办的；而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国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企业员工以40岁以上的人为主，也正是从这时起，国内经济增长低迷，日本很多企业现在正在被美国的新兴公司颠覆。

　　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提高年轻人数量是重中之重。

　　十三五规划建议：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

　　2015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习近平就起草的有关情况向全会作说明时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endprint

　　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特征，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80后、90后的生育观念变化了，养育孩子的成本也增加了，同时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养儿防老的社会观念明显弱化，少生优生已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一方面，据调查，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来，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1100多万对。截至2015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为15.4%。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态势明显，2014年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5%，老年人口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4岁以下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站在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

　　“黑户”也该成历史了

　　一个没有户口的人，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在中国是不敢想象的事！

　　20年来，家住武汉市青山区厂前街的邹龙军因为没有户口，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不能正常上学，不能结婚，甚至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见2007年9月21日《长江商报》）

　　邹龙军的遭遇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户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需要说明的是，邹龙军不仅是没有武汉户口，而是在整个中国的户籍中彻底没有他这个人，也就是说，在户口数据统计的中国人的概念中，他不属于中国，是个彻彻底底的“黑人”。但是，他又确确实实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

　　相对于邹龙军的“黑人”身份，还有更多的人是“黑户”身份，原本有户口，但因为种种原因，户口脱离了我们的户籍管理体系，使得原本合法的身份变成了非法，一系列麻烦随之而来，办不成身份证、结不成婚、买不成房……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之下，户口是一个人的公民符号，亦是一个人取得各种社会保障的基本依据。对于个體而言，没有户口意味着烦恼，意味着不能享受公民应得的各种权利；对于国家而言，“黑人”和“黑户”的存在，意味着公共管理上的漏洞和风险，一旦有“黑人”实施犯罪行为，调查取证的难度相比在籍公民要大很多。

　　偶然事件与偶然行为不足以影响常规，但当偶然事件与偶然行为以常态出现，则需要政府尽早解决。如果说“黑人”和“黑户”只是出现在极其个别人的身上，不去关注，不去解决，尚且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当“黑人”尤其是“黑户”正在呈泛滥之势在社会上逐渐蔓延开来，再不关注，恐怕怎么也说不过去。

　　“黑户”正愈来愈多地出现在大学毕业生的身上。因为对政策的不熟悉，加之意识不到户口在当今社会对一个人的重要性，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将户口放在口袋里，等到需要用户口的时候却不知去哪里寻觅。这一个群体作为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如果缺失了户口这一公民符号，对其自身、对国家，显然是影响深远。

　　平心而论，除因超生、非婚生子等引发的一出生即为“黑人”的情况，大部分的“黑人”“黑户”产生的主要责任都在如“黑户”大学毕业生一样的个体自身，因为他们没有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处理好户口问题。但是，现在不是追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认真追究其实也是毫无意义，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先堵住“黑人”“黑户”继续蔓延的口子，然后出台相关的政策，让有关部门逐渐解决历史遗留的“黑人”“黑户”问题。

　　尽管不追究可能会给人“法不责众”的感觉，然而，这一群体的问题毕竟是有害于社会的。政府可以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但是，越早解决越容易解决，时间长了反而会让问题复杂化，到时再要解决，付出的成本绝对会比现在大很多。同时，解决好这个问题也会弥补上这一块社会公共管理的短板和漏洞，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下面这个故事更无奈——

　　孩子5岁了，还上不了户口

　　一位打工妹的来信：我是一个来自湖南的打工妹，于2003年嫁到绍兴市灵芝镇张市村，丈夫是一位残疾人。婚后我们夫妻俩互敬互爱，生活非常幸福。婚后不久，我怀孕了，由于家里比较穷，我从没去产检，等到肚子疼时已经来不及送医院了，孩子就生在了家里。由于不是在医院生的，孩子没有出生证，也就上不了户口。丈夫为此多次奔走，但都没有结果，据村委说我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罚款，我们拿不出钱来，事情就一直拖了下来。至今孩子已经5岁，在读幼儿园了，马上就要上小学了。但没有户口，孩子的上学都成问题。我和丈夫当初是领了结婚证的，而且这是我们惟一的孩子，我们没有生第二胎。我想问，为什么我的孩子在家里生的就上不了户口？现在我该怎么办？

　　接到周女士的来信后，当地媒体记者先后采访了张市村村委、灵芝镇计生办、绍兴市计生委、绍兴市妇保院、绍兴市卫生局、绍兴市便民服务中心公安窗口，这才弄清周女士反映问题的来龙去脉。

　　据张市村委负责人介绍，周女士虽和丈夫领了结婚证，但生育时尚没到法定年龄，所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能领结婚证，却又不到生育年龄呢？灵芝镇计生办张女士仔细调阅了周女士的计划生育档案，发现原来张女士和丈夫是2003年7月登记的，当时周女士的丈夫刚刚22周岁，符合法定结婚年龄。但孩子上报的出生日期却是2003年8月。“根据当时的政策，孩子须是婚后9个月左右出生。”张女士解释，这个规定一直到去年底才放宽限制，从当时的政策来看，周女士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但从记录来看，周女士的育龄关系是2007年9月才迁入绍兴，所以处罚权应归其老家的计生部门。

　　而市计生委有关人士解释，出生证明和计划生育是两回事。灵芝镇计生办的张女士也认可了这一说法，她说，现在对周女士来说，首要是解决孩子的上户口问题，据她所知，没有出生证明，派出所是报不了户口的。她以前曾碰到类似的情况，当事人也是在老家生的小孩，没有到医院，后来一直报不上户口，最后是做亲子鉴定才解决这个问题的。endprint

　　那么周女士究竟怎样才能给孩子报上户口呢？据市便民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工作人员介绍，国家关于户口申报有明确的规定，1996年以后出生的必须提供医院出具的出生证明，“哪怕是做亲子鉴定也不可以。”工作人员介绍说。

　　那么医院能不能为周女士补一张出生证明呢？市妇保院有关人士对此也觉得很困惑，因为周女士的孩子已经5岁了，且不是在医院生的，医院怎么能证明孩子就是夫妻俩的呢？

　　但记者随后向市卫生局咨询时，有关人士介绍，周女士还是应向市妇保院保健部申请补发出生证明，由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如调查后仍没法确认孩子和周女士夫妇间的亲子关系，则需做亲子鉴定。

　　部门都有“说法”，可孩子是无辜的。

　　十八岁的黑户女孩

　　无独有偶，2011年6月7日《法治周末》刊登了一篇报道《一个北京女孩的18年黑户生涯》说，李鸿玉夫妻二人都是老北京人。18年来，李鸿玉一家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一件事上：替女儿李雪上户口。李雪是第二胎，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就不能上户口。因为没有户口，18岁的李雪没有上过一天学。

　　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天大笑话！

　　看了这篇报道之后，我想起2008年12月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该报记者从玉华采写的一篇报道《多余的十五年》（也是讲李雪这件事）。《中国青年报》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当时我想，报道刊登后，有关部门应该为李雪上户口了吧？我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多久拖不决的事情，在报纸报道之后，事情就得到顺利解决了。

　　然而，看了《法治周末》的报道之后，我才知道，李雪上户口这件事，直到2011年还没有得到解决！本来，按照政策规定，李雪可以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上户口，因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公安部《关于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进行户口整顿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0]30号）规定：“对无户口人员，要经调查甄别后依照规定办理户口登记手续或恢复户口登记；对其中未申报户口的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要准予登记，不得将登记情况作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依据。”

　　黑户孩子是不是中国公民？

　　据东方网报道：18年前被拐卖到浙江山区的陈萍（化名），由于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双方又没有开具正式的结婚证明，她的两个儿子现在都是黑户，直接影响就学和就业。为了给大儿子办身份证，她到处托关系求人，事情没办成，却被硬生生骗去4万块钱。由于没有户口，18岁的大儿子无法找正当工作，14岁的小儿子无法正常求学。

　　看了这篇报道，我不由得想到这样一个问题：黑户孩子究竟是不是中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也就是说，无论是计划内出生还是计划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都具有中国国籍，都属于中国公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既然属于中国公民，那么当然享有上户口的权利。

　　上户口是具有中国国籍的孩子的一项宪法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宪法》和《国籍法》并不区分计划内与计划外生育，没有准生证、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等等都不是不能上户口的理由。超生的是父母，请问孩子何罪？居然连做正常公民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这岂不是把上一代人的行为株连到下一代人？

　　曾有报道说，不给超生的居民上户口，不仅给居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麻烦，同时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麻烦。例如，2006年7月17日《黄石日报》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就披露，多次参与打架斗殴、盗窃的不法少年柯某，因没有户口，公安机关无法查证其真实年龄，他因而变本加厉大肆作案，派出所最后只好将柯某带到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局对其进行骨质鉴定。

　　现在有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规定，适龄儿童在入读小学一年级时，学校要求他们有户口，儿童的父母要有“计划生育证”，否则就不能注册入学。这种规定也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第四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履行接受義务教育的义务。”在这里，“所有适龄儿童”当然也包括计划外出生的儿童，因为他们也具有中国国籍。

　　当“独生子女政策”成为历史，应当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全面清理“黑户”人口，依法让他们顺利落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中国人口形势已进入

　　低生育率时代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地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他国人口实力、谋取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endprint

　　“单独二孩”遭冷遇的原因

　　对总人口的预测决定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调整和完善。2014年1月开始，全国各省陆续启动“单独二孩”政策。

　　多位人口学者向记者表示，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家庭有1100万，这些家庭生育两孩的人口势能将在四五年内释放。“也就是四五年后，将恢复政策之前的正常生育水平”，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如是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申请人数比预期打了一个挺大的折扣。”

　　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也在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139万多对办理了手续。

　　他还介绍，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但2014年的出生人口仅比2013年增长了47万。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认为，这多出生的47万人与“单独二孩”政策无关。“从怀孕到出生平均需要266天周期，也就是说，2014年底之前生出孩子的妇女需要在2014年4月9日之前就已怀孕，而在这之前全国只有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了生育，这其中还包括政策出台前就已经怀孕的妇女”，

　　易富贤认为2014年比2013年多出生47万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是60年一遇的‘金马年，很多夫妇打算在这一年生育。另一种可能是，47万是统计误差”。

　　易富贤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认为2014年可能只有一两万因‘单独二孩政策而新出生的人口，2015年可能会多出生30多万，这一政策累计只能带来几十万出生人口。”

　　“上海市从2008年开始推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统计有200多万家庭符合条件，预测会因此多出生100多万人口。事实上此后5年只有1.5万个家庭申请再生育，最终生下7000多人。”易富贤说。

　　相比于“单独二孩”，“符合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陆杰华告诉记者。

　　在2014年3月的一篇论文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依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出如果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全国有1.52亿育龄妇女符合条件。

　　翟振武分别按照65%和70%的生育意愿，得出如2012年全面放开二胎，此后将会多出生9858万或1.06亿人。翟振武以“全面放开二胎目前比较敏感”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但翟振武在这篇论文中介绍，“假若推迟政策调整的时间，那么政策影响的后果与2012年立即放开相比将发生明显变化”。此外他还认为，“在‘单独二孩政策已经实施的前提下，如果再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其累积势能将比在2012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小很多”。

　　“全面放开二孩后，开始可能会有一些出生堆积，但只会在个别年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估计人口势能会在三四年内释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也认为，对于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反弹实际上不必过分担忧，值得担忧的是，即使放开生育控制，妇女的终身生育率水平仍然可能低于更替水平。

　　“如果全面放开二胎没有产生人口堆积，那说明这项政策就没有意义了，这会对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不利。”陆杰华说。

　　追问真实生育率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这标志着在我国实施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迎来一轮新的完善与调整。

　　“在政策路径上，‘单独二孩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一小步，全面放开二胎将意味着城市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发改委2015年7月31日发布的《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我国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生育水平进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即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2个孩子，而国际公认总和生育率为2.1时，才能达到人口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的“更替水平”。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下降为1.18，这比美國人口咨询局2014年世界人口数据表统计的葡萄牙、新加坡等世界最低生育率还低0.02。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生育率是最重要的数据，但这两个数据从来没有被人口主管部门所采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说。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侯力介绍，现有研究对上述普查数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即普遍认为普查数据存在相当程度的漏报问题，因而使得由此所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要低于实际水平。

　　《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中写到，201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6。而以蒋正华、徐匡迪、宋健为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06年完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则认为，其时的总和生育率为1.8。

　　总和生育率直接影响对全国总人口的预测，《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201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3.6亿，原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则在2005年表示，到201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

　　但《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中国总人口仅为13.3281亿人，比“十五”计划提出的“到2010年，中国人口将控制在14亿以内”超额完成了6719万。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近年来我国每年总人口同比只增长六七百万，《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介绍，全国2014年末比上年年末增加71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认为，计生系统和人口学者，而不是统计部门的数据影响了国家五年规划中的人口控制目标。“十二五”规划亦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9亿人以内。endprint

　　人口试验最有说服力

　　山西翼城，因为几十年来允许农村妇女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生育二孩，翼城县一直被视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试验特区。

　　“翼城试点的经验证明，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起到调节人口数量的作用”，亲自设计了翼城试验方案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梁中堂说，“允许生两个孩子的翼城比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出生率还低，这就说明計划生育政策并没起调节作用。”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老百姓选择生不生孩子，生一个还是生两个孩子，是他们自己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政府通过计划、安排并不能起作用。”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陕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荆乐刚完成了对翼城县北关村的问卷调查，在收回的250份问卷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现在有两个孩子。

　　在符合条件是否生育二孩的意愿调查中，有25.2%的调查对象已经生育了二胎，有33.2%的调查对象在条件符合的情况下选择生育二胎，二者叠加只占总数的58.4%。

　　而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各区县组织实施了针对“单独”家庭中已育一孩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结果显示67%的农村户籍“单独”夫妇想要生育第二个孩子。

　　这再次印证了梁中堂的“反省”，政策上可以生育二胎的翼城县妇女比不能生育二胎的北京市妇女的生育意愿还要低。荆乐介绍，近年来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而《人口和社会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

　　除了翼城县，“农村二孩”政策在我国许多地区实行，比如有地区允许确实有实际困难的夫妇生育二孩，有地区允许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农村家庭生育二孩。

　　河北省迁安市阿兰庄中心小学招收周围3个村子的学生，2009年由于生源减少，阿兰庄小学已改为幼儿园，“当时学生最少的两个年级分别只有7人和11人”，阿兰庄小学的崔校长告诉记者。

　　现在这里有101个孩子，是近年来人数最多的一年，崔校长对3个村子摸底后认为，这样的学生人数高峰还将持续几年。“101人中只有33个孩子是独生子女，包括16个女孩，我估计独生女家庭都会生二孩”，崔校长说。

　　崔校长在这所学校工作了20多年，学生最高峰时，这所学校有近500名学生，有的班就有80多人。为何今年学生人数多于往年，正是因为他们就是上一拨高峰期学生的子女。

　　值得注意的是，阿兰庄小学的500人和101人的两拨学生高峰表明，即使2015-2018年人口生育数量将有较大增长，仍然显著低于1986-1990年生育高峰阶段的出生人口数。

　　任远认为，不宜将这段时间人口出生的显著增长归因于生育政策的调整，避免将因为人口惯性带来的生育反弹归咎于政策调整。

　　明天，一对夫妻如何

　　供养四位老人？

　　未来10年，我国“421”家庭的数量至少会有上千万个，引发的养老压力呼唤社会养老机制。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1980年我国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1990年是10：1，2003年则是3：1。

　　在这20多年里，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长大成人，并开始养育下一代。于是，由4位老人、1对夫妻和1个孩子构成的“421”家庭数量激增。在这样的家庭里，在职职工供养退休人员的巨大压力表现明显。

　　“小皇帝”变成“顶梁柱”：“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

　　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目前却正在经历一个与发达国家类似的老龄化过程。如何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时间，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收入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

　　28岁的翁美香所面对的既有“养不起孩子”的顾虑，也有“养不起父母”的担心。

　　翁美香夫妇都是独生子女，2003年从浙江来到上海，开了个十几平方米的小理发店。她的父母和公婆都是退休工人。除此之外，她的爷爷奶奶仍然健在。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她和丈夫要照顾并供养6位老人。

　　翁美香常常为此担忧，她开玩笑说：“如果有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最好是有一两个哥哥。”

　　现在，夫妻俩拼命挣钱不仅仅是为了3岁的孩子、为了自己的小家，也是为供养老人做准备。翁美香说，自己对未来没有太多打算，因为“根本不敢多想，过一天算一天”。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421”家庭中的小两口大都经历了“小皇帝”的阶段，而如今则不得不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局面，“很多人叹息压力大，我们从‘小皇帝变成了‘顶梁柱。”翁美香说。

　　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说，未来10年，我国“421”家庭的数量至少会有上千万个。“421”家庭引发的最主要社会问题就是养老压力。

　　最近一项对京沪穗城市居民的调查显示，35%的城市家庭要赡养4位老人，49%的城市家庭要赡养2位至3位老人。而从赡养费看，35.6%的城市家庭每年花费超过1万元。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五分之一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根据预测，到2050年，我国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在“421”家庭里，养老负担只会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要面对1对年轻夫妻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除此之外，“空巢”导致险情频出：最近调查显示大中城市老人“空巢”现象惊人。

　　子女叹：“除非我变成‘千手观音，还得有‘分身术”

　　2005年1月5日，就在我国13亿人口日来临之前，北京一位老干部的遗体在自家卫生间内被人发现，身边有大量血迹，已死亡多日。警方认定，老人是因为大出血未得到及时救护而死亡的。他的孤独辞世充分显示了“421”家庭和“空巢老人”的潜在问题。endprint

　　在“421”家庭里，由于子女数量少，许多老人处于“空巢”状态，导致险情频出。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独生女高风兰2004年结婚，2005年生下一个女儿。夫妻俩平时忙忙碌碌，经常不在家，几乎没法照顾身体不好的父母。高风兰说，前段时间她的母亲犯心脏病时家里没人，幸好邻居串门及时发现才救回母亲一条命。“除非我变成‘千手观音，还得有‘分身术，否则根本就没法照顾好4位长辈。”她无奈地说。

　　根据北京市、上海市近年来的调查，两个城市老人家庭的“空巢”比例分别达到34%和36.8%。

　　全国老龄委最近在大中城市进行的老年人居住情况调查，结果令人吃惊：北京市安德里社区老年人55.63%是“空巢”，沈阳市铁西区康宁社区和太原市杏花岭区锦绣园社区“空巢”老人更是分别高达73.18%和71%。

　　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据权威部门预测，到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

　　按照这一预测，中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到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只有短短25年的时间。4：2：1结构冲击家庭养老，和谐社会需解养老难题

　　现在很多城镇老人为了不给子女添麻烦而选择“独守空巢”，他们在对儿女“看不见”的思念中度日，而儿女们忙于工作和应酬，经常把老人“忘”了。福州市区凤凰北新村一位80多岁老人日前被发现在家中孤独去世。老人的老伴在多年前已去世，几个子女住在福州，但都没有和他一起住。

　　这位老人的孤独去世警示世人，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尚需探索，在我国“老龄社会”即将来临的时候应先破解“养老”难题。

　　我国65岁老龄人口已逾1亿，老年人健康应予以重视，2030年我国预达人口老龄化高峰，届时如何应对？上海老龄化达到“世界水平”，5个市民中有1个老人，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养老机构依然受到冷遇。

　　面对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高龄化显著的趋势，全国老龄委2011年9月21日發布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十二五”期间，中国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老年社会保障，以及老龄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老年产业、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所要实现的目标和任务。

　　今年30岁的黄先生不久前刚刚当了父亲，望着自己怀里这个还未满月的孩子，黄先生感慨良多，一个四个老人、两口子、一个小孩的“421”的家庭架构正在他的家庭形成，难道今后自己的晚年生活全都要依靠现在的这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黄先生感叹实在“不敢想象”。

　　如何让百姓老有所养？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是生育孩子

　　有人认为，未来经济发展了，养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决养老问题。按此说法，美国、欧洲、日本都应该养老问题更轻，因为他们经济发达养老制度健全。但现实却相反，那些经济不发达、养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结构年轻的国家养老压力最轻。养老人不是饲养动物，人的需要会跟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样，所以说经济发展养老问题就解决的想法纯粹是不把老人当人看。而制度只是个壳子，养老归根结底是工作的劳动人口养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养老制度在养老人。老人手中的货币，只不过是一堆纸，还必须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真正的财富，也不能变成亲情。无论何种养老方式，归根结底的依靠者和养老供给者还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别人的的孩子。如果整个国家社会都没有孩子，未来就没有劳动者，也就不会有人给你养老，一切养老方式也都无法存在。所以，养孩子，才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出路。

　　现在一对夫妇少生一个孩子看似是提高了生活水平，可未来呢？是平均一个孩子养两个父母生活水平高，还是两三个孩子养两个父母生活水平高？这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养孩子边际成本递减，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高，养孩子风险远比其他投资方式低，且能解决老年依赖和感情需求问题，所以养孩子是最好的养老方式。而一胎政策，无疑让许多国民老来穷，养老压力沉重，甚至因独子死亡而老无所依，尤其是对农民和城市穷人更是如此。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力严重短缺，必定会造成物价大幅上涨和服务价格飞涨，让老年人手中的货币大幅贬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重老龄化，经济不景气，使老年人的养老投资大幅缩水。由于独生子女政策，未来劳动人口比例大幅下降，养老空有制度而严重缺乏劳动力对其投入，社会化养老方式处于低水平的濒临破产的运转，老人获得的养老资金必定相对于不计划生育而大幅减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中国未来劳动力大幅减少，财政收入增加困难，政府对医疗、养老等民生支出必定增长缓慢或下滑，让老人生活更加凄凉。

　　有人说：“我将来有养老金，不靠孩子养老。”诚然，一个家庭的老人可以不靠自己的子女来养老，但不容置疑的是，全中国的所有老人却必须靠全中国的所有年轻人来共同养老。

　　少生就能快富吗？

　　背景：大别山某农村

　　我小时侯在老家，村子里有一个叫周二的农民，他从1982年开始，到1988年，连续生了4个儿子，他两口子打算如果第二胎是个女孩就不生了，可是连续生了4个儿子也没有生女儿。

　　记得当初人们都笑话周二，认为他的儿子长大后肯定打光棍。其他家庭有的响应号召生一个，有的超生一个，在上世纪80—90年代周二过得确实艰难一些，整天下乡给人家补塑料盆补塑料桶。四个儿子都不好好学习，成天打架斗殴，这样一来，村人更加看不起周二了。

　　可是前几年开始，他带领大儿子和二儿子到浙江打工，走了好运。第一年爷三个挣回来5万多元，第二年挣回来8万多元，第三年挣回来十几万元，他们家的小洋楼早就盖起来了，共有房间近二十间，上下三层，装修华丽，给大儿子和二儿子娶媳妇用。这两年三儿子和四儿子也出去打工去了。周二对我说：我还可以再干几年，等再盖起一座洋楼，我就回来不干了，让四个儿子养我，我也该享享清福了。endprint

　　我问他家老三，你大哥二哥的楼房你喜欢吗？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叔啊，我要和你一样在城市生活，我打算打两年工之后自己开个饭店，在城里买房子，不在乡下住了。我说，有出息。

　　这个周二一共弟兄四个，周大已经不幸离世，留下一个儿子。周三当年响应号召，只要了两个女儿，周四一男一女。我和周四的年龄接近一些，只比他大两岁。我考上高中继续攻读的时候，周三、周四已经结婚生子了。当时计划生育的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因此周三和周四在犹豫的状态下各生了两个。当时周父劝自己的三儿子再要一个儿子，周三拒绝，认为孩子养多了没有用，因为当时周二家的生活确实比较艰难，几个儿子不好好上学，考学没有一点点希望，成天打架斗殴，给大人添乱。因此看了周二的教训，周三无论如何也不要了。

　　今年春节回家过年，他们弟兄三个我都见到了，因为我比较关注计生问题，于是就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我问周三：“孩子怎么样？”他说：“大的在常州服装厂打工，一个月2000多元，小的刚毕业，打算今年也出去。”我继续问：“看了你二哥的洋楼，想不想再要一个儿子？”他笑笑：“无所谓，两个女儿也好，不用考虑盖楼，负担轻。”我说：“是啊，两个女儿好，老了有你的福享。”他说：“享福，不敢想，大的在常州谈个对象是江苏的，嫁那么远，几年回来一次就不错了，等于没养啊。”

　　现在农村的姑娘在外地打工，往往和外地的小伙子談恋爱，远嫁外地，作为父母也控制不了，很无奈的。

　　我还有一个同学，春节回来对我说他小叔家的事。他小叔有四个女儿一个小儿子，当年也是不生儿子誓不罢休。同学对我说现在就应该多要几个女儿，那是真享福。我问为什么。他说：“我小叔的大女儿和女婿在东北开饭店做生意，去年买了两辆小轿车，第一辆是福特，开了3个多月感觉不好，就换了一辆奥迪。第二个女儿和女婿在新疆做医药生意，去年一年挣了200多万元。今年过年回来，他们给我小叔拜年，带回来很多东西，有穿的，还有吃的，我小叔和婶子吃几个月也吃不完。看到我小叔家的楼房刚盖好还没有装修，大女婿和二女婿一商量，每人给了5万元，用于装修。”

　　我同学说完后，感叹说：“还是应该多要几个孩子啊，我们村现在没有不羡慕小叔的，特别是那些响应一胎化号召，现在后悔得肠子都青了，真是悔之晚矣。”

　　周二和这个同学小叔的晚年幸福生活肯定是很有保障的，这样不给国家添负担，不给别人带麻烦，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现在重新认识超生户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他们是为中国作了贡献的。

　　第一、正是这些超生户的存在才使中国的人口灾难减轻了许多。如果按照当年计生委的政策生育率1.53，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中国早就陷入了更糟的境地。

　　第二、这些超生户当初都给当地政府缴纳了巨额的超生罚款，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陷入贫穷无助的状态。但是他们不怨天不尤人，而是默默无闻地养大了自己的孩儿。

　　第三、这些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在各条战线正在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四、这些家庭的养老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给国家增添负担，如果没有这些超生家庭，中国的养老负担将成倍增加，中国的老龄化冲击将强烈10倍。

　　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伦理生态

　　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多子多福、父慈子孝、夫妻和乐、家族荣辱等观念虽然有其封建局限性，但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长盛不衰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现行人口政策不分良莠地摒弃传统的家庭、伦理及生育观念，已经对中华民族的人文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

　　人的社会情感，主要包括亲情、友情和爱情。而亲情又包括父母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还有与叔、伯、姑、舅、姨之间的亲情，以及由这些关系衍生出的堂兄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乃至更大范围的亲情。这些亲情能使他们共同度过生活的难关和风险。而现在因独生子女家庭居多，堂亲、表亲这些层次都逐渐弱化或者断绝，危机之时没有靠山。这种人伦的缺陷必将导致国民精神生态的失衡和破坏。

　　对于善恶行为对家庭及后世的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说法，这对于引导人们尊崇道德、诚信，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现在人们少生或不生孩子，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最终可能惠及子孙还是累及子孙，自然少了很多顾忌，客观上助推了社会风气恶化。所以，有必要放宽生育政策，更新生育观念，对已经破坏的人文生态进行必要的重建。

　　30年后中国或需鼓励生育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领土，因为若无人，再大的领土也没有意义。它不是资源，因为若无人，再多的资源也没有意义。它也不是制度与文化，因为若无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根基是人。又由于决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数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励或抑制生育），所以我进一步地认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基。历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灭绝了。人是一切的创造者和最终所有者，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力量之源。没有人口就不能称为国家或民族，没有生育就不会有国家与民族的延续。历史的演变一再证明，人口与生育才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没有人，能谈什么？什么都不能谈。人的力量才是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谓物质力量，那都是暂时的，那都是人创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没有人，什么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纵观人类历史与未来发展趋势，一切经济的优势都会成为过去，一切科技的先进都会落后，一切军事的强盛都会衰落，一切国力的强大都会被送进历史的课本，只有子孙兴旺延绵不断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还有机会；缺乏人口，一切机会都不属于你！人在，机会便在！强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历史表明：人旺人强，她一定会强；人衰人弱，她一定会弱！历史的机会总是大而重，历史的机会最终只属于拥有强大人口与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渐淡出。

　　所以，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细胞，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再生产，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统一体。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也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标准。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超低生育率，是一个无法维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育率。中国现行仅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来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必定使中国面临重老龄化，必定会危害中国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使中国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形式。很显然，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需要彻底改变的时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中国也已经到了鼓励生育的时候。

　　责任编辑/周武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