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进一

　　楔子

　　今年三月，当我在上海市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一个拥有256名社工，以协助政府“预防和减少犯罪，消弥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为己任的民间团体作专题采访时，促进会秘书长丁友明说的一句话让我深受震动——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是以生命影响生命。”

　　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两个“生命”具有不同的含义：前者指社工，后者指社工的工作对象（一个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特殊人群）。

　　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七个字让人感到好沉重。

　　它意味着社工们心怀平安梦想，主动把自己处于与“工作对象”同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懂得，只有互相尊重才能互相信任，这是需要境界的；

　　它意味着社工们以自己的生命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这是需要有牺牲精神的；

　　它意味着社工们立下了“不信东风唤不回”，誓把“特殊人群”改变成正常社会人的宏愿，这是需要“韧的战斗精神”的。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256名社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去感化那个“特殊人群”的生命。

　　无法统计，这么多年来，有多少迷途羔羊被社工们从歧路上拉回；有多少行走在犯罪边缘上的人因社工们的苦苦劝说而悬崖勒马；有多少颗冰冷的心被社工们用火热的心捂暖；有多少次可能搅动社会安宁的“剑拔弩张”面对社工们的一腔真情变得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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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将社工比喻为“能时时拯救苦难众生”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实在是最确切不过了。现在，“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已经延伸至“预防和减少犯罪”这项浩大的社会治理系统工程中的每一个角落——在学校、妇联、市场、工业区、拘留所、看守所、人口计生、信访、精神卫生、未成年人教育等各个领域都能见到社工们忙碌的身影。

　　“千手观音”又有了别样的传说……

　　1、威严下的和谐

　　闵行区看守所、闵行公安分局拘留所在同一大院：三鲁公路600弄199号。电网围绕其间，铁门漆黑厚重。

　　距铁窗最近的地方是驻所社工办公的地方。身材小巧的社工金季鹰一身便装，扎着马尾，在一群穿制服的民警中间显得很特别。她特意指了指大门旁一块镌有“闵行区特殊人员专业社会工作综合服务站”字样的铭牌对记者说，这块牌子是2008年挂上去的。怎么样，第一次看到吧？我们现在被称做“驻所社工”，这在全市是首创，我们闵行独有的。这是在区综治办、团区委的牵头下与闵行公安分局一起引进的新的社工工作机制。

　　小金把我带到这个综合服务站。站里有两个办公室：一楼的谈心室与二楼的社会特别关护工作室。她介绍说，这个站主要对22岁以下的青少年开展关护、禁毒和行为矫正工作，有6位社工。把服务站设在这里，是我们争取来的，从监所内移到了外面，为的就是让这些犯有罪错的青少年感受到“自由”的氛围。

　　如果将预防犯罪体系比作一局棋，这里无疑是距安全边界最近的地方。“他们绝大多数属初犯或偶然犯罪，若能及时更正，即可极大降低社会犯罪率。”作为站长，金季鹰对监所状况有着清晰认识，“违法背后，往往有超出行为本身的症结。曾有调查发现，违法人多有各种沟通障碍或家庭障碍。所以要想改变一个人，帮助不能仅限于关与管，而要从症结入手，才能使他们思考，也让社会思考为何他会犯罪。但这一点，仅凭拘留所、看守所很难做到。”

　　“助人自助”，是社工的工作准则，意思是帮助对方学会帮助自己。金季鹰说：“越接触他们，就越感觉到他们太缺少爱了。”

　　一年前，甘肃来的小涛大专毕业来上海实习，在网吧破解了收银台程序，取走600元现金，小涛因此被拘。社工范庆华至今记得和他的对话，“他很聪明，但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多大危害，只说他对电脑的迷恋，对技术的崇拜。一周中我们谈了3次，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成了电脑的奴隶。”出去后，小涛应聘又遇到黑中介，几乎走投无路，范庆华特意为他的手机充值，为他联系企业落实工作，联系宿舍，联系家人，直到他拐过人生这道弯……

　　今年18岁的小杨是从河南来沪打工的青少年，父母在老家务农，姐姐在河南上大学，每年的学费就要2万多元，家庭经济拮据，爱好画画的小杨初中一毕业就不得已辍学来到上海，在亲戚开的一家汽车美容店工作，以资助姐姐完成学业。夏日的一天，一位顾客认为小杨刮掉了他车上的油漆，向小杨索赔，小杨不服，两人发生争执，继而扭打在一起，店里的人报了警。冲动的小杨竟与警察发生了矛盾，结果因“妨碍公务”而被处以行政拘留。

　　面前的小杨，显得沮丧又无奈。他表示现在终于明白实在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尤其是不应该和警察发生冲突。但当时他真的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冤枉，他控制不了自己。是社工告诉他，你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不是这样的方式，这样做非但出不了怨气，反而加重了矛盾，害了自己。为了让小杨更好地认识自身的问题，社工和他做了个小测验，来一个“情绪上的接龙比赛”：由一人写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小杨和社工轮流交换角色），另一人来辨识他的情绪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紧张、烦躁等。写下事情的一方再叙述现在的感受，如“我现在很开心”等，另一人则确认想法背后的原因，如“那是因为你要升职了吗？”等……“把事情写下来，让别人看后辨识自己的情绪，再自己品味一下感受”，这样的“测验”使小杨深受启发：以后遇事得先“冷一冷”。

　　小杨说，社工的开导使我明白，那次事情的发生是情绪给我带来的陷阱。那么，如何避免再次陷入那样的陷阱呢？社工问他，你爱好画画，它给你带来了什么？小杨说他很享受画画带来的快乐，能连续地画上好几个小时。社工说，这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所以，以后發生类似的事情，你就用画画来表达吧……

　　小杨现在情况如何？社工告诉我，小杨离所后，他们通过电话访谈，知道他一得空闲就画画，他的生活开始有了规律，他说要用画画思索未来，迎接明天。

　　社工进驻拘留所，效果确实不一般。闵行公安分局拘留所所长李强说：“社工专业的工作方法，缓解了所内对立情绪，对我们也有全新启示。可以说，民警与社工的组合是刚柔并济，体现了威严下的和谐。社工在我们这儿，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社工站的负责人虽然因工作出色被提升到新的岗位，但该站仍然不懈地传承着荣誉和使命，其事迹被国家级杂志登载。

　　如果说驻所社工是将“手”伸向了距安全边界最近的地方，那么，驻校社工则是向预防犯罪体系的源头伸出了另一只手。记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安排更具深远的眼光。

　　莘北路上的启德学校，主要招收和教育有严重不良行为或一般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在校生46名，老师也有40多位，几乎一对一。”校长周硕青说，“但社工的作用和老师截然不同，社工自2010年始正式进驻我校，他们的作用已不可替代”——没想到，校长与监所领导对社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的看法竟异口同声，如此惊人地一致！

　　与校长一起走在校园，迎面而来的孩子们，都会彬彬有礼地向我们打招呼。蔡燕华是第一任驻校社工，孩子们老远见她，就会亲热地喊她一声。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凑上来，蔡燕华拍拍他，“最近好不好？”男孩笑了，“老师，我现在挺好。最近在练歌，还有航模，都要参加比赛了。”男孩的语速很快。过去呢？他不好意思了，“我喜欢动，上课说话，以前老师很严，所以还逃课。不过这里老师和社工老师都很好，常鼓励我，很开心。”

　　“这里的孩子一点不差，是不是？”蔡燕华感慨。“其实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你可能想象不到，有家长会恨不得孩子天天别回家，有家长除了给钱一概不管。青少年最具模仿力和叛逆感，家长与社会环境对孩子影响巨大，但教师在课业压力下，很难再多担负起额外责任。”

　　蔡燕华向我介绍：正因为此，闵行区近年来将社工“联校制”逐渐拓展到“驻校制”，以进一步整合校内外资源，深入帮教。“联校社工的定位，是学生的辅导者、引导者和联络者。”闵行区政法委一位领导说，“‘联字体现了社工、学生、家长、老师的联合，也体现了学校、家庭、社会资源的联合。而驻校，是进一步深化。”

　　“开始老师还疑惑，以后学生听老师的还是听社工的？”在学校看来，社工驻校极大拓展了学校教学、教育空间，“不过疑惑很快没了。社工从学生的社会性切入，关注学生成长环境，使学生各尽其能，这与教育工作者的目标是一致的。”

　　青少年社工工作室主任鲁静说，社工驻校后，首先为每个孩子建起了情况登记表，“做得最多的是家访，了解每个孩子的生活环境，找到问题根源，再采取专业方法介入消解。此外，闵行还引入了香港‘正面成长计划，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帮助学生找回自信。”

　　采访中我了解到，目前，促进会名下已有14个社工站、点已与109所小学、初中、高中、民工子弟学校等学校签订联校协议，覆盖率达78.4%，计有28名联校社工已进入各重点服务学校，并对先期掌握的1360名行为偏差生、特殊生等重点对象实施帮教服务的同时，开展了针对广大学生的正面成长教育计划的探索性实践。在闵行地区，一个以青少年专业社工为主体，矫正、禁毒专业社工协同，学校、青保、团委、教育、检察、法院、公安、司法、综治等多方面配合的联校工作体系已基本建成。

　　2、破“茧”而出获新生

　　当一直自视甚高的小Z接到社工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明天参加社区“矫正宣告会”时，他气得浑身发抖，简直有点不能自己了。

　　他怎么能不大动肝火呢？今年才27岁的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入了党，跨出学校大门不久又成了国企职工。最近却因一桩“小事”（违反交通法规后不服处罚，殴打警察）不但被开除出党，丢了饭碗，成了无业人员，还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5个月，由此成了社区里的“矫正对象”——管制分子了。

　　落差太大，小Z無法接受。

　　所谓“矫正对象”，是指被处以“缓刑、管制、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四种人。为防止他们重新犯罪，同时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顺利度过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期，政府专门设置了矫正机构，在闵行，就是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下设的“区矫正中心”（各乡镇、街道则设分中心）具体负责此项工作，这也是“预防、减少犯罪”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之一。

　　按照矫正流程，小Z成了“矫正对象”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社区报到，参加宣布他为“矫正对象”的“宣告会”。所以，当社工第一次电话联系小Z，通知他参加明天对他的宣告会时，没有想到在社工们看来是那么平常的一个流程，却深深地刺痛了对方的自尊心。气愤之极的小Z先是表示今天通知明天就要出席，太“不人性化”了！他的父亲预约了明天的专家门诊，他要陪父亲看病，明天肯定去不了。他还“义正辞严”地要求同社工领导“对话”。后来专职干部与其通了电话，告诉小Z明天上午自己也在医院陪母亲，下午还要回来参加宣告，要求小Z分清事情的主次……口气极为严厉。小Z这才于规定的时间内很不情愿地趿着拖鞋，穿着短裤参加了宣告会，态度散漫、随意，当场受到民警的训诫。

　　宣告会后，社工通过同小Z的几次接触，了解到小Z对法院和执法监管心存怨气，情绪极为抵触。此后不久，小Z又在第一次集中教育活动中缺席，被勒令到矫正分中心接受训诫教育。由此可见，小Z这个人虽近而立之年，但心智尚不成熟，抗压能力很差；同时缺乏自省，没有从深层次上寻找自己犯罪的主观原因；再就是他母亲对他的过度溺爱，导致了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针对小Z的情况，社工先是对他进行心理调节，告诉他过去的事情既然不可挽回，那就要在今后的生活中尽力弥补，不要去钻牛角尖；然后对他进行法制意识教育，使其明白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与在监狱服刑的性质是一样的，平时要有“在刑意识”，监外执行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但是有限的。

　　为了让小Z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社工多次还原了案发当时的场景。通过这样的“还原”，小Z终于承认自己当时确实违反了交通规则，但他认为交警的态度太过粗暴。原本他以为这种事情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没想到要扣分罚款，所以就和交警起了争执，到现在也想不通当时自己为什么会动起手来。社工为小Z仔细分析了事情的起因，指出交警与他素不相识，并非有意和他过不去。对此，小Z也表示理解，但他因此被开除出党，丢掉了国企工作，光明的前途被毁了，对此，他总是因“处罚太过”而难以释怀。

　　社工向他指出，出了事不要一直想着过去，那样会作茧自缚。你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即交警的执法者身份是由其职业所赋予的，他也和你一样，也是一名劳动者，只不过他的工作是交通执法，恪尽职守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你没有理解、体谅别人的工作，在当时没有接受应有的处罚，却一步步失去理智，最后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才酿成了今天恶果……

　　家庭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没有了家庭的呵护，人会冷得发抖。为了帮助小Z对今后的生活树立起信心，社工以家庭为切入点，帮助他寻找家庭中有利于他矫正的因素。小Z的父母虽然因对他过度的溺爱，导致了他的不良性格，但在事发以后，父母在对自己的反思中认识到是自己的溺爱害了孩子，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过多地责备儿子，而且给小Z以情感上的理解和支持，并非常配合社工的工作。小Z明白了家庭永远是自己的避风港，但光从家里索取而不付出是不对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小Z决心和家人一起度过难关，并安排好自己将来要走的路。社工的循循诱导使小Z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你在社会上扮演何种角色，都需要去理解他人，只有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才会“退一步海阔天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

　　在三个月的矫正服务过程中，小Z从对社区矫正的轻视和对抗，到被训诫之后受到震动，又通过学习法律法规和参加社区服务后，思想慢慢有了转变。自第一次集中教育迟到后，小Z没有再发生违反社区矫正规定的行为。同时，小Z急躁的性格和脾气也有所改变，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他都能够主动配合，“在刑意识”明显加强，情绪渐渐地平稳下来。

　　至于重新就业，小Z表示自己心态已调整得不错，今后有合适的岗位都愿意去尝试一下，但现在不着急，索性等矫正期结束后再找工作。社工表示以后会继续向他提供就业信息……

　　小Z终于面对现实，破茧而出，顺利地度过缓刑期，走向了新生，展现在他面前的是辽阔的海洋和浩瀚的天空。

　　世上什么最复杂？毫无疑问：人心。所以，要矫正一个人的不良行为和扭曲了的心理是非常艰难的事。然而，从事矫正社会工作12年的顾佩兰却做得顺风顺水。从未听说过有向她“翻毛腔”（沪语，逆反的意思）的服务对象。记者问她“诀窍”在哪，她说就四个字：“精准矫正”。

　　何谓“精准”？顾佩兰的做法是：根据服务对象不同的犯罪原因、性格特征以及家庭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个性化服务。也就是说，每接受一个矫正对象，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法律文书等个人信息（必要时下社区了解）详细了解服务对象的社会、家庭背景，性格脾气以及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犯罪全过程等。把这些情况都摸清楚了，再对症下药地制订出个性化服务的对策。顾佩兰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

　　在接受青少年矫正对象刘某之前，顾佩兰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刘某犯故意伤害罪时尚未满十八周岁。刘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由母亲带其来上海生活。刘某这个孩子性格盲目冲动、自控能力差，初中未毕业就过早地踏上了社会，平时交往中交了些不良朋友。顾佩兰深知，刘某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成长阶段，认知行为方面不完善，辨别是非、区分良莠和抵御外界影响的能力差，加之自控力弱，行为不稳，模仿力强，好冲动，易被诱惑实施犯罪。对于刘某来说，最佳方案是先为他提供过渡性安置基地。这不仅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就业机会，更是让他摆脱狐朋狗友的良策。接纳单位鼎鑫饭店根据刘某的年龄状况、受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及行为特点，安排他在厨房做一些基础的洗配工作，并提供相应的技能培训以提高刘某的适应社会能力。

　　厨房洗配工作较为辛苦，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监管，极易对工作失去耐性，从而再次回归到无业状态，极易再次受到不良朋辈的影响。为了避免反复，顾佩兰一直与刘某保持着热线联系，关注着他的“动向”，不断对刘某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定期对他的表现进行点评，并把刘某的日常表现情况及时、客观地向安置帮教小组进行反馈。

　　不过，令顾佩兰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次，刘某在厨房与同事发生争执时，顺手操起了菜刀，幸好被同事抢夺下来，才避免了一场大祸。顾佩兰在与其沟通中，觉得如果直接指出其错误行为，他虽然会承认，但是效果不大，一般情况下容易承认的错误，再犯几率也大，为此顾佩兰采用不直接批评，引导其自己认识错误的办法，委婉地问他最近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希望其能够具体谈一下。刘某坦率地说了那件“操刀”事件。原因是那个同事说话总是骂骂咧咧的，这次他实在气不过，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没控制住……但他声明拿出刀只是為了吓吓他，并没有想真的想伤害他。

　　刘某还告诉顾佩兰，那个同事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不单是对他，对其他同事，也是脏话不离口的。顾佩兰来个顺势而为：那其他同事遇到这样的情况，是如何处置的呢？刘说称其他人都是随它去的，知道那个同事的脾气。顾进一步问：为什么其他同事遇到相同的状况时的反应是不予理会，而你却采取截然相反的处置办法呢？况且一拿刀，性质就变了，有理也变成无理了。另外，当时，如果没有其他同事在场，你真的能够把握自己吗……问题一步步地深入，刘某承认自己的情绪没有把握好，行为有失考量，其实那个同事跟自己也没有什么大的过节。顾佩兰问他，接下来准备怎样做呢？刘某说，主动道歉，取得对方的谅解。此后，刘某不仅改善了与同事的关系，还改变了上班总是迟到的坏习惯。

　　在社工的循循善诱下，刘某顺利度过了矫正期。不久，好消息传来，刘某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个容易冲动的少年，慢慢地有了“定力”。

　　3、心雨沥沥地下

　　“如果没人关心，他们就像定时炸弹”。社工庄晓炜坐在闵行区自强康复指导服务中心的办公室，淡淡地说。这个单薄的女孩子所指的，是一个极特殊的人群：吸毒者。“他们是特殊的危险群体。毒品危害的，不仅是个人健康，更涉及家庭与整个社会。对于这个群体，常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我们却天天要同他们打交道，想方设法让他们戒毒。”

　　“要想这些人远离毒品，必须从各个角度全面介入。”在禁毒工作室主任毛峻嵘看来，禁毒社工的要求相当高。因为对象的特殊性，必须将社工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发挥到极致，同时还要做好终生服务的心理准备。“目前中心工作主要以整合社会资源为主，开展就业指导，药物治疗，家庭联谊等项目。”毛峻嵘介绍，“最重要的是就业，只有让他们回归正常社会，才有希望真正远离毒品。”

　　让社工小庄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她接手的一位戒毒对象小李，“他原本有自己的公司，有房有车，但染上了毒品。社工介入后不久，有一天他全家突然消失了。”小庄回忆说，找来找去，只剩下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正焦急时，小李的妈妈突然出现了。

　　原来小李被送去农场劳动了。父母为了帮他还债，变卖了所有家产。他妈妈告诉小庄，儿子还染上了性病，问小庄怎么办。小庄说，“我找卫生部门帮他做了检查，与他通信。但几个月后他出来，看到家里境况还是崩溃了，他的母亲几乎失明，我只有不断找他沟通。”

　　渐渐地，小李接受了现实，想再开始找工作。为了使小李回到社会，庄晓炜帮他在一家建筑工地找到了工作。“现在我们每月见两次面，戒毒后他人胖了，脸色也好了。我挺开心的。”要知道，对于禁毒社工来说，最让他们有成就感的事莫过于他们的服务对象都能戒毒3年以上，以后不再复吸。

　　为了帮小李，小庄获得了闵行区卫生、民政、就业等多个部门的援助。闵行区司法社工搭起的网络，为这场“禁毒战”提供了极大支持。对此，小庄深有体会：“首先要清楚社工不是万能的。我的目标是帮助‘边缘人在社会中找准位置，成为正常社会人。”

　　是的，禁毒社工不是万能的。他们只是教育者、引导者，更重要的是沟通者、社会资源的协调者，在混沌中给予力量，在迷茫时指出方向。这已成为闵行全体戒毒社工的共同理念。曾经的吸毒人员王某就是这一理念的受益者。

　　當禁毒社工徐叶萍于2010年接手王某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时，王某不无得意地声称自己已“成功戒毒多年”。

　　那还要社工做啥？我不禁有点疑惑。娇小美丽清纯的小徐笑了起来：事情多着呢！首先得确定他说的话是真是假，这就得通过尿检验证，而且不是一次二次，花费的时间也不是一年二年；再就是即使他说的是真的，还要防止他复吸，一时戒了，不等于长期戒了，长期戒了，不等于永远戒了。对有的人，我们得用一生的时间去关注他……她的话使我想起丁秘书长所说的“用生命影响生命”这句话来。小徐向我讲述了有关帮助王某与毒魔彻底了断的故事。

　　王某初中一毕业就踏上了社会，再没进过学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江湖上混了。”这一“混”不打紧，他稀里糊涂地做了毒魔的俘虏。他也知道毒品的危害。所以，为了戒毒，他耗尽家产，吃尽苦头。期间，公安监所当然是几进几出，还与民警发生过冲突。好在他有个贤惠的妻子，不嫌其烦地想方设法为他戒了毒，个中艰辛，一言难尽。

　　王某说他已经戒了毒，小徐当然高兴，不过需要通过尿检证明啊。可是王某不肯配合，态度强硬。他不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以为与公安一样，又要来处罚他。小徐一次次地上门，苦口婆心地解释、说明，王某这才慢慢明白，社工不是来处罚他，而是来帮助他的，他终于勉强愿意配合小徐工作了。说“勉强”，是因为尿检实在是个非常麻烦的事儿，要多次进行；第一次后隔两个月再检，第二次隔三个月，第三次隔四个月……以此类推，历时四年方才完成，每次都要社工去敦促，求爹爹拜娘娘，看脸色费口舌，这需要多大的耐心与毅力啊！最后证明王某说的是真的，他已经成功戒毒。

　　然而，戒毒难，永久戒毒更难。俗话说，安居才能乐业，对于戒毒者来说，次序正好相反：只有“乐业”了才能“安居”（定下心来）下来。而“乐业”，首先得有业。当小徐得知王某爱好种植葡萄，并且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时，便鼓励他以此为业，大胆干，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这下王某来了劲，一下子租了20亩地作葡萄园，与妻子一起管理。种植、养植的品种繁多，有奶油葡萄、巨峰葡萄、玫瑰香葡萄等，还养了鸡鸭羊兔子，甚至刺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有一年，葡萄长势良好，眼看丰收在望，但老天爷忽然变了脸，刮起了台风。狂风暴雨不止，葡萄园水漫金山。眼看一串串尚未完全成熟的葡萄快挂不住了，再不摘下来，损失更大，只得冒着倾盆大雨忍痛把它们全摘了下来。问题又来了，葡萄这东西是很容易变质的东西，如果不尽快“出货”，不过几天就会全烂。王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小徐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并表示他不想继续经营葡萄了。小徐心想，可不能因一个台风就把好不容易戒了毒，重获新生的王某打垮了。情况紧急，她火速与镇综治办取得联系，并号召小区居民购买葡萄。不过一二天功夫，小区居民、镇机关工作人员还有好多社工计200余人浩浩荡荡地涌向葡萄园，近400箱葡萄刹那间“抢购一空”，把王某夫妇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心里当然明白，葡萄哪里都有买，人们是冲着什么而来的。此后，小徐又打通多方关系，帮他解决了销售葡萄的免费摊位等问题。

　　现在的王某，葡萄生意越做越红火。他彻底戒毒的信心倍增，继续经营葡萄园的信心倍增。

　　教育、引导、沟通、协调，指明方向，给予力量。心雨沥沥下，喜看“边缘人”一个个地回归到正常的位置……

　　4、白玉花瓣展四方

　　闵行社工已名声在外，成为引领上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司法社会服务的一块“招牌”。

　　2012年5月，上海妇联系统首个社工组织——“白玉兰社工服务站”在闵行区正式成立，它是促进会众多社工服务站中的一个，专门为频繁地非正常上访的妇女而设立的。目的是为她们争取合法权益，帮助她们重建社会关系，改变偏激行为，改善生活方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在的微信朋友圈真是五花八门，把一类类、一群群的人分门别类地纳入了数以万计的朋友圈，其中有一个名为“失独家庭朋友圈”（“失独”，即失去独生子女），刘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刘阿姨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受到公司领导的器重；丈夫和自己双双退休，两份退休工资都不算低，另外还拥有两套房子，足够颐养天年了。岂料，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她家灾祸不断：先是爱女患上了重病，抢救无效竟于一周内死亡；紧接着，她丈夫患了癌症，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他，拖着病躯去镇信访办提出要求，希望在自己去世后，政府能多照顾照顾自己这个特殊的“失独家庭”，没多久，她丈夫溘然而逝……

　　刹那间，刚满60周岁的刘阿姨在短短一年内成了举目无亲的孤老，与此同时，她也成了白玉兰社工服务站的服务对象。

　　连续痛失丈夫和独生女儿的刘阿姨终日哀哀切切，情绪非常得低落。如果谁在她面前提起丈夫和女儿，她就会止不住地老泪纵横。当社工接到镇里通知上门看望她时，她说她晚上经常睡不着觉，一个人的日子实在太难熬。观其居室布置，缺乏温馨的摆饰，气氛清冷。刘阿姨还坦陈隐忧：她有心脏病，虽然平时和亲戚关系不错，但毕竟是独居，一旦心脏病突发，一个人死在家里也没人知道。在访谈中，刘阿姨透露自己刚加入了“失獨家庭朋友圈”，在群里诉诉失去独生子女之苦，大家惺惺相惜，一起回忆回忆过去的好日子，想想现在的苦日子，本想借此发泄一下内心的痛苦，岂料越诉越苦，越诉越气，认为都是政策害的，现在年纪大了，想再生个孩子已无可能。有人已经开始上访，群里有人怂恿刘阿姨参加。另外，她还主动询问能否得到专业心理咨询的服务。

　　刘阿姨的状况比较严重，社工下决心要把陷于“泥淖”中的刘阿姨拉出来，随即度身定制，为她设计了一整套专业服务方案。

　　社工深知对于寂寞难耐的刘阿姨来说，她不缺钱，最需要的是情感上支持。好在她乐于户外活动，于是结合春节慰问，邀请她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娱乐活动，以减缓她新近丧夫的哀伤情绪；当她因右腿意外骨折，不能外出参加活动时，社工就发动居委会妇女干部等轮流上门陪伴她，同时一直与她保持着“热线联络”。

　　接着，社工与居委会沟通，解决刘阿姨的安全问题。最后大家通过协商作了分工：由老龄干部物色一名小区近邻志愿者与刘阿姨结对，使她在突发疾病时能得到及时援助；再由计生干部负责寻找一种室内预警电子设备，在她家里住上一位“电子警察”；由妇女干部设法帮她改善室内摆饰，活跃房间氛围，培养她修心养性的兴趣；社工则密切关注她的日常生活，劝导她一定要充分依靠居委会等正规的支持系统，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门，有什么需要，及时告知社工及居委会。

　　社工还多次带刘阿姨参加心理咨询活动，取得了很大的疗效。第一次，情绪管理专题。刘阿姨如约而至，没想到她因受不了“5秒钟拥抱”热身活动的刺激，入座没几分钟就掩面离去，社工立即带着心理咨询师上门抚慰和鼓励，深受感动的刘阿姨理解了拥抱活动的美好蕴意，并敞开心扉，宣泄了最让她心痛的丧女之情。第二次，体验团体沙盘游戏。在导师的指导下，刘阿姨居然勇敢地表达出“我想有个家”的心声，还结识了项目组的几位主要成员。第三次，回顾与告别活动。此时的刘阿姨已经能够放松地融入小组活动之中，学着放下负面情绪，认真思考未来人生，最后刘阿姨大大方方地与大家一一“拥别”……

　　社工还利用刘阿姨对自己的信任，引导她正确看待失独家庭朋友圈中的信访行为。社工指出，失独家庭确实很不容易，应有的权益应该得到保障，但一定要注意理性维权。社工建议她要通过正规渠道结交知心朋友。为此，社工还牵线搭桥，为她介绍男朋友。

　　刘阿姨的生活热情终于被激发了出来：她已经不再敏感于表示亲密关系的字眼和行为，能够倾听家长里短的故事了；她不再整夜失眠，能做到按时作息了；她开始注意居室布置，柜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她新摆上的各色小盆栽；她不再担心孤身一身突发疾病时会产生什么严重的恶果，有什么不舒服就及早告诉居委干部；她不再愁云满面，而是露出了阳光般的笑脸；至于非正常上访等，当然也就与她无缘啦……

　　俗话说，“要致富，先通路”。闵行，一直是个不惜工本改善交通设施，舍得将大把大把的钱撒在马路上的地区，同时也是上海旧城改造最早最多，因动迁引发矛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白玉兰社工服务站的服务对象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因为对动迁分配不满引发上访的女性。服务站站长陆美芳说，事关动迁房的分配，涉及的经济利益又较大，所以这部分人的工作最难做，但只要有耐心，并抓住关键的节点，不少难题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2011年10月，动迁对象S阿姨因“土地证和内册资料不符，所分房屋楼层太差”而开始频繁上访。

　　镇里专门为此召开协调会，会后明确答复她：“事实证明土地证和内册资料不符”的情况不存在，但同意给她换房子。

　　然而，换了几次房，S阿姨都没有换到让她满意的房子。于是，她又重新开始了不间断的信访。信访办对社工说，问题不能解决，是因为镇里能提供的房源实在太少；可村干部的说法是，S阿姨太挑剔。

　　社工设身处地地想，S阿姨信访的时间不短了，同村的动迁户都已乔迁，就她一家还借住在路途遥远的吴泾，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知道。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听听她的真实想法。

　　家访那天，社工骑车赶到吴泾。S阿姨很是感动：“这么长时间，没人到这里来过，也没人好好听我说说话。”社工说：“阿姨，今天我就是专门来听你说话的。”顿时，阿姨一肚子的委屈倾泻而出。一讲就是两个半小时。社工静静地倾听，不插话，让她吐个痛快。在说到镇里为她提供的房子如何如何差劲时，她叹了一口气道：“唉，现在我情愿要顶层的房子，至少将来不会与邻居发生物业纠纷。”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社工：旷日持久的信访，已经使她精筋疲力竭。之前她几次不满镇里提供的房子，很可能是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房子。于是，社工对症引导：镇里是愿意给你换房的，可你自己也要心中有数啊！

　　不久，双方在协调会上达成协议。最终方案正是由S阿姨主动提出的“顶层房子”。由于只有二期才有这种房子，S阿姨愿意等一等。会后，她高兴地说：“非常满意协调结果。”

　　事情到此，看似“结束”了，但在漫长的等房期间，社工发现S阿姨不时地流露出焦躁的情绪，而且几次欲言又止，社工敏锐地觉察到S阿姨心中的结还没有完全解开。于是，社工直截了当地对S阿姨说，你有什么心里话或解不开的疙瘩尽管对我说，我会尽力帮你的。此时的S阿姨早把社工当作自己的主心骨了，见问，便痛快地说，下周可以去看房了，我想最后听听你的意见：如果重新信访，违章建筑换动迁房的胜算有多少？原来，她家老宅基地上有违章建筑，政府没有把它测量进去。社工反问：你觉得呢？她回答：可能性不大，可我不甘心，因为有的人家，违章建筑也分到了房子，我有证据在手！

　　这时，社工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房子，谁都想要，关键是政策允许吗？其实，潜意识里你也清楚这不可能，而且这个问题你只在第一次信访时提过，以后没再提了。再说，下周可以去看的房子，你都等了整整两年，方案还是你自己提出的，现在反悔，就是不守信用。阿姨，你辛苦一辈子，该安享晚年了。你们在动迁中已经得益不少，该知足了，房子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要再无效地为此耗费精力了……

　　一席肺腑之言，打动了S阿姨，她终于“放下”了，当即决定：“下周去拿房子！”

　　后来，她特地写了“感谢信”送到服务站，还打电话给社工：要不是你的出现，我本来都已准备好到区政府“拉横幅”去了……

　　2016年，白玉兰社工共承接信访个案32件，涉及征地动迁、物业纠纷、社会保障、家庭暴力、医患纠纷等11大类信访矛盾。社工开展入户走访289次，与服务对象面谈379人次、短信与电话访谈18次，与信访办、村居委干部、家属等外围访谈696人次、外围短信与电话访谈15次，撰写结案报告29个，结案率达90.6%。

　　白玉兰，上海市市花。她的外形如莲花，盛开时，花瓣展向四方，青白片片，白光耀眼，清香阵阵，沁人心脾……把这个社工组织冠之以“白玉兰”之名，可见党和政府对这个组织的新期待。

　　5、阳光播撒的观护

　　来自安徽的小张没想到，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项礼仪——18岁成人仪式竟是在观护帮教期中进行的。

　　观护帮教是检察院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犯有罪错（轻微犯罪）的未成年青少年不予起诉，对其设置观察考验帮教期，以观后效，这是对失足青少年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的一项司法保护性措施。而观护帮教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青少年事务中心的社工身上。

　　小张因家庭经济拮据，16岁时就只身来沪，投靠在上海打工的舅舅，帮着舅舅一家摆摊卖菜。后来因多次偷窃工厂里的鞋模外卖被抓，检察院因其未满18岁，遂对其作出不予起诉，处以三个月观护帮教的决定。

　　观护帮教初期，小张既害怕又自卑，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社工就安排他參加心理辅导和一些团队活动。心理咨询师运用专业谈话技巧，让小张把心理的苦闷都倾吐出来，使他抑郁的情绪有所缓解。在团队活动中，社工还有意安排他接触更多的朋友。通过一起学习、交流，小张脸上的笑容渐渐地多了起来。

　　都说上海的冬天特别冷，但每次参加活动，小张总是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哪怕气温在零度左右也是这样。这个细节引起社工的注意。在站长的提议下，大家凑钱买了件棉外套给小张送去。小张见了一脸惊喜，但当着众人的面，他拿着棉衣的手有点不知所措。社工见状，连忙走过去，像母亲似的温柔地帮小张套上了外衣，还拉挺了衣服周围的边角。

　　“你们要多帮帮他，他其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只是一时辨不清是非，才那样做的。”一位邻居大伯说。“会的，帮助小张带着自信开始今后的生活是我们大家的目标。”社工们回答说。

　　三个月帮教观护期结束那天，正巧是小张的18岁生日。社工们给小张举行了成人仪式。在仪式上，社工与他一起唱国歌，领着他宣读成人誓词。在吃蛋糕的时候，小张走到社工身边说：“谢谢社工老师，我知道你们是真心为我好。从现在开始，我是大人啦，以后绝不会再做违法的事……”

　　社工们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为这是他们最爱听的话。

　　在闵行江川街道，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经久不息地流传了10年，至今道来还是脍炙人口。故事的主人翁就是两个人：来自福建的女孩子小英和社工吴老师。

　　2006年春的一天。天气清朗，阳光明媚。当社工小吴和一名少女一起出现在区检察院一位女检察官面前时，那位女检察官高兴地说，言而有信，好，好样的！女孩则分别向社工和女检察官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女孩叫小英，时年16岁，来自福建。她出生于福建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村庄。父亲是残疾人，一家五口靠种田为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她14岁便辍了学，跟随亲戚走南闯北，打工为生。2005年春节后，她来到闵行区表姐开的足浴店里做帮工。5月底，因琐事与他人发生争吵，一时冲动用水果刀刺伤了对方，两个月后被闵行区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

　　面对严重的后果，小英一时没了方向，受害人提出的高额赔偿费，她和她的家庭根本就无力承担，更不知怎样来应对这场官司。这时的她感到的不仅是恐惧，更是绝望。

　　小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依照一般的司法程序，她应该被羁押在拘留所里，直至法院开庭审判。幸运的是，根据闵行区构建未成年人预防犯罪司法保护工作体系的有关精神，区检察院未检科结合小英的犯罪情节和主观过错，考虑到她案发时尚未满16岁这一特殊情况，同意了小英律师的申请，对小英实行取保候审。

　　小英是外地人，她的法定监护人都不在上海，检察院决定请社工站负责对小英实行诉前考察，社工站指定社工吴老师负责对小英进行观护帮教。

　　小英与社工第一次见面时，只是低着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社工笑着说：“小英你好，我是……希望今后我们相互配合，顺利度过诉前考察期。”小英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诉前考察正式开始。其时，小英一年前在青岛打工时结识的男朋友也特地赶来看望她，并为她请了律师。

　　在闵行江川街道社工点，社工向小英详细了解案发过程。小英说：“我临时在表姐店里做做杂事。店隔壁也是一家足浴店，自从05年表姐开店后，影响了那家店的生意，于是隔壁店里有几个人隔三差五过来找麻烦。案发那天，隔壁店的店主带几个人来到我表姐店里，与表姐发生了争吵，并动起了手，表姐被打得遍体是伤，我也受了伤，情急之下我随手拿起了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在混乱中划伤了其中一人，我表姐马上打了110，警察过来后把我们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

　　经法医鉴定，本案的受害人构成了重伤，后果比较严重，尽管小英还不满16岁，但依照法律她还是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小英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社工表示理解小英的遭遇和心情，很耐心地安慰她，让她先平静下来，然后从法律层面上给小英剖析了案情——

　　刚开始双方徒手争斗，你们是吃了亏。这个时候你要是及时报警，事态还可以控制，可能当时你没考虑那么多，以至拿起刀伤了对方，或许你认为这是自卫，不过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在互殴过程中，对方还没有到严重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的地步，不存在自卫前提，此时你动用刀具器械伤人就使事态升级了，本来是对方上门找茬挑衅，你和表姐还是受害者，因为你采取了以暴制暴的行为，并且造成了对方受重伤的严重后果，所以最终受到法律制裁的不是对方反而是你……

　　听了社工的分析，小英虽觉有理，但认为是对方有错在先，而且自己也受了伤，光处罚自己，对方却一点没事，这不公平。

　　社工知道，一时半会小英还不能完全真正接受检察院对她的指控，她内心的疙瘩需要慢慢化解，需要一个帮教学习过程来提高法律意识，这样才会认识到自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工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和她共同商定了一份帮教学习计划。

　　根据计划书的日程安排，小英每星期到社工点一次，由社工给她讲授法律常识，重点是刑法知识。刚开始的时候，小英的态度比较悲观，时常唉声叹气，认为人活着没啥意思，过一天算一天。

　　看着小英低落的神情，社工和她唠家常，问她有什么爱好，最想做的是什么，这样慢慢地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小英对社工说，她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学校度过的，只可惜初中读了一年，因为家里付不起学费就不得不离开学校出来打工，现在她做梦都想再回到学校念书。听小英这么一说，社工肯定了她的良好愿望，抓住她积极向上的一面，启发她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愿望。

　　小英对社工说：“以前我想先找份工作，等有些积蓄后，利用业余时间去学校充电学习，我最想学电脑，特羡慕别人坐在电脑前飞快地打字，但现在什么都完了……”

　　社工对小英说：“你真不容易，这么小的年纪就独立生活了。我过去和你也差不多，从小生活在苏北，因为家里穷，15岁到上海打工，干的是最苦的工作——电炉炼钢，你知道电炉旁边有多烫吗？我的帆布工作衣都被火烤焦了，在没人的时候，我还偷偷哭过几回呢。后来有位同事跟我说，年纪轻应该抓紧时间读读书，于是我参加了自学考试，经过几年努力终于拿到了大专文凭……”

　　社工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小英娓娓道来，也许是其中有相似的地方，小英沉默了。过了片刻，小英皱着眉头说：“可是我现在闯了这么大的祸，就要吃官司了，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希望呢？”

　　社工站起身來给小英杯子里加了点水，语重心长地对小英说：“有没有希望关键还在于你自己，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现在检察院已经给予你一次改过机会，要珍惜，不要放弃。你要做好接受法律制裁的心理准备，但同时也不要被动地等待，争取化被动为主动。像这种伤害案子，如果能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受害人的谅解，并且做到深刻反省自己，有实际的悔罪表现……这样诉前考察期结束后，检察院在起诉时会把你在帮教期间的综合表现做为参考，同时法院在量刑时也会参考……”

　　听了社工的话，小英眼前一亮，不禁流露出一种期望的神情：“这么说我还有希望，我要……”

　　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潜移默化。小英的情绪一天天好起来。一次，社工在给小英讲解刑法条文时，小英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要是我早点知道这些知识该多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小英开始为自己当初冲动的行为感到后悔，她终于认识到，没有人会在冲突中获益，双方都是受害者，只不过受损的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这种行为于人于己于社会都不利。看到小英的思想认识有了提高，社工很高兴，于是趁热打铁，希望小英能上门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对方的损失。

　　在帮教期间，社工一直和小英的男朋友保持联系。社工虽然认为小英谈朋友还为时过早，但是考虑到她的人生经历，比同龄人成熟早等实际情况，也就因势利导请她男朋友更多地关心小英，用爱情来帮助小英度过难关。小英男朋友真不错，借钱给小英，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

　　一天，社工带小英去养老院参加公益劳动，社工和小英一起擦玻璃窗。这天气温很低，小英把袖子高高卷起，爬上爬下地擦窗，一刻不停，显示了农家儿女特有的勤快。福利院的老人们对小英赞不绝口，夸奖小英会干活，一位中年女护工跟社工说：“我女儿和小英差不多大，不过她可从来不帮我做事，叫也叫不动，要是我女儿像小英这么懂事就好了。”社工开玩笑地说：“不如你就收小英做干女儿算了。”旁边的人跟着附和，要小英叫干妈，小英被说得有些不好意思，张了张嘴巴，还是没叫出口。

　　在离开福利院的路上，小英说：“今天我感到很充实，很快乐，虽然忙了一上午，但一点不觉得累，以前干活劳动都是为了报酬，从没想过我也能为社会做贡献，尽义务，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社工说：“是啊，我们只是做了一点点，就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无论什么时候，碰到什么困难，都能找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对生活充满信心……”这次公益劳动，使小英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原本郁闷的心情逐步变得开朗起来。

　　到了2005年底，小英在一次电话里对社工说，她在上海没有收入，日常开支很大，一直住在表姐店里，不太方便，因此想回老家过春节。社工觉得可以考虑小英的想法，她表姐开的是足浴店，平时人来人往比较复杂，一个被取保候审的人确实不适宜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再说小英的案子离法院开庭还有2-3个月时间，如果这段时间让小英回去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让小英羸弱的身心得到亲情的抚慰。

　　不过，小英离开上海回老家过年，必须得到检察院批准，检察院会批准吗？小英离开上海后，万一发生什么意外，这个责任由谁来负呢？社工为此事和小英的律师及闵行区检察院多次咨询沟通，最后由律师替小英写了份回家过年的申请书。

　　在检察院里，社工向检察官汇报了小英的社区表现和思想认识，检察官听后感到很惊讶，说没想到小英的思想疙瘩这么快就被化解了，检察官肯定并赞扬了社工的帮教工作，一再感谢社工对检察院推行诉前考察工作的支持。

　　小英把申请书拿出来交给检察官，检察官认真地看了一遍后对小英说：“根据规定，取保候审者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居住地，你回去后，能保证在法院开庭的前几天按时返回吗？以前我们就碰到过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一去不复返，最后被通缉抓獲，从重处罚。说老实话，谁都不愿承担这种风险。”

　　小英听了忙说：“我会按时返回的，以前我不懂法，头脑发热做了错事，经过吴老师这段时间的帮教，我学习了法律知识，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今后我一定会吸取教训，不辜负政府对我的宽宏大量。”

　　社工跟着说：“是的，小英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劳动，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进步很明显，周围的人都说小英越来越懂事了。如果能让小英回家过年，家庭的温暖对她也是一种帮助。”

　　小英诚恳的态度，良好的悔过表现，以及社工的执着赢得了检察官的信任，最终检察官批准了小英的申请。

　　两个多月后，小英如期回到上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社工老师一起到检察院报到，于是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此后，小英的人生之路一直走得比较平坦。

　　阳光播撒的观护帮教，不但减少了许多潜在的犯罪，更是挽救了无数犯有罪错的青少年，功德无量！

　　6、四次转型大跨越

　　促进会的触角已渗透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各个领域，“千手观音”追梦的故事三天三夜说不完。

　　不过，我对促进会这个全市绝无仅有的社会团体的来龙去脉及其组织架构始终不甚明了，于是请教了促进会的有关部门领导，方才了解了个大概，故现买现卖，在此作点补充说明。

　　本世纪初，闵行，这个上海改革开放的前沿，伴随着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外来流动人口剧增，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此起彼伏，治安形势日趋严重。尽管打击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发案率仍是居高不下。闵行区委、区政府意识到，遏制犯罪，光靠打击不行，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预防犯罪的发生。只有边打边防，才能事半功倍。

　　那么，由谁来履行预防和减少犯罪的职能呢？打击犯罪主要靠警方，如果预防和减少犯罪也完全由有限的警力来承担，是不现实的。恰巧在这个时候，由“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团组织及其社工队伍，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强化对潜在犯罪高发人群的主动干预，以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犯罪，消弥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新理念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域中得到应用。上海由市综治办牵头，政府财政出资，建立了“自强（禁毒）、新航（矫正）、青少年（罪错）事务”（涵盖了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几个重点领域）社会工作服务总站，各区县成立相应的分站，工作人员（即社工）则由各分站自行招聘。

　　正在为如何预防和减少犯罪苦思良策的闵行区委区政府喜出望外，立即闻风而动，由区综治办牵头，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筹备，2004年8月组建了由区财政局提供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的“闵行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办公室”，区各镇、街道、工业园区分别设立社工站、点，在全区范围内招聘了近60名禁毒、矫正、青少年事务专业社工，并选派了9名经验丰富的公安民警参与其间，开启了为全区近万名“特殊人员”专业服务的历程。

　　一个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犯罪的实战机构在闵行区正式建立，在闵行地区的社会治理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

　　此后，这个实战机构又经历了三次大变革。

　　当时的公安系统流行一句口号，谓之“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预防犯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矛盾接踵而至，潜在犯罪分子不断滋生，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领域不断扩大，原有的预防犯罪工作格局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了。

　　创新机制，引进地方民资、民智、民力，增强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建设的力量，搭建为“特殊人员”和弱势群体提供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平台，形成符合闵行地区实际需要的预防和减少犯罪体系新格局已迫在眉睫。

　　在新格局的构建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热心人。著名企业家、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恩福先生就是其中一位。2006年11月8日，由恩福董事长率先发起，一个由闵行区九星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锦江乐园等8家大型企业组成的，以预防和减少犯罪作为业务工作目标的地方性社会组织——“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暨理事会）正式成立。区委政法委为其业务主管部门。从此，有关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的大事均由促进会（暨理事会）讨论议决。

　　取名“促进会”，意在“促进”——用民资、民智、民力“促进”，闵行的预防和减少犯罪事业如虎添翼，实力大增，赢得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

　　完善和深化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永无止境。2007年6月促进会迎来了第三次转型——

　　其时，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均要求社会团体与党政机关逐步分离。促进会遂于当年9月召开理事会落实分离工作，并审计移交了财务、选举产生了新的法人代表、招聘了专职工作人员，完成了社会团体与党政机关机构、人员、财务三分离的任务，实现了促进会历史上第一次形式上的政社分开。

　　闵行区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虽历经三次转型，但在组织体系上与其它区县一样，尚未转得彻底——区里的“自强（禁毒）、新航（矫正）、阳光（青少年事务）”三个社工服务站分属市社团中的“自强（禁毒）、新航（矫正）、阳光（青少年事务）”三个总站，运作起来时受制衬，颇不顺畅。属于谁领导还在其次，关键是要把这三大块“捏”在一起，运作起来才会顺畅。而闵行自促进会（暨理事会）成立起，已经在事实上把这三大块“捏”在一起了，只不过没有“名正言顺”而已。

　　不过，“名正言顺”的机会终于来了。

　　2009年，市委办、市府办发文，提出了逐步调整完善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现有工作格局，将自强、新航、阳光三个社工站改组成为一家综合性的地方区域型社会组织。

　　市委市府的要求竟与闵行的做法不谋而合！巧耶？“先见之明”耶？都不是，是实践教的，是水到渠成。

　　2011年上半年，根据区委政法委、区综治办的要求，根据时任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世民书记关于“要把预防和减少犯罪社会服务工作做实、做强、做大”和“进一步壮大社会力量，组织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到体系建设中来”的指示要求，经与区民政局、社团局等部门共商研究，决定将现市社团所属新航（矫正）、自强（禁毒）、阳光（青少年）、白玉兰司法社工和区计生委社工调整纳入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组织管理体系，并接受区综治办委托，负责对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力量进行管理，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的、自主运作的、社会工作营销化的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运作模式，负责承接政法、综治、相关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工作方面的政府购买服务，统筹管理司法社会工作的相关专业队伍，并建立党群组织，创新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社会管理机制，促进专业司法社会工作的新发展。

　　区委政法委和区民政局、区社团局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3年1月批准了《关于调整上海市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组织机构推进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成立社团组织注册的批复。闵行区先后出资2亿多元购买司法社工服务，将全区的司法社工队伍全部纳入促进会组织管理体系，并执行新的社工薪酬管理制度和职业晋阶制度。这是促进会历史上第二次实质意义上的政社分开，也是闵行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历史上的第四次实质意义上的转型和跨越。

　　四次大跨越迎来的是累累硕果。

　　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比例从前三年平均7.2%降至5.3%，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数比例从前三年平均47.3%降至42.7%；法院判决未成年人犯罪比例從2010年的13.1%降至12.4%，法院判决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比例从2010年的45.6%降至44.5%；未成年人（本地户籍）重新犯罪率连续两年保持零记录，25岁以下青少年（本地户籍）重新犯罪率从2010年的6.25%下降至2.78%。

　　社区矫正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比率也呈逐年降低趋势，全区矫正对象因重新违法犯罪而收监的比率从2011年的0.28%下降至0.17%，同比下降40%。社区戒毒康复人员一年内复吸率为4.75%，三年戒断率为28%，比2011年有了明显提高。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获全市现场推广、社工联（驻）校和进驻监所（看守所、拘留所）社会服务获全市肯定和推广，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帮助教育和预防犯罪工作全国试点终期评估名列全国第一，青少年工作站被评为2010-2012年度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和“五四”先进集体奖，选派专业社工参与5·12汶川地震灾后志愿服务、援疆、援滇，开展社会服务，受到广泛赞誉，一名社工获得市杰出青年称号，“旭日心航”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社会服务获得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颁布的“林护杰出社会工作”项目奖、自强家庭联谊连年被评为市优秀项目奖、综治社保获全市唯一连续六年被评为先进的单位。自2013年1月至今，促进会先后有123名社工被选拔到政府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区禁毒、矫正、青少年三个社工站、点先后38次被市社团和区综治办评为先进集体，160余人次被评为市、区先进个人。同时，全区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引起各界领导和全国兄弟单位以及国（境）外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全国妇联的最高领导以及团中央、公安部治安局、监管局和市委、市委政法委相关领导先后前来视察体系建设工作。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地区的社会团体和北京、四川、广东、山东、云南、江西、天津等十多个省、市相关部门也分别来前来交流学习专业司法社会工作，受到各方广泛赞誉……

　　闵行社工的工作受到广泛赞誉的一大原因就是在工作中非常重视“人性化”服务，真心真意地想方设法为服务对象消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居乐业。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服务对象们才能安下心来“改变自己”。为此，社工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运用自己的人脉，通过各种途径为服务对象成功推荐劳动就业1906人，协助办理低保978人；先后出资和提供相关救助物资折合人民币350多万元；至于为帮教服务对象本人及其家庭成员解决就学和过渡性安置等困难，更是难以量化统计。这就是他们被人们视为“观音菩萨”的原因所在。

　　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目前，上海已有15所院校开设社工专业。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6所高校还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MSW）。上海持证社工已达1.4万余人，闵行社工就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14年辛苦不寻常。促进会的社工由最初的不到70名发展至现在的256名。既经受了各种困难和曲折的考验，又领略了成功和荣誉的喜悦。

　　“在社会工作的历练中，我们是累着但快乐着。社会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工作，有些工作虽然在短期内无法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教导，不忘初心，把关心传递给每一位服务对象，我们一直在陪伴着他们，这个陪伴的过程可能需要一年，也可能需要二至三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有的甚至要用一生的时间。我们知道社工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下去。”

　　这就是被人们誉为“千手观音”的闵行全体司法社工的共同心声。

　　责任编辑/孙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