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

　　第三次飞跃

　　警世的呼唤

　　岁月像一条深不见底的长河，那些前尘往事或随风流水散，或旷日持久地沉淀在河底，或化作推动后浪的前浪。袁隆平是一个从不耽于回忆的过来人，他那双眼从未深陷在岁月里，永远如初开的眼光，充满好奇地憧憬着未来。

　　频频回首的其实是我等历史追踪者，或许是旁观者清，在蓦然回首间，反倒能更清楚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中国杂交稻的继往开来，1995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这年，随着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宣告育成，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和遗传育种领域又打开了一道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接下来的一切已经不是悬念，只待时间去一一验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或袁隆平年表的事情，这年5月，在一次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之后，他终于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0月，他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12月16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此他既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也担任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肩负起了双重的职责和使命。

　　一条科学探索之路漫长而又缓慢，一代代科学家也在这路上缓慢地变老。这也是袁隆平的切身感受，每取得一项重大突破，人就要老好多岁。他从五十七岁开始两系法攻关，到1995年他已六十六岁，换了一般人，他应该歇下来颐养天年了，但对于他，只是刚刚又打开了一扇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个伟人的长征诗篇，特别适合用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这是一条关山重重之路，雄关之雄，漫道之漫，如铁一般凝重而遥远，每闯过了一关，他又要从头再作部署，而前途依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果没有那豪放劲健的气魄和顽强意志，又怎能迈开下一步、闯过下一关？而他接下来还将不断超越自我，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关。

　　当两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之际，国际上早已掀起了超级稻研究的热潮。超级稻，亦称超高产水稻。说来，又是日本人先声夺人，早在1981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便组织全国各主要水稻研究机构开展题为“超高产水稻开发及栽培技术确立”的大型合作研究项目——“逆753计划”，这让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开展水稻超高产育种及栽培研究的国家。按他们设想的路线，先通过籼稻和粳稻杂交的方法选育产量潜力高的新品种，再辅之以相应的栽培技术，计划在十五年内，把水稻单产提高一半以上（将亩产从420至540公斤提高到630至810公斤）。在1981年至1988年的八年间，日本共育成了五个超高产水稻品種（明之星、秋力、星丰、翔和大力等）。按计划，日本的这一计划将在1995年实现，而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也正是在1995年大功告成。不同的是，中国两系法杂交水稻搞成功了，而日本和他们此前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遭遇差不多，他们从未输在起跑线上，却总是在半途铩羽，他们培育出来的这些品种，大多在抗寒性、抗倒伏、结实率和稻米品质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无论他们怎么左冲右突，都难以冲出他们的试验田在大田里推广。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起步较晚，他们于1989年正式提出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后又改称“新株型”育种计划，试图育成一种有别于以往改良品种的新株型水稻，并计划到2000年时，育成产量潜力比当时最高品种提高两成以上的超高产水平（从670公斤提高到800至830公斤）。1994年，就在袁隆平宣告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可以在推广应用的前一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抢先一步向世界宣布，他们利用新株型和特异种质资源选育超级稻新品种已获成功，一些品系在小面积产比试验中的产量已超过现有推广品种的两至三成。实在说，这已是了不得的成就了，然而实在中还有实在，他们也像日本科学家一样遇到了很多难以攻克的难题，也同样走不出科学家的试验田。一项科研成果无法得到实实在在的推广应用，对水稻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利用亦如纸上谈兵。如果他们搞成功了，那就直接跨越两系法进入超级稻时代了。尽管这些先行者都没有搞成功，但不能不说，他们的探索有着开创性和启示的意义。袁隆平对他们的探索与试验也从不使用“失败”一类的词语，他只是说：“由于指标高、难度大、受技术路线的限制，他们的计划仍在努力实现中。”换句话说，他们的目标至今也未实现。正因为超级稻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搞了许多年一直没有搞成功，也因此而被人们称为一个“超级神话”。

　　那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继中国独创的两系法之后，又是否能把一个“超级神话”变成货真价实的超级稻呢？当袁隆平把目光投向超级稻，就有人早早为他捏着一把汗了。按一般人的想法，他在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就已功成名就了，成为了享誉中外、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如今又锦上添花，育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最要紧的是爱惜羽毛，不能再冒险了。何况他年岁实在不小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风里来雨里去，也该享享清福了。事实上，无论此前，还是此时，都有人好心好意提醒他：“您现在已是国际同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了，国家和省里都对您寄予了厚望，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任何科学技术都有失败的可能，而失败的几率比成功率要高得多，有人说，成功是“万一”，连万里挑一都不止，而不成功则是“一万”，这世上有多少科技人员在默默无闻地探索着，又有几人能功成名就？如此渺茫的成功率，也让一些成功者抱有见好就收的心态，这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有些人取得了一项成果，便会百般的爱惜和呵护，在科学探索之路上变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个什么闪失就毁掉了自己来之不易的一世英名。然而，以袁隆平的人生境界，他考虑的又岂止是自己的一世英名，他的人生目标是造福人类，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杂交水稻更新换代也是必然趋势。袁隆平一直在鼓励也真诚希望后来者能够超越自己，这也是必然趋势，但他也在一直在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一生酷爱运动的袁隆平，他能走得这么远，一方面得益于他从小以来就一直在锻炼自己的体魄，一方面也得益于运动让他领悟到了其间的人生与科学哲理。他常用跳高来打比方：“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袁隆平一直走得稳健而从容，但他也有压力，也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人类的历史，像江河之水，总是奔流不息；科学技术，似接力赛跑，你追我赶，强者胜。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亦如江河之水，赛跑之势，在绿色革命运动中，你追我赶，形势逼人，压力很大。”

　　这压力，不仅仅是国际科技竞争，更多是出自一个农业科学家的天职，让每一个长了嘴的人都能吃饱肚子。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意志，那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在袁隆平做出这一抉择之前，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向中国也向世界发问：Who Will Feed China？——谁来养活中国？有人将其称为“警世的呼唤”（Wake up Call）。这篇长达141页的报告，其实还有一个诡异的副标题——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在苍茫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行星。布朗是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出这一疑问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贫困与饥饿跨越了国界，不是哪一个国家关起门处理的家务事，而是全人类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他关注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世界，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将使世界挨饿，而饥饿对于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也从来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而他提出的也的确是一系列充满了灾难性而又难以破解的难题，也有人称之为“布朗的魔咒”，一个饥饿的中国仿佛巨大魔影笼罩了整个地球。

　　这里且不说布朗是居心不良还是杞人忧天，先看看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怎么看。他和布朗也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他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布朗也参加了，但那会儿他还不认识布朗，布朗也不认识他，袁隆平从不主动去与一个国际人士套近乎，两人也就没有直接打交道。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餐厅里，但两人也不同桌，还是有个朋友指给袁隆平看，说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布朗。在那匆匆一瞥中，布朗也给他留下了一个颇深的印象，“很深沉的一个人”。对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袁隆平是这样看的，“他的论证是非常充分的，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人口增长多少，土地每年减少多少，水资源情况等等”，布朗所列举这些问题，将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人口、土地与水资源。而他所列举的都是有据可查的数据，而对未来的预测也是来自精确的计算。

　　这里就不妨算算账。由于粮食与人口直接对应，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粮食称为口粮，看粮食先得看人口。1995年，中国有两个直接对应的宣告，一个是袁隆平在当年8月宣告两系法杂交水稻诞生了，还有一个是在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宣告中国第十二亿个公民诞生了。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值（14.8亿），此后将开始逐渐下降。这里先不论那个预测的人口峰值，只说近二十年来已从预测变成了现实的人口增长。尽管我国从1970年起就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则更早），但人口依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早已突破了十三亿大关，直逼十四亿。有人估计，如果加上各种原因未统计的人口，已超过十四亿。又无论你统计未统计，凡长了嘴的都是要吃饭的。在未来的十五年间，随着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净增两亿人口，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以十六亿人口为最高峰值，来作为应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前提。

　　那么，这里又按国际上公认的粮食过关线（人均五百公斤）计算，每个人都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16亿×500公斤=8000亿公斤。而199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下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高记录（达到4800亿公斤），按当时的十二亿人口计算，人均四百公斤，这已达到了温饱线，但仍未达到国际上公认的粮食过关线。再按中国人口峰值所需粮食做一道更简单的减法题，8000亿公斤-4800亿公斤，这个差额有多大？哪怕到了今天，以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为准，“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21万亿斤”，这一数据突破6000亿公斤，但离8000亿公斤也还有近2000亿公斤的缺口，这同布朗的预测惊人的一致，他认为到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达到人口峰值时需要净进口粮食两亿吨，也就是2000亿公斤，而这数据，恰好又是每年国际谷物的总贸易量。这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得到的是一个残酷的结论，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绝非杞人忧天，如果中国粮食的增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速，没有足够的粮食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就必须买光全世界的粮食贸易量，才能填補养活中国16亿人口的那个巨大缺口，可世界上的其他粮食进口国吃什么？——这就是布朗预测的一个世界粮食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粮食缺口将导致全世界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造成全球性粮食危机。又无论是中国发生粮食危机，还是将危机转向世界，那巨大的粮食缺口都无法从地球这颗小行星上转移，必须用数亿人的生命去填！

　　粮食不仅与人口直接对应，也是与水土、气候、生态直接对应的。从耕地上看，“中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即十二亿人”，这一直让中国人充满了自豪感，也的确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却也是一个大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基本上开垦到了极限，人口有增无减，而耕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净减的趋势，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耕地以年均三百万亩（2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相当于每年减少了五百万人口的口粮。即便中国严防死守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也是底线，那“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也不可能增加。除了先天不足的耕地，还有先天不足的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农耕时代勉强能够维持，一旦迈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以及污染所带来的水质性危机，必将直接加剧中国的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再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袭击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土流失加剧，这各种灾难性的危机叠加在一起，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

　　于此可见，布朗所列举的三大难题绝非居心叵测，这不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难题。还是那句话，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小行星，而全球人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长。在人类跨入新千年的前夕，联合国人口司根据人口统计资料用数学方法计算出地球上的第六十亿个居民将在1999年10月的某一天诞生。这年5月4日，联合国总部一楼大厅竖起一座人口钟，由一个“6”和九个“0”的模型组成，“6”字模型上的人口计数器显示，目前世界人口每秒钟增加四至五人，而这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就是“六十亿人口日开始倒计时”。经历了五个多月的倒计时，一个日子终于降临，10月12日凌晨，又是前南斯拉夫的范围内，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一家医院里，第六十亿个人类居民降临地球，又是一名男婴。这天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六十亿人口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这位婴儿诞生的前一天就专程赶往萨拉热窝，并定于12日下午前往医院看望婴儿母子，这是一种关爱，也是一种关注，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高度关注。2016年9月下旬，我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采访时发现，在IRRI展览馆大厅里也高悬着一座人口钟，构成了国际水稻研究和世界粮食生产的一个大背景。如今，世界总人口已逼近七十三亿，依然在以咄咄逼人的速度成长（据公开数据显示，全世界每秒钟大约出生4.3人，每分钟大约出生259人，每小时大约出生15540人，每天大约出生37万人，每年增长约8296万人）。又据联合国预测，到2025年世界总人口将超过八十亿。另据科学家的分析，到208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顶峰，突破一百亿大关。面对这庞大无比的人口基数和增长迅猛的人口，不说布朗，每一个在理智上保持清醒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发问，谁来养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谁来养活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事实上，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不止是呼唤中国，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呼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要拿经费来备战，制造兵器，而是要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农业。”他那深重的危机感，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危机感。1996年11月，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召开了史上第一次以应对粮食问题为主题的世界首脑会议，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年发表的公报，全世界有超过八亿人遭受饥饿。罗马会议分析了世界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重申了“人人享有免于饥饿、获得充足食物的基本权利”，并确定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到目前人数一半的近期目标，——这也是当时的世界各国首脑对全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諾。时至2015年，一个长达近二十年的承诺到了应该兑现的最后一年，但据中新社纽约10月5日电，世界银行最新预测称“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将减少到7.02亿人，这也将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百分之十以下”，这就是说，世界各国用了近二十年间的努力，也只把贫困人口降低了一亿，这远远低于世界各国首脑在罗马会议上作出的庄严承诺，于此可见，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还有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看了世界，回过头来又看中国。对“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世的呼唤”和跨世纪的忧患，中国没有沉默。尤其对于经历过饥饿和半饥饿的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而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将人口增长控制在某一限度之内”；二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口峰值还没有到来，但也为期不远了，而随着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那个人口峰值很可能超过原来的预测，中国若要自己养活自己，就必须让粮食增产赶上人口的增长，这是常识，也是一条不可违逆的铁律。然而，即便中国能死死守住十八亿亩的红线，在这红线中约三分之二为中低产田，而摆在中国面前的唯一一条出路，一条活路，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进步，才能在现有的、十分有限的耕地上竭尽所能地提高粮食单产。只有归根结底地算清了这样一笔账，你才能归根结底地理解袁隆平，如果不按一条不可违逆的铁律进行一番梳理，你就难以理喻一个以拯救饥饿、解决吃饭问题为天职的农学家，在攻克了三系法、两系法之后，为什么又会把目光瞄准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超级杂交稻。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

　　对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袁隆平从一个农业科学家的视角作出了科学解读，他不认为这是美国人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但他觉得“布朗只看到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将侵占大量的人类资源，他的最大弱点，是对科技进步提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而恰恰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生产力。”其实，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也提到了农业科技进步，但他对通过对当时现实的观察得出了一系列悲观的结论：首先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基因工程上，但基因工程搞了二十年，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贡献，然后又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超级稻上面，结果超级稻也没有搞成功。——这是实情，也是难题，而袁隆平接下来要攻克的就是这道世界性难题，他坚信“中国人通过科技进步和共同努力，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这绝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他执著而坚定的科学信仰。

　　1996年，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至少有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约为百分之三十五”，并突出强调要把科技作为“中国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第二件大事是，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为期十年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二年，袁隆平院士提出的“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又由国务院总理基金和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立项，在袁隆平的统领下，组织全国二十多个科研团队协作攻关。——这已是袁隆平第三次率领全国科研团队协作攻关。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的启动时间比日本晚了十六年，比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晚了七年，但中国有句俗话，先上船不一定先到岸，欲速则不达。随着中国超级稻在未来岁月的一步步推进，这一计划实际上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决策之一，而无论在战略设想和技术路线上，袁隆平都扮演了一个战略家的角色，有人甚至把他称为这一领域的“战略之魂”。然而，每一个战略在付诸实施和取得战果之前都是有风险的，而“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明确由袁隆平牵总头，也就是负总责的首席专家，理所当然必须他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按袁隆平提出的第一期产量指标，就要选育出亩产达到七百公斤以上的超级稻品种，不说别人替他捏了一把汗，连那些追随他多年、对他言听计从的学生和助手们也充满了怀疑，“袁老师啊，这怎么可能达到啊？”他们的怀疑，其实已经被日本人用十六年的时间、国际水稻研究所用七年的时间验证了，还真是达不到。但袁隆平却对他的助手们说：“别人没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杂交水稻以前别人没有搞成，但我们搞成功了，现在我们已经搞成了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稻，如果能把三系法、两系法的优势一起运用在超级稻攻关上，我们就有比别人更大的优势，抢占杂交水稻研究的国际制高点。”

　　随着袁隆平率中国科学家开始超级稻协作攻关，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国际水稻研究所和中国形成了在水稻王国逐鹿的几驾马车，前者已先声夺人，后者正奋起直追，而谁将捷足先登、马到成功，还将拭目以待。

　　第三次飞跃

　　迄今以来，人类一直不遗余力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产，又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是品种改良，一是形态改良。这两条途径并非平行线，可以交叉兼容，把两种优势结合在一起利用，所产生的不是加法效应而是乘法效应，甚至可以促使农作物呈几何级数增产。

　　从品种改良看，最原始的方式就是农民在稻田里选种，拣穗子大、籽粒饱满的选，留作来年的种子，还有就是“施肥不如勤换种”，在同一块田里，老是种着一样的种子，那种子再好也会退化。在杂交水稻问世之前，农业科技人员主要是通过改良常规品种和改变育种技术、栽培技术而提高作物的产量，但这样的改良增产潜力有限。直到杂种优势利用的潜力被开发出来，才让品种改良出现了质的飞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改良而是一场革命，而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在中国稻田里的掀起的一场划时代的绿色革命。

　　从形态改良看，主要是因地制宜，改良株型，以提高作物的光合效应和抗逆性。如黄耀祥先生开创的“水稻矮化育种”及其培育出的半矮秆水稻，就是一个经典之作。以国际水稻研究所为代表的各国水稻育种家，一直以来主要就是采用改良常规品种和改良株型这两种方式，也曾创造个不少奇迹，但他们在超级稻上却没能再创奇迹，难以实现超高产的预期目标。这是被实践验证了的事实，无论是对常规品种的改良，还是单纯的形态改良，增产潜力都很有限。这也是人类把目光转向杂种优势利用的主要原因，而且成为了二十世纪农业科技革命和或绿色革命的主题。

　　按袁隆平早已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从三系法、两系法到一系法，与之对应的则是杂种优势利用的技术路线，很多人误以为超级稻就是比两系法更高级的一系杂交稻，这是一个大误会，超级稻是一个以一定产量指标来衡量的概念，无论常规稻，还是杂交稻，又无论三系法杂交稻，还是两系法杂交稻，只要达到了预定的产量指标，均可称之为超级稻。具体说到超级杂交稻，从袁隆平接下来的试验和实践看，主要是“两系法和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但那也只是两系法杂交稻的发展和延伸，通俗地说，就是杂交水稻的升级版和加强型，其基本原理和兩系法一样，也是采用水稻的两个亚种——籼稻和粳稻进行杂交。这反过来又验证了，袁隆平从三系法到两系法这段路没有白走，它本身就是一道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谁又不想获得跨越式发展呢，但无论你采用怎样的科技创新手段，那也只能让你的脚步加速，那一个接一个的关键步骤，你是不能骐骥一跃而跨越的。尽管两系法对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利用比三系法的品种间杂交可以释放出更强大的能量，但超级杂交稻也吸收三系法中的一些经典的方式，而当超级杂交稻发展和延伸到后一阶段，它将越来越接近一系杂交稻的一些特征，如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或分子间杂交。一句话，超级稻就是利用水稻的一切杂种优势来追求高产优质的目标。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杂交稻，一向喜欢拿比喻说事的袁隆平又开始打比方了：“如果常规稻是鸟枪，杂交稻就是大炮，而超级稻就是核武器！”

　　按水稻领域的主流观点，水稻只有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爪哇稻是水稻的亚种，但主流观点则认为爪哇稻属亚热带粳稻。从中国稻作区分布看，一般是南籼北粳，这两个亚种的亲缘关系比较远，而亲缘越远，其远缘杂交的生物学优势就越强，但两者之间也有一个大限，由于亲缘太远了，亚种间遗传分化程度大，就会不亲和，存在一定的生殖隔离，从而导致杂种受精结实不正常，看上去穗子很大，但大部分是空壳，一般只有两三成的结实率。据袁隆平当时估计，如果结实率正常的话，通过籼粳杂交将产生强大的杂种优势，亩产可达到九百公斤甚至突破一千公斤大关，这在当时，可真是一个“超级神话”了。但袁隆平坚信这个神话是可以实现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不亲和”这个生殖隔离的大限。

　　对于亚种间的生殖隔离，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辽宁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的杨振玉等科研人员就开始了打通籼粳之间生殖隔离的尝试，他们通过连续六年的试验，首创了“籼粳架桥”制恢（人工创造恢复系）技术，这一技术对两系法杂交稻的探索具有借鉴意义。日本科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尝试，如袁隆平的老朋友池桥宏早在1982年就揭示了籼粳稻的不亲和性以及由此引起的杂种结实率低的原因，并首次提出了“水稻广亲和现象”，在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间找到一些中间型的水稻，如爪哇稻，这种中间型的水稻品种具有广亲和基因，无论是与籼稻杂交，还是与粳稻杂交，试验显示都能正常结实。池桥宏的发现，为袁隆平攻克生殖隔离的大限找到了突破口。他针对中国水稻具有丰富的广亲和资源、亲和谱各异等特点，在攻克两系法时就主张“把光、温敏核不育基因与广亲和基因结合起来”，随后又在国内率先提出“水稻亚种间亲和性模式”，进一步阐明和发展了池桥宏提出的“水稻广亲和现象”，从而提出了比池桥宏更全面、更深入的“广亲和基因”和“辅助亲和性基因”的理论，按亚种间亲和性表现，将水稻品种分成广谱广亲和系、部分广亲和系、弱亲和系和非亲和系。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对广亲和资源进行大量的筛选和遗传研究，发现广亲和材料中还存在另外一些广亲和基因，这些基因在克服亚种间杂种的不育性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经过协作攻关，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终于为水稻亚种间的杂交打通生殖隔离，又攻克了一道世界性难题。池桥宏虽说是提出“水稻广亲和现象”的第一人，但他的设想在日本没有实现，而是在中国长沙付诸实施的，这让他对袁隆平、对长沙抱有很深的感情，先后五次来长沙和袁隆平探讨交流，两人在稻田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学无国界，这也是一个典型事例。

　　袁隆平一只眼盯着种子，另一只眼也盯着株型。想想也知道，那超高产的水稻倘若结出了沉甸甸的稻子，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稻株又怎么能承受得起？我在前文述及，在杂交水稻诞生之前，水稻育种的技术路线主要是从植株的高矮、形态着手进行改良，如黄耀祥先生当年培育的半矮秆水稻，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范例。矮化育种可提高水稻的抗倒伏能力，在大田推广后的亩产为两百五十公斤上下，这在当时已很了不起了，而按农业部分期制订的中国超级稻产量指标，第一期（1996-2000年）亩产就要达到七百公斤，那该要多么高大的稻株才能支撑起这么多稻子？很明显，矮秆和半矮秆株型是不成的，必须拥有高大的株型，但稻禾一高就容易倒伏，这就必须培育出一种高大壮实的株型，既具有高度的抗倒伏能力、又能承载起高出半矮秆水稻两三倍的稻子。而中国稻作区分布广泛，从平原光泽到丘陵区、山区，由于生态条件复杂，气候变化多样，在株型设计上均要立足当地，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就需要众多的科研人员参与，也是协作攻关的意义所在，每个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都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地琢磨如何改良株型。袁隆平一直紧盯着长江中下游流域，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稻作区，播种面积约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近一半，若能大幅度提高这一地区的水稻产量，对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有人把袁隆平喻为一颗持续发光、热力不减的恒星，倒不如说他一直在经受烈日的长久考验。当田间的农人都回家歇晌后，那几个依然在稻田里俯身寻觅的身影，便是他和他的助手们了。在茫茫稻海中想要寻找到一种理想的稻株非常渺茫，而偶然又必然的发现已是袁隆平一次次为我们展现的神奇风景。这一次发现，并未来得太迟，就在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启动的第二年，1997年，袁隆平在观察两系法杂交组合“培矮64S/E32”时，便发现这是一个株型优良、极具高产潜力的组合。这一组合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的低温敏核不育系“培矮64S”为母本，经罗孝和研究员与江苏省农科院邹江石研究员等协作攻关，最终筛选出了一个两系法杂交稻新组合，既可作中稻栽培，又可作为连作晚稻，还是作再生稻的理想品种。当然，袁隆平最看重的就是它的株型，其株高超过一米一，秆高超过一米，那深绿色的叶片又厚又直，尤其是那三片功能叶，其横断面呈瓦状（V字型），剑口青秀挺拔，剑叶角度小。这稻禾让袁隆平眼前豁然一亮，又灵机一动，顿悟出超级稻的理想株型模式，这样的灵感或顿悟，在袁隆平的一生中频频发生，正所谓“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那句他最满意时的夸奖不禁又脱口而出：“高级，高级啊！”

　　但要塑造出超级稻的株型模式，单凭一个灵感或顿悟是不可能完成的，还必须反复观察、分析和试验。——袁隆平先生给我讲解，农作物高矮之间的关系，涉及到一个力学公式，稻秆是空心的，这里就以一个空心钢管为例，它所承受的压力和它高度的平方成反比，钢管越矮，它所能承受的压力就越大，经测试，一根高七十厘米的钢管，比高一米的型号相同的钢管所能承受的压力高一倍。按这个力学公式，袁隆平参照“培矮64S/E32”的植株形态，并针对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与水稻的性状特性，对超级稻的生长态势进行了量化分析，从而设计出了理想的超高产稻株形态模式：一是冠层要高，即上面的叶子高度要在一米二以上，这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和结实，而抗倒伏是超高产的一个前提，一倒了就会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因此斜都不能斜，斜了以后，叶片就会相互遮阴，光合作用受到影响，养料运输受到阻碍，就不能达到超高产。这就必须对上三叶进行塑造，叶片要轻，并且是长长的、直直的向上举着，这样既能增强其抗倒伏能力，又不会遮挡下面的阳光，还能充分提高群体的光能利用效率，实现有效增源；二是穗层要矮，即稻穗的位置矮，当稻子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只有六七十厘米，它所有的重量（重力、重心）自然下垂，这样才有更强的承重力。为了让广大农技推广人员和稻农们熟记这些诀窍，袁隆平把理想的超级稻株型概括为几句口诀：“高冠层、矮穗层、中大穗、重心低、库大而匀、高度抗倒。”

　　就在袁隆平主持“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协作攻关的第二年，他这个负责“牵总头”的首席专家开始为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犯愁了。这样一个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工程，国家理所当然是最坚强的后盾。还别说，他又赶上一个机遇了。1998年8月，国务院组织一批优秀专家和教师去北戴河休假，袁隆平也在其中。在前往北戴河的火车上，他与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徐荣凯和秘书三局局长袁隐坐在一起。而在此前不久，国务院成立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常务副总理李岚清任副组长，徐荣凯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国务院办公厅，具体工作就由秘书三局承办。袁隆平的这次北戴河之旅，还真是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徐荣凯和袁隐对袁隆平打心眼里敬重，但凡中国人，谁又不敬重这位誓言“不让老百姓挨饿”的杂交水稻之父呢。说来有缘，袁隐还和袁隆平亲热地攀起了本家，徐荣凯还半开玩笑道：“你远亲不如我近邻，我是重庆人，我家住在南岸，与袁先生老家所在的下浩只有一公里呢！”几个人就这样说说笑笑的，越聊越亲热，越聊越投机。当两人关心地问起超级稻科研攻关的进展时，袁隆平也实话实说，技术上的困难他可以和科研人員一起攻关，但经费上的困难还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啊。两人听了袁隆平的一席话，觉得责无旁贷，这正是他们的份内职责啊，他们建议袁隆平赶紧打了一个报告，按照程序，通过徐荣凯呈送给了朱镕基总理。朱镕基在第二天就作了批示：“良种培育和基因转换都很重要，同意按需要增拨经费。”随后，朱镕基又一次批示“国务院全力支持这项研究”，并从总理基金中特批一千万元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一个报告这么快就得到了总理批示，再次凸显了吃饭问题多么重要，而科技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在2008年发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对此有了一段简明夺目的表述：“通过加快改良品种、提高农田生产力、推广现代生产技术和手段等，使我国粮食单产登上一个新台阶。”当然，朱镕基总理在袁隆平的报告上两次作出批示时，离2008年还有整整十年，而就在这十年间，袁隆平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将向超级稻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目标连续发起攻关，一次次刷新水稻超高产的世界纪录。

　　从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看，是一个在探索、发现、创造和实践中不断演进的过程，也是“杂交水稻学”这一新兴科学的知识体系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总设计师的袁隆平在这一过程中的科学预见能力也在进一步强化，每到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点，他都会从理论和技术路线上作出纲领性的阐述。1998年8月，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这是二十世纪国际遗传学界的最后一次盛会，大会的主题是“遗传学——为民造福”。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院士在致辞中以“人寿年丰”高度概括遗传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人寿，就是提高全人类的生命质量，年丰，就是提高全人类的生活质量，丰衣足食。袁隆平院士作了题为“超高产杂交稻选育”的学术报告，对超级杂交稻理论和选育技术路线进行了极具指导性的阐述，他提出超级稻必须以“增源”为核心，并由此而提出了超级稻产量指标、株型模式和选育的技术路线，育种应采取旨在提高光合效率的形态改良与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辅之以分子手段的选育综合技术路线。此外，还要针对超级杂交稻的特点，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超高产栽培技术。

　　按照袁隆平设计的技术路线，他率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发起了一轮轮攻关。

　　1999年，多年来一直担任袁隆平助手的罗孝和研究员和江苏省农科院邹江石研究员合作，由罗孝和提供母本，邹江石育成了世界第一个投入大面积生产的两系法杂交稻组合“两优培九”，这一成果通过鉴定，被国家农业部、科技部认定为“超级稻”，该组合也被袁隆平院士认定为超级杂交稻的先锋组合。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超级杂交稻组合诞生了。这种水稻根系十分发达，茎秆粗壮，穗形大，杂种优势非常强大。每一个新品种在科研人员的试验田里试种后，还必须按照严格的科学程序走，逐渐扩展到示范片试种，示范片一般由当地农民种植管理，但有科研人员的悉心指导，而示范片也是不断扩大的，从百亩示范片扩大到千亩示范片，示范片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并且分布在不同的地区，除了测试种子的效果，还要测试各种不同地域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反复试验、不断修正的过程，对种子的选择是一个十分严格的过程，一粒种子可以承载人类的命运，也可以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科技人员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可以大胆试验，但在大面积推广应用之前必须慎之又慎。对于科学，“面面俱到”从来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全面而严谨的科学精神，每走一步都谨小慎微，连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在试种过程中发现的或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必须考虑到。一句话，试验可以失败，但大面积推广应用绝不能失败。

　　这年的试验结果显示，“两优培九”仅在湖南就有四个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超过了七百公斤，若按农业部分期制订的第一期超级稻产量指标，已经达标了，但这年并未作出达标的认定，一粒种子的普适性十分重要，还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试种。到2000年，“两优培九”又进一步扩大试种范围，8月25日、9月10日，在湖南郴州两个示范片举行了中国超级杂交稻现场验收会，经专家现场测产验收，两个示范片均达到第一期超级稻产量指标。而在当年，全国有十六个百亩示范片和四个千亩示范片亩产均达到和超过了七百公斤，大面积的试种结果充分验证了这一品种既可在一般生态条件下大面积推广，也可在地形复杂的山区推广。除了产量，还有质量，经鉴定，第一期超级杂交稻的米质就达到农业部规定的二级优质米标准。这也标志着，从1996年中国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到2000年，历经四年，在人类跨入新千年、迎接新世纪的2000年，中国超越了日本和国际水稻研究所等先行者，率先迈进了超级稻时代。

　　此前，袁隆平在《中国稻米》1999年第4期期上发表了《杂交水稻选育的回顾、现状与展望》一文，这是他在世纪末对新中国的粮食发展之路和杂交水稻的科学探索之路作一番梳理和总结：“迄今，我国在水稻育种上已有两次突破，并且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第一次是矮秆水稻的培育成功，第二次是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两次突破使单产潜力均在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二十左右。现在启动的超级杂交稻研究，其产量指标是比现有杂交稻增产百分之三十左右，它的实现将是水稻育种上的第三次突破。因此，培育和推广超级杂交稻对于解决我国二十一世纪的粮食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这里就具体看看水稻，诚如袁隆平先生所说，在新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出现了三次突破，也可谓是三次飞跃，水稻占了一半功劳，尽管水稻种植面积仅约占我国粮食作物面积的三成，但产量却占了粮食总产量的一半。而这三次飞跃，从科技支撑的视角看，第一次飞跃，是以黄耀祥为代表的稻作育种专家在五十年代后期培育出来的半矮秆水稻，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大面积推广，在七十年代中期登上了亩产二百五十公斤的台阶；第二次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育种专家培育出来的三系法杂交水稻，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大面积推广，促使我国水稻平均单产在八十年代中期先后登上了亩产三百公斤的台阶，其后，从三系法到两系法所产生的增产效应，到九十年代初期，又把单产提高到四百公斤的水平，可以视为第二次飞跃；而超级稻作为两系法杂交稻的升级版或加强版，一经问世就显示出了愈加强大的杂种优势，由于产量高、品质好，具有广适性，适宜在我国南方大部分省区推广种植，大推广必然会带来大增产。——这是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引擎，必将推动中国粮食产量的第三次飞跃。

　　在铆足劲儿攻关四年后，袁隆平终于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了，对于布朗那警世的呼唤，还有助手们当初的怀疑和不自信，他现在可以底气十足地回答了：“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十六年，比国际水稻研究所晚了七年，但现在，我们跑在世界最前沿！”

　　曾记否，布朗在“谁能养活中国”中的那个诡异的副标题——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而就在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猛地一想，还真是觉得神了，冷静地一想，又觉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而自然中也有一些偶然的巧合，这颗小行星是1996年9月18日在位于河北的中科院兴隆天文观测站发现的，据报道，当晚，多云的天气晚上转晴，秋风把蔚蓝天空拭净，遥远的星河看得分明。兴隆观测站的史密特望远镜太空搜寻；值班的研究人员睁大眼睛，在白羊座发现一颗小行星。经连续观察测定，这是颗新发现小行星，暂定编号为“1996SD1”，其中SD正好是中文“水稻”的汉语拼音字头。当它获得“国际编号8117”这一永久编号后，天文学家们为了表示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敬意，决定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袁隆平星”。吃饭比上天重要，一个一辈子俯身大地的农业科学家，从此以星星的名义围绕太阳旋转，而这位追逐阳光的人，又何尝不是一直在围绕着太阳旋转。说来还真是有些神奇，这颗小行星是兴隆天文观测站发现的，兴隆，袁隆平父亲的名字（袁兴烈）中有一个“兴”字，袁隆平的名字中有一个“隆”字，这是父子两代的辈分，恰好为这颗小行星构成了一种“代代兴隆，天地兴隆”的寓意。后来，南京天文台多次邀请袁隆平去看那颗小行星，但他没有去看。说到此事，他总是带着他那特有的幽默或诙谐，“那颗星好大，直径有一万米，十公里。小行星麻烦呀，会闯祸的，如果一颗直径千米的撞地球，比几亿吨级的氢弹还厉害，但我的那颗星是循规蹈矩的，不会坏事！”

　　在危机中挺进

　　弹指一挥间，人类已跨越新千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又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临。

　　2001年2月19日上午，一场必将载入共和国史册的科学盛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刚从稻田里走来的黑而且瘦的身影，一旦出现就是一个不用辨识的形象。一个解决了亿万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之父，天下何人不识君。这次，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那灿烂耀眼的光芒，瞬间聚集在他充满沧桑感的身上。这是中国首次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规格之高、奖金之重，在共和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评选也极为严格，每年度获奖人数不超过两人，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是在科学技术的进展中有突出成绩的科学家。

　　吴文俊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院士。他那白净而儒雅的面孔，一看就是一位刚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袁隆平则是中国工程院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院士，即便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依然朴实得像一个刚从稻田里走来的农民，尽管他自称是一个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但誰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农民”，他伟大的成就是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从对水稻杂种优势的实际利用看，当时我国杂交水稻已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平均增产百分之二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袁隆平的获奖感言依然像农民一样实诚而谦逊，“这个奖是奖给全国农业战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我个人在杂交水稻的前沿工作中起了一点带头作用，但杂交水稻是大家干出来的，单枪匹马不可能干出来，靠国家，靠集体，靠方方面面支持，每取得一项成果，都是全国很多人协作攻关的成果”，他表示，在实现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目标的基础上，还要继续探索，追求更高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还特意给吴文俊和袁隆平做了一个专访节目，尽管展现的只是一些短暂的片段，却也折射出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走过的岁月。这也是两位科学家头一回面对面地交流，却一见如故，言笑晏晏，一个风趣，一个幽默。吴文俊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诞生的，比袁隆平年长十岁，此时已八十二岁，满头白发，安详似雪。相比之下，袁隆平还是一个小老弟，但吴老对他特别敬重，刚一落座便说：“大家都称您是杂交水稻之父，按学科说，农业和数学的关系向来非常密切，数学计算最早来自对农田的丈量，如几何，这个词就来自希腊文的丈量土地。从历史上看，要发展农业，必须观天测地，观天发展成了天文学，测地发展成了几何学，这就说明了几何的来源。从中国来看，尤其是这样，因为中国社会向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历史上，中国的数学发展过程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来自农业。”

　　这一番话，三句不离本行，却也道出了数学与农学之间那命运般的早已被预先设定了的联系，袁隆平连连点头说：“数学是科学之母，任何科学技术发展到最高阶段，都要数量化、公式化。”

　　吴文俊接过话头，又谦虚地说出了一个真理：“搞数学、搞科学的人都要吃饭，农业也应该算是科学之父。”

　　从科学之母到科学之父，这两位科学家的坐而论道，还真是趣味盎然又意味深长。

　　袁隆平又说起自己小时候数学成绩不好，初中时向老师提问为什么“负负得正”，结果就很不理解到“知难而退”了，到现在也还是没弄清楚。吴文俊听后摸着下巴嗬嗬大笑，说他小时候对“负负得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越是不理解越是想搞清楚，从很不理解到“知难而进”，结果呢，后来就成了数学家。说起来，他一直到高中毕业，兴趣都在物理而不在数学，一次物理考试题很难，他却成绩出色，毕业时校方讨论保送，他那目光独特的物理老师却认定他物理考得好的原因在于数学，而攻读数学才能使他的才能得到更好更多的发挥，于是推荐他学数学。

　　两位科学家从过去的岁月谈到未来，吴先生这么大岁数了，一讲到自己接下来的科研课题，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嗓门儿，脸上和眼神里都焕发出一种比灯光还亮的光泽，他那年轻的心态，让袁隆平感受到了一种不老的生命力。而袁隆平此时才七十出头，正年轻呢。当主持人邀请他拉小提琴时，他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小提琴，那双手，尽管终日与泥巴和秧苗打交道，可一触琴弦，他仿佛一下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岁月，那琴声中充满了喷薄而出的朝气与活力，却又多了从岁月深处一路走过来的迂回与曲折……

　　谁又能想象，一个刚刚还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上的科学家，在当天便飞赴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一下飞机就直奔自己的试验田。他不能不赶回来，一个目标已经摆在眼前，按农业部制订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的第二期产量指标，亩产将要比第一期增产整整一百公斤，达到八百公斤，这一目标预定在2005年实现。

　　五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袁隆平一刻也不敢耽误，却也是执著而稳健地推进。一个与新中国一路风雨兼程走过来的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挫折，对狂飙式的大跃进一直保持高度警觉。自从中国迈進超级稻时代后，从第一期超级稻开始，他的每一步都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我发现他特别喜欢“矮子爬楼梯”这个比喻，一个迈向科学高峰的登攀者，其实很少有抬头仰望的姿态，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低着头，躬着身，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登，哪怕登得再高，他也是一副俯身于田间的姿态。

　　就在袁隆平率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向第二期目标挺进之际，布朗那“警世的呼唤”和灾难性的预言仿佛就要应验了，一场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人类。2003年10月秋收过后，我国粮价突然出现大幅度上涨，这是国内粮价在连续六年持续下跌后的首次全面上扬。对于每天吃着大米饭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些稻田的播种耕耘者，而一旦粮价上涨，顷刻间就让每一个人绷紧了神经。其实，中国当时并未出现粮食危机，粮价上扬的幅度并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恐慌。然而，一个从饥饿和半饥饿中走出不久的民族，是极容易发生条件反射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几乎都经过粮食和物质紧缺的年代，一有风吹草动，一下就勾起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除了粮价上扬引起的条件反射，当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这里又该用枯燥的数字来说话了。翻检《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2年）》，199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大关，人口突破了十二亿大关，由于粮食的增速赶上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速，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四百公斤大关，尽管比国际标准的粮食过关线还低一百公斤，但这三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创纪录的。可到了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非但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逐年递增，反而又跌破了九千亿斤（4307亿公斤），而人口则有增无减，直逼十三亿（12.9亿），人均粮食占有量又跌到了三百多公斤。这是当时粮价上扬的一个大背景。不过，即便是国家权威部门的数据也有出入，如此前提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也论“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中指出“199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创记录的4.8亿吨”，也就是4800亿公斤，这也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这里，就以此为基数来看，从1996年到2003年七八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减产了近五百亿公斤，若以人均占有粮食四百公斤的标准计算，仅一年的粮食减产量就少养活一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一亿多人口出现了粮食缺口。而在粮食减产和人口增长的对冲效应下，人均占有粮食减少了近七十多公斤（200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333.3公斤），这已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粮食过关线（人均五百公斤）。透过这一系列精确到了小数点的数据，不说中国发生了粮食危机，国家粮食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幸运的是，由于多年来的积累，中国当时拥有充足的储备粮。如果没有大量的储备粮，在不少地方已出现了粮食抢购的情势下，我国粮食势必出现巨大的缺口。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言，2003年还真是中国的一个坎，但这个坎必须迈过去。谁都知道，粮食为万物之首，粮价为百价之基，从来不是单纯的粮价，一旦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水涨船高，而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为了止跌回升，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鼓励农民种粮的惠农政策，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支撑，而要提高粮食增产，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由于2003年的粮食减产和粮价上扬，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度被忽视的粮食问题又成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袁隆平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在会上作了一个《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发言，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三是切实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四是切实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次两会期间，他还向温家宝总理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基于第一期、第二期超级稻的研究成就和进展，以及水稻在理论上的产量潜力，他提出了第三期超级稻育种计划，这是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二个十年计划，目标是在2015年实现一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达到九百公斤。

　　在粮价不断推高的同时，袁隆平也正帶领的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把粮食单产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也是那几年的奇特风景，一边是频频告急，一边是捷报频传。还在粮价上扬之前的2002年，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就在龙山县百亩示范片突破了八百公斤大关（平均亩产817公斤，最高亩产835.2公斤），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首个平均亩产突破八百公斤大关的百亩示范片。2003年，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又在五个百亩片达到了亩产八百公斤的预期目标。2004年，在湖南中方、汝城、隆回、桂东等十二个百亩片和一个千亩片，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均达到了亩产八百公斤的攻关目标。这标志着，中国超级稻第二期攻关目标提前一年实现了，但正式通过农业部的验收审定还是2005年。屈指一算，第二期攻关目标从启动到验收达标，也是历时五年。就在这年，在全国推广种植超级杂交稻，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当然，这里又必然诚实交待，示范片的亩产不能和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亩产划等号，这是必须打折扣的。袁隆平先生算了一笔账，如第二期超级杂交稻推广后，大面积的平均亩产达六百公斤，比一般的杂交稻增产约三成，按年种植两亿亩计算，每年增产的粮食就能多养活一亿人口。

　　时至2006年，农业部又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第三期育种计划，而袁隆平总是先行一步，2005年3月，第三期超级杂交稻试验就已提前一年在湖南启动。这一期攻关目标为亩产九百公斤。在此前的示范片中，这个产量已不止一次达到了，甚至创造过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的奇迹，然而，还是那句话，那“只是小面积的试验成果，它给人类提前昭示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巨大潜力，但并未作为科学认定的依据”，若要真正在百亩、千亩示范片里普遍达到这一目标，袁隆平觉得，常规手段基本上用到了极限，必须将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结合起来攻关。——这也是袁隆平酝酿已久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或分子间杂交的技术”。他坦承，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稻攻关中，基本上是采用常规手段，在进入第三期后，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作物育种能在分子水平上进行遗传操作。

　　袁隆平一只眼看着世界遗传育种科技的最新进展，一只眼也盯着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06年世界“农业收成预计和粮食现状”报告显示，“粮食危机已经席卷了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共有三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粮食短缺、产量锐减、价格涨幅过快，整个世界有可能陷入三十年来最为可怕的粮食恐慌与危机。”当时有报道称，目前全球的粮食储备只能勉强支撑人们五十多天的需求，已经跌破粮食储备七十天的安全线。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国际价格都创出历史新高，这一轮粮价暴涨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人陷入饥饿困境，每天都有人正在经历痛苦和死亡。

　　2008年4月，南美洲的传统农业国秘鲁发生了饥荒，数千名饥肠辘辘的妇女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聚集在国会门口，阳光把飘扬的国旗和她们饥饿身影照得特别清晰，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那形销骨立的颧骨凸显出饥荒的真实，她们一边有气无力地敲打着空罐和空盘子，一边嘶哑地哭喊着政府“想想办法”，“我们没有饭吃，孩子没有奶喝……”

　　南亚的孟加拉国，一个以大米为主粮的国度，大米的价格比上年猛涨了一倍，吃不起米饭的人们走上街头，向政府请愿，这其实是公民们最无奈的选择，而政府也无可奈何，只能奉劝老百姓少吃大米，多吃马铃薯。

　　粮食危机不止是全世界的水稻减产，小麦、玉米等主粮也遭受重创，在西非的多哥共和国，那个就像一把门闩似的首都洛美，这里人的传统食品为玉米面团，到2008年时，他们的玉米团已从“大拳头”缩水为“小网球”，但售价却翻了一倍。当饥饿成为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一次吃饱肚子是什么时候了，而这像“小网球”一样的玉米团根本填不饱肚子，很多人只能靠喝莫诺河的河水来充饥，这是他们母亲河，在饥荒中也成了他们养命的河流。

　　喀麦隆共和国是非洲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强国之一，在这场粮食危机中也未能幸免，连政府官员也将一日三餐减为两餐，那些底层老百姓就更惨了，很多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饿得晕倒了，有的人再也没有醒来，那些活着的人则在饥饿和绝望中挣扎度日，谁也不知道这场饥荒什么过去，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度过这场饥荒活下来。

　　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受到了粮食危机的波及，如日本，其粮食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尽管他们有雄厚的资本，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很多超市一度出现了部分食品断货情况。据日本媒体称，这是他们四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食品短缺危机。不过，既精明又充满了危机感的日本人早已有着应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充分准备，他们拥有一百五十万吨大米的储备，而美国则是他们粮食供应的最大的后盾，这些储备粮绝大部分是从美国进口的。在没有遇到粮食危机时，日本政府不让这些大米流入市场，以免冲击当地农民的收入，而一到危机时刻，这些储备粮就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一压力。

　　而远在大西洋岛国海地就没有太平洋岛国日本这样幸运了，2008年4月12日，由于出现了大规模饥荒，海地总理亚里克西遭国会弹劾，成为在粮食危机中第一个被迫下台的政府首脑。这也又一次验证了，饥饿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其实也是最大的政权危机，而我转述的这一幕幕惨状，还只是冰山一角。

　　让世界充满惊奇的是，尽管国际粮价飞涨，不断冲撞着中国粮食安全大堤，但撼山易，撼中国难，布朗那个“谁来养活中国”大问号，在中国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其实，中国也并非稳如泰山，东南亚飞涨的米价一度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南方产生水涨船高的传导效应，幸运的是，从2003年那个低谷或拐点开始，到2006年，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全年粮食产量达到49746万吨（即4974.6亿公斤），实现了连续三年增产。”这一数据已超过了1996年我国创纪录的粮食总产量（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准）。由于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仓里有着充足的储备粮，据国家发改委当年发布的数据，我国全部储粮是5000亿斤（2500亿公斤），约占全国全年粮食消费的一半，比起全世界粮食库存占年消费的比重（17%）要高出一倍以上，这让国家发改委可以底气十足地宣告：“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与此同时，铁道部紧急启动了“北粮南运”计划，从东北调运一千万吨粮食以平抑南方的稻米价格，广州的国产大米价格随即开始回落。——这就是中国用事实对布朗“警世的呼唤”做出的强有力的回答，也足以证明充足的粮食储备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多么重要。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中国才能抵挡全球粮食危机和国际粮价飞涨的冲击，一个巨大的中国，不仅没有像布朗预言的那样成为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威胁，而且还为拯救全人类的饥饿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从2006年1月1日，在全球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联合国停止了对华进行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二十六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从此划上了句号，随着一个非凡的转身，中国由此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

　　袁隆平深知，尽管此时我国粮食安全的形势已较2003年大为好转，但诚如古人早在春秋时代发出的警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中国人能否把饭碗一直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此时他还不太乐观。一方面，他在“两会”期间反复提醒，要查实各地粮库是否存在虚报的问题，必须保证国家和地方的糧食储备充足；一方面，他对我国人增地减的严峻形势充满了危机感。随着第三期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启动，他在2006年底又提出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种三亩超级杂交稻，生产出种四亩现有杂交水稻品种的粮食。这一工程于2007年率先在湖南示范，湖南省针对水稻生产的不同条件，同步采取三套增产方案：一是在中低产田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通过超级杂交早稻+超级杂交稻晚稻的“双超”等五种模式，实现粮食大面积丰产；二是在高产田实现“三分田养活一个人”的目标；三是抓紧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实现早、中、晚超级杂交稻百亩片平均亩产分别达到六百公斤、一千公斤和七百五十公斤的目标。实践证明，无论哪一种方案或模式，都大幅度提高了现有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到2011年时，湖南省的“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新增稻谷就超过了十亿公斤。袁隆平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推广“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六千万亩，实际上相当于八千万亩的生产水平，每年新增稻谷就可以多养活两三千万人口。

　　谁都希望粮食增产，可粮食增产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一次，袁隆平去一个示范片察看超级稻，一个老农看见了他，拖着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跑了过来。这是袁隆平经常会遇到的，他是农民心中的米菩萨啊，谁都像亲眼见见他，跟他说说心里话。但这个老农的一番心里话，却说得他一寸一寸的揪心，“袁老啊，我种了一辈子的水稻，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产量，我们种田佬都感谢你老人家啊，你可真是我们农民的米菩萨啊！可我们也有一肚子怨气，你让稻子越打越多了，可稻子多了不值钱，我们还是不赚钱啊！”袁隆平下意识的低下头，看着老农那一双泥巴糊糊的赤脚，还有那副被烈日烤的焦黑如炭的脸庞，他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知道这位老农说的是老实话，这也是他一直充满焦虑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个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农业科学家，心里也有浓烈郁结的屈子情怀，而对任何事，他又必须以科学的辩证思维来考量，这让他既担心粮价过高，加重市井百姓的生活负担，又担心谷贱伤农，眼看着粮食年年增产，这些黑汗直流的稻农却不能增收。一个可怕的后果是，倘若农民都不种粮了，这试验田、示范田里的超级稻就是再高产，却不能大面积推广，又有何实际意义呢？如今谁都想吃又便宜又好吃的大米饭，但再这么便宜下去，到时候大家恐怕都没饭吃了，谁又愿意做那赔本的买卖呢？

　　谁都知道，粮食是商品，却又是非同一般的商品，始终都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国家的战略物质，这也是国家一直难以把粮食全然交给市场的原因，否则一遇丰年，当粮食供大于求时，粮价势必大跌，甚至会跌到生产成本以下，而一遇灾年，粮食供不应求，则粮价飞涨，并推动所有的物价疯涨，而那些投机商人就会囤积居奇，变本加厉，这也是旧中国最常见的现象。粮食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如何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吃饱肚子，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真是高不成、低不就，进亦忧、退亦忧啊。也正是在反复权衡之后，国家才出台了粮价补贴，但如何补，一直充满了争议，袁隆平觉得目前的粮价补贴还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身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从未当作荣誉虚职，每年省里和全国召开两会期间，他都会提交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建议，并且都是直面严峻的现实。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粮价的建议》。他依据湖南省物价局的调查统计数据，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仅有七块五毛钱！这让他特别伤心，也让大声疾呼：“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他呼吁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只有“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才能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而现在的补贴是按田亩补，不管你种不种粮，高产低产，给的补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所谓普惠制，这不合理，难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建议，那就是给种粮的农民按售粮的多少进行直补，生产的粮食越多，得到的实惠就越多，那种粮的积极性自然就被激发出来了。

　　除了粮价，让袁隆平忧心忡忡的还有耕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田间地头行走，他见证过大包干时农民分田到户的喜悦，近年来却看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把大片耕地抛荒了，很多粮田甚至被用来盖房子和做垃圾场了，那疯长的荒草和臭烘烘的垃圾让他痛心疾首，“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如果得不到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啊，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这是他一直最担心的，如果那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守不住，就算培育出了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超级稻，也没人没地种啊，到了那地步，布朗的预言还真有一语成谶了。

　　一个农业科学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一步一步把超级稻推向更高的台阶，而科技支撑一直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顶梁柱。为“确保第三期亩产九百公斤、力争第四期亩产一千公斤”的超级稻攻关目标，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协作攻关团队相继育成了四个超级杂交稻新组合（Y两优2号、Y两优8188、Y58S/1128、广占63S/1128），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百亩示范片试种。这里就以“Y两优2号”为例来看看实际效果。该品种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启云主持育成“Y两优”系列品种之一。这一系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培育，被业界誉为“高产世家”，2001年研发出“Y两优1号”，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开始研发升级版，历经五年攻关，到2007年终于育成“Y两优2号”，育成不久就被国内一家企业以六百五十万元的价格拍下了专属使用权，被媒体惊呼为“一粒卖出天价的神奇种子”。实际上，这一品种在海南试种时，亩产只有七百五十多公斤，别说作为三期超级稻主打品种，离第二期超级稻的产量指标都还差一大截呢。但杂交水稻之父的眼光就是非同一般，在百里挑一中，他偏偏就看上了它。那双久经历练的火眼金睛一般是不会看走眼的，尽管这一品种在实际产量上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它具有超级稻高冠层、矮穗层的理想株叶形态，叶片松散适中，上三叶挺直，群体通风透光良好，耐高温、低温能力都比较强，后期落色好，具有高产稳产、穗大粒多、茎杆粗壮、耐肥抗倒、抗逆性强、米质优良、口感好等诸多优点。一个发现者的眼光，不能只看见眼前的产量，更要能看見它未被开发出来的潜力，袁隆平预测，这一杂交组合具有产量突破九百公斤的潜力，因此将其确定为第三期超级杂交水稻攻关的首选苗头品种，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等示范片里试种。

　　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在历经五年攻关后，在2011年9月18日迎来了中国超级杂交稻稻育种计划的第三次大考。这次现场测产验收，由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担任组长，验收点就选在羊古坳乡第三期超级稻“Y两优2号”示范片。此地位于湘中偏西南的资江上游，地处雪峰山余脉望云山脚下，虽是山地，但这一方水土的小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是特别适合种植超级杂交中稻的一方福地。2000年和2004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稻试种先后在这里取得成功，而在第三次大考中，这一方福地是否又能再创奇迹？

　　在验收的四天前，袁隆平就来这里看了稻子的长势，那是个大晴天，金黄色的稻田把空气都映衬得金灿灿的，袁隆平看得一双眼都笑眯眯的，他唯一有些担心的就是接下来几日的天气，“只要老天爷他帮帮忙，九百公斤百分之百能达到啦！”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老天爷却像是偏偏要跟他们作对，就在验收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顷刻间把田间的稻农打得晕头转向，清醒过来了。又一个个急得直跳脚，老天啊，这么大的风雨，再结实的谷粒也会被打脱啊。袁老师年纪大了，他们不好打扰人家，就给袁隆平的助手邓启云打电话。邓启云既是“Y两优2号”的培育者，这里的每一粒种子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也正日里夜里地惦记着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手机都不敢关机。一个电话火急火急地打来了，“邓老师啊，大事不好啊，羊古坳又是风又是雨啊，连人都站不住啊，何事得了啊？”邓启云听见了农民兄弟那焦急万分的呼唤声，也听见了呼啦啦的风雨声和沉闷的雷声，但他还真有一种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的声音很平静，很有底气，让农民兄弟只管放心，没事，他这个品种不受风雨影响，那稻子长得很结实，不会落粒的。可那些农民还是不敢相信，世上哪有风吹雨打不落粒的稻子啊？邓启云停了一下，冲口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孩子我清楚！”

　　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如今都成了邓启云的一句名言了。

　　第二天，风雨过后，在阴沉的天底下，那稻穗全都低垂着头，那是因为挂满了沉甸甸的稻子，看上去比阳光下多了几分深沉。天刚亮，羊古坳的稻农们便来田里仔细看过了，每一株稻禾都挺身站着，在田里也找不着几粒被风雨打脱的稻子。一夜惊心，现在一下放心了，一个个都说多亏了老天爷保佑，真是神了！尽管一场风雨刚刚过去，从田埂到田间都被雨水冲刷泡软了，但农业部派来的专家没有等待，现场测产验收按原定计划照常进行。专家自有专家的道理，一个合格的品种必须能经受住恶劣天气的检验，在大自然面前，没有任何特殊情况或特殊品种是可以特殊照顾的。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的测产验收规程进行，专家组首先对分割成十八块田的代号进行现场随机抽签，分别抽取出三块试验田进行现场人工收割，然后在田间打谷脱粒装袋，最后进行水分检测与称重。由于昨夜下了一场大雨，谷粒含水率超过了仪器的测量范围，必须减至达标的含水率（13.5%）才能准确测算出这批超级杂交稻的亩产量。尽管颇费了一番周折，得出的却是一个令人惊呼的结果，第三期超级稻“Y两优2号”百亩示范片不仅达到了亩产九百公斤的产量指标，而且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平均亩产高达926.6公斤）。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对这次测产的结果，有人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建议袁隆平不要提亩产突破了九百公斤这个具体数字，只说获得了“高产”。袁隆平一听就冒火了，“怎么能不提突破了九百公斤？我就是要攻关九百公斤！”

　　这一结果随后便在湖南省农科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九百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

　　袁隆平的梦

　　一份满意的答卷刚刚交出，接踵而来的又是一份新的试卷。从2012年起，袁隆平又率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向第四期超级稻发起攻关，目标，平均亩产一千公斤！

　　是的，袁隆平又比农业部的正式启动时间抢先了一步，也可谓是一个前奏。

　　每到一个关键点，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国家总是会出现高度默契的呼应。就在201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科技创新进行了突出的强调和重申：“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

　　2013年4月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了以粮食安全为主题的农业圆桌会议，刚一散会，时任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就直奔三亚南繁基地超级稻育种攻关现场，与袁隆平院士共同宣布启动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的攻关项目。随后，农业部又组建了“7+1”（七个科研单位加一个企业）的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攻关团队。作为牵头人（首席专家）的袁隆平，此时已是一位八十四的老人，岁月不饶人，也让人难免担心，他老人家还能否再创奇迹，实现中国超级稻的“四连跳”？不过，只要你亲眼看见了那个传说中的杂交水稻之父，就会发现担心是多余的，他身子骨還杠杠的，一张脸黑是黑，却闪烁着风尘不染的光泽，那心态就越发年轻了，他笑称自己是“80后”，“带领一帮年轻人在从事超级稻这个年轻的、蒸蒸日上的事业，我觉得非常好！”

　　这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正在稻田里忙碌的袁隆平接到通知，赶紧洗脚上田，赶赴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会。4月2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微笑着走进会场，走向站在前排中间的袁隆平院士，他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握住了袁老的手，那不是一般的握手，而是用双手热乎乎地捂着一个农业科学家的手。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总书记与劳模代表“共话中国梦”，袁隆平就是带着梦想而来，他拿出两张超级稻的照片递给总书记，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袁隆平的第一个梦，是一个早已被广泛传播的梦，也是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不愿割舍的一个梦想，但各有各的讲法，有人说是他儿时的梦想，有人说是他在杂交水稻刚刚研究成功时的梦想，还有人说是一个老人的梦想。而我亲耳听袁隆平先生说过，“我在年轻时做过一个好梦，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几个朋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但他又说，这是他两次做过的同一个梦，年轻时做过，年老时也做过。一个有梦想的人，也许从未老过。每次讲起这个梦，他那双闪烁发亮的眼睛里，竟然闪现着孩童般奇异的梦幻色彩。袁隆平的第二个梦，他其实并未梦见过，他说：“前一个是我真实做过的梦，后一个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实现这两个梦是我终生的追求。”

　　在这次座谈会上，袁隆平从他的两个梦开始，很自然就谈到了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目标，对此他充满了底气和信心，“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我们有信心在三年内达标。”而这并非他的终极目标，“科技进步永无止境，在我有生之年，亩产一千公斤我也不满足，我还要向选育第五期、第六期超级杂交稻进军，直到实现我的‘禾下乘凉梦。”为了实现第二个梦想，他还向总书记建议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允许两系法杂交水稻走出国门，扶持龙头种业企业，把长沙打造成杂交水稻的“国际种都”，早日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那将是人类的福音。

　　习近平侧耳倾听着一个农业科学家的心声，他用充满期待的目光看着袁老说：“感谢您作出的贡献，希望您再接再厉，再攀高峰！”

　　这次座谈会，无论是总书记，还是来自各行各业、各个不同时期的全国劳模们，说是“共话中国梦”，但一个个都讲得非常实在。实现中国梦靠什么？靠实干，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一切都可归结于总书记的一句话，“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

　　刚散会，袁隆平又匆匆赶回了他的试验田。他已经在总书记面前作出了承诺，他也深知自己将要攻克的是世界水稻史上迄今无人登临的高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而超级杂交稻要跃上更高的产量，必须有更高、更壮实的稻禾才能承载，为此，他在攻关协作研讨会上提出了培育新型高杆超级杂交稻的技术路线，同时还要把以往的攻关中取得良好效果的“良种、良法、良田、良态”等四良配套结合起来攻关。按照他设计的技术路线，随后在全国主要稻作区布置了二十多个示范片。

　　那个在第三期超级稻攻关中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的羊古坳，这次又被选为了第四期超级稻高产示范点。这次选用的种子是“Y两优900”，该品种通过进一步塑造动态理想株型、扩大利用籼粳亚种间杂种优势而育成的超级稻新组合。在攻关的第一年，经农业部组织的专家组现场测产验收，平均亩产再创历史记录（988.1公斤），但还没有达到第四期亩产一千公斤的产量指标。从结果看，只能说是“失败”了，但袁隆平总能从貌似失败的结果中看到成功的希望，“Y两优900”在首次攻关中就能达到这样高的产量，证明超级杂交稻第四期攻关技术路线的可行性。

　　2014年，袁隆平再次选择“Y两优900”作为攻关品种，在地处大湘西的溆浦县选取示范片。溆浦属怀化市，也就是原黔阳地区，袁隆平在黔阳安江度过了近二十年岁月，这一方水土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追溯溆浦一名，最早见于屈子的诗篇《涉江》，而这一古老的县域也被称为“楚辞的源头”，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精神源头。袁隆平从二十多岁时进入大湘西，在此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深受屈子忧国忧民、上下求索的精神影响，也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安江农校任教时，他就在溆浦搞过制种试验，对这里的地理、气候了如指掌。从第二期超级稻攻关开始，他就在溆浦县设立了兴隆、红星、黑岩三个超级稻百亩攻关片，在接连突破第二期、第三期攻关目标后，他又寄望于第四期超级稻攻关目标在溆浦率先实现。

　　转眼，又一个秋天来临，袁隆平在立秋后不久就从千里之外的长沙赶到了溆浦。

　　古人造字多与农时有关，一个“秋”字由“禾”与“火”字组成，秋阳似火，稻禾渐渐散发出成熟的味道，这个季节，对于一季稻子的收成，无论是气候还是田间管理都到了节骨眼上。对于天气，哪怕到了今天你也只能听天由命，种田就是这样，老天爷当了一半家，但田间管理则事在人为。这次袁老是抱病而来，上路时，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劝他等病好了再去，但农时耽误不得，他怎么也放心不下，一定要去现场看了他才放心。

　　溆浦共布下了四个百亩示范片，分布在横板桥乡、水东镇等山区乡镇，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走过的路，我后来也走过，湘西的贫困一望触目，进村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车轮卷起一阵阵沙石，打得车窗沙沙作响。但这条路再难行，也阻挡不住一个老人倔强的脚步。这已是他第三次来溆浦现场指导了。溆浦县农业局长张克松和技术组长舒友林陪着他一连转了好几个地方，还有一块示范田路途较远，路况又差，他们担心老人受累了，实在不忍心带他去看了。但袁老说什么也不肯放弃，这么多年来，越到最后一段路他越是锲而不舍。这是一个科学家认定了的真理，如果你已经费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功夫，为什么要放弃那最后的百分之五呢？而一件事的成败往往就取决于最后一刻，一个不经意的小细节很可能就会改变人生和命运，甚至可以改变历史。

　　一辆车又开始在山道上颠簸前行，天空如黑压压的锅一样扣下来，乌云几乎把整个天空都吞下了。到了那块示范片，袁隆平一下车就闻到了雨水的气味，也闻到了稻穗扬花灌浆的甜丝丝的气味。他踩着田埂钻进稻丛，那茁壮的稻禾比他的胸脯还高，一低头就看不见人了，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哪儿。他弓着身子，拨开一株株稻禾，像一个老中医一样望闻问切，看这稻子有什么病症，该补充什么营养。还好，这里的田间管理很到位，稻子长势很好。他又数着稻禾上的谷粒，在心里默算着一株稻子该有多少收成，一亩田又该有多少收成。他一遍遍地数着，抚摸着，风飒飒地吹着稻禾，像风声，又像雨声。其实，当袁隆平钻进稻丛里时，细雨就开始飘落了，袁隆平全神贯注地察看着稻禾，竟然没有发现下雨了。等他从田埂上走出来，脚下的泥土已变成了泥浆，半截身子都已湿透。张克松和舒友林生怕他老人家着凉了，一个劲地催着他上车。临行前，他又千叮咛万嘱托，后期田间管理很重要，还有天气，这天气谁也没法改变，但要根据气候来搞好田间管理。一一交待过了，他才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品种好，眼下这稻禾的长势也很好，只要后段天气正常，田间管理到位，亩产有望突破一千公斤！”

　　此时雨越下越大了，张克松和舒友林看着一个在风雨中迟迟不肯离去的老人、一张被雨水淋湿的脸，两人都感觉被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渗透了。

　　袁隆平走后，雨还在下，一直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谁也不知道，这阴雨连绵的日子还将持续多久。这稻田里的守望者几乎每天盯着日历和天气。在超级稻攻关中，除了袁隆平这个首席专家，还有许多人长年累月坚守在第一线，舒友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县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县农业局超级稻攻关办主任。说起来，他是安江农校毕业的，也算是袁隆平的学生。无论天晴下雨，他每天都蹲在稻田里，每隔不久就要给袁老师打电话，从稻子的长势如何到抽查稻穗颗粒有多少，还有天气，他都要一五一十告诉袁隆平。袁隆平连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一旦发现了什么问题就会进行技术指导。他最担心的还是天气，这样久雨不晴，日照不足，土壤温度低，空气湿度大，如果不及时排出积水或发生大水串灌，极容易发生稻瘟病，而这种可怕的病症在整个水稻生长期都有可能发生。

　　幸好，到了9月下旬，老天开眼了，溆浦终于从淫雨霏霏的日子里走出来，对稻田里的守望者，那感觉真如重见天日一般，又加之田间管理和对稻瘟病的防治到位，袁隆平最担心的灾害也没有发生。此时，离收割季节越来越近了，能否达标，就看最后十来天了。其实，关心超级稻命运的还不止是袁隆平这个首席专家，还有当时的湖南省农委。到了9月底，省农委便组织七位专家，按照国家农业测产标准来溆浦测算了三块田，毛谷亩产最高达到了一千三百公斤，但除水去杂后，离一千公斤大关还差十多公斤。这个结果让大伙儿心里打起了鼓，有人估计这一次又过不了关。袁隆平也有这个心理准备，但他根据测算数据和稻子的长势仔细分析了一番，眼下离农业部测产还有十天，稻子还处于生长期，他估计，每亩每天还可以增加五六斤，十来天还能增产三十公斤左右。当然，这只是他的预测，而天有不测风云，人算不如天算。

　　无论天算、人算，最终都将归结为农民常说的一句话：“一亩田的产量是高是低，秤杆子上面一见分晓。”2014年10月10日，要到了一个见分晓的时间，中国超级稻迎来了第四次大考，这次的验收组组长又是隆回县羊古坳乡第三期超级稻验收组组长程式华。此前，来自全国各地的验收专家已先期抵达溆浦，还有上百名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早已闻风而至。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自1996年启动以来，历经十八年攻关，一直备受国内外水稻领域关注，而这次能否攻克一千公斤大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又能否再创一个“超级神话”，也就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但袁隆平这个焦点人物却差一点就来不了现场，就在验收的两天前，张克松接到袁隆平秘书的电话：“袁老师身体不好，不能过来了。”

　　张克松放下电话，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脸失落地告诉舒友林：“唉，袁老师不来了。”

　　对农业部这次测产验收，张克松心里一直没有底，一听袁老师来不了，更一下没了主心骨。没想到，第二天中午袁隆平的秘书又打来了电话，“袁老师决定亲自过来。”这让张克松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袁老师一来，这个一千公斤的重负就能卸下了。这其实是他的心理感觉，作为首席专家的袁隆平也改變不了那个最终结果，农业部的测产验收比高考还要严格，现场测产时，所有参与攻关的人员，哪怕沾了一点边的都不得参与其中，只能作为旁观者。这个，张克松自然知道，但袁老师一来，他莫名的就平添了一股底气，还有几分豪气。

　　那是个秋高气爽的艳阳天，没有什么比阳光更懂得稻子，金黄的阳光映照着金黄的稻田，这其实是一种互相映衬，天地间都透射出金黄灿亮的光泽。在稻田边上，一块牌子高竖着，老远就能看见那牌子上被阳光照亮的大字：“超级杂交稻第四期亩产千公斤高产攻关示范基地；面积：102.6亩；首席专家：袁隆平。”它的存在，仿佛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从春到秋一直竖立在这儿，此时又以此为中心，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满了人，但见人头攒动，却不见稻浪翻滚，那水稻宛如垂下来的瀑布一样，连风也吹不动，这让很多记者在一个结果出来之前就提前发出了惊呼：“天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瀑布稻啊！”

　　在袁隆平赶来之前，现场测产验收就已经开始，那刚打下来的湿谷子太重了，连磅秤也压得颤颤巍巍，但这还只是毛谷，而按严格的现场测产程序，那可真是容不得一滴水分、一粒沙子，还必须晒干水份，用风车去杂后，才能称重验收。每个人都在等待那个最终的结果。而在正式结果公布之前，时间变得特别漫长，就像一个漫长的悬念，又让人心情特别紧张，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复杂。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了，见过的，没见过的，谁都认得他是谁。袁隆平还没走到田边，就被呼啦一下涌上来的老乡和记者们前呼后拥地包围了。

　　袁隆平一边亲热地跟他们招呼、握手，一边问张克松：“收割完了吗？”

　　张克松凑近他说：“两个点已经收割完了，还有一个点正在收割呢。”

　　他压低声音把两个点的毛谷数量报给了袁隆平，又紧张地看着袁隆平的反应。

　　袁隆平淡定地笑了笑说：“过千公斤应该没问题。”

　　张克松听了，那紧绷的神经又稍稍放松了。

　　那三块抽签选定的测产田，用了一个上午才收割完。这顿午饭，袁隆平和大伙儿就是在田边上吃的，每人手里都捧着一个乡下人吃饭的粗瓷大碗，没什么菜，那米饭则是用这次攻关的“Y两优900”超级稻做的饭。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追求的不仅仅是高产，还有稻米纯正的品质、香味和口感。在产量揭晓之前，那香喷喷的大米饭，每个人都美美地吃了一大碗，一边吃还一边竖起大拇指，用湖南话说：“好呷，真好呷！”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老农吃光了一碗，拍拍屁股上的泥巴，又去添了一大碗，都堆得冒尖了。袁隆平一看乐了，上前问这个老农，这个种子好不好？没想到老农竟然摇了摇头。这就怪了，难道这大米饭不好吃？吃着不香？很多人都惊奇地看着那个老农，老农却不紧不慢地开腔了：“好是好，就是划不来啊。”袁隆平一听，更觉奇怪了，这个种子还没在大田里推广呢，还只是免费给他们试种的，是不是有人乱收费，收了他们的种子钱呢？袁隆平对农民的利益格外关心，如果有人这样坑农伤农，那可要追查。那老农连连摇头，没有人收他们的种子钱，但他却老老实实地说：“这米饭实在太好呷了，一碗不够啊，吃了还想吃呢！这么下去，一餐就要多呷两碗饭，这可划不来啊！”袁隆平和大伙儿一听，都乐了。

　　到了下午三点光景，最后一刻终于来临。所有人一下静了下来，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农业部验收组组长程式华几乎是一字一顿地宣布：“这次百亩片平均亩产1026.7公斤！”那寂静的现场又持续了几秒钟的寂静，仿佛被一个结果震住了，又突然被一种蓄积已久的力量猛地一掀，顷刻间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惊呼声。那的确是一个足以让世界震惊的结果，就算把后边那个零头忽略不计，亩产达到一千公斤，也刷新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这是杂交水稻之父的又一个巅峰之作。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新闻，一个小时后，农业部就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布了这一消息：中国超级杂交稻第四期亩产千公斤攻关取得成功，这个原定于2020年实现的目标，提前六年实现了！

　　对这一结果，农业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表明中国人有能力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也将对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标志着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再次登上世界之巅，将载入世界农业科技史册，不仅是中国人的骄傲，更是一个世界奇迹。”

　　对这个世界奇迹，一向镇定自若、成败不惊的袁隆平也难掩激动之情，他感觉自己向“禾下乘凉梦”又迈出了艰难而坚实的一步。回首中国杂交水稻一路走来的历程，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从超级稻的第一期到第四期目标，从最初的亩产五百多公斤，到现在示范片平均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作为首席专家和总设计师的袁隆平，每取得一项科技上的突破，从未归功于自己名下，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支持和团队的力量，并从政策和科技这两大支撑予以诠释：“一方面是杂交水稻一直在国家的强大支撑不断长大，一方面是参与杂交水稻攻关的科研团队非常优秀，非常有战斗力，敢于勇攀高峰！”

　　一直以来，他最不愿提到的就是自己，这是一个科学家虚怀若谷的谦逊，其实也是他真诚的坦言：“一粒种子再神奇也不可能改变世界，只有两方面都到位了，中国杂交稻水平才能远远领先全世界，中国人才有能力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很多人都把功劳算到我头上，这是不对的，我充其量只是起到了部分带头的作用。”

　　当然，他不会忘怀自己和习近平总书记“共话中国梦”时作出的承诺，“现在我可以向总书记和全国人民报喜了，下一步，我要向每公顷十六吨目标攻关！”

　　舌尖上的安危

　　多事之秋

　　一切还得从2014年的那个秋天说起，那个反差太强烈，一边是袁隆平担任首席专家的中国超级杂交稻第四期攻关，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登上了世界水稻史上“迄今尚无人登临的一个高峰”，一边是“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被下‘逐客令”。那怵目惊心的大标题，将矛头直指袁隆平——“杂交稻，隆平造”。这两大新闻事件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在阳光与阴霾的大逆转中，一场阴霾密布的灾难转眼间就把一个金色的秋天推向了一个多事之秋，一位令人崇敬的杂交水稻之父，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而一粒拯救了亿万苍生的神奇种子转眼间变成了灾难的祸根，甚至是一股汹涌而来的祸水，那些遭此劫难、深受其害的可怜老百姓，发誓要“杂交稻，隆平造”逐出他们的稻田……

　　若从新闻的时效性看，那篇极具轰动性和杀伤力的新聞报道，却也并非在第一时间瞬间曝光的爆炸性新闻，其实是一个迟到的新闻，事发于2014年10月，而报道的时间已是2015年4月9日，时隔半年，一个新闻早已变成了旧闻，但那“几乎同一时期”发生的两个事件，一正一负，像特写镜头一样被嫁接在一起后，哪怕时过境迁，那强烈的反差依然极具轰动效应。从新闻效应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越是负面新闻越是能迎合人们的逆反心理。而在这样一个网络媒体高度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像袁隆平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让人敬仰又家喻户晓的正面人物形象，连同他所开创的杂交稻和超级稻，几乎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具有杀伤力的负面新闻，一旦舆论反转，那突如其来的负能量几乎如掀天翻地的风暴一般，几分钟内就有数百万人被席卷，从门户网站到自媒体，从网络传播到无数人奔走相告，形成如螺旋般扩散和放大的“风暴效应”，这一切几乎可以在瞬间完成。

　　我在第一时间看到那篇报道也如坠云里雾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若要搞清楚真相，其实并不难。灾害发生后，安徽省及受灾区五河县两级农委便对這次灾害进行了深入调查，并作出了明确的鉴定：“绝收或减产的区域，在孕穗和抽穗期间遭遇低温连阴雨，属于典型的穗颈瘟危害。”这种“典型的穗颈瘟”，其实就是稻瘟病的一种。稻瘟病位居水稻三大重要病害（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之首，也是此次灾害真正的罪魁祸首，被称为“水稻的癌症”，凡有水稻的地方就有稻瘟病，只有轻重之别，发病后一般减产百分之十五以上，重者绝收，对稻米品质也有严重影响。——这也是迄今为止难以被人类攻克一道世界级难题。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都致力于对稻瘟病的研究，然而至今也未能在高抗性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所谓癌症，换句话说就是不治之症，至少是顽症。由于无抗性强的品种，近年来发生面积呈上升趋势，若防治不力，将会对水稻生产有巨大的损失，对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那么，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否又有根治的可能呢？这其实是我接下来要追踪的一个问题。要说呢，也不是没有，如今人类已开始尝试用分子或基因技术来治疗癌症，对于人类自身而言，这是救死扶伤的天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但如果利用分子或基因技术来防治农作物的病症，譬如说针对某一病虫害将抗逆性基因转入农作物中，这一难题是有可能从根本上攻克的，但只要一涉及到分子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人类立马如临大敌、谈“转”色变。目前在中国，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袁隆平等科学家，在这方面也一直是高度审慎的。由于转基因技术目前还不能在水稻、小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中推广应用，目前的方式也就只能采取传统的常规手段，以趋利避害或避重就轻为前提，在选择种子时，如对稻瘟病抗性不强的品种，就选在稻瘟病轻发区种植，而所谓的轻发区也是相对的，一旦遭遇阴雨连绵、连日不开的天气，就为稻瘟病提供了温床，轻发区有时候会成为重灾区。对此，迄今以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将防治措施落实到位。

　　在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攻关中，袁隆平一直把稻瘟病视为心头之患。他也不止一次地坦言，超级杂交稻在对抗稻瘟病等水稻病症上并不“超级”，在这一世界性难题被攻克之前，超级杂交稻也只能和其它常规品种一样，以防治为主。对此，那篇将矛头直指“杂交稻，隆平造”的报道者也做过调查，并作出了理性的报道：“稻瘟病的发生原因较为复杂，即使水稻品种在审定时达到了抗性（标准）甚至更高水准，但也存在因抗性下降、外界环境变换等原因从而引发稻瘟病的危险。”这是大实话。我在前文提及，在湖南溆浦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示范片，也曾遭遇了长时间阴雨天气，袁隆平一再叮嘱田间管理责任人要将预防措施落实到位，而溆浦示范片最终没有因灾减产，反而创纪录地突破一千公斤大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适期预防措施落实到位，否则不说创造世界纪录，也极有可能像安徽五河县一样发生“减产绝收”的灾害。

　　对于“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的灾害，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调查组已作出了结论：“此次稻瘟病是由于2014年安徽特殊的天气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所致。”——这就是事实真相，再明白不过了，一是天灾，还有一个就是“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而调查组还特别说明这“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这话里的意思我相信谁都能看明白，至少我是一眼就看明白了，说来这也是近年来的一个普遍问题，农民承包的责任田是有边界的，但稻瘟病以及其它病虫害是没有边界的，如果仅凭农民单家独户进行防治是难以有效防治的，必须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采取有组织的预防措施。这次灾害既“不完全是农民的过错”，在鉴定意见中也没有一个字说是种子的错，而罪魁祸首就是极端气候，说穿了也就是一场自然灾害。对于此次灾害的成因，除了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的调查，还有一些参与调查的专家，均一致认为，2014年“的确属于历史罕见的稻瘟病高发气候”。如果排除了这一主要原因，许多事情你根本没法解释。据我后来走访调查，除了这次受灾的品种“两优0293”，安徽的其它水稻品种，包括如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常规稻，在同一时期普遍都出现了稻瘟病，而其受灾减产的情况，则看其适期预防措施的情况而论，防治措施越到位，受灾程度越低。从大面积的情况看，2014年“两优0293”在安徽共种植了十八万亩，但出现减产或绝收的只有这次报道的一万亩左右，约占百分之五。于此可见，这次的受灾品种“两优0293”既非遭受稻瘟病灾害的个案，却成了灾害损失惨重的个案，这也更加验证了安徽省及五河县两级农委的鉴定意见是尊重科学、符合事实的，那也是一个具有结论性的鉴定。一句话，如果适期预防措施能够落实到位，这次“万亩减产”的灾害，其实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

　　这里姑且不论导致“万亩减产”的原因，只说一个被那篇报道紧紧揪住不放的话柄——“杂交稻，隆平造”，那粒惹祸的种子又真是袁隆平制造的吗？对此，我等门外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是应该以调查结论为准。除了安徽省、五河县两级农委的调查，还有一个更权威的调查结果，国家农业部在组织专家深入调查后也作出了相关结论：这次事件实际上与袁隆平的关系不大，第一，“两优0293”并非由袁隆平选育的，其完成者是别的研究人员；第二，与涉事种子有关的“隆平高科”是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等共同发起设立的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袁隆平从未参与“隆平高科”的经营管理；第三条则是对此前鉴定意见的又一次确认：导致这次稻瘟病的主要原因还是气候和“适期预防措施不到位”。尽管有三级鉴定结果明摆着，但袁隆平从维护农民利益的高度出发，并未高高挂起，他一听说此事，在第一时间就责成“隆平高科”尽快作出处理，“隆平高科”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无论涉事种子“两优0293”有没有问题，一律宣布停售，随后又派公司高管两赴安徽，协调当地政府通过保险的方式先给了受灾农户一定的赔偿，还承诺为农民免费提供种子进行补偿，并将筹建种子行业灾后救助基金。

　　在整个事件中，有一个一直被报道者紧紧抓住不放的细节，在“两优0293”外包装袋上明确标注“抗性：稻瘟病平均5.6级”，但撕开包装袋后还有一张小纸片，在注明抗性5.6级之后又添加了四个字：“最高9级”。——对于抗病的程度，有平均值，也有最高值，这没有问题。这和水稻亩产面积的数据是一样的道理，在百亩示范片现场测产验收时，有的田亩最高可达到一千多公斤，有的则只有九百多公斤，而最终采用的是平均值，当然也可以标明最高值。如果内外包装一致，这个小纸片可以说毫无问题，但问题是，种子的内外包装不一致，这还真是一个谁也不能否认事实。对此，“隆平高科”的一位相关负责人也没有否认，他给予了这样的解释：“标签可由内外标签组成，《种子标签管理办法》并未明确要求要把特征特性全部都印到外包装上，只要内标签是完整的，就不存在违规问题。”——对这样的解释，说句老实话，我是有疑虑的，这样的理由还不足以说服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等非虚构类文体存立的根本，而生命在于立诚，若要揭示真相必须秉持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立场，我只追寻事实真相，决不预设立场，更不会选边站。为此，我到经销过“两优0293”的种子店进行了调查，又对种过该品种的农户走访调查，我的调查结果和那篇报道是一致的。

　　随后，我又带着疑问采访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邓华凤，这位与我差不多同龄的育种专家，也是袁隆平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我想听听他们是怎么解释的。邓华凤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他可能回答不止一百遍了，但他依然眉头紧锁，习惯性地用两手撑着桌子，隔桌望着我，在沉默那片刻后方才开口。而他一开口，却一点也不含糊：“企业在营销流程中，对种子包装的内外说明必须一致，并且要真实反映品种的特征特性，这事关企业的诚信问题，不能含糊。如果种子包装存在内外抗性说明不一致，肯定是不对的，种子推广方应该引以为戒，再也不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他说话时不是那种铿锵有力的口气，却表明了他斩钉截铁的态度，丝毫没有护短的意思。

　　诚然，这里又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澄清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只是种子的研发方，并非种子的经营方，即便内外包装不一致，那也是种子公司在经营销售中的问题，与种子研发方并无直接关系，与种子本身更没有关系。这绝非我为一粒种子辩护，而是对客观事实百分之百的尊重，以百分之百的诚实向读者报告。众所周知，研发方研究出了的某一品种，然后交由生产方生产出产品，再进入市场销售环节。从研发方到生产方，一个在技术上严格把关，一个在生产上必须保证是合格的产品，但合格不合格，他们说了不算，我们这些报道者说了更不算，还要严格按国家标准来检验。种子是非同一般的产品，是关乎粮食安全的第一要素，国家一直是高度重视和严格把关的，对种子的鉴定比一般产品尤为严格，只有审定通过后，才能在生产中推广应用。那么，“两优0293”又是不是审定通过的超级稻品种呢？这也是很多人特别关注的一个焦点。邓华凤给了我一个明白的答案，这一品种是湖南省审定通过的超级稻，但不是国家审定通过的超级稻。

　　听了他一番解释，我才明白，对超级稻的认定分为两级，一是农业部认定，一是省级农业厅认定，选育单位可以向本省农业厅和国家农业部两级的超级稻专家委员会申报认定，经专家们开会研讨，以严格的超级稻认定标准进行鉴定，达到标准才能称为超级稻。“两优0293”是通过湖南省农业厅认定的超级稻品种，既然省级农业厅有认定权，理所当然为合格的超级稻品种。但该品种属于第二期超级稻，在当时审定通过时还算是很好的品种，最大优点是抗倒伏，其次是产量较高。当然，每个品种都不是十全十美，都有一定的适应性、区域性，而这一品种存在致命的弱点就是对稻瘟病的抗性不理想。——这里还得补充一下，“两优0293”虽不是农业部认定的超级稻，却也是经国家审定通过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2006年，这一品种在第一届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定通过。为此，我还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706号），对该品种的性状特征有着清楚的表述：“该品种熟期适中，产量高，中感白叶枯病，高感稻瘟病（穗颈瘟），米质一般。适宜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苏的长江流域稻区（武陵山区除外）以及河南南部稻区的稻瘟病轻发区作一季中稻种植。”很明显，这一品种并非广适性稻种，在农业部的公告里也强调了其“高感稻瘟病”的缺陷，并明确标出适合在“稻瘟病轻发区”种植。按照这一国家标准，“两优0293”既是经国家审定的合格品种，安徽省也是明确标示出来的适宜推广种植区。

　　又诚如邓华凤研究员所说，如今这个品种推广应用已近十年了，根据自然规律，一个水稻品种，在大田种植的高峰期最多只能维持五六年，在大面积推广十多年后，如果仍能保持优良品性和长久的生命力，那就堪称世界稻作史上的奇迹，这样的奇迹不是没有，却也少有，一般而言，一个品种无论是常规品种还是杂交品种，在播种五六年后就会逐渐老化，性状发生退化，而品种的研发、审定、推广、退出，均需本着遵循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直以来，水稻品种审定都没有使用年限之说，法律上没有规定品种的退休期，如果审定的品种出现重大缺陷，市场普遍不受欢迎，推广面积越来越少，就可以按程序或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退出了，但淘汰需要一个过程，在一些广适性新品种没有研发出来之前，这些独特性的品种还有市场空间，还可以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时要注意它的特殊性和区域性，尤其是企业在推广这个品种的过程中，要时刻了解这个品种的变化情况和环境变化情况，这样才能尽量规避灾难带来的损失。

　　邓华凤那俯身倾斜的姿态挺有亲和力，我也一直在倾听，生怕漏掉了一个字。经过鄧华凤的这样一番解释和梳理，我脑子里那些模凌两可、不明不白的问题逐渐清晰明澈，事实真相也越来越清晰，我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了，“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的根本原因从头到尾都不是种子的问题，更与袁隆平没有什么关系，除了前面提到的“极端气候”与“预防措施不到位”的两个主因，还有一个难辞其咎的原因就是该种子的“内外包装不一致”，若说“涉嫌造假”言重了，但也很有可能对农民产生误导。哪怕退一万步讲，即便“两优0293”的根本原因就是种子问题，那也仅仅只是个别品种的问题，也不能说“杂交稻，隆平造”都有问题。这里以事实为依据，2014年安徽“减产绝收”风波涉及到的只是一百多个超级稻品种中的一个小品种，其种植面积非常小，目前全国推广面积第一大、第二大、第三大的超级稻品种都没有问题，这些真相都不难搞清楚，若从最基本的客观、公正和真实的立场说法，都没有必要“向整个超级稻泼脏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

　　我与邓华凤握手告别时，他又坦诚地表示，“安徽万亩水稻减产绝收事件”，不管由谁负责，对所有农业工作者，这都是一次值得吸取的教训，未来对水稻品种的研究方向，抗性将会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如何研发具有广适性更好的新品种，一直是所有“杂交水稻人”努力的目标。他这一席话，让我看到了科学的境界，一篇关乎科学的报道，必须尊重科学和新闻真实性这一底线，任何一家媒体都可以对某一焦点问题采取“新闻系列追踪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的权利，也是天职，但除了权利还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新闻伦理。如果一家媒体反复炒作一场原本就不该发生的灾难，又不顾及完整的事实真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由此而掀起一轮又一轮的风浪，对于科学，对于人类，这又何尝不是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但说句心里话，我还真没有从“居心不良”上来猜测报道者，我尽可能从善良的意愿来理解他们，这让我挺佩服他们，而他们的质疑和追问或许也会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另一种力量。至少对于我，正是因为他们的报道，才让我把目光投向了他们抓住了两个焦点，一个是产量，一个是质量，而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研人员研发的杂交稻、超级稻，在他们看来“被强调的是产量，被忽视的是质量。”

　　这两个焦点其实又可归结为一个主题——舌尖上的安危。

　　舌尖上的安危

　　舌尖上的安危，袁隆平先生作出了很朴素的诠释，“既要让老百姓吃饱，也要让老百姓吃好”，只有满足了这两个题中之义，两者缺一不可，才是完整的诠释，否则就是致命的缺陷。为什么从联合国到每一个国家都要一再突出强调粮食安全？只因粮食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了灾难性的存在。

　　这里先看第一焦点，“被强调的是产量”。一旦涉及这一话题，我又感觉报道者的立场非常有趣，他们一边认为袁隆平创造的杂交稻“被强调的是产量”，但列举的事实又怪有意思的，尽管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已将百亩示范片的超级稻亩产量攀升到一千公斤以上，但他们又指出“中国水稻实际亩产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这还真是有根有据的，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既然有根有据，而且是权威依据，一个问题又来了，中国超级杂交稻的亩产突破了一千公斤大关，而我国水稻的实际水平怎么连一半也达不到呢？

　　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袁隆平先生和有关专家不知解释多少遍了，一个水稻品种，从科学家的试验田走向老百姓的稻田，那个亩产量是不能划等号的。对粮食产量的描述，虽说有时候必须斤斤计较，甚至是锱铢必较，精确到小数点，但按通俗的说法，一般以五十公斤为一关，一百公斤为一大关。为了厘清事实真相，这里不妨重新梳理一下新中国水稻生产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前，我国水稻平均亩产仅有两百公斤的水平。在杂交水稻问世之前，农业科技人员一直致力于培育和改良常规品种，但增产潜力有限。直到黄耀祥先生开创的水稻矮化育种推广应用，从而推动了水稻大幅度增产的第一次飞跃，平均亩产跃升到了二百五十公斤至三百公斤。这里就以此为底线，来看看杂交水稻对中国粮食的贡献。1976年，随着三系法杂交水稻在全国“大推广、大增产”，我国水稻产量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平均亩产突破四百公斤大关，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粮食长时间紧缺的困局。1995年中国杂交水稻迈进了两系法的时代，产量又提升了百分之十。1996年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到2014年，袁隆平率科研团队，在历时十八年的协作攻关中，攻克了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目标到第四期目标，其中示范片的亩产从七百公斤、八百公斤、九百公斤到一千公斤，以每百公斤为一个台阶连续完成了“四级跳”，而在大田推广播种的产量与之对应，从五百五十公斤、六百公斤、六百五十公斤，大致以每五十公斤为一个台阶递增。目前，第四期超级稻尚未大面积推广，袁隆平预计推广后的平均亩产可以突破七百公斤。截至2014年那个多事之秋，中国杂交水稻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历经近四十年发展，袁隆平率协作攻关团队把中国水稻平均亩产从原来不到三百公斤的水平，一步一步提高了一倍以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适合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只有袁隆平和参与攻关的科研人员才能切身感受到，这每一步都是举步维艰。尽管从亩产看，增产五十公斤、一百公斤不算什么，但亩产与总产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乘法效应，如果把每亩增产的粮食乘以全国杂交稻、超级稻的种植面积，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里我不敢妄加猜测，必须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为准。2014年10月，就在一正一反两个事件发生强烈的对冲效应的背景下，农业部在“农业科技创新”新闻发布会上的公布了一系列数据，这其实也是一种针对杂交水稻质疑的回应：从2010年开始的这三四年时间里，在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等十七个省区市，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抗性强、适应性广的超级稻品种，每年的示范推广面积都超过了一亿亩，并且实现了“双增100”（每亩增产100斤，节本增效100元）的目标。

　　若要还原真相，还必须正视下面的数据：

　　迄今，我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约占水稻播种总面积的六成左右。

　　我国超级杂交稻的种植面积，目前还不到杂交水稻总面积的三成（28%）。

　　看到這里我就看明白了，“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447.8公斤”，这不是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的问题，而恰恰是杂交稻和超级稻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到位。这里还有一个不能混淆视听的概念，水稻产量不等于就是粮食产量，更不等于杂交水稻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也不等于是超级杂交稻的产量。由于杂交稻尤其是超级杂交稻所占比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覆盖了全中国的粮田和稻田，它的增产效应平均下来就被常规品种或一般杂交稻品种拉低了，——通过这一系列简单的算术题，谁都会算出一个不简单的答案，如果没有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的增产效果，2013年我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能达到447.8公斤吗？从历史数据看，可能连四百公斤也达不到。而哪怕就是这样的产量，用袁隆平先生的话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若要理解这句“了不起”的话，除了自己跟自己比，也不妨跟别的国家对比一下。袁隆平先生也是用数字说话，目前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在二十二亿亩左右，平均单产为三百公斤，即便在日本等一些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平均单产也只有四百五十公斤，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加之农业科技高度发达，澳洲一直是世界上水稻单产最高的地区，其亩产平均约为六百六十公斤。这个亩产，我国已经推广播种的第二期、第三期超级稻已经赶上了。——这个迈进那望九之年的老人，还有惊人的记忆力，还有这样清晰的思维，他随口说出的一串串数字，我后来根据相关资料核对过，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目前，我国水稻生产已经形成了以第四期超级稻为牵引、以二、三期超级稻为骨干，以两系法杂交稻和第一期超级稻为主体的结构，在杂交水稻科研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随着第四期超级稻的推广播种，赶上和超过澳大利亚只是迟早的事。袁隆平最担心的不是中国超级杂交稻的科技水平达不到，这个他底气十足，他就担心有人混淆视听，干扰超级杂交稻大面积推广。而他接下来发起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还大有潜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