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贤

　　莜麦花白荞麦穗儿长，想起了八路军和共产党。

　　以前的昔西真凄惶，清水那杂种赛虎狼。

　　共产党和政府功劳大，死里重生喜洋洋。

　　根据地越来越扩大，永远跟着共产党。

　　——昔阳抗战民歌

　　第一章 残阳如血

　　雾锁沾岭

　　横亘于昔阳县中西部的沾岭山，屏障般威武壮丽。岭上岭下五百米的巨大落差，造就了迥异的四季景色与风土人情，也成为黄、海两大水系的分水岭。汾河支流潇河自岭上马道岭涌出，“哗啦啦”从一个个山村旁流过，奔向榆太盆地。岭上漳漕村则为清漳河东源，蜿蜒曲折，以清漳河的名义向东南奔去，属海河体系。源出沾岭东麓的沾水、鸣水于县城合流，汇入松溪河，在华北平原注入海河支流滹沱河。每逢秋初霜旦，沾水氤氲水气与村庄袅袅炊烟汇合，犹如蓝色飘带游浮于河谷，直指县城，“沾水拖蓝”以昔阳古八景之一传颂至今。山水毓秀，地灵人杰，西寨、掌城、巴州曾为古沾县、乐平郡治，成就了昔陽县的雏形。时光流转，沧海桑田，旧时王榭、远古狼烟早随历史风云消散殆尽，凄凄荒草、莽莽高垣淹没了旧日喧嚣，沾岭云雾缭绕，犹桃花源，不足为外人道。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碎了一帘幽梦。为了阻滞日军西进太原，11月八路军在沾岭打了著名的广阳伏击战。战斗结束，129师386旅副旅长汪乃贵等三人被留在当地，宣传抗日，开展党的工作。由外地回来的赵步春、李慰、任松筠等进步学生组成战地动员委员会，县党工委派来的四区区长宋乃宽为主任，领导岭上七个编村。是年冬，四区党委成立，对外称牺盟会工作团，后改为八路军工作团。

　　1938年1月，县牺盟会特派员吴珂枫赴任四区区委书记，冀晋特委书记彭涛、昔阳县委书记赵武成一同到来。在区政府所在地西寨召开的全区干部大会上，彭涛宣布，“从去年12月开始，日军对我晋冀豫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妄图把129师消灭在太行山间，纵贯昔阳南北的平辽公路已被切断。为了方便今后工作，上级决定，以公路为界，昔阳县分为昔东、昔西两部分。昔西归晋中特委（太行二地委）管辖。”赵武成讲话，“希望在今后艰苦的抗战岁月中，昔东、昔西相互配合，并肩战斗，打败日本再相会！”

　　吴珂枫随后踏上寻找晋中特委的途程。在和顺县石拐的特委机关，晋中特委书记陶希晋、组织部长王孝慈接见了他。陶书记明确指示，“区委归特委直接领导，要经常和特委保持联系，并要学会单独作战。区政府机构要充实加强，为适应战争需要，积极筹建昔西县政府。当前，为维护统一战线团结，暂时保留阎锡山政府的机制，先成立昔西县政府办事处。”

　　几乎同时，任松筠被任命为昔西办事处主任，驻地东五川村。

　　1938年5月，晋中特委决定将平西县委和昔西（四区）区委合并，成立平昔西县委，领导平西县政府和昔西（四区），县委机关先后驻胡丰、广阳。9月，吴珂枫任县委书记。

　　1940年2月，平昔西分设，成立昔西县委，赵国权为县委书记。昔西办事处同时公开为昔西县政府，县长任松筠不久调任和顺县长，由崔正峰接任。

　　开初，日寇的魔爪只染指昔阳县城和几个据点，广大农村尚在新生的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政府掌控之中，虽然时常遭受敌人的扫荡袭击，但总体处于暂时稳定状态。昔西贯彻1938年七八月间晋中特委在和顺塞桥沟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

　　那时节，岭上几乎村村建立党支部，口上、庄窝成为实验支部，岭下则培养杨家峰、秦山等为重点支部。直至后来，党的工作延伸到县城近郊的巴州、思乐、河西、北关。据冀豫晋省委（太行区党委）组织部统计，至1938年7月，平昔西县基层党支部51个，党员1289名。

　　村村建立农、工、青、妇救亡组织和儿童团，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募捐钱粮资财，减租减息，参军参战，做军鞋，上民校，站岗放哨，组织歌咏活动，一时蔚然成风。各村还设立参议员，民主选举县区参议员，组建由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基本群众组成的三三制村政权。

　　由青壮年组成的农村武装自卫队也在斗争中建立，平时集中训练，战时则配合正规部队作战，运送伤员。

　　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爆发。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昔西卷峪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从卷峪沟至华泉沿线七个转运站，日夜不停转送粮菜、情报、伤员、战利品，有力地配合八路军破袭正太铁路阳泉至寿阳段。

　　迷雾渐次揭开，历史注定这里将上演一场亘古大戏。

　　撒向人间都是怨

　　打破沾岭平稳局面是日军头目的一声声哀叹。百团大战打疼了敌人，日军的华北腹地和正太铁路运输线遭受严重威胁，损兵折将，地失路断。为建立正太铁路安全屏障，蚕食太行抗日根据地，位于正太铁路之南、有着直达晋中特委广阔通道的昔西，便成为日军扫荡摧残的首选目标。

　　日军将昔西作为“五次治安强化实验县”，每一个阴谋诡计，每一次狂暴行动，几乎都要在这里预演。1940年5月，臭名昭著的“清共”风潮未泯，县城人人自危，西河滩上活埋人无数，野狼吐着血红的舌头，侵占昔阳的日军头目清水利一迫不及待实施“巩固县城周围15里以内，摧毁15里以外”的罪恶计划。在昔西方向，首先“巩固”距县城不足10里的安坪、巴州、洪水，以此为基点向周边扩展，进而将魔爪向西伸向25里外的南北掌城一带，大有攀爬沾岭、觊觎岭上的野心。

　　为着巩固拓展其殖民统治，日军抓取某些群众恐惧、落后心理，威吓、利诱直至武力相逼被占领村成立维持会，并指定甲村发展乙村，如完不成任务即严厉惩处，“维持”因而成为一种风气。在维持村设立公开情报员，在根据地安插秘密情报员，以人传递形式，获取情报，被称为肉电杆。以村成立“灭共自卫团”，担任情报警戒，并配合日军、宪兵队、“灭共和平救国会”（也称“兴亚会”，简称“和平会”），到未维持村扫荡抢劫。日伪出发扫荡时，自卫队人人手持木棒、肩背口袋打先锋，边跑边喊，包围村庄，见粮物就往自己口袋装，见人就妄称“通匪”，五花大绑，乱抓乱送，直到该村答应维持。网罗汉奸、叛徒充实特务组织，敌人统治往根据地推进前，总派特务先行，在群众中制造恐日气氛，散布失败情绪，煽动维持开办立训练所、训练班，尤其对青年和伪干部洗心洗脑，培植鉄心骨干。

　　1941年1月，清水谋划染指岭上。

　　欲登山，先屠城。头年9月10日，日军出发扫荡岭上柳林背村，将群众追至山沟，杀死77人，烧毁房屋60余间，抢走牲畜56头。12月7日，日伪军包围堡沟村，抓走未来得及逃脱的群众33人，杀害30人。大寒掌、周家掌、黄岑也有屠案发生。接着，安排特务制造“维持”舆论，岭上村庄几乎遍布敌人的鹰犬，连最后方的杏树岩一带也未幸免。由特务告密被杀的无辜群众不计其数。岭下自卫团也被逼到岭上抢劫，如逃亡、反正，即杀害全家；不抢东西也要治罪。杨家峰村自卫团初成立时，不得已随敌人出发岭上。几个人商定，绝不抢群众一针一线。结果被发觉，当场被冠以“通匪”罪名，四人惨遭杀害。

　　1月的沾岭严寒犹劲，惨淡的阳光照耀着荒凉大地，山顶、崖洼堆积着残雪。清水利一亲率二百多日伪军走安坪，沿鸣水河谷登岭，准备占领昔榆公路重镇沾尚。途中夜宿杨家峰，清水住山顶张茂才家。张茂才乃地下黨员，他和抗日村长张成科一道，将敌情迅速报告平昔寿独立营，令清水遭受迎头痛击，溃不成军，占领沾尚成为一枕黄粱。此后，清水屡对杨家峰报复，却再未敢向前推进一步。

　　直到4月间，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大规模扫荡，阳泉、昔阳之敌倾巢出动，矛头直指武乡、辽县、和顺、昔阳的抗日政权，骚扰二十多天，之后日伪军驻守沾尚镇没走。25日，驻沾尚敌军南向包围西寨、武家庄，强迫已维持李阳据点之敌的这两个村再维持沾尚据点。敌人在武家庄打死3人，抓走73人，同别村被抓群众一道修沾尚城墙。

　　5月，平昔寿之敌侵犯昔西西部的马坊，在北山岗上修筑城堡。马坊地处昔阳、平定、寿阳三县交界，晋中分区通往正太线的必经要塞，战略地位重要。接着在岭下的寺沟修筑炮楼，设立据点。这样，东有沾尚，西有马坊，南有寺沟，不啻在昔西的后脑、心窝和晋中分区的心腹地带钉了三颗钉子。再远，有昔阳县城、和顺县城和李阳、十四道岩，都有敌军重兵把守，昔西抗日政府腹背受敌，左右牵制，四面被困，处境维艰。不久，沾尚至马坊公路修通，从东北到西南斜刺里将昔西县分为两半。清水妄图用这样的囚笼政策，将昔西根据地以格子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一网打尽。

　　囚笼里的殖民统治可谓登峰造极。敌人不仅用武力胁迫村村维持，还设立检问所、“肉电杆”检查、监视，一旦发现抗日活动，白天发信号，夜间则敲锣、烧草堆，通知敌军追捕。维持村的群众承受着送情报、支差、站岗放哨、受训、送粮送草等种种繁重劳务，如违逆便被问罪遭杀，也无时间种地，不少土地因此荒芜。沾尚留置场人满为患，仅1940年，昔西即发生惨案28起，被敌人杀害达万余人。

　　卷峪沟之殇

　　昔西被敌人的囚笼政策零碎分割，抗日工作举步维艰。岭下靠近县城30里的村庄均成为敌占区，三个区中有两个区委书记投敌叛变，十区（巴州川）区委书记白殿起不得已撤回县委。在沾尚敌据点严密监控下，沾尚以北的横河、猛彪、马道岭等十余村搞了维持，沾尚至大寒口、中山，沾岭、柳林背至安家庄一带的抗日工作也根本无法开展。沾马公路以西原系昔西七区，包括区长在内不少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被捕后叛变，抗日政权被瓦解。岭南西寨一片，除东西五川、庄窝、贾庄、七截、王家沟、孟先垴等十余村外，其余也都搞了维持。根据地面积不过区区十平方里，数千人口。

　　昔西分设时，县政府设在卷峪沟村。该村东北距沾尚镇20里，西北离马坊30里，沿沟东西设庄，满眼荒坡野地，向阳的北坡上散落着几十眼红石板垒砌的窑洞。为适应战争环境，便于在隐蔽活动中保存力量，县政府已由一百余人减至三十余人，虽然内设有民政、财粮、教育、锄奸、武装、公安诸科室，每个单位也仅有一两人，分散在群众院落里办公。所谓县政府，不过是村人的邻居，村庄的住户。县委也只留下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秘书和两个通讯员、一个炊事员，以《胜利报》社名义作掩护，辗转于附近村庄。

　　1941年5月17日，沾岭的一个普通春日，一则消息给苦难的村人带来一丝喜悦：太行二分区文工团要来演出。在村留守的、在外逃难的纷纷聚到古戏台时，文工团长李玉启正指挥着装台，演员正在化妆。带队的专署民政科长李继谦笑眯眯地说，“欢迎乡亲们来看节目啊！抗日，不仅要有枪炮子弹，也得有文艺这个武器。”

　　突然，“呯呯”几声报警枪响驱散了欢声，随着“鬼子来了”的呐喊声顺沟飘飞，人们四散逃离，几十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已出现在村头。李继谦一面组织演职人员撤退，一面掏出手枪向敌人射击。枪声“呯啪”作响，李科长和他身旁那个女演员不幸被击中，倒在血泊间。五十多演职人员被绳捆铁丝拴，准备带往阳泉关押。

　　敌人到来时，县政府、公安局干部拿起武器掩护群众突围，依托房舍、院墙、土塄、大树，边打边往山上撤退。沟上沟下子弹飞扬，火光直冲高坡低垣刚刚返青的树木而去。政府行政科长孟全林在与敌交战中牺牲，科员杨登文、周广恒、毛联荣、高立芳和公安局干部任福海、青年干部王敬忠等，与敌拼杀，寡不敌众，不幸被抓。不少干部群众倒在枪林弹雨之中，沟里流淌着一条血河。待日伪军收拾战场，押着被抓的几十个人离开，太阳已在西山边徘徊，腥红的血色照耀着不幸的人间。

　　这场劫难，给昔西县造成毁灭性灾难。事件之后，县委书记赵国权请假回家养病，县长崔正峰、县委宣传部长王文绍要求调走。宣传委员田庆华回平原老家探亲，不幸遭遇敌人袭击壮烈牺牲。八区区长张成才投敌叛变。昔西党政机关三十多人，劫后余生者，仅有县农会主席路世享，公安局毛昌五、李富五、张立栋，十区区委书记白殿起，和县政府几个科长、秘书、干事。现有人马不足以组织战斗，现有的环境不足以重新立脚，他们决定远走他乡，韬光养晦，东山再起。那天夜间，几人乔装打扮，带着文件、档案、图章分头出发，最后在寿阳县境内的白云村落脚。从此，区与县、村与区联系中断。

　　卷峪沟惨遭重创，几近全军覆没，不全因敌人残暴凶狠，而在于县领导核心薄弱涣散不坚守。毕竟党组织初创，稚嫩的秧苗难抵狂风暴雨的摧残。收获成长成熟成功，需要鲜血浇灌培养啊！

　　野火烧不尽

　　昔西八区辖沾尚、西寨两大川，包括潇河上游、安丰河川和清漳源地区。敌人实行囚笼统治后，东面的岭下三个区皆为敌占，西边的七区工作瘫痪，对敌维持。就是在本区域内，潇河川的大寒口、中山以北，清漳源的安家庄至柳林背、沾岭村一线，均为敌占区。卷峪沟劫难后，胡丰、卷峪沟相继成为维持村。四面受敌，又失却县委领导，八区成为昔西幸存的一盏孤灯。

　　卷峪沟事件发生时，区委书记张守亮不在岗位，区长跑到敌人阵营去了，硕果仅存者唯组织委员方成茂，副区长刘凤翱，基干队副政委陈布汉、副队长傅贵祥，和区公所秘书、财粮助理员、通讯员，辗转于庄窝、东西五川一带的群山、村落。

　　“现在咱们的处境非常艰难，孤军作战，时刻面临被敵人摧毁的危险。是坚持抗战到底，还是退却解散，这是对我们的严重考验。”在庄窝村一间农家小屋，方成茂向大伙提出这个人人心照不宣的问题。他是昔西人，1938年入党，温和的话语中带着刚毅。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平常说对党忠诚，抗战到底，现在就是检验我们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时候！”

　　身材魁伟的刘凤翱，说起话来声似洪钟，“千难万险我们不怕，就是手里得有一支自已的武装。敌人有枪炮刺刀，我们手无寸铁，不是被动挨打、死路一条？”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没有自已的武装力量不行，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巩固基础，站稳脚跟，主动出击，不断扩大阵地。”

　　武装自已，巩固阵地，扩大抗日根据地——在这个敌军重重围困的山村，几个孤立无援的共产党员，凭着信仰，凭着忠诚，做了这样的工作定位。

　　很快，三十多人的区基干队组建起来。副区长刘凤翱兼任队长，傅贵祥任副队长，陈布汉任副政委。此时，王常从八路军385旅退伍回来，也参加区干队，担任指导员。有区干队保卫，人们就有了主心骨。

　　5月间，驻守沾尚、马坊的敌人更加嚣张，隔三差五来庄窝、贾庄、七截扫荡，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每有消息，区干队便埋伏在山坡、村头、街巷，枪口对准扫荡的敌伪军，打几枪换个地方，换个地方再打几枪。这种游击作战常常弄得敌伪军晕头转向，挨点教训，好几天不敢出来。

　　常用的办法则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深埋地下，人和牛羊上山躲藏，安排专人站岗放哨。从西峪口至东西五川整整一道川，沿山坡皆是避难窑，村村为空壳庄。敌人扫荡，往往扑空。

　　然而，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硬拼是不可行的。有几次，方成茂带队深入附近的维持村，逼迫伪村长退出维持，也出动基干队摧毁维持会，但往往是表面承诺，待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又给敌人送情报。方成茂对大家说，“这样做看来有问题。搞维持的村，他们是万不得已，也考虑自村的得失，有苦衷啊！打击不如利用改造，建立两面政权，教他们以维持敌人的面貌做抗日工作，这叫黑皮红心。”于是改变策略，夜间潜入维持村，做头面人的工作。都是中国人，只要讲清楚民族大义，抗日的道理，抗战必胜的前景，投敌叛国的下场，不少人都愿意转而为抗日政府办事。慢慢地，根据地周边的维持村都被改造成两面政权，送区政府安排的“情报”，还暗地向区政府通报敌人的活动情况。

　　对反扫荡中俘虏的“棒棒队”，区政府严格规定，不准打骂，不准侮辱，更不得打死。只能讲道理，说服动员。就因为他们大多数还有中国人的良心，是被迫为之。只有调转枪口，不对准老百姓，都是对抗日的贡献。区政府还给各村“棒棒队”建起行为档案，谁祸害百姓记笔黑账，立了功就记笔红账，通过一定渠道向他们通报。对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甚大者，区政府便加以严惩。

　　而方成茂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党组织的建设发展。在敌人重重包围中，在严峻的困难形势面前，党员思想、党支部战斗力参差不一，工作消极者有，意志动摇者也有。区党委就集中抓党的理想信念、抗战前途教育，并着力培养积极分子、先进支部。庄窝党支部基础好，抗日宣传、对敌斗争、组织生产都做得好，区委就把他们树为榜样，带动王家庄、七截、贾庄、东五川、西五川等村的党组织建设。

　　在那些艰苦支撑的日子里，方成茂、刘凤翱经常念叨，昔西的情况分区党委知道不知道呢？那天深夜，星星在初夏的湛蓝天空闪烁，思念至极，在麻油灯下，他们拿起了沉重的笔。

　　第二章 欲火重生

　　地委书记寻县委不见

　　一直捱到5月底。时令已至小满，岭下已然绿满田畴，树木葱茏，岭上播种的小日月玉茭才刚刚破土。战争改变不了大自然的物候特征，改变的只是人心人性人格。

　　那天，方成茂正在庄窝山上的丛林里找人商量事情，忽然通报有人来找，一转身，几个身着戎装的军人已站到面前。一个中年男子移步上前，问，“是方成茂同志吗？我是赖若愚。”

　　方成茂打量来人，中等个子，慈眉善目间不失刚毅英武之气。莫不是日思夜盼的二地委赖书记吗？整整一年前，晋中特委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赖若愚任新的地委书记。虽未谋面，名字却早在根据地传开了。他答应着，紧紧握住赖若愚的手，潸然泪流。

　　赖若愚指着身旁那个年轻军人说，“这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定夫同志。”又说，“几百里寻亲，找得好苦啊，总算找到你们啦！”

　　日前，就有情报显示，一队八路军沿昔和边界山丘行军，经鸽子坪、闹林沟、直峪寺而来。方成茂万万没有想到，原来是地委赖书记带队，寻找县委、政府，找来找去，辗转找到这里。村子里，还停留着太行二分区新编十旅28团的部队。

　　方成茂简单汇报了卷峪沟事件，叹息一声，“县委不存在了，县政府撤走了，我们这是孤军作战，早盼着地委领导来啊！”

　　赖若愚急于了解当前的情况，问，“这里还有多少村庄没维持敌人？”

　　方成茂说，“昔西县五个区，就被敌人侵占了四个半。目前，只留下我们这半个区，只有十几个村没搞维持。”

　　“还有几个党支部能够活动？”

　　“六个，有的也不很巩固。”

　　赖若愚又问，“区基干队现在有多少人，多少枪支？”

　　方成茂说，“与县委失去联系，区委孤立无援，缺吃缺穿，基干队更缺乏枪支弹药，开展斗争越来越困难了。”

　　赖若愚听后，许久没说话。1940年11月，太行区在辽县桐峪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时，曾经分析昔东昔西的形势。昔西在百团大战后严重的斗争形势，他是知道的。晋中特委机关当时就驻在与昔西相邻的和西堡下，这方敌人的疯狂破坏活动直接威胁着特委的安全，反扫荡、反蚕食也是特委、专署不得不直接面对的大事。作为特委书记，赖若愚成天讲形势严重，严重形势。而恰巧那时，夫人产下一女，问他，女娃叫啥名字好？赖若愚随口说，“严重。”小严重从一出生就跟着大人反扫荡，钻山沟，住山洞，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她的名字也成为那个特定年代的历史符号。不过，这几天开进昔西的所见所闻，还是令他感到意外。“昔西的对敌斗争形势太残酷，太严重了”，他在心里这样说，语气不由得严厉起来，“这情况，你们为什么不及时向上级反映？”

　　方成茂迷惘地看着赖若愚，不知说什么好。

　　“你们这叫目无组织，目无领导。你们找不到县委，知不知道还有个二地委？认识不认识赖若愚？”

　　山间的松树林很静，绿色在沿地势蜿蜒曲折铺陈。只有麻野鸡不适时宜地飞来飞去，叫着，跳着。

　　赖若愚稍作停顿，放缓语气，“不是批评同志们，不但不应该批评，你们在孤立无援的艰苦环境中坚守阵地，还应该表扬称赞！不是对你们有意见，面对这样的敌我斗争局面，我是从心底里着急呀！现在沾尚据点关押着我们四百多老百姓，敌占区的老百姓每天过得是什么日子？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眼看着人民群众受苦受难而不能解救他们，我的心在流血，良心遭受熬煎啊！”

　　方成茂听着，觉得很受教育。

　　赖若愚直言，“我们这次来。有两个任务，除了调查了解昔西的对敌斗争情况，28团还要攻打沾尚碉堡，营救被关在留置场的乡亲。”

　　最后，赖书记鼓励方成茂，“你们在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使得昔西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一线光明的希望。地委一定想办法帮助解决困难，支持你们把对敌斗争的大旗举得更高！”

　　不久，晋冀特委做出决定，任命方成茂为昔西八区区委书记，兼任区基干队政委。八区基干队划归二分区直接领导，后勤供给由分区负责。

　　没几天，分区派人送来紫花布单衣，每人一件。区干部吃饭拖欠群众的粮食也全部结算清楚。

　　夜袭沾尚敌据点

　　位于晋冀古道上的沾尚镇是进出榆次、太原的重要门户，背靠正太铁路，面向昔西广阔腹地。日军急于打通进攻太行二分区的通道，打造扫荡蚕食昔西根据地的立脚点和前哨站，不遗余力在沾尚上城修筑城墙，在村外西山建造碉堡。汉奸、特务乘机兴风作浪，以“不维持就到沾尚修城墙”相威胁，变着法儿到处抓人。短短一个月内，竟有四百多人被关在村内破房子、土窑洞、牛圈、羊栏设立的“留置场”内，白天出动修城墙、碉堡，夜晚用夜壶点灯，明晃晃地照着，继续干活，受尽人间苦难，动辄被刺被杀。留置场是人间地狱，被关的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有病得不到医治，饿死、病死、被残害而死的无辜百姓难以数计。死人，也有活人，被填埋在壕沟里，沾尚的城墙、碉堡是用百姓的生命筑成的啊！留置场人满为患，死人的事天天发生。沾尚俨然成为日军占领昔西的标志，人人望而生畏，思之却步。

　　随着抗日形势恶化，沾尚方圆几十里皆成为敌占区，清水利一自鸣得意，认为这里固若金汤，八路军鞭长莫及；不少昔西百姓也误以为天下皆为日军的了，希望无着，悲观情绪日增。谁能想到，八路军神兵天降，着实在老虎嘴里拔了几根毛。

　　那年5月底，二分区新编10旅28团随赖若愚入昔西，当晚急行军八十余里，从庄窝直扑沾尚城下。八区基干队副队长傅贵祥率队配合作战。

　　行前，马定夫政治部主任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们的战斗任务是进攻沾尚镇，解救留置场被关押的老百姓，杀掉敌人的锐气，振奋群众的抗日情绪！”

　　赖若愚书记也讲话，“留置场被关押的群众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是抗日的队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就这样死于非命吗？”

　　初夏的夜晚，安丰——潇河河谷死一般寂静。敌人的残暴统治扼杀生命存在的空间，活人也死尸似地。渺远的天边隐约有星星闪烁，偶尔几颗流星从长空划过，坠落于幽深的黑暗中。

　　半夜时分，28团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沾尚镇团团围定。

　　庄户人出身的傅贵祥年轻气盛，神鬼不怕。凭着地形熟稔，带领三名侦察员先行进村，摸到上城根底，三下五除二，结果了守城的哨兵。

　　劃火柴为号。马定夫带领战士从不远处一跃而起，涌进打开的城门。按照预先部署，一路围剿城内伪军，枪声响起，“缴枪不杀”的喊声接二连三在四野扩散。正在睡梦中的伪军嚷嚷着梦呓，慌忙中摸起武器，可惜为时已晚，许多人乖乖做了俘虏。也有顽固者荷枪抵抗，被愤怒的战士当场击毙。

　　另一路直奔留置场，强行打开牢门，一股股刺鼻的臭气扑面而来。“乡亲们，八路军来解救你们啦，快跟我们走！”战士们一面大声呐喊，一面在黑暗中搀扶被关的人往外走。都是些什么人呐，老人，小孩，妇女，也有汉子，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面黄肌瘦，不成人形。还有不少腿拐了，臂折了，病恹恹地，长吁短叹，哼哼唧唧，许多战士看着不由得流下眼泪。

　　“感谢你们啊！没有你们解救，俺们恐怕要死在这里了。”被解救的人们纷纷向战士们表达感激之情，千言万语，难以尽说。不远处的枪声与这边的喊声、哭声混杂一起，远近可闻。

　　这次战斗，伪军死伤二百余，不少弃城逃跑，解救群众三百余人。牢狱苦太凄惨，有七人一回家便死掉了。

　　按照命令，这次行动没攻打日本兵占据的西山炮楼。后来的说法不一，有说多数日本兵回县城不在阵地，少数兵不敢轻举妄动；也有说日本兵一听八路军来袭，早掉头而逃。不管如何，此役的目的在于震慑敌人，振奋群众，政治意义远大于实际占领。

　　黎明时分，指战员们撤出沾尚。“共产党八路军还在昔西，日本人不可怕，抗战胜利大有希望”的传言，像风一样，在岭上岭下到处传扬。

　　清水利一非常惊骇，命令将误报情报、贻误战机的人员严加处理。几天后，沾尚的几个情报员就被活活蒸死。

　　昔西县委的新生

　　从昔西归来，赖若愚思考了很多。昔西之殇，令他痛定思痛，刻骨铭心。

　　这是个1929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大学毕业。早年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军委书记，山西特委组织部长。1937年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中共晋城中心县委书记。战争历练，理论提高，使他忠于信仰，办事老练，有胆有识，敢于担当。

　　想起4月28日，邓小平政委发表重要文章《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的严重局面》，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丢掉幻想，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更艰巨更残酷的反侵略斗争。昔西发生的一切，印证了邓政委的思考。9月2日，晋中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召开。赖若愚在报告中回顾上任一年来的工作，肯定成绩的同时，不忘自我检讨，自加压力，提醒全区党员干部，“晋中区对敌斗争处于严重的时候，而且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赖若愚当时的思绪集中体现在当年10月亲自撰写的《二军分区对敌斗争的报告》中：“太行区是对敌斗争非常严重的区域，而晋中区对敌斗争的焦点在昔西。在昔西，敌我斗争表现得最残酷，最艰难。现在敌人正在把昔西的经验向各地传播，企图用昔西的鬼蜮伎俩来统治全区……”

　　关键是配齐配强党政领导班子。古人云，“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晋中区的干部在他脑子里几遍过筛，目标选定在几个人身上。

　　程平，1937年入党，地委委员。

　　李之实，1937年入党，曾以牺盟会特派员身份在昔阳开展抗日工作，现任黎城县抗日政府民政科长。

　　还有董俊明、张国震、王生德、杨守杰、王克坚，都是立场坚定、有勇有谋，根据地的骨干。

　　9月初，赖若愚来到寿阳县白云村，召开平西、寿西、昔西三县负责人会议。

　　亡命客居白云半个多月，路世享等如芒在背，寝食难安。遥望南天，几十里外就是故乡，就是党指定的战斗岗位。那里，可怜的乡亲们正在遭受日军的铁蹄蹂躏，苦难的故土硝烟滚滚，血腥遍地。然而，马失前蹄，内外交困，有家不能回，有任务不能完成，似箭的归心是以秒计算的呀！如今，赖书记到来，使他们在漫长等待中忽见希望之光。

　　赖若愚在会上讲话，“昔西失利，有敌人方面的原因，也有我们内部的因由，地委难辞其咎，责无旁贷。现在大敌在前，人命关天，还不是论功罪、定赏罚的时候。我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充实县委、政府领导机构，恢复工作，振作精神，重新战斗！”

　　他代表地委郑重宣布，恢复昔西县委，昔西县抗日政府。任命程平为昔西县委书记，李之实为昔西县抗日政府县长，张国震为县委宣传部长，董俊明为组织部长。增补杨守杰为一区（主辖华泉、里思等村）区委书记，王生德为二区（安丰、沾尚川）区委书记，武建华为三区（西寨、柳林背、沾岭等村）区委书记，周恭为一区区长，凌云为二区区长。康景亮为县公安局长，张淼为县武委会主任。

　　张国震、董俊明、王生德、杨守杰先行赴任，着手筹备恢复县委、县政府的工作。

　　本该是收获的金秋时节，昔西大地却提前凋零，荒草凄凄，一派萧杀之气。日寇的凶残统治扼杀了这里的勃勃活力，土地荒芜，了无生机。张国震后来回忆，“1941年到昔西时，敌占区很难进去，游击区很难见到人。群众怕特务报告，敌人屠杀，‘肉电杆一叫，人都跑光了。根据地因敌人频繁扫荡成了无人区，人们藏在山沟逃难窑里。县党政领导基本解体，找不到头。一度出现要退出昔西的紧张局面，部分干部流传‘妥协不投降的悲观论调。我从地委来时，有的同志告诉我，昔西是敌我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人们睡觉时，衣服鞋子都不敢脱。”

　　大自然的生命不会被赶尽杀绝，枯木逢春，总会有新枝焕发的时候。

　　经过紧张筹备，9月中旬，昔西县党员代表会议召开。

　　东五川的南沟山庄，偏僻而荒凉。聚集于此的15个人代表全县51个基层党支部的400多党员，犹如15只火炬，要在沾岭山点燃熊熊烈火。

　　会议由董俊明、张国震主持，边区代表杨威出席大会。晋中区党代会精神是会议传达的主要内容，董俊明还做了建党报告，着重宣讲在对敌武装斗争中整顿党组织的意义和对党员的要求。张国震做形势报告，重点讲述对持久战和我们必胜、敌人必败的理解，强调发扬革命乐观主义和长期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会议选举程平、李之实、董俊明、张国震、毛昌五、路世享、王生德為县委委员。

　　这次党代会是晋中区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做出的紧急安排。会议召开时，程平、李之实还在赴任路上。待他们齐聚东五川，中共昔西县委的旗帜又在沾岭高高飘扬。

　　武工队来了

　　昔西之行，引发赖若愚关注的还有这里的武装力量薄弱。原本平昔西县有个自卫大队，后改建成脱产的县基干队，由县三十余人、每区各二十余人联合组成，还有个五十余人的龙门游击队。1940年2月分县后，紧接着遭遇敌人的残酷扫荡、蚕食，多数地区落入敌手，随着抗日政权丧失，区干队也散的散，跑的跑，几近瘫痪。卷峪沟事件中县基干队损失殆尽，游击队又到处活动，不在身边，昔西县一时武装力量空虚。赖若愚说“没有自已的武装，不能打击敌人，难以保护群众，连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这怎么能行？”

　　新的县委、政府组建后，按照统一安排，刘凤翱、王常率八区基干队上交县里。县委任命刘凤翱为县基干队队长，傅贵祥为副队长，王常为政委，从根据地来的贾联邦为副政委，于忠治为特派员，还配备了连长、军监员，队员扩充到一百余人，对外仍称八区基干队。县委对提高基干队的战斗力非常重视，专门开办训练班，既培训技术技能，更重视气节、纪律教育。昔西县第一次有了自已的武装，担负起保卫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重任。公安局还组织了一支公安队，对付清水的特务活动。

　　1942年初春，晋中区党委决定从分区机关和新10旅28团、30团抽调部分骨干和优秀排班干部组成昔西武工队，任命28团团长陈福章为队长，周启德为政委。武工队共八十余人，分作三个分队。分区为他们配备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一名卫生员，一个事务长。领导动员后，只经两天准备，便向昔西方向出发。

　　初春的太行山，西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武工队员身穿黑大褂，头包白毛巾，背着马步枪，腰间插手枪，行走在昔西、和西交界的丛山峻岭间。机枪手肩扛歪把子机枪，身背着仅有的两百发子弹。事务长背着个小马甲，一头装一斤半盐，一头装个二两油的油瓶。中午到达边境上的鸽子坪。吃过午饭后研究敌人活动情况，黄昏时分秘密行进至闹林沟。此村三十余户人家，却空无一人。陈福章命令就地宿营，布好警戒。

　　翌日黎明前，武工队派出游动哨，向马坊、沾尚敌据点游动诱敌。果然就有三十多个警备队、棒棒队成员上钩。武工队立即集合，于对面西山坡布网，等待鱼儿上钩。敌人开初误以为遭遇的是民兵，追至村内却不见人影，就肆无忌惮地下至河沟，正好进入武工队布置的火力网内。“打！”陈福章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枪一齐开火，当场打倒两名。敌人惊恐万状，丢下木棒嚎叫着，“快跑，不是民兵，是老八路！”警备队拖了伤兵跑得更快，被武工队追出十余里。

　　逃到山里的乡亲夜间听到村里有动静，却不知怎么回事。仗一打响，他们看清了，“咱们自已的队伍来啦！”“打得好极了！”人们欢呼着，回到村里，立即烧水做饭，沟里沟外热闹了起来。

　　此事在敌占区反响巨大。棒棒队到处说，“今天碰上老八路了，听口音，不是当地人，是新部分。要不是跑得快，早挨枪子了！”老百姓却异常高兴，“便宜不是好讨的，听说八路军还有炮，你拿根木棒，警备队最多有几挺机枪，顶啥用！”武工队旗开得胜，揭开昔西武装斗争新一页。

　　第三章 大山深处

　　贫病线上的生命坚守

　　冬季的沾岭，从蒙古高原吹来的朔风以异常强劲之势自几个山口长驱直入，将世间温热一扫而光。严寒包围中，一个个“避难窑”，如撒豆般散落在千山万壑间。频遭敌人的扫荡摧残，有地不能种，有家不安生，坚壁清野之后，这些就着山势新挖的简陋土窑，抑或旧时看庄稼、放农具的庵子，便成为庄稼人的长期居所。有烟火的深山与空旷的田野、沉寂的村落，形成反差巨大的独特风景。清晨，太阳有气无力地从东山探出头来，人们钻出冰冷破败的窑洞开始做饭，星星点点的烟火在山野林间升腾。要命的还有因环境恶劣引发的疾病，那家都有几个发疟疾的、害疥疮的，不是发起病来时热时冷，遍体乏力，就是一天到晚浑身痒痒不止。一到夜晚，黑漆漆的旷野灯火不举，呼啸的寒风拍打着洞外简陋的门窗。不远处，野狼在嗷嗷地吼叫，被狼咬伤咬死的事儿常在山间传播，人人心怵不安。

　　昔西县、区干部就在这样的避难窑里与群众共同战斗。

　　那时，四面八方被敌人包围，无论走到哪里，不超过15里，便进入敌人控制区。区委、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在各个避难点，每天定时碰头，而后各自活动。县委领导机关和公安队、基干队则集体行动，辗转于没维持的村庄，到一地只能住一晚，而后迅速转移。多数老乡逃到山里去了，房舍空空，干部们就地打草铺，用干草挡门窗。每人身背一条米袋，住下来自已做饭吃。

　　一个雪后初霁的晨日，县委通讯员气喘嘘嘘跑来，通知正在大北沟避难窑的方成茂下午开会。其时原八区已分成二、三两个区，县北的安坪至沾尚为二区，方成茂任区委书记。

　　爬山越岭抄小路，方成茂按时到达县委驻地王家沟村。程平、李之实、董俊明、张国震、王生德、杨守杰等县区领导都从各地赶到了会场。

　　先汇报各区情况。

　　“群众生活困难。贾庄支部书记老婆将旧枕头里的荞麦皮倒出来炒干磨成面，饿得不行就吞一口。”

　　“山上可是聚宝盆，野菜多着哩。春天，榆叶，榆钱，苦苦菜，杨树叶，杏树叶，菱芽菜，狗谷叶；夏秋季，马公鸡籽，简甲籽，灰吊籽，毛油籽，可顶大事呢。”

　　“冰雪在地，野菜没地方采，许多人家吃饭都困难。疾病流行也困惑着乡亲们的生活。”

　　……

　　方成茂说，“民间有种治疗疾病的土办法，长疥疮用烂棺材板烤，疟疾用醋和鸡蛋调和起来治。老百姓说，‘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生。腰上绕三圈，屁股扎老营。早治，彻底治，才能治好。”

　　一旁坐着的县委宣传部长张国震拿着个小本子，听得津津有味，说，“老方，把老乡的话再说一遍。”他是个有心人，搞群众宣传，用得着这些材料。

　　程平书记最后强调，“第一，想尽各种办法，挖地主的粮食，找代食品，无论如何不能餓死一个人。第二，开展反维持斗争，扩大我们的根据地。第三，采取贷款救济，粮食救济，千方百计搞好春耕生产。”

　　太阳落山时分，干部们起身告别。程平笑笑，转身收拾挎包，“我们也该转移了。”

　　又一天寒地冻的冬日，赖若愚来到昔西调研指导工作。

　　根据地狭小，四面被敌封锁，交通中断；打仗所获粮食，全归还了老百姓，百余名县干部的生活主要靠专署供给，每年组织到寿阳背粮常受阻隔，供应不济，又无集市贸易，无处卖粮，机关生活往往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赖若愚看到，干部所吃饭食多为野菜，缺油少盐。吃饭缺碗缺筷子，常以瓦片、树枝代替。衣着单薄且不整齐，有的只有棉裤，上身披个黑羊毛毯。有的衣服是用槐树根染的绿布。不少人浑身生着疥疮，拄着根长棍子，哼哼唧唧。

　　张国震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鞋子走来。原来群众慰问所来的军鞋先满足部队，剩余的机关干部有啥穿啥。

　　刘凤翱上穿个棉衣，下穿个夹裤，用麻绳扎着裤脚。

　　看着看着，他不由得眼眶湿了。

　　县委秘书李保荣披着黑羊毛毯汇报，“从昔东运来的救济粮，一人一簸箩谷糠和二斤黑豆，磨成面，就是一年的口粮。秋天发来的27条棉被，多次打仗，丢失很多，现在只留4条。今冬每人只发几尺粗布，一斤半生棉花，只够做条棉裤……”

　　赖若愚心疼至极，“同志们，你们这种艰苦奋斗、顾全大局的精神，与群众同甘共苦、共赴国难的品质，值得发扬。但是，我们的干部这个样子，怎么工作呢？”沉思良久，网开一面，“昔西情况特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到临近的和西四区找粮食，供情报。”

　　那年冬天，专署专门给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一套新棉被。

　　那次，赖若愚从避难窑、野菜饭、羊毛毯里看到了昔西干部群众的骨气，那种不屈服于敌人、不屈服于困难的英雄气概。孟先垴村群众和敌人搏斗了三个月，举村搬迁到根据地，坚决不维持敌人。畔峪村四个青年被强迫到根据地探消息，心中不愿，又怕不去全家被杀，最后在一棵树上集体上吊。他在当年十月那份报告里称赞，“群众苟安心理被敌人完全粉碎了，亲身体会到，不斗争，就是死路；只有斗争与反抗，才能生存。”

　　再遭重创，挺住

　　1942年的春天不合时宜地来到了。乍暖还寒，巨大的冷气流迟迟不肯撤离人间。形势严酷，疯狂的敌人不会给新生的抗日政权半点喘息的时间。

　　3月8日，县政府在安丰村枪决汉奸李成海，群情振奋。程平决定，“住下来，给群众撑撑腰。”时近中午，一行六十余人刚驻扎下来，哨兵鸣枪报警，驻马坊一百余敌人向安丰包抄，已到村中。程平命令公安队以火力打开缺口，保护人们突围。遭遇战打得异常激烈，公安队从村内退到村外公路，又从公路退到山上。敌人则用机枪疯狂扫射，班长王殿青大腿受伤，公安队子弹也所剩无几。快到山上时，区基干队赶来增援，两路会合，二十余条枪集中打排枪，才将敌人压在山脚。混战中，县委秘书赵长泰等八人被抓。天近黄昏时战斗结束，分析战况，很可能由于安丰的特务网没有全部肃清，招来后患。

　　自从闹林沟精彩亮相，5月1日又以机关枪、小钢炮打退围攻抗日政府的驻沾尚敌军，武工队名声大震。5月4日，沾尚、马坊、县城的日军分六路向昔西合击，扬言要消灭“新部分”。陈福章立即与刘凤翱商量，将部队带至安丰河川的马威岭一带埋伏，武工队布于东山侧，部分基干队员在西山坡，形成一个布袋阵，但等敌军进来关门打狗。孰料敌军没按常规出牌，六路人马直奔县政府驻扎的大东足山庄。显然，敌军误将县政府和基干队、公安队误认为“新部分”了，将大东足至七截间的山沟围得水泄不通。

　　其时，政府身边有副政委贾联邦带领的部分基干队和康景亮局长的公安队。早7点，双方接火。程平书记、李之实县长立即指挥县大队、公安队抵抗，同时组织非武装人員往南山转移。敌我兵力太悬殊了，县大队没能顶住，机枪班损失巨大，敌军从四面冲了上来，眼看包围圈越来越小，程平、李之实、贾联邦决定各带一路突围。然而，敌众我寡，突围部队很快被冲得七零八落。

　　李之实只身被围困在一条小山沟里，几个敌兵步步逼近，举着枪大喊：“缴枪不杀！”“投降立功！”李之实两眼冒火，举起随身携带的勃朗宁手枪，子弹“啪”“啪”射出，两个敌兵应声倒地。敌兵不敢靠近，他又乘势射出四发，然后将最后那发子弹留给了自已，山沟里瞬间绽放出一朵美丽的血花。

　　程平、贾联邦带着机枪在松林里战斗，后被冲散。紧急关头，程平安排毛昌五押着汉奸杨大头先行向西五川山上突围，自己留下来掩护，且打且退。敌军搜山时，他已到东五川山间，一条腿被子弹击中，在山顶一棵老榆树下，迅速挖了个坑，将随身携带的文件藏好，随后躲在树后，举枪瞄准前方。此时敌人呐喊收兵，等到日落时分，他才出山，爬到闹林沟，又饿又累，疲惫不堪，到一户人家讨点米汤喝了，趁着黄昏向鸽子坪方向爬去。

　　次日黎明，撤离人员在鸽子坪会合。清点人数，武委会主任张淼和康景亮、贾联邦等16人被敌抓走，李之实牺牲。

　　当天，程平在鸽子坪主持召开追悼会，安葬李之实县长。这个武乡县的农家子弟，为了抗日大业，两赴昔阳，终将生命托付于异乡土地。会后，枪决了汉奸杨大头。

　　大东足——七截之难，昔西领导班子损失惨重。晋中地委很快任命王克坚为县长，肖霜为武委会主任。毛昌五为公安局长。

　　痛苦的“刮骨疗毒”

　　自从临危受命来到昔西，一个问题始终在程平脑子里盘旋，挥之不去：昔西原先那么好的政治基础，为什么敌人一占，许多地方的抗日政权说垮就垮了呢？有的不攻自破？那些平日里信誓旦旦、表面上衷心耿耿的党员，为什么到关键时刻就来个180度转弯，临阵脱逃抑或卖身投靠敌人？沾尚原有党员十余个，现在只留两个；中山原先十多个，只留一个……前车之鉴，让他清楚看到党组织建设多么重要，党员的理想信仰、纪律观念、组织意识多么重要！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就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昔西的党组织建立时间不长，不少党员身在党内，心却还是农民那一套。在当前敌我斗争严峻形势下，有的成为敌人打入共产党内的奸细。要想保存并发展昔西抗日的种子，当务之急是整顿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

　　1942年，在对敌斗争的炮火声中，开始整顿党组织。

　　他让组织部长董俊明调查根据地党组织状况。结果，从阎庄村种种对敌斗争的反常现象入手，很快查明党支部书记是个暗藏的敌特分子。整党时，拔掉了这个钉子，党支部的工作打开了局面。

　　庄窝党支部本是个模范支部，整党时，有党员对郭太鱼提出质疑。

　　“他被日军捕过，一直没给党组织交代过被捕的情况。”

　　“反扫荡时，别的党员、群众转移到西山，唯有他坐在东山不动。谁知道他在搞什么活动！”

　　县委派张国震同党支部书记郭来鱼一起找郭太鱼谈话。

　　张国震开门见山，“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还能做什么坏事！”郭太鱼连连摇头。

　　“你要对党忠诚老实。”

　　“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有，我就是大闺女生的。”

　　“不在乎你起咒。说一说，这两个月你都做了些什么？”

　　郭太鱼揣着明白装糊涂，“人一天多少事啊，两个月，谁能说得清楚。”

　　张国震态度严厉起来，“打马虎眼，解决不了问题。你是党员，应该以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态度，向党靠拢才有出路。站在对立面，和党两条心，你就彻底完蛋了。你必须一天一天，至少几天一段，说清楚干了些什么。不交待是过不了关的。”

　　郭太鱼立时慌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有罪。”

　　张国震、郭来鱼由是由浅入深，顺藤摸瓜，终于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原来，郭太鱼被敌人抓走后，经不起毒打、诱骗，承认了自已是共产党员。日军把他发展成特务，放回来，专门搜集我方情报，报告敌人。“完不成任务，要抓住枪毙。”他说。

　　“你不是说跳城墙逃出来的？”郭来鱼问。

　　“那是我编的瞎话。”

　　张国震追问，“你给敌人送了多少情报？”

　　“我在东山把咱们转移到西山活动的情况报告了敌人，还给敌人送过三排子弹，发展了八股维持。”郭太鱼说着，低头，弯腰，“我有罪！我有罪！”

　　县委决定开除郭太鱼党籍。张国震找他谈话，“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如果继续犯罪，非镇压不可。”

　　这样的医治痈疽，割除毒瘤，无疑是痛苦艰难的。县委由此认识到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的必要。主要办法是开办训练班，每期一周到一个月，以讲形势、任务，前进中着重解决的问题等为主要内容；在自我批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同时要学会几首抗战歌曲，以便回去宣传。县委特地为训练班编写了《新编党员必读八课》，包括党的性质，党的任务，抗日持久战三阶段，对敌斗争反特务、反维持、反蚕食、劳武结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学习模范党员等。最后一章“保守党的机密”是请地委宣传部补充的，地委还将教材印发全区。

　　至于发展党员，那是后来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逐渐开展的。尤其在游击区、敌战区，对脱党的人重新登记审查，不符合党员标准的坚决清除出党。严格按照党员标准，严格履行入党手续，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昔西党组织在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

　　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2年昔西大旱，土地从春到秋干渴得厉害，农民生活更加困难。灾荒、战乱、疾病构成对共产党存在基础的严重威胁。

　　此时，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昔西已開展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运动。王克坚县长提出在此基础上，开展大生产运动、救灾抗灾的具体政策措施：重灾区税收全免，并给以适当救济，其余村庄按不同灾情减征；各级党政机关缩减人员四分之一，且每人每天主动压缩二两口粮；党政军机关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解决三个月粮食蔬菜供给；组织互助组；县政府尽力给以贷款支持，帮助群众解决购买耕畜、农具、种子等困难；驻昔西部队在打击敌人同时开展屯粮运动，从敌人手中夺粮，掩护游击队往根据地送粮。

　　宣传工作紧紧跟上，由张国震填词的《春耕小调》在沾岭上下传播，“杏花开了吆，要春耕，鬼子扰乱害死人。岗哨放好吆，情报灵，劳武互助把籽种，管能行。”

　　从沾尚、猛彪至石勒，昔西三区在沾岭山脊由北向东南划出一条斜线，周围被马坊、沾尚、寺沟等敌据点包围。开初，区公所驻武家庄东山，以西寨、武家庄、直峪寺为重点，开辟无人区工作，往返避难窑，动员群众返乡生产。很多人有顾虑，说，“穷家难舍，谁不愿意回家呢？只是敌人扫荡、杀人、放火，太危险了。”为了打消群众疑虑，区干部在西寨的西窑沟打了三眼土窑，区公所定居下来。不少群众一看，动了心，纷纷效仿。新上任的区长赵相英说，“别怕敌人骚扰，只要咱们确实掌握敌情，搞好情报工作，就能稳坐泰山。”在敌占区，责成各口蹲点干部掌握情报员，每晚给碉堡送什么情报，都由蹲点干部定调，任务是搞清楚敌人的真实情况，向区汇报。在游击区，各村都派出坐探，发现敌情，立即回报。村庄高山顶都栽有消息树，一有敌情，民兵推倒消息树，干部即可带领群众与敌人周旋。有了这些措施，群众陆续返回家园。

　　1943年一开春，区政府就组织返乡群众“滚变”互助，耕地，播种。还发动每人打一把镢头，开垦荒地。

　　县政府拨给三区犍牛一头，区公所便转移到直峪寺，开展机关生产。赵相英和助理员、交通员组成小组，到山里开荒。牛拉犁，赵相英掌犁，助理员牵牛，交通员打坷拉。春风徐徐吹拂，片片荒草滩涂变成了耕地。

　　那时节，为解决群众生活必需，县政府在直峪寺、贾庄开办集市贸易，由县贸易公司供应棉花、布匹、食盐，群众出售麻皮等农产品。直峪寺集市每逢一、四、七日开办，周边群众都来赶集。中午时分，赵相英赶着牛扛着犁回来，不少人紧跟到区公所，嚷嚷着要求解决问题。

　　劳动一上午，别人都困倦得睡了，赵相英边喂牛、打火、坐锅，边听群众反映问题。“赵区长，我家小子不养活爹妈的事，怎解决呀？”“常挨丈夫打骂，这样的光景我可没法过了。”“坚壁清野，埋在地里的粮食，有人盗挖了。”赵相英边说解决办法，边做饭。午饭做熟了，群众反映的问题也处理完了。

　　那次突击开荒十几亩，机关工作也办得井井有条。领导带头是榜样力量，一春天全区开荒7250亩。秋天粮食大丰收，群众吃上了假豆腐面条捞饭和荞面疙瘩。

　　在县委机关，从县委书记到炊事员，人人拿起镢头，在常沟开荒二亩，收谷子700斤；在泉水坪，将逃亡地主的二亩麻地种上土豆，收获4000斤；在司家沟开荒二亩，收荞麦300斤。全机关三个月吃粮，依靠自已的双手得到解决。

　　冬天，冰雪覆地的闹林沟热闹一时，县委、政府召开劳模表彰大会，一批昔日钻山沟、住避难窑的平头百姓走上领奖台——张云科，田重成，李锁妮，李白小……张国震动笔为岳兔妮、王锁小编写的歌曲到处传唱：“学习岳兔妮，生产多努力。你看她开荒拾粪又担水，老婆们数第一。”“劳动英雄黑锁小，变工数他好。七人变工八个月，省了三百多。”

　　第四章 绝地战斗

　　麻雀战 地雷战 破袭战

　　1942年6月间，剑拔弩张的昔西大地上行走着一个年轻身影，与程平一起，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天天转移，曾穿衣穿鞋睡干草地铺，也曾在避难窑过夜。来自地委和昔东的干部都认识，此人叫陶鲁笳，约在一年前由昔东中心县委书记调任晋中地委副书记。

　　“你们这是与豺狼共舞，从老虎嘴里拔牙呀！”陶鲁笳不无风趣地对程平说。

　　“四面都是敌人，我们活动的范围只有区区十几里地。”

　　“抗战环境比昔东艰苦得多，斗争方法策略也应有所不同。首先是全民武装，人人皆兵，运用游击战，同敌人斗争。”

　　程平说，“在地委帮助下，昔西已经建立了地方武装。县基干队保卫县级党政机关，保卫春耕生产，也不放松打击敌人的突袭。各区也有基干队，捕捉汉奸和便衣特务，打击敌人要粮要款要工活动。还有个几十人的公安队，负责侦破案件，锄奸反特，配合武工队、基干队打击敌人。”

　　“还得加强民兵建设，建立民兵联防机制，县区村、村与村构成一个防御进攻网络。”

　　陶鲁笳谈着他的思路，有几个新颖想法引发程平的浓厚兴趣，成为后来绝地抗战的长期指导方针——

　　“敌人运用格子网统治，妄图把根据地一块块吃掉。我们要反其道而行，挣脱束缚，反制敌人，叫他们变成聋子、瞎子，把他们困死。”

　　“要学孙悟空，钻进敌人肚子里，做抗战工作。”

　　为了创建适应日益严重游击环境的政权组织机构，按照地委指示，县委、政府进一步“瘦身”。王克坚后来回忆，经过精兵简政，县区政府仅留干部19人。无论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一律采取精干隐蔽策略，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战斗。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两人公开撤走，37人隐蔽群众中，19人隐蔽在伪组织中。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坚持领导群众斗争。

　　夏天很快来到了。沾岭的伏天有点清凉，虽然入春以来雨水吝啬，玉茭、谷子却照样给大地竖起青纱帐，绿油油地接天连地。夜幕降临，沾岭的一个个黑影造型显露狰狞面貌，远远近近的岗楼闪烁着鬼火。此时在昔阳城至沾尚的蜿蜒山路上，陈福章正带领武工队沿途破坏敌人的电线，一根根电杆被砍倒，一条条电线被割断。开始，有几天敌人通讯不畅，但过段时间又恢复如常。“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干脆来你个釜底抽薪。”陈福章于是改变策略，命令战士割断电线盘起来抬走。一次，陈福章带队干了个通宵，凌晨到南掌城时又饿又累，迈不开步，提不起枪，在村里找到点酸枣面，到河边喝了几口冷水吞下去，勉强支撑着回到岭上。如此六次行动，昔城至沾尚的电话线彻底瘫痪。马坊、寺沟之敌见此情状，始终也没敢架设电话线。

　　翌年春，各区民兵联防队组建完成。武工队指导帮助他们掌握造地雷、埋地雷技术，后来发展到人人参与熬硝、制药、造石雷。游击战在沾岭打响。

　　秋风刮起的时候，紧张的突击收割渐次展开。各区委、政府组织群众黄一块，收一块，打一块，藏一块。区村成立保卫粮食指挥部，游击小组到处活动，防备敌人抢粮。

　　9月18日，正在站岗的窑上村民兵突然发现一股敌军向西寨川涌来，扛枪，拿棒，还有一个个应差人赶着毛驴，毛驴驮着布袋。“敌人出发抢粮了！”于是开枪报警，“呯啪”的枪声中，他也被敌人击中倒下。

　　枪声就是战情，区指挥部立即命令西寨、安家庄、直峪寺等村指挥部开展反抢粮战斗。紧接着，武家庄山頭的消息树倒了，通报敌人已从东山下来，安家庄民兵将石雷的拉线拽得紧紧，抢粮队一进村，“咚”“咚”“咚”石雷四面开花，构成巨大的火力网，不少敌兵惨叫着倒在河滩。

　　石雷吼罢，西寨那边响起枪声，东面几枪，西面几枪，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弄得敌人顾头不顾尾，直往直峪寺方向撤退。

　　区武装干部张鹏高带领九个民兵，早在直峪寺山上等待。敌军一踏进西门，枪弹、手榴弹立刻居高临下，在敌群开花。山下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天昏地暗。不久，手榴弹、子弹全打光了，张鹏高大声命令，“撤！”顷刻间，半山腰跑得连个人影也没了。日军从清脆的枪声和接连不断的手榴弹声，误判遭遇八路正规军，趁着停战间隙，散兵一跑了之。

　　战后得知，这是敌昔城、和顺驻军联合抢粮行动，出动八百余人，大部被歼。

　　斩断特务线

　　日军魔爪染指昔西后，为编织情报统治网，建立起以紫罗至鸽子坪、沾尚至老爷庙、马坊至安丰和榆疙瘩、卷峪沟、马威岭为主的特务线。这些被称作“肉电杆”的特务们利用百姓的传统落后心理，挑动民粹，欺骗民意，其破坏力不比日寇明火执仗的“三光”政策稍逊。

　　旨在斩断特务线的锄奸反特斗争，早从1941年就已拉开序幕。方针是，断线先破点，擒贼先擒王。针锋相对，除恶务尽。

　　老庙圪洞位于沾尚据点山后，地主冯喜妮是个敌特，经常指使伪情报员李二小散布迷信思想，“人的命，天注定。受日本人统治是咱的命，不维持要遭报应。”还唆使李二小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向日本人报告。县长王克坚曾找冯喜妮谈话，“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向政府如实交代罪行。政府的锄奸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冯喜妮当面点头哈腰，表示接受，回去后却我行我素。1942年春耕大忙时节，冯喜妮、李二小的活动弄得周围村庄人心不宁，县政府决定枪决冯喜妮，逮捕李二小，斩除了一个重要特务点。

　　榆圪瘩村长杨大头是昔阳、和顺边境特务线的负责人。他曾给我方送情报，敌军多少人，多少枪支，什么时间出发，说得很详细。其实，真的少，假的多，使我方好几次受骗。而送给敌人的情报相当准确，曾受日军嘉奖、记功。公安局侦察股长张立栋接受此案后，先安排“耳目”接近杨大头。一天夜间约12点钟，杨大头屋里油灯闪亮，他和那个人边喝酒边聊。酒至半酣，杨大头说，“共产党天下不会太长，日本太君势力大……”此话被潜伏于窗外的张立栋听得真确，掌握了真凭实据，立即报告县委逮捕并枪决杨大头。榆圪瘩特务线被斩除，西寨川从此稳定了下来。

　　至1943年，随着王维科（外号十五管）、郭章小、“白眼狼”、于润成、王黑毛、朱庆海、李成孩等特务点被铲除，主要特务线已被斩断。但斗争尚未结束。

　　沾尚至前小寒特务线，自从处决了特务头子王胜威、冀含维后，原以为特务线断了，不料1944年3、4月间接连发生区干部张根玉被敌逮捕和区长凌云遭敌突袭受伤的事儿，两件事都与前小寒党员王康泰有关。

　　6月，区委书记方成茂和一区区长李富五带一个基干排调查凌云受伤和张根玉被捕的事儿。跑了几个村，都反映前小寒有了抗日村长，叫王康泰。方成茂立时起了疑心：3月间我们到地委参加整风离开时，这里还没有抗日村长，这个王康泰是谁派来的，为什么我这区委书记不知情？一天晚上，方成茂、李富五来到土坌，住在山上。翌日凌晨，王康泰突然来找。方成茂奇怪地问，“你来干什么？”“找你们谈谈工作。”在土坌活动一天，晚上住胡丰村外的大王庙，次日早上王康泰又来了。如此几次，不能不让方成茂、李富五疑云重重。难道王康泰就是专门跟踪我们的？他为什么要假冒抗日村长？凌云受伤、张根玉被捕都与他有关，莫非他就是这些事件的幕后主使？一个个疑点报告到公安局，经侦破，王康泰早就被敌人收买，成为前小寒特务线的特务。

　　人心争夺之战

　　又是一年中秋夜。曾在和平时期照得百姓团圆美满的那轮月，1942年时依然那么圆，人间却历经沧桑，几家欢乐几家愁。昔西大地静寂深邃，沉默无语。微微夜风中，一阵阵洪亮的声音从距马坊据点里许处传出，向四野扩散——“日军士兵们，今天是中国老百姓的传统中秋节，是举家团圆的日子。唐朝诗人王维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人生在世，谁没有根？你们远渡重洋，来中国打仗，远离家乡父老不说，还让多少中国家庭失父丧母，妻离子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开始，有零星枪弹从碉堡枪孔射出，如雨过一阵子，又恢复平静。喊声再次从黑暗间升起。

　　“日本的一小撮好战分子挑起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无义之师必败。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形势发展越来越对我们有利。你们甘心跟着这些好战分子，继续别妻离家，做侵略战场上的无谓牺牲品吗？”

　　正义之声在夜空中飘荡，丝丝缕缕撕裂着一个个破碎的梦。

　　这是抗日军政心理战一幕。一年间，每逢传统节日，县委、政府和驻军领导人总要带队到敌据点前喊话，到敌占区讲话。也运用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个别规劝等多种形式，同敌人争夺人心。一次次的心理战潜移默化地瓦解着敌人阵营，马坊据点曾传出日军侦察班副班长小林俊芳因厌战剖腹自杀的消息。

　　几乎同时，反维持斗争正向西寨川推进。

　　清漳源两岸的西寨川，距离马坊、沾尚、寺沟据点较远，没有敌人驻军，为敌我斗争的犬牙交错游击区。随着紫罗至鸽子坪和榆圪瘩特务线被斩断，推进抗战工作的时机业已成熟。

　　首先在根据地的王家沟、庄窝等村，本着“三三制”原则，充实健全临时参议会，劳动群众在村政权中占绝对优势，政权内部更加纯洁。

　　东五川、七截是游击区两个行政村（编村），含36个自然村，建立保长会议制度。保长会议领导的村公所，设村长、书记、调查员。村公所领导闾长，闾长领导邻长，而闾邻长就是保长会议成员。由保长（闾邻长）对所分管各户实行联保，组成抗日的农家小组，平时反映民意，一旦环境恶化，公开的抗日组织撤退或隐蔽后，则代行行政职能。村级由保长会议主席和行政村长掌权，并可随具体情况变化以灰色掩盖，免遭破坏。以保长会议取代维持会，纯洁了抗日组织，東五川编村挤出坏人13个，七截编村挤出21个。

　　在敌占区，抗日政权及其工作人员完全隐蔽于伪组织中。为了教育和争取伪干部抗日，在普遍甄别的基础上，根据不同职务订立守则：维持是为哄鬼子，坚决反对真心事敌；一切为着减少群众损失，坚决反对给敌人多送东西；一切为了节省民力，坚决反对多花多吃；一切经过抗日政府，坚决反对隐瞒作假；一切经过大家商量，坚决反对个人独裁。还发动伪干部组织互保，相互监督规劝，不做汉奸，不当特务。对违犯约定、有汉奸特务行为者，抗日政府便予以惩戒。

　　到7月底，昔西已有两个编村、54个自然村为革命的两面政权，一 个编村、23个自然村为两面政权；还有23个自然村政权与抗日政府有秘密联系。加上上半年改造成的三个编村，抗日政府已经伸入到全区四成的村庄。年底，西寨川上至漳漕下至阎庄，庄窝川到卷峪沟，所有村维持会都垮掉了。

　　1943年春，启动瓦解沾尚、马坊敌据点的工作。沾尚据点有个三十多人的“和平会”，马坊据点有个三十多人的晋东队，危害一方。抗日政府向敌伪人员宣传政策，做家属工作，凡集体投诚，不缴枪，不编散，不追历史；凡个人投诚，带枪者立功，不带枪欢迎，愿意参加基干队、游击队的允许参加，不愿者可回家种地。叫响口号：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人！还特地印了“关公像”发给他们——忠义的神圣耳提面命，“身在曹营心在汉”古训不老，伪军们仔细掂量，好自为之吧！

　　新一轮政治攻势在敌人眼皮下展开。

　　潜伏敌营

　　1942年春天，晋中特委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开展城工、敌工、情报三站工作的指示》，决定副书记陶鲁笳分管敌后工作，组建分区敌工站（科）。敌工站以分区政治部领导为主，县委协助，不与区委、支部发生横的关系。二月间，平昔寿独立营政委刘增钰奉调回敌工站，负责组建平辽公路沿线的敌伪军工作，并派刚从抗大学习归来的毛联晋打入昔阳城敌营做敌工内线工作。

　　那年四五月间，刘增钰在和顺被敌逮捕，解往阳泉途中被人指认是八路军干部，即被就地监禁昔阳城。后经敌工站活动，以28家性命保释出狱。分区敌工科长常化之找到他传达晋中区党委决定，刘增鈺负责组建平辽公路内线工作。不久，刘增钰打入日军北支那派遣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参谋部的石太南武装侦察班，先担任驻马坊的侦察班宣传班长，后被任命为晋东部（敌侦察班代号）主任。8月，分区党委决定成立敌工站总支委员会，恢复刘增钰党籍，并指定其担任总支副书记，负责组建平辽路沿线各县内线秘密党组织。翌年11月，以刘增钰为组长的四人党小组成立，活动在昔阳城敌营内。

　　1938年入党的白殿启曾任昔西县区委书记，县临时参议会议长，公安局股长，1941年11月任二分区情报分站站长。12月9日，和顺、沾尚、马坊之敌合击昔西县机关，当晚在西五川翟家沟土窑洞住宿的白殿启因汉奸告密，不幸被抓捕，关在马坊据点的留置场。

　　受尽种种酷刑，白殿启没有屈服，豁出一死，不肯透露半点党的秘密。敌政治部主任李文魁则欲以软化手段让其为他们服务，审问之后便宣布释放，安排在敌政治部，实际是软禁监视。一个月过去，大概观察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盯梢慢慢放松。

　　白殿启凭着机警、胆识，不仅成功地团结了狱中难友，还巧妙利用敌高层偏执狭隘、好大喜功、相互猜忌吃醋的性格心理，或移花接木，或暗渡陈仓，假敌之手，剪除了几个汉奸特务，反被认为忠诚可靠、办事有方、手段硬爽而提拔重用，先担任敌政治部宣传组组长，后兼办审案大事。

　　安丰事件中昔西政府和公安局七人被捕，关押在马坊据点。当时，敌政治部主任李文魁、副主任高天珍在家养病，临时担任审判官的白殿启以种种借口保护他们，有两个以年龄大为理由被释放，回到根据地，在公安局工作过的一人当了留置场看守，另一人编入伪保安队……只有一人被敌收买叛变。

　　不日，七截事件中被俘的16人押至马坊，由白殿启主审。敌人很重视这个案件，日本翻译大道寺和高天珍都亲自到庭监审。

　　康景亮一出庭，白殿启心就“咚咚”直跳。在公安局共事多年，深知他脑子里储存着太多的机密，如今在这里相见，无论感情上工作上，都不允许有丝毫疏忽。白殿启脑筋急转弯，盘算着哪些当问哪些不能问，镇定之后终于开口，“你在抗日政府担任什么职务？”

　　满身伤痛的康景亮摇摇头，“没有。”

　　“一个外地人，不当个官，大老远来这里干什么？”

　　康景亮不说话。

　　“你是不是贴过反皇军的标语？”

　　“贴过。”

　　“逮沒逮过维持会干部？”

　　“逮过。”

　　白殿启一边“审问”一边思谋，怎样避重就轻，蒙哄敌人。他知道，敌人对审讯有规定，一般抗日人员须有20条口供，领导干部则必须有40条才行。他就这样七凑八凑，终于凑够了40个问题，顺利审了下来。

　　审讯张淼时，白殿启亲自到牢房提审，趁其他人员不注意，悄悄嘱咐张淼，“不能软弱，要保守秘密。关键时刻，由我想办法保护你。”

　　审讯开始了。高天珍知道张淼是县武委会干部，非逼他交代抗日政府的军事秘密。

　　张淼坚称，“不知道。”

　　白殿启一看，不凉不火地说，“共产党的政府，群众团体只是个陪衬，武委会是个群众组织，谁让他们接触军事机密呢！”

　　一番话，帮张淼度过了难关。

　　狡猾的敌人不放过半点疑点，事后康景亮、张淼还是被押往昔阳城。张淼经刘增钰等营救，留在昔城做地下工作。康景亮则被敌人杀害。

　　经半年秘密工作，到1942年8月，白殿启已建立起包括敌情报部大多数人在内的抗日内线机构。刘增钰提议，经审查，分区恢复了白殿启的党籍，从事地下工作，家中生活费用由政府承担。10月间，分区批准建立马坊据点秘密党支部，指定白殿启任书记。

　　9月，刘增钰在武装侦察班发展李秀峰为党员，派回昔阳城做地下工作。11月，同另两名党员组成昔阳地下党支部，李秀峰任书记。

　　直到1944年7月，因日军怀疑，有暴露身份危险，分区党委批准白殿启撤出马坊。次年2月，刘增钰也因形势变化，经批准，撤回分区政治部。但他们播下的抗日火种，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章 东拓西进

　　打到岭下去

　　进出沾岭有两条通道，北经山垭的马道岭，南过山涧的沾岭村。马道岭紧靠沾尚敌据点，为抗日工作的断头路和盲点。沾岭村则远离敌人，为着扼守进出通道，日军在岭下的山庄头、潘掌等四个山口要道设立检问所，由伪维持会、自卫队站岗，对过往行人逐一登记，仔细盘问。检问所像一把锁，禁锢了岭上岭下的联系，对抗日工作极为不利。

　　1942年春寒料峭时日，陶鲁笳正在昔西指导工作。一天，县农会主席路世享、公安局侦察股长兼秘书张立栋奉命来到庄窝村。到达时，陶鲁笳、程平和专署教育科长任松筠都在。

　　陶鲁笳仔细分析当前昔西的抗战形势，“清水利一对我们的封锁越来越加码，企图腰斩和扼杀抗日组织、抗日工作。我们不能坐以待毙，给你们一个十多人的武工队，配一挺拐把机枪和十多支步枪，地委、军分区授权你们三人指挥，路世享担任组长。任务是开展敌伪军工作，宣传我党政策，捉拿罪大恶极的汉奸，报地委、县委批准后，及时镇压。”

　　说着，指指路世享、任松筠、张立栋，“你们有什么要求、想法？”

　　众人窃窃私语。陶鲁笳斩钉截铁，“当务之急是摧毁岭下的检问所，打通岭上岭下的抗日通道！”

　　当晚，路世享等带领武工队下山，直奔山庄头检问所，先将站岗的哨兵干掉。在检问所火塘边喝酒聊天的伪军，不知不觉间，枪就顶在了脑袋后面。所长见势不妙，推开众人，没命地往门外的野地里跑。路世享举枪便射，子弹在黑暗中暴响。另一个伪自卫队员乖乖地做了俘虏。

　　那夜，路世享决定住山庄头维持会，武工队则在山上埋伏待敌。

　　黎明悄悄来临。张立栋正在审问被抓的伪自卫队员，忽然一阵枪声传来，一看，武工队的火力正向山下射击。山庄头伪情报员密报消息，引来敌人，被武工队的机枪压了下去。

　　张立栋安排人看守伪自卫队员，自己持枪参加战斗，同路世享一道，指挥武工队边打边撤，退回到岭上根据地。

　　就这样，路世享、张立栋带领武工队连续出击，边打击敌人，边宣传抗日，只几天，四个检问所被摧毁殆尽。

　　检问所一垮，抗日工作像洪水般向岭下蔓延。路世享带领武工队积极配合区委，组织流动小组夜间深入岭缘村庄，很快，岭根底的杏庄、杨家峰、毛家沟、潘掌、南北郝峪等村恢复了与抗日政府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