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白，浙江义乌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萌芽》杂志社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上海市作协第四、五、六、七届理事。著有长篇小说《天地蛋》等10多部，中篇小说集4部，《俞天白小说选》两卷，长篇报告文学《上海：性格即命运》，散文《最后一轮太阳》及通信集《留德家书》（与俞可合著）等。中篇小说《儿子》获上海市第一届文学作品奖，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获上海市40年优秀小说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中国作协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获上海市1949-1989年40年优秀作品奖。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引子
山东中路福州路口的东方编译所楼上是汪公的办公室。1992年2月28日下午，时任《文汇读书周报》的主编褚钰泉将俞天白带进了汪公办公室。
宽大的办公室空间里，四壁高及天花板的中外文书籍，包围着一张同样堆满了书稿的大写字台。汪公是从中央部委来的上海的市委书记、市长。汪公卸任后常在这里办公，还兼了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其时，汪公虽已古稀，却精神矍铄，红光满面。稀疏的黑发纤毫不乱，笑容可掬地起身迎接刚进来的俞天白。落座后，汪公开门见山地将话题引向了文学。他开始谈对《大上海沉没》的印象。他认为主题很好，小说是通俗的，叙事的，展现的是一幅上海风俗画。他又说，看得出来，你有一个宏大计划，打算写上海史，这些都是应该坚持的。他建议俞天白在写上海性格与命运的时候，不妨也写一写“重要侧面”，转型期的中国和上海，蕴含着很丰富、很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思考，也需要作家去反映。让我们一起跟上时代的步伐吧！
这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以其对东方大都市高瞻远瞩富于哲理的思考，使俞天白的心弦在激烈地颤动。这绝不是一次市长与作家的普通会面。这次会面意味着，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文学，如何正确引导大上海深化改革开放，将给俞天白打开创作的天窗。《大上海沉没》在《当代》第五、六期全文发表后，上海、北京分别请荒煤、张炯等专家学者举行了研讨会，报刊上也纷纷刊发了以《改革关键时刻的警世之作》、《史诗意识与文化意识的交融》等为题的重要评论文章。著名文艺评论家何镇邦先生读了《大上海沉没》后，在《当代》刊出了重头评论文章，文中称“这的确是一部继《子夜》、《上海的早晨》之后写大上海的新史诗”。“读完《大上海沉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发现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一、人在长河大海中
俞天白的父亲名叫俞春，是一个精通医术、接受过旧学、新学教育的文化人，他与鲁迅、陈望道先生有过亲密的交往。在“五四”时期，他追逐李大钊、陈独秀那些文化明星，以主笔的身份在《稠州周报》上声讨孔家店，揭示封建礼教的丧失人性，嘲笑八股文是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软刀子，控诉节妇烈女、包办婚姻的惨无人道。当“四一二”政变的乌云席卷而来之时，他自然被当成共产党员通缉了。俞春在社会上“碰壁”以后，就凭着所学的医学知识，回到了自己的出生故地，选择义乌江湾镇落脚。
江湾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小镇，小镇处在一个S形的中心点上。金华江上碧波粼粼，两岸沙滩桃花灼灼，不时可以听到守桥工唱歌一般的吆喝声和纤夫沉闷而有节奏的号子声，江对面的南山是画屏一般。俞春满以为凭着自己的仁心仁术和精湛的医技可以混出个人样来，却不知道艰难的时势，处处都潜伏着危险。这个小镇上的一位庸医与医术高明的俞春竞争，俞春竟“败”在了他的手下。俞春不仅没有以他的医术赚到钱，还被冠上了一个“青菜萝卜医生”的雅号。这位庸医设下了圈套，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的帽子硬戴在俞春的头上，使俞春成了历史反革命而入狱，虽然两个月就释放了，但小天白祥和的家庭从此失去了笑声，老实的俞春在小镇变得寸步难行。小天白从此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虽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大成中学录取，但，丧失了经济来源的小天白却与学校无缘了。
望子成龙，这是天下父母亲的心愿，饱受沧桑的小天白父亲尤其心切。在文革中，当造反派批斗俞春时，向其追问“天白”这个名字的来历，俞春认真地说，名字来自李贺的诗句“雄鸡一声天下白”，造反派哪里知道李贺和李贺的诗句，胡扯蛮缠地将“天白”扯成啼笑皆非的“青天白日满地红”，俞春急了，天真地向造反派争辩着：“毛主席最爱李贺的诗，李贺写过一首《致酒行》的诗，我背给你们听听。‘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还没有背完，造反派就给了他一顿拳脚，俞春的耳鼓发出了“轰轰”的鸣声，紧接着又响起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他的眼前皮鞭在舞动，他的耳畔是“呼呼”的风声。在那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年代里，俞春彻底绝望了。俞春追求世界大同的理想被这张“护身符”误事了，他吃尽了种种苦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30年，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时年俞春已经80岁了。
俞春心中向往的理想社会是“水天一色”的那种混沌的境界，他认为，“水天一色”乃天地之造化、生存运行之规律。天地之间，水，化为汽，变为云，云又化为雨，化为水，化为升腾的汽，永远处于变幻之中，却永远不改滋润万物，生生不息的本质。俞春将“水平天白”这四个字给两个儿子取名，他将希望的种子撒到了孩子们的心田里，常说孩子们应该有在“字纸篓”里找饭吃的本事。天白五六岁时，父亲就叫他读唐诗宋词，教他像山歌那般唱，会“唱”了，才教给他诗句的文字和意义。然后读《古文观止》、背九九表、学算术。有时，带着小天白上街，看到小孩子骑在父亲的肩上赶集，就指导儿子现场学习对联，先吟出一句：骑父作马。然后让小天白对出下句。小天白儿呀牛呀地乱扯了一通后，父亲竟然啧啧称赞，最后才讲出了下联：望子成龙。有一天，看到小天白抱着小花猫，俞春便装出一副跳跃状，说：“墙高，猫跳——bie！你想一想，怎么对？”小天白茫然地摇摇头。他便指着门外王家墙根的狗洞，装出一副爬洞的模样。小天白略加思索便脱口而出：“洞小，狗爬——wang”俞春喜不自胜，连连夸奖：“好对，好对！”就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中，小天白文思泉涌。
在天白的记忆中，有一件事特别深刻。那是他刚进入高小的秋天，学校组织到双林寺去远足，活动后要求写一篇作文。小天白对作文很自信，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俞春照例要检查儿子的作文。他严肃地问儿子：“双林寺给你最深刻的就是那口大钟，花的笔墨也最多，就因为它是唐僧印度取经时带回来的，是吗？”小天白点了点头。父亲又问道：“你怎么知道这口大钟是唐僧带回来的呢？”
“寺里和尚这么说，游客也这么说，同学们和老师们都这么说！……”俞天白觉得父亲今天怎么会问得这么荒唐呢。
父亲穷追着问：“可我问你，你问过和尚没有？唐僧到印度取经的时代，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和轮船，这只三千多斤重的钟是用什么办法运回来的？又为什么不供在京都名刹，却搁在这么一个荒山小寺院内？”
小天白恍然大悟：这么简单的问题，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发现？
“做人最怕人云亦云，做文章贵乎有创见！读书读书，读到新知识之外，就是读别人如何独立思考，想人之不曾想，言人之未能言！读书人之所以有力量，之所以被人尊重，就是因为有自幼培养起来的这种本事和品德！”
父亲圆睁双眼，继续开导着儿子：“你想一想，我为什么叫你读《石钟山记》，读《六国论》，最近又叫你读《纵囚论》？‘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我不同意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受刑戮的未必是小人，有权施刑戮的，未必是讲信义的君子！我欣赏的就是一点，他敢于对被人一致肯定的举措提出诘问。这是我们读书人最可贵的精神和素质。”
面对着父亲的责问，小天白一晚没有睡好觉。然而，痛苦也换来了刻骨铭心的鞭策和奋斗，为此，他整整努力了几十年，可以说，这是俞天白获取人格力量的真正开端。
小天白没有辜负这位启蒙老师的期望。父亲的“历史问题”虽然使他苦闷，却没有使他沉沦，相反，他不服命运的摆布，顽强地与命运斗争。父亲潜移默化的熏陶，早已植入了他的心底。田间的耕作虽然是辛苦的，但，心底燃烧的那把火却是炽烈的。他学过绘画、篆刻，读过医书，也曾借来中学英语、数学课本自学，更没有中辍记日记与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候，俞天白作为一位民工参加了修筑水库。白天是紧张繁重的劳动，收工后便是最佳的阅读时间，多少个宁静的黄昏，他爬到塘边的那棵柳树上，借助柳树上的那份宁静和落日的余光，静静地吮吸着文学名著甘甜的乳汁。
1954年的盛夏，一连三个月滴雨未下，旱情严重，人心惶惶。天白亲眼目睹老天爷的残酷无情与乡村农民抗旱的热情，他决心要写出反映当时农村抗旱火热的生活。那年寒冬，他趴在堆柴草的小阁楼上开始了创作，外面是凛冽的北风，阁楼内是火一般的热情，一个冬天，终于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丁庄的旱》。小说脱稿后，天白没有告诉父亲，也不知道如何去投稿，他将它交给了经常来村里辅导农村剧团的县文化馆王干事。适逢浙江省文联的朱秋枫来义乌考察，听到了义乌一位17岁的青年农民写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就好奇地要去看了，看后评价很高。他说，小说有赵树理和孙犁的风格，并立即给天白写了一封信，请王干事转交给他。信中有这样的句子：你年轻有为，文笔流畅，将来有为中国文学事业显能的可能。你写作中有什么困难，可以到省文联找我。这封信成了一个文化新闻，消息不胫而走，在整个县城引起了轰动。不久，省里开展群众文艺创作评奖，县文化馆就将《丁庄的旱》推荐上去，送给义乌中学的一位评委。更奇怪的事发生了。锁在义乌中学语文组抽斗里的长篇小说稿子不翼而飞。
小说稿被窃，那位做评委的老师有一种内疚感，决意邀俞天白来学校向他当面道歉。那天，一位光头、赤脚、浑身像乌炭一般的青年农民腼腆地踏进了语文组的门槛，当老师们弄清了眼前站着的就是俞天白时，赞叹声不绝：“是他呀，他写得真好，比我们高中毕业生好多啦！”几个星期之后，俞天白的创痛暂平，他获得了一个感悟：我的作品失窃，一个冬天的心血付之东流。但，自己的小说既然被窃，这说明自己可以继续写下去。事实上，阅读帮俞天白敏锐地感受生活，而艰难的生活又帮助其理解作品的神韵和精华所在，鲤鱼跳龙门的命运是毫不奇怪的。后来，他又写出了一篇短篇小说《路》，一个多月后，被别人称为处女作的《路》就在《浙江文艺》上发表了。
1956年5月，《浙江日报》刊载了全国高等院校扩大招生的消息，俞天白决定以同等学历的身份去报考。这个举止，在父亲看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俞天白的意志却是坚不可摧。三个月后，浙中山沟沟里的一位青年农民，一下子变成了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的一名学子。生活让俞天白懂得：人，只要有一份激励和正视生活的信心，就能创造自己生命的奇迹。在他书房里悬挂着著名作家秦兆阳先生书写的条幅，条幅上是让他铭记一生的十四个大字：心存古往今来事，人在长河大海中。这条幅虽然是1988年秦兆阳先生题赠给他的，其实，俞天白从山沟沟里的一位农民，一跃而为上海一所知名大学的学子后，心中就充满了一份激情：历史和社会是一份寄托，社会给了我一份难得的历练，我一定要把民族、祖国、世界放在心里，始终保持人民的本色，始终置身于滚滚滔滔的长河大海之中，永远汲取鲜活的、永不枯竭的生活之源。
二、文学是一门选择的艺术
俞天白幼承家学，六岁便诵读唐诗宋词和古代散文，望子成龙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能在字纸篓里找文章”，因此，其父从小指导他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还有计划地安排他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俞天白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便是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这部作品是夏丏尊先生翻译的，其文风和内容都很切近俞天白的生活，他从此与外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限于当时的条件，俞天白除了收藏有《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西厢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和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的部分作品以外，得到的只是屠格涅夫的《烟》，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以及契诃夫的一些短篇小说集。在俞天白的脑子里，储存着的则是大量具有村社文化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唐诗宋词的气韵和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熔铸了他的文化气质。考入大学以后，他的阅读范围变得崭新而宏大。他学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阅读的却是文学作品，其中多数是外国文学作品。俄国的、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他的语言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欧化、长句、倒装句，满篇皆是，这是一种崇拜外国文学的稚嫩的体现。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生活的天地焕然一新，文坛上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俞天白吮吸着清新的空气，十年时间，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三次文学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空气弥漫着神州大地，原先被点燃的思想火焰，突然间被另一种强烈的物质希望所取代；固定的价值标准，被重新审察和界定；用虔诚构筑起来的精神墙垣，将被新的思想观念所摧毁；大多数人都在思考那场悲剧的原因，希望重新建构自己未来的生活……俞天白忐忑不安，他没有在痛苦中沉沦，而是在痛苦中奋起。他知道，这痛苦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大家的、全民族的，只有将这种痛苦的经历变成人类的精神财富，社会方能大踏步地前进。此时，文学的选择，在他的心里变得沉重和明晰起来。
站在他眼前的是两位法国作家：雨果和巴尔扎克。最早崇尚的朱自清、孙犁、赵树理的那种恬淡典雅的叙述风格，那种可以感悟却又难以言传的意蕴已无心去寻觅了，身处大都市，自己所熟悉的不再是农村。他要用巴尔扎克的那种叙述方式，去揭露雨果揭露过的“悲惨世界”。他的中篇小说《现代人》及其续篇《融雪天》，就是20世纪“悲惨世界”的缩影。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当时尚未引起重视的青年的道德层面。他觉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人之所以沦为极左路线的工具，自身的人生信念和道德观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在依据。《现代人》对于那个工于心计善于看行情赶浪头，最后上了贼船的青年技术员张向辉的内心，就在道德观念的层面上作了深入的揭示。这是一个有着现实意义的形象，特别是他以现代人自居，那种无耻行径在大庭广众中暴露无遗。人类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道德意识的沦丧，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遗症之一，就是当时已经长成的一大批青年的道德意识的沦丧。
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文学也以从未有过的超前速度向前推进。揭露、控诉，很快成了过时的东西。读者的眼泪不再成为作家追求的主要目标，作家在呼唤文学回归文学，提倡文学的非逻辑、非理性思维等等。作为文学主体的人，和作为一个生命本体而存在的人，在较长一个时期内，被忽视、践踏和禁锢了，供奉于文苑的，只是一个个抽象观念的、无血无肉无性灵的僵尸，文学远离了人学的轨道。在这拨乱反正、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开放的年代，许多作家发现了这种肢解，他们认识到，人除了精神存在之外，还有肉体的存在；除了社会属性以外，还有自然属性。
俞天白在彷徨，在思索，他的眼前突然站立着一位巨人，这位巨人便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约翰·克里斯朵夫是那么鲜活地生活在他想象的世界里，而罗曼·罗兰生活的年代与作者所处的年代有基本的相似点。那个年代，正是法兰西被战败的年代，人们崇拜的偶像倒塌了，思想变得无比的空虚。昨日还被认为英雄的行为，今天变成了愚蠢的举动，希望变成了失望，自信变成了幻想。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想把错误的责任推卸给别人；每个人都在想着发财致富，谋取私利，奋发的精神被极端的疲惫所取代。一个民族的心灵已变得满目疮痍，民族的精神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每个人的胸口滴着殷红的鲜血。
俞天白勤奋地创作，却又在不停地思索。他已经写了《吾也狂医生》、《X地带》等四部小说。有些文学评论家说他不重复自己，是刻意追求的表现。他自己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惶惑，他说这正是自己创作的苦闷。当今多元并存的文学园地上，最缺少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些作品曾经轰动一时，却很快被人遗忘了？到底什么是文学作品超越时空的魅力？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俞天白苦苦思索，一篇长文《想起了罗曼·罗兰》发表在《文艺报》上。他打开自己的心扉，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观点：
“我以为，我们文学未能出现大的自我超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作家对于人的认识有所偏颇。”
“罗曼·罗兰是一位以追求自身道德力量为目标的文学巨人，他对完美的热烈追求，几乎成了一种宗教。正如斯·茨威格所描述的：罗曼·罗兰写出这许多超时间的作品，‘只靠天才和勤奋是无法实现的，总要有某种道德力量来充当翻转乾坤的精神杠杆。体现在罗兰身上的这种道德力量，就是作家的自我完善和现代文学史上很少见到的勇敢精神。”
“如果说，揭露社会某些弊端需要作家勇气的话，那么，今天敢于选择这种品质来讴歌，同样需要与自我牺牲相近的社会责任感。关键是要使这种牺牲为人理解并产生永久的审美价值。这就要求作家使自己笔下的人物，超越社会性的人的桎梏，闪烁出作为自然本体的人的光芒，让读者从这一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中看到一个完整的、本来意义上的人。”
俞天白的第二次文学选择，使他有了直面现实的作家勇气。他的作品，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参与，更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探索。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是社会问题的深层内涵，而不是一般化的困惑或迷茫，而是有着理论色彩的探寻和体验，他所揭示的不是浅尝辄止的皮相，而是对现实的较为透彻的关照。从他的“大上海人”系列作品中，处处可以窥见这样的影子。1988年，俞天白完成了《大上海沉没》的创作，秦兆阳先生邀请他作客。关于《大上海沉没》的书名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秦兆阳关心地问：“你的《大上海沉没》的写作意图是什么？能不能换一个题目？因为赫然将‘沉没与上海挂上钩，肯定会招来一些非议。说真的，别说‘沉没，以上海在‘全国一盘棋中的作用，解放以后，在你这部小说之前，还没有哪一位作家，把上海称为‘大上海的，以此作题，也是第一次。”
俞天白理解这位敬仰的文学老前辈的关爱之情，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秦先生，许多人看到这书名，都有一些担忧，我认为这担心是多余的。第一，‘沉没的不是‘上海，而是以老大自居的‘大上海中的‘大；第二，‘沉没不等于‘下陷或‘没落，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周边城乡，尤其是南方深圳等地的崛起，高出于老大哥上海，仅仅是比较下的落差；第三，正因为以上两条理由，我用这‘沉没，不是否定，而是对整个当代中国巨变的肯定。”
秦兆阳认真听完俞天白娓娓的陈述，欣然接受了，还滔滔不绝地谈了对上海发展的许多感慨。也就是在那一次会面时，谈了自己很想写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续篇，终因身体原因而未写成。俞天白理解秦先生的苦衷，他以独有的作家勇气，继续撰写着“大上海人”系列作品，并在作品中倾注了强烈的道德力量。
有比较方能有选择，有选择方能提高文学的创作水平。俞天白肩负着社会责任和历史的使命，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不断地追求。站在他面前的是各个地域、各个时代、各种形式和风格的作家。有托尔斯泰，也有马克吐温；有莎士比亚，也有泰戈尔；有海明威，也有川端康成；有狄更斯，也有乔伊斯；有马尔克斯，也有昆德拉……在俞天白面前的是闪烁着奇光异彩的一大群作家。他在文学的大观园中采撷着一串串珍珠，为自己的现实主义作品补充着养料。
俞天白说：“文学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外来的文学思潮，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手法，应有一个‘对接过程。这种‘对接，是由历来华夏文化的单向辐射状传播方式，变为当今先进国家的多向交会型文化传播方式的大背景、大趋势所驱使和制约的。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我们整个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所必需。”
俞天白深知，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文化气质和艺术风格，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有迥然不同于别人的文学个性。他们文学地位的高低，跨越时空魅力之强弱，均由此决定。这是文学巨人之所以成为文学巨人的关键之所在。俞天白采用这种文学的“对接”手法，在中篇小说《古宅》、《活寡》中进行了创作实践，在近50万言的《大上海沉没》中，更是大胆地进行了这种“对接”，他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础上，大量地“引进”了现代派手法。如“五香别墅”主人王彦楷，这是一个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中，因激烈冲突而精神分裂了的典型，如不采用马尔克斯那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方法将时空界限打破，很难让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获得丰富的、富于变化的展示。如果没有用这些手法来刻画人物，小说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俞天白的作品中展示了各种文学样式，于是，他的作品便成了“文人文学”、“大众文学”、“纪实文学”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糅合。这种选择，代表了上海文学的一种创作新趋向。俞天白始终觉得文学是一门选择的艺术，不管别人讥之以抱残守缺、或讥之以东施效颦，他都不会后悔，因为，文学世界和世界文学是那么地博大而多彩，在选择中，他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年轻。
三、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创造的灵魂
2005年5月中旬，著名作家俞天白应邀到义乌三中讲学。面对着三百多名师生，俞天白用半是普通话、半是义乌方言动情地讲述着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他谈到了父亲如何给自己播下了文学种子；谈到了自己如何以文学作为一条人生出路，走出了人生困境；也谈到了自己因写一部长篇小说而引起了全国轰动，却差一点卷进了一场政治漩涡……
互动阶段，现场气氛异常热烈。有位同学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
“俞老师，您认为您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
“我的儿子！”俞天白脱口而出。
全场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阶梯教室内出现了最为感人的一幕。
俞天白的回答为什么能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呢？说到底，是他报告中所涉及的内容感动了他们。那场讲座的听众基本上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而俞天白在报告中总是将自己的文学追求，文学理念上的变化，自己的人生态度等等，都和自己的儿子当年的学习和生活联系起来。说到了自己对儿子的期望，说到了父子之间，对人生，对事业，对生活和理想的种种思考、交流和冲突，说到了自己希望儿子成为怎样的人，自己最赞赏儿子的又是什么等等，从中，让在座的同学领悟自己对儿子的殷殷期待。
天下的父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这仅仅是希望。如果在父母亲的精心镂刻下，儿子作为一件父亲雕琢的艺术品，并成为大放异彩的稀世的艺术品时，有哪一位父（母）亲不为之骄傲涕零呢？一场报告，尽管十分精彩，却受到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将自己儿子的方方面面展示给大家，只能涉及到儿子的一小部分，笔者不妨将了解的一些情况披之于众吧！
俞可从小就受到书香家庭的熏陶，自幼养成了运用文字来进行表达的习惯。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记在日记上。1982年，俞可小学五年级，父亲从他的日记里发现了他闪烁的童心之爱，建议将一些素材写成一篇短文。文章写好后，寄给了《儿童时代》。意想不到的是，这家杂志社将这篇题为《难忘的小伙伴》的文章发表在“小苗圃”的征文栏目里，并且获得了此次征文的一等奖。
父亲的一个建议，给了俞可一个获奖的机会。从此，俞可的自信心得到了树立和发展，他也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自信和独立思考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一艘扬帆远航的船，波谲云诡的大海常常会掀起飓风恶浪，再勇敢的舵手也会眼花心颤。
有一件事给俞可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高一时，语文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观虎年烟花》。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俞可发现老师误将“焰火”或“礼花”当成“烟花”了。他怕理解有误，回家后又细细查阅了《辞海》。原来“烟花”有多种解释，就是没有“焰火”和“礼花”的意思。父亲觉得应因势利导，对儿子说：“老师写错了，你应该将这个词改过来。你可以在作文前面写几句解释的话，提醒老师，并请老师谅解。”俞可说老师会不高兴的。父亲说，这怎么可能呢？老师们不是教育你们“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吗？你这样做了，老师一定会表扬你的。要知道，你读的可是重点中学，老师都是很优秀的。俞可的独立思考和那份潜在的自信，被父亲的一把火烧起来了。他不仅改了作文题目，而且在作文前面写了一段“序”，指出老师题目中的错误。然后，俞可将作文悄悄地交给了语文老师。然而，一心期盼老师表扬的他，却盼来了一场大祸。作文评讲课上，那位老师大光其火，不仅如此，这位师长居然还拒绝给俞可批改作业，包括试卷。俞可的期末成绩也是空白的。多亏校长出面干预，他才不至于留级。
俞天白知道，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升留级风波，而是培养一个人善于独立思考的大事。因此，他没有犹豫，始终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这绝不是袒护，而是树立儿子的信心，让他懂得如何去坚持真理。
父亲的坚持让儿子懂得，学会独立思考，比什么都重要，俞可在大学一年级写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是最好的例证。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论俞天白的自我迷失和自我超越》。这篇万字长文，概括了自己的父亲在文学道路上的三次“迷失”，并对潜在的“超越”契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上海大型文学杂志《小说界》，竟然予以全文发表。
俞天白认为，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无形之中抑制了人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应该举起平等的大旗，让父子站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对世界、审视人生。将平等的观念，贯穿在家庭饮食起居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里，渗透在亲情间的所有关爱言行举止之中。这种平等观念，终于有一天在《现代家庭》杂志不经意间向社会公开了。题为《父亲与儿子》的对话录，竟成了父子平等的宣言。
俞可：这个主意不错吧？是我出的！终于打破由你任意描绘我形象的局面了，俞天白！
俞天白：你又来了！“俞天白，俞天白”的，我可是你的爸爸！我曾经说过，看来我应该喊你爸爸了！那是我无可奈何说的气话，你当真啦？
俞可：你说到哪儿去啦？我可没有那么蠢。直呼其名只是表示我们父子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对你的赞赏，表示我的爸爸不同于别人的爸爸。
俞天白：就是这种心理因素吗？
俞可：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外国影片中，儿女经常喊父母的名字。像《英俊少年》和《克莱默夫妇》。我觉得这样称呼很随和，坦诚，比喊爸爸妈妈亲切得多。
俞天白：我们正处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你随口而出的一声“俞天白”，曾经引起我很多思索。我分析过你的动机，所以我默许了。可你妈妈责备我为什么不管教管教你，一些邻居则好奇。我倒没有感到父亲的尊严因此有什么损害，只是屈从于世俗，关起门来向你提了一个折衷的要求：最好不要在有外人在场的时候这么叫。我相信你能够理解这种心情。
中国的读者看了这段有趣而深刻的父子对话，会感到惊讶。但是，这就是著名作家俞天白创造的平等的父子关系。正是这种平等的对话，造就了一个勇于追求、敢于登攀、取得了异乎寻常成就的博士儿子。
1991年12月，正在上海师大就读大三的俞可，怀着一份炽热的报国之心，离开了父母的羽翼单飞德国，并在国外度过了漫长的14个春秋。虽然父子天各一方，却没有受到乡关的阻隔，俞天白继续一笔一画地书写着这一部“作品”，镂刻着这件特殊的艺术品。这种书写和镂刻，其艰难，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你不妨设想一下：在远隔重洋的异国他乡，俞可面临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学业上的沉重负担，人际关系上的纷繁复杂……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青年，难免会出现成长中的种种烦恼与躁动，在心理上、思想上、智力上所需的承受力，是无法想象的。父子之间，对人生，对理想，对生活，对学业等方面的摩擦与冲突，也随之尖锐了，复杂了，有时可以说是带有火药味的。俞可终于没有迷失人生的大目标，他负载着德国学术界对他的盛情赞誉，被授予“德国外籍留学生的榜样”的桂冠，学成归来。儿子不仅成了人，也成了材。这期间，有父子之间的2000多封家书——作为这一段人生历程中学习、生活、思想、感情成长的纪录，这是一种怎样的教育魅力啊？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奇迹啊？探寻俞可成长的奥秘，离不开父子之间的书信往来。这种探寻，对教育者而言，是一种对育人智慧的索取，对家长而言，无疑是家教最好的一本教科书。
“你有这份独立拼搏的志气，我们感到骄傲，我们相信你的奋斗、开拓、创造会成功，但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善于处世，善于和这个世界的三教九流周旋，这就是‘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朱辉也是你的老师！”
这是父亲写给儿子信中的一段话，是关于立人立德的告诫和深层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父亲对儿子的那份殷殷之情。
“可可，近来中国经济改革步伐加快。如今，上海文人经商成风，作家协会的大厅都租出去当商业办公室了；一位作家去一家丝绸公司当了经理，当然，这公司是一帮文人开的；我们编辑部里的年轻人都认为，文学杂志成了夕阳产业，要我转告你，希望你成为新一代文化人，要在文化上取胜，先要有经济基础，学会商业知识和技能。……阿舅请了几位德国朋友做电脑生意，开了一家公司。他希望带你做一阵，然后让你独挡一面。我们觉得你可以试试。”
改革，使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跟上社会前进的脚步，否则，人就会成为社会的绊脚石。因此，父亲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不要与现实脱节，而要做一位新一代的文化人。
“我的定位是：以学为主，在此基础上，不要轻视赚钱的技能，更不要错过赚钱的机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不趁此机会学点“取”财之“道”，——经济，金融知识，懂一点商海搏击之“道”，到了缺钱或者发现钱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一定会被诱惑得以“非常之道”去攫取，那就要冒身败名裂的危险了。为了考虑人生的这种“万无一失”，何不趁着年轻，精力充沛，做在前头呢？学而不成，或者碰壁而归，自认与商无缘，那也是一笔财富：‘安贫乐道的财富。”
当经济改革大潮到来的时候，父亲为儿子深感忧虑，他再次告诫儿子，人，要一专多能，既要学习精通本专业知识，还要有商人的头脑和技能，这样，才不至于被社会所淘汰。
可是，可爱的儿子自有自己的深谋远虑，他是这样回答自己父亲的。
“你们的意见看来雄辩，可是，我的脑子里仍不时跳出‘流行这个词。一心做学问真的就会穷困潦倒吗？根据我在国外这大半年的见闻，是否定的。一窝蜂地下海，只能是眼下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其根源在于知识产品没有回归到应有的价值。也就是，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出现了很多价值错位。所以，我通读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以后，除了再次获得大量的商业知识和技巧以外，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却更固执地盘旋在我的脑际重新来折磨我了：人，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我始终惧怕在激流中沉沦。在我自己尚无能力成为领潮人时，我努力不使自己被身边的潮流消融、化解。我求新、求奇、求异，我坚信，我可以是个普通人，但绝不能永远是个普通人。自从我独自来到德国，我就尽情地去感受生活，让生活的‘难和社会的‘杂铸造出新、奇、异的我。对于我，没有流行，只有永恒。我不能拿‘我去祭祀这个流行的社会或者社会的流行，而是要奉献给这个永恒的世界。不是我不爱财，而是我不愿单纯地重复历史。”
“不是我不爱财，而是我不愿单纯地重复历史。”俞可的一句话，真可谓力重千钧。有心的读者绝对不会忘记：双林寺内那口“钟”，成了俞天白形成独立思考的转折点；而“烟花事件”，又无疑是俞可人生中具有独立思考意义的展示。我们从以上两段文字中，看到了一个善于思考、不随波逐流的优秀炎黄子孙的形象。子弘父德：没有流行，只有永恒！
在《留德家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会孤独、又广泛开展社交的留德学子；我们看到了一位才气横溢、又尽量学会做“小”的哲学博士；我们看到了一位一口气买下39卷，45厚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留学德国的文化痴迷者……一本42万字的《留德家书》，洋洋洒洒地展示了俞天白作为作家和教育家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既是师，是友，又是兄，是父的家国情怀的共鸣；一本家书，把时代、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前途、理想融为了一体，谁又能分辨出信中所议，孰为家事、国事、天下事呢？正如编辑出版此书的著名编辑家刘冬冠先生所言：“读这些信，于阅读的心境，实在是一种享受。一种情的享受，爱的享受，认知的享受，文字的享受。天白是个著述甚丰的作家，素有的文学功力自不待言，而他授信与子，每有所述，无不酣畅淋漓，真欲倾其一生所见所得而尽出。这种文字表达的透彻，是我在天白的其他文学作品中不曾见到的。我与天白戏言：在他迄今发表的所有作品中，这部家书是成就最高的；也许最能得到读者赞许的。
2005年9月12日，联邦德国内务部给俞可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俞可学术论文荣获二等奖，以及授奖的日期和地点。俞天白父子曾有一段关于获奖之谜精彩的对话。其中，俞先生的一句话让人掩卷深思：“谜底就在这2000多封家书中。只要你静下心来读一读选出来的这315封书信，就一定会说，啊，谜底原来就在这儿！”
俞天白这位从古乌伤大地上走出来的带着心灵创伤的作家，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不懈地书写。他追求公正、公平的理想社会，他追求时代的、历史的感受，他追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超越”和“自我道德完善”，因此给中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千余万言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书信集。
他从义乌乡间走进繁华的大都市，又从繁华的大都市走回寂静的义乌乡间。这一回，他故乡重游，面对着碧波流淌的金华江，生发出无尽的感慨：黑龙江茶褐色的漩涡般的江水，过于烈性暴躁了；微黄的江水在宽广的河床上缓缓流淌的伊犁河，女人味太重了；浩浩汤汤的瑞丽江，够刚毅了；但这些，又怎能比得上金华江的清澈和深沉呢？……少年时代在金华江畔烙下的印记和创伤，此时似乎早已逃遁。面对着美丽的家乡之水，却多了一份理性的眷恋。故乡的磨难成了自己人生的一笔财富，正因为这笔财富，他方能走进上海的高等学府并走上了中国文坛，方能为新时期的上海前途苦苦思考，方能为大上海的发展鼓与呼，方能让笔下的文章搅动为世界所聚焦的大上海，方能在神圣的文学殿堂里撰写出辉煌的篇章。
如今，俞天白已经是一位耄耋老人，当笔者谈及他的文学成就，并表示要写他的时候，他只是淡淡地一笑。不知为什么，他忽然一转身，在乡间的小道上飞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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