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贤

　　

　　

　　

　　红军东征时，毛主席提出，占住太行山，扼太行者得天下。

　　——题记

　　第一章 雄关星火

　　北大门 生命门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拉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的警报。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转向分兵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毛主席早在红军东征时就谋划，“占住太行山，扼太行者得天下。”

　　开创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使命历史性地赋予八路军129师。

　　太行山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既为晋冀豫交汇处的广阔敌后，又是中原屏障。在这里既可阻挡日军南下或西进，又可依托山地站稳脚跟，逐鹿中原。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扼守太行山意义重大。

　　早在1937年11月129师石拐会议时，刘伯承师长就做出战略谋划，他说，“太行山活动区域很广，西至同蒲路以东，东到平汉路石家庄至磁县以西，北至正太路以南，南到黄河边，纵横千里。如果仅我们一个师主力，无论如何顾不了。因而准备在此区域内先划分六个军区，一个军区为一个独立单位，把师的主力分散下去，作为分区的基本队伍，师只留一个团左右兵力，机动作战。”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巧于运筹，适应战争形势，将太行山根据地的晋冀豫区（后称太行区）分为五大块，分别设冀晋特委（一专署）、晋中特委（二专署）、晋东南特委（三专署）、晋豫特委（四专署）、冀豫特委（五专署），实行统一领导，分别作战。又有八路军总部长期设在太行中端的辽县、武乡，太行山根据地遂成为抗战棋盘上举足轻重的着眼点。

　　位于太行北端、正太路南面的昔阳县，素有太行北大门之称。自从1937年12月、1938年4月分别粉碎日军六路、九路分进合击，妄图将129师歼灭于太行山间的阴谋，纵贯昔阳的平定至辽县公路被日军控制封锁，以公路为界，昔阳东西分治。昔东县、昔西（区、县）均属晋中特委（二专署）管辖。

　　昔东地势奇特，区位重要。太行诸峰——马岭、鹤渡岭、漫天岭、虎寨岭、段岭、黄沙岭，首尾相连，蜿蜒绵直，横亘于晋冀边陲。断续可鉴的北齐长城，见证历史沧桑。马岭关依隘口筑城，扼控冀晋。鹤渡岭山高崖深，惟鹤可渡，易守难攻。泥澄口为两山对峙的天然隘口，纵深莫测，锁钥晋冀。黄沙岭隘口峰峰相对，一条天然长廊牵手冀晋。站立昔东，东可俯瞰河北的内邱、邢台、临城、赞皇，南则觊觎八路军以及晋冀豫区的核心地带，一条贯穿晋冀豫区党委、八路军总部，和冀晋、晋中、晋东南、冀豫特委的地下通道于地理、心理上构筑。

　　昔东，集北大门与交通枢纽于一身，是太行山咽喉，晋冀豫区锁钥。

　　大幕拉开，时针指向1939年岁末。

　　昔东县抗日政府所在地皋落是个海拔一千余米的山间盆地，四围有灵山、读书山、挂榜山、旗峰山、万粮山环绕，西北青沙岭上龙凤口扼守。三千余春秋皋落氏部族的后裔蜗居于此，历史上就是晋冀交汇处的边陲重镇。

　　村南原耶稣教堂，“昔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招牌在门前悬挂。经过改组，旧政府的县长阎聚宝已离开，继任者赵邦藩也调离，由党员赵邦荣代理。政府麾下的三个区（东寨、东冶头、皋落），分布于平辽公路以东的广袤土地，区长均由党员担任。村级则沿用老体制的编村制，几村合一，由党员任村长或村政协理员。

　　一年前，各界代表大会相继在皋落召开，喜庆的欢呼声、锣鼓声迎来工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纷纷诞生。在党的领导下，由骨干支撑，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酝酿着高潮，在群众中扎根。

　　村北学房院（闻杏书院）曾为中共昔阳县委住址，对外则称“昔东县八路军办事处”。继周璧之后，杨蕴玉、张惠如先后担任县委书记。八路军129师派员驻办事处帮助工作，有个二十多人、十余匹马的交通队，奔走于晋冀间的山路，通讯联络。

　　自从全县第一个党的基层支部在皋落村诞生，党的发展开始舒枝展叶。到1939年4月，在东沟村东庙垴召开昔东县第一次党代会时，全县已有党支部四十多个，党员五百余名。

　　晋冀豫区党委和129师看重昔东的战略地位，385旅769团曾常驻昔东，学房院东屋为陈锡联团长驻地。129师汪乃贵支队和那年12月组建的昔东独立营，则常在昔东一带活动。

　　昔东中心县委

　　1940年新年过去，青沙岭依然冰封雪裹，寒气袭人。天刚发亮，人们在朦胧中听到“呯呯叭叭”的枪声或远或近地传来，赶忙起床，互相问讯，方知日军正从和顺、昔阳县城、凤居、东冶头，网罗一千四百余兵力，从北、南、东三面向皋落疯狂合击。不少人慌乱了，不知所措。殊不知昔东独立营侦察队长师富昌预先侦察了敌情，385旅一部由独立营一连（基干连）配合，正在堵截敌人。天朦胧，地朦胧，激烈的枪声，令人头皮发紧。忽然，一股股难闻的气味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浓似一阵，向四方弥漫。有人觉得胸闷气短，纷纷倒下。有人口吐白沫，也躺在地上。独立营营部的张医生一看，“不好，敌人施放毒气了！”不由分说，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消除毒气，四处抢救伤员病人。到冬日的太阳从白羊山冉冉升起，我军以毙伤敌人近百名的战绩，取得了反围歼胜利。中毒的四百余平民，经过抢救，也陆续脱险。

　　此事发生在1月25日，皋落百姓第一次领略到侵略者的野蛮残酷。

　　有情报显示，此乃日军的战略转换。经过抗日军民反六路、九路围攻，日军合夹歼灭129师和八路军总部的阴谋失败，转而集中兵力围剿根据地，妄图各个击破，速战速决。昔东战略位置重要，占据昔阳县城的日军头子清水利一口出狂言，“先将昔东突下来，再把平东、和东吃掉”。

　　情报通过皋落——寒王秘密交通线迅速传到辽县桐峪，晋冀豫区党委立即做出决定，成立昔东中心县委，加强对昔东、平东、和东三县抗日工作的领导。中心县委隶属晋冀豫区党委直接领导，同时归晋中地委（二地委）管辖。

　　3月，时任晋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陶鲁笳被任命为昔东中心县委书记。陶鲁笳那年23岁，精干睿智，和蔼可亲。在皋落二里外的东沟，陶鲁笳安营扎寨。说是中心县委，却只设个秘书站，由王维奇负责总务，其余依托也在此地的昔东县委开展工作。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陶鲁笳兼任办事处主任，上级派路耀武在办事处，参加县委工作。秘密名称则叫“大众小报社”。

　　陶主任，小陶，从此与这块红色土地，与昔东根据地的人心，连在了一起。

　　几乎同时，周璧奉调重返昔东，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兼昔东县委书记。他曾于1937年任昔阳县委书记，情况熟稔。临危受命，责任重大。

　　头年12月，在129师769团办干部培训班的杨辛克，由邓小平政委谈话，接任昔东县县长。抗战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杨辛克，携带党组织关系，找到大众小报社报到，走马上任。其时，县政府只有四名党员：县长杨辛克，政府秘书李端亨（后为陕幼侠），民政科长孙家吉，公安局长张玺；组成政府党组，在县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陶鲁笳、周璧、杨辛克于皋落聚首，书写昔东抗战史上的重要一笔。大敌当前，重任在肩。面对敌人的疯狂挑衅，就看他们怎么亮剑！

　　在东沟村一处普通院落的八路军办事处，周璧思谋良久，说，“敌人进攻的势头正锐，咱们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了解昔东的情况，有几支武装力量，但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不利于作战。我主张将他们尽快组织起来，统一指挥！”

　　杨辛克行伍出身，自然知晓枪杆子的重要。“如果力量不足，就招兵买马，扩充地方武装，保卫抗日政府，保护群众。”说着，从炕沿边“嗖”地站起，一拳重重击在旧木桌上。

　　“毛主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还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村村建立民兵组织，武装全民，保卫家乡。”儒雅文静的陶鲁笳深思熟虑，胸有成竹。其时毛主席《论持久战》已在根据地流传，鼓舞着人们抗战的信心。

　　生死存亡关头，最需要高瞻远瞩，壮士断腕，重拳出击。

　　是时，昔东的抗日武装力量不可小觑。除由县长杨辛克亲自兼任营长、八路军派出陈英林为副营长的昔东独立营外，尚有十余支地方武装。一支是旧政府自卫队经改造后成立的昔东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一个中队，三个分队，一百六十余人的建制。另一支，昔东八路军办事处1939年初组建的正太游击总队第二大队，营级编制，下辖二个连，一百八十余人。此外还有农游队、青年连、金山队、横山队等，均由各区、村自行组建。县委、县政府毅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昔东县地方武装联合指挥部，县委书记周璧兼政委，部队派出的陈巨山任总指挥。

　　昔东独立营、基干连，还有县政府单独组建的公安队，成为昔东抗日政府、昔东根据地的守护者。靠这些地方武装，分别把守黄岩区、凤居区、寒王区，控制县城、三都川以及和顺、寒王方向来敌，保卫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皋落。

　　农村也纷纷成立称作自卫队的民兵组织，自造土地雷、土火枪，开展地雷战、麻雀战，还布有消息树、情报网，同敌人作战。

　　大众小报

　　东沟村靠山根一座农家院落，地处偏僻，背后是高山密林。外人只知此地为大众小报社，其实这是昔东中心县委和昔东县委驻地，东面两眼土窑，陶鲁笳住靠南一眼，紧挨便是周璧和县委宣传部长蔡静的住处，大众小报编辑部则位于前院西屋。

　　一个五、六平米的屋子，一张铺柜当桌。年轻的程光正低头写稿，县委秘书赵炽卿用铁笔刻写着腊板。

　　中国人对印刷术的贡献可谓大矣。毕昇发明的活字排版流行了数千年，后来又有石印、油印等技艺面世。所谓油印，则是在表面涂蜡的特制纸上刻出字来，再用胶质圆磙蘸油墨通过油印机印制在麻纸上。这种印刷术，简便，实用，战争环境里成为革命者宣传群众的重要手段。

　　4月下旬，正是春耕大忙时节，农民在刚刚苏醒的田地里吆牛耕地。早晨清新的空气中，微风送来阵阵泥土芳香，出山的太阳将一幅幅春牛图裁剪给山洼、盆地。要不是时不时有战事警报，这样的时光对于乡亲们，多么惬意！

　　那天，消息像接力跑一样，沿凤居、赵壁、官道嘴、陈村，传到皋落：驻县城敌军七百余人，正浩浩荡荡向皋落进发。得到消息的沿途群众都停止耕作，躲避了起来。

　　杨辛克、陈英林、陈巨山却分外兴奋。自从地方联合指挥部成立，还没有经历过战事。这次，正是敌人送上门来，让我们小试牛刀的大好机会！于是立刻部署，独立营一个连和公安队火速至青沙岭埋伏，正面掩护群众撤退，另两个连从溢河口、东庄岭，迂回向敌后包抄。

　　敌人上来了，从青叶底艰难地攀登曲折的山路。虽是初春凉爽天气，大概因长途劳顿，不少人解衣展怀，懒懒散散地走路。正洋洋得意间，枪声从前面高山上倾盆而下。一群人顿时乱了阵脚，慌忙掉头折返，岂料后面也响起密集的枪声。前后夹攻，犹如包饺子般将敌人包围在青沙岭的盘山道上，进退不得。那一次，击毙日伪军三百多人。独立营、公安队大胜而归。

　　战斗刚结束，周璧把程光叫来，通报战情。周璧也很年轻，操着满口平定方音，异常兴奋而激动，“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根据地老百姓，八路军是人民主心骨，军民团结就能战胜敌人！”

　　程光有文化，又能吃苦，连夜奋战，写好了消息。大概也是激情使然，字里行间满是对抗日胜利的期许。赵炽卿则低头在蜡板上用铁笔刻写，昏黄的煤油灯，在墙壁上映出长长的黑影。没几天，《八路军青沙岭大捷》的新闻，便通过娟秀的楷书、清纯的墨香，来到四区八乡。

　　以后，根据地干部群众，每搁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毛头纸油印的晋冀豫区党委、昔东中心县委、昔东县委的抗战指示、号召，看到军队作战的好消息。《大众小报》成为党和群众连接的桥梁。

　　那天，陶鲁笳、周璧陪同一个人来到小报编辑部。

　　程光知道，此人乃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仆。抗战时期，为动员全民抗战、组织抗战教育，不辞劳苦地在山西奔走、呼号。这次到晋东南考察路过皋落，已住了三天。

　　李公仆近40年岁，一袭长袍，眉宇间透着坚毅。他环顾四周，目光落在新出版的《大众小报》上。

　　“环境这样艰苦，能出版这样一张报纸，真不容易。”他称赞。

　　陶鲁笳说，“我们就是通过这张报纸转达工作部署，宣传群众。”

　　“这也是一条抗战教育战线啊！”李公仆创办有《全民抗战》杂志，抗战著述也多，深知文字的力量，“笔杆当枪杆，一字能当百万兵！”

　　陶鲁笳请他提意见，他说，“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

　　百团大战在昔东

　　入春以来干旱漫延，到8月间，仍晴空万里，没有丁点雨的踪影，本该是满畴碧绿，庄稼却没生长起来，放眼望去，一派凄惶景象。就在人们为收成发愁之时，二百多里外传来消息：从8月20日开始，八路军先后调集一百多个团的兵力，向正太路沿线各敌伪据点发起猛烈攻击。

　　抗日战争史上著名的百团大战打响了！

　　情报迅速传至皋落，陶鲁笳、周璧、杨辛克又在筹划。昔东县支前部成立了，杨辛克任支队长，周璧任政委。以五个区各自成立支前大队部，以村组织中队，并分别设立破路分队、运输分队、担架分队、向导分队以及通讯组，陆续整队出发。

　　捷报频传家乡：昔东民兵配合主力部队，在平汉线的邢台、内邱、赞皇一带和石太线娘子关至井陉段，对敌据点主动发动总攻击，并破坏正太线，大获全胜！

　　喜讯鼓舞人心，昔东大地风动云涌。8月22日，昔东独立营由陈英林指挥，民兵配合，攻打孟壁哨房，全歼守敌。24日，围攻东冶头、凤居据点，歼灭大部分守敌，其余龟缩回县城。27日，独立营和民兵攻克北渡海敌据点，县城之敌慌作一团。

　　9月间，杨辛克正在皋落耶稣堂的政府驻地找人安排工作，忽听有人在院里大声唤叫：“杨县长！杨县长！”开门一看，“噢，汪乃贵。你这冒失鬼咋来了？”

　　一见杨辛克，这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年轻人就喊叫：“你们的县委在哪里？我有要事商量。”

　　杨辛克赶忙摆手，压低声音说：“不能叫县委，是大众小报社。”

　　“乱弹琴！”汪乃贵大大咧咧，直来直去：“谁不知道你是这个县的县长，共产党员呀！”

　　杨辛克笑嗔：“一个堂堂385旅副旅长了，还是大老粗脾气不改！”

　　皋落距东沟不足二里路，两人不一会就到了。县委书记周璧和汪乃贵首次相见，相互问好、寒喧。周璧说：“昔东的社会治安和抗日政权守护，还需要你们部队多协助啊！”

　　“我正是来商量配合百团大战的事呀！”

　　汪乃贵说着，一屁股坐在八仙桌前的椅子上，径直道出此行的使命，“百团大战正在进行涞灵战役，129师主攻榆辽战场。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上级命令我们破袭平辽公路昔阳至和顺段，牵制各据点守敌，保证主力部队侧后安全。”

　　昔阳境内，一条公路长长地横穿而过，北连平定县，南经和顺县直通辽县，是连接正太线与晋东南乃至平汉线的动脉。破袭平辽公路，就可以切断敌人增援榆辽战场的通路，保证主战场的胜利。

　　周璧、杨辛克都为上级这一战略部署叫好。

　　立即部署，独立营和沿途村庄民兵，连同385旅769团战士，齐聚汪乃贵麾下。按照统一部署，白天在公路附近隐蔽埋伏，一待夜幕降临，布置好岗哨，便分段作业，拆桥梁，破路面，割电线。百里蜿蜒战线上，到处响着镢头刨、钢锹铲、铁棍撬的声响。秋夜气候已然寒冷，却不能阻挡抗日军民的战斗热情。闪烁的星星眨眼俯瞰这人间壮举，仿佛在为正义呐喊。翌日拂晓时分，大队人马撤去，寂寞的百里公路断缺不全，凹凸不整。待敌人发现，汽车不能上路，部队前进受阻，徒唤奈何！

　　此役发生在9月下旬，呼应129师主力破坏榆辽公路、夺取榆社、辽县县城的榆辽战役，奏响百团大战的又一个强音。

　　第二章 信仰高地

　　黑云压城

　　昔东中心县委诞生伊始，恐怖消息便纷至沓来。

　　5月1日零点，清水利一以“清政”为名，在县城的伪机关、学校进行“清共运动”。夜深人静之时，宪兵队、警备队、警察所全部出动，提枪拿棒，杀气汹汹，将各机关、县高小、新民小学团团围定，接着翻墙入院，破门砸窗，照名单抓人。不少人在睡梦中被突然叫醒，不容分说，毛巾堵嘴，绳索缚臂，一个个被拖进宪兵队队部。白色恐怖笼罩县城，狗吠，鸡叫，星月无光，人人提心吊胆，家家不敢掌灯。

　　天明后，县城附近村庄的伪代表、小学教员被成批逮捕。沿街的商铺不敢开门，人们偷偷从门缝往外瞧，空荡荡的大街上，接二连三有被捆绑的人走过。监狱里盛不下，这些人连同之前被逮捕的人员，径直被押出城西门。城外的西河滩上，宪兵队已强迫征用来的民夫挖好一个个深坑，可怜这一百多无辜之人，统统以“通匪”罪名，在这里做了冤鬼。

　　西河的血腥未散，“内部清共”，肃清城郊开始。清水利一趾高气昂，疯狂叫啸，“巩固县城周围十五里以内，摧毁十五里以外”，“十天之内，消灭城外三百红红（指红军及抗日军民）”！此后，不论白天黑夜，日军、汉奸说不定什么时间都会突然闯进村里，按照预先拟定的名单抓人。被捕者先在留置场受审，待抓够十个、二十个时，趁夜深人静，便拉到西河活埋。丧心病狂的清水嫌本部军力不够，还申请调动驻阳泉日军，连续来昔阳活动三次。搜查，逮捕，拷打，杀害，活埋，短短几天，三百余抗日工作人员和无辜群众死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县城周边的广袤土地，处处有血腥，村村闻哭声，连野狼也格外疯狂起来，大白天在村外大摇大摆，虎视眈眈。令人胆颤心惊的白色恐怖，切断了昔东抗日政府与县城及其周边群众的联系，县城与各据点的敌人频频出动，犹如一群群放出去的疯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早在1937年11月日军侵占县城后，原驻城里的旧一区政府垮台，中共昔阳县工委便组织成立由共产党员担任区长的新的一区区委、区政府，驻城东南30里的井沟村。一区区委、区政府随后成立敌区工作站，吸收县城及其附近有觉悟、但一时不便脱离家庭的小学教员、社会青年参加。敌工站共六十多人，以各种身份、各种借口在县城及周边秘密搜集敌伪情报，开展抗日工作。从1938年1月区委成立至1939年底，一区的抗日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县城20里外的黄岩、西峪、东寨、井沟、翟絮、小嘴垄底、脉山头等村均建立起党支部，大部村成立了工、农、妇、青各救会和武装自卫队。

　　一夜秋风凋碧树。在1940年的黑色五月里，敌人紧锣密鼓地“清共”“肃政”，残酷杀害，血腥镇压，短短几天，成批知识分子被逮捕、杀害，其中就有不少敌工站工作人员。许多村庄的两面政权也遭到破坏，难以开展工作。敌工站其余人员，面对敌人的淫威，有的颤颤索索跑回家闭门不出，有的不能坚持工作，跑到了别处。还有的投靠敌人，当了可耻的叛徒。曾经威震敌胆的敌区工作站顷刻间瓦解，卓有成效的一区抗日工作一时遭遇寒冬，陷入瘫痪。

　　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课题，考验着昔东县委。

　　整党与“三查”

　　敌工站被破坏，一区工作瘫痪，令周璧非常揪心。作为昔东县的县委书记，他不能不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党的工作怎么开展。武装斗争当然重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但掌握枪杆子的是人，是党的领导和各级党员干部。如果不能带出一支经得起残酷的战争考验，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理想信念，不屈服贫穷、富贵、软硬威胁诱惑的党的队伍，昔东抗战不会胜利，县委工作就是失败的。敌工站顷刻做鸟兽散对他刺激太大，敌人的白色恐怖一来，跑的跑，躲的躲，投降的投降，太可怕了。纯洁党的队伍，坚定党员的理想信仰，实在是县委的当务之急。

　　其实，昔东县委对党员教育还是相当重视的。县委曾多次办过一般为期半个月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以区也举办一周左右的训练班。平时，党支部书记会把党员叫到地里、山沟个别谈话，上党课。以各种名目召开党员会，过组织生活。学习内容，既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持久战》和县委办的《大众小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县区干部还学习《社会发展简史》等书籍。既进行形势教育，讲国际国内形势，讲“二战”中苏联红军的胜利，讲对敌斗争的大好形势，反扫荡的胜利，又以抗战中模范党支部、模范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进行现实教育。既强调坚持革命立场、革命气节，教育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不丧失党员立场，不自私自利、贪污腐化，面对敌人保持共产党员气节，宁死不屈，就义时高呼“共产党万岁！”又进行组织纪律教育，一切服从组织分配，按时缴纳党费，宣传党的政策，严守党的秘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最基本的是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明确党的纲领、任务、性质、组织原则，党员权利义务等。

　　然而，光有这些就够了吗？周璧陷入沉思。

　　他想到，在当前严酷的敌人扫荡、残害面前，家居敌占区的不少小知识分子，人在抗日根据地，思想却发生摇摆，既害怕敌人对其家属迫害，事实上有的家属已被敌人逮捕作为人质，甚至已被杀害；又担心抗日政府对其怀疑、不信任，受委屈处理，思想处于矛盾之中，每天提心吊胆。他们或者摄于敌人的频繁扫荡，或者受不了忍饥挨冻的生活，有的陆续回家不归，有的竟然经不住敌人怀柔政策的诱惑，投敌叛变……

　　“抗战环境固然艰苦，但根本还是党员干部自身的素质。”他终于想明白了，中心县委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确实需要对党内进行整顿。不然，怎么应对当前敌人扼杀抗日政权的阴谋，保卫抗日根据地！

　　县委会议在他住的农家小屋召开。周璧、组织部长张克前、宣传部长蔡静，坐下来研究在全县怎么贯彻中心县委的部署，开展整党。

　　张克前是昔东县后东峪村人，在铺上村当长工时加入共产党，长期在县委做组织工作，清楚昔东的党员状况。他说：“我们县的党组织最先是由在太原入党的昔阳藉同志回来组建的。党员的来源、成分也很复杂，有流动宣传队的队员，有小学教员，有家在敌占区而流亡到根据地的人员，有县级机关工作人员。即使我们派骨干到农村发展的党员，也很仓促、粗糙，很需要进行必要的整顿提高。”

　　“我们县党组织建立不过三年。虽然县委没有放松对党员的教育，但很不系统，很不全面。党员成分复杂，小知识分子多，本身脆弱，既没经过艰苦环境的考验，又缺乏党内生活的长期历练。战争年月，党处于秘密状态的情况下，对党员教育的方法不多。鱼龙混杂的状况，根本不能适应当前艰苦卓绝的抗战形势。有的人害怕艰苦，不干了；有的人投敌叛变了，反过来与我们做对，危害革命，不就是证明吗？”周璧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胸有成竹。

　　蔡静也同意这种看法，说：“党内不纯，是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确实需要对党的队伍进行一番清理整顿。”

　　于是，县委会议形成共识：在整党中，对党员普遍实行“三查”，清除不纯分子。同时，加强重点支部建设，通过整党，建立若干实验支部。

　　会议确定的“三查”内容是：

　　查斗志。主要看在对敌斗争中，是否坚决，是否执行党的指示、决议，有无右倾怕死的表现。

　　查成分。审查党员的家庭出身，规定凡家庭出身中农以上，且本人是小知识分子的，一律清洗出党。

　　查历史。审查党员在入党前干过什么事，诸如是否受过阎锡山军政训练，是否在阎锡山军政机关做过事，等等。凡有这些情况，一律清除出党。

　　同时，开始“整政”工作。在抗日政府机关中，凡原阎锡山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其他历史问题的人员，都在清查范围之内。

　　从1940年4月开始，以“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在昔东全县展开。运动搞得动静很大，昔东县建党以来的第一次整顿，党员人人接受审查，人人过关，搜肠刮肚，刻骨铭心。

　　如今，几十年过去，怎样看待当年昔东的整党呢？

　　应该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的环境，确实需要坚强的党组织领导，需要信仰坚定的共产党员战斗。清理整顿党组织非常必要。但认真检查，整党包括整政工作，却有“左”的失误。昔阳县的党组织，在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头一次对自身清理整顿，经验不足，难免受“宁左勿右”错误思潮影响，农民的偏激、偏见也往往推波助澜。

　　历史是伟大的教师。通向胜利的大道由高低凹凸的基石铺成。

　　所谓“软丢”

　　昔东整党中关于“软丢”概念的提出，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

　　其时，党组织、党员均处于秘密状态，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保密纪律。党员入党后不准告诉家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叫他们知道党所分配的任务。若无党的指示，党员相互间不得来往。所谓整党，也只是按照“三查”内容，由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对不合格者，不公开宣布其出党，也不通知本人，由党组织自上而下掌握，即所谓“软丢”。凡被“软丢”的，党的活动不再被通知参加，也不接收其党费，自己主动缴纳的也不要，更不分配其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了。“软丢”对象，当然包括对敌斗争软弱，执行党的指示、决议不力、右倾怕死者，也有家庭成分中农以上的小知识分子党员。至于入党前受过阎锡山的军事训练，或者在阎锡山的军政机关做过事的，一般都在“软丢”范围，如果在工作中犯有其他错误，一并处理。

　　关于昔东县“三查”中“软丢”的历史资料缺乏。据时任城关区（一区）区委书记的吴克万回忆，“三查”指示下达后，我们即在城关区各村支部进行整顿。当时城关区较大的农村支部有西峪、翟絮、井沟、东寨、神堂岭等五个，其它村如川口、路家峪、韩家沟等村党员人数不多，没有怎么整顿。全区整顿的结果，共有十几个党员被“软丢”了。

　　在昔东中心县委工作的王维奇，当时被派作工作组检查整党情况。他后来回忆，1940年，中共昔东县委在党内进行过查斗志、查成分、查历史的整党活动。当时我在六区（石龛区）检查整党情况，比较稳妥，没有开除一个人的党籍。只是水峪支部以成分高换了个李宜连，东峪支部软丢了王希圣。

　　所谓“软丢”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一直持续到1942年下半年才得以纠正。根据太行党委组织部门的报表，1940年昔东县共有党员1017名，1942年底只留下848名。其中，可能有战争因素引起的党员流失，但很大部分是被“软丢”掉的。党的队伍倒是纯洁了许多，却也带来严重的寒蝉效应。

　　时任昔东中心县委书记陶鲁笳在1986年时回忆，1940年春，为纯洁党的组织，提高战斗力，中心县委曾指示在各县进行整党。昔东具体提出“三查”，这对于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的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无疑有重要意义。在普遍整顿中，加强了重点支部建设，整党后建立了基干实验支部，如一区的西峪支部，三区的皋落、库城、白羊峪、官道嘴支部等，这些支部在对敌斗争等各项工作中均起了带头作用。但开展整党中，指导思想上有缺点和错误。如昔东县委在整党“三查”中，在查成分上，有唯成分论思想。认为农村中，中农以上的党员干部，本人是小知识分子的，一般均要出党。由于没有及时纠正，一些党员被所谓软丢，离开了党组织，致使一些党员背上了成分包袱，与党有了距离，不敢大胆工作。

　　李端亨、李克家案件

　　几乎同时进行的整政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端亨、李克家案件。

　　李端亨，1908年生于城关区武家坪村。1934年师范毕业后当小学教员，曾任县实验小学校长，抗战初期入党。1939年1月担任一区（城关区）区长，经常在斜峪沟、西峪下乡。西峪村不维持敌人，经由他向县委汇报，得到批准。晋中游击支队（侯梅支队）在东寨伏击战后，留昔阳城南驻防。过农历年春节时，刚刚担任一区区长的李端亨曾带队送去猪、羊，慰问驻西峪的二大队。下半年调任昔东县抗日政府秘书。

　　李克家，城关区高家岭村人，1913年3月生。太原国民师范毕业，是当时著名的昔阳“四君子”之一。1937年来到抗日根据地，曾在太行游击队工作，1938年12月任昔东独立营所属一区基干队队长。

　　那年4月间，传言李端亨、李克家被审查。说是此前有人检举李克家在一区斜峪沟下乡时有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问题，检举信转回，昔东抗日政府责成一区区长李端亨处理。李端亨也不识时务，大概以为这并非原则问题，只给李克家谈过几次话，责令其改正。有人却不服气，连同李端亨一并告发。整党整政时，两人都成了重点对象。

　　李端亨在学校读书时，参加过阎锡山所规定的中学以上学生必须接受的军事训练，在“软丢”范围之内。整政中又给定了三大罪名：说“征集敌占区物资没有全部上交，有截留，被认为利用职权贪污”；说“他与区妇联一干部有男女关系，是生活腐化”；说“他在收缴鸦片中，吸食过鸦片”。

　　李克家的罪名更严重：抗战前在阎锡山办的军官学校接受过训练；“生活腐化，与人通奸；喜欢吃好穿好，有贪污行为；在农村筹粮筹款时，骂人打人，军阀作风严重”。

　　这样两个对抗战有过贡献的党员干部被审查，在昔东的干部群众中本就闹得沸沸扬扬，一纸公文更令人们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为严肃干部纪律，整顿作风，决定对李端亨、李克家处以极刑。

　　人们闹不清楚，一些工作作风、生活作风问题，就可以当成敌我矛盾处理，连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都不给？

　　不少人想不明白，一个有功于革命的人，即使犯有错误，就能因此以一眚掩大德，全盘否定吗？

　　紧接着，一道命令自上而下逐级在党内传达：为扩大影响，要在城关区西峪村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判李端亨、李克家，并就地枪决。传达时，着重说明他们是罪有应得，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动员党员、干部、群众消除疑虑。

　　上级这样决定自然有他的考虑，毕竟李端亨、李克家在城关区的小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抗战初期，他们在这片土地动员不少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也有一些人是受他们影响，投入抗日政府的怀抱。

　　4月24日，公审李端亨、李克家的群众大会在西峪村召开。“呯”“呯”的枪声划过李端亨、李克家曾经熟悉的田野，引发这片土地重重波澜。

　　不几天，城关区基干队里原先太行游击队、九龙游击队的不少战士不声不响离队了，不知去向。在皋落机关和城关区工作而家在敌占区的人员，有些悄悄回了家，不再上班，有的则跑到了敌人阵营。

　　正当负效应持续发酵之时，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在皋落传开：李观沂跑了！

　　家住城关区洪水村的李观沂，原在“支前办差处”工作。“二李”处决后，县政府将他关押审查。岂料他趁看守不注意，跑到县城投降了敌人。

　　县长杨辛克听说了此事，“啪”地一声将手枪甩在桌子上，气愤地说：“这个可耻的叛徒！”

　　这事发生在1940年春天。而今回首历史，确有很多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还是在1984年6月，昔阳县委邀请原昔东、昔西县工作过的离休老干部回县座谈党史。不少亲历反扫荡时期整党、整政的老同志纷纷提出，当时对李端亨、李克家处理不适当。县委根据这些意见和当事人家属的申诉材料，责成专人调查取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李端亨、李克家的问题是属于生活作风、工作作风错误，不能构成犯罪，处于极刑是错误的。1986年1月、1987年3月分别做出决定，为李端亨、李克家平反，恢复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称号。

　　平反决定有点跚跚来迟，但终归还了逝者一个历史公道。

　　至于李观沂叛变，则主要取决于自身内因。纵观古今中外，大凡叛徒，无不是信仰错乱的利己主义者。放纵私欲，穷凶极恶，只能自取灭亡，得到民族败类该有的下场。

　　第三章 犬牙争锋

　　亮剑反扫荡

　　百团大战捷报频传，日军严重损兵折将，像一计计重锤，敲醒了为侵华步伐节节推进而头脑发胀的冈村宁次，原以为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软蛋一个，全面占领中国指日可待，岂料在占领区大后方，八路军如此厉害地威胁着他们的安全。“对华北应有再认识”，这个日军头子声嘶力竭地叫喊，遂改变南进部署，抽调华中正面战场两个师兵力北上，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以稳定局势，巩固占领区。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开展反扫荡斗争！

　　秋凉时节，根据地群众根本难以顾及收割因干旱损失、寥寥可数的成熟庄稼，清水利一指挥日军，由伪军、警备队、宪兵队、棒棒队全力配合，向昔东根据地发动全面进攻。每到一地，搜山，清乡，见人就杀，见房屋就烧，见东西就抢，依托强大的枪炮攻势和杀人如麻的残忍手段，先后控制了民安、台上、陈村、思贤一线以西村庄，成立伪政权，从东到南对皋落形成“U”形包围圈。一区（城关区）全部落入敌手，基本没法开展抗日工作。几年前东冶头镇被占后，二区机关就已迁至冀晋边界的朱石铺、三教河。皋落四周，除南面的南庄、库城、铺上、后东峪、官道嘴等几个村庄，已然成为敌人的天下。县抗日政府开初尚能坚守皋落，只在紧要时晚上撤出，白天返回。驻守风居据点的大叛徒李观沂疯狂叫嚣：“以三都据点为依托，只要皇军配合好，保证三个月内把昔东的抗日分子彻底消灭，就是消灭不了，也要赶下嶂石岩！”

　　12月一天，王维奇走进陶鲁笳住的土窑，送来一份情报。陶鲁笳边吃午饭边看，眉头不由地皱了起来，筷子停在半空中。

　　“又是一起惨案，斜峪沟，94人被敌人推到井下，用手榴弹活活炸死。惨不忍睹啊！”

　　木桌上，一碗稀饭，一个糠面窝头。长期干旱引发的灾祸已见端倪，敌人的封锁更使本就艰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县委、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一样，每天供应三两黑豆饼、玉茭面。寒冷冬天，屋里没有炭火，火盆里燃着从山上打来的干柴。一进这屋，冷得人直打寒噤。

　　“清水又欠下昔阳人民一笔血债！静阳、东固壁、卧龙山、北井沟、大瓦邱、丁峪、南北界都……连上斜峪沟，二十多起惨案了，六百多抗日军民死于敌手。真是人人戴孝帽，家家哭声哀啊！”

　　陶鲁笳站起来望着窗外，院内寒风凛冽，远远的松涛声令人凄惨。

　　“日本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他拿起电话，要通了远在辽县的二分区党委。

　　此时，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带129师新一团进驻昔东，作战部长秦基伟、二分区政委赖际发、政治部主任稂明德后来也来了。驻扎这里的769团、新一团、新二团，由王树声指挥，抓住战机，一个月内就接连打了几次大仗，将敌人强压在包围圈外，不敢轻举妄动。

　　地方武装也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以民兵模范班为骨干组建村分队，以基干队为骨干组建区分队，以县大队（独立营）为骨干组建县分队，深入敌后，伺机歼灭敌有生力量，八路军擅长的游击战发挥出最大威力。

　　村庄则实行空白战。敌人扫荡，群众有组织地撤离至山沟野外，很多村庄成为无人区。党支部、农会、工会组织大伙除携带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衣物、粮食、农具、财产全部埋藏于野外战备洞里，牛驴骡马赶进山沟，房屋门窗用泥浆涂抹，水井上半截用土填平，周围埋地雷。在预定转移的地方则储存必要的粮食、柴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每次扫荡，村里鸦雀无声，一片净光，从敌战区赶来民夫到处乱挖，不是一无所获，就是挨地雷轰炸。

　　维持与反维持斗争

　　1941年春天于惊恐、混乱中匆匆到来。北方局及129师首长明察秋毫，明确指示，日军侵略者的统治策略有单纯扫荡杀戮向兼顾怀柔绥靖转变的倾向。

　　从3月30日起，侵占昔阳的日军开始“治安强化”运动。

　　早在头年6月，日军成立宪兵队，清水利一亲任队长，后又在沾尚、凤居据点组建武装工作队，出发扫荡，无恶不作。宪兵本部成立秘密组织兴亚会，网罗汉奸、特务、叛徒，穷尽各种手段探听我军政情报，侦察监视所谓不稳分子、“通匪嫌疑分子”，并随日军出发扫荡，进行反共宣传。各村则成立伪自卫团，人手一根木棒，群众称之为“棒棒队”。

　　狡猾的日本侵略者将昔东地面以“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划分，分别实行不同的统治策略。

　　治安区，即我方所称敌占区。日军强行村村建维持会，通过“清乡”，强化以伪村长、伪自卫团长、伪代表为主体的伪村政权，实行保甲制度。村庄推行闾邻制，每五户为一邻，选邻长，每五邻为一闾，选闾长，由伪村长领导，征集粮、草、钱、物、牲口、民夫。村成立自卫队，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过路行人，也随日军出发扫荡，搬运抢掠物品，置于伪团长麾下。伪代表负责侦察我方军政情况，给敌人送情报。凡十八岁以上人员，无论男女，按保甲严格登记造册，核对身份，颁发附有本人照片、简历的“良民证”，随身佩戴，随机抽查。发现无“良民证”者，按“匪民”、八路、坏人处理。

　　我方的游击区，即敌人所谓准治安区，着重蚕食、封锁。特务活动与武装威胁并重，恐怖与怀柔兼施，派遣小股武装到村庄威逼建立维持会，推行伪政权下的保甲制。这种地区，敌我犬牙交错，日军花得力气也最大，不断向根据地“蚕食”。

　　对非治安区，即我抗日根据地，敌人则调集兵力连续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

　　高压下的维持，有计划的蚕食，对抗日根据地造成莫大威胁。一场反维持、反蚕食的大仗就此打响。

　　这是人心、民心的争夺。敌人的淫威、杀戮，播种着仇恨，收获坚决的反抗。而绥靖怀柔，则助长部分人对敌人的幻想。生命，生存，生活，本是人之生理需求，心理依归。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原先在阎锡山旧政府而今在抗日政府工作的人员多数动摇了，纷纷逃跑投敌。这些人了解我方情况，给敌占区工作带来很大破坏隐患。家住县城抗日军人和干部的家属、亲戚，遭受敌人威胁、利诱、关押、逮捕，被逼限期交出亲人，脱离抗日阵营，这对根据地有不小瓦解分化作用。不少村庄的群众不敢接近抗日干部，对他们不信任，生怕有人立场不稳，一旦叛变投敌，会遭池鱼之祸，或者害怕随处不在的特务坏人发现了告密。根据地生活艰苦，部队和机关人员经常好几天吃不到粮食，只得买羊吃。后来连羊也买不到了，地主拒绝与抗日政府合作，故意把羊赶到敌据点附近，有点干脆赶到鹤渡岭下的河北。

　　这是智慧、力量的角逐。敌人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用“囚笼”政策分隔治理，以“维持”来削弱反抗，妄图扩大占领区，蚕食、削弱乃至最后消灭抗日根据地。一道土地上谁进谁退、人心上孰予孰取的大题，摆在抗日军民面前。反维持，不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智慧、计谋的竞赛，战略、战术的对抗。智慧也是力量。如果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开始，敌占区的敌伪特务组织、游击区的维持会、根据地的暗维持会（公开维持，抗日政府不允许），活动嚣张，危害彰显。一种舆论便在党员干部中蔓延，反维持就是要杜绝维持，维持就是给敌人办事，就是汉奸！

　　还在1940年九、十月间，百团大战行将结束时，昔东县委做出决定：在全县干部中开展反右倾思想，村庄开展反维持斗争。要求所有维持敌人的村庄，无论敌占区、游击区，也无论革命的两面政权或其他形式的维持，一律同敌人断绝关系！为此，昔东独立营和县公安队出动了，反暗维持会，反维持会，反阎锡山特务组织的活动，从皋落开始，逐渐向外扩展延伸，清洗了一批人员。

　　贯彻这样的决定，当然会有阻力。靠近县城的城关区，处于敌强我弱之势。敌人严把死守的村庄，抗日工作进不去。我方能控制的村庄，少数通过工作取消了维持。多数村庄，尤其离据点较近的村庄，摄于敌人的残暴统治，明说取消了维持，实际转入了地下，搞秘密维持。反维持斗争难有进展，抗日组织、抗日活动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区政府也只得逐渐后移，向皋落靠拢。区委书记吴克万对此很伤脑筋，搞维持当然不成，但不搞维持，失去土地，又失人心。到底该如何是好？

　　其他地区也不乐观。情报显示，全县除皋落以东七八个村和二区朱石铺附近村庄外，其余都或明或暗地维持了敌人。在敌占区，党支部基本停止活动，两面政权遭到破坏。

　　血染西峪

　　县城南50里有个230户、800多口人的村庄，两山夹条河沟，名叫西峪。近旁有平辽公路通过，地处三都哨房与凤居哨房之间，又是昔东至昔西所必经，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早在1938年8月，县委在小学教员中发展的党员陈子万以编村村长、学校教员身份，在西峪秘密发展党员，建立了继皋落之后的昔东县第二个党支部。敌人“强化治安”政策推行以后，周边村庄被迫办起维持会。在敌人眼皮底下的西峪办不办？西峪党支部讨论决定，不维持！多数党员说，办维持，就是心甘情愿受日本人指派，就是向日本投降，就是亡国奴。这事，咱不能办！政治主任（党支部书记）王殿义来到斜峪沟，向一区区公所请示。区长李端亨说，“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不甘当亡国奴，是中国人的起码气节。”一次县里开会，李端亨向周璧汇报，“西峪党支部战斗力强，群众觉悟高，基础好，八路军、武工队已在这里扎根，军民关系融洽。我们认为，西峪不应该维持敌人。”周璧点头，“可以。”敌人多次威胁逼迫，西峪就是不建立伪村长、伪团长、伪代表的村政权，也无保甲。

　　西峪人当时谁都不知，新来的小学教员李维青是敌方密探，说话观颜察色，办事八面玲珑，暗地为敌军收集情报。他串通汉奸王同、王甲午向三都哨房宪兵大队长密报：“西峪村多年受共匪领导，窝藏八路军活动猖獗，男的多为共产党，女的皆是妇救会……”

　　清水利一接到三都哨所送来情报，怒不可遏，声嘶力竭：“血洗西峪，杀鸡儆猴，给拒不维持者树立个榜样！”

　　从县城和三都哨房网罗的一百余宪兵、警备队、棒棒队，由叛徒郭银兰带队，悄悄向西峪出发了。郭银兰原在抗日政府城关区搞武装工作，因在西峪下乡与人通奸被告发，受到处理，便投靠敌人，假手报复西峪。时间为1940年11月18日，农历十月十九。

　　天刚蒙蒙亮，放哨的民兵已撤岗，一队敌骑兵冲河沟穿村而过，封锁了各个路口。敌军进村，挨门挨户敲门、喊叫：集中开会！正在酣睡的人们慌乱了。民兵队长王计锁、青救会主席白景元和正在此地下乡的区干部李正明，迅速将民兵武器转移到河东边的暗窑藏好，李正明也被安排到地主家的地窖里躲藏。

　　村民被驱赶到村东五道庙前一个大场上。周围是密布的敌军，只只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细高个的清水利一身穿黄呢大衣，手拿弯长的腰刀，站在高台上讲话：“你们不要害怕，皇军知道你们大多数是良民。只要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谁家藏过八路军、武工队？谁是村干部？说出来就让你们回家。”

　　几百个无辜群众怒目而视，一言不发。

　　清水利一手一指，敌兵从人群中拉出王润小来逼问。听他说不知道，清水利一刀一挥，王润小倒了下去。

　　接着，农会主席白希盈和另一个老人被拉出来，也未得到想要的信息，统统惨遭杀害。

　　恼羞成怒的清水指挥敌兵恶狼似地扑向人群，哭喊声、惨叫声，悲天哀地。

　　站在人群中的妇救会主席刘金荣再也忍不住了，大吼一声：“住手！我就是你们找的共产党员，村干部！”说着，拨开人群，站了出来。

　　清水利一“嘿嘿”一笑，“皇军佩服你的骨气。说吧，村里还有谁是共产党、八路军，谁是他们的家属？”

　　刘金荣一声不吭。

　　有个伪军头头一把揪住她的头发，厉声喝道：“说不说？”

　　刘金荣头一昂，“要杀要砍，请随便！”

　　敌人将她吊在椿树上，轮番用木棒毒打，衣服被撕碎了，腿被打折了，献血直流，昏死过去。

　　等到苏醒过来，刘金荣拼足力气，指着敌人大骂：“你们这些狗强盗，侵占中国的土地，杀人放火，中国人民绝不会饶恕你们！”

　　气急败坏的清水利一掏出手枪，将罪恶的子弹射向刘金荣，一个革命的女英雄倒在血泊中。

　　共产党员王运来见状，大喊一声：“乡亲们，反正今天咱们都是死，和狗日的拼！”

　　愤怒的人们像发疯似地向敌人扑去，一场拼死搏斗开始了。

　　清水利一气得眼睛发红，下令将这群“刁民”活埋。

　　五道庙旁是个一丈深的三角粪坑，敌人用刺刀、枪托将手无寸铁的群众驱赶来，不容分说，一批批地推了下去。哭喊声，叫骂声，乱作一团。人压人，人踩人，惨不忍睹。机枪、步枪轮番扫射，手榴弹轰炸，石头、瓦块、泥土掩埋，大粪坑顿时成为大坟场。随后，烧房子，抢东西，到处浓烟滚滚，一片火海。

　　可怜386名无辜百姓就这样牺牲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四百余间房屋被烧毁，村庄被抢劫一空。

　　西峪惨案发生时，陶鲁笳、周璧正在辽县桐峪出席晋冀豫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会议，突然接到县委秘书赵炽卿从皋落打来的电话；“西峪出事了！”周璧立即动身，赶走两天山路，回到皋落。

　　周璧来到西峪，看到侥幸逃脱的人们及其亲友正从粪坑里扒挖尸体，一声声哀嚎撕心裂肺，不禁眼里含泪，心痛万分。他说，“县委没能保护好大家，对不住乡亲们啊！记住这笔仇恨，从灾难中爬起来，向敌人讨还血债！”随后与早已到来的区委书记吴克万走家串户，慰问受难者遗属，安排劫后重建事宜。

　　学会“变脸”

　　西峪归来，周璧一连几天心情郁闷难耐。寒风阵阵吹过山坡，阴云低垂，像要下雪。

　　年轻的县委书记眼前总出现西峪群众哭天嚎地、家破人亡的凄惨场景。三百余人死于非命，党组织严重破坏，固然为敌人杀人越货的强盗本性使然，但与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呢？譬如，处于敌人包围之中，敌强我弱的情势，如果我们不是刻板地死硬坚持不维持，或许敌人不会有血洗、杀人的借口，群众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损失？那么，保护群众利益和坚持反维持斗争究竟该怎么兼顾？

　　他想起到维持村下乡，那里的干部曾经反映，日本人来了，杀人放火，用枪硬逼着搞维持，我们也是万般无奈啊！不维持，全村人就要被鬼子杀害。日本侵略我们的祖国，谁甘心当亡国奴呢！对此，我们怎么能怨群众哪！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大多数中国人是爱国的。抗日政府有千万条理由保护他们，团结他们，共同抗日。他开始反思，县委当前的反维持方针究竟对不对？

　　他想起在刚刚结束的桐峪会议期间，大伙曾共同分析昔东形势。日军扼杀抗日根据地是铁了心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我们应该规避其锋芒，利用敌人的阴谋，将计就计，做抗日工作。避锋芒，不是害怕敌人，放弃原则；同敌人斗争，也不仅限于用真枪实刀硬拼。我们的工作往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口口声声坚持原则，却不计后果，不顾及群众感受，难道是正确的吗？整个1940年，昔东两千多同胞被敌人杀害，三十余个党组织被破坏，难道我们没有责任？

　　大雪覆盖山坡、田畴，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吴克万从东丰稔来到东沟，一进门，顾不得抖掉身上的雪，迫不及待地汇报，“周书记，敌人又要向东寨开刀了！”

　　东寨离凤居近，也是敌人鼻子底下一个抗日堡垒村，群众基础好，党员也多。

　　周璧忙问怎么回事。

　　“凤居哨房的李观沂已给下了最后通牒，强迫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向他们自首。已经开列出名单，送到村公所，以五天为限，如果对抗，以西峪为例。”

　　吴克万说着，“哎”了一声，“生怕西峪惨案再次重演。”

　　周璧同他一起，找到陶鲁笳汇报。

　　陶鲁笳正在整理桐峪会议的笔记。得知他们的来意，停住笔，说，“区党委会议后，我也认真反思昔东的反维持斗争，咱们的思路、做法恐怕应该变一变了。”

　　说着，拿起桌上摆放的一本书——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陶鲁笳说，“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述讲得很清楚，反对关门主义。”接着念道，“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

　　周璧顿时明白了：“我们反维持的关门主义政策，毛主席在1935年就批判了。”

　　“是呀，反维持、反蚕食，不仅是同敌人争土地、争物资，更是争群众，争人心。我们一定要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争取过来。”陶鲁笳明确指示，东寨村党支部除把四个党支部委员转移到皋落，其余不管是党员，还是积极分子，凡是敌人掌握了名单的，准许办理“自首”手续。

　　吴克万这才放下心来。

　　西峪惨案发生后，晋冀豫区行署发出布告，号召全区人民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按照行署安排，昔东县政府秘书陕幼侠率报告团赴晋东南各县，揭露敌人的罪行！

　　1941年8月，昔东县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处于秘密状态的党代会，在铺上村一个四合院举行，代表全县八百多名党员的五十余代表席地而坐，无会标，也无隆重仪式。会议成立临时党支部，赵炽卿任支部书记。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县委会，周璧连任县委书记。

　　周璧代表县委在报告中总结昔东的反扫荡、反维持斗争。谈到西峪惨案，谈到斗争的严峻形势，不禁失声痛哭，哽咽着说，“由于我们工作的失误，由于战略的偏差，牺牲了那么多好党员，好同志。这是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陶鲁笳后来对昔东的这段工作这样回忆——

　　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恢复和健全抗日民主政权，缩小敌占区，扩大接敌区，建立根据地或隐蔽的根据地。

　　按照我党政策，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政权建设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是为我党完全控制的革命两面政权。为了不过分刺激敌人，不使群众遭受重大损失，我党运用了灵活的政策、策略，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上暗地里帮助抗日工作。但也有一些维持村担任会长的人是汉奸、特务，必须坚决打击。在维持村允许给敌人送情报，但对我方必须忠诚，情报必须经过我方审查。在我抗日人员驻村时，不准送有关情报，走后再送，致使敌人的突袭常常落空。所有维持村都不准向敌人交粮交款，敌人催交时，也以假情报说，走在半路让“匪军”或“红红”抢走了。各村向敌人送情报的人员实际为我方掌握，变成了我们了解敌人情况的情报员。三是被我方利用的伪政权。在我党的政策感召下，尤其是通过对敌伪开展政治攻势，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办事不要做绝，要给自己留后路，一些伪政权已被我方控制。后来发展到昔城的伪政权人员给我方送情报、搞药物等，我方则保证他们在农村的亲属、财产不受损失。

　　第四章 天地人心

　　县长借粮

　　1941年春，青沙岭上桃杏花依然灿烂，大雁适时唱着乡愁北返。昔东大地春意却跚跚来迟。头年干旱加秋涝，粮食歉收，一过转年人们就只能以谷糠、野菜下饭。有人开始剥榆树皮充饥。

　　门板上抬着个死人过来了，凄惨的哭声令人心碎。杨辛克见状问，“怎回事？”

　　“吃白草根面，大便不下来，生生憋死。”

　　杨辛克闷闷不乐地回到县政府。这些天，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眼看就要春耕播种了，不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怎么能行！打仗，炮火连天，死人不可避免。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你一县之长，就不能避免群众少有伤亡？

　　此前，昔东县已按照中心县委会议精神，干部实行定量供应，每人每天半斤黑豆，不足部分以谷糠、野菜补充。那百姓呢？

　　他自加压力，一道严肃考题要求解答。

　　民政科长孙家吉被叫来了。

　　“咱们组织人到武乡县背粮吧，那里是根据地，可以买到粮食。咱们现在吃的黑豆饼不就是从那里买来的？”他把多日的想法和盘托出。

　　孙家吉想想，从昔东到晋东南武乡，二百多里，中途又要通过敌人封锁线，太危险了。便说，“远途运粮，少量可以。数量太多，大规模组织困难不小。不如想办法就地解决。”

　　两人默然，陋室里有冬虫鸣叫声。

　　忽然，孙家吉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往地主要！”

　　孙家吉是昔阳县人，当小学教员时入的党，长期在昔东地区工作。他想起抗战初期，129师769团、冀西民训处进驻皋落，加上地方游击队、机关干部，总共一千多人，后勤供应压力很大。县委在三区成立“粮秣处”，专门向地主、富农筹粮筹款，度过了暂时困难。25岁的小伙子，热血方刚，天不怕，地不怕，有革命的铁拳头，还怕地富不听话！

　　他把这个成功经验说给杨县长，坚决主张：“地主富农的好光景还不是剥削穷人过起来的？如今穷人有了难，让他们出点粮食，一百个应该。”

　　“这个主意好。但不是要，是借！”

　　杨辛克向县委汇报。考虑抗战时期的统战政策，决定请示上级再说。

　　其时，晋冀豫区党委和129师师部均驻辽县桐峪镇。杨辛克策马山间，暗走敌占区，巧过游击区，畅游根据地，来到桐峪。

　　邓小平政委对杨克辛说：“人命关天么，可以采取借粮的方式。但要劝解，说服，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

　　区委书记李雪峰指示：“注意政策、策略。既要达到借粮的目的，也不要因此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回到皋落，县政府召集地主、开明士绅开会。杨辛克在会上循循善诱，“大家都已看到了，现在灾荒很严重，很多人没饭吃，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当务之急是救人救命。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有粮食的户总不能看着别人吃不上饭，饿死吧？佛教还倡导救苦救难，普渡众生呢。你们把粮食借给贫困农民，农会打借条。”

　　在座的富户，有的漫不经心，昂首房顶，思谋什么。有的低头瞅地面，或许想找个缝罅钻进去。

　　杨县长进而晓之以理，“现在大敌当前，打日本鬼子靠谁？当然，地主士绅们要出钱出粮。但上前线流血牺牲的还是穷苦的农民兄弟。如果他们吃不上饭，饿死了，谁来保卫家乡，打日本鬼子？既然抗日离不开贫困农民，他们没粮吃怎么行！”

　　讲话之后，让表态。众人目光齐刷刷地移向车寺地主李万相。

　　李万相的富有，同霸道一样，全县出名，为患一方，堂号“万元堂”。杨县长看出其中的蹊跷，点名李万相先表态。

　　李万相理理八字胡，慢条斯理地开口，“这个救灾嘛，按说我们应该拿出点粮食来。但是，诸位可要知道，我们的财富也是通过辛勤劳作，一点一点积累发展起来的。发点慈悲可以，但我们的劳动成果怎能平白无辜送给那些别人？”

　　这“别人”本想说“穷鬼”，话到嘴边临时改口。

　　“你们的劳动成果？”杨克辛强忍愤怒，依然平静地反问。

　　“佃户种我的土地，他们得交粮啊。他们不交，我哪有粮？你们把佃户的粮催来，我就借。”李万相振振有词。

　　心直口快的孙家吉对“万元堂”早就心怀怨气，一听这话，立刻火冒三丈，站起来，厉声喝道，“李万相，请你识相点。你可知道，你是有罪恶记录在案的。是谁在群众中散布八路军是灰人，抗战是尖脚抗战，你自己心里明白。”

　　说着，“啪”地一声，将盒子枪重重甩在桌子上，“这是破坏抗战！”

　　李万相不由惊怵一下，正想说点什么，突然，院子里像有人涌进来，吵吵嚷嚷，口号声一呼百应，响彻内外：

　　“请政府给穷苦百姓做主，向地主借粮！”

　　“穷人养活了地主，粮食应归还穷人！”

　　“一切为了抗灾，一切为了抗战！”

　　“群众又向县政府请愿来了。”杨辛克说，赶忙叫孙家吉出去接待。

　　“李万相，表个态吧！”会场上，有人高声提议。

　　李万相哝哝唧唧，低声说，“其实我家也没……”

　　听李万相这么说，杨县长有点怒不可遏，“人称你万元堂，这时候就装起穷来了！念，群众给他开出的粮食清单！”

　　哭穷，这是杨辛克们早就预料到的，事先已发动群众做他长工的工作，把情况搞了个清楚。

　　有人当场公布了万元堂所藏粮食的数量、地址。

　　李万相这才低头不语，答应捐出粮食救济群众。

　　众人按照长工所指认的地方，打开地窖。好家伙，整整三层，储存有小麦，谷子，还有部分豆子，共一万多斤。

　　遗憾的是，大部粮食发霉了，铜绿色，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臭味。

　　发霉的粮食也比白草根、树叶、树皮强，尤其在这群体性度荒的艰难时刻。

　　突破了万元堂，车寺、皋落的地主、富农也陆续捐出些粮食。其他村乘胜进军，借粮、捐粮顺利进行。

　　战火中的生产自救

　　4月的一天，中心县委在东沟村召开三县县委书记会议。在陶鲁笳住处，昔东县委书记周璧、平东县委书记程平、和东县委书记陈静聚居一堂。春暖花开时节，已是“过了三月三，老驴老马都下鞍”之时，他们还穿着厚厚的棉衣。自然灾害与敌人经济封锁造成根据地的巨大困难，发给干部的棉花、布根本不够用，只能将就着穿。

　　召开三县书记会转达上级指示，制定部署本地区工作战略，深入基层检查指导督促，此乃中心县委的工作路数。这次会议着重研究3月份中心县委发出《关于搞好春耕运动的指示》的贯彻问题。陶鲁笳沉着稳健的风格，洞微析幽的才能，谦和慈祥的气质，总令下属迷茫时拨云见日，困顿时看见桅帆，胜利时夹紧尾巴。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农业生产是1941年生产计划的中心一环，是巩固建设根据地的物资基础，一定要抓紧、抓好。由于敌人封锁和严重灾荒，许多农村缺劳力，缺耕畜，缺农具，缺资金，缺种子。但不管遭遇多大困难，不管形势多么惨烈，也要千方百计把庄稼种下去！”

　　周璧召开昔东县委会议研究。集思广益的结果是：扩大耕地面积，突出水利，解决肥料，补充牲畜，补足农具，选好种子，组织好劳力。

　　这些措施看似平常，在战事频仍、个体耕作的条件下，实行起来却并非易事，关键是党委、政府的执行力，意志力，凝聚力。

　　以下措施却有着独创性，爆发力——

　　政府和军队共同想办法，发放农业贷款，解决春耕播种中的实际困难。并实行巡回医疗疾病，节约粮食救济贫困，组织生产互助，开展合作事业，尽量减少群众战勤服务，节省人力。

　　按照统一累进税，奖励生产和积蓄。所有存款、存粮和牛群、羊群、副业，一概不负担。

　　驻军学习陕甘宁边区经验，掀起军民开荒热潮。口号是，每人三亩地，自给一季粮。

　　县、区、村成立春耕委员会，一面宣传，一面组织群众生产。

　　柳树吐絮时节，昔东大地一派春耕播种的繁忙景象。日军时常出发扫荡游击区，春耕只得以武装保卫，利用战争间隙春耕播种。村头、山坡，民兵轮流站岗执勤，发现敌情，就放倒消息树，掩护群众转移。不执勤时，就背着枪播种。

　　春播开始了，敌人屡次袭击皋落，总要对必经之路官道嘴村骚扰破坏。为保证按时播种，农会主席赵有仁将大伙加以组织，人以老中青编组，土地按远近分类。民兵和青年在靠村庄近的地块播种，壮年和年轻妇女到离村远的地里干活，老人、儿童则安排在备战洞周围种地。民兵担任警戒，边生产边监视敌人动向，有情况就组织群众撤退。杨辛克县长惦记着战争环境下的春耕播种，这段时间经常到各村巡视。看到官道沟生产井然有序，拉住正在田间捏种子的赵有仁的手，直夸奖：“有仁，干得好啊！这叫武装保卫春耕，劳武结合。”官道嘴的做法在全县推广后，大大加快了春播进度。

　　在根据地，参军、参战的多，因战因灾死亡的多，劳力普遍短缺。政府号召采取穷帮穷、邻帮邻的办法，在实践中创造出“变工”“拨工”“参忙”等多种互助形式。所谓变工，是两户或几户互助，轮流在各家干活，工工兑换。这种形式平等、互利，又能以团结的力量突击紧急农活，为互助组的雏形。拨工则是有劳力户与无劳力户间的互助，前者给后者干活，后者按工付钱结算。在当时，一般每工为旧币3000元（合人民币0.3元）。

　　县南的白羊峪村位于昔阳、和顺两县交界，村西山峦峰岭间盘旋着一条“驮炭道”，为驻和顺牛川、李阳据点日军侵扰皋落必经之路。反扫荡时期，97户近400人举村转移到远离村庄的杨桃洼、成家沟等23个小山庄、土窑洞集中居住。村内则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一颗粮、一件物。粮食物资短缺，互相调剂。路远吃水困难，有劳力户帮助无劳力户担水。日军封锁没盐吃，有人就用泛白的湿土熬硝盐给大伙用。坚守山庄五年，拒不维持日本人，被称为“抗日模范村”。

　　春耕播种开始后，由党支部统一领导指挥，民兵集中居住，在靠近敌人据点的地方和大道旁，一面站岗放哨，一面春耕生产。他们的土地，自有村民帮助耕种。其余劳力，以五家联合，组织变工组。

　　耕牛是农民半壁家当，各山庄的耕牛集中放牧、管理。圈牛场就设在斜坡山顶的麝香沟畔，由专人负责。一旦发现敌情，就迅速转移到深山密林中。

　　陶鲁笳非常关心这个抗日前沿的村庄，每逢下乡，总要来山庄窝铺看看乡亲们。山头沟壑热火朝天、有条不紊的春耕生产，令他十分欣喜。陶鲁笳在杨桃洼找到党支部书记王殿俊，称赞说，“你们的经验好啊，党组织统一领导，劳力集中统一调拨。这是一种较高形式的互助。”

　　王殿俊乐呵呵地，“我们就觉得这样干，得劲！”

　　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非常时期的互助合作，为他们后来的互助合作道路埋下了重要伏笔。

　　天道酬勤。1941年秋，昔东县粮食获得丰收，县委领导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向封建土地制度说不

　　在根据地，比抗灾更撼动人心的莫过于围绕土地的争斗——合理负担与减租减息。

　　土地，农村一切矛盾的总开关。富人因土地而富，穷人因土地而穷。这个局面发生逆转，便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

　　抗战刚开始，为解决皋落驻军和机关的后勤供应，昔东县委、政府号召地主、富农“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共同抗日”。后来粮食紧张了，干脆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倾家救国，除自食自用外，其余粮食全部捐出来。二是捐款捐粮抗日。县委出面召开开明士绅会，做工作，讲道理，对于那些顽固者，便开展斗争，对缓解后勤供应紧张起到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征粮征款有一定的随意性，没有完整的章法。1940年冀太联办成立后，开始对合理负担进行整顿。

　　1941年6月，晋冀豫区政府召开财政工作会议。昔东县财政科长刘用光、粮食科长王耀文、供销合作社主任商命卿均参加。区政府财政厅厅长李一清在会上传达中央几项新法令、新政策，其中就有粮款征收以户为单位，按分数征收，即合理负担。他在会上讲话，“抗日战争的开展，社会矛盾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这样做，既是对地主富农实行宽大政策，对开明地主、士绅做统战工作的需要，也是调动穷苦百姓抗战积极性的需要。”

　　陶鲁笳后来回忆那时的工作说，合理负担政策，以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削弱封建剥削为出发点，征收政策和征收办法与旧的田赋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旧的田赋制度，按粮银纳税，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地主富农种的好地，纳税却少，而广大农民种的劣地，纳税却多。而合理负担政策，按照各阶级实际占有土地多少，收入多少，分等定出不同的税率，对收入少的农民税率从低，对收入多的地主税率从高。旧的田赋制度，地主可任意提高地租，甚至高达50%以上，将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合理负担政策与减租减息政策结合进行，把地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防止了负担转嫁。旧的田赋制度操纵在土豪劣绅之手，征收办法弊端严重。而合理负担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的财产评议，负担对象做到了公平合理。

　　7月间，山坡高岭庄稼正茂盛生长，绿满田畴。各村合理负担的评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以村政治主任、村长、农会主席等干部为主，吸收群众代表参加，组成评分委员会，根据每户土地多少、土质好坏、产粮几何，自报公议，由群众大会通过，确定每户的负担分数，作为征粮、征款的依据。那些日子，村村像过年过节一样热闹。这是直接否定几千年封建社会所推行的田赋制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按地亩摊派的不合理办法的重大行动，历史的进程被颠倒了过来。人们喜气洋洋，评分的进展消息不时传至家家户户。

　　与合理负担相呼应，那年4月开始，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着手进行。二地委在桐峪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利息”。所谓“二五减租”，就是地主的土地收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按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分半利息”，则是地主与高利贷者的收入，不论新债旧债，年利率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即百分之一点五。

　　减租减息是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算与颠覆，斗争激烈、残酷。有的地方，地主富农死赖着不减租不降息，也有的明里应承暗里威胁佃农。但由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农救会发挥积极作用，不少地方总是农救会说了算，地主富农威风扫地。有的村甚至规定，佃农向地主富农交租，要把原先的大斗改为小斗。借贷者利息超过本金一倍即停利还本，超过两倍则干脆无条件抽回押地。在减租减息中，昔东县共抽回被押土地9575亩。不少村还由工救会出面，向地主富农提出为雇农增加工资的要求。经过激烈斗争，为雇农年增工资一石至1.5石（1石等于100斤）。

　　减租减息对农民也是锻炼提高。刚开始，有的人过惯了受剥削的生活，骤然逆转，便有些不适应，不放心。减了租，抽回土地，还怀疑，这保险吗？万一“东家”卷土重来怎么办？有的区、村干部害怕破坏统战政策，在工作中不敢大胆放手。遭遇这种情况，当然需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提高觉悟，相信共产党、八路军，但也有个认识、适应过程，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对农民思想精神束缚忒大忒多，放开手脚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直到1942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央北方局发出《中央土地政策决定的讨论提纲》，昔东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才逐渐形成高潮。

　　让我们透过一个红点，看看这场土地革命怎样冲击颠覆封建秩序。

　　“穷人难，苦难言，穷人最怕过大年，腊月天要账的踢塌大门槛。人家吃粮咱吃糠，老婆孩子饿得泪汪汪。”库城村的贫雇农唱着这样的歌谣，投入减租减息斗争。1936年，全村246户，1150口人，5610亩土地，人均4.9亩。1942年底，全村285户，1184口人，土地5600亩，人均4.7亩。六年面貌依旧，村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先的10户地主减为7户，人均土地由50.7亩降至25.6亩；

　　经营地主1户，人均土地由25.6亩降为4.8亩；

　　富农由原先48户减少到45户，人均土地由10.8亩降到8.7亩；

　　中农由42户增至144户，人均土地由5.7亩降到4.8亩；

　　贫农由原来112户减少到67户，人均由土地1.3亩增至2.03亩；

　　原先无地可种的雇农由33户减到21户，人均土地达到1.8亩。

　　两头小，中间大，纺锤形经济结构，或许更符合向好的客观规律。

　　第五章 挺进敌后

　　战斗在敌人心脏

　　抗日工作由根据地迅速向游击区推进，难点在敌占的一区（城关区）。日军“清政”“清共”肃清城郊、疯狂扫荡，一区敌工站被破坏殆尽。接着，“强化治安”，又逼迫几乎所有村庄变成维持村。区委、区政府无处立脚，只得退到皋落附近的村庄办公。

　　但敌人的淫威吓不倒共产党人，身在根据地的区委干部经常利用夜间潜回去开展工作。县委确立了反维持的正确方针后，区委的工作更主动、更积极，也更有成效。

　　1940年6月，宪兵队成立兴亚会，招兵买马为日军刺探情报，瓦解抗日力量，进行反共宣传，气焰嚣张一时。

　　翌年夏季一日，夜色茫茫，一区区委书记吴克万、区长王殿邦带领七人潜入位于虎头山间、离县城仅十余里地的北井沟村。吴克万、王殿邦都是昔阳县早期党员，一个1938年在抗日政府宣传队时入党，另一位更早，1937年于公安局入党，有觉悟，也有办法。

　　在北井沟，他们通过关系从伪村长、也是该村兴亚会会长梁长命那里弄到一份兴亚会文件，一看，是兴亚会章程，性质、宗旨、任务、组织机构、会员条件、入会手续、工作方法、会员权利、义务等应有尽有。吴克万高兴极了，马上到皋落向县委汇报。周璧听后，一拍大腿，“这下有了揭露敌人阴谋、打击敌人气焰的重武器了！”

　　县委组织的对敌攻势开始了。在敌占区、游击区，一张张传单，一个个会议，揭露兴亚会的反动性质、组织图谋，利剑般戳穿着敌人所谓和平、共荣、亲善的虚伪面目；呈明首恶必办、立功受奖政策，明灯般指引当事人认清前途，幡然醒悟，同兴亚会决裂。攻势凌厉，针锋相对，兴亚会军心动摇了。敌人没有料到，兴亚会刚刚建立，谋划如此周详，组织如此严密，竟被一朝连根拔起，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兴亚会成员惊慌了，开始考虑日后出路，或消沉不干，或找关系向抗日政权靠拢，希望戴罪立功。兴亚会短命，不到一年便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离县城五里的青岩头村是农村成立兴亚会的第一村，又是成立伪自卫团，即棒棒队第一村，敌特活动猖獗。

　　10月，吴克万、王殿邦带领八人，晚饭后从北井沟出发，趁着月色，攀山绕岭，过虹桥关、雪窖岭，直扑青岩头。原想寻找伪保长和棒棒队说事，到村公所一看，没有他们的踪影，只有一个炊事员看家。

　　吴克万拿着枪逼问，“棒棒队哪去了？”

　　“出发了。”那人战战兢兢回答。

　　吴克万一听，气愤极了，厉声命令，“配合我们工作，打开保公所大门，不许出声！”

　　在保公所，他们缴获了兴亚会青岩头分会人员名单。随后，十个人便沿街大声宣讲，高呼口号。

　　深夜里，村庄死一样寂静，冷风飒飒吹动着田间未收的庄禾。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侧耳细听窗外传来的呼喊：

　　“兴亚会是反动组织！”

　　“助纣为虐，没有好下场！”

　　“首恶者必办！退会者有出路！揭发立功者受奖！”

　　“认清形势，回头是岸！”

　　间或，会听到王殿邦大嗓门的呐喊；“青岩头兴亚会名单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本人要识时务，向抗日政府自首，家属要想清后果，赶快动员他们退会！”

　　活动在敌人心脏和眼皮下，是正义声音的庄严宣示，鼓舞人们坚持抗日的高亢号角。对近在咫尺的县城，确是敲山震虎，釜底抽薪。

　　前方办事处

　　随着反维持斗争的深入，敌占区工作需要整体推进。1941年11月，县委决定成立昔东县前方办事处，与一区政府合署办公，任命孙家吉为“前办”主任，兼一区区长。其时，区政府暂迁三区碧霞关村，“前办”也暂设于此，有一支15人的便衣队。

　　孙家吉个子不高，胆子不小，经常只身出入于西峪一带。为方便工作，认了西峪村白小旦为干爹，堂而皇之住在他家。

　　三都村维持会长王千和是那一带有名的恶棍，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百姓恨之入骨。孙家吉决定先拿他开刀。

　　那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王千和喝得醉汹汹地从三都哨房回村，边走边唱：“杏花村的姑娘十呀十七八，个个长得像天仙，还没有许配人家……”刚下山坡，背后突然有人闪出，不等回过神来，硬梆梆的盒子枪管已经顶住他的脖颈，脑袋被布袋套住，出声不得。接着，全身五花大绑，被人拉曳着就走。一路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待第二天取开头套，他才发现，人已被劫持到皋落。

　　三都维持会长神秘失踪，全村炸开了锅，哨房的敌人纷纷出动寻找，周围村庄翻个底朝天，不见踪影。第五天早晨，几张布告贴在三都村街头，人们才知道，这个认贼作父的汉奸，已被昔东县抗日政府镇压。

　　三都村伪自卫团长田计小也是个铁杆汉奸，三都哨房警备队出发西峪，都由他带队，抢劫财物，殴打群众，民愤很大。

　　那天，田计小又带领警备队到西峪侦察，没发现我方情况，便强迫村剧团给他们唱戏。正唱间，这家伙冲上戏台，一把将铜锣、边鼓抢了过来，唱戏只好停止。看戏的人可不让了，一下子扑过来将他包围，非叫他放下锣鼓不可。田计小见众怒难犯，嬉皮笑脸地说，“这锣鼓不错，借给三都剧团用用，再还。”众人还是不依不饶，几个老年人怕惹出事来，劝大家息事宁人，众人才各自散开。

　　孙家吉听说了此事，决定密捕田计小，除掉这个汉奸。经过周密策划，派便衣队乔显录先行侦察。那天，乔显录早早带领西峪民兵来到三都村潜伏，等到夜深人静，便穿街过巷，来到田家门外。这是个独立小院，院墙不高。众人翻墙而过，控制住三间正房北屋。乔显录一脚踢开房门，还在睡梦之中田计小，迷迷糊糊就被捆绑起来，送到了皋落。

　　王千和、田计小被“斩首”，三都哨房的帮凶被剪除，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张狂气势。几次行动之后，三区与一区交界地段重点村庄的工作迅速突开，伪干部被我方控制。一个月后，“前办”（一区区公所）便正式回到一区所属的脉山头、井沟、石子峪一带。

　　1942年5月，军分区又派来30人的武装工作队，配有一挺轻机枪，每个队员一支步马枪。连同原有的便衣队，“前办”的45名武装人员以威武之师深入敌占区的“网格”之内。武工队在敌占区活动，行动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常常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武工队员一专多能，打仗、宣传、组织样样精通；可以整体作战，也可以化整为零，随机应变，奇妙无常，敌人常被弄得云里雾里，无法捉摸。

　　“前办”坚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打击顽固分子。一区的伪村长、伪代表大体有三种情况：对其中忠实可靠者，积极支持，教给办法，布置统一的情报，有意应付欺骗敌人。对其中不可靠不可信者，主要是订立条约，限制并监视其言行，尽量控制对我方不利的一面。对于少数死心踏地为敌人效劳者，则严加打击，或抓捕，或发动群众撤换。

　　到1942年底，一区的抗日工作已扩展至三都以东、凤居往南的广大区域，脉山头、旮旯口、井沟等17个村已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

　　孤胆英雄赵有仁

　　昔阳城东南50里，不足200口人的官道嘴村坐落于群山环抱间。东有东冶头据点，南有寒王据点，这里的一条山间小路成为通往县抗日政府的唯一通道。日军的铁蹄扰乱了山村的平静，1938年，17岁的雇农赵有仁走进党的队伍，被选为农会主席，是三区首批农村党员之一。

　　1940年春，赵有仁率先在村里组建游击小组，15个青年农民，只有两颗手榴弹，一支老式三眼铁炮枪。一次正准备上地，发现敌人分三路围攻村庄。赵有仁一声召唤，民兵迅速集合，一面通知群众赶快到山上的备战洞躲避，一面组织火力抗击。赵有仁隐藏在村头，使劲甩出的手榴弹，轰地在敌群中开花，炸死一人，炸伤三人。群众安全转移了，他们却被包围在村口，硬是凭着地熟村熟，不到半个时辰，七拐八弯绕出包围圈，顺利回到乡亲中间。

　　春耕刚过，日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被逼之下，周围的平原、东丰稔、张家庄、青叶底都搞了维持，而官道嘴，在赵有仁力主之下，坚决不维持敌人。为防止敌人突袭破坏，他们加强民兵执勤放哨，昼夜不辍。驻县城和凤居据点之敌经此向皋落进攻，放哨民兵发现目标，赵有仁便迅速组织阻击。敌人不会料到，他们的浩荡行军会在这个小村半路受阻，措手不及，往往被动挨打。“呯呯啪啪”的枪声隔山架岭传到皋落，不啻为消息树、信号弹，为县机关和皋落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

　　清水利一恨透了官道嘴，恨透了赵有仁，发布命令：“血洗官道嘴，活捉赵有仁。捉住赵有仁，赏洋一千元！”仅1941年三、四月，凤居据点敌人奔袭官道嘴四十余次，均无功而返。汉奸李观沂老羞成怒，给凤居据点的伪军下死命令，连续围剿，捉不到赵有仁，不准返回！日伪军浩浩荡荡出发了。头一天，村里空无一人。第二天，石雷爆炸，炸死炸伤十余人。第三天，敌军干脆在村里住下来，到处搜山。结果，半夜里，几个站岗哨兵同时失踪，日造步枪尽被夺走。村里实行坚壁清野，民兵四处游击，敌人只得惨败而归。

　　陶鲁笳对官道嘴民兵十分赏识，逢开会，见赵有仁，便夸他有骨气，有办法，有气魄！1941年3月，中心县委召开昔东、平东、和东三县武装干部会，昔东县民兵在皋落镇接受检阅，当官道嘴民兵气宇轩昂地走过主席台，迎来一阵阵热烈掌声。陶鲁笳主任在大会上宣布，奖励官道嘴民兵连冲锋机关枪一挺。

　　之后，以官道嘴民兵为主，金山游击队宣告成立。

　　1942年，赵有仁调任三区武委会主任。

　　3月11日，赵有仁接到县武委会紧急命令：五天内，剪除凤居据点作恶多端的刘警官。接到命令，赵有仁肩背粪筐，官道嘴民兵乔增祥扛着镢头，趁着黄昏来到凤居附近的川口村，住在抗属李大娘家里，白天在地窖隐藏，一到黑夜便出来侦察，很快就同川口村、凤居村的伪代表接上头，探明了刘警官的长相、装束、住处和出入规律。第四天傍晚，凤居伪代表在村外预定接头地点送来情报：刘警官明天一早带七名伪军、十几个民夫回县城。赵有仁立刻安排乔增祥，“连夜回村，把赵长锁、王建国等人叫来。”翌日天亮前，一干人已在板桥沟埋伏妥当。

　　板桥沟乃凤居通往县城必经之路。两面高山，一条蜿蜒而崎岖的山道从峡谷间穿过，幽深且险峻。早饭后，赵有仁远远观察到一队人马从凤居村西钻入谷内，但走近来才发现，一干伪军打前沿，老奸巨猾的刘警官夹在民夫中间，不好下手。赵有仁决定暂不惊动敌人，巧妙尾随其后，伺机出击。

　　时近中午，终于走出板桥沟，来到虹桥关。刘警官坐在路边石头上，硕大的鼻子喷出长长一口粗气，圆嘟嘟的大脸花儿开放，一声命令，“休息，开饭！”

　　在虹桥关村外一个饭铺里，刘警官和伪军们猜拳行令，杯盏交筹，掌柜的频繁进出，殷勤伺候。众人正喝得晕晕乎乎时，“轰”地一声，院内手榴弹爆炸。赵有仁率民兵神兵天降，一下子堵在餐厅门口。

　　“缴枪不杀！”“谁敢反抗，老子的子弹不答应！”

　　刘警官吓得惊呆了，忙去摸枪，赵有仁一个箭步冲上去，下了他的手枪。其他伪军见状，乖乖举起了双手。

　　这次行动，活捉了刘警官，俘虏伪军七名，缴获步枪七支，手枪一支。十余民夫被当场释放。

　　赵有仁和官道嘴民兵像尖刀一样直插凤居、三都据点，成为敌人的心腹大患。清水利一恨得咬牙切齿，命令提高赏格：探明赵有仁地址，引路捕获者，赏银洋五百元！

　　赵有仁没被吓倒，义无反顾投入新的斗争，却不幸在九月间敌人突袭中壮烈牺牲。

　　消息传到皋落，昔东县政府在张家庄召开大会，追悼英雄赵有仁。会上，正式命名官道嘴民兵营为“有仁民兵营”。

　　解放后，太行一分区批准官道嘴村更名为“有仁村”。

　　情报网

　　运用“变脸”战术反制“维持”，像一把杀手锏，稳稳刺向敌人“囚笼”封锁的美梦，迅速恢复、扩大了抗日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地理、物理、心理连接。1941年6月，太行军区发出《为建设经常性的群众情报工作的指示》。中心县委在皋落召开各县负责人会议后，周璧、杨辛克立即召集公安局、武委会有关人员具体研究，决定充分利用村级的“白皮红心”两面政权，建立情报体系。情报员培训班在皋落举办，对各区选拔的专门人才进行培训，确定了情报内容和送递方法。

　　情报员分布于县城、县城周围和所有区，各村也都有人负责报送情报，还规定定期或不定期互通情报。敌人一出动，多少人，是鬼子还是汉奸，到什么地方，我方都了如指掌。对两面政权村、中间两面村，要求向敌人送县里统一规定内容的情报，还专门派人半路拦截，抽查所送情报是否符合规定。县、区、村于是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情报网。

　　情报线有五条。以皋落为中心，分别通往县城、东冶头、凤居，主要掌握日伪的情报。皋落通往马岭关一线，专门与驻扎河北的晋冀豫边区政府、129师师部、一地委（冀晋特委）联系，电报、密码、情报员来往不断。晋冀边境的地质断层，造成嶂石岩和黄安垴的巨大落差，情报员行走其间异常艰难，是他们靠双脚，搭起军地、上下的连接桥梁。皋落至和顺寒王一线，通往二地委、二专署，以及驻扎麻田的八路军总部。

　　战时传送情报，有着严密的保密规定和办法，除有专人传送外，收发双方都特别规定的代号、密码。在昔阳县档案馆，看到过民国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发出的《晋冀鲁豫边区第一行政督查专员公署紧急通知》，为毛边纸油印件。内称，“顷奉边府电告：根据二三四分区各地捉获敌特供称，各地均扬言，在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向太行山区扫荡。据此估计敌人可能在阴历年关出扰扫荡。又据分区报告：敌人各地多有增加，太原增加七千，长治增加三千，沁县增加三千，邯郸增加三千。根据以上报告，敌寇阴历年前出扰扫荡，可能很大。而一般百姓忙于过年，对备战工作表现麻痹，战争到来，可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为此，我政府应作紧急动员，准备反扫荡战争，粉碎敌人残酷的扫荡。”之后是对动员工作的具体指示。显然，这是关于反扫荡的绝密文件，由专员签发给各县县长。发于昔东县长的这份文件特意标明：昔东县府代号“寒露”，专署代号“青川”，专署通讯处专通一分局转青。保密意味盎然。

　　情报线也是县领导到边区、地委、专署开会、请示汇报工作的安全通道，是转送干部、伤病员的生命线。1941年冬，晋冀豫区党委在辽县桐峪镇召开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陶鲁笳、周璧和平东县委书记程平各骑一匹高头大马，带一马夫和警卫员，从皋落出发，一路在山间奔驰，到和顺县松烟镇与和东县委书记张桂如会合，一同到桐峪出席会议。一路翻山越岭，在敌占区穿行，竟安然无恙，全得力于情报准确，信息畅通。

　　县政府民政科长孙家吉，有次接上级指令，护送769团伤员到辽县。夜黑天低，阴云密布，他带领武工队和几个民兵，从皋落接了17个伤员，经赵壁、梭罗峪，又翻山到井沟，先将伤员藏在一堡垒户家里，并与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准备好干粮、鸡蛋，又绕过三都哨房，从和顺牛川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路，徒步240里，终于用九天时间，安全将伤员如数、安全交给所属部队。

　　第六章 决胜之役

　　红色摇篮小东峪

　　1941年底，敌人从东冶头出发，第二次秘密袭奔皋落。夜半时分，月亮寒光灼灼。待接到情报，正组织群众转移时，街上已经站满了穿黑衣的伪军。县政府机关人员带领群众冒着密集的子弹拼死突围，抢在敌人的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到达安全地带。此后半个月间，敌我作战11次之多，皋落孤城难守，县委、政府后撤至30里外的簸箕洼、小东峪，只留政府秘书赵子厚带三个工作员、六个通讯员在皋落坚守。

　　晋冀交界群山间的小东峪村，呈东西长、南北窄的狭长地带，东临河北省的赞皇、内邱，西通皋落。抗日战争时期，昔阳北面与南面通往河北的线路统统被敌军封锁，唯有从皋落经小东峪一线可与河北贯通，岭下便是冀西根据地。

　　那时节，县城及周边村庄不堪忍受欺凌的百姓和游击区内不愿意维持敌人的群众，跋山涉水，来到这个总面积三平方里的山村避难，山沟、套掌都住满了人。家在县城河西村的宋乃斤是最早来到小东峪的外来户之一。其子宋志兴为昔阳县早期共产党员，九龙支队创始人，时任129师第10旅28团政治部主任。为避免敌人抓捕，全家来到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先住羊圈套的石崖，后搬回村中。宋志兴提着脑袋干革命，根本谈不上照顾家庭。老人和二儿子刨地耕种，还学着山里人，砍山卖木，淋柏油，赚钱养家。三儿子在南岩抗日高小读书，闺女和孙子读小东峪初小。与村人相处，谦逊正派，友善和睦。过年时，村干部常拿一斤白面去慰问，双方抱拳作揖，互贺新春。从1937年开始，他们在这里整整居住八年，直到抗战胜利。

　　昔东县政府进驻时，河边农家院的一间六平米的小屋便是县长的住处兼办公室。上院北房为政府开会、办公之地，上头庄一个院落曾做过看守所，关押敌伪人员和汉奸、特务。有个院落专门造枪、造地雷。官房院为军队的缝纫社，专做子弹带和其他军用品。西头院是毛织厂、织袜厂，学校院为县供销联合社和染坊。山上的水井洼开办过党校，抗日高小和县文工团分别住上头院两串院。秋后，全县教师也在这里集训一个月。

　　每年扩招新兵，小东峪是集中培训之地。多少农村来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听部队来人讲课，拿枪练射击、拼刺刀。集训完毕，有的被带下山到河北，有的就地编入昔东独立营。

　　那时节，经小东峪一线进出晋冀的抗日工作人员、党政军干部、部队络绎不绝。小东峪是驿站、兵站、中转站，休息，住宿，补充给养，诸事繁多。每天，“嗒嗒”的马蹄声不绝于耳，蜂拥的人群应接不暇。为搞好服务，村里专门设立应差处，每天有一个干部负责接待。一次，八路军三个团从河北开往山西，连过了三天兵。老乡们便自动在路旁支起大锅，为战士们烧水。

　　秋后，昔东大部分村庄要经这里往河北运送军粮。每天从早到晚，成群结队的运粮队伍到来，得安排吃住，安排牲口喂养，买柴，买草。冬天大雪封山，道路受阻，全村男女老少便上山扫雪。小东峪距嶂石岩二十多里山路，光滑难行，尤其从村口到黄安垴界碑几近直路，人在上面根本站不住脚。扫雪人带干粮，晚上回家，一连几天，才能清理完毕。

　　昔东那时没有医院，前方打仗负伤的战士，必须由皋落转经小东峪，再到河北嶂石岩。战争频仍，每天总有三五副、六七副担架，如遇较大战斗，甚至会有二十余副担架转来。需要这个60户人家的山村全半劳力齐出动，才能完成任务。

　　从小东峪到嶂石岩，危崖峡谷，落差几百米，翻山越岭，沿途尽是坡、岭、沟、坎，有的地方直上直下，寸步难行。为保证伤员安全，抬担架者只得一小步一小步地蹒跚着前行。区区几十里路，来回一趟得一天时间。出发时身上带个糠面窝头，中途饿了干啃几口。天黑回来，浑身酸痛，口干舌燥，连话都懒得说。而他们乐此不疲。

　　也有的伤病员被转运到这里的老乡家医治、疗养，由公家供应粮食。每遇敌人扫荡，乡亲们总是先将伤员转移，才顾及家人。

　　那些年，公差多，接待任务大，不少人家土地不能按时播种、收割，加上敌人摧残，生活艰苦，但大家无怨无悔。还同别的村庄一样，妇女做军鞋、缝慰问袋，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小小山村，负伤、牺牲、致残军人竟达六十余人，每六户便有一人。

　　是小东峪这样的村庄，用热血，筋骨，躯体，撑起抗战的脊梁。

　　东庄岭战斗（上）

　　1942年春节，随着频频捷报款款到来。1月间，独立营一连以远距离奔袭，第一次围攻凤居据点。利用先前建立的内线，已掌握凤居及周边的敌情报网和敌人存粮等情报，仅用20分钟，俘获伪军10人，夺回粮食十余万斤，缴获部分武器弹药。闪电突击，震撼了敌人的统治核心。2月里，独立营陈英林营长带领侦察员潜入东冶头附近，摸清盘踞于东冶头据点的兴亚会活动规律，而后诱敌出洞，迂回设伏，将三十余兴亚会成员包围在大瓦邱村前三叉路口，一个多小时战斗，除一人逃跑，其余或被俘，或被歼。东冶头兴亚会从此覆灭，敌人伸向昔东县北部的魔爪被斩，只留头目王义恒侥幸保住性命，逃回了县城。

　　一进5月，形势又开始紧张。日军三万兵力同时出动，疏密前进，向太行根据地“铁壁合围”“铁桶合围”。就在那次大规模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光荣牺牲在辽县麻田十字岭。

　　其时，太行一地委（冀晋特委）驻赞皇县里川沟，面临驻赞皇、昔阳日军东西两路合击。皋落，又一次面临着战火的严重考验。

　　昔东中心县委已于头年9月撤销，陶鲁笳调任二地委副书记，周璧调一地委任组织部副部长。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晋冀豫区党委决定，昔东与平东、和东三县划归一地委领导。原河北省临城县委书记赵抱一转任昔东县委书记。

　　一地委书记高扬来到昔东，同县委共同研究部署反扫荡工作。东沟不能待了，高扬和赵抱一、县委副书记张桂如、组织部长张克前撤退至小东峪村后山的铁背岭。从铁背岭俯瞰嶂石岩，感觉好似在脚下，实际上攀山架岭、下沟越涧，相距甚远。一行人就沿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断裂带行走，边撤退边办公，星夜来到北岩村的山上。

　　北岩村被悬崖峭壁包裹，半山腰凹入的深崖蜗居着几十户人家，古老而神秘，堪称世外桃源。穷苦百姓此时不知，就在离他们不远的高山老林里，几个人正在初夏的爽风中纵论天下大事，对他们的命运重新安排。

　　赵抱一显然已对昔东情况了如指掌，他说，“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反维持斗争的成果已经扩展到敌据点凤居、三都、东冶头附近，县城之敌几近孤立，瓮中捉鳖的态势正在形成。敌人频繁扫荡，只是强弩之末，垂死挣扎，根本挽救不了覆灭的大趋势。”

　　高扬背靠大树，低头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图形。从全区到昔东，以敌我力量对比，一个大胆设想浮上这个分区书记的脑际，“集中兵力，给敌人狠狠一击，扭转战局！”高扬说着，将树枝折成两截。

　　当高扬、赵抱一回到东沟村时，129师新一旅一个营已由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率领进驻皋落，区民政厅厅长兼公安总局局长李一清同时带队来到，独立营也集结待命。高扬、秦基伟、李一清聚首，一场战略性作战正在酝酿。

　　此前不久，驻昔城日军挺进赞皇，路经皋落时曾进行洗劫式扫荡。6月9日，驻东冶头、凤居的日军、伪军二百余人分两路进犯皋落，欲借扫荡的余威包围歼灭昔东抗日政府。

　　苍天不负人，敌人送上门来，自取灭亡。时不我待，新一旅、独立营陈兵青沙岭和溢河口，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阻堵前往皋落的通路。

　　驻凤居敌人根本没料到在青沙岭遇阻，仓皇间转头向北，企图迂回皋落西山的东庄岭。驻东冶头敌人意外被堵于溢河口，情急之中调头退回车寺，也欲经东庄岭进攻皋落。东庄岭于是成为敌我必争之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凤居、东冶头敌人尚未汇合，我军战士早已经西沟移师于东庄岭，同先到的敌人接上了火。东庄岭是个广阔的高垣，地势平缓，敌人源源不断从北面的山坡进攻，我军在南面筑成防线阻击。在几近平坦的山顶，枪对枪，炮对炮，明火执仗；你进我退，你退我进，互不相让。最后打成胶着状态，无论哪方都欲退不能，谁退谁失败。

　　东庄岭伏击战打得惨烈，五里之外的县委机关所在地东沟，枪炮声尽日不绝。机关干部和当地群众，在统一指挥下，就地组织抬担架、送干粮、送水、送弹药。耳边是飕飕弹雨声，前面是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人们奋不顾身支援前方战士，亲身经历着战争的考验。

　　战斗从早晨直打到下午。待夕阳如血般染红西边的天空，敌人在东庄岭战场扔下一百多具尸体，鼠窜而逃。东庄岭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却到处有烧焦的土地，遍野是火药的气息。

　　人们后来才知道，指挥这场战斗的正是秦基伟司令员，李一清亲率独立营参加战斗。

　　东庄岭战斗在根据地影响广泛，人们唱着歌谣传送着大好消息：“新一旅真勇敢，从河北往山西赶。秦首长下命令，一三五连打前阵。配合咱昔东独立营，东庄岭打了个漂亮仗，从此局势才稳定。”

　　东庄岭战斗（下）

　　现年92岁的老干部赵满仓，曾亲身经历东庄岭战斗。他回忆，1941、1942两年，是昔东抗战最艰苦时期。为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抗日政府命令各村推倒维持，疏散群众。他的故乡陈村是县城、凤居敌人围剿皋落的必经之路，又是维持村，乡亲们终日惶恐不安，度日维艰。

　　1942年，17岁的赵满仓给本村地主当长工。因躲避敌人扫荡，跟随东家被迫疏散到东沟村。6月间的那次扫荡，皋落、东沟都不能住了，便逃往马岭下的河北内邱县长沟。逃跑路上，头顶不时有子弹飞过，一个人挑着九支被、两领毡，爬山越岭，越涧过坎，实在太危险、太艰难。无奈之下，只得丢掉扁担的一头，肩扛其余铺盖行李下到岭底。战事稍缓后返回东沟，东家地主责怪他为什么把那些行李丢掉，那可是我一点一滴血汗积累的呀！你是我雇来的长工，为什么没有把你丢了？一怒之下，不容分说，甩出冷冰冰一句话，“该哪发财哪去吧，这庙盛不下你！”

　　赵满仓被赶出来了。父母早丧，无家可归，该到哪里呢？此时正值已回到皋落的县政府贴出告示招募组建民兵连，发枪支、子弹，回农村配合部队行动。春耕播种在即，首要任务是掩护疏散的群众平安返村，按时播种。他毫不犹豫就报了名。

　　在皋落，赵满仓将疏散的乡亲集中起来。从皋落返陈村，须过青沙岭，经青叶底村，20里路程。当他带领大伙出发时，东庄岭战斗已经打响。青沙岭有八路军战士布防在战壕里，前方指挥部也设在这里，密集的枪声不停传来，也不时有彩号被抬下来。赵满仓荷枪实弹，指挥大家冒着危险通过青沙岭，终于安全回到村里。

　　赵满仓动情地说，“没有东庄岭战斗，我们就回不了陈村，春耕播种也就不能进行。”

　　东庄岭战斗结束后，赵满仓由县青救会负责人赵允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陈村第一个党员，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团结乡亲迅速摧毁了维持会，建立了村抗日政权。

　　赵满仓还说起东庄岭战斗两个细节——

　　“敌人扫荡疯狂时候，群众就传说杨县长到河北搬兵，秦司令部队来了，咱们有了希望。其实，那时的县长已换成张君英。”

　　“东庄岭战斗打响后，趁凤居据点空虚，我军一支部队从赵壁川穿插进去，抄了敌人后路。运用围魏救赵的策略，削弱了敌人正面作战的力量，这也是东庄岭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

　　东庄岭战斗打得干净、利落、彻底，敌人妄图消灭昔东抗日政权的阴谋彻底失败。此后，敌人再没敢采取围剿皋落的行动。根据地进一步往外扩展，边缘地带游击区的维持会如雨中水泡，一个个破灭，敌占区地盘日益萎缩。次年初，县委前方办事处的工作开始面向县城10里外张家岭下的东沟、毕家岭、长胜岭、武家坪以及路西的南冶头、北亩、郭庄、孟壁、南峪等村，对县城成觊觎之势。

　　在昔东抗战史上，东庄岭战斗被称为重要转折点。

　　迎接战略反攻

　　那年孟冬，昔东根据地普降大雪。马岭、鹤渡岭、虎寨岭、段岭白雪皑皑，在阳光照耀下，晋冀大地金光灿灿，分外妖娆。

　　昔东县委和独立营联合干部会议在银装素裹的皋落召开，赵抱一传达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开展对敌斗争的重要指示，陈英林宣读邓小平重要文章《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区的严重局面》。

　　会议认真总结抗战工作，重新感受艰苦岁月中昔东根据地军民的沸腾热血、火热情怀。

　　多少农家子弟成为八路军战士。1937年11月，由四个区的游击大队组建成昔阳县游击纵队，翌年2月底其中的一、四大改编为129师汪乃贵支队第二营。二大队和三大队、直属中队分别编成的九龙支队、太行支队，组建为晋东游击队，1939年又改编为保安六团（即王树声指挥的八路军太行边区纵队第六团）。1940年6月，与边纵一团合并为129师第10旅28团。1938年12月，在原九龙支队一个连基础上组建的昔东独立营，作为地方武装，曾经长期与昔东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昔阳解放后，合编为八路军50团第1营，开赴河北参战。1939年初，昔东八路军办事处组建的正太游击总队昔东县第二大队，于1940年7月编入129师新10旅28团。1940年3月成立的昔东县地方武装联合指挥部下辖武装，7月间除留一个连（即昔东基干连）为地方武装外，其余编入129师。

　　早在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时，曾以昔东全体民众之名，镌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荣誉碑》，高高矗立于皋落镇东南的万粮山上。抗高教员李棣园的正楷“民族魂”，凝聚了昔东八万同胞的怀念之情——“八路军者，我中华民族最优秀之子孙也……就我昔东而论，八路军来驻此间者，将近三载于兹矣，军民关系无时不如兄弟手足，其足迹所至，不特秋毫无犯，且对我各阶层同胞之团结进步尤多帮助，故时人咸谓：八路军为老百姓之队伍，诚不虚传也。至于在昔东所经战斗，先后大小不下二十余次，歼敌在一千以上。其中大者如黄岩、泥澄口、桃躯、东冶头诸役，我将士前扑后继，每次斩获均在一百以上，而在此数次战役中，我八路军将士光荣牺牲者当不下五百余人。”

　　此刻，万粮山上的八路军荣誉碑，披银耀金，熠熠生辉。与会人员遥望丰碑，向牺牲的先烈致敬。

　　皋落镇几经劫难，又恢复往昔的和平、热闹景象。街头，人们围着抗日政府的公告在议论，民兵在余雪未消的田野操练，几个妇女干部沿街挨户收集军鞋。

　　一队儿童团团员肩扛玉茭秆做的枪杆，迈着正步雄赳赳走来，歌声伴随节奏迎风飘扬：“青天呀蓝天，蓝格莹莹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部队上了前线。叫声呀老乡，听分明，这可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八路军呀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要帮助八路军。军民要合作，军民一条心，赶走那日本鬼子享太平。”

　　抗战形势鼓舞人心，继续战斗刻不容缓。结合昔东抗战特点，会议一致决定：

　　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首先集中力量，打击、削弱直至拔除东冶头、凤居敌据点，打击最反动、最顽固的特务武装宪兵队和兴亚会。

　　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宣传发动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加强敌工工作，首先把我们的工作渗透到伪警备队中间。

　　在经济上，贯彻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方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会议决定，县委领导分工负责。赵抱一分管凤居据点方向，包括赵壁、川口、平原、赵庄一带；副书记张桂如分管三都、李阳两个据点，即杜庄、水深、水峪、白羊峪、牛川一线；组织部长张克前分管东冶头据点，即天圣庙、葱窝、东固壁、口上、丁峪等老二区，以及老五区的峰洼、民安、台上、河下等村庄。

　　一场对日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在酝酿、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