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也

　　这是甘肃靖远县百岁老人张志德临终前的嘱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挣扎着对后人们交代，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他的西路军哥哥，哪怕找到对方的后人也行。老人断断续续地讲了他和这个结拜哥哥之间的感人故事：

　　1936年10月，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西路军（主要指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在河西走廊孤军奋战，由于与国民党军队兵力悬殊，加上张国焘的错误指挥，最后粮绝弹尽，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这场血仗打完之后，陆陆续续有西路军将士从靖远县双铺子村经过，有的装扮成看病的医生，有的装成算命的先生，有的假装是做买卖的，还有许多人穿得破破烂烂，扮成乞丐，边走边要吃的。我的结拜哥就是一个穿着一件烂羊皮袄要饭到我家里的。

　　他来到我家的院子边上，我正好从院子里走出来。

　　我在门口站定了，朝来人打量一番，问道：“你从哪儿来的？”

　　来人回答：“我是从靖远来的。”

　　“听你口音像南方人，怎么从靖远来？”

　　“是这样的——”来人知道自己的口音泄露了天机，便急忙编了一套谎话：“我是国军八师的，去年打红军路过靖远，因为病了掉了队，就在老乡家里干一点零活挣口饭吃。”

　　我侧着头看了他一会儿，又问：“你们第八师的师长叫啥名字？”

　　“毛炳文。”

　　我察言观色，觉得来人根本就不像国民党官兵，因此便说：“你们的师长不是毛炳文，应该是毛泽东吧！”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句带刺的话，把来人搞蒙了，他整个人像冻住了一样，站在地上不动了。他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民团的头目，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从他的眼神来看，他正在左顾右盼，好像正准备逃跑。

　　正在他绞尽脑汁的时候，我先开口了：“我原是国军二十六军的，去过湖南，同红军打过仗，后来我们部队编入红五军团。我现在请假回家奉养母亲。”我临时编出这套谎言，是想看看对方有何反应。

　　听到“红五军团”这几个字，来人脸上紧张的神色减退了许多。看样子，来人是一个屡经风险的红军干部，仍然不敢相信我这位陌生人。因此，他只是淡然一笑，似乎姑妄听之。

　　我告诉了他许多有关红军的情况，并问他有什么难处，准备上哪儿去，这种怜悯之心绝大部分出于自己逃荒要饭的苦难经历，也是出于对红军将士的无限崇敬之心。

　　来人仍不想暴露真实身份，只说要回老家去。

　　我劝说道：“不要回家，当红军好！红军就在庆阳，你到了庆阳，就找到红军了！”我边说边拉着来人的手进了院子，盛情挽留道：“今晚你就在我家住一宿，明天再走。”

　　来人半信半疑地跟着我进了院子。走到屋门口，我又问：“你在红军队伍里做什么？”“当伙夫。”来人回答得很简洁。

　　看来真诚能开金石，来人无形中已默认了自己是红军。

　　我打量着他，笑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吧，可能官还不小呢！起码是个连长、营长什么的。”

　　红军军官一笑置之。我也知趣不问了。我领着他走进我家的一间小房子，屋里很简朴，炕上放着几条破烂被褥，但是比较干净。

　　我妈正在房中拾掇衣物，我说：“妈，来了个客人，您给他做点饭吃吧！”

　　我妈望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红军干部，慈祥的脸上露出了怜悯之色。她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出门在外的人，难呦！”说罢，便吩咐我去打洗脚热水，她自己则动手去做面条，还炒了几个青菜。

　　炊烟一起，小房子里显得暖融融的，把红军军官心中的那份惊悸疑惑，变成一片温暖。

　　他用我端来的热水洗了把脸，又烫了烫脚，那感觉或许如同从原始社会一跃而回到文明时代。是的，自从西路军惨遭失败以后，他这还是第一次用上热水呢！就在烫脚这一瞬间，似乎连日的疲劳都消失在热水里了。

　　等他洗完了脸，我妈又端来了热饭热菜。他拿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发出一种津津有味的声音。这声音，在我妈听来如泣如诉。她幽幽地望着他，眼中泪光闪动，仿佛有一股酸水在心中荡漾着。我们是受苦人家出身，见到受苦人就惺惺相惜，伤心落泪。

　　等红军干部吃完了饭菜，我又像故友重逢，兴致勃勃地想与他攀谈。我妈却责怪我：“客人劳累了，你让人家先歇着吧！”

　　我无奈，同我妈一起走出了小房子，又轻轻地把房门带上，叮嘱红军军官早点歇息。

　　夜已渐深，门外各种声音都已消停。在万籁俱静的深夜，在陌生的小房里，离群索居的孤独感，可能像阴云般笼罩着红军军官的心。

　　半夜三更，我起床小便时，从门缝中悄悄地看到，那位红军军官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或许，他在想：即便老大娘和她儿子是好人，可万一来了民团怎么办？

　　第二天清晨，等红军军官在沉睡中醒来，睁开眼一看，天已经大亮了。他失声喊道：“哎呀，糟糕！”急忙跳下炕，开门走出去，正好和我撞了个满怀。

　　我问：“你干什么去？”

　　他歉意地说：“打扰你们了，谢谢，我该走了。”

　　“不能走！”我着急地上前拦阻。

　　说话间，我妈也来了。我们俩一再挽留红军军官吃了早饭再走。对方见盛情难却，又见昨晚一夜平安无事，便留下来吃了早饭。

　　饭后，红军军官再三道谢，准备上路。我妈却依依不舍地拉住他，摸着他的干粮袋问：“这里面是什么？”

　　她见对方吞吞吐吐，不敢直说，便一手夺过干粮袋子，从里面倒出一小堆发了霉的食物：一个饭团、几块干馍、两捧豆子、一撮炒面……这都是红军军官沿途讨要来的。

　　我妈叹了口气，眼里含着泪，说：“这哪是人吃的呦！不要了，都给我留下喂猪！”

　　她把干粮袋抖干净，把早就预备好的一簸箕白面馍馍端来，一个一个地往干粮袋里塞。红军军官望着我妈微带颤抖的双手，渐渐地，双眼变得湿润起来。或许，此时此刻，他心中涌起一股又炽热又酸楚的东西，他可能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啊！母亲！多么慈祥的母亲，多么伟大的母亲啊！

　　红军军官双眼噙泪，对我母亲和我说：“我们湖南有句民谣：‘儿行千里离不开娘，子弟兵离不开好老乡。人民是我们的亲娘，无论过去、现在、将来，共产党人永远离不开人民！你们娘俩的恩情，我将终生难忘！”

　　我妈说：“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子弟兵。为了我们，你们连性命都舍得。我们给你们送点吃的，算个啥！”

　　我妈装满了干粮袋，帮红军军官背到身上，又和我一起送他出院门口，指着前方嘱咐道：“你从这儿向前走，过去不远就是通往干盐池的大路了，再往东走就是红军的地盘了。”

　　红军军官谢过我妈和我，正要启程，我妈对我说：“他对这里的路不熟悉，你送送他吧。”

　　红军军官见这我娘俩这么热情，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盯着我说：“我死里逃生，今天算是碰见恩人了。”说完他拉着我的手说：“我认你做弟弟吧！”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我正好是一个独子，没有哥哥呢。”红军军官说：“我也是独子，咱们两个正好是兄弟俩。这样吧，咱们今天当着大娘的面，就以磕头为证结拜弟兄。”我让我妈坐在炕沿上，然后拉着红军军官的手，齐齐地跪在我妈面前，磕了三个头。随后，我说：“我今天认了个哥，我得给哥单独磕个头。”还不等红军军官阻拦，我已经磕了一个响头，然后亲切地叫了一声“哥哥”。两个人又共同叫了一声“妈”。那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坚强汉子，也许离开母亲太久了，也许是他经历的苦难太多了，当他叫“妈”时已经流下了长长的两行眼泪。我妈连忙用手掌替他擦干泪水。

　　红军军官站起身来，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军官腰里扎着皮带，还别着一把手枪。他把照片交给我说：“兄弟，今后不管走到那里，你拿着这张照片一定能找得到我。”我像得到宝贝一样，收拾好了照片，然后取过一根棍子交给我的结拜哥，说：“哥，出门手里提根棒，又防野狗又防狼。”

　　我又把别人送给我的四根香烟送给结拜哥，让他带在身上，困了抽上几口能解乏。

　　结拜哥再次谢过我们，正要起身上路，我妈对我说：“送送你哥吧。”

　　结拜哥欣喜地和我并肩上路，我一直把结拜哥送到大路上。

　　临别时，我的结拜哥紧紧握住我的手，双眼泪水朦胧。或许，他的心魂，已从莽莽荒原落入另一个梦境，此刻已不是朔风凛冽的严冬，吹在他身上的只是暮春时节那混合着百花香气的春风。兄弟的温情，家庭的温馨，这些本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此刻在他心里，或许都变得无比的清晰……

　　我的结拜哥含着感激的泪水，久久凝望着我，似乎不忍离去，因为我们不是在闲云流水中认识的，而是在患难的险境中，在生死存亡的险途中认识的，可谓患难见真情。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分手后，我的结拜年哥几乎是一步一回头，走出一百米外，还回转身来频频挥手。我久久地站在原地，深情地目送着他……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我妈早已作古，我也是年逾古稀了。但结拜哥的音容笑貌经常浮现在我眼前……

　　解放后，当年的红军军官只要是活下来的人，大都成了大干部，许多人还成了将军。他们退休以后就有了充足的时间。我的哥哥或许时时刻刻惦记着落难之际在靖远县结拜的我这个弟弟。他肯定在心里想：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母子俩的情况怎么样了，老妈妈肯定过世了，弟弟一定还活着，他为什么没有来找过我呢？是忘了照片的事了，还是有什么困难？

　　1973年5月的一天，我们双铺子村突然开过来许多小汽车，这可把村民们惊得不轻，大家围过来看稀罕，指手画脚地说个不停。这时候，从小汽车上下来一个干部模样的老人，大约六十多岁的样子。老人在甘肃省委、靖远县委领导的陪同下，一下车就打听这个地方是不是叫双铺子村，村上的人说是。老人又问：“这里早先有一个老妈妈和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儿子，现在可在村里不？”村里人都回答不上来。村支部书记秦旺财把这些客人领到自己家里，因为秦旺财的父亲是双铺子村的老户人家，对双铺子村的历史比较清楚。可是他老人家绞尽脑汁也没有想明白来人要找谁。远道而来的老人找不到要寻的娘儿俩，非常失望地走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秦旺财家串门，喝茶闲聊，秦旺财的父亲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情来，我惊讶地说：“哦哟哟——当时你咋不叫我一声？那个老人寻找的很可能就是我，他是我的一个结拜哥呀！”

　　接下来，我向秦家父子讲起当年和那个红军干部结拜弟兄的经过。秦父惊叹、后悔不已：“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们娘俩呢？”

　　“你快去找找他吧。说不定，他已经当大官了！”秦旺财向我提议。

　　我摇摇头：“我怎么好去找他？我早把照片弄坏了。当初，我哥把照片递给我，我包了好几层布，然后别在房顶的椽缝子里，心想这地方最保险，永远丢不了，结果到1964年我取出来一看，照片上啥也看不出来了，因为我家的房屋漏雨，水把照片淋坏了。再说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不想去给他添麻烦了，也免得人家说我攀高枝。”

　　“模样记得不？”

　　“模样还记得，一个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中等个子，上身的军装比较长，腰里扎了一条皮带，还别了一个精溜子手枪，两只手背在后面，一看就是个军官。”

　　就这样，在以后的数十年里，我一直都没有去找过我的结拜哥哥，但我心里时刻记着他年轻时的模样。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暗暗地想：西路军哥哥，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