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晓康

　　是的 我们都要凋零

　　从不曾想到要名垂青史

　　甚至不需要一块墓碑

　　我们默默地前行

　　把果实送上枝头

　　——引友人的诗

　　他们的微笑很真诚，他们的握手很有力，他们的情感很淳朴，他们的友谊很持久……他们是四川省黑水县芦花镇的一个有情有义的藏民家族。哦，黑水……

　　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黑水，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个县，面积4356平方公里，人口56115，称得上“地广人稀”。人口中藏族占80%，汉族占14%，其余的是羌族和其它少数民族。黑水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3544米，高差1000至2000米。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峰8座。境内河流纵横，水量充沛，黑水河、毛尔盖河、小黑水河和48条溪沟，形成树枝状水网，年平均地面水流总量61.8亿立方米，地下水储量4亿立方米。在古时候，人们将这个地方视为“人马为土、商旅裹足”的边寨不毛之地，英国探险家称这个地区是“中国最鲜为人知的地方”，而现代的都市人则认为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旅游胜地。

　　的确，黑水县有十分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东北面有卡龙沟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和神奇的喀斯特地貌，西北面有新近发现和正在旅游开发之中的打古冰川，西南方向有奥太基和奥太美雪山，藏语分别意为“群山之父”和“群山之母”。在打古冰川附近的森林里，有着繁多的动植物群：金丝猴、扭角羚、白马鸡和野牛，另外还有天麻、贝母和虫草等名贵药材。可是，当年的红军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旅游，而是迫不得已进行的一次艰苦卓越的万里长征。红军翻越的5座雪山，有3座在黑水境内。黑水的那些雪山、草地、森林、冰川、河流，皆成为考验红军指战员生命极限和意志品质的天然障碍。

　　作为老红军的后代，我曾多次想要去黑水实地探访，深入了解一下父辈们在那里的经历。但由于种种“忙”的原因，终没成行。后来无意间结识了一个名叫苏朗彭初的藏族青年，得知他是在黑水小有名气的“红色文化四代守护人”，我既惊讶又兴奋，感觉他象是神灵为了圆我一个心愿，特意派给我的一位使者。果然，在苏朗彭初的热情邀请和帮助下，我与他象亲兄弟般携手走进黑水，在当年红军留下的足迹上体验了许多许多，同时也深思了许多许多……

　　在距黑水县城区约1公里的一处山坡上，有一幢很显眼的藏式老房子，这幢房子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墙体上的每一块石砖似乎都雕凿着一段神秘的往事，每一条裂缝似乎都讲述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有故事有故事，故事多多有了。”苏朗彭初作为这幢房子的继承守护人，他急切地把他所收集整理到的故事向我一一道来。

　　故事的开头部分是苏朗彭初的曾祖父泽旺传下来的。泽旺曾是一位享有“好心人”口碑的头人，在他的管理下，当地的藏民一直保持着自耕自牧、与世无争的封闭生活。生活虽然清贫，但也算祥和。可是到了1935年6月，紧张的气氛突然笼罩了黑水地区——国民党为了消灭红军，指令黑水的少数头人士官胁迫藏民“坚壁清野”，所有藏民要躲进深山老林，使红军如入无人之境，面临既无向导，又无通司（即翻译），更无食品和衣物等物资的困境，并且颁发了《惩治条例》，以防藏民帮助红军。

　　据头人泽旺生前口述，国民党是很注意宣传的，他们在预判红军可能的“逃窜”路线地区展开骇人宣传，称红军是“共匪”，是一群凶残的、喜欢吃人的红眼睛怪物。更形象的传言象一股飓风席卷整个黑水：“红军的眼睛是红色的，来了就要挖地洞活埋人，还要往里面浇开水。”对于从没听说也从没见过红军的藏民来说，这些宣传是卓有成效的。

　　1935年7月10日这天，红军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黑水，当地群众惊慌地逃到山上，红军每天派一支小分队在山脚喊话：“我们是你们的队伍，是你们的兄弟红军，回家吧，回家吧——”

　　连续三天的喊话毫无效果，红军战士把嗓子喊哑了也无一人应答。想想看，“来了就要挖地洞活埋人，还要往里面浇开水”，如此恐怖，谁敢回家？

　　泽旺生前口述的记录剪辑是这样的：

　　1935年7月10日

　　傍晚，浩浩荡荡来了一支大概有几千上万人的红军部队，我带着一家老少20多人，逃到我家对面山坡上观察红军。

　　7月11日

　　一早，看见我家四周大概方圆20——30亩地都住满了红军，搭了4个大帐篷，每个上面插了一面红旗，小帐篷密密麻麻太多了数不清，我家四周隔两三米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红军战士站岗，我家屋顶上也有一排红军战士站岗，红军在我家前面大草坪里开大会，草坪中间搭了一个台子，有几位大概是红军首长在上面讲话。除了哨兵未动外，其余红军全部围在台子四周，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鼓掌，会议内容听不清，会议最后，有一名红军上台（大概是喊歌）一喊，全部红军都在唱歌，声音非常大，好像地都在动。

　　7月12日

　　红军猜到我们逃到山上，派了一支红军小分队，沿着我们躲避的山脚下喊话：“藏族同胞们，回家吧！我们是你们的兄弟！红军是不杀藏族同胞的！我们是帮助你们的部队！”上午喊话回去，下午又来喊到天黑。另外，有很多红军都到我们家的地里收割麦子，当年我家的冬麦青稞有70——80亩。还有一支红军部队，到我家东面的山上宰杀耕牛背回我家，当时我们的耕牛都放在这座山上，我家当时有46头耕牛和19头奶牛，我当时非常心痛，因为我们农民全靠耕种土地，没有了耕牛，那么多地无法耕种了。

　　7月13日

　　一早，红军小分队继续喊话，我这几天对红军宰杀耕牛和收割粮食的浪费（当时红军收粮时，只摘麦头，不割麦秆，这样很多的麦头掉进麦秆中浪费很大）我决定冒一次险，去见一见红军，因此我下山去见喊话的红军小分队。当时红军见到我非常热情高兴，拉着我的手争着说：“终于见到您了，您太不了解红军啦！红军对你们根本没有威胁，带着您的家人快回家吧！”但我还是没有叫我一家老少，一个人跟红军回家了。到家后，屋内上下住满了红军，唯独二楼主屋没有住红军。到了二楼后，大概是红军首长，住在二楼偏房的红军和三楼的几位红军拉着我的手说：“老乡啊，麻烦你们啦。我们只是经过这里，住上几天就走。”红军的热情让我对红军放松了警惕，开始和红军交流。我以谈判的形式告诉红军，耕牛不能再杀啦，收粮也不能这么收，为什么不能宰耕牛，为什么不能这样收粮……结果红军马上向我道歉：“对不起，我们宰杀牛，以为那些牛是野牛。收粮，是因为我们为下一步过草地筹粮，但这是我们借，不是白拿，您相信我们，将来一定还给您。”经过一番谈话，我发现红军完全是一家人一样，太好相处和讲道理。我马上告诉红军：“好，我马上去把我的家人接回家，教你们怎样收粮，帮你们筹粮。”

　　于是我到山上把一家老少接回了家，当天晚上还和几位红军首长一起喝青稞酒，交谈至深夜。红军向我了解我们当地的民风民俗，还讲他们红军的一些目的等。我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这支红军部队一定会成功，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民和为人民所想，所以他们一定会受人民的尊重和拥护。

　　7月14日

　　一早，我安排5名女工带着红军去收割我家的小麦和青稞，红军答应不再去宰杀耕牛，我安排3名男工，宰杀我家的5头猪，为红军改善生活。我带上儿子王扎和红军的一个小分队到热拉山上去宣传红军只是路过这里去干大事，不偷不抢，很尊重我们，希望大家支持红军。亲戚朋友为红军筹集粮食上万斤，当天就拉回上千斤，其余的粮食由亲戚朋友们后面送来。

　　7月15日

　　一早，我和儿子分了两路，我到泽盖、果汝宣传红军政策，继续为红军筹粮，儿子到塔子黑、塔子穴去带我的口信，希望亲朋帮助红军筹一些粮。

　　7月16日

　　我和儿子继续到各地去宣传红军政策和筹粮，其余一家老少在家教红军制作青稞酒的方法。

　　7月17日

　　一大早，附近的很多亲朋都送来了很多粮食和油饼、干肉，红军都做了登记，我也做了一些记录，告诉他们将来一定还。红军不还，我来还。

　　7月18日

　　早上，从其它地方来了一些红军首长，住在我家的红军向他们介绍了我，他们都跟我握手，很感谢我对红军的理解和帮助，而且有个红军还给我儿子送了一顶军帽，希望他参加红军。当时我儿子只有十五岁，我舍不得，没有同意。当天红军在我家三楼开了大半天会，一些小红军跑上跑下，忙了一天。晚上，开会的红军首长和我们一家人在我们客厅里喝酒、唱歌，我还教了红军一些打仗前的出征号子、敬酒歌。突然，有一位说是从瓦钵寨子过来的红军，他问，你们的“哦——嘿——嚎哟——”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这是出征号，也代表冲锋号。他听了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太感谢您啦！泽旺头人。”我没有搞懂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后来才明白，红军是因为了解到当地有的藏民偷袭红军时的冲锋号声而高兴。

　　7月19日

　　早上，芦花地区的土司派人叫我去见他。吃过早饭，我就去见他。他一见我很热情地接待我后，问我红军的情况。我就把这几天与红军接触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些，特别把红军对我们的民族政策、纪律，详细地讲给了他。后来他就问：“红军真的是路过，而且不会长期驻扎吗？”我告诉他不会的，红军只是在我们这里筹些粮食，准备过草地用的。土司听我一番解释后，马上就答应为红军筹粮，并且马上通知了四美、沙盘沟、铁别等所有管辖区的头人，带领老百姓为红军筹粮、捐物。下午我回到家，告诉了红军这个好消息，而且告诉红军，芦花土司管辖区是黑水境内最肥沃的良田，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红军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抱着我说：“太感谢你啦！你真的是我们红军的好兄弟！好朋友！红军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记住你这位藏族好兄弟！”晚上，我和几位红军首长一起喝着青稞酒，谈到深夜才睡。

　　7月20日

　　这天一大早，我把我家所有镰刀都借给了红军，几位红军首长都参加收粮食，其中有一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首长去了四美，我带着一位红军首长到塔子黑去收粮，还有的到泽盖、谷汝、热拉等地去收粮。我们到了塔子黑山上，看见右边几个山谷：四美、沙盘沟、德石窝；左边几个山谷：热拉、谷汝、泽盖。对面几个山谷：日多、查拉、铁别，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红军和藏民都在收粮。这种场面千年难遇，万人收粮，场面太壮观了。我心想，这还是感谢芦花土司的号召。下午我们回到家，有的首长还没回家，回到家的都是高高兴兴的。晚上，红军都没有休息，都在打麦子至深夜，有的还打到天亮。不过，粮食很容易打，因为红军来后老百姓都跑到山上去躲了几天，最佳收割时间已经过了10天左右。

　　7月21日

　　这天是非常热闹的一天，一大早就来了很多从各地送粮的红军和一些藏民，都堆放在我家和外面的大帐篷里，还有上次从瓦钵过来的红军首长又来了，和我家住的红军首长一起在楼上开了一个会，我估计他们在分粮吧。晚上又和红军一起在我家客厅喝青稞酒，喝至深夜。

　　7月22日

　　这天也很热闹，送粮的继续在送。但是，这天来了很多红军运粮食走，这天运走粮食的人比送粮食来的人还多。红军首长继续在我家楼上开会。当天下午，堆积如山的粮食没剩多少了。在我家和周围驻扎的红军每人分了一小袋，就没有一粒粮食了。瓦钵来的红军首长也走了，走时还和我拥抱道别。晚上，我和我家的几位红军首长在我的客厅里喝酒谈心，红军首长对我说：“在这段时间里，非常感谢你对红军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永远会记住你的。”红军首长送给我一支步枪，两张布币，一副马鞍，还对我说：“这些东西只是作为纪念，远不够你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的回报，红军以后一定会回来找你，请你多保重。”我对红军首长说：“不用这么客气，你们这种做人的态度，我很敬佩，我心甘情愿的支持、帮助你们。无论你们到哪里，做什么事，你们这种做人的态度，一定会成功，也希望你们成功。你们什么时候走？你们人生地不熟，走时我送你们一程。”红军首长对我说：“我们明天就走了，那就再一次麻烦你送我们一程吧。我们准备到毛尔盖去，对路线的确不是很熟悉。”

　　7月23日

　　一早，红军在我家前面的大草坪上，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两名红军，就离开了。我带路领红军前往沙石多、昌德，当晚住在昌德。

　　7月24日

　　我领红军往三达古进发，到达下达古，当晚住在下达古。

　　7月25日

　　一大早，我与红军分手，红军往毛尔盖去，我往家返。分别时红军首长拉着我的手说：“非常感谢你对红军的支持和帮助。”我告诉红军首长：“没关系，我非常喜欢你们对人、对事的态度，也非常符合我们家族‘追求真理、支持真理、不违天理的家训，就此告别吧。希望我们再次相聚。”

　　泽旺头人活到79岁，于1965年病逝。他生前一直精心守护着他家的那幢藏式土楼，是因为他后来才知道，住在他家的“红军首长”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并且知道了“红军首长”在他家开的会议意义重大，称作“芦花会议”——

　　1935年7月18日在泽旺头人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凯丰、邓发，共9人。时任总书记张闻天主持会议并提出关于人事安排意见：“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4人，现增为5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

　　值得一提的是在泽旺头人家里，徐向前（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他主动建议调中央的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担任指挥员，调红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共3700多人充实中央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共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毛泽东向徐向前详细询问了敌情，并对徐向前说：“今后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还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红四方面军的贡献。这使徐向前和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尽管泽旺头人并不知道“芦花会议”的具体内容，但他永远难忘“红军首长”在他家生活、开会的每个细节；永远难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向他借镰刀，亲自下地与藏民和红军战士一起收割青稞的情景；永远难忘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的话：“非常感谢你对红军的帮助，解放全中国的劳苦民众后，也会有你一份功劳。”为此，他把“红军首长”住过的这幢房子视为圣殿，把“红军首长”送给他的纪念品视为圣物，精心守护。

　　1952年，泽旺头人年满66岁，他自感身体衰弱，于是召集家人围坐在“红军首长”当年开会的桌前，郑重地将守护“芦花会议”遗址的任务交给了已满33岁的儿子王扎。泽旺头人特意向王扎交待：红军离开后，我受到了一些“反红”人员的排斥和误解，但最终以我的做人原则而化解了这些矛盾。为给红军筹粮食，我向老百姓承诺，“红军不还，我来还”，为了这若言，我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基本还清粮食和物品。但我付出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支持真理。后人要永远牢记，绝不允许要回我付出的这些。否则，会埋没我为支持真理所做的功德。切记，功德不是用金钱能买到的。

　　泽旺头人还给全家人讲了几桩跟红军有关的往事：

　　1935年7月23日，泽旺送红军去往毛尔盖方向，7月25日在下达古与红军分手。他当时并不知道，在他返家途中的昌德、沙石多地带，一些“反红武装人员”已经设好了周密的埋伏，准备“消灭”帮助红军的藏族“内奸”。可是，等他们看清走进埋伏圈的人竟然是泽旺头人时，一个个都愣在那里，没人敢动手，眼睁睁地看着泽旺头人带着随从人员走过埋伏圈。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都知道泽旺的父亲的传奇故事——泽旺的父亲叫彭初，他为人正直，武艺高强，是黑水地区觉康头人部下的小头人。当地有两个臭名远扬的恶霸，一个叫朗苏，一个叫瓦尔扎，是两兄弟，平日为争土地和财产不择手段，欺压和残暴百姓，横行四乡，百姓敢怒不敢言。彭初头人和另外一个叫石达拉的头人决心为民除害。终于有一天抓住朗苏和瓦尔扎进行审问，石达拉对朗苏说：“今天理所当然地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我对你进行审问，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朗苏傲慢地说：“我坐台上坐习惯了，不会在台下说话，如果你要我回答你的问题，必须是我坐在上面，你到下面来。”这样一来，石达拉和彭初不再审问，以顽固罪将朗苏处死。瓦尔扎在战斗中已被彭初砍伤，他觉得自己的死期已到，于是对彭初说：“我做了太多的坏事，应该死，释迦牟尼菩萨也告诉我，我已面临灭顶之灾了。但我有一个请求，让我面朝东方死，因为我一生下来就是面朝东方的。”彭初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面朝东方，叫一个受过他欺压的人将他砍了头。

　　泽旺头人说，那些“反红人员”还是敬佩他父亲彭初头人的，同时也畏惧彭初头人家族。其实泽旺头人也有担心，“万一那些人没看清楚是我便开枪了呢？后果不堪设想。不过，如果我真的为红军献出了生命，我也绝不后悔。值。那是我的光荣，是我们家族的光荣。”

　　泽旺头人对全家人讲的第二件往事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至1942年），听说红军已经成长壮大，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打日本鬼子，他非常高兴，认为“我早知道红军是干大事的，是一定会成功的。”于是他代表黑水地区的藏族人民，不辞辛劳地两次奔赴重庆，为抗日捐款2000银元以及其它物资。国民党政府要授予他少将军衔，但被他谢绝了。他不想当官发财，他只有一个简单而朴实的心愿：盼望当年的红军早日革命成功，再来黑水走一走，看一看，住一住，跟他一起喝喝青稞酒，跟他一起拉拉家常……他至死都在黑水芦花镇的那幢藏式小楼上默默地守护着，热切地盼望着……

　　当年的红军没有再回来。没有。但是，当年毛泽东和朱德亲自到地里参加收割青稞的情景、周恩来带病在院坝里搓青稞的姿势、邓小平去各村寨动员藏胞筹粮的身影……这些都让泽旺头人和他的家人铭刻在心，他们有很多的忘不掉，太多太多的忘不掉啊……

　　他们始终相信，毛泽东和当年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会忘记他们。当年跟红军道别时，毛泽东向泽旺头人借了一把镰刀，这一“借”，便永远没有还，也许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借老百姓的东西不还的事情。泽旺的家人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要这么做，肯定是想将这把镰刀当做一件纪念物，以不忘当年支援红军的藏族同胞。对此，我很认同，毛泽东没有忘记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我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给他们听：“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是很大的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引自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依赖的关系。我对苏朗彭初讲，今天我们党中央一再提出的“两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应该就是以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为理论基础的。

　　苏朗彭初十分激动，他腾地站起来，走到挂在他家墙上的毛泽东像前，热泪盈眶地凝视，好一会儿，他象一个虔诚者诵经那样，深沉而动情地喃喃道：“伟人……伟人……真的是伟人……”

　　他带我参加了“芦花会议”的会址，也就是他祖上传给他的这幢房子。看上去保存基本完好，为木石结构建筑，硬山式屋顶，抬梁式梁架，横梁置于边墙上，共三层，通高8.5米、面阔二间14.9米、进深二间13.3米，每层的木梯为陡斜的木梯。二层楼上有苏朗彭初和他妻子索朗俄满布置的展览室，陈列着几十件红军遗物：有战刀、土炮、枪托、梭镖、草鞋、布币、挂包、镰刀、防滑脚钉、烟杆、文件箱等。苏朗彭初告诉我，因为条件有限，还有一些遗物没有摆出来。我感觉，这些遗物使这幢有待进一步维修和加固的陈旧建筑有种鼓舞士气的韵律，即便在昏暗的光线中也显得熠熠生辉。

　　在一面墙上写着这个家族守护“芦花会议”会址的四代人的简历——

　　第一代：泽旺（1886年至1965年）

　　解放前是一位头人，有两个职务，一是素磨土司管家，二是芦花地区法官，精通藏语、本地话、四川话、草地话、汉语等几种语言。

　　1935年7月10日，红军中央军委纵队进驻会址。泽旺不仅送给红军自家的5千斤粮食、16头耕牛、5头猪，还四处动员亲朋好友为红军捐粮捐物，共筹粮几十万斤和肉类，以及大量皮毛、盐等物资。

　　第二代：王扎（1919年至1959年）

　　1935年7月，红军进驻会址期间，跟着父亲（泽旺）到处为红军筹粮筹物，为解放黑水做工作。1952年继承父亲“追求真理”的精神，参加工作组，下乡宣传党的政策。1956年黑水叛乱，他积极为平叛部队带路，劝说争取叛乱分子。

　　1956年9月调任政协黑水县委员会常委至1959年病逝。

　　第三代：仁真（1943年至2005年）

　　仁真接受父辈的重托，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芦花会址”。改革开放后曾到印度探亲，探亲期间向在国外的藏胞宣传国内的民族政策，劝他们回家，共劝回了500余人，本县就有10多位，并亲自带回2位，一位老人（南基）已去逝，另一位是若巴杨初喇嘛，在政协黑水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他的举动当时得到省、州、各级政府的奖励，后曾任政协阿坝州委员会委员。

　　第四代：苏朗彭初（生于1973年）

　　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1990年应征入伍，在部队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回家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这份光荣家业，承担起了会址维护、守护、传颂革命精神的重任……并为了更广、更细的挖掘红色文化，创办了“黑水县上芦花红色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来传播宣传，弘扬红色文化精神。

　　苏朗彭初的心胸很宽广，他展览的不仅是在他家住过的“红军首长”，而且把他知道的帮助过红军的藏族群众也展览出来。比如，有一个叫泽知木的人，家住瓦钵梁子（徐向前当年曾在那里设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他是当年为红军运粮的队员之一。苏朗彭初把泽知木的照片和简历工工整整地贴在墙上，以纪念所有帮助过红军的黑水人。

　　的确，应该纪念的黑水人还有很多很多。苏朗彭初特意请来一位叫彭初罗尔吉的黑水人跟我见面，彭初罗尔吉曾在瓦钵梁子当过书记，调查整理了许多当年藏族群众帮助红军的事情：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先后三次进出黑水，历时一年零两个多月，约9万人次驻扎和过往，黑水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生活、战斗时间最长的地区。在该地区发生战斗80多次，较大的战斗有5次。由于战斗、饥饿、劳累、伤病，有近万名红军指战员牺牲，长眠于黑水，许多红军战士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这唤起藏族人民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红军在瓦钵梁子一带地区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武装组织，这无疑是红军在黑水播下的革命火种。当地群众为红军筹集粮食约710万斤，熬制食盐约5千余斤，各类牲畜3万余头、100余万斤，畜油1万多斤，以及大批牲畜皮张、牛毛、羊毛、大麻和兽皮等御寒物资，为帮助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对于这些粮食和物资，红军再三强调这是“借”，并且打了很多“借条”。尽管“借条”上并无具体的归还日期，但朴实的藏族群众依然昼夜兼程地奔忙，他们身背沉重的粮食和物资，艰难地行走在山道上，一直走到芦花寨的泽旺头人家门前的草坝上。苏朗彭初告诉我，他父亲仁真曾经给他讲过，当年那些运粮队员非常辛苦，有的队员连鞋子都磨烂了，坚持赤着脚赶路，脚都被山石磨出了血，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埋怨。在堆放粮食和物资的草坝上，每当有一个运粮队员赶来的时候，泽旺头人都要真诚地对他说：“放心，红军不还，我还。”这句话被泽旺头人重复了太多遍，但没有一个人怀疑泽旺头人说的这句话。他们相信，泽旺头人是值得信赖的好人，工农红军是值得帮助的队伍。至于红军打的“借条”，许多人干脆把它烧掉了。

　　在这片遥远的雪域高原，生长着一群品质最朴实、心地最善良的人，他们帮助红军不求任何回报，他们宁愿自己吃苦受累也乐意帮助红军。

　　1984年，时任瓦钵乡书记的彭初罗尔吉，代表全乡群众给徐向前写信，汇报革命老区的发展建设情况。当年全乡的群众为红军熬制了5千斤土盐，并且自带干粮，将土盐一筐一袋地背到泽旺头人家，送给红军。红军不仅拿这些土盐食用，还用于伤员的手术消毒。

　　在苏朗彭初家的小小展览室里，我见到了当年藏族群众为红军熬制土盐的“原始工具”，我不禁一遍遍地抚摸，像抚摸到了一双双粗糙的手，像抚摸到了一颗颗滚烫的心。我以为，藏族群众熬制出的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土盐，而是用心血熬制出的一种极为珍贵的情感黄金。

　　瓦钵乡的群众早已不熬制土盐了，但他们还在想念红军，还想为红军做点事，这是他们的前辈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个几乎固定的传统观念。可是，早已没有红军了，即便有，也不需要土盐了。怎么办？总得满足一下他们的心愿吧？彭初罗尔吉书记很会做工作，想了个好主意，他发动群众捐献当地有名的特产大蒜，还写了慰问信，寄给边防部队。大蒜跟土盐的功效差不了多少，既能食用，又能消毒。再说，解放军也算红军的后代吧？从这个意义上讲，送给解放军也就是送给红军了。这下总该心满意足了吧？想念红军的群众欢欣鼓舞。

　　瓦钵乡政府所在地是黑水海拔最高的政府机构，整个乡的土地质量差，小麦、青稞、玉米都不能种，以种土豆为主。人、畜饮水困难，山上只有一些零星散布的小小泉流，因此到了冬季，农民们还需到山上去把冰块背回家化水饮用，就连彭初罗尔吉书记也要亲自去背冰块。

　　1994年，黑水县被国家列为贫困县，瓦钵乡的贫困程度可说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乡政府在有限的条件下想了许多办法，帮助农民脱贫。彭初罗尔吉书记带领群众修路，在河坝边盖房，把一些农民从高山上搬下来住，使他们饮水不再困难，还可以种点蔬菜改善生活。尽管如此，当地群众的生活依然贫困，有的群众还穿着政府救济的旧衣服。但令我大为惊讶和感动的是，许多群众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反而乐观向上，因为他们还想着当年的红军，还想着当年红军说过的话：“将来会给你们带来幸福的生活。”有的农民听前辈说过，当年亲眼见到许多红军穿的衣服都打了补丁，“红军首长”穿的衣服也打了补丁，毛泽东还穿草鞋呢。他们听一个因病掉队流落到瓦钵乡的老红军战士董一春讲过：“那个时候恼火得很，共产党没有钱啊。我们没吃的，就吃牛皮的皮带，太硬了吃不下，就放在火上面，烤一下再泡一下，当时我们穿的都是别人不要的烂衣服，不是军服，花花绿绿的，啥子衣服都有。我们要自己打草鞋穿，鞋子烂了就光脚。打仗时用刀砍，没有子弹了，也只有拿刀子砍。”

　　红军“千锤百炼不怕难”的吃苦精神至今被黑水的百姓传颂，身穿打补丁军服（有些穿花花绿绿衣服）、脚穿草鞋爬雪山过草地长征的红军是他们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他们贫困生活中的重要精神支柱。提起老红军，他们充满了感情。有位农民说：“红军很好啊，我们现在没人象红军那样穿打补丁的衣服，也没人穿草鞋，穿的也好，吃的也好，还是红军给我们带来的……红军很好啊……”

　　“红军很好啊”是黑水人民心中的一支歌，歌中满含着他们对红军的怀念之情。我想起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傅庚辰创作过一支歌，叫《映山红》，这支歌至今还流行于大江南北。苏朗彭初的妻子索朗俄满也会唱：“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我好奇地问：“你们这里有映山红？”苏朗彭初回答说没有。我跟着苏朗彭初来到他家三楼的大阳台上举目观望，远远近近都是鲜鲜的绿色，并没有见到一点如“映山红”那样的红色。苏朗彭初笑着把我领到他设在三楼的“办公室”——他在前几年创办了“黑水上芦花红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间屋子的门上贴着习近平主席及夫人彭丽媛的照片，屋内摆设简单之极，陈旧的桌子旁有一个同样陈旧的书柜，柜里摆满了书，靠左的墙边有一个大木板，上面堆满了书。细看，全是些关于红军的书。苏朗彭初告诉我，这都是他这些年到处收集来的，有朋友送的，有作者送的，有将军送的，但更多的是他在文物市场淘回来的。他无论去到哪个文物市场，每次都会细细寻找跟红军有关的旧书。他说，“这都是红色文化，我喜欢。”他还从书堆里拿起一本书对我说，“我很喜欢这段话”，并且一字一句地认真念给我听：“对历史无知的人，没有真正的信仰而言；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拥有美好的理想，不可能拥有胸怀崇高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担负起任何责任。用欲望文化代替历史教育，足以使一个国家的青年被腐蚀，使一个民族的希望被毁掉，使这个国家和民族永世万代地被奴役。鉴于此，我们呼唤历史，换回那段属于上世纪的‘红色历史，换回那段炮火硝烟、颠沛流离的历史，换回那冲天的狼烟留下的悲壮回忆、岁月年轮沉淀的斑驳痕迹。历史不应该被忽略，更不应该被遗忘，牢记那段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历史更是责任……曾记否，当草鞋与意志丈量出来的两万五千里穿越一个伟大民族五千年的荣辱兴衰，革命的火种被一路播撒、一路点燃。人迹罕至的雪山、荒无人烟的草地被鲜血浸透，衬映出一段光辉的里程；万水千山早已被远远地抛在身后，一轮红日在黄土高原磅礴而起。满目疮痍的河山在1936年10月温暖如春……”

　　苏朗彭初深沉地念着，仿佛就要将这间光线不足的“办公室”念得温暖如春。我蹲下来，寻翻着堆积在大木板上的“红色书籍”，感慨万千：“这就是映山红，是苏朗彭初费尽心思、不辞辛苦采集来的朵朵映山红呀。我们人总有一天会凋零，但这些映山红却会盛开千秋万代。绝对会。”

　　值得苏朗彭初感到荣耀的一点是，在所有人写的关于红军的书籍里（包括作家、记者、老红军、老红军后代、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写的），几乎都离不开红军在他家乡芦花寨发生的事情。我随手拿起一本老红军的回忆录，随便翻开一页便看到这样的文字——

　　总部考虑到前面粮食更加困难，命令各单位储粮秣十天，所以割麦（青稞）成了当时的紧急任务。

　　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整队向能够收割的麦地出发，红军指战员一群一群地奔向指定地区，投入割麦的劳动。大家虽然腹内是一个半饱的状态，但都是兴致勃勃，歌声不断地响遍田野。

　　朱总司令也走过来同战士们一起割麦。他素来爱好劳动，在井冈山时期，他用那条“朱德的扁担”同战士们一起，从山下往山上挑粮食。现在虽然又添了几岁，但是仍不甘示弱，他把麦子割下以后，还从一、二十里路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的模范行为对大家影响极大，有些干部只挑回四、五十斤，对比之下都感到不好意思。当时年纪最老的徐特立同志也来帮助弄麦子。因为等着下锅，所以有时麦子挑回来之后，大家用双手把麦穗简单地搓几下，就煮着吃。

　　周副主席是搓米的能手。还在贵州地区，他就带头用两块瓦片搓谷子，保证了部队有饭吃。他虽然工作很忙，这次也抢着弄麦子，对大家鼓舞很大。

　　黑水芦花镇还算比较有粮食的地区，我们在这一带，除了自给之外，还供应前线部队。如有的团远远伸出，靠近敌区，在雪山粮尽，挨饿受冻，已至山穷水尽，急电求援，就必须组织力量，冒着风雨赶运粮食去。军委在芦花城设了一个筹粮委员会，担任筹集六十万斤粮食的任务，为此，组织了人力，在几个出产粮食的地区，分头筹粮。

　　我们在瓦钵梁子筹集了不少的粮食……除了筹粮外，我们还在这里分三个地区熬盐，每天能出点盐也解决了部队的一些困难。

　　这许多粮食，我们组织了藏民运粮队，运到芦花，或其它需要的地方。参加运粮队的藏民都很积极，不要报酬，自带“糌粑”路上吃。许多藏民从远道来背粮，群众都不愿意我们离开，依依不舍……

　　好了，不用一一再看其它的书了。其实，我早就看过一些关于红军的书，只是没有特别注意过黑水芦花。现在，身处黑水芦花的我谈到那些关于黑水芦花的文字，感觉到了自己体内的汩汩热流。

　　想必苏朗彭初的体内也有汩汩热流涌动，他在看过的那些书里都作了记号，书页中有他蓝笔红笔画的符号或者在书页上打了折叠。他很想弄清当年红军在他家经历的所有细节。比如，他祖父泽旺头人生前回忆：“1935年7月23日，一早，红军在我家前面大草坪上，召开了万人大会，处决了两名红军，就离开了。我带路往沙石多、昌德，当晚在昌德住。”那两名红军为何被处决？听说是违反了群众纪律，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但两名红军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情节是怎样的？苏朗彭初为那两名红军感到惋惜，他一直想去档案馆查一查，但不知哪里的档案馆才会有这个资料。他叹息，很心痛，很纠结，甚至想过如果能查到资料，一定要带点黑水芦花的土特产去安慰一下那两名红军的后人：“哎，不管怎样，他们两个毕竟是背井离乡参加红军的，不容易啊。”

　　还有一件令苏朗彭初纠结的事，他听父亲讲过，当年红军在他家前面的大草坪上分完粮食和物资后，“红军首长”送给泽旺头人两张布币权作“借条”，说：“你好好保存，将来会加倍地还你。”苏朗彭初并没有想过要红军还什么，但他一直记着这件事，从少年开始就想见到那两张布币。也许是神灵保佑，或者是菩萨也为之感动，动了恻隐之心，赐给苏朗彭初一个不费劲就见到“借条”的机会。苏朗彭初说：“我女儿的床是靠着墙壁的，那几天老是有老鼠把她的衣服、毛巾拖进墙角洞里。我一气之下就想要掏掉老鼠的窝。我把几块砖拉出来，把手伸进去掏，却在洞里发现了一个瓶子。瓶子是黑色的，能装半斤水，里面就放了这两张借条。”他还兴奋地告诉我，刚开始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拿去问别人，别人说可能是佛教方面的东西，但细看，上面印的又是汉字，这下谁也说不准了。后经有关部门鉴定，确认是红军使用过的布币。他向我展示了“借条”：深蓝色的布条，长约3寸，宽2寸许，上有繁体字“中国工农红军”、“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三串”，并盖有印章。有人认为这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东西，建议他卖掉，以补贴家用。他一听，眼睛瞪得贼大：“那咋行，不能卖，要是光想钱，红军开芦花会议的这幢房子我早就卖了。这都是属于红色文化的东西，一卖成钱，红色文化就变颜色了。”他留下一张布币作为“芦花会址”展览用，另一张捐献给了国家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得到一本“捐献证书”，这让他很释怀。

　　但是苏朗彭初仍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当年红军离开这里时还送给泽旺头人一支步枪，泽旺头人把枪放在地下室，却被佣人发现了，并且偷偷地拿去卖了，没有保存下来。“只怪我祖父的心太好了，要是换了凶的主人，还有哪个佣人敢偷主人的东西？”他至今说起这件事还忿忿然。

　　好在还是多少保存下来一些红军的遗物，这些遗物对于苏朗彭初来说，真的就是“映山红”，只要他每天每天守护着这些遗物，就是盼到了红军来。那么，他的妻子索朗俄满唱的“映山红”就别有一番意味，别有一番道理。那就让我们一起唱：“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

　　今天，苏朗彭初精心守护的“芦花会址”还在演绎着这支歌。我热切地盼望傅庚辰政委来这里听一听他创作的这支歌，喜欢这支歌的人都来听一听吧……

　　索朗俄满在二楼的厨房忙着做饭招待我和陪同我去采访的刘飞，这时芦花镇的纪委书记格马赶来了。格马书记很佩服苏朗彭初守护“芦花会址”的坚定意志，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守护这里，苏朗彭初的生活不会象现在这么艰难，他三个孩子的生活、学费是个很重的负担，前几年他外出打工挣的钱，还有大地震后政府补助的钱，都用于维修芦花会址了。有的人对此不理解，我能够理解；有的人说不值得，我认为值得。但是他守护得太难，太难太难了，似乎不亚于当年红军遇到的经济困难，而红军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那种精神，正是他想学习和传承的。”

　　确实太难。现在来这里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苏朗彭初为布置展览室也花了不少钱，费了不少心思。为了使展览室的空间大一点，还有使“芦花会址”的会议室空间大一点，他在碉楼前面的围墙边上搭了三个棚子，把家里的许多东西都堆放在棚子里。我和刘飞在白天去察看了棚子，里面的东西基本发霉。我摸了摸一个没有开箱的太阳能热水器：“为什么不安装在家里呢？”苏朗彭初说：“这是政府给每家发的，个人出500元，我怕安装以后会破坏芦花会址的原貌。这里可是政府评定的重点革命历史文物，我宁愿太阳能热水器废掉，也不能让革命历史文物受损。”我看着从发霉的家具缝隙里挤伸出来的长长植物，感觉它们正在静静地向我倾诉着什么……

　　我向苏朗彭初建议：“你可以在展览室放个捐款箱，说不定有人会伸出援助之手。”他摇头，说过去也有人这么建议，他就做了一个小捐款箱，但随后一想，不能让别人说三道四，以为他利用“芦花会址”敛财，就把捐款箱烧了。也有一些人承诺要帮助他，但承诺之后便再无动静，他从刚开始的激动变为麻木，甚至反感了。他说，有时候到了夜晚，他就独自坐在阳台上苦思苦想：“当年在这个阳台上坐着的“红军首长”，是不是也象我现在这样想问题的？”想着想着，他会默默地流泪……

　　索朗俄满已经把饭菜做好，年仅9岁的小儿子泽朗旦木真沿着陡直的木梯，不断地端着饭菜跑上跑下，这让我想起泽旺头人生前的回忆：“当年红军在三楼开了大半天会，一些小红军跑上跑下，忙了一天……”我眼睛一亮：当年那些小红军的身影就叠印在泽朗旦木真的身上。

　　我们边吃边聊。按藏族人的习惯，客人到家里吃饭是一定要喝酒的，但为了保持“红色守护人”的“正规”形象，苏朗彭初已经坚决戒酒好几年了，真正做到了滴酒不沾。他以饮料代酒敬我们。席间，他说这几年他自费去北京有十多趟，但从不去旅游景点，而是去拜访博古、徐海东、王定国、万海峰、张敏、朱位汉、蒲文清、房杨达、向守志、黄静波等老红军，然后去文物市场淘点“红色文物”。有段时间妻子索朗俄满对他不理解，埋怨他是不是疯了，是不是老红军附身了？他不多解释，只承认自己是疯了，是老红军附身了，而且附身的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有一次他从北京背着沉重的背包回到家，妻子和女儿欢喜地迎上去，以为他给家人带回了什么礼物，激动无比地解开背包一看，妻子和女儿们一下傻了，两个女儿失望地走开，妻子小声说了一句：“又收了一堆废品。”说完，妻子眼里的泪水就刷刷地流。他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子委屈的样子，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两个泪人就那么不出声地站在那儿，就那么歉意地看着对方，然后轻轻地牵着手，走进他们家族四代守护的这个房门……从那以后，家人们对他的背包再无半点兴趣了，但他说，总有一天，家人们对他所做的一切都会感兴趣。

　　听到这儿，我的眼泪没能忍住。身边的刘飞和格马书记也在擦泪。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摆在那儿，却很久没人动筷子。因为一份沉重的感动，我们几个人似乎已经举不动筷子了。这实在是辜负了索朗俄满的一片盛情，辜负了小泽朗旦木真喘着气的“跑上跑下”，真是对不住……

　　为了“芦花会址”的维护修整，为了维持这个家的正常生活，苏朗彭初有时也会对妻子发急：“去，问你家的亲戚们借点钱，我会还的。快去。”妻子挺诧异：“我从没见过借钱还有这么理直气壮的。”但妻子仍是“遵命”，笑哈哈地去向亲戚们挨个儿借钱，尽管口气不那么理直气壮，还是借到了。

　　苏朗彭初说，他最不能理解，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个怪现象，有的对红军毫无感情的人也跑来参观，耀武扬威地坐在开“芦花会议”时毛主席坐过的椅子上，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装模作样的讲话：“大家听好，我就是毛泽东……”苏朗彭初心里很难受，只好劝：“你不崇敬毛主席可以，但你至少应该尊重人吧？毛主席也是人呀。”

　　还有一次有个老板来参观，他对苏朗彭初说：“我要在毛泽东睡过的那张床上住一晚上，沾下毛泽东的灵气，好多钱嘛……”苏朗彭初很反感，故意问：“你出好多钱？”老板说：“我给你五千元。”苏朗彭初一笑：“你就是给五万元我也不让你住，滚吧。”

　　苏朗彭初是个从内心深处崇敬英雄的人，他收集了许多歌颂英雄人物的书籍，憎恨那些贬低和丑化英雄人物的人。有一次他在餐馆吃饭，听有个人夸夸其谈“红色文化”，说他知道“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邱少云，宣传是为了不暴露埋伏的目标而被烈火活活烧死，其实当时邱少云已经已经中弹死亡了，烈火烧的邱少云早没有知觉了。”苏朗彭初气得浑身发抖，紧握拳头愤然离席，边走边说：“幸好我早戒酒了，幸好我今天没喝酒，幸好……”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尽管如今善于淡忘英雄、贬低英雄、丑化英雄的不乏其人，但苏朗彭初坚信，崇敬英雄的大有人在。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带我去了武警阿坝支队黑水县中队。

　　走进这个中队的驻地，像走进了一个风华正茂的红色营地。在这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军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年轻的指导员任敏和中队长郭隆权专门腾出一个房间，布置了一个展览室，墙上写着醒目的红字：“传承红军精神 争当黑水锐士”，表达了中队全体指战员的精神风貌和豪迈胸怀。墙面挂着当年红军长征在黑水的文字介绍和图片说明，仿佛把当年红军指战员的身姿凝固在这里。令我惊奇的是两排整洁的展柜，柜里存放着红军使用过的军旗、军号、大刀、枪支、军帽、挎包等一系列物品，但细看，却并非老的实物，而是一些仿制品，我心头一热：“可见这两个年轻军官的用心之良苦，实在太可爱了。”

　　指导员任敏告诉我，每到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还有新兵入伍和老兵退伍的时候，中队都要在这个展览室举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庄重的纪念仪式。他说：“我们新一代军人的使命不仅仅是缅怀红军，为之树碑立传，我们正在做的既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开拓。我们不想象有的年轻人那样当追星族，成天关注哪个明星有了第三者，哪个明星生了私生子等等，我们只关注像红军那样的英雄。如果我们必须要当追星族，那我们要追的只有红军，因为红军就是英雄，是明星英雄。只有这样，当国家危难的关头，人民遇险的时刻，我们才能挺身而出，才能冲锋在前，才能无坚不摧。学习红军精神，就是要让每一个军人经常想着，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自己应该为中华民族留下些什么？……”

　　我紧紧握着指导员任敏、副队长陈伟龙、排长陈伟等人的手，真想加入到这个特殊而光荣的“追星族”行列，跟他们一起去完成自己的使命，问心无愧地走入历史。看着他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我感到“红色文化”的浓厚气息扑面而来，不禁感慨：哦，我们这个民族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苏朗彭初还在继续收集“红色文物”，还在为“芦花会址”的维护事宜发愁。自从跟他认识以来，他每次来见我都是拎着大包小包，包里装着各种书籍和资料，最近又说他正在为筹备“红军长征80周年纪念活动”而四处奔忙，因此每次见到他，都会让我想起那句歌词：“泥巴裹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劝他不要太累，他却总是笑着说：“我不怕累，我能跑。”他有很多的美好愿望，但我认为都不大好实现。

　　比如，1935年7月17日，红军在黑水第一次用步枪击落国民党飞机，红军总部通报庆贺，国民党下令严查，此事震惊全国。苏朗彭初一直想找一架旧飞机，放在他家前面的空地上展出，以宣扬红军的神勇。

　　再比如，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黑水有30多位流落红军，他们的后代生活贫困，他想什么时候能打造一个红军生活体验区什么的，以关照流落红军的子女和孙儿。也可以再现各民族在真理面前互助、团结一致的崇高精神，并且世代守护和传承。为此，他带我去见了一位流落红军的儿子格西彭初。

　　格西彭初50多岁，但从面容上看，已似七旬老人，满脸沧桑。为了见我和刘飞，他特意换了一身新衣服，虽不善言谈，但能看出他内心的激动。他父亲叫李白生，北川人，十多岁就参加了红军，1935年在黑水的一次战斗中腿部负伤掉队，被“反红人员”抓住说：“我们不杀生，把你卖掉。”便把他卖到一个土司家当娃子（奴隶）。瘸了腿的李白生每天干着各种杂活，一个叫兴初的藏族姑娘也是娃子，她对李白生心生同情，继而在苦难的日子里产生爱情，解放以后将李白生带回她娘家二咕噜村当了农民。后来政府给李白生发了“流落红军证明书”，每月发20元生活补助。李白生去世以后，生活补助就没有了。格西彭初说他只念完小学，由于没有钱，他的独生女儿俄初也只念完初中就去打工了。他写过6次入党申请书，但没有被批准。只有一点让他骄傲，他父亲去世时，民政部门送给他家一百斤白酒，还在坟前放了枪，打了60发子弹，这是他父亲得到的最高奖赏。他说现在的日子好过一点了，全年有四千多元的收入，女儿打工每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但他那个善良的藏族母亲没有享受到，在去年满93岁时去世了……

　　听到这里，苏朗彭初、刘飞和我心情沉重，半天无语，眼泪就那么流下来……

　　我和刘飞安慰格西彭初要振作起来，永远记住自己是红军的后代，不要给红军丢脸抹黑，挺起腰杆继承父辈的遗志。苏朗彭初则又在幻想他的那个愿望：“我一定要想办法打造一个红军生活体验区，把红二代、红三代的贫困人员都招进来，穿上红军的衣服，戴上红军的军帽，唱着红军的歌曲，热情洋溢地工作学习，那会是多么鲜亮的一道红色风景啊……”

　　我无奈地摇头：“照你目前的经济状况，你这个愿望怎么可能实现？别折腾了，想办法把你的子女抚养好就行了。”

　　苏朗彭初一脸刚毅：“我尽最大努力，如果不行，还有我儿子，儿子要不行，还有将来我孙子，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我就想，如今有些贪官可以轻轻松松地贪百万、贪千万、贪亿万，如果他们还有点良心，能否少贪一点，把要贪的钱的零头省下来，多少给贫困的群众一点点想头？

　　在我写完以上文字的时候得到了一本书，是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雪山草地 红色旅游》，其中写道：

　　1935年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后，全军上下都投入了收割麦子的工作。毛泽东也借了一把镰刀下地割麦子，周恩来有病在家搓麦粒。后毛泽东去到毛尔盖，还问及警卫员他的那把镰刀的去向，警卫员说转给其他人割麦子去了，毛泽东说：“这把镰刀可是他们缺不得的东西啊，我们还割了这么多麦子，又欠了藏族同胞一笔债，今后一定要偿还。”建国后，毛主席还托到黑水拍《万水千山》电影的导演冯一夫，帮他寻访那位借镰刀的藏民，表示他对黑水藏民的敬意。

　　是啊，毛主席没有忘记黑水藏民，老红军们也没忘记黑水藏民。在此，听了我讲藏家四代人守护红军遗址事情的部分红军后代，谨向黑水藏民献上一条洁白的哈达，表达我们对你们的敬意。

　　扎西德勒！

　　责任编辑/魏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