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涛滚滚的大沂河从沂蒙山奔涌南来，流淌了百多里后突然在这里拐了一个半月形的大湾。于是，水面顿觉开阔，水势也平缓下来。唐朝时，南来北往的舟楫就在这里靠岸停泊，船工们将货舱中的粮食、布匹、食盐及日常用品搬上堤岸，开始了货物交换和商品贸易。生意日渐兴隆，于是人们就把沂河边的这片土地叫作“马头”。明清时期，街市林立，万商云集，被人称为是鲁南平原上的小上海。
这里是我的老家，可我对它毫无印象。妈妈说，我是在枣庄的一块高梁地里出生的。当时，爸爸随部队到外线作战了，在后勤被服厂工作的妈妈在南下路上艰难地生下了我。这是1948年的4月。
六十多年了，我没有回过老家。听爸爸说，我们老家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我们的老祖宗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喜鹊窝村迁徙过来的。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到民国初年，高家已是镇上的大户人家了。大宅院从前门北大街一直通到刘字街的后门，有六进三十多间房屋，开有一家名叫“隆泰盛”的布店，还有一百五十多亩土地。太爷爷叫高清华，他和太奶奶王氏生了三男一女。我家是大房，爷爷高毓峻生了两儿两女。爸爸是老二，佩字辈，名佩纲，可在大家族的兄弟中爸爸排行老六。二爷爷高毓嶂和三爷爷高毓峒生有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兄弟五姐妹。加上姑奶奶高颂卿的四个儿子三个闺女，老老小小有三四十个人！
高家因为是书香门第而受人尊敬。爸爸说，太爷爷把中医技艺传给了长子长孙，爷爷的医术远近闻名。除了行医，高家还办有双榴书屋的私塾，本家和附近孩子都在这里上学。爷爷高毓峻和二爷爷三爷爷都当过教书先生，熟读经史，擅长书画，可谓耕读人家。
可是，到我爸爸这一代，高家祖传的家业和门风就延续不下去了。因为天灾人祸，因为兵荒马乱，我们这个大家庭先是各立门户，后来家破人亡。艰难困苦中，八路军一一五师挺进山东，蒙山沂水举起了抗日的刀枪，高家祖孙三代投身革命，十八个人参加了八路军！
爷爷和爸爸妈妈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为革命献出了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我的二姑高惠宁和三姑高惠芬，还有大表叔徐秉毅和二表叔徐秉珂、表姑父王永福，以及哥哥高衡阳，他们见证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天安门大典。他们的胸前，佩戴了金灿灿的胜利勋章。
这荣耀，属于国家，也属于我们高家。
我要去马头，寻找我的家。
一、耕读人家
京沪高速中段681公里的出口处便是马头。
远房表弟召来了一大帮高家的亲人和我见面。虽然素昧平生，一声声“姐姐”叫得我热泪滚滚。小辈们喊我姑姑和大姨。两位老人紧抓着我的手，不停地叫“亲侄女”。这是爸爸的小弟即我的九叔及九婶。亲情像一壶陈年的酒，把大家都灌醉了。
老宅没有了。弟妹们领我来到北大街的遗址，大门楼和高围墙已成了历史，只有一堵残壁和几块青石地基向我诉说百年前的故事。九叔特地画了一幅高家大院的详细示意图给我，这不仅填补了我心中的遗憾，还使我对老家的往事和人物都能按图索骥地去对号入座。来马头前，我特地找了二姑和三姑，了解我家的陈年旧事，也去了七叔和堂姐家，复印了大爷和叔叔留下来的回忆文字，我要把我家的往事写出来，不仅是纪念和回忆。
面对老屋的旧址，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近百年前的盛景：
那是1921年的金秋时节，佃户们将新收的高梁、玉米和花生车推肩挑送进后院的库房。布店的伙计送来了赢利的银票。高家大门楼前张灯结彩，大宅院内喜气洋洋。南屋的厢房里，描金绣凤的红绿嫁妆摆放了三四个房间。太爷爷满脸笑容地迎送来往的客人，太奶奶忙着交代喜宴的酒席要丰盛再丰盛。四个轿夫抬着花轿，一人扛着红伞进了大门，这叫过轿。十九岁的姑奶奶高颂卿是太爷爷唯一的女儿，她白皮肤、大眼睛，不仅端庄大方，而且识字明理，是高家人人喜爱的掌上明珠。亲家是本镇义丰远油坊的徐凤楼，就在后门刘字街西的油坊街，相距只几百米，家有五百多亩地，榨油做酒，装满酒和油的船队运到上海去销售，是户殷实人家。姑爷爷徐敬村英俊好学，是个孜孜不倦的读书人。
这一夜高家大宅院灯火通明。天还没亮，姑奶奶已凤冠霞帔，红袄绣鞋，大红绸布遮盖了明眸皓齿。门楼里外，喜乐高奏。我爷爷和他的两个弟弟都是绸缎马褂，打扮一新，准备扶着轿杆送亲姐妹出嫁。爸爸说，姑奶奶出嫁时，他只有四五岁，他记得红烛高烧，门窗上贴满了大红喜字。
待到太阳出山，锣鼓齐鸣，鞭炮冲天。姑奶奶上轿时，想起大家庭中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兄弟们的骨肉亲情，便嘤嘤地哭起来了。此一去，不知今后的日子是苦是甜，不知夫君是否温情恩爱。太爷爷和太奶奶也是泪流满面。这眼泪，半是不舍半是喜悦。
浩浩荡荡的送亲队伍有几里地长，乐队和花轿后面，是抬着嫁妆的人们。除了衣服被子，还有衣箱被柜、脚盆脸盆、水桶饭桶、梳妆台和金银细软。高、徐两家相距本来只有三四百米的路程，为了摆排场，特地从镇子的东南西北绕了一个大圈，全马头的人都赶来看热闹，喝彩声和赞扬声在鼓乐声中飞扬。
快到徐家大门口时，鼓乐和鞭炮响彻云天。里里外外都是迎亲的人，大红花轿抬进了徐家大门，高梁、麦子、花生、大枣像雨点般地落在新娘头上，贤慧而坚毅的姑奶奶就这样成了徐家的媳妇。对于高家来说，她仍然是家里人。而姑奶奶在孝敬公婆、相夫教子的同时，也常来看望父母，关心娘家的大事小事。好在路近，站在婆家的大门口，望得见娘家的门楼。
二十世纪初期，鲁南平原虽有水灾旱灾，还有土匪盗贼，但高家上下，基本上安居乐业。家里不仅有管店的掌柜，还有十几二十个佃户。里里外外有赶车工、勤杂工、厨子和丫环。掌管四世同堂这个大家庭的当家人，不是我太爷爷，而是我的太奶奶王氏。据长辈们说，太奶奶原先是高家的一个丫环，她是郯城人，因乖巧能干，人长得不错，太爷爷就娶她做了二房。她给高家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就是我爷爷三兄弟和姑奶奶，她使高家人丁兴旺，后继有人。太奶奶虽是穷人出身，但她在高家的书香门第中长期受熏陶，后来竟然也能背诗识字，常讲岳母刺字、孟母三迁和三娘教子的故事。太奶奶住在第三进院的堂屋里，中堂上挂有大幅的观世音佛像。佛像下面是三个祖宗的神位，香烛旁放着供果。她按照《朱子家训》的格言，把大家族治理得团结和睦，井然有序，因而很有权威，说一不二。二姑说，她三岁死了母亲，太奶奶十分疼爱她这个孙女，和她同吃同住。二姑给我看了太奶奶晚年时的照片，方脸大眼，威严刚毅，倔强的神态中透出几分柔情。
太爷爷是老中医，在马头很有名望，家中藏有很多线装书。除了给人看病，他十分重视儿孙的教育，从小就要他们读书写字，重文识礼。他亲自上课，严格要求，背诵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在传统礼教的雨露阳光下，太爷爷的儿女们继承了这份家业。
姑奶奶出嫁的时候，我爷爷已经是高家出头露面的当家人了。他是长子，又是弟妹的长兄，他医术高明，先是镇上最大的“大生昌”中药店聘请他去坐堂，他开的方子，只需两三服，便有明显疗效，因而名声大振。爷爷的原配妻子颜氏，生下一子高佩绅后久病不愈。爷爷虽尽心调理，但回天无术，后来又娶了我的奶奶马祥林。马氏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有四十亩地和一个丫环陪嫁，生了我爸爸和大姑三姑两个女儿。奶奶瘦小干黑，反应迟钝，手掌有些残疾，爷爷和奶奶感情不太好。有一次，爸爸发现爷爷和佣人有私情，就上去打那女佣。爷爷上前打了我爸爸一个耳光，说：“你敢犯上，跪下！”
1933年，爷爷以自己的字号为店名开了“云岚药室”，让两个儿子和侄子当他的助手，生意红红火火。除了给人看病，爷爷也教书办学。不仅在自家的“双榴书屋”教儿女侄子，还在镇上的竞进小学和新民小学当过校长。爷爷瘦高个，戴一副老花镜。二姑说，爷爷教他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朗读时讲究抑扬顿挫、摇头晃脑。他教大家写作文先要学做对联。他说：“天对地，雨对风。”调皮的二表叔秉珂紧接着说：“香对臭。哭对笑。”大家都笑了。
二爷爷高毓嶂也当过老师，他毕业于郯城师范讲习所，在竞进小学教国文课。他学问很深，写得一手好字，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后来去济南和南京谋事了。三爷爷高毓峒也是教书先生。他本分忠厚，温良谦让。每门课他都能教，擅长音乐。他能一边弹风琴，一边唱歌。他在北街、西街、南街小学都教过课，在第三小学和承志小学也教过书。据说，鲁南第一党支部书记、革命烈士刘之言曾是他的学生。
我爷爷的这三兄弟当年在马头镇上虽不是富豪，但也是有名望的人。在那个时代，教师和医生都是体面的职业，不仅收入丰厚，也受人尊敬。据说，爷爷为穷人看病，常常少收或不收钱。有一年，鲁南流行疟疾病。穷人无钱看病，就把爷爷药店门口煎过的药渣拿去当药吃。得知这个事后，爷爷叫伙计专门用一口大锅熬了中药汤，免费让贫苦人家来喝药。所以，高家被人称为厚德人家。
爷爷这三兄弟中，二爷爷家人口最多。他生了六个儿子。分别是大大爷佩纶、三大爷佩经、四大爷佩桓、七叔佩湘和八叔佩综。五大爷幼时夭折了。三爷爷有两儿两女。他们是二姑惠宁、四姑惠芳，还有九叔佩玖和十叔佩十。我爷爷也是两儿两女，二大爷佩绅和我爸佩纲，大姑惠英和三姑惠芬。子女最多的是姑奶奶，他有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他们是秉字辈，叫秉淑、秉毅、秉珂、秉皓、秉莹、秉渠和秉军。这些表叔表姑虽然姓徐，但他们都在我家的私塾上学，常在我家吃饭玩耍，又是爷爷教他们读书写字，血脉亲缘，情同家人。
四大娘在她的回忆文章中写道，高家最隆重和喜庆的一件事是1929年的冬天，二爷爷一次性娶了三房儿媳妇，已经工作了的大大爷、三大爷和四大爷同时做了新郎！而且，是新式婚礼。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山东农村，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有人说，哪有一次娶三个儿媳妇的事？不合规矩。也有人说，哪有新娘子不坐花轿的？没听说过。二爷爷是个开明又新潮的人，他见多识广，又追求时尚。他不听那些闲言碎语，敢作敢为。
三房亲家都是本地大户，又是多年熟识的朋友，门当户对，知根知底。大儿媳妇姓田，二儿媳妇姓刘，三儿媳妇姓徐，名腾鸾，她有个双胞胎妹妹叫腾凤。父亲徐吉亭是清朝秀才，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不善理财经商，只靠二百亩地收租过日子。他本分软弱，胆小惧内，大老婆生有男孩仗势欺人，腾鸾的母亲吴氏是偏房，便被大老婆逐到草房中居住。有一天，大老婆儿子无事生非赶到草房，抓起板凳把腾鸾母亲打得不能动弹，怀孕七个月的吴氏流血不止，过了五天就命归黄泉。可怜的双胞胎只能跟着八十多岁的祖母凄苦度日。姐妹俩不仅聪明伶俐，而且知书达理惹人怜爱。我二爷爷和徐秀才经常在一起吟诗作文，所以就定了这门娃娃亲。腾鸾十六岁那年嫁到了高家，成为四大爷的爱妻我的四大娘。从此，孤苦的心灵有了爱情的滋养，她的人生和高家的兴衰连到了一起。
虽然没有花轿迎亲，现代婚礼同样隆重喜庆。新娘一袭白色婚纱，手捧玫瑰鲜花，宛若神女下凡。新郎西装革履，头戴深色礼帽，一派绅士风范。更有洋鼓洋号吹吹打打，美不胜收。婚纱遮挡了她们的三寸金莲，这场西装配小脚的婚事热闹非凡，马头镇万人空巷，都来看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式婚礼。
这时候，欧风美雨刚刚滋润古老的中华大地。马头镇修建了基督教堂。北大街的商铺里，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搪瓷脸盆和香胰子，还有洋布洋火和洋油。而渴求民主自由的文化人，四处寻找救国救民的良药。大大爷和三大爷从济南师范讲习所学习后，二爷爷推荐他们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并希望他们拜梁漱溟为师，学习哲学和佛学。1924年8月，大大爷和三大爷就投奔了梁漱溟，跟随他在山东曹州、北京、广东等地学习。同时三大爷还随熊十力教授到武昌、杭州、南京等地学习哲学和心理学。三大爷还信仰佛教，并有音乐天赋，曾在杭州教书，后因生病回乡休养，在本镇求是小学教书。大大爷还在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任过哲学系助理。
1929年冬天，在广州第一中学跟随梁漱溟办“乡治讲习所”的大大爷，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便立即赶回家。原来二爷爷是找借口要他回家结婚。婚后只几天，大大爷又急匆匆地赶回了广州。三个月后，梁漱溟到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大大爷当梁漱溟的助手，又办《村治月刊》，他把新婚的大大娘带到了河南。大大娘叫田秉容，比大大爷小三岁，虽是大户人家出身，缠小脚，身材不高，又没有上过学，和大大爷在思想文化上缺少共同话题，但她性格直爽，治家有方，所以互敬互爱，夫唱妇随。
四大爷结婚时才十八岁。当时他已在叫作“聚盛恒”的一家商店当店员，因为夜里要守店值夜，所以不能天天回家陪伴爱妻。四大爷把思念化成文字，给蜜月中的四大娘写了一首情诗：“咫尺路非遥，因为伙伴稀。寻日为闺来，惹卿常相忆。躯居犹寂寞，相伴有唐诗。三更人定后，正是安眠时。”这首诗陪伴了他们一生，也见证了他们始终不渝的爱情。
因为结识了梁漱溟和熊十力这两位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不仅改变了大大爷三大爷和四大爷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我爷爷和我爸爸的传统观念。因为爷爷支持大大爷去投奔梁漱溟，大大爷就带着我爸爸和七叔去了乡村建设训练班，又到曹州师范学校读书。熊十力还介绍二爷爷去了南京中央政府审计部任职，每月薪金有一百八十大洋。马头镇的乡绅见到了一片新的世界。
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鼎盛时期。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吃饭有租粮，用钱有商铺。有在外谋职的，有在家教书、行医的，既有钱财，也有名气。据说，那时我家有丫环、厨子、担水扫院的杂工，有专门的粮仓，用大缸装食油，大缸腌咸菜，每餐吃饭有三四桌人。
爷爷是长子，他不仅要坐堂行医，还是大家庭的当家人。虽然吃穿不愁，但要把家掌管得井井有条，也是不容易的事。爷爷以《朱子家训》为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内外整洁，既昏便息……”要求全家上下都遵照行事。人人都循规守矩，知书识礼。凡有大事，便开家庭会议。长辈坐中间大桌两旁，小辈坐小桌边的椅子、板凳上。爷爷还是从《朱子家训》说起，他说，我们三十多人的大家庭，大大小小事情很多，大家都得干活，因此要有分工。全家的开支不小，有收入的都要按月交钱。开始是二奶奶专管买菜和油盐酱醋，三大娘负责记账。还有推磨、担水、洗碗、炒菜、扫院子等等，都有专人负责。每天一早，爷爷用钱板把一天要开销的银元和铜板一排排码好，送到太奶奶的堂屋里，由她分配使用。
爷爷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诗书传家”。他亲自教子孙们读书写字。男孩读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周易》。女孩读《女儿经》、《女子四书》、《闺训》等等。爷爷还教他们练习书法，要求他们每周交一篇大楷一篇小楷，他亲自批改。子孙们犯有不良习俗的，他都严加管教，或训诫，或罚跪。爷爷家教有方，因而家庭和睦，家风严正，是远近闻名的“耕读人家”。
二、家仇国恨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桩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家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打破了！
一天早上，一位邻居急匆匆跑来说：“你们家的掌柜跑了！隆泰盛店门大开，货物散乱一地！”爷爷连忙带人赶到西大街，一看果然如此。他一下子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他呆呆地站立着，嘴上自言自语：“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高家的男人女人都不善经商，“隆泰盛”布庄只好关门倒闭。
没有办法。掌柜是山西人，他给高家管商铺多年，他会做生意，人忠厚。每逢赶集，他从农民的手里收来土织布后，拿到染坊染成白花兰印布，又好看又结实，还便宜，很是畅销。后来因为年纪大了，他告老还乡后推荐他的儿子来打理生意，一切事务都交给他儿子作主。谁知人心难测，这小掌柜居然卷了商铺的全部钱财逃跑了！高家连他住山西哪个村庄也不知道。更要命的是，因为“隆泰盛”布庄生意好，有信誉，所以发出了不少银票。银票随时可以买货物，也可以兑现。得知“隆泰盛”倒闭的消息，很多人拿着银票找到高家要求兑付。家里没有现金，只好卖地还债。因为欠钱，我家的大门也被封了。
正在全家人寝食不安的时候，镇上一个叫孙爱庭的士绅路过我家门口，发现门上贴了白纸封条，许多人正在议论纷纷。他问明了情况，胸脯一拍说：“欠多少钱我来还，快把封条撕了！”
孙爱庭大名孙寿椿。身高面黑，眼珠特大，外号孙二黑。他有三十多顷土地，还开设酒坊油坊和十多处商号，不仅财力殷实，且豪爽仗义，尤其尊师重教。他和我爷爷三兄弟都熟识，并常有来往。我爷爷也给他家人看过病，因此互有交情。还有一个原因，是爷爷将三岁的小女儿惠芬许配给了孙家的二儿子结了娃娃亲。在这急难时刻，孙爱庭的慷慨相助，使我家躲过了一场劫难。不仅留住了一部分田地，最主要的是保住了大宅院，否则一家老小无立足之地了。对于孙爱庭的患难相助，我的爷爷和爸爸他们一直铭记于心。二爷爷从南京回来，总要去孙爱庭的旗杆台门家里送绸布衣料或者高档水果。我爷爷也常去嘘寒问暖，他家有人头疼脑热，爷爷就上门问诊。
虽然躲过了这场劫难，但高家元气大伤。我爷爷经常唉声叹气。不仅经济上捉襟见肘，主要是精神上伤害更深。爷爷在镇上是有名望的人，如此一来，他觉得抬不起头了。
因为常有大户人家上门求诊，为了酬谢爷爷的妙手仁心，除了给钱，有的就请爷爷到榻床上吸几口大烟：“高先生辛苦了，来，解解乏吧。”不知是不好意思推辞，还是经不起诱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爷爷就上瘾了，渐渐地精神不振，哈欠不断，有时还发脾气。
太奶奶是个极精明的人。有一天，太奶奶把爷爷叫进她的房间，在再三的严厉追问下，爷爷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哭诉了事情经过。太奶奶大为震怒，她挥起鸡毛掸帚劈头盖脸朝爷爷打，打得爷爷连声告饶。躲在门外偷听的三姑一见父亲被打，推开门就抱住奶奶的腿哭喊着。太奶奶毫不理会，她喊道：“来人，全家人都来！”
她拿来一根擀面杖交给挑水的仆人：“打，给我打！”爷爷趴在长凳上，实木擀面杖打得爷爷哭爹喊娘。奶奶心疼丈夫，便跪下求情。太奶奶训斥她“不尽妇道”，还用手上的铜烟锅狠狠地打奶奶的头，直打得奶奶头上鲜血直流。
执完家法，太奶奶当众宣布：“谁抽大烟，逐出家门！”念爷爷是初犯，她命人将其锁入房间，强制戒掉烟瘾。禁闭期间，只有三姑悄悄地给爷爷送些食物和书籍，还常趴在窗口问寒问暖。
这个时候，因为家庭没有经济来源，先是三餐杂粮，后来竟无米下锅。无奈之下，大奶奶、二奶奶等都回娘家告急，不时用驴子或小车运些高梁、玉米来接济。姑奶奶虽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眼见娘家落难，她竭尽所能，经常从婆家拿来银元和白面交给太奶奶分享。爷爷的行医收入难以支撑全家的生计，征得太爷爷和太奶奶的同意，就把最好的前院租给了一个商人，以换点油盐酱醋过日子。这样的困境，使大人小孩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太奶奶脸上没有了笑容。她整天对着观音菩萨的佛像烧香磕头，口中念念有词，祈求菩萨保佑。她还叫几个媳妇跟着她一起念经跪拜。她说，高家遭此劫难，一定是前世积德不够，对菩萨的敬拜心不够虔诚。她要子孙们多多念经行善，来世多福多寿。
“隆泰盛”的倒闭，给太爷爷的打击最大。这个布庄是他一手筹备开张的。店里的一切，都有他的心血。他为布庄的兴隆而高兴，也为生意上的困难费心思。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结果。他整天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不久便忧郁而亡。
大树一倒，人心就散了。本来相互间忍着的一些偏见和误会，就变成了口角和矛盾。因为没有及时澄清和化解，彼此间便结下疙瘩。虽然爷爷他们三兄弟手足情深，什么事情都不计较，但妯娌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常有意见。比如拿大伙房的杂粮喂自己家的小鸡，或者自己做了咸蛋咸菜不分给大家吃。还有对大伙房做的饭菜说三道四。总之，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有些人就斤斤计较。他们心里打起了小算盘，想分家单独过。但因为爷爷三兄弟珍惜大家庭的名声和家风，也怕太奶奶不高兴，所以勉强维持着。
不久，矛盾终于爆发了。不知一件什么事，我奶奶和另一位大娘闹了口角。大爷回家得知后，就赶倒后院和我奶奶了吵了起来。家里人都认为大爷失礼，要他向奶奶道歉。
伤了和气后，彼此见面都不理睬了，在一起吃饭也觉得尴尬，于是各家就打回去吃。面对如此窘况，我爷爷也无能为力，征得太奶奶同意，决定分家。
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场面。从封建礼教的角度说，老辈人还在就闹分家，这是不孝。高家这样的大户人家，知书达礼，讲出去要被人笑话，怎么能分家呢？
《红楼梦》里有句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几代人吃一锅饭的大家庭日子结束了。虽然有些伤感，可这是无奈之举。好在分财产时爷爷们都以情谊为重，互相谦让。因为三爷爷生性懦弱，又无其他所长，就把最好的前院两进房子分给他了。我爷爷要开设诊所，分得了后院的三进房子。二爷爷在南京做事，两个儿子都已外出谋生，他要了中间的一个院子。中院没有厕所，二爷爷就在后墙上开了一个门，到我家的院子来上厕所。虽然不便，大家都没有怨言。听说日常用品和锅碗瓢盆，是分成三份，然后抓阄了事。本来议定太奶奶是轮流吃饭，二爷爷说，这不好，像要饭似的，就在我家吃吧。
分家后院子里平静了下来，各家都过各家的日子，但也显得冷清和寂寥。孩子们心里也很难过，但他们还是在一起玩耍，一起上课，毕竟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
面对家庭的衰落，爸爸和他的兄弟们都感到了肩上的重担。因为家境困难，高中毕业的爸爸为了把家传的中医发扬光大，便想去北京上医学院。他到济南一个亲戚家去借学费，女主人很不情愿地把几个银元朝地上一甩，爸爸含着眼泪爬到桌子底下捡起来。可是到北京走出前门火车站，就看见一队日本兵扛着太阳旗，耀武扬威地齐步前行。马靴在水泥路上踏出了刺耳的脚步声，爸爸一阵惊怵。他回到了马头，他说：“国土沦陷了，当医生还有什么用呢？”
不久，日本鬼子的铁蹄从华北平原踏进了山东，我们家乡掀起了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活动。各种党派和团体成立了许多抗日组织。共产党组织的“儿童抗敌后援会”非常活跃，他们在西街火神楼旁挂出牌子，贴标语、印小报、唱抗战歌曲，还发动募捐，搞得有声有色。
支持抗日宣传的是马头的地下党组织。实际上，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二十年代就在马头开始了。最早的带头人是刘之言，他是我爷爷的学生，也是大大爷1922年上济南师范讲习所时的同学。和他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其中之一是姑奶奶的丈夫即我的姑爷爷徐敬村。姑爷爷中等个子，儒雅和善，曾到北京中国大学经贸系读书，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后被反动政府通缉，就逃回家乡，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刘之言、孙振国的领导下，以“读书会”名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党支部在郯城东门外开了一个名为“摩登商铺”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站，指定高同山和姑爷爷徐敬村为联络员。每当开会或有事联络，姑爷爷就在马头镇北大街自己家的客厅里以请客吃饭或打牌喝茶为幌子聚会碰头，叫大表叔二表叔在门外玩耍望风，有情况立即报告。后来又在姑爷爷家里策划武装斗争，发动农民进行了“苍山暴动”。
由于敌强我弱，暴动失败，五十多人牺牲，刘之言英勇就义。突围出来的十多个党员经联络站营救和转移，终于脱险。一天深夜，有人悄悄到马头北大街的一处大宅院敲门，说要找我姑爷爷徐敬村。看门人再三盘问，认定确是熟人。姑爷爷一见，原来是县委组织部长刘洪敏。他在苍山暴动失败后英勇突围，几经风险才找到这里。姑爷爷立即把他领到后院炮楼下的一间屋里隐蔽，由两个儿子送饭送水热情招待。姑爷爷瞒着其他家人，自己外出打听消息。直到第八天确认没有风险，利用夜色把梯子架在围墙上，刘洪敏纵身一跃翻出墙外，悄悄地出了东水门，淹没在夜幕中的高梁地里，这时姑爷爷才觉得一阵轻松。
眼见日军大举侵华，共产党发表了团结抗日的国共合作宣言，姑爷爷决定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斗争。当时，他已三十三岁，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最小的儿子秉军才八个月。姑奶奶深明大义，她的思想受丈夫影响，便积极支持姑爷爷去延安参加革命，表示家里一切不用担心。临行前，姑爷爷把红色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两本书交给十二岁的大儿子秉毅，嘱咐他好好学习。出门时，姑爷爷把一个金戒指戴在姑奶奶手上，说：“你等着我，抗战胜利我就回家。”姑爷爷在小儿子的脸上亲了一口，他抹了抹眼泪，朝姑奶奶点了点头，扛起包袱大步走了。和姑爷爷一起去延安的，还有他的两个妹妹忆函和忆明，以及侄子徐秉越和侄女徐秉秀。姑爷爷到延安后，担任了中央财经部秘书和陕甘宁边区银行办公室主任。
后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攻占上海，南京岌岌可危。在中央政府谋职的二爷爷不想跟着政府往内地撤退，他担心家人的安危，便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收拾了日用杂物，装了好几大箱，回到马头来了。
这个时候，大大爷在山东荷泽一带跟着梁漱溟推行他的乡村建设的教育和训练。抗战开始了，担任教育长的大大爷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并和一个叫孙则让的人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经过军事训练的学生和受训的壮丁编了三个团一个营，大大爷是训练班主任，他亲自授课，还从西安请来了两位红军干部讲游击战术，深受大家欢迎。
训练班于1937年11月中旬停办。没有想到的是，一天夜里，孙则让奉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密令，把队伍拉走了。原来韩复榘为扩大他的实力叫孙则让组织抗日游击大队。一看形势吃紧，他就指挥队伍向后方逃跑了。
学校都已解散，各地来的流亡学生和老师很多。不少人要求坚决抗战，于是大大爷又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抗日教导大队”，既是抗日武装，又是宣传队，还搞来些经费和枪支。
一个多月后，梁漱溟回来了，他说在南京见到了蒋介石，韩复榘已经被枪毙，孙则让带去的队伍已交国民党改编。蒋介石答应他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组织起来就地抗战。梁漱溟说他还去了延安，见到了毛主席。他说，抗战的方式可以搞武装，也可以搞宣传，要深入到敌人没有到的地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还没有活动的空隙地区，特别是试行了乡村建设的地区作为基础。后来大大爷等人在鲁西的郓城开展抗日宣传，组织抗日力量，办了一张油印小报《鲁西吼声》，他亲自写社论，还转载从延安带来的文章。
大大爷是书生，不懂打仗。听说河北南宫县有八路军驻地，就决定去向八路军学习。他带领八个人骑着自行车出发，一个多星期后才到达南宫，见到了徐向前和宋任穷，听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参观了八路军的学习训练，还访问了巨鹿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参观团的人都开了眼界。
回到郓城，得知抗日教导大队第十支队奔赴延安去了，其中有大大爷带出来的弟弟即我的四大爷。四大爷出征前，特地做了一件棉长袍，他说：“穿上是棉衣，脱下当被子，打仗用得着。”这是1938年的6月。不久，大大爷收到叔叔的来信，说家里遭难了！
台儿庄血战后，凶残的日军伺机报复，大举入侵山东。4月攻占郯城，一路烧杀抢掠。马头镇的民众，惊慌失措地往乡下避难。我们家也准备逃亡，纷纷收拾衣物。我爷爷舍不得他的书被日本兵抢去，便急急忙忙挑选了一部分，除医书扔在书架上外，其他书都搬到后院去烧掉。大家舍不得，每人都翻阅着自己喜欢的书。爷爷发火了，他在书堆中点上了火，看到平日阅读的《西游记》、《三国志》、《石头记》和《西厢记》等线装书变成了熊熊的火焰，大家都伤心地流泪。
爷爷有他的打算，他找来了泥水匠，把前后院的过道封死，把家用物品和珍贵的书藏在这堵夹皮墙内，外面用高梁秆挡住。
炮声更近了。可是，二爷爷还坐在小客厅里读书。二奶奶哭着催促：“人家都走了，咱也走吧！”二爷爷一动不动，他说：“要走你们走，我不走，大丈夫誓与国土共存亡！”这样一来，二奶奶也不走了。一看父母留下不走，被称为孝子的三大爷也不走了，他要照顾父母亲。
跟随逃亡的人流，爷爷带着男女老少到了离马头二十多里地柏株村的一个朋友家里躲避，但大家的心仍然挂念着家里。七叔和八叔惦记着父母和三哥，因为路已封锁，回不了家。爸爸带着弟弟妹妹跑到苍山上向马头方向眺望，远方升起一团团浓烟，还有冲天的火焰。爸爸说：“那就是马头，我们的家乡啊！”大家伤心地哭了。
因为一时回不了家，太奶奶很着急，她挂念着二爷爷。爷爷也想回去看看顺便拿点粮食和衣物。爸爸说，还是我去吧。三爷爷说我们一起去。
一进马头，只见断墙残壁，烟灰焦土，一片死寂。进入家门，穿过厅房，第三进的堂屋门口，那只盛水的大缸口，直挺挺地竖着四只脚！二人大惊失色。近前一看，是二爷爷和二奶奶！旁边的墙上，用毛笔写着好几行字。进入后院，三大爷倒栽在西屋门口的大水缸里！三爷爷和爸爸惊魂未定，第一个念头是怎么向家人交代？特别是太奶奶受不了这个打击。两人一商量，决定先把三个人的遗体掩埋掉。因为已在水缸中溺浸多日，人已肿胀，当天便找人帮忙，将这两个大缸连同三人的遗体，抬到镇北的祖坟地里埋葬了。
两人急匆匆往回赶，一路上想着怎么将这个噩耗瞒住家人，特别是不能让年事巳高的太奶奶知道，最后编了一个谎言，说二爷爷二奶奶带着三大爷跑到铁路南去了，躲鬼子出远门了。后来太奶奶点点头，不知她是真相信还是装糊涂。
到了佃户家，大家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问，三爷爷只是说，鬼子来过了，家里一塌糊涂，回去收拾收拾。七叔问起他爸妈和三哥的情况，三爷爷说，他们出远门还没回来。
扶老携幼的一家人来到了久别的家。我爷爷说，老人小孩先在门口等一下，我们先进去收拾干净。七叔心里不踏实，他悄悄溜进了里院，看到好几处房子被烧了，小客厅的桌椅粉碎，院里荒草萋萋，还有一股焦臭气。他一间一间地进房查看，他希望父母和哥哥没有出远门，说不定躲藏在角落里。当他走进堂屋，迎面墙上几行毛笔大字让他一阵震惊！白墙上的黑字像刀一样刺痛他的心：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四日，涧庄偕静竹女士及子佩经，殉国于水缸中。”
二爷爷名毓嶂，字涧庄。二奶奶姓于名静竹，这个名字是二爷爷起的。取他写给二奶奶的一首诗中的两个字：“风动竹帘景意生，客人独居身心静。”极有意境。面对父亲熟悉而端庄的字体，七叔放声大哭。他明白“殉国”这两个字的含义。他记得父亲领着他到北水关外的沂河边，满怀悲愤遥听日寇进犯的炮声。父亲气愤地说，南京沦陷了，日寇侵占了首都，屠杀了千千万万同胞！他给七叔说：“有一个孩子，父母被敌人杀害了，孩子历尽艰险为父母报仇。”二爷爷叮嘱七叔说：“如果我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你也要为我报仇！”七叔点点头，他说：“爸爸不会死的。”
在西屋和南屋的墙壁上，七叔还看到了他母亲和三哥的遗墨。二奶奶写的是：“欠XXX钱X吊。”“欠XXX钱X吊。”三大爷写了“湘、综二弟望努力学业，来生共升极乐。”
二爷爷和二奶奶，还有三大爷都“殉国”了，十三岁的七叔除了悲伤和哀痛，他的胸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他说：“爸爸妈妈，三哥，我要为你们报仇！”
进入家门的大人小孩都惊呆了，只见院子里一片狼藉，满目凄凉。二爷爷用来推磨的一头驴子被鬼子吃掉了，院子里留下一滩血和一条腿，还有一阵阵的恶臭。爷爷封堵的夹皮墙被人砸开了，衣物扔了一地，有的扔进了油缸和咸菜缸。值钱的东西都不见了，我妈妈藏在木箱里的一包金银首饰没有了，那是陪嫁品。
七叔的哭声惊动了大家。他指着墙上的字说：“爸爸妈妈和三哥都死了！”大家一看，顿时嚎啕大哭。三大娘看到三大爷的遗墨后，哭得悲痛欲绝。
这时候，二姑在三大爷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写有字的白纸，她认得上面的字，就拿到外面给她爸爸看。三爷爷一看，只见字迹工整，是两个人的对白：
“你是哪里人？”
“东乡一夫。”
“家里的人哪里去了？”
“逃命去了。”
“你也逃命去吧……”
三大爷的字大家都认得，可另一个写字人是谁呢？大家都认为一定是不会讲中国话的日本鬼子。可日本鬼子是怎么逼我二爷爷他们殉国的呢？会不会日本鬼子污辱了二爷爷。或者，他们强逼二爷爷干他不愿干的事？总之，二爷爷是不愿当亡国奴，是不愿受侵略者奴役而牺牲的，他们的死，是家仇国恨。
七叔和八叔抱在一起痛哭。七叔十三岁，八叔只十一岁，他们没有了父母，他们成了孤儿。他们想念三哥。三大爷比他们大十多岁，不但教他们读书，还陪他们玩耍。有一年冬天，七叔和八叔在雪地里用筛子捕了几只麻雀，三大爷叫他们立即放了。三大爷信佛，他是不杀生的。这样一个胆小慈悲的人，竟有这么大的勇气殉国自尽？
太奶奶病倒了。她水米不进，嘴里呼唤着儿子和孙子的名字。没过几天，她病逝了，全家哭声一片！姑奶奶拿来五百银元尽孝。大门、二门外都搭了灵棚。三个喇叭匠为太奶奶鸣奏哀乐。前来吊唁的人排到了大门外。县长闫丽天也来致哀。大起架厅房内外挂满了挽幛，纸人纸马和纸扎的金山银山摆满了院子。全家大小一式的孝袍孝帽，灵堂里外一片哭声。入殓时，和尚道士分列两队念经，在管弦和木鱼声中到三山井中“取水”。太奶奶一走，大宅院遍地落叶枯草。
直到十月，大大爷才从鲁西回家奔丧。亲人的鲜血使他明白，救国救民的头等大事，不是乡村建设，而是全民抗战！
三、抗战热潮
马头虽是小镇，但全民抗战热潮滚滚，各种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大大爷认为，统一战线就要把所有人都发动起来。他和同学王秋岩、张云非找到区长刘润生，向他提议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刘润生正要拉拢地方的上层人物，所以他马上答应，四月中旬就开会成立国民党郯城县第二区战地动员委员会，有头有脸的人都当了委员，大大爷被推举为主任委员。他按照在郓城的做法，先办了一张油印的《动员报》，后来又办了训练班。
共产党在离马头不远的邳郯边界办起了青年训练班。不久，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来到马头开展抗日宣传，政委韩云非和大队长杨信找大大爷谈话，还参加了联欢大会。但地主武装包围了马头，为避免冲突，南进支队撤退了。但大大爷记住了韩政委和杨司令的话。
为支援前线，儿童抗敌后援会不仅发动少年学生唱抗日歌曲，喊抗日口号，还发动大家捐献废旧钢铁，七叔、八叔和二姑、三姑到各家去宣传，还抬着自己家的铁炉子捐到了抗敌后援会。这时候，家里住了三位工作干部，他们大力宣传抗战，还说八路军在堤岸办了训练班。七叔耳尖，他想去报名，可大大爷说他年龄小，毕业后再说。
姑奶奶家里更热闹。姑爷爷徐敬村带着妹妹和侄儿侄女到延安去了。他哥哥徐霞苍是国民党员，小舅子是国民党二区副区长。一家分两大阵营。姑奶奶带着儿子女儿指责对方消极抗日。吃饭时，双方又吵又骂。门口来了要饭的，姑奶奶用笆斗端出热乎乎的白面馒头：“来！吃，吃饱！”要饭的一批批来，姑奶奶一次又一次送。大表叔二表叔知道大爷的小舅子想把家里藏的两支长枪拿去，便偷出来躲到佃户的菜园子里，一人一把，对着水井，乒乒乓乓地把子弹全打光，枪一甩，跑了。
第二年春天，听说芦汪子有八路军办的训练班，七叔悄悄告诉比他大一岁的表哥秉毅。两人刚坐上沂河的渡船，秉毅的老祖母派人追了回去。初心不改。兄弟俩又暗中伺机行动。姑奶奶支持大表叔和大表姑去参加八路军，她支开看管的黄表大爷，让七叔在表叔家的后院墙外等着。一声咳嗽，大表叔先把小包袱扔出墙外，然后从墙边的大树上溜下来。二人渡过沂河，朝芦汪子村飞奔。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军政干部训练班设在一个大庙里。学员都是十多岁的青少年。睡的是大通铺，上课吃饭都在露天下。吃饭没有筷子，就折两截高梁秆。革命队伍的饭特别香，七叔说他有一次吃了两斤煎饼！政治课上学的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特别活跃的是唱歌。教唱歌的人叫齐克，他声音洪亮，表情丰富，打拍子姿势舒展豪放，《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唱得激情澎湃，斗志昂昂扬。
学习了一个多月，学员们就分散到农村去做群众工作，组织抗日团体。每到一村，先教儿童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两个多月后，高家兄弟俩分配到临郯青年救国团县团部宣传队，团部设在涌泉，宣传队长是方正，排了节目后马上到各村去演出。
十四岁的大儿子参加了八路军，姑奶奶总是不放心。她坐在黄表大爷推着的小车上，来到涌泉，见到了儿子和侄子，部队领导看到姑奶奶手上还抱着一岁的小儿子，便说：“你们送妈妈回去，放探亲假。”
两个小八路自豪地回到了马头，兄弟姐妹和小伙伴都用羡慕的目光围着他们。他们模仿训练班的样子，组织二十多个青少年办讲习班。讲《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还成立了儿童合唱队，一首《洪波曲》唱得气势雄壮，赢得一片掌声。
探亲假快完的时候，听说平型关打鬼子的老八路要来马头了，七叔和表叔很想一睹老八路的风采，青救团分团部的同志也想留下这两个小八路，于是向县团部报告，得到批准后，他们汇入了沸腾的抗战热潮。
火神楼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共产党、国民党左右两边唱对台戏。儿童救援会高唱抗日歌曲，打着青救会、妇救会、动员会旗子的团体争相号召青年人当兵入伍。国民党顽固派用留声机播放着戏曲，千方百计招兵买马，他们排挤地下党领导的抗日团体。
为了壮大抗日力量，八路军一一五师派出东进支队攻打马头。先遣侦察队在西大街的杂货店中隐蔽。天刚拂晓，大部队来了。特务营包围了敌人。一阵猛打，敌人溃逃到孙家的两个据点里。部队从北大街向前追击。国民党二区区长带了一个排占据酒坊的屋顶朝八路军猛打，一个战士牺牲了。表叔秉毅和秉珂为八路军带路，从墙上打洞进去。八路军飞兵奇袭，打得敌人举手投降。这一仗，消灭伪军五个连。
马头解放了，沂河边上的小镇沸腾了，人们争着慰劳八路军，纷纷成立各种救亡团体，抗战进入了高潮。
随东进支队来到马头的，还有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它的前身是诞生于中央苏区的红四军宣传队。经过反围剿，经过万水千山到达陕北的这支红军队伍，为挺进敌后来到山东。在解放马头的战斗中，战士剧社有枪的同志都参加了战斗，他们在宣传部长赖可可的带领下，扼守西关。战斗结束后，又张贴布告和写标语，向群众做街头宣传，不仅唱歌跳舞，还点上大汽灯，演《放下你的鞭子》。
十二月初，战士剧社在马头组建鲁迅艺术大队，青年男女纷纷报名参加，地址就在南哨门的大地主孙家。当时，我的七叔、八叔、二姑、三姑和大表姑、二表叔，还有大哥高恒岳都参加了学习培训。报名参军的人群中，还有我的舅舅任兆良，邓果、邓钊、邓婉如、邓艳如是我表叔的表兄妹。总之，马头镇的热血青年都要求参加八路军去抗日。
鲁迅艺术大队上的课程有政治、文学，还有戏剧、音乐和舞蹈。既讲理论，又有实际排练。七叔八叔学舞蹈，三姑学音乐，二姑学戏剧。
姑奶奶看到高家、徐家、邓家等二十多个孩子参加鲁迅艺术大队，跟着八路军走上抗日道路，她由衷地感到高兴。恰逢1940年的元旦，为了祝贺孩子们参加革命，同时感谢战士剧社，姑奶奶出钱在饭店包了几桌酒菜，在鲁迅艺术大队驻地的大院子里，请战士剧社和鲁迅艺术大队的人员七大碗八大碟地大会餐，我爷爷和爸爸忙着招呼，没有桌子，大家围成圈子，蹲在地上吃，好不热闹。
正在大家斗志昂扬地学习培训时，日本鬼子突然又向马头进犯，形势紧急。八路军一一五师命令苏鲁支队迎击日寇，大队长梁兴初带领部队英勇战斗，全歼了来犯之敌。不久，战士剧社带着新入伍的二十多个小青年，转移到沂蒙山区，朝气蓬勃的小八路投身到伟大的抗战洪流。
姑奶奶抱着小儿子，站在高高的沂河堤岸上，目送儿子、侄子和侄女跟随八路军的队伍渐渐远去。她的双眼紧盯着十二岁的二儿子背包上的搪瓷茶杯，太阳照在茶杯上闪闪发亮，姑奶奶目送着这个一闪一闪的光芒，一直到看不见了才转回身来。
和这些十多岁的弟弟妹妹不同，大大爷是我爸爸这辈人中最年长的一个，当时他已三十二岁，他的文化水平最高，走南闯北，经历最丰富，思想也复杂一些。本来，他追随梁漱溟学习哲学和佛学，进行乡村建设的实践。他不靠国民党也不倾向共产党，他走的是中间道路。可是，脱离政治的做学问搞建设，既不可能救国救民，也成就不了他的事业。
日寇的暴行和父母的惨死使他奋起抗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分辨不清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国民党利用他是上层社会知名人士的身份，动员他出任动员委员会委员，主办《动员报》，这是国民党郯城县第二区区公所的宣传品，大大爷经常用“团结抗日，统一战线”作标题，三青团的朱筱珊宣扬“统一没有战线”，大大爷认为这是攻击共产党，便和他们辩论。反动县长闫丽天还责问“为什么《动员报》论文集封面用红色？”大大爷终于看清楚了国民党的真面目。他到郯邳边界芦汪子共产党办的青年训练班参观，还到涌泉中共临郯县委驻地汇报工作。1939年7月，大大爷在最后一期的《动员报》上刊登启事，宣布退出国民党的动委会。
八路军解放马头后，部队和地方党组织任命大大爷为郯城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后又任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四分会副主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共产党指引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他的抗战热情像火焰般燃烧起来。他办了新的《动员报》，动员我爸爸做他的助手。他还办了个动员剧社和一家新华书店。八路军派来两个指导员，他的外甥秉毅、秉珂担任舞蹈干事和音乐干事。大大爷成了抗日政府的大忙人和大名人，有的叫他高主任，有的喊他高老师，这时，他用了他的字：高赞非。从此，他跟随临郯县委活动，在抗日根据地贡献他的智慧和才华，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工作。1943年3月，他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时，由刘导生和谷牧介绍，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一直在山东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大大爷从为国民党办《动员报》到担任共产党郯城县动员委员会主任，他的这一转变，影响了一大片人。这大大出乎反动县长闫丽天的意料。八路军一撤退，他一面托人说情，要大大爷停办《动员报》和训练班，同时贴出布告，命令家长把参加了八路军的子弟叫回来，如若不然，要“惩罚其家长，没收其财产。”当时，我的叔叔姑姑和表叔表姑都参加了八路军，大大爷作为长兄联合其他子女参加八路军的家长，到县城和闫丽天展开说理斗争。一方面这些家长中有部分是上层人士，在地方上不好得罪，更主要的是，参加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爱国行动，难道你不让抗日吗？这一下，把闫丽天弄得很狼狈，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八路军攻打马头，他带领伪军抵抗时被乱枪打死了。
姑奶奶可称得上是女中豪杰。她不仅支持丈夫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还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送到八路军一一五师。自己拖儿带女担任马头镇的妇救会长，组织妇女做军鞋，做干粮慰问子弟兵，还在大会上慷慨激昂讲话，动员父母妻子送儿女丈夫参加八路军。为了抗日支前，她咬咬牙把只有八个月的小儿子送给了别人。马头成了敌占区后，维持会和伪军逼着她把丈夫、儿子和女儿从共产党的队伍里叫回来，她东躲西藏，提心吊胆过日子。她要养育好还未成年的四个儿女，到抗战胜利的时候，迎接他们的父亲回家。
我爸爸正式参加革命，就在一一五师进驻马头之时，他跟随他的大哥高赞非创办《动员报》。我爸爸是济南齐鲁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字写得好，思想新潮。那时出版的是油印小报，稿子编好后，要先在白纸上划好版式，然后用铁笔在蜡纸上刻字，下面用钢板垫着。一笔一划，不能太用力，劲使大了，蜡纸就会破；用力小了，油墨印不到纸上。还有，字数要算好，多一字少一字不行，错一字漏一字也不行。在这个基础上，还要美观醒目，这就必须学会好几种字体，严肃的内容刻庄重的黑体或宋体，轻松活泼的内容刻楷体仿宋体。为了及时出报，爸爸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油灯昏暗，很费视力，他戴上了近视眼镜。一支铁笔就是动员民众抗日的号角，也是杀敌的刀枪。那时办报只三四个人，爸爸为了及时了解世界大事和国内新闻，他把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托人从济南买来了一只收音机，他把收听到的消息立即记录编辑，及时宣传群众。《郯城地方志》上专门记载了这个事，称“1938年，高培刚购买一台收音机，收听抗日新闻。这是郯马一带，最早接受广播这一先进传播手段的可靠史料。”参加八路军后，为培养自己刚强的革命斗志，爸爸把他的名字“佩纲”改成了“培刚”。
后来，爸爸调到一一五师政治部办《战士报》。铁笔钢板，是他战斗的武器。再后来，妈妈抱着我姐姐也到了沂蒙山，她在后勤部的被服厂为战士们做军装。跟随丈夫参加八路军的，还有我的大大娘、四大娘和姑奶奶。她们从深宅大院中走出来，走向了抗日的战场。
四、姐妹花开
二姑和三姑虽然不是一个爸妈所生，但她俩比亲姐妹还要亲。二姑比三姑大三岁，但她三岁时死了亲妈，继母待她不好，父亲又无能为力，连生活都较困难。太奶奶心疼这个孙女，便养在身边哺育成长。而三姑上有父母养育，身边有姐姐哥哥照顾，自然宠爱有加。所以三姑的童年时代无忧无虑，她爬树上屋，捕虫抓鱼，性格如同男孩子一样。有一次上树去掏鸟窝，三姑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幸亏小伙伴抬她回家。爷爷一边给她敷药止血，一边训斥她“不像个姑娘”。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如今，她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八路军，三姑也要去参加抗日，她在鲁迅艺术大队受过训练，但我爷爷舍不得她走，爷爷说她还小，不满十六岁。三姑心急如焚，她想起了在鲁迅艺术大队训练班时认识的女干部江川。那时她们同吃同住。三姑联络了一起想当八路军的几个小伙伴，找到了八路军驻地。不巧，江川不在。三姑和小伙伴一直等，等到太阳快下山，才见到风尘仆仆的江川回来了。三姑跑上前去紧紧拉着江川的手，坚定地说：“我们要当兵！”
江川是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从山西来的女战士，她搂着三姑说：“你还小啊。”三姑虚报了年龄，说：“我十八了。”江川微笑着说：“再过两年也不迟啊。”三姑哭了。她哭诉了三哥和二爷爷二大娘投水殉国的经过，她说：“我的哥哥姐姐都参加了八路军，我也要跟你们走！”
漂亮的女八路思考了一会，问：“你们的家人同意吗？”三个女孩子异口同声：“同意的！同意的！”
1940年1月8日，三姑和一起参军的两个小伙伴跟随大部队向沂蒙山转移。天空飘着雪花，她们没敢回家去拿行李，只穿着单薄的衣衫，胸腔里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十六岁的少女走向了民族解放的征程。
队伍来到一个叫米山子的山村，三姑在这里意外地见到了二姑：“二姐，你怎么在这里？”二姑说：“我是跟鲁迅艺术大队来战士剧社的。家里人都以为我是逃婚出走了！”二姑还说：“大表姐和七弟八弟也在这里！”说罢，她领着三姑见到了姐姐和弟弟，兄弟姐妹五个人惊喜地拥抱在一起。剧社的战友们都羡慕地围着他们说笑。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一家兄妹能团聚在一起，真是一大幸事。大表姑说：“我还有两个弟弟也在战士剧社，他们在二队响水汪呢。”过了一会，三姑突然想起还有个大侄子也参加了八路军：“大汉呢？”“大汉也在二队。”大表姑说：“大汉和我弟弟在一起，大汉很灵，鼓敲得好，他想当艺术家，改了个艺名叫丁一石。”大家都笑了。大汉是我大哥的小名，大名高恒岳，那年他才十一岁，他是小字辈。
一家八兄妹参加战士剧社成了一一五师的新闻和美谈，为了勉励自己在革命队伍里锻炼成长，同时和封建家庭告别，战友们建议他们都改名字。于是，三姑高惠芬、二姑高惠宁改名为高勉、高励。七叔高佩湘、八叔高佩综改名为高七和高八。大表姑徐秉淑改成徐步，大表叔徐秉毅和二表叔徐秉珂改为徐兵毅和徐兵克。
这时，剧社里有一个叫高鸿勋的小八路大喊一声：“我也姓高，我也改名！”他和七叔八叔都是舞蹈队的好兄弟。大家说：“好！改叫什么？”他说：“俺高家已有高七高八了，我叫高九！”大家热烈鼓掌，齐声喊好。
参加战士剧社的叔叔姑姑们都有专业分工，大表叔是音乐干事，二表叔和七叔八叔我哥哥都在舞蹈队，二姑演戏剧，三姑是歌咏队的。
三姑说，1938年后，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许多规模不同的剧社和文工团。有军队的，地方的，专业的业余的。除一一五师的战士剧社外，还有渤海军区的耀南剧社、抗战剧团、国防剧团、渤海军区宣传队、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山东军区文工团、山东纵队鲁迅宣传大队、山东省文艺工作团、渤海行署宣传队、民兵剧社、姐妹文工团、孩子剧团等等。这支宣传大军以抗日救国为宗旨，以发动全民抗战为目的，采用多种艺术形式，可以说，这是一支不拿枪的部队。
在众多的艺术形式中，歌曲是最快捷和直接的。三姑有唱歌的天赋。进入战士剧社不久，她就学会了许多抗战歌曲，如《跟着共产党走》、《你是灯塔》、《老乡上战场》、《太行山上》、《我们是人民的武装》、《歌唱二小放牛郎》等。每到一村一镇，只要有人，宣传队便锣鼓一敲，竹板一打，吸引得男女老少围上来，她便放开歌喉，声情并茂地唱起来。无论独唱、合唱，三姑都极其投入，一丝不苟。除了演出，剧社还深入部队，教战士们唱歌。歌声成了动员民众抗战的号角，也成了鼓舞士气的力量。当年的鲁南、胶东、渤海和滨海根据地，到处都有抗战的歌声。在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的情况下，根据地的歌咏活动十分活跃。
巍峨壮丽的沂蒙山不仅是革命的摇篮，也是战斗文艺的故乡。清丽高亢的《沂蒙山小调》刚创作完成，立即被根据地军民热情传唱。三姑的歌喉清亮激越，她唱的《沂蒙山小调》似清泉飞瀑，又如沂河流水，深受大众喜爱。三姑乐感很强，她一边教唱，一边打拍子，她自己制作了道具，她的背包里夹着几支芦苇秆，这是她的指挥棒。可是，有一次到连队教歌时，因为背包被压，里面的芦苇秆全折断了。三姑手足无措，战士们哄笑起来，正在束手无策时，一个老兵走上前来递过一根筷子，说：“用完要还给我。”这句话又引来战士们一阵哄笑。
三姑的右手高举着这根筷子，随着旋律上下挥舞，战士们跟着指挥的节奏，高亢的歌声激励着战士的斗志。三姑很自豪，她仿佛在指挥着战士们冲锋陷阵。今天海涛般的歌声，明天是杀敌的怒潮！教唱完毕，三姑把这根筷子还给老战士，并表示感谢。那老兵夸奖说：“别看你年纪不大，指挥挺有劲。”说完，把另一根筷子也递过来：“送给你了。”这件事启发了三姑，从此，她到连队教歌时，还培养几个指挥唱歌的文艺骨干，使连队的歌咏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
1940年梨花如雪的春天，入伍才三个月的三姑接到通知，她和二姐高励一起，即将代表战士剧社出席山东分局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这对漂亮的姐妹花引起了大家的赞扬，有人问：“小高，你今年几岁？”三姑挺了挺胸脯；，“快十七了！”会上，她见到了中共山东分局的朱瑞书记，也见到了一一五师的梁必业和赖可可部长。她到处找引领她当八路军的女干部江川，有人告诉她，江川去前方了。
这年夏天，部队整编，每个人都要填写政审材料。三姑趴在油灯下，手中的笔颤抖着。她只有小学文化，不少字她不认识。她请求队长帮她填写。队长说：“我成了高家的秘书了。”原来，高七高八的政审表也是队长帮忙填写的。三姑脸红了，她下了决心，要学文化，要做有文化的战士。从此，无论行军打仗，还是驻训排练，三姑身带钢笔和本子，有空就读书写字，文化水平很快提高了。当年十月，三姑还不到十七岁，就光荣入党。
十七岁的女共产党员工作学习更加积极了。三姑除了唱歌，也演话剧，还负责服装道具。行军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一次宿营到响水汪，三姑到老乡家借门板，正卸下来时，突然大腿一阵剧痛。原来一条三寸长的赤红大蜈蚣咬住了她的大腿。房东大娘立即用缝衣针把创口挑破，将烟叶嚼烂后敷在又红又肿的伤口上。大娘说：“山里的赤虫毒着呢，弄不好要人的命！快休息吧。”房东大伯背着三姑，大娘扛着门板，送到剧社驻地。
第二天行军，三姑整条腿都红肿了，战友们要用担架抬着她，有人说把道具卸下来，让三姑骑上马。三姑连声说：“不行不行，俺没那么娇贵！虫子咬了要骑马，打仗就要抬轿子了！”三姑谢绝了战友们的好意，她背着背包，咬着牙齿，坚持到第四天，红肿的腿这才渐渐消退了。
为了反日伪的扫荡，部队常常连续十几天的行军。三姑说，那时人困马乏，一到目的地，倒地便睡。经常在山沟或树林中露营。冬天风雪交加，天当被，地当床。拉下棉帽盖住脸，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遇到敌情，还得翻山越岭跳出包围圈。一天深夜，部队反扫荡。悬崖峭壁间一片漆黑，三姑一脚踩空，跌下了山谷。她攀着岩石往上爬，小腿上血肉模糊，骨头都露了出来。战友们撕了一片军衣替她包扎好伤口，三姑抓着马尾巴，忍着刺骨的疼痛，艰难地跟着队伍前进。至今，三姑的小腿上仍然留有一大块伤疤，这是战斗岁月留给她的光荣的标记。
1942年冬，三姑得了疟疾。因为缺医少药，一连十多天忽冷忽热，浑身无力。战友们背负道具，把马匹让给她骑。为了不拖累部队，她请求领导把她留在当地休养。到了临沭县的大兴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区政府安排三姑在一户老大娘家养病。大娘杀了母鸡熬汤，给她补身体。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战士生病了，都来慰问看望，送来煎饼、小米、细面，在乡亲们的关心照料下，三姑的病很快好了。回忆沂蒙人民的这份恩情，九十二岁的三姑说：“山高水长，终生难忘。”
从此，三姑就被村里的老乡留下来了，她参加区政府的工作，担任了妇救会长，临沭的山山水水，书写了她青春的新篇。
响水旺整编后，三姑和二姑不在一个分队了。二姑八岁就上启新女校，受过正规教育，又读过许多文学名著，她的文艺素养好，人又长得漂亮，是演戏剧的苗子。早在鲁迅艺术大队培训时，教员排了一个小戏，要二姑扮演一个农村妇女，坐在井台旁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警惕过往行人。这是二姑第一次演戏，她听教员讲完戏，就认真琢磨开了，脑子里回想妇女们做针线时的手势和表情，特别是看来往人的不同眼神。因为她平时对生活中的人物进行细致观察，表演惟妙惟肖，又恰如其分。虽然没有一句台词，但她把根据地老百姓的革命警惕性表演出来了。戏刚排完，敌人来了，二姑就跟随战士剧社参加了八路军。
参加了八路军的二姑做梦也没有想到，戏剧中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她的身边。叫她扮农村妇女在井台边警惕坏人放毒的那个戏剧教员，真的变成了坏人！这人叫郭同震，是战士剧社的戏剧骨干，他演过《马百计》，演《放下你的鞭子》时还会捏着鼻子哼小曲。响水汪整编后他任政治大队大队长，派来个政委叫张梓贞。有人听他发牢骚，说“派个政委来监视我。”
那次到山东纵队去演出，他和教员王力吵了几句，就不见了。后来听说，郭同震带了两支手枪骑马投敌去了，他成了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甲第1415部队武山队特务头子武山英一的得力干将。
这件事使二姑很吃惊，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人叛变投敌呢？
让二姑更加吃惊和愤怒的是，1941年11月，日本兵铁壁合围沂蒙山区的大崮山和大青山根据地，使我山东分局和抗大一分校遭受了重大损失，阵亡和被俘一千多人。牺牲的人员中，有不少领导干部，还有国际友人汉斯·希伯。而策划这次大扫荡的，就是叛徒郭同震。这件惊心动魄的事，使纯洁的青年学生懂得了站稳革命立场和革命警惕性何等重要，也懂得了革命的复杂和斗争的尖锐。
有一天，二姑和七叔、八叔还有大表姑在师部整修操场，突然间，八叔很惊慌地跑到二姑跟前，小声地说：“二姐你看，那人不是沈琪生吗？”二姑朝那边一看，身材瘦高的一个人双手被反绑着，几个人用枪押着他。二姑认定他就是临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沈琪生。当年他带着爱人和孩子到马头来教大家唱救亡歌曲，搞抗日宣传。鬼子来了，二姑还带着沈琪生和几位女干部躲到乡下姥姥家避难。沈主任是苏北人，说话很亲切。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干部犯了什么罪？二姑不理解。后来听说他是“托派”，接着又听说他被枪毙了，那年才二十八岁。和沈主任一起被审查的还有李威、周玉英等人。直到四十四年后的1984年，才为沈琪生平反昭雪，称他为“革命烈士”。二姑讲述这些事时，心情非常沉痛。她说：“革命真不容易啊！”
那时候，二姑只是一个战士，一个宣传队员，她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斗争，她只知道听领导的话，好好演戏。二姑有表演的特长，她扮什么像什么，后来在滨海根据地演大型话剧《日出》和《雷雨》，她都扮演过主角。她在《雷雨》中扮演的四凤非常出色，受到观众的热烈称赞，成为当时的明星。
战斗的风雨磨炼了她的意志和胆魄。1941年春天，日本兵对沂蒙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大扫荡，师部直属队分散活动。指导员高鹏带领女同志和小战士到偏僻山村隐蔽。过了几天，高指导员急切地对二姑说：“我们和师部失去了联系，你去找大部队吧！”这是十七岁的二姑单独执行任务。是在敌人围困的险恶环境中，是在山高谷深的荒凉峻岭中，一个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的柔弱少女，背上步枪，跨上战马，在漆黑的深夜勇敢地出发了。她向东北方向前进，四周是黑黝黝的山峰，她有些害怕。进入一片树林时，一只山鹰突然扑棱一声惊飞出来，二姑一阵惊慌。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她想起了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她鼓起勇气策马飞奔。越山岗，穿峡谷，她终于找到了大部队，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二姑说，她听过刘少奇和陈毅作报告。那是1941年夏天，她刚在滨海演完《雷雨》，突然接到命令，要她马上参加“华中慰问团”，去苏北慰问“皖南事变”后突围的新四军。二姑打起背包，跟着队伍就走。从蛟龙湾出发，越过几道封锁线，急行军半天一夜走一百八十四里，赶到新四军独立旅。稍事休息，立即登台，参演了话剧《第五纵队》、《下关东》和《马县长》，歌剧《归队》、《亲家母顶嘴》，还有歌曲《在太行山上》、《八路军军歌》等等。刚从血火中突围出来的战士们听到军歌嘹亮，激动得热泪盈眶，新四军和八路军紧紧地握手拥抱！
在新四军部队巡回演出后，陈毅军长亲切地接见大家。他风趣地说：“我们是老游击队，八路军是老大哥。”停了一下，他表情严肃起来，他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后，沉痛地说：“叶挺军长被扣押了！新四军损失大啊！”他夸奖了慰问团的战斗作风。他说，他很喜欢文艺工作，但毛主席叫他指挥打仗，这是革命的需要。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作了形势报告。他说，今后我们敌后的斗争会更加艰苦，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要咬紧牙关，再坚持两年，就能迎接伟大的胜利。
在迎接胜利的同时，新四军军部给八路军慰问团成员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女战士还多发一双布鞋。二姑穿在身上，喜在心头：这身军装，可为演戏派上大用场呢！
战斗的烽火，培育了艳丽的姐妹花。
五、兄弟情深
我们郯城人把伯伯称呼为“大爷”。我爸爸兄弟多，参加八路军的包括他共有七个，其中有大大爷和四大爷，四个叔叔是七叔、八叔和大表叔、二表叔。叔叔们是一起入伍的，还有一个哥哥，他们开始时都在战士剧社当宣传队员。这四兄弟和一个侄子兼外甥，虽是两代人，但年龄都差不多，大哥高恒岳十二岁，比二表叔只小一岁。大表叔最大，也只有十六岁。
这些小八路在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里，稚嫩的肩上承受了太多和太沉重的负担。他们还是少年儿童啊，他们宿营时说梦话磨牙齿还尿炕，军号一响，背着背包扛起枪就行军打仗！我从心底里钦佩和敬重我的叔叔和哥哥。小小少年，就懂得了吃苦耐劳，懂得了无私无畏，懂得了救国救民！
二表叔今年九十岁了，他对七十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那时在沂蒙山区的抱犊崮，他和他的哥哥姐姐在战士剧社二分队，为欢迎教导五旅从鲁西南回一一五师，晚上，罗荣桓政委请梁兴初旅长和他的战士们看演出。大汽灯照得如同白昼，管弦乐和打击乐似潮似雷，如泣如诉，更有歌声舞姿，大戏小曲，看得梁兴初如痴如醉，他拉着罗荣桓的手不放：“我的宣传队不行。你有两个队，给我一个！”
罗政委拗不过他：“好，好，二队你带走吧。”
这是1940年下半年，表叔兵毅、兵克和表姑徐步和恒岳哥哥成了梁兴初教五旅的宣传队员。出发前每人发二斤羊毛御寒，洗好晒干铺进夹衣夹裤，走着走着都往下掉。走了三天到苍山。第一天晚上宿营，大馒头管吃饱。第二天过河，骑兵连把马匹让给小孩和女同志骑。
不久，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教五旅奉命从山东赶赴江苏洪泽湖，接应一部分新四军北上。从苍山到洪泽湖要过铁路，鬼子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虽有夜幕掩护，但据点里的日本兵还是发现了我军的行动，用火力扫射之后又疯狂追击。十四团被冲垮，十五团过不了铁路线，部队遭受不小的损失。三个团只过来一半人马，只有十三团是完整的。他们一口气赶到洪泽湖后，马上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旅，八路军的臂章换成了“N4A”。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苏北的敌伪顽联合围剿新四军。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陈毅军长发起了一个又一个战役。1941年10月13日，陈毅召开干部会研究攻打陈道口的作战方案，敌人是国民党顽军第七旅旅长王光夏。十四日发起攻击。大表叔和二表叔都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的独立旅攻打东圩子。三师十九团二十团打西圩子。可能是由于从山区到平原地形不适应，独立旅进攻受阻。梁兴初旅长急忙召开连以上干部会，陈毅亲自作战斗动员：抓住团长有赏！抓住营长有奖！打不下来撤职！贪生怕死枪毙！
天刚亮，一个主攻团长垂头丧气地下来了，后面跟着一个牵马的警卫员。二表叔说，他被撤职了。第二天，东圩子终于攻克。这一仗消灭敌人八百多，王光夏来不及带走小老婆，自己带着一百多人跑了。
表叔说他们紧跟攻击的队伍冲进圩子收缴战利品，大把大把地抢电线。电线是架设电话的紧缺物资。一边收缴战利品，一边抬伤员去医院救治护理。七叔是负责战地喊话的，八叔给伤员喂小米稀饭。表叔表姑给伤员包扎换药，擦洗喂汤。天寒地冻，缺衣少被，伤员身上盖着稻草。二表叔刚给一个头上缠着纱布的战士喂好鸡汤，对方因为小腿被打断流血过多，他昏过去了。表叔又用热毛巾给他擦脸时，那战士突然坐了起来，大喊：“冲啊！”这时，大表叔刚好进来，两人扶着他轻轻躺下。很快，这位伤员闭上眼，停止了呼吸。
在苏北新四军里战斗了两年之后，1942年底，独立旅奉命撤回山东，恢复了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五旅的番号，又回到沂河畔的故乡了，可是部队往北越走越远了，千里奔袭，奔到了日照、诸城。
南征北战，为的是集中兵力，全歼敌人。为了打通滨海与胶东根据地的联系，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收复甲子山。代师长陈光指挥部队组成四路纵队迂回包围，教导五旅是主力部队，担负了中心突击的攻击任务。各部一路冲锋，占领了部分据点，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激战三天，敌人固守核心阵地，顽抗待援。我军久攻不下，转入休整。三天后，我军用坑道作业发起强攻，顽军弹尽粮绝，待援无望，只得乘夜色撤退。但一路上遭八路军截击，毙伤一万多人，被俘一千余。我军也伤亡六百四十多人。
这场相持一星期的战事相当惨烈，阵亡者的尸体漫山遍野。代师长陈光命令：政治部宣传队负责打扫战场。
寒风呼号，乌鸦盘旋惨叫，野狗成群结队地撕咬。山谷中全是手脚不全的尸体，有的仅存血肉模糊的断臂断腿，还有被野狗吃剩的白骨。有的紧抱在一起难解难分。打扫战场的都是副排以上的干部。比较完整的尸体用门板抬。大表叔和二表叔二人抬一只柳条筐，将被炮弹炸碎的尸块及白骨捡在筐中。因为没有手套，他们只能光着手去捡，两手沾满了鲜血，又腥又臭，心里还很害怕，害怕哪一个尸体爬起来。一筐又一筐，抬到挖好的大土坑里掩埋。然后堆成一个大墓，用木板立一块碑。
有一个勇士屹立在山崖上，他靠岩石挺立着，手中握着枪，他牺牲了，他没有倒下。二表叔慢墁爬上去，他把他拖下来。他和大表叔把不倒的烈士抬倒墓地。这时候，他没有恐惧，他的心中，只有崇敬。一次又一次，一天又一天，打扫六天战场，埋了六天烈士。那年，大表叔十八岁，二表叔十五。他们的青春年华，是生与死，是血与火，是无畏和勇敢，是打日本、救中国！
1944年11月的莒城战役，前线记者团和宣传队员随同突击部队并肩作战，七叔和二表叔也参加了战斗。肖华主任和陈士渠参谋长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敌人依据坚固的工事顽强坚守，在攻克城墙和外壕后，碉堡群和战壕、铁丝网、地雷阵组成密集的火力防线。冲上去的勇士一批批倒下，每天伤亡一百多人！每当攻击部队拉响炸药包爆破后，肖华主任高喊：“快，冲进去！”
冲锋中，记者团负责干部曹秉衡被日军的枪弹打中头部，光荣牺牲。和二表叔一起冲锋的二胡演奏员王黎明身负重伤后也牺牲了，临终时他的双眼还看着大家。戏剧演员那沙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了腿部。和七叔一起执行采访任务的《民兵报》记者郑坚也负了重伤。这一仗，宣传队员有八人伤亡！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颂扬文章：《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结合，前线记者英勇参战，曹秉衡、宋文礼、王黎明三同志光荣牺牲》。
十二岁参加八路军的二表叔年纪小个子也小，可他常欺负比他小一岁的外甥大汉。行军时，大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他有边走边睡的本事，他跟着二表叔，二表叔前面是驮道具的马。表叔常捉弄他，在没有沟坎的地方，表叔用力一跳，大汉以为有沟，也闭着眼睛一跳。引得大家一阵哄笑。还有，走着走着，表叔突然往路边一闪身，我大哥一下子脸撞到了马屁股。他睁开惺忪的眼睛，知道是表叔戏弄他，他也没办法，于是，又引起大家的哄笑。
二表叔乐观而调皮，他在舞台上男扮女装，且演什么像什么，因为扮演《雪地里的孩子》主角小宝惟妙惟肖，梁兴初师长就叫他“小宝”了。最出名的是他在《日出》中扮演的“小东西”，深受大家喜爱。下部队时，战士们都喊他“小东西”，有缴获的好东西也会送给他。下河洗澡时，战士们追着他玩，要扒他的衣服看看他有没有“小东西”，看看他是男还是女。
梁兴初旅长喜欢二表叔的聪明好学和勇敢机智。有一次，剧社在滨海北的村庄搞宣传。突然旅长的通讯员飞马传令：“小宝，旅长找你！”二表叔纵身一跃，坐到了通讯员背后。山路颠得屁股疼，表叔双手在通讯员肩上一撑，突然在马屁股上站了起来！飞奔的马背上站着一个人，路边的老乡都惊叹道：老八路驮着个小八路，小八路站在马背上！
到了旅部，旅长向二表叔交代任务：“伪军旅长张步云准备起义，派他的参谋长来联系。你去当他的勤务员，注意观察他的情绪变化，宣传科李科长会和你联系。”参谋长住小院的堂屋，二表叔住西屋。他给参谋长送饭端水，陪他说话。有空时，自己就读书看报。参谋长对梁兴初旅长说：“八路军了不得，十三岁的勤务员给我讲团结抗日，懂这么多道理。”
二表叔从小就当文工团员，会唱歌，会跳舞，会演戏，会说快板，会演说唱，会敲锣鼓，会拉二胡，会弹三弦，会弹吉他。自然，最突出的强项是舞蹈创作。在新中国的军旅舞蹈史上，二表叔是当之无愧的前辈和名人，他是帷幕背后的明星。他编导和指导的《保卫和平》、《战士的心》、《江南三月》、《希望》、《繁绮》以及《天山大兵》、《再见吧，妈妈》、《红旗颂》和《一条大河》等等光耀舞台的作品，不仅获得全军、全国乃至世界的奖项，在舞蹈创新和人才培养上贡献卓著。他探索从传统手法到现代风格的舞蹈语汇，培养了华超、王勇、苏时进、陈惠芬和尉迟剑明等一批全国知名的舞蹈编导和演员，二表叔的艺术成就，已列《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和《中国艺术家词典》。
二表叔和大表叔这对亲兄弟同时参加革命，同在战士剧社，并肩战斗，形影相随。但很多时候，反而是小个子的二表叔照顾大他三岁的哥哥。1938年夏天，沂河发大水，兄弟俩从青救团训练班回家，大表叔的脚被尖角的高梁茬子刺穿脚板，鲜血直流。二表叔撕下衣襟包扎好，背着哥哥回家。次年冬，一一五师的鲁迅艺术训练班结束，正要出发去沂蒙山，大表叔患了白喉病。我爷爷用中药给他医治，让他吐出一口一口灰色的假膜，二表叔不怕脏，端着小碗接着，病愈后一起投奔八路军。1940年大表叔发疟疾，忽冷忽热打摆子。我爸爸开了张药方，二表叔煎药喂汤，病很快好了。1942年，在江苏淮阴时，大表叔得重病，发高烧，头肿得很大，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送到后方医院不收，安排到老乡的打场屋里，满头满脸涂上黑乎乎的药膏。二表叔来了，他给大表叔喂开水，换药膏，侍候了几天，使其脸上的肿消了一些，但还在发烧。这时候，部队要北上攻打甲子山，怎么办？大表叔说：“我跟你走。”二表叔说：“我架你走。”
白天大表叔一手抓着马尾巴，一手靠在二表叔的肩膀上，艰难地行军。晚上宿营，二表叔把大表叔的脚抱在怀里，轻轻地揉着。从淮阴到莒南几百里地，兄弟俩搀扶着，一步一步地前进。
1943年整编，教导五旅改为十三团，四五十人的宣传队只剩十几个了。大表姑、大表叔和我大哥都从部队下来了，分配到滨海地委二专区工作。大表姑任专区巡视员，大表叔任专区公安局侦察股长兼审讯股长，我大哥年龄小，到滨海中学上学去了。
在当时，部队和地方的任务都是抗日救国，地方党也有武装，也要打仗，军队地方互相支援，不分彼此。地方干部要组织武工队，带民兵打游击，还要收集情报，鬼子来了转移群众，为部队筹粮等等。
大表叔工作很忙，他一上任就接收了一百多个汉奸特务嫌疑人，都要一一调查审讯。有一个军统局的站长为日军提供情报，他交代了组织分布和联络方法，经行署批准，这个汉奸被枪毙了。
这是抗日斗争的另一条战线。从此，大表叔就在公安战线上辛勤工作。从山东根据地到国家公安部，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他献出了青春和忠诚。
亲兄弟同时参加革命，同在战士剧社的，还有我的七叔和八叔。父母和哥哥壮烈殉国后，这一对孤儿兄弟满怀家仇国恨，小小年纪就加入了八路军的行列。他们用稚嫩的童声和瘦弱的身躯，讴歌革命，号召抗敌。1939年，才十二岁的八叔为战士们献歌献舞四年后，整编时分配到滨海中学学习。正当他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的时候，谁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4年除夕的深夜，八叔因突发心脏病，在睡梦中去世了！他安息在临沂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中。
得知弟弟去世的消息，七叔大哭了三天！自从1938年五月四日父母遇难，兄弟俩就相依为命。为了缝补弟弟的鞋面，十四岁的哥哥第一次拿起针线，手指上的鲜血染红了布鞋。入伍后行军，七叔把八叔的被子打进自己的背包，让弟弟只背小包袱。睡觉时，兄弟俩总是把对方冰凉的脚抱在自己怀里。弟弟尿了床，哥哥把他推到干燥的一边，自己躺在湿床单上把它焐干。八叔到滨海中学去上学时，他哭了，他说离不开哥哥。七叔劝了他好一阵。后来七叔去看过他一次，八叔紧紧抱着哥哥，兴高采烈地带他看宿舍和教室。七叔把刚发的两元津贴费给了弟弟，让他买点学习用品。弟弟一直把哥哥送到村外。谁知这是兄弟俩的最后一面。
七叔把悲痛和仇恨化作力量。他十六岁就入了党。在艰苦的反扫荡战中，他执行阵前喊话、火线鼓动、救护伤员、敌区宣传等任务。演出之余，他读书看报。夜晚在油灯下写日记。他还写诗歌、通讯在报刊上发表。战士剧社的人称他是“大秀才”。
1944年5月，七叔调任滨海军区《民兵报》记者，他深入连队，面向战士，采写了《血泊里的人》、《老沂河沸腾了》、《灾难深重的费北》、《有一次，在冬天》等许多优秀的新闻特写。这些名篇，都被收入在《滨海八年》的抗日史书中。
作为军事记者，七叔多次随同战士一起参加战斗，冲锋陷阵。1945年8月，攻打临沂的命令一下，七叔作为前线记者和突击连一起，涉过两丈宽的城壕，攀云梯爬上两丈高的城墙，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前进。七叔紧跟突击队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反冲锋，经过二十六天激烈争夺，打退了敌人几十次反扑，夺取了歼灭伪军三千余人的胜利。七叔以英勇顽强的经历和满怀豪气的笔触，书写了人民战士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和有我无敌的牺牲精神。
他的笔，是射向敌人的枪弹。他用笔，为殉国的父母雪恨。
这支笔，伴随了他的一生。
六、儿女英雄
和七叔一样以笔作枪的，还有我的爸爸高培刚。在跟着大大爷办了一段时间的《动员报》后，1940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调他到政治部《战士报》当记者。部队散驻在奇峰深谷的沂蒙山区，爸爸经常背着背包，翻山越岭，深入连队采访。他和指战员交朋友，了解大家的思想情绪，因而写的文章很有针对性，也适合战士的口味。有一次，他和战士聊天，一个姓王的小战士听说美国有原子弹，他害怕地说“那怎么办？老美扔一个下来，我们往哪里跑？”后来听指导员上课，他知道了地下工事可以防原子弹，指导员还讲夺取最后胜利还是要靠人。小王听了后打消了思想顾虑。爸爸采访到这个故事，写了一篇题为《小王笑了》的稿子发表在《战士报》上，使不少战士放下了思想包袱。罗荣桓政委夸奖《战士报》“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我爸爸见过汉斯·希伯。对方是德国的记者，为报道中国的抗战，他来到一一五师采访，并随同战地记者一起，参加了临沂突围。他歌颂八路军神勇的战略战术，写了一篇《无声的战斗》发表在《战士报》上。爸爸把这篇报道读了好几遍，他要学习外国记者的视角和笔法。爸爸有两样心爱的东西：一支绿色的派克钢笔和一架德国的蔡司相机，这两样东西伴随了他的报人生涯和漫漫征途。他用派克钢笔写战地报道，他用蔡司相机拍摄枪林弹雨。发黄的小照片，记录了抗战烽火和千里进军。南北转战六十年，爸爸舍不得丢弃的还有一顶皱巴巴的狗皮帽和一个褪色了的马褡子，这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战利品，他珍藏着，这是一个老兵对抗战岁月的纪念。爸爸引以为荣的，是他见过朱德总司令。爸爸后来到国防科工委的雷达研究所任职时，朱总司令亲临视察，高兴地听取了我爸爸的工作汇报。
爸爸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他是离别了新婚的妻子去沂蒙山的，后来又叫我妈妈和刚出生的姐姐也去山里。拖着小孩，妈妈到被服厂做军装、钉纽扣。生活异常艰难，十天半月见不到爸爸的面。姐姐得了疟疾，妈妈急得哭，亏得爷爷托人送来了一小瓶羚羊角粉，和着水服了几天终于转危为安。我刚出生就得了百日咳，没有药，生命垂危。爸爸在前线，医生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就是抽我妈妈的血给我。妈妈不爱说话，她卷起衣袖就要医生快抽血。抽了一个月，我的病好了，瘦弱的妈妈病倒了。
四大爷也把四大娘和他的女儿送到沂蒙山来了。四大爷是从延安抗大回来的，他担任了抗大一分校财政股副股长。他写了一封信，请他哥哥即我的大大爷转给家里。离别三年没有音讯了，看完信，四大娘立即准备行装。因为家里住着伪军，她避开维持会的注意，领着七岁的女儿高恒桂，由大大爷派人把她们送到了革命根据地。
四大娘参加了抗大的女生队学习训练，年幼的女儿送到被服厂请女工照看，聪明的姐姐很乖巧，还学会了在军衣上锁扣眼。这时，四大爷一家都改了名，四大爷叫高磐九，四大娘叫徐康，姐姐改名高健。
1942年春天，日军对沂蒙山铁壁合围，采取疯狂的三光政策。部队要转移，姐姐就寄养在一户老乡家里。老乡家也有一个女儿，我姐姐和她一起采酸枣、拾柴火，还帮大娘下地干活。姐姐叫大娘干娘，干娘疼爱我姐姐，自己吃苞谷面，给姐姐吃白面和鸡蛋。有一天，四大娘来看女儿，正巧鬼子进村扫荡。干娘马上把四大娘藏在门后，自己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纳鞋底。鬼子抓着姐姐的辫子，将她甩倒在地，凶狠地问：“八格牙鲁？”姐姐倒在地上一动不动。那个汉奸端着枪四处搜查，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无奈地走了。
战争教育人，也锻炼人。有一次，鬼子包围了村庄。四大娘和另一位女同志被堵在村中。她朝四周一看，马上叫那位女同志和我姐姐钻进麦草垛，自己钻进另一个草垛里。敌人四下搜索，他们发现了草垛外的一个衣角。于是，闪亮的刺刀横在四大娘前面。鬼子拖着姐姐和另一个女同志从另一个草垛中出来了。三个鬼子把枪对着她们厉声地问：“干什么的？”四大娘不慌不忙：“来看孩子她姨。”鬼子一看都是农妇打扮，疑虑消了大半。这时，一个伪军突然发现不远的河沟中有人，边喊边追了过去。
无数次临危不惧，无数次转危为安。在鬼子扫荡最疯狂的时候，她们日夜躲在山洞里，天黑后靠老乡送水送饭。白天，鬼子的皮鞋声在头上响，敌人的刺刀从草丛中穿到眼前，汉奸们大喊：“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了，不出来就扔手榴弹了！”其实这是诈喊，他们虚张声势，我们沉着应对。我真佩服我的姐姐，八九岁的一个小女孩在鬼子面前不哭不慌。姐姐说：“我跟妈妈学的。”
1942年冬天，抗大一分校从沂蒙山区向胶东根据地转移。四大娘和高健姐姐跟随被服厂和鞋厂搬迁，布匹、棉花、鞋料，还有缝纫机，人扛马驮。千里夜行军，趟冰河、越铁路、躲碉堡，克服重重艰难险阻。手拉手，肩并肩，没有灯火，没有声响，在敌人的眼皮下奔袭，连马匹都不喘粗气。靠两只铁脚板走，每天一百多里的跋涉，小脚的四大娘咬着牙齿跟着大家走，十岁的姐姐坐在骡子的驮架上。怕小孩打瞌睡掉下来，叔叔们用布带把她绑在骡子上，枣红色的大骡子把物资和我姐姐驮到胶东后，倒在地上累死了。
因为路上发疟疾，可能奎宁吃多了，姐姐的头上长了两个大脓疮，痛得整夜哭，必须去十多里外的卫生所开刀。四大爷这时已在北海银行烟台分行当行长了，工作繁忙。四大娘在被服厂工作脱不开身，开刀没有麻药，医生用手狠命地挤，姐姐狠命地叫疼，衣服上满是脓血，她独自去独自回。但姐姐很开心，因为她能帮银行做校对了。新印出来的北海币，要一张张检验是否合格，她帮着叔叔阿姨校对。后来她上学了，她十一岁才背起书包。
我们家参加革命的小八路中，年龄最小的是我的二哥高衡阳。他九岁那年即1941年秋天，就在滨海根据地穿上了为他定做的小军装，臂膀上有“八路”字样的臂章，成为大大爷领导的抗敌自卫军的宣传队员。大大爷参加革命后也不用他的名，而改为“高赞非”了。这个名字在百度的搜索条目中有长篇的介绍，并给予极高的评介，称他是“当代著名儒家学者”。他于1939年担任共产党领导的郯城县动员委员会主任及参加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后，就随地方党在临沂、邳县根据地开展活动了。因为他社会关系多，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适合做统战工作，所以，上层人物的一些事，都由他出面协调，这样有利于团结抗日，后来他又担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
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1939年底，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对鲁南动员委员会和抗敌协会指示“要组织、要群众、要武装”的要求，作为鲁南动员委员会成员，大大爷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抗敌自卫军”，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指挥。二哥记得，那时大大爷一改文质彬彬的书生样，他扎着武装带，腰上佩有手枪，身边有警卫员和勤务员，还有两匹马。有一天，日伪军包围了根据地，大大爷率领部队突围，大大娘搂着小弟骑一匹马，一起策马飞奔。在过河时，大大娘驾驭不了马匹，一下翻落水中。水深流急，亏得战士们冲下河及时拉出水，才避免了危险。
在战争环境中，危险随时都有。1943年11月26日早晨，日伪军偷袭苏鲁边界的赣榆县马旦头村。这里是滨海军区机关所在地，军区政委符竹庭身先士卒带头迎敌，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年仅三十一岁。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身经百战、军政兼优。肖华、罗荣桓等首长纷纷题词哀悼。
身为滨海区参议会参议长的大大爷，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和专员谢辉一起，合写了一篇挽词：“竹庭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世界劳苦大众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坚决英勇，领导着我们向狂暴的敌人作残酷斗争，开辟滨海区局面，奠定胜利基础，代表了共产党员一切最优秀的品质。惜乎于一九四三年赣榆战役壮烈牺牲。遗任我辈哀悼之余誓继竹庭同志斗争到底。谨题数词以昭千古”。写于七十三年前的祭文刻成石碑，陈列在赣榆的抗日山上。
其实，大大爷和符竹庭政委除了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很好。就在这一年春天，一一五师肖华主任对我大大爷说，符政委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大大爷没反应过来，肖华主任亲自出马了，他请我二姑吃饭，要把二姑介绍给符竹庭政委。他说，符政委是老红军，是滨海军区政委，是很优秀的指挥员。
二姑低着头。她想，嫁给这样的人，有警卫员、有马骑，当官太太，我不干。吃饭了，三个人都没话说，二姑觉得很别扭。回来后，她对大大爷说：“肖主任介绍我和符政委结婚，他文化低，我不愿意。”大大爷这时才如梦初醒，他觉得为难。他尊重妹妹的选择，但也很同情符政委的孤单。
毕竟兄妹情深，了解了二姑的心愿，大大爷说：“省文协书记刘导生三十岁了，还没对象。你岁数也不小了，和他认识认识吧。”刘导生是文化人，个子高高的，文质彬彬，苏北丰县人。他北大法律系毕业，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1935年的老党员，当时在山东根据地领导文化救亡工作。见面后，双方印象都很好。
大大爷急于促成这桩婚事，他通知我爸爸说：“你去把高励叫来，今天给他们订婚。”爸爸找到二姑说：“大哥叫你和刘导生订婚。”二姑有点为难，她说：“家里的那个还没解除关系呢。”二姑小时订过娃娃亲，男方是我的舅舅任兆良。这两人长大后也不来往，现在都参加了革命。爸爸认为小舅子那边没有问题，就说：“你们从不来往，我和他说一声就完了。”
爸爸和二姑到了文协院子，这是莒南县石门涧的一个小村庄。大大爷早把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几位领导请来了，他当场宣布：“今天刘导生和高励订婚！”院子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战事紧张，直到第二年他们才结婚。这时刘导生已当滨海中学校长，为了照顾他们的关系，二姑调到了滨海中学工作。脱下军装，二姑哭了，她留恋舞台，她舍不得这身军装。
也是1944年，也是高梁红了的秋天，三姑也收获了爱情。三姑父是临沭县委的宣传部长，叫石少培，他儒雅清秀，是苏北邳县人。石部长在一次参军动员会上见过我三姑，当时三姑在会上教唱抗战歌曲，对她一见钟情。石部长借到大兴区检查工作的机会，向三姑介绍如何做宣传工作，如何发动群众，以及做妇女工作，还送给三姑几本油印的关于组织、宣传、统战方面的小册子。
憨厚的三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爱情攻势，石部长只得捅破这层窗户纸了。会散了，过了一会他又回来了。三姑问：“你怎么又回来了？”石部长不知如何说才好，他急得直拍大腿：“你是个傻蛋？”他转过了身，双手叉着腰生气了。三姑还没醒悟，她以为这句话惹他生气了，便胆怯地说：“我怎么成傻蛋了？有话你就说嘛，干嘛发脾气？”石部长不好意思转过身来，便挥了挥手说：“以后再说吧。”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鲁南的夏季，青纱帐像一片碧绿的大海。石部长随县大队执行完任务，又来找三姑了。他约她去沭河边走走。三姑不去，她此时已经明白了石部长的意思。因为县委有一个女大学生曾经来找过三姑，问她和石部长什么关系，还责骂了三姑，三姑很生气。
区委的同志劝她去河边走走，三姑勉强地在后面跟着。望着被晚霞映红的河水，石部长开口了：“你觉得我对你怎样？”三姑明白这话的含义。她犹豫了一下，说：“很好，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大。”石部长笑了：“你还是个傻蛋。”“我就是个傻蛋嘛，你有话直说。”三姑说。
宣传部长不知所措了。他憋了半天，还是那句话：“你觉得我对你怎样？”三姑也是原先说的话：“很好。”石部长大笑起来，一把将三姑搂在怀里。这年九月，他们终成眷属。
说来真是有缘，也是1944年，我大表姑徐步喜得贵子，他的爱人原是临郯县委书记王永福。他是山东东平人，1936年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时入党，曾在郯城马头领导地方党的武装活动，后任临沭县委书记。王书记的爱人因生孩子时得了急病，产后八天就去世了。这时，我大表姑徐步己转业在临沭的乡村小学教书，王书记在办训练班时见过她，他到学校去找我大表姑求婚。
当时，俊秀的大表姑正在上课。下课后，得知他的来意，她说：“等一等”。大表姑找了她在部队时的老领导罗华生了解情况。军分区罗司令是老红军，他支持大表姑和王永福的婚事。可是姑奶奶不同意，她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和我商量。但已经晚了，姑奶奶一家从马头坐着马车到滨海根据地时，大表姑已经怀孕在身。怀抱小外孙的姑奶奶，还不知道正是她未见面的大女婿、身为临沭县委书记的王永福，派人把她一家从敌占区接到根据地来的。
这一年，我多了三个姑父，我们家多了三个八路军。真是喜事连着喜事，这是胜利的预兆：艰苦卓绝的抗战，已经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
七、长夜晨星
随着抗日斗争的节节胜利，鲁南根据地不断扩大。到1944年，北至胶济铁路，东至黄海，西到沂河的七万多平方公里的滨海区南北已连成一片，星星之火点燃了燎原烈焰！
这一切，是千千万万人民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的仇恨与苦难，如蒙山，似沂水！
自从八路军进入沂蒙山，马头及郯城等地立即被日伪军占领，沂河边建起了炮楼，到处有鬼子的据点和岗哨，通往根据地的路上，敌人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封锁线。
我们家里也住了伪军。妈妈说，伪军要吃要喝，本想给小孩吃的一点白面被抢去了，连鸡蛋、咸菜也抢，弄得我们只能吃包谷面、地瓜干。后来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除了抢吃抢喝，伪军还时时威胁你。伪军排长坐在妈妈对面说：“你家男人是受共产党欺骗，才参加了八路军，你去把他叫回来，免得你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受苦。”妈妈说：“俺不知道他在哪里。”
让妈妈更揪心的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任兆英。我的姥爷也是有二三百亩地的地主，姥姥生病死后，姥爷连娶两房，大房当家，但不会生育，她嫉妒二房生了我小姨和小舅。我妈妈嫁到高家后，特别是伪军住到我姥爷家后，大房加紧迫害二房，而我姥爷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对大房的飞扬跋扈只能摇头叹气。
凶恶的大房使出了毒计，她利用游击区拉锯的形势，在八路军来马头时，诬陷二房和伪军的一个排长有私情，企图借刀杀人。抗日政府查无实据，只好不了了之。大房不依不饶，她把小姨的妈妈用铁链关进柴房，不给吃喝。二房饥渴难忍，十三岁的小姨趴在窗口哭喊着叫“妈妈”。她妈说“我要喝水”。大房恶狠狠地说：“要喝水？喝盐卤！”
二房只得点点头。大房果然拿来一碗盐卤递进窗里，二房接过盐卤，大口便喝。喝完就在柴火堆上倒下了，一个年青的女子就这样离去了。
妈妈任兆溪得知这个消息，哭了好几天。她牵挂她的十三岁的妹妹，也为苦命的女人伤悲。妈妈把这个不幸的消息转告爸爸。笫二年开春，爸爸牵了一头小毛驴回马头，把小姨接到根据地的滨海中学读书。十四岁的小姨勤奋学习，后来到山东大众电台任译电员，再后来成长为新华社记者，采访过毛主席和周恩来。时代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爷爷也在变。他戒了大烟，他的心挂念着儿子、女儿、孙子和外甥，他的儿孙们都参加八路军去了，这叫他寝食不安。他心里明白，这是同仇敌忾，这是英雄正气，可儿孙们在山里缺吃少穿，风雨无阻，贫病交迫，生死不知。他牵挂他们，他把他的爱奉献给了革命，粟裕和肖华等首长来马头，曾住过我们家，爷爷倾其所有，好菜好酒接待。因为，儿女在他们手下，敬重他们就是关爱儿女。
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全是思念，他从儿子想到孙子，从女儿想到妹妹。大汉才十一岁啊，十一岁的孙子怎能没有父母照顾呢？妹妹拖儿带女去部队，怎能没有一个帮手？十几个儿孙，他一个个想，一个个愁。
更害怕的是维持会和伪军三天两头来要钱要粮。稍有不满，便威胁说要去日本人那里告发爷爷，因为他的儿子女儿都是八路军。爷爷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躲到乡下避难。他悄悄地住到一个叫宋家庄的小山村。这里离根据地不远，他知道八路军缺医少药。他让伙计德俊化装后，把从县城买来的退烧止痛消炎的西药，还有纱布藏进棉袍、塞进裤腰，送到马兰山的老中医刘先生那里，然后由部队的交通员来拿。他年纪大了，他没法亲自去山里，维持会关照过他，二鬼子有岗哨，给八路军送药是要治罪的。他只能背地里做这些事，也算是对儿女的帮助。
说来也巧。老六团打下郯城后，把两个神父带到了根据地。盘查了一番没有大问题，便派大表叔徐兵毅送回郯城。这时，马头沦陷了，姑奶奶正带着孩子藏在教堂的难民区里。神父说：“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家人的。”回程的路上，已是侦察股长的大表叔到马兰山转了转，他走进刘医师家，查问这里有没有马头人。刘医师一见是八路军，便说马头的云岚先生派人来过。表叔一听，说：“那是我大舅，他现在住哪？”
“在宋家庄，我带你去。”刘医师说。大表叔立马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头戴礼帽，两人过岗哨，越据点，在高梁地间穿行。我爷爷见到大表叔这个打扮时很吃惊，忙问：“大外甥，你从哪里来？”
表叔讲了经过，也讲了兄弟姐妹在部队的情况，他要爷爷放心。末了，他说想看看妈妈和弟妹。爷爷说：“你千万不能去，日本人查得很严。你在这里等着，我派人叫你妈妈来。”爷爷让伙计通知姑奶奶，姑奶奶听说大儿子在宋家庄，立马带着儿女来了。她左看右看，左问右问。她说：“郯城不能住了，八路军走了以后，很多人来找我麻烦，知道我的儿子女儿干八路。神父回来也说，你儿子在部队很好，要叫我放心。我怎么能放心呢？”
过了几天，县大队的同志搞了一辆马车，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帮姑奶奶和她的孩子们撤离了敌占区，经过封锁线，经过鬼子的炮楼，安全地到了滨海根据地。
听说鬼子第二天要下乡扫荡，三爷爷领着十二岁的儿子佩玖给我爷爷送信，嘱咐他千万不能回家。天色已晚，在回家的路上，日伪军的岗哨查得很严，拿着良民证也要再三盘问，不鞠躬或者看不顺眼，便抓进去吊打。鬼子扫荡时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死了两个鬼子、伤了好几个伪军，气急败坏的汉奸硬说是三爷爷高毓峒给八路军通风报信，派了四个伪军把三爷爷抓走了。
九叔他们四处打听，最后维持会长黄甫涛说：“在镇公所关着，不能见。”他们严刑拷打三爷爷，要他交出高家的八路军。三爷爷咬着牙说：“女儿高惠宁是逃婚跑了，不知下落。侄子侄女当八路我不知道。”关了两个多月，日伪军见问不出什么，再加上三爷爷家人借了五百块大洋买通维持会长作担保，又卖了一头母驴和一头小驴，还有两大筐清朝景德镇瓷器，才把三爷爷保出来。
三爷爷一介书生，胆小软弱，但他刚正不阿，有一次县党部召集开会，主持人说“我们都是国民党员”时，三爷爷站起来就走。他说：“我不是国民党员，没有我的事。”把主持人说得下不了台。老人家被日伪军折磨得皮包骨头，气息奄奄。胡子三四寸长，黑瘦的脸上布满疤痕，破衣烂衫遮不住浑身伤疤。一家人哭成一团。三爷爷大病一场，躺了四十多天才勉强起床。
祸不单行。过了没多久，二大爷高佩绅又被日本鬼子抓走了，说他私通八路，还要叫他把在滨海区当参议长的大哥从八路军中叫回来，扬言不交出来就要枪毙。二大爷没有办法，只好草草地写了一张纸条给大大娘，要她劝大大爷回家。可是写了纸条仍然不让回家，我奶奶和二大娘哭得死去活来，二大爷是高家的长子长孙，爷爷被迫回家变卖家产和三十亩地，又到处托人求情，还联合了郯城县的乡绅官员联合作保，才把皮开肉绽的二大爷保回家。
二大爷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和爸爸一起在爷爷的药店当过学徒，并传承了高家的中医祖业。抗战兴起，他联合郯城县的医药界人士支持抗日，1941年任郯城县医药救国会会长。有段时间，他离开郯城到了苏北的新安镇，以高仲书的名字开了一爿粮行。他以买卖粮食作掩护，暗地里为八路军购买布匹和药品，后来不慎暴露，只好逃回了家乡，并以中医为毕生事业，在治疗伤寒症方面有独特医术，被山东省卫生厅认定为“名老中医”，有《伤寒论讲义》、《伤寒类方述意》出版，曾任郯城县和济南市连续五届的人民代表。这是后话。
汉奸们拿着二大爷写的纸条，来到大大娘带着两个儿子避难的娘家小埠。把大大娘用绳子捆绑着押到马头，关进一间黑咕隆咚的小屋。和大大娘关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和大大爷一起在参议会工作的邓月楼的老母亲。伪军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他们把枪栓拉得哗啦哗啦响，威胁她们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从八路军中叫回来，向皇军投降。“叫不回来的，统统枪毙！”汉奸大声吼道。
四个妇女受尽折磨。在关押了三十六天后，汉奸们见实在没有办法，便使出了假释的新招。大大娘回到小埠，当夜就带着两个儿子，在向导带领下，跋涉乡间小路，匆忙中在大树下发现一条盘成一团的大蟒蛇。两个小哥哥吓得惊叫，向导说：“这叫龙抬头，好兆头啊！”果然，天刚亮，大大娘他们就到了根据地，大大爷赶来迎接时，一家人悲喜交并，又哭又笑。
三大娘刘建英是最苦命的人。自从三大爷自尽殉国后，她一个小脚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还要抚养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冷落破败的大宅院里，只有他们一家三人居住。孤儿寡母饥寒交迫，还担惊受怕。维持会翻箱倒柜来催交公粮。因为交不出粮食，他们一家三口被抓去关进黑屋，只得卖了乡下的地。凄苦的三大娘天天忧愁，想起三大爷就哭个不停。为了解愁，她弄来了一根长竹烟管，烟斗上塞一些碎烟叶，大概是心中郁闷，她狠命地抽，以至于日夜咳个不停。
为了哺育孩子成长，也为了三大爷的期望，三大娘托人找了一份当小学老师的工作。学校在沂河对岸，离马头有六七里地，她一双小脚，一步步往前挪，还要来回上船下船，起早落夜，风雨无阻，赚得的每月三四十斤粮用来三人糊口。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年夏天，半夜一阵巨响，吓得三大娘翻身起床，恒霞姐和衡亮哥惊哭了。原来连日下雨，床外面的一堵墙倒了，屋顶塌了一角，风雨交加，无法再睡，幸亏没有砸到人。修墙没钱，三大娘咬了咬牙，将院子中的一棵大槐树卖了十八元钱，请人修墙，这才度过难关。没有了大槐树，三大娘既后悔又惭愧，她觉得对不起种树的先辈，她在祖宗的神位前乞求原谅。童年的恒霞姐曾在大树下和兄弟姐妹玩耍，听父母讲文天祥和岳飞的《满江红》，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看着被锯下的大树桩，姐姐觉得心一阵阵痛。
姐姐病了，她头疼发烧，吃不下饭，肚子鼓鼓的。三大娘背着她到十字路口的张医师那里求诊。医生一看，是脾肿大，俗称大肚子病。说要打针，针很贵，每针八个银元，最少要打六七针。医生说，孩子这病很重，要快治。三大娘一听要这么多钱，先是吓了一跳，但她又镇定了下来，说：“我去想办法。”
真是祖宗保佑。前几天，衡亮哥在院子里挖泥土玩，忽然间在花池里挖出了一个青花瓷罐。打开一看，全是白花花的银元。数了一数，竟有六十五块！这笔飞来的横财正好用来给恒霞姐治病。三大娘背着我姐姐，两天打一针，一共打了八针，烧退了，肚小了，病全好了。三大娘感慨万分地说：“这一定是太奶奶埋藏下来的，她怕盗贼偷抢，也备有个急用，不想真的救了我们后代的命！”
姐姐的病好了，可她很苦闷。因为她上的南大街小学有日语课，她恨那个日本老师，他叽哩哇啦的日本话她听不懂，不想听。她想：这是人话吗？老师教的日语单词她背不出，日语歌曲她不唱，虽然大个子翻译官一遍遍翻译，但她仍然讲中国话，她从心里恨日本人。有一天，她和弟弟在门口玩，忽然间远处来了一队日本兵。姐姐连忙把她弟弟拉进屋里，还关上了门。衡亮哥哥趴在门缝中朝外看，日本兵的皮靴在马路上踏得咯咯响，衡亮哥握着小拳头，他要出去打日本鬼子，姐姐把他拉住了，劝他说：“等你长大了，参加八路军，和叔叔哥哥一起打鬼子！”
离开了家的叔叔姑姑牵挂着三大娘和她的儿女。三姑在临沭县当妇救会长时，有一次来到郯城。因为马头有日伪军驻守，她请人捎信说在马头东面的一个村庄，希望能见三嫂一面。当夜，爷爷派伙计用自行车驮着三大娘去见三姑。诉说不完的离情别绪，表达不尽的姑嫂亲情，直到三更鸡叫，两人才互道珍重，依依惜别。二姑也从滨海根据地两次写信来，要三大娘克服困难，坚定信心，说日本鬼子马上要完蛋，胜利的日子不远了。
苦难中的三大娘也思念在八路军中的亲人，特别是两个年幼的小叔。有一次，她接到七叔的一封信，说部队粮食紧张，吃玉米秆磨的面。三大娘一夜睡不好觉，她疼爱他们。得知八叔去世的消息，三大娘大哭了一场，恒霞姐姐和衡亮哥哥也为失去了八叔而失声痛哭。
流不尽苦难的泪，望不断无尽的夜。漆黑的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晨星，天快要亮了。
八、曙光在前
六月，玉米抽穗，高梁扬花，书声琅琅，歌声嘹亮，滨海根据地一片繁荣景象。
听说日伪军要下乡大扫荡的消息之后，我爷爷连忙收拾物品，从游击区转移到滨海根据地，来到“平民医院”为部队和群众治病。奶奶裹着小脚行动不便，躲到乡下娘家去了。她家离马头十多里地，门口有一棵大银杏树。据说，她有一个侄子因为当了汉奸被人处死，一家人都抬不起头。
马头被敌人占领后，姑奶奶拖儿携女逃到根据地后住在马莲山村，她一面当妇救会长支前抗战，一面帮人洗衣缝补吃糠咽菜养育儿女成人。每当其中一个孩子长到十二三岁时，就被姑奶奶送去当八路军。一九四五年春天，她把刚满十二岁的小女儿送到八路军医院当护理，给伤病员送水喂饭、端屎端尿。姑奶奶说：“这工作虽苦，但和你哥哥姐姐一样，也是为打日本出力。”抗战八年中，姑奶奶把丈夫和子女都送进了八路军的队伍。从一个大家闺秀到劳动妇女，她把一切都献给了抗战！姑奶奶是一个深明大义、满门忠烈的抗战家属，是一个吃苦耐劳、勇敢刚强的子弟兵母亲！
这年除夕，大大爷高赞非召集在滨海根据地的高家族人团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二姑数了数，共有二十二人！我爷爷当年已六十二岁，年事最高。下面大大爷一家三个，四大爷一家三个，我们家也有三个，还有二姑三姑大表姑，大表叔二表叔七叔，再有姑奶奶和她的两个小儿子秉皓秉军、两个小女儿秉莹秉渠，加上她手里抱着的小外孙滨南。马头的大宅院衰落了，抗日根据地里，革命的大家庭人丁兴旺。
大大爷高兴地说：“日本鬼子把咱们家闹得家破人亡；今天在共产党的根据地里，我们一家大团圆。应该写个戏啊！”
爷爷笑着说：“今天还缺我的一个妹夫、三个女婿。”
姑奶奶说：“大哥，敬村改名敬军了，他从延安来信说，抗战快胜利了，胜利后就回家！”
大表姑说：“再忙我也会带着永福来看望大大爷！”
二姑说：“导生就在学校，明天我带他来看你。”
三姑说：“石少培在临沭，有空我陪他来看你这个老丈人！”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滨海中学已改名“建国学院”，为培养未来的干部储备人才，我的两个哥哥恒岳和恒阳都在这里上学，大大娘也上了会计队。二姑父刘导生任校长，二姑在校部工作。姑奶奶在根据地的八一幼儿园任教，她的四个儿女都上了滨南中学和抗属小学。
抗属小学的周旋校长推荐衡阳哥哥到建国学院电话队学习通讯技能。毕业后衡阳哥分配到滨海军区司令部电话班当电话员，他最先从电台里听到了苏联出兵东北，毛泽东主席发布《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毛主席说：“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毛主席号召各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开展对日伪军大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衡阳哥哥立即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谢辉专员。
滨海沸腾了！山东沸腾了！全中国沸腾了！
在莒南、在日照、在诸城，衡阳哥和文工团一起庆祝抗战胜利，鞭炮锣鼓声中，跳了十天的秧歌舞！
爸爸欣喜地采写胜利的喜讯。套红的《战士报》似胜利的红旗。
四大爷到达胶东，他负责接管日伪的烟台银行。
二表叔调到了山东军区战士剧团，准备向东北进军。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见到了刚入伍的弟弟秉皓。秉皓表叔说：“秉莹和秉渠妹妹在部队医院当看护了。”
拖儿带女到根据地的姑奶奶，这时满怀欣喜地领着八岁的小儿子回马头老家了！她找来了她家的佃农和雇工，大声宣布：“我们家革命了，抗战胜利了，我们不做地主了，凡租我们地的，今后土地归你们了！给我们家做工的，住房给你们了！”
三姑随同三姑父率领的北上干部大队，和三万多党政军干部一起，乘坐木帆船横渡渤海湾，浩浩荡荡挺进东北！
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飘摇在中国土地上刺人眼目的旭日旗坠落了！
这是血与火的八年。
征途漫漫。人生漫漫。
蒙山高，沂水长……
附：《解放军文艺》原编辑部主任陶泰忠对《沂水长》的读后感
志耕：
《沂水长》读罢。
没想到你和夫人去年的沂蒙之行会有这样一份意外收获。
我是博山人，与莱芜临界，对沂蒙山区有一份天然的亲近。另，四十年前因了《解放军文艺》约稿，我曾陪同赵骜前辈有过一次沂蒙采风。所以，读《沂水长》会读出文字背后的若干有形无形的乡情、乡思、乡愁来。
我想为这篇文章点赞，之所以点赞，是因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在其样式、形式、主题的分类上原本可以更加宽泛、丰富、多种多样——比如基于家族记忆而生发出来的《沂水长》。遗憾的是，自延安以来，愈来愈囿于革命主题藩篱，若偏离了革命则难以成文，久而久之，唯有颂文纵横天下。
若时下作家，都能如你们夫妻这般，去重拾家族记忆，为乡梓写作，为乡土写作，为乡间人物、家族人物立传，至少，这会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承、家族精神广大。而旧时文人，如民国文人还是具有服务乡梓这种自觉的，而不是延安以来被训导的，非得去写大革命、大主题，所谓主旋律等等，以致于文学的路愈走愈窄。
向你们的家族记忆写作致敬。
泰忠
2016.1.31
责任编辑/周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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