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美海洋诗歌主题对比研究_长江丛刊_杂文_网络文摘

■章成成/三亚学院

一、前言

海洋文化对中美两个国家而言都意义非凡。对中国而言，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辽阔，海岸线绵长。海上丝绸之路源远流长，举世闻名，及至郑和下西洋而至顶峰。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这个开始便是以英国与中国在广东沿海的海上之战为开端。自此，海洋成为中华民族开眼看世界的一个地理通道，“它促使我们开始形成一种崭新的地理文化观，它一方面蕴含着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历史境遇，另一方面又宣示着寻找真理、回应西方挑激的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开始”（陈旋波 2001）。

　　海洋文化对美国的意义更加不言而喻。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五月花”号帆船抵达普利茅斯，美国这个国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之后的崛起之路也即是一部海权史，尤其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二十几年内，“美国成功地完成了从传统内向的‘大陆扩张’到新型外向的‘海洋扩张’的转型”（刘娟 2010）。

二、“李约瑟之问”与19世纪中美海洋诗歌

中美两国的海洋诗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采。一般认为，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主要是陆地文明、大河文明（黄色文明）。我国古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性格偏内向含蓄，崇尚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观照方式，“以伦理人格解悟自然山水，观照及描绘海洋意象，总与游仙畅神的传统息息相连”（王立 2004）。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海洋诗作多沿袭海上仙山传统，海意象也多属于游仙主题系统（陈旋波2001）。从先秦时期的哪吒闹海，精卫填海等神话，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涉海诗词”（譬如《诗经·小雅·沔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步发展（譬如郭璞的一组《游仙诗》，东晋谢灵运的《游赤石进帆海》等），及至到了唐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海洋诗歌有了一个“小井喷”现象：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僧侣，人人皆作诗。他们创作了不少与大海有关的作品（譬如李世民《春日望海》、李白《登高丘而望远海》、韩愈《海水》、白居易《海漫漫戒求仙也》、李商隐《海上》等），可以看出，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海洋诗歌依然行走在“游仙”的道路上，如冷梅（2018）在《中国海洋诗歌的意识觉醒及走向》中说道：“大多数文人看到的是海洋的自然力量和景观……体现在海洋诗歌中往往是描景抒情较多，缺乏把海洋与人类命运、民族荣辱、家园兴衰等有机联系起来。”

　　无论是早期民族文学时期的威廉·柯伦·布赖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还是后来黄金时代的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和惠特曼（Walt Whitman），无一不从开始就吸收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熏陶。且因为如前文所说，美国与海洋有着不解的情缘，以上提到的三位诗人都创作了很多与海洋有关的诗歌（譬如Bryant的 Sara; Longfellow 的 The Tide Rises，the Tide Falls；Whitman 的 As I Ebb’D With The Ocean Of Life）。正如学者菲尔布莱特所言，“19世纪前半叶，海在美国人的想象中的地位同 1850年后大陆边疆在美国人心的地位一样……大海也承载着同样的国家价值：她是过去辉煌历史的展台，是国民性格的训练场，是获取国家财富和权力的场所”（Fhilbrick 1961）。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关注与美国有“亲缘”关系的欧洲中世纪时期，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了。欧洲历史上诗歌领域只有史诗和谣曲有所发展。而与之相对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跨越隋、唐、元、明等几个朝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稳定的时期，其中更包括中国古诗的巅峰时期—唐朝。但这种情况到了19世纪开始发生反转。中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转进了近半个世纪的饱含血泪的近代史；欧洲“暗黑的中世纪”以后迎来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而美国在经过1865年的南北战争以后，也走向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开始向超级大国迈进。100年后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也对这种反转表示了关注并发出“千年一问”：为什么直到中世纪前，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都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但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呢？史称“李约瑟之问”。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寻找李约瑟之问的答案，更引发了像“钱学森之问”这样的思考。本文选择了19世纪中后期这个历史变迁的转折时期，对这一时期中美两国海洋诗歌的主题进行对比，期望从诗歌方面寻得“李约瑟之问”的蛛丝马迹，也旨在促进中美两国诗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三、19世纪的中美两国海洋诗歌

（一）著名海洋诗人及其代表作

19世纪美国虽然经历了南北战争，但也迎来了文学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一个接着一个的了不起的诗人层出不穷，譬如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惠特曼（Walt Whitman）、等等，都是那个时代如雷贯耳的名字。比较有影响力的海洋诗歌也不胜枚举，包括《海中之城》、《南塔基特之歌》、《海难》、《“金星号”遇难记》、《卡密尔汉之歌》、《海之声》、《航船的建造》、《潮水升、潮水沉》、《海草》、《啊！船长！我的船长！》《致军舰鸟》等等，还有其他一些无名诗人和水手创作的海洋诗歌，实为美国海洋诗歌创作的高峰。中国在这一时期通过海洋“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也不少，由此产生了一批“航海诗人”及他们的“航海诗”，及富时代特色。代表人物有黄遵宪、梁启超、丘逢甲、康有为等，他们的代表作品包括《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七洲洋看月放歌》、《昆仑》、《舟中望茶盘山》、《舟过麻六甲》、《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太平洋遇雨》及《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等。但这些“航海诗人”以留学生和因政治原因如国家委派的外交官为主，是以数量并不多。总的来说，据本人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美国的海洋诗歌在诗人及作品数量方面要多于中国。

（二）典型诗歌意象及主题

另外，在诗歌意象方面，大海以其浪漫多姿的形态，神秘莫测的广袤吸引着大批诗人们为它歌颂。19世纪的海洋诗歌也不例外。这些诗歌承载着诗人们或对自我，或对生命，或对国家命运的思索。这些思索有的慷慨激昂，气势磅礴，譬如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和朗费罗的《航船的建造》。前者以诗人喷涌而出的激情表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殷殷期盼： “吾闻海国民族思想高尚以活泼，吾欲我同胞兮御风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扬!”；后者借用建造那艘“笔直、坚固、强壮又漂亮的船，笑对各种灾难，将搏击狂风巨浪”来表达诗人对国家命运的信心。其次，大海向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众多诗人们面对着这数十年如一日、无语的倾听者，常常引发对自我和生命的思索。例如黄遵宪的《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和朗费罗的《潮水升、潮水沉》。前者感叹“独在异乡为异客”，又时逢祖国命途多舛，自己的前路也未可知；后者于潮水的涨落窥见生命的规律：便也如这潮水一般，有来有去，有涨有落。再有大海的壮阔神秘常常使诗人们想象出许多光怪陆离的探险故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爱伦·坡的《海中之城》；除此之外大海也常用来寄托情感，如台湾诗人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的“1700多首诗歌中，‘海’的意象出现了600次以上”（粱文宁 2003），这些海洋诗作大都表达对祖国大陆的思念之情；再譬如美国的海洋诗人惠特曼，他笔下的大海常常用来表达异性之间羞涩的爱情，如《自我之歌》，诗人细腻传神地写出了一个女子羞涩地对异性表达爱慕之情的场景；《滚滚的人海中》更是细腻入微地表达了情人之间的离合，等等此类。值得一提的是，从现有记录看来，中国彼时的海洋诗歌很少以缠绵悱恻的爱情或光怪陆离的探险故事为意象主题。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诗歌多表达诗人感时忧国、救亡图存、思念故国的思想感情，而美国同期的海洋诗作涉及探险故事、缠绵爱情、生命思考、国家前途等等意象。

　　

（三）造成差异的原因分析

造成这一时期中国的海洋诗歌在数量上低于美国同期作品、在意象主题上略显单一的原因，除了中美两国各自的民族文化不同以外，我认为跟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环境剧变，文人创作环境不如从前宽松，另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投身于改革强国的历史洪流，是以海洋诗歌数量并不算多，而且意象主题也多以“感时忧国”为主，此为其一；第二个原因就是清朝政府严格的“禁海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叶萍，2008）。“禁海令”严格限制个人或集体的海上活动，在为数不多的海洋诗人中，要么是因为有公务在身而有航海经历，如黄遵宪作为外交官出使他国；要么只是单纯个人行为的游历，如梁启超。整体来说，海上商业活动和个人活动与明朝相比都呈急剧减少趋势。生产活动的减少也直接导致了这一领域文学创作的减少。而十九世纪初到内战前后这段时间却是美国海洋历史上的“黄金时期”（段波，2014），美国的海洋活动全面发展，相应的，也丰富了海洋诗歌创作。所以，诗歌，尤其海洋诗歌，似乎可以这样答一答“李约瑟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