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李明启考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后，认识哲学所一位老者姓王，同事都称其王老。他行动迟缓，不善言谈，虽已年近古稀，但从他抬眼看人时露出的机敏，从他淡定而从容的步履中透露出的沉稳，给人一种人生阅历非凡、学识造诣高深的的老知识分子形象。不久得知，果然王老曾经当过大学教授，解放初期曾走上东北师范大学的讲台，不久调入中科院社会科学部。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王老先生看李明启的眼神中渐渐流露出信任与欣赏的喜悦。终于从1981年6月17日这天开始，王老断断续续地开始向他讲了自己的人生坎坷、磨难与感悟。
恨当亡国奴，他曾是狂热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王老的故乡在东北辽阳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小山村，祖辈务农。在清清辽河的滋润下，他的故乡，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伴着苍苍绿树和地下的无尽宝藏。王老11岁上小学，读了几年，勉强算是初小毕业吧，由于家境贫寒，不念了。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干农活不行。16岁他先后到沈阳、哈尔滨当了两年工人。
突然间，天边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了狂澜，灾难降临了。“9·18”事变爆发了，那年他刚刚18岁，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一腔热血，血气方刚怒火中烧，满目都是亡国痛，恨当亡国奴。
一天，他从沈阳坐火车回辽阳，二地相距70里，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同车厢坐着几个日本人，男男女女，身穿华服，艳丽刺眼，嘴中叽哩哇啦，神气无比，如入无人之境。同车的中国人，一个个灰头土脸，衣衫褴褛，一脸菜气，不声不响。两相对照，王老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刺激，车未到辽阳，他终于忍不住悲愤，在一个小车站跳下列车，准备步行20里走回辽阳。
没想到，刚出车站就看到票房门口，贴着一张宣传画。画上二个人，一个日本人，西服革履，英俊漂亮。一个中国人傻乎乎的头上扣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面带微笑，在给日本人作揖。而日本人却仰面朝天，看到这幅宣传画把中国人丑化成这样麻木、卑劣、呆傻的亡国奴的样子，王老心中难过极了，从此之后，在日本人统治的东三省，他再也不坐火车了。
当时的东北正象《新小放牛》到处传唱的“什么时候失去了东三省，什么人抢占了沈阳城？沈阳原是谁家的地，东三省住的是哪里人？‘九一八失去了东三省，日本人抢占了东三省，沈阳原是中国的地，东三省住的是中国人。”王老胸中点燃的抗日救国的烈火，整整燃烧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战败投降。
随着翩翩蝴蝶正当行，日本人攻下沈阳东大营，家在哪里？国在何方？何以为生？王老先生流离失所，在我是中国人，不作亡国奴的信念支撑下，1933年王老和他弟弟随着滚滚的流浪人群，步行来到关内，来到天津。
当时的天津，到处都有招兵的，从关内来的滚滚人流中，只要说是打日本，愿意当兵的人一片一片的。王老先生在群情激愤中报名当了兵。
日本人占领东北四省（黑、吉、辽、热河）之后，河北东部即冀东一带，日本人暂时没有住兵，这是一个缓冲地带，成立了一个伪政府，即冀东自治政府，主席是臭名远扬的汉奸殷汝耕。在冀东可以成立保安队、保安警察，可以有轻武器，不能有重武器。
王老参加的就是战区保安队，军长是于学忠。，他当时兼河北省主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在通县驻防，王老就这样辗转到了通县。这支部队河北、山东人多，东北人很少，大家情绪消沉，斗志涣散，王老天天盼着上前线打日本，但是部队一直没有接到上前线的命令。
转眼一年的时间就在焦急的等待之中流失过去。王老又和弟弟悄悄商量：“咱们总待在这算什么？不放一枪一弹，抗什么日。不行咱们再回东北找义勇军去吧！”二人一商量，又从通县到了塘沽，坐小火轮到营口上岸。晓伏夜行，肚子饿了，沿途要饭，有时饿急了，就在萝卜地拔个萝卜，抓把青菜，胡乱吃一气。
终于，在青山环抱之中，看到自己家的小院了，他们不敢冒然下山，藏了几个小时，直到看见父亲从家中出来，王老招手，父子三人在半山坡上匆匆见了一面。见到父亲才知道，前些日子奉军张作霖的一部分，抵抗了一下日本人，然后就自生自灭了，老百姓对日本人恨急了，就把抗日的部队神话了，传的活灵活现，不可一世，实际上抗日队伍早就没有了。日本人在这里统治的可厉害了。父亲劝他们赶快远走高飞。当时王老千里迢迢赶回家乡，过家门而不入，肚子早已饿的不行了，眼前冒金花头重脚轻根本走不动路了。父亲见状，从另一个村民家的杏树林中摘了一些杏，眼含热泪，看着两个儿子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挥挥手又送他们上路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一幕。
山河破碎的祖国！苦难的中国人民啊！
王老父子谁都没有想到，村边山坡匆匆一别就是整整十一年。11年后的1945年9月，王老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滚滚铁流，从延安胸佩红花被人群簇拥着重返家园时，他已是站起来当家作主的辽阳县人民政府的区长。
报国无门
王老兄弟一路乞讨到了沈阳，从沈阳来到山海关，举目无亲。再回河北，还是在关外流浪？到底哪里有抗日的部队？举棋不定，犹豫再三，只好又往关内慢慢走。1934年夏天，他再次来到塘沽，东北军万福林的队伍在天津驻防，到处都有招兵的兵站，王老先生报名当了兵。他的弟弟想留在天津，从此二人分了手，再也没有了音信。
王老先生在万福林的部队待了一年多。在这支部队遇到一个叫王瑞林的山东人。这个人比王老先生大四、五岁，有文化，待人和气。他是从张家口过来的，通过王瑞林，王老听说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还说北平清华大学有党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和国民党斗争。王老先生当时无党无派，没有党派意识，认为中国人打中国人没什么意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就是想找抗日的军队，一致对外。
有一天，王老听说宋哲元的部队在张家口东面的喜峰口用大刀砍日本人，一刀一个，杀的真过瘾，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王老先生摩拳擦掌异常急切地开了小差，离开万福林的部队，坐火车到了张家口，参加了宋哲元的部队。
一天在操场操练，宋哲元给部队训话：中国南北朝有个王进章，当了官，别人不服他。王说，你不是不服吗，我给你们看看。王把鞋、袜子都脱了，满地黎疾。王在上面走来走去，一步一片血迹。王进章指着片片血迹说：“我就凭这个来带部队的。”
宋哲元接着说，拿破仑练兵练的好。有一天，拿破仑的朋友问他，你为什么练兵练的那么好？为什么那么能带兵打仗？拿破仑就叫了二个兵，下命令开步走。走到楼边，拿破仑不发停止令，二个士兵继续朝前走，掉下去摔死了。
看到宋哲元得意洋洋讲这些，王老先生感到灰心了，这个长官就这水平？从家乡到北平，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到张家口，一路乞讨历尽艰辛寻找抗日救国的部队，可是那个部队也不抗日。抗日之路在哪里呢？王老感到一片迷茫。
王老先生后来又听说中央军不错，中央军在保定一带驻防。王老决定去找中央军，找抗日的部队去。从张家口到北平350里，从北平到保定350里，700多里，王老身无分文，长途奔波谈何容易。王老不管三七二十一，军装一脱，换上破烂的便装，直奔抗日的部队而去了。
他从张家口扒运煤的货车到了南口，到了南口车不走了，当时是半夜，冷的受不了，从南口步行40多里地到丰台，饥乏得眼睛看不见东西了，腿脚实在走不动了。只见沿街一家门口，三个妇女站在一边聊天，王老过去鞠了一躬，两个老太太照样聊天，一个年轻妇女转身进去拿了半个窝头，王老用手去接时，抑制不住的发抖，一屁股坐在铁路边吃了这个终生不忘的窝头。时隔几十年后，王老一直想去看看这个妇女，报答救命之恩，可惜天人永隔，看来这已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了。
话说王老吃了半个窝头，心劲又上来了，继续往保定方向走。走到天黑，又得要饭了，来到一个村子农家院门口，院子里有二个老太太在收拾柴草。只听里面传出一个北京口音说道：“你瞧，门口来了个花子，要饭张不开口。”另一个老太太看了看也不言不语。
王老听罢十分难受，突然间想到自己远在关外的母亲。在家，吃住缝补母亲形影不离，在外，只有天可怜了。此时此刻，母亲在家干什么呢？二个刚刚成年的儿子沦落在外，家书已断了几个月了，不知道母亲会怎么挂念呢！
转眼天就黑成一片，王老既不走铁道，也不走马路，而是沿着麦田的麦陇走去。为什么偏偏走麦田呢？原来经过几百里地的行程，王老的鞋子早就破烂不堪了，走大路磨脚磨得太厉害，走麦陇土宣，可以保护双脚。走累了，躺在麦田里，遥望满天繁星，时睡时醒，时风时雨的凑和着睡一会，歇歇乏。
夜晚年仅十九岁的王老躺在华北大平原的麦田里，遥望家乡，心想：我这条路走的对不对？到底在寻找什么？在中国究竟有没有抗日的队伍？王老回想着故乡满山茂密的大豆高梁，遍野的煤炭宝藏，顺手从地上抓一把黑土都流油，秋日村村鲜红光亮的苹果缀满枝头，冬日的漫漫白雪预示着来年的丰收，还有每日傍晚渤海湾打鱼归来的点点白帆，鱼虾满舟。
富饶美丽的关东大平原，无徽不至呵护自己的乡亲父老，在家总不会沦落成乞丐，要饭都吃不饱肚子吧！在家总还是有自己一口饭吧！难道真象老话讲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狗窝，这条路到底走的对不对？走得值不值？
王老严厉地责问着自己，十九岁的青年缜密、严肃地考虑着人生的重大抉择。在当时，这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大抉择！是战还是降？是站着死还是跪着生？十九岁的青年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捕捉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脉搏，躺在华北平原的麦田地思考着这个严肃的问题，是继续在华北流浪寻找抗日的队伍，还是回东北？经过反复的思考，王老认为：这条路走的不错，回家乡不仅仅是靠劳动吃饭的问题，而是要受日本人欺侮！泱泱中国总有能人的，总会有抗日的英雄好汉，到那时一定会一呼百应的。中国总会有好的一天，总会有出头之日的。我死也不回东北当亡国奴。
20岁是人生的锦绣年华，有的人纸醉金迷，醉生梦死挥霍无度，有的人用摸索的迷惘度过，王老却选择了用舍生取义拯救国家的重担，担在自己年轻的肩上勇敢度过。
王老从此又上路了，他扒货车到了离保定40里的徐水，看到自己衣衫褴褛，一身臭气，怕招兵的不要他，从徐水下了车，在城外找了一条小河，在水里洗了洗澡，把衣服洗了一洗，在河边石头上晾着，自己在水中泡着，一直等到衣服晾干了才上岸穿上，又向保定走去。
在保定王老终于当上了中央军，部队在城南的中山公园内驻防，他被分到重机枪班，在这支部队王老结识了一位对他后来一生的道路都有主要影响的朋友——王士奇，王士奇是河北高阳人，他们二人一块入伍，分到一个班。二人很谈得来，私下里王士奇经常攻击国民党，称赞共产党。
他们二人经常在公园内的僻静之处谈论国家大事，王老从他那里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到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听说南方的红军，听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王士奇告诉他：保定北面马尾山就有红军游击队，就有农民暴动。
其实王士奇讲的就是解放后风摩全国的《红旗谱》中朱志忠、河北二师学潮的原型。后来王士奇告诉王老，河北师范有个学生要和你谈话，安排好一会来找你。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王士奇就是共产党员。
王老只是抗日心切，对党派问题认识不清，没有什么兴趣，他就是想去马尾山，马上参加抗日队伍。经过密谋，二人决定第二天二人分开走，王士奇先走，到城外一片桑树林中汇合。王士奇离开营房时，在公园门口桑树上挂一个白布条，表示自己已经走了，万一互相走散了，到高阳王士奇家中汇合。
第二天树上没有挂出小白布条，第三天仍然没有，但是王士奇好像也不见了。王老只好自己到城外树林中等他，也不见人。找不见王士奇，部队也不敢回了。王老悄悄到了高阳王士奇家中，他家中亲属神色惊慌，一问摇头三不知。
被捕
王老又饿又热，不停地拉肚子，他又从高阳到定州，从定州到北京，有火车扒火车，没火车两脚量，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北京。国民党53军万福林的部队在招兵，他又在53军当上兵在西苑驻防。过了一段时间王老又想起王士奇，仍然不甘心，给他家中写了一封信，问候他的情况。
一天，连部的几个人到班里来找王老，“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吧？”王老一看，是王士奇的回信。这几个人验明正身，二话不说上前把王老绑上就走了。原来王士奇在回信中说：由于计划不慎，这次外出离散十分可惜，我有些共产主义思想和想法，见信速来我这里。……云云。
王老就这样被捕了，这是1935年的夏季。王老被押到连部，被压杠子、打棒子，毒打一顿，鲜血顺着腿往下流，两只鞋都灌满了鲜血，走起路来一步一个血迹，从连部被转送到团部，又从团部押送到保定师部，一路五花大绑，带着脚镣子，受尽折磨。三个月后，师部军法处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王老11年有期徒刑，发给判决书一张，从保定押送到北平北新桥北平军人监狱关押。
押赴北平军人监狱
王老手铐闪亮、脚镣哗啦哗啦地响，坐火车被押送到北京，下火车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在北平城内一直向北驶，过了北新桥又掉头向东，曲曲折折穿过了好几条胡同。
公共汽车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问押解王老的士兵：“老总，这个人犯了什么事？”士兵回答道“共产党、共匪。”听到回答，车上人的目光刷地给老王来了一个注目礼。车上的人鸦雀无声，其中有一个人居然还挤了挤，给王老让了一个座。由此可见，三十年代的北平市民对共产党是有一定了解的。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抗日的，受到人民的拥戴。
其实，当时所谓被押送的“共匪”王老确确实实是个冒牌共产党，是个假共匪。历史就是这样具有极大的嘲讽意味，不是“共匪”的王老在当了“共匪”之后却坚定了当共产党的信念。
公共汽车在羊肠子胡同内转够了，王老又在泥泞的马路上走了很远一段路，看见了一排高墙，隐隐约约看见墙边挂着一块牌子“北平军人监狱”。
王老交了判决书，被关进北监十号监房。监房内通盘木板火炕，睡满了人。后进监的，只能睡在地下，慢慢熬着，等到老犯人出狱后，一个接一个人熬着才能到大炕上睡。刚上大炕要靠门口睡，以后再慢慢往里挪。原来坐班房还要论资排辈。
王老入狱时已是深秋，除了一身破烂单衣什么也没有，一冬天冷风刺骨滴水成冰就是这么挺着过来了，居然没被冻死，想想真是人间奇迹。
北监十号监房内关押着10个人，这10个犯人全都不是共产党，但是这10个人全都没有钱，有钱的犯人集中关在西监房，处处受优待。没钱的关在北监。北监里面除了墙壁、门窗、地板和角落里的一个美孚油桶，空空无物，就象反扫荡坚壁清野了一样。
恐怖阴森的北平军人监狱
北平军人监狱很大，周围圈着灰色的高墙，墙上竖着岗楼，岗楼上的士兵不断地在墙头上来回巡逻着。他们夜间换班查哨时询问口令的吆喝，令人心惊肉跳。
监房的门厚重得象一扇扇城门，门的上半截，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孔，上面按着一块厚铁皮盖子，盖子上有插梢，这是为看守员窥视里面的犯人而设计的，门的下半截开着一个方形猫洞，专门递饭菜和水，因为猫洞开的很低，犯人只能从里面爬在地上才能把饭菜、水拿进去。看来北平军人监狱牢门的设计和长春日本人设计的牢门同出一辙。
监房里的窗口开得很高，站起来举起手也摸不着下沿，窗子的下沿是坡形的，为防备犯人登窗户越狱。窗子里层是铁沙窗，中间是玻璃，外面是铁栏杆。监狱修的真可谓坚固、严密、科学，固若金汤，犯人插翅难逃。
北监十号内的犯人，有土匪头子、车匪路霸、盗古墓的、吃大轮的（指在火车上偷东西）、开堵场的形形色色奇奇怪怪各色人等。
巧用脚镣和移花接木的放风
同监号有个叫马善人的老汉，同情王老先生。有一天，拿出一团破布，帮助王老在脚脖子外面缠了点破布，防止脚镣子直接磨脚脖子。还给王老在小脚肚子上系上一个小布条，马善人管这个小布条叫镣带，镣带底下拴上一个小铁钩，小铁钩钩着脚镣子。走路的时候提着镣带，镣子就不磨脚了。这是老犯人出监时留下来的，马老汉又把这些东西传给了王老先生。这些透露着犯人智慧和顽强地求生存的监狱特殊用品，就这样在新老犯人中间悄悄流传着。体现着在北平军人监狱，这个特殊环境里面的人文关怀。
当时在北平军人监狱，每天放一次风，每次十几分钟，犯人很多，有七、八百人，分二次放，每次有三、四百人。放风时，脚镣子哗哗的震天地响。
由于每天放风时在一起，王老很快就和一些犯人熟悉了起来，知道犯人中有一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刘格平当时就在狱中。他好像是227号。
监房里吃的很差，橡子面窝窝头，犯人每人每天五个小窝头，每个小窝头半两重，大家每天都要忍受“饿刑”。犯人们个个饥饿难忍。实在饿极眼了，犯人们私下串通好，集体绝食，狱头怕把事闹大了，每天增加了2个小窝头。
王老在浑然不觉中进入地下党的视野。时间不长，就有一个政治犯利用放风时间，悄悄和王老交谈，在生活上关心王老，给他送衣服，借艾思奇、李达等人的哲学书籍给他看。悄悄询问王老的案情。地下党就是这样开始从生活上关心王老、照顾王老，从思想上为他引路。
王老从1935年秋季入狱不久，开始接触和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的。狱中党组织就这样不失时机地及时地把这个东北流亡青年引上了为新中国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阶级解放之路。
惊心动魄的转移
北平军人监狱当时关押了23个政治犯，1935年年底，有一天这23个政治犯都被叫到东监房的一个房间里。一个法官坐在那里，一个一个对照判决书念名字，好像是要把这些人绑赴刑场前的验明正身。看守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严阵以待，气氛紧张极了，真是一触即发。当时有二、三个政治犯因病已下了脚镣，此时马上被钉上了脚镣。看这架势似乎马上就要上刑场了，二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有人悄悄在人群中布置着，“准备几句口号，到时候咱们一起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
隔了一会，监狱长拿来一张大公报，唬着长脸告诉大家，报上登了军人监狱共犯23名，今日起押解到反省院。这是上面的决定，现在你们马上回去取东西，上车转移。
反省院在北平铁狮子胡同，二辆大卡车载着这些“共犯”从北新桥开往反省院。一路上有的政治犯要求再买点东西，卡车还停了停。就这样，政治犯们一路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对反省政策”进了反省院。
这在现在看来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二卡车共产党人高呼反对政府的口号，从北平市区穿行而去真是“独特”一景。究竟是国民党统治押送犯人时的松懈呢？还是共产党员们的斗争意志顽强不屈，慷慨赴死的一种表现？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国民党专政机构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固若金汤、密不传声。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使人感到既振奋又怪异。
北平反省院
1936年1月10号王老进了北平反省院，当时的北平反省院里关押的都是政治犯，清一色的共犯。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薄一波、安子文都关押在此。反省院分为“省字屋”、“禁字屋”，反省的进“省字屋”。拒不反省的关在“禁字屋”，关押在禁字号的共产党人永远不会被释放。
1931年2月，中共省委在天津刚刚成立就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这些被捕的共产党人中有许多人担任过省、市委、特委书记、秘书长、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是党的骨干力量。1931年这些人（130余人）被关押在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同年七、八月间，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成立了草岚子监狱，由东北军控制。不久，草岚子监狱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国民党当局对这些共产党人搞反省。6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两期，两期不行三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这就是北平反省院的来历。
反省院内曾经关押过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刘格平、徐子荣、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等。薄一波等领导在反省院关了三、四年，他们坚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秘密建立狱中党支部，发展党员，并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拒绝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示”上捺手印，提出“红旗出狱”。有些人虽然早已刑满，只是因为不肯反省而不能出狱。
春风吹又生：光荣入党
王老进反省院后，有个姓胡的难友经常找他聊天，了解他的历史和思想状态。当时的王老虚岁23岁，别看他为了寻找抗日的队伍步行数千里，当过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年龄不大，中国的主要军队全都干过，军旅生涯虽然挺丰富，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热血流亡青年，他根本没有关于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对革命队伍的了解。
姓胡的难友悄悄问他“你在军队时过过组织生活吗？”王老一下愣住了。
“你问的什么啊，我不懂。”
“共产党你知道吗？”
“共产党，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吃的共产党的官司，我就是当然的共产党了。我已经被关了好几个监狱了。”王老就是这样一会聪明一会糊涂地说道。
“既然是共产党，就要过组织生活。”
“那过组织生活，我可不大懂。可是，共产党我却是真的。”王老还在坚持着。
这个姓胡的共产党员连续在放风时，和王老谈了几次。讲党的性质、奋斗纲领、组织原则。并非常诚恳、严肃地问道：“你想不想参加党组织呢？”
“我愿意参加！”王老异常坚定地表示。
“明天上午放风时，你赶快出来，到后院樱桃树下等着我，那里比较僻静，不容易被别人发现，明天在那举行仪式，你就正式入党了。”
第二天上午，王老来到樱桃树下时，老胡已经蹲在树下了。待了一会，又过来一个人。王老后来才知道，一直和他联系的老胡叫胡敬一，也叫胡忠田。另外那位叫胡云先。胡敬一严肃地对王老低声说到：“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入党的日子。胡云先是你的党小组长，你们党小组还有一个成员，但是他今天不能来。今后你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反省院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你要：
“一、坚决反对反省政策。二、参加一些党组织的狱内斗争。三、抓紧时间努力学习。”
胡敬一一边说一边用树枝在地上划着，边划边说，一边不停地扫视着院子里放风的犯人和看守。从远处一看，这几个人蹲在地上，好像是在地上划棋盘下棋玩呢。
胡敬一叫王老先生低声宣誓，承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决议，永不叛党。并告诉王老，狱中党组织的代号是“m”。以后不能说是反省院党支部，只能说是m支部，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能说是m成员。
老王的入党介绍人胡敬一，建国后任中央档案馆第二馆馆长，文革期间去世。另一个入党介绍人胡云先出狱后，在晋察冀部队工作，撤离张家口时牺牲。现在三个人中活在世上的只有王老一个人了。真可谓先人已逝，事业永存。前辈们出生入死追求革命的精神永远不死，永远值得后人们学习与效仿。
狱中党支部
1936年9月王老入党之后，眼界立刻开阔多了，确实感到组织的存在、组织的力量，犹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时刻酝酿掀起涛天巨浪，推毁万恶的旧社会。
他在狱中能够看到一些党的文件。这是地下党通过看守从外面偷偷带进来的各种刊物。其中有由少奇同志主办的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这是经常能看到的。还有中共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亡时报》，北平学联办的《学联报》，这是专门反映学生运动的刊物。还有党的外围组织办的《中国人》。
狱中党支部从未开过支部大会，党员之间互不联系，互相之间也不清楚谁是共产党员。互相之间不打听、不过话，只有单线联系。若有又无，若无又有，这是组织原则。在北平反省院，王老既能感觉到党的存在和领导，但又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是共产党员。哪些人不是共产党员。
天道酬勤：监狱大学
王老从1936年开始，在狱中学习历史，学习经济学，看艾思奇哲学书籍，学习世界语、日语。通过几个月的摸索、学习，王老发现自己对艾思奇的哲学书最感兴趣。
刚开始时，同监的难友都认为哲学不好学，王老底子又薄，认为他基础太差了，劝他看点别的书。也许是天命难违，也许是造物主的神来之手要成就王老成为一个哲学家，王老独独对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一往情深，爱不释手。
在反省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出狱的人，都要把书留下，不能带走，留给后来者，只有书籍在反省院是有进无出。王老只要抓到有关哲学的书就不撒手了。不管谁想看，也休想从他手中把哲学书籍拿走了。可以说他简直把哲学书都独霸了。在独霸哲学书上，王老自私的天性流露可以说是一览无遗。
王老在反省院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每天能看十六、七个小时的书。他读书读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先后看了李达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程》、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李达翻译的《经济教程》、艾思奇的《读书生活》、《大众哲学》等书籍。其中艾思奇的书他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读了七、八遍。重要的段落，他都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同监的犯人也有爱好哲学的，他们就互相切磋、探讨。王老就这样在书的世界里，在痛苦与饥饿中找到了寄托，在不自由中找到了自由。
学习工具：纸与笔
王老一直身体不好，常年患胃病。每次看病，狱医都给他开健胃散，健胃散是用四四方方的白报纸包着，王老每周去看二次病，每次6小袋，每周可以得到12个小纸袋。每次吃完药，王老都把这些白纸袋小心地码平，叠起来压在褥子底下，攒起来留着学习时用。
纸的问题解决了，没有笔怎么办？监狱中有各种各样的犯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犯，特别是1938年8月王老转到河北监狱后，刑期短的刑事犯每天出来干杂活、扫地、倒痰盂，有时看守还让他们出去干活、买东西等。王老这些政治犯出不去，就托刑事犯出去时悄悄买铅笔、买铅条。给刑事犯一点点辛苦钱，他们也都挺愿意帮忙的。
买回来的铅笔、铅条，王老都藏在棉被里的棉花套子里。铅条写成大米粒大小，手都捏不住了也舍不得扔掉。仍然篡在手心里不停地写啊写。托犯人主要是买铅条，铅条比铅笔便宜，可以多买一些。
有一天，王老突然发现藏在烂棉花套里的一小段铅条不见了。白天没敢找，熬到夜里摸着黑，用手把这堆烂棉花套反来翻去，一寸一寸地不知捏了多少遍。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进行多次地毯式搜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见这点铅条才算踏实下来，王老手心捏着这段铅条，进入了梦乡。
还有一次，王老面朝墙，低头用铅笔头写东西，由于写的太专注了，看守已冲到他的背后，王老才发现。王老毫不迟疑的把铅笔头和小纸片吞到肚子里。等到看守走后，他又慢慢把铅笔头吐出来。第二天放风时，227号刘格平代话过来：“吃的好，共产党人就是要养成吃的习惯。一个字也不能落到看守手中，打死什么也不说。”
学习马列 思辩滔滔
王老在狱中从看大众哲学开始，他的大脑就象一架思维机器，不停地高速运转。经过反复学习，他又开始一句一句地看列宁的大部头哲学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界内部简称此书为“唯批”）。同监内也有几个人在看“唯批”。老王就给他们一句一句地讲解。
有些看不懂的地方，王老就抄在小纸条上，放风时，假装散步，与其他监号的哲学高手互相探讨。王老就这样一句一句的解释，一个一个地圈点，把大部头的艰深晦涩的《唯批》全都能够解释得通俗易懂。同监难友经常戏称王老六章全释《唯批》。
按照监规，犯人们在狱内一周可以换四本书轮着看。王老除了看哲学书籍外，还仔细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国的《史记》、《资治通监》等书，凡是能到手的书，来者不拒统统看。
王老在狱中最想看的是黑格尔的大、小逻辑。王老守株待兔等了几年，可惜始终没有犯人带进来。自己花钱买，又买不起。没有能够读上在抽象领域独占鳌头的精神巨人黑格尔的书，可以说是王老狱中最大的遗憾。
狱中绝食
王老在狱中先后参加过四次绝食。最短的二天半，五顿饭，最长的6天。政治犯绝食的原因基本上是，或者因为管理员殴打犯人，或者是伙食太差。政治犯团结起来绝食斗争，表示抗议。
当时的看守经常随意打骂政治犯，稍有反抗，则被带上手铐、脚铐、背铐。被关进“慎独室”，即只能塞进一只马桶的小黑屋子，看守折磨政治犯的手段十分狠毒。
政治犯每天中午吃的小米饭中经常有很多沙子、老鼠屎，这些米都是陈仓霉米，下锅前根本不淘洗。煮饭时，用大铁锹在大铁锅里搅搅，就把半生不熟的小米饭盛在大木桶里抬到牢房。
每次开饭时，牢房中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霉臭味。晚饭吃的是棒子面窝窝头，窝窝头孔内经常有死苍蝇，天天如此。政治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活，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地下党暗中串联政治犯，争取社会各界的舆论支持，迫使警方撤换了管理员，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伙食。由于王老先生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绝食斗争，所以被提前转正。
每次绝食前，王老都悄悄准备一点盐，以便绝食后冲水喝。只要一绝食，躺着就不能动了，减少体能、热能的消耗。绝食第一、二天最难受。胳膊痛、腿痛、关节痛，饥肠辘辘，难以忍受。第三天感觉好一点了，第四天不再折腾了，但是浑身上下一点劲都没有了。头脑反映还清楚，虽然饿的说不出话了，但是看守咳嗽的声音还能分辨出来。躺着时清醒时迷糊，不时有幻觉出现。
绝食时，地下党利用各种关系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援，大公报记者、社会各界参观团都来到监狱，看望绝食人员，对狱方施加压力。绝食一、二天，狱方知道死不了人，不理不睬，绝食到四、五天，监狱当局慌了手脚，典狱长也来了，监狱当局的所有人员都出动了，到各屋劝说。他们纷纷向政治犯劝说到：“人是铁，饭是钢，身体最重要，身体是本钱。有什么事，先吃饭，别饿坏了身体，吃完饭再商量。”
政治犯们纷纷表示：“先答应条件，后吃饭。我们是政治犯，政治犯无罪，严禁虐待政治犯！”政治犯们身体虚弱，静静地躺着。社会上发起了声援政治犯的舆论斗争，大公报刊登了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消息。
监狱当局沉不住气了，要和政治犯们谈判，但是绝食六天的政治犯们根本走不了路，监狱当局派看守一个背一个，把政治犯们背到办公室，答应了政治犯们的要求，撤换看守员，改善伙食。谈判结束再把政治犯一个一个背回监房。政治犯们复食时，狱方每天做三顿面片，吃了两天面片后，才恢复正常伙食。
王老复食以后，可能是肠胃出血，每天哗哗地拉几次黑水，持续二、三天才慢慢好了。复食后的政治犯们一个个虚弱的象随风摇摆的树叶，放风时风一刮，人就摇摇摆摆的要倒下来。
通过多次绝食斗争，政治犯们取得了如下答复：不准殴打政治犯，每天看上海申报、北平晨报、华北日报，改善伙食。每天一顿大米，一顿粗粮，即每天12两米（16两一斤），12两面。政治犯们提出来的下镣子的要求没有实现，是继续绝食，还是复食呢？当时领导绝食斗争的是薄一波，多数人认为可以结束了。我们是为了求生，而不是求死，绝食的目的基本达到了。我们可以复食了。
少数四、五个人以刘兴伍、赵林等地下党员为代表，认为要继续绝食，后来事态发展到：少数四、五个坚持绝食的人与多数同意复食的人不说话的地步，直到1936年夏秋之交，这些同志先后分批出狱后，大家的关系才好了一些。
三蹲慎独室
1937年8月至1941年5月王老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一监狱，放风时犯人们围着操场转圈，二人一排不准说话，转半个小时就回牢房。
放风时，王老经常可以看到著名回族共产党员刘格平，他当时是227号，还有一个318号叫田东鲁的人，他们都是顽强的坚持斗争的。看守们特别恨这几个人。由于王老多次参加狱中绝食斗争，看守们处处刁难他，王老属于被看守们放在慢火中慢慢烤的一类人。他先后三次被关在小黑屋里，进行所谓的反省。
第一次被关在暗室里，即“慎独室”里，屋子又黑又小，胳膊一伸就能摸着墙。关黑屋时，裤带被抽去，王老提着褥子进去的。小黑屋没有窗户，黑咕隆隆的，一股死气，臭不可闻。屋子小的不要说床，连把椅子都放不下。人只能笔挺挺的站着，用脚一踹，才发现有一个马桶，没有盖。用手一伸可以摸着房顶，没有梁。王老只能用手提着裤子站了三个小时后被放出来。
王老被释放回监房后，同监的一个难友，悄悄给他出主意：以后再关暗室，把马桶倒过来，人往上面一坐，帽子或衣服堵上嘴，什么高兴想什么。别生气，要学会自己给自己宽心，别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王老第二次被关暗室后，按照难友的指点，用帽子一捂鼻子，把马桶翻过来，一屁股坐在上面，搜肠刮肚地想起“欢乐，开心”的事，一想自己十六岁离家做工，十八岁流浪关里，二十二岁坐牢，小小年纪坐了四、五年黑牢了，哪有什么欢乐、开心之事？
在小慎独室冥思苦想，忽然想起当时轰动北平的因三角恋爱，一个男的，二个女的，其中一个女人把另一个女人打死，被判了无期徒刑，也押在第一监狱。王老看病时，在卫生室见过这个女人，在狱中还是放浪无忌。看病时，千娇百媚地笑着，眼睛眯缝着，往上吊啊吊的，眼神雾水一般地迷蒙起来，真像是白骨精投胎。
第三次，王老被关了一夜，他也是采取这个办法，苦中寻乐熬过来的。
更加有意思的是，按照当时国民党的有关法律规定，坐过三次暗室的不能减刑。但是，王老坐了三次暗室却被减刑提前释放了。原来犯人坐暗室须经法院批准才可执行。而王老坐暗室，未经法院批准，属于狱方滥施刑罚，主要是为了报复王老多次参加了绝食斗争。由于出现了法律程序上的疏漏，所以王老后来被法院减了刑。1941年5月19日王老被提前释放出狱了。
辗转赴延安
1941年5月26日，王老被释放后，在北平逗留了几天，但组织关系一时无处可接，他又象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漂浮着。但是，此时的王老，已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虽然组织关系一时中断。但是，经过监狱革命斗争的锤炼，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党组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已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王老在北平待了二、三天，把狱中带出来的衣服、旧书变卖了十几块钱，步行几百里，到了河北省廊坊，永清，固安，安次一带。白天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一来要点饭吃，二来探探消息，寻找游击队活动的蛛丝马迹。晚上就在村外的高粱地里，掰点高粱叶子，铺在地垄沟里，躺在上面睡觉。
这一带是京、津、保三不管地带。日、伪政权力量相对弱一点，游击队比较多。这些名为抗日游击队，实为散兵游勇的土匪，在三不管地带，拉杆子扯旗的大大小小的胡传魁，他们即反共产党，又反国民党。真正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太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这些土匪游击队，采取不正面接触的作战方针，回避这些土匪游击队，王老在此种抗日形式下孤身一人，人生地不熟的想一下子找见党领导的游击队还真有些难度。
有一天，好象正好是端午节，王老又到村子里去要饭，王老又打听起游击队的情况，一个农民就把他送到村公所，王老对村长实话实说，村长一时难辩真假。他告诉王老，先在村里呆一天，万一日本人来了就钻进草垛里，等他一、二天给游击队送信去，然后再说。
第二天，村长果真派人把王老送到游击队，这是一支土匪式的抗日游击队。队长叫孙俊峰，手带金镏子，腰上别着一支盒子炮，一只脚蹬在一个方凳上。虽然王老一看这架势不象他在监狱里遇见的共产党人，但还是十分的激动。
孙队长审问了王老二、三十分钟，王老异常兴奋的要求：孙队长马上送他去延安。
孙队长虽然将信将疑不信任王老，但还是安排他和游击队员们睡在一起。
有一天，游击队住在一家大地主的院子里，突然发现日本鬼子包围上来了，只有三、四百米远了。掷弹筒在院子内外爆炸，王老和游击队员们仍着手榴弹冲出院子，一溜烟跑到村外，隐蔽在青纱帐里。通过这一场殊死的战斗，孙队长对王老增加了信任感，虽然依然把他当客人待，但是相信王老不是汉奸，让他站岗，王老终于取得游击队的进一步的信任，但是始终不发给王老枪。不分昼夜游击队都要站岗，站岗时一人一根香，香点完了就换一个人。王老也日夜监守在岗位上。
后来孙队长又介绍王老来到东进支队，这支队伍有50多个人，队长叫李大卫。李大卫有一个秘书叫李卫，李卫是共产党员，是当地的县委书记，为了保密和便于活动他以秘书的身份公开出现。王老来到这支队伍后，李大卫和指导员找他谈过一次话，王老亮明自己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再次表示要去延安。李大卫他们基本认可王老的政治身份，很尊敬这位从白区作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胜利归来，但是仍然没有发给他枪，答应有机会把王老往后方介绍。
终于有一天，李大卫送来好消息，有一支干部队（十几个人）要回晋察冀根据地。王老跟着干部队一边打游击一边走。从深县过铁路往北，在白洋淀打游击。敌人在岸上打炮，王老他们的船在水里窜来窜去，在随风荡来荡去的芦苇荡，在美丽无比的荷花的掩护下与敌人捉迷藏。队伍过大清河时，水深浪高，离敌人岗楼又不远，十分危险。地下党找了十几个小伙子帮他们过河。干部队队员有经验的死死抓住一个向导，王老没经验，没有抓住一个向导，自己又不会游泳。下河走了没几步，水没到胸口，就感到晕了，遥遥晃晃的就挺不住了，幸亏后面有人一把抓住他，慢慢上了岸。王老一上岸，还没缓过劲，光着脚丫，没顾上穿裤衩，“啪啪”地顺着高粱地的小道一直跑到天亮。这才把裤衩和鞋穿上。
1941年秋穿过京汉铁路，历时几个月终于在遍地高粱晒红脸的时候，王老来到晋察冀根据地。1941年秋季日本鬼子组织近十万兵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王老又赶上了空前残酷的日寇大扫荡。
日寇大扫荡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部队划整为零，王老隐蔽在一个村长家，晚上随全村老乡到山上过夜，白天没什么情况悄悄回家，饿了就到地里拔个萝卜吃，这只是精神上的会餐，实际上越吃越饿。
有一天王老夜里跟着老乡钻山沟，走着走着走错了路，越急越找不着北。想了想，不能再走了，碰上鬼子怎么办？看了看周围地上有捆起来的谷子，灵机一动把谷子码起来钻到谷垛子里藏起来。不一会听到“噔噔”的脚步声，紧接着又响起爆豆似的轻、重机枪声。天亮了，日本骑兵绕过谷垛子，押着被俘虏的男男女女老百姓走过去。
太阳一杆子高了，王老悄悄扒开谷垛子一看，日本兵就在不远处站着，太阳旗在明晃晃的太阳照射下飘来飘去，王老赶紧缩回去。日本鬼子坐在庄稼地里，一堆一堆地垄起了火，被点着的谷叶子在空中飞舞，王老心里紧张极了，惟恐空中飞舞的谷叶把他藏身的谷垛子也点着了。王老在谷垛子里藏了一天二夜，第二天天蒙蒙亮时，日本鬼子穿着军用皮鞋踏着石头子，嘎嘎地越走越远了。
王老终于躲过这一劫。由于赶上了日本鬼子的大扫荡，1941年夏至1942年夏末秋初，王老在晋察冀根据地就地打游击待了一年。
反扫荡的1942年根据地生活异常艰苦，由于缺乏营养和蔬菜，王老除了常年拉肚子之外，还得了夜盲症。1942年秋天，王老终于盼到根据地有40多人回延安。40多人正好编成二个排，王老被大家选为副排长。王老又继续向延安进发了。
翻越五台山，过滹沱河，但是部队故意绕弯，坐木船过黄河，从佳县到米脂，在往南到绥德，走了三个月，终于到了延安。
1943年春天，王老被分配到延安陕甘宁晋绥边区联防军司令部（简称联司）招待所当文书。当时联司司令员是贺龙，联司政委是鲁志浩。不久他有幸与狱中的难友、领导刘慎之、薄一波、安子文等领导重逢。王老在监狱时，他的入党介绍人曾经对他讲过，出去以后有事去找刘慎之（刘振邦），一打听才知道，刘慎之也来到延安，住在党校一部，他是从晋察冀来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的代表。难友相见，恍如隔世，互相问长问短，说起往事二人百感交集。
王老和刘慎之在狱中就很熟悉。见到刘慎之，和刘慎之聊了一会儿。王老才知道狱中的难友出来后大部分都改了名字。刘慎之带着王老见到冯俊斋，冯俊斋后来好像是改名为马俊斋，刘慎之又领着王老见了安子文、澎德（张澎德），说着说着，刘慎之又冲着一孔窑洞喊道：“一波，我给你带客人来了。”从薄一波处出来，王老在延安党校的路边，又见到了刘华福（刘澜涛）没想到这么一会功夫，王老就见到了这么多监狱的老领导老战友，真是惊喜交加。原来他们大部分都是来参加七大的代表。
后来的王老
1945年9月2日正当延安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狂欢的海洋还在沸腾之时，王老又在嘹亮的进军号中，随新组建的二千余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奔赴东北。到沈阳后，王老被分配到辽阳市当区长。从1945年12月到1951年，王老先后来到佳木斯市社会部当过法官，审判过日本战俘。到合江省富锦县当过区委书记、土改工作队队长。还担任过辽宁抚顺矿务局龙凤矿的党委书记，当时这个矿有八千多名矿工，王老和矿工们一块下过矿井挖过煤。1950年调抚顺市教育局任局长，1951年调到长春东北师大，担任政治系系主任。被领导点将点到了哲学讲台上。1951年王老被评为哲学教授，东北师大党组成员，长春市人民代表。1954年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所，成为我国最高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走上了他人生最辉煌的舞台。
谨以此文纪念为抗战胜利而浴血奋斗的逝者！
责任编辑/赵吉政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