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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音乐学院

一、辽代概况与民族构成

辽是由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契丹”属东胡后裔鲜卑族系的一支，曾统治我国北方两百多年。辽的疆域非常辽阔，全盛时疆域东到日本海、东北部的库页岛，北至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达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线与北宋交界。其影响力涵盖西域地区，唐朝灭亡后中亚、西亚与东欧等地区将其视为中国的代表称谓。直至今天，中亚地区仍称中国为“Khitay”。

　　《辽史·地理志》载辽有“属国六十”，《辽史·属国表》记载有回鹘、渤海、女直、波斯、日本、新罗、吐浑、于阗、突厥、高昌、吐蕃等38个属国和部族。还有“西北诸蕃”、“西鄙诸部”等用来统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聚落。从人数上看，汉族是其主要民族，但由于辽为契丹人所建，所以从社会地位上看，契丹虽人数不多，但地位很高，此外还有其他少数民族聚居于此。辽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太宗特制定了“因俗而制”的政策，有效的保护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音乐文化。辽长期操控草原丝绸之路，将契丹游牧文化与东方的儒家思想、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音乐文化等带到中亚地区，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的交流。

二、辽朝草原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途径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路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辽时草原丝绸之路十分繁荣，以“五京”为主干，形成了东西南北贯通的交通网络，北达室韦、乌古，东北至黄龙府、渤海国、奴儿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浑，西至丰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西辽时政权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继续沟通着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

(一)榷场

“榷”即为官府专卖，是指辽宋时期在各自领土的交界点上设立互市市场。辽对北宋、西夏、女真、高丽、西北诸蕃、西鄙诸部等都设立了榷场。

　　1、对西夏、西北诸蕃、西鄙诸部及高丽设立的榷场

　　辽针对西夏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市)西北、石楞坡及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等设立榷场。此外，为西北诸蕃与西鄙诸部在高昌设立了榷场，主要为了沟通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联系与贸易。《辽史·食货志下》载：“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辽针对高丽设置了榆州榷场(今辽宁凌源西十八里堡)和保州榷场(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辽国境内流传着很多高丽的音乐作品，《辽文存》记载有五篇，分别是《处容》《沙里花》《济危宝》《郑瓜亭》《寒松亭》，这五篇被统称为《高丽乐章》。这些作品多讲述了高丽的风土人情与政治社会。除此以外，在这些榷场输出的书籍、乐器等物中，也涉及到很多音乐上的内容。

　　2、对北宋设立的榷场

　　辽对宋设立了涿州新城榷场(今河北省新城县)、朔州城南榷场(今山西朔城区)和振武军榷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宋主要输出茶叶、漆器、瓷器、书籍等珍惜物品，辽输出畜牧产品等。宋朝规定书籍除《九经》之外均禁止出境。

　　《九经》指九部儒家经典，关于《九经》有多种分类方法，宋代的《九经》是分别为《易》《书》《诗》《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九经》涉及了很多音乐有关的内容，《易》即《周易》，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远古的诗歌集，内含音乐的韵律。《书》即《尚书》，音乐有关的内容主要在《虞书·舜典》《虞书·大禹读》等篇之中。《诗》是一部诗歌集，涉及很多音乐作品与各类乐器。《周礼》《礼记》集中体现了先秦礼乐文化，其中涉及音乐的各类典章制度，辽朝礼乐制度的设立，无不受这两部经典的影响。《左传》中的音乐内容较为零碎，但却十分重要。《论语》是儒家思想代表作之一，关于音乐的言说遍及诸多章节，辽代的“崇儒”现象，也受此影响。《孟子》中记载了很多孟子的论乐思想。儒家文化在辽朝居主导地位，《九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们对辽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宋朝规定书籍唯《九经》可以出境，也是抱着从文化上征服和教化契丹的目的，由此可见榷场贸易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二)贡赐与聘问

贡赐即朝贡与回赐。朝贡体系中的诸藩属均要履行朝贡的义务，天子需进行回赐。贡赐制度体现了强烈的政治目的与一定的文化交流。属于辽贡赐体系的主要有西夏、西北诸蕃与西鄙诸部等。

　　《辽史·太宗下》载：“会同三年五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戊寅，乌古、敌烈德来贡。庚辰，观角戏”《辽史·乐志》载：“上命诸酋长次第歌舞为乐。女直阿骨打端立直视，辞以不能。”“回鹘”“敦煌”均属于西北诸部或西鄙诸部，而“乌古”“敌烈德”“女直”是北部和东北部的部落民族，这些属国与部落都曾使辽进贡做本国舞。辽也宴请使者们参观角戏演出，在贡赐体系中，本国使者作乐作舞是外交的传统节目，意在活跃气氛加强交流，当然也暗含了双方的身份地位与政治目的，在宴饮这样的场域下表演各自的音乐舞蹈，文化交流以此为途径传播开来。

　　聘问，即国与国之间遣使访问。辽宋为兄弟关系，为加强沟通，双方常互遣使节，使节多由文人担任。辽宋曾共派使节388次，约1600余人。在使辽途中文人常有感而发创作诗歌，由此产生了一种新诗歌类型，即使辽诗，使辽诗中描述了大量辽国的风土人情，有很多内容涉及到音乐。

　　根据笔者收集，目前使辽诗中大概有三十多首与音乐有关的诗歌。姜夔《契丹风土歌》写到：“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当时琵琶与胡舞在辽十分盛行。沈遘创作的《使还雄州曹使君夜会戏赠三首》“(其二)法曲新声出禁坊，边城一听醉千觞。”法曲是唐歌舞大曲中的一部分，从沈遘的诗歌中看，盛行于唐的法曲在辽教坊中很受欢迎，并创作“新声”，辽延续了唐宫廷音乐的相关内容，继续创制新乐。

　　还有许多笔记记载了使辽途中的风土人情。《三朝北盟会编》载：“就坐，乐作，有腰鼓、芦管、笛、琵琶、方响、筝、笙、箜篌、大鼓、拍板，曲调与中朝一同，但腰鼓下手太阔，声遂下，而管、笛声高。韵多不合，每拍声后继一小声。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酒五行，乐作，迎归馆。老幼夹观，填溢道路。次曰早，有中使抚问，别一使赐酒果，又一使赐宴。赴州宅，就坐，乐作，酒九行。”从记载中看，辽欢迎宋使的礼节非常隆重，“酒五行”“酒九行”等文字说明宴会实行“酒行制度”。《辽史·乐志·散乐》载：“曲宴宋国使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阙；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筝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抵。”这段散乐中的记载与其上使辽记载相对应，证明在宴饮宋国使臣时，主要运用了散乐。宋使来访时很受欢迎，男女老幼夹道围观，说明此时辽与宋的关系比较和平融洽。

(三)战争

通过战争方式达到音乐文化的交流，是音乐传播的重要途径。《辽史·地理志一》载：“(山西大同)当时事力繁盛，又在极边，与燕辽二国鼎峙，故所蓄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以渐衰落，在花籍者尚二千人。歌舞管弦，昼夜不绝。今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曾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宋所谓路歧散乐者是也。此四绝在宋对俱弃之契升，莫可痛惜。”辽宋政权发生过多次大型战争，宋遗失乐籍曾被辽继承，乐人是音乐的承载，辽正是有了这些乐人，礼乐文化才得以建立。《胡峤记》中还记载了辽上京地区的乐户“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辽上京的许多乐人属“并、汾、幽、蓟”诸州，在今天山西、河北一带，是乐户大量积聚的地区，与辽南部相邻。由于战争的原因本在宋籍的乐户在被掳至辽地，成为了辽城市音乐的重要承载。

三、辽与西夏、西鄙诸部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敦煌乐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西北部，在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处。历史上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四方而来的中原文化、西亚和中亚文化等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敦煌修建了壮观瑰丽的敦煌莫高窟壁画。莫高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历经西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共492个洞窟。敦煌莫高窟壁画其中保留了大量的乐器与乐舞图像。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端庄婀娜、形象生动，从形象上看，这些乐舞以中原汉文化为基础，融入了西域、印度等乐舞的体态，形成了气韵生动、刚柔并济的“梵相”之美。舞者手臂关节处多呈棱角状；胯部凸出，整体呈现出“三道弯”的体态且常配有腰鼓及琵琶等乐器。

　　《辽史·太宗下》载：“会同三年五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敦煌使者曾多次向辽进贡，并保持了良好的外交。这些交往为辽带来了发展与繁荣。笔者考察了北京的几处辽塔，发现从体态上看，这些伎乐人图像与敦煌莫高窟乐舞图像十分相像，如图1戒台寺石经幢上的乐舞人，舞者手臂关节处呈棱角状，身体呈现“三道弯”，手持长绸起舞，敞衣，充满着美，从这个图像中可以看出敦煌与西域对契丹乐舞的影响。

　　

　　图1 北京市门头沟区戒台寺石经幢乐舞人

　　

　　图2 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寺北塔乐舞人

(二)突厥乐

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以来中国北方又一个崛起的草原游牧民族，是构成今中亚、西亚等民族的主要成分之一，突厥552年建立汗国，后分裂，745年唐朝与回鹘灭突厥汗国，东突厥诸部有一部分融入回鹘。

　　历史上契丹与回鹘有着深厚的联系，辽太祖的皇后就是回鹘人。《辽史·后妃传》载：“其先回鹘人糯思”，这支“回鹘萧”的外戚在辽朝势力十分强大，历朝皇帝都有其血统，契丹女性地位较高，辽长期以来都处于帝后共治的局面。

　　《辽史·属国表》载“天显三年、统和九年突厥来贡”。这里的突厥是指依附回鹘后的突厥部落。从文献中看，辽与西鄙诸部长期存在着贡赐关系。通过贡赐体系和融入契丹后的回鹘人的互动，突厥音乐也流传到了契丹。图2是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北塔乐舞人，《北史》中记载突厥人“常带角帽，头皆翦发”，图中乐人头戴角帽，留有络腮胡，具有显著的突厥人样貌。乐舞人的体态与“顿挫伸缩手足”的契丹舞蹈不同，而突厥乐舞有什么特点，今天已无法考证，我们藉由图片也许可以窥得一二。

　　

四、结语

《辽史·乐志》载：“辽有国乐，犹先王之风；其诸国乐，犹诸侯之风。”“诸侯之风”是文人写史时对属国惯用的一个称谓，辽之属国有一部分建立了小国家而依附于他，有一部分以部落的形式存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诸侯。诸国乐中有很多“西北诸蕃”与“西鄙诸部”的音乐，蕃即是国家，部即是部落，这些蕃部聚集的地方，有很多曾经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归附于辽后，成为了辽朝草原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连接点，继续发挥着衔接、扩散、催化的作用，向西传播着东方礼乐文明与契丹音乐文化。

　　诸国乐其实可以同“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进行类比，它更像是“十部乐”的延续与转型。它延续了大帝国广纳“四夷之乐”的传统，并以此特设为诸国乐，而在使用上却具有临时、即兴的色彩，无专职乐人，无固定曲目，主要是由皇帝下命酋长或使臣临时表演，也可以主动献舞，与“十部乐”最终入礼相比，诸国乐更多的体现了对礼乐制度的打破与转型。“诸国”之乐保持了他的原汁原貌，继续在“诸国”土地上繁衍生息。

　　辽不仅吸收草原丝绸之路上音乐文化，也将中原礼乐文化进一步通过丝绸之路向北向西扩散，成为东西部交流的通道，高丽、日本等国均受其影响。辽灭后耶律大石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西辽继续承载着沟通中西方音乐文化的重要使命。

　　注释：①(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929.

　　②(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7.

　　③(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2.

　　④(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⑤(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892.

　　⑥(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12.

　　⑦(元)脱脱.辽史·地理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441.

　　⑧(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47.

　　⑨(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99.

　　⑩(元)脱脱.辽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