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对于张恨水，文学界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一系列优秀的言情小说以及其中塑造的爱恨交织的痴男怨女的独特艺术形象。他于上世纪抗战时期所写的“战”、“难”小说，如《八十一梦》、《纸醉金迷》、《傲霜花》等作品，则往往被文学界以及广大读者忽视，这些作品同样立足现实，呼应实事，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作者自身关心社会，关注事态人生的忧患意识，作品《傲霜花》就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优秀作品之一。在该篇小说中，作者塑造了旧中国战难时期一批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这一批人物，学识渊博，却苦于家徒四壁；清高自尊，却尽受世人冷眼；立志讲台，却被迫弃笔转途。这一切，皆源于他们在特殊的抗战时期，为家庭所累，受生活所迫，不得已而走上“第二条道路”。透过《傲霜花》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浅观我国传统文士在国运危困中的路途抉择。同时去体会在战难的时代下，在“百无一用是书生”、“九儒十丐”的自嘲中，同小说中矛盾的文人教授们一样，张恨水先生在渴望坚守传统理想与解决现实困窘的矛盾中产生了是否应当坚守传统学识阵地的质疑，表达出了自身深重的社会忧患意识。

一、《傲霜花》中文人教授们踏上“第二条道路”的原因

纵观《傲霜花》里所有走上第二条道路的文人教授，主观原因即知识分子自身性格中存在着软弱性，这种软弱性使得他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自身理想的追求中，意志摇摆不定，最终极易对现实妥协。而这种妥协又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原因之上的，其一，因家庭成员繁多，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走上第二条道路，诸如洪安东先生、梁又栋先生；其二，人到中年，却孑然一身，偶或产生了对爱情的期许，但在战难时期文人们由于自身的穷困备受世人鄙夷，为了改变自身条件的局限，故而为了追逐恋爱走上了“第二条道路”，如苏伴云先生、华傲霜女士。直接原因虽不尽相同，但追本溯源，根本原因却是如出一辙，于外是日本的侵略，于内是国统区统治的黑暗，使得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大后方重庆物价飞涨，这些饱学之士们又不为当局所重视，工作繁重，却依旧薪水微薄，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计。文化的贬值使得他们被迫脱离本职工作，走上“第二条道路”。

　　在《傲霜花》中写到，女儿得了盲肠炎，急需手术，洪安东先生走投无路，试图将自己的书籍押至总务处，预支薪水为女儿筹集手术款项，却未能如愿，反而遭受一番嘲笑。幸而获得一名校工无偿的资助，教授们不免感慨万千，学富五车竟还不如一副挑担来得实在；从城里行至文化村，短暂的两次茶馆，使得苏伴云先生尽受人世凄凉，竟会被误以为是个试图赖账的人，自身的清高自尊与外界的鄙夷漠视强烈地刺激了文人的心，拂袖而去竟也不能；对于华傲霜小姐而言，自认清傲高贵，但放下姿态，在爱情的追逐中，被男子们重视的程度，尚不如一个只念过高中的唱老戏的女孩子。在文化村当时的生活中，糖、平价米、肉、蔬菜等皆是紧缺食品。易塌的茅屋、蓬乱的院舍、浑浊的饮用水、红苕、老南瓜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教授之家，既无津贴，薪俸仅够半月支出，衣食住行，仅一个食字，已不可能支撑了。生活困窘之时，文人们的清高，对尊严的维护都被现实一点点瓦解了，他们的精神气节在残酷的物质社会中溃不成军。于是，这些身处文化村的教授们不得已放弃挚爱的课堂与书本，抛却文人们自命清高的自尊，为了家庭的生计，走上所谓的“第二条道路”。

二、文人知识分子转途所承受的“被迫感”

了解了《傲霜花》中文人知识分子们走上的“第二条道路”，我们不难体会出其中由于时代造就的“被迫感”。

(一)家庭生活的逼迫

首先，“人是社会的产物”，不是独立的个体。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的存在，身边尚有亲情因素需要考虑。在贫穷中自己尚可忍受，可是对于高堂妻儿却总是于心不忍。《傲霜花》中的洪安东先生多番踌躇，最终迫使自己真正下定决心改行的导火索便是是大女儿的急病，不得已而为之。即便是对于困窘生活安之若素的唐子安先生而言，他自己常年被病痛折磨却能做到始终不移志，如若换个情形，是他的孩子被病痛折磨，估计他也是不会依旧如此的泰然自若。其次，关于心理学上的研究，人们的生存需要被分为多个层次，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才能谈到精神需要。所以在生活困窘之时，文化村的精神需要也要退居其次，我们注意到小说中所述的大学教授们相聚时的畅谈，已由人生志向更多的倾向于了物价、疾病、战事，在小说中苏伴云初见曹晦厂先生，是因为文化村的一件大喜事，曹先生匆匆来报，苏先生误以为是日军轰炸了东京，实则却是由于平价糖的少量供应，等等情形，在小说中笔墨甚多。

(二)官场的逼迫

在1909年科举制度被取消以后，由文入仕的道路被阻，文人们对入仕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转变。特别是近代五四启蒙运动以来，一大批公众知识分子接受民主、自由的洗礼，自觉地站在了反对旧体制，为贫苦民众呼喊的立场之上。当时的文人们虽然仍有人由于各种原因而入仕为官，但当时政权的凶残、奢淫、黑幕秘闻使得他们在精神上多是饱受摧残的。身居要职的官员们自然是名利双收，趾高气昂，但是底层小公务员们却依旧经济上相当拮据，公务上备受欺侮。在反映当时的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端倪。前者如《啼笑因缘》中的刘将军、《八十一梦》中的猪八戒都督、《傲霜花》中的松子丰等，后者如《寒夜》中的汪文宣、《傲霜花》中的柳正春们等，可见入仕并不一定是一条康庄大道，官场黑暗，阶级分明，在当时并不是人人向往的。

(三)商场的逼迫

五四以来，文人们先是注重“精神上自我的独立”后又讲求“对现实的责任感”，故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仍是不愿意和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沆瀣一气的，虽然被迫与之为伍，但内心实是被胁迫的。如《傲霜花》中的梁又栋先生在改行经商后，自知良心有愧地讲到“做商人要凭良心，谁有许多田地房产卖了来赔本？现在无论做什么生意，都是抢了或等了机会进货，同时也是抢了或等了机会抛货……只要有人买，图个脱手，至亲好友也不告诉他一句实话……你哪儿凭良心去？”“我们生活在这个圈子(商业圈)里，实在乏味的很。坐在一处，不是谈物价，就是谈吃喝嫖赌……甚至彼此之间，还要起点争论。我们坐在一处插嘴是对牛弹琴……”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生活境况的改善，也难以掩饰他们被迫与奸商为伍后的怅然若失。

三、对文人选择“第二条道路”的辩证评价

在《傲霜花》中，走向“第二条道路”的文人们虽然都是为实事所迫，但改行后，都确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家庭困窘的境况。“饥来驱我学陶潜”，“是否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傲霜花》中文人教授们在道路选择中踯躅的矛盾所在，也是我们评价他们转向“第二条道路”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这些文人教授们在被迫转途后的混沌中抛却了志向，迷失了灵魂。如《傲霜花》中的梁又栋先生，在改名为梁发昌，踏上商界后，虽收入颇丰，生活条件改善，但内心却苦闷不已，其见到华傲霜后，在对现实生活的悲叹中无比追忆过往在文化村与知己友人们品清茶畅谈，觉得甘之如饴的清贫日子。另外，也应该看到如若固守文化教育，难免被认为迂腐之极，会依旧在困境中煎熬、挣扎却无能为力，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会改善家庭的生活境况，特殊时期的特殊问题需灵活的解决，不能一味的墨守成规。如《傲霜花》中的谈伯平教授，他苦守道德操守，坚守自己的事业，可是最后不堪贫困生活的折磨，病死在他人杯盏交错之时。对于战难时期的困窘生活，又有几人能像唐子安先生那样在“不移志”中甘守清贫呢？他们的转途，是对或错，这是时代带给这些文人们的尴尬，我们不能做其它，唯能慨叹而已。

　　“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对于我国传统文人在战难时期转向“第二条道路”的现象，我们应该深层次得看到其中反映的社会现象。从中看到了战争动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物质与精神上双重的痛苦。这其中并没有直面抨击谩骂战争的悲苦和黑暗势力的腐败堕落，而是以侧面着手，真实的反映出作者对于战争，对于民族深重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