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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作家协会小说专委会

　　我对作家的认识，几乎都是从他(她)们的作品开始，唯税清静不然。读《大瓦山》(发表于《中国作家》2017年第6期)之前，我认识的税清静轻言简语，不乏机趣。时有照面，似乎熟悉已久。读过《大瓦山》才忽感“陌生”，这之前我所认识的税清静于凡常间悄然掩映的竟是一个写作者的慧质灵性。

对一方水土的深切迷恋

税清静出生于四川射洪，曾在新疆当兵，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瓦山》把笔墨洒向2014至2015年自己挂职扶贫的所在地——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也许只因心灵深处对这方有着奇异地质地貌和独特民俗风情的水土有着挥之不去的深切迷恋。掩卷《大瓦山》，无庸置疑的是——这座横亘天际的平顶高山，是税清静文学的故乡。

　　《大瓦山》讲述了半个世纪以前来自京城的高才生艾祖国因地质科考来到当时闭塞落后的金口河，从此与大瓦山结下纵贯一生的不解之缘。离奇与怪诞，清淳与古朴、憨直与险恶、隐忍与坚守……像大瓦山的满坡野花，恣意横生，此起彼伏，成为作者笔下一帧帧色彩浓烈、景象斑斓的画幅，其驳杂而诡异的笔触为小说更添了别样之魅。

　　小说开篇，作者便借主人翁艾祖国的笔记“山如海兮风如潮，云端极目叹天高；眼前有景题不得，胸中点墨似火烧。”暗示这片尚未被世人熟知的山川乃是自己文笔开采不竭的资源领地。

　　金口河区位于四川西南部峨眉山南麓，小凉山脉腹地，东南与峨边彝族自治县相邻，西与凉山州甘洛县、雅安市汉源县交界，山势险峻，沟壑纵横。这里复杂多样的地理形势，丰富茂集的生态资源，经年累月的民间传说，弥漫在生活肌理中的风土人情甚为丰沛地滋养了作者的笔墨，令作者极其自觉地在作品中渗透地域因素：星汉，日出，云瀑，奇花异木，飞禽走兽……辉映段落、腾跃篇章，随处可拾作者吸纳到的自然乡间的诸多养分；彝民族古老而灿若瑰宝的创世说，图腾，经文，诗歌……流转字里、徜徉行间，亦真亦幻构建着作品的精神乡间；奇异的民族风情：婚嫁，丧葬，服饰，节日……让小说的气息和氛围留满深深浅浅的印迹，处处印证着作者对这方水土的独特记忆。

　　“突然头顶飞过一颗流星，看着它轻轻划过苍穹，划过属于自己的世界，接着又是一颗两颗无数颗流星划过头顶……身边的大瓦山，正在华丽地转身，惊鸿一瞥，艾祖国仿佛看见了大瓦山飞旋的裙裾。远看那颗颗坠落的流星，再回首天空中美丽的弧线，艾祖国永远忘不了那一刻。那一刻，仰望星空，一个人独处大瓦山，与浩瀚星空同呼吸，艾祖国感到大瓦山的灵魂已经融入进了自己的凡胎肉体……”

　　现实地域的记忆渗入小说，流淌成小说的血脉。血脉的畅达、血液的浓度无不相关小说的生命张力。北方四国森林之于大江健三郎、米格尔大街之于奈保尔、湄公河岸之于杜拉斯……作家一旦把现实的地域变成小说中的故乡，这个故乡便比现实的故乡更为丰饶。

　　税清静文学故乡地域的特殊性，何尝不是《大瓦山》姿态横生而风格迥然的源头。埋头创作《大瓦山》期间，作者已然是游弋并谙熟纵横沟壑与千仞绝壁的一个山间生灵。他对小凉山民俗文化的吮吸，不仅延伸到地理的岩层，还延伸到历史的岩层。这里的自然环境、历史渊源、物质生产方式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地域性文化事象，让曾经驻足于斯的作者自然地受到日光风雨般的浸染，透过斑斓鎏彩的异质性书写，读者不难触摸到一个作家能听到宇宙歌唱的地方是时空和记忆已经扎根的那个村庄。

对一段岁月的悲悯回望

《大瓦山》的故事历经民国、新中国建国之初、文革、改革开放四个时期，在是非颠倒、黑白不辩的特殊年代，科考队员艾祖国来到瓦山坪公社后先是受到了山里彝族人民的顶礼膜拜和尊敬，但牛巴马日大队长突然“死亡”，艾祖国转瞬从座上宾成了阶下囚，人生轨迹由此急转直下。北京城内早己没有艾祖国安生立命之地，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疯，有人因他而入狱，艾祖国这个文弱的学生在大瓦山不得不经受命运的摔打和生活的冶煅，抬石头，抡大锤，养牛，喂猪，逃亡，野外求生……大瓦山地质考察从此成了他的梦，带着帽子的他时常成为人民攻击和批判的对象。雄浑的大瓦山成了艾祖国的死穴，他最终与大瓦山不离不弃。

　　随着时间推进，那段特殊岁月在年青的读者心目中渐行渐远，逐日退缩成一个怪诞、荒唐甚而遥远得模糊的概念，在这个的背景板上写就的作品，几代作家都有自己不同角度、深度和力度的思考及追问。文革结束初期，文革事件常常不自觉地出现在老一辈作家书写的往事中。大规模的、异曲同工的创作形成了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两股思潮。纵观这些作品，或激烈或讽谑，伤痕、阴影都是特殊岁月的遗留物。当下作家书写文革的作品亦不少见，更多则是对父辈历史遭遇的呈现，如徐则臣《耶路撒冷》，乔叶《认罪书》，李浩《镜子里的父亲》。拨开历史的阴霾，作家们开始尝试从个体经验出发重构历史,在减少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描述的同时，淡化小说中的宏大叙事，在平凡生存场景中寻求自己的话语表达。

　　十年浩劫，偏僻闭塞的金口河大瓦山远离激流险滩和深渊旋涡，作者让笔下人物游走在那个时代最为边缘的地带，让个体生命穿梭在大时代夹缝中。侧面以简笔勾勒王教授、谢丹阳……的厄运映衬彼时的荒唐和疯狂，正面一扫阴郁和滞重，不拘囿于政治视角，在情节设置上保存了地域特色和质朴风貌，诡异莫测地运用魔幻的色彩描摩出更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另番况味。扑朔迷离间，波谲云诡。

　　艾祖国在批斗会上被串成了“一只展翅的蝴蝶”，牛巴史丽赶来解救，“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爱祖国，名字都叫爱祖国他能是坏人吗？他从哪里来？他从北京来，毛主席在哪里？毛主席在北京。他是毛主席派来帮助我们的。不能批斗他！不能斗争艾祖国……”

　　“台上乱成了一团。这可把台下看闹热的高兴坏了，这比看戏还好玩。他们不知道高潮还没开始呢。高潮是疯子阿卓带来的，阿卓一看戏台子上绑着个人，以为是牛巴马日来砍曲柏的脑壳了，高兴得像只猴子，蹦蹦跳跳地跑到台子上一看，结果看成被绑的是她的男人牛巴马日，气得上去对着那几个民兵又打又咬，边撕打边骂：你们这些疯子！你们全部都疯了！好不容易被拉开，疯子阿卓又指着支格日牛鼻子骂，疯子，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砍脑壳的，牛巴马日你也敢杀……把台上的气得脸青面黑，台下的乐得笑弯了腰，好久没这么放松快乐了！”

　　一场批斗会就这样被前任大队长牛巴马日一痴一癫的女儿和老伴给搅黄，让读者的泪光闪烁在笑靥里。

　　1999年72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与读者告别的信中写到：“上帝呀，如果我有一颗心，我会将仇恨写在冰上，然后期待太阳的升起；我会用凡高的梦在星星上画一首贝内德第的诗，而塞莱特的歌将是我献给月亮的小夜曲。”

　　时过境迁，曾经激愤难抑的文革书写大都成了一种同质化严重的模式叙述，累累伤痕在积蓄成一场集体记忆的同时淹没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个性。《大瓦山》中那些幽僻边缘地带的故事，反倒因驳杂陆离而呈现出的另一种异质，我们看到文革历史除了模式化的书写之外，还存在更广阔的开掘空间。作者从这些角落填充往昔，为当下审美多元化的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一捧挚情的温存安放

几经磨难艾祖国终于和心爱的女人牛巴史丽走到一起，但世俗将他们逼进了与世隔绝的大瓦山深处，九百八十级石梯和十九级木云梯即是他们爱的铁证也是他们与社会联系的唯一通道。

　　《大瓦山》对男女主人翁情爱的描写看似一波三折，实则简以至纯，所有磨难到最后都化为成全这对有情人的垫脚石。在极度窘迫的困境中，作者不吝给予他们星空为证的浪漫。

　　“艾祖国又来到那处高地，目标定位到牛巴史丽家的位置，再进一步聚焦，终于找到了那个熟悉的亮光。此时，牛巴史丽正端着煤油灯，坐在房顶上，静静地望着大瓦山出神。突然，她看到了山上的亮光，那肯定是艾祖国，牛巴史丽内心感到一阵莫名的兴奋。

　　牛巴史丽看到大瓦山上艾祖国忽闪忽闪的亮光好像他会说话的眼睛眨呀眨，也学着他的样子，用手掌做遮挡，让自己的煤油灯随着艾祖国的节奏和频率闪了起来。早期的航海，船与船在夜海上交流全仗靠灯光闪烁，山上山下遥遥相隔的他们也以这种方式互相倾吐相思之情。

　　“星星把天空镶成了闪闪发光的钻石穹顶，一轮明月勾勒出连绵的群山，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草丛间飞舞，与天上的星星遥相辉映，牛巴史丽觉得自己是在星河中漫步……”

　　爱的火语在黑暗里传递着温暖的诗意，让人感受到遥远间的相拥相抚，眺望到贫瘠中的富丽。

　　牛巴史丽集美丽、聪颖、纯朴与坚韧于一身，是彝家女儿的典型代表，文中与她形成对衬的其貌不扬的阿妞不但没有黯然失色，反而在作者笔下散发着自身特有的光芒。

　　在骨子里仁爱而高贵的阿妞富有独特人格魅力，和玛格丽特.米切尔《飘》中的梅兰妮一样，阿妞保持着最后的贵族最本真的温柔和善良，于人于事只念好，不念歹，一直对世界宽容以待。

　　阿妞就要临盆分娩时，生产队的猪场有两头老母猪也要生产了，同时要负责给母猪接生的艾祖国无奈之下只好把阿妞接到猪圈去与母猪一起待产。为了不影响艾祖国给母猪接生，阿妞一直咬着牙坚持忍着，直到两头老母猪一前一后产下十八头小猪仔……

　　寒碜年代，人的卑微莫过如此。作者对大瓦山的彝家女儿遭受的种种苦难和生存的艰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在暴戾面前，女奴阿卓数次被曲柏老爷在田地里欺凌，等到曲柏老爷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走远以后，阿卓每次都会骂道：曲柏畜生，你这个砍脑壳的，又糟蹋了那么一大片庄稼！然后把那些压倒的庄稼尽可能扶起来。“阿卓扶庄稼时极其认真，就像扶起自己摔倒在地的婴儿，有些庄稼枝干被折断了，扶起来又倒下去，她便找来树枝，用庄稼叶子或杂草给折断的庄稼枝杆进行外科固定手术……”

　　何开四先生在为《大瓦山》所作的的序中，特别肯定了作者对阿卓这一配角人物的塑造。“阿卓，这个曾经被深深戕害、苦楚比欢乐多上数倍的女人，却以‘地母’般的宽容和深情，清醒也好，疯狂也罢，一直不曾须臾离失自己身上的土地属性，这是她无可回避的归宿，也是她灵魂深处最执着的爱。作者洞察人性入木三分，以深刻悲悯来书写阿卓，引发了读者的强烈同情与共鸣。我们那与土地生生世世打交道的先辈们，他们何尝不是阿卓的‘群像’呢？对庄稼粮食，对脚下土地，爱得那般忘我与深沉。我想，这和税清静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对土地有刻骨铭心的情感密不可分。

　　纵观全书，作者在艺术上执守通俗化的表达，文字清浅，笔致朴素，虽不侧重事件的细刻和内心的雕镂，却以完整的叙述、生动的情节见长，浓郁的乡风萦绕其间，机智诙谐的民间化叙事语言将故事讲述得游刃有余，构筑起特殊年代由偏僻闭塞之地的芸芸众生与一个文明者化身艾祖国组成的“相生相克”的边缘世界。作者真挚凝视生存于斯的卑微生命的细小悲欢,对其间绽放出的人性之光给予了手捧烛光似的呵护，在这场斑斓鎏彩的异质性书写中，可感可触作者用悲悯之怀抚昔追今的倾心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