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对哈代的女性思想进行研究的论作中，多数是以《远离尘嚣》中的芭斯谢芭、《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等单一女性形象为解读范本，而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女性群像来解读其女性思想的甚为寥寥。事实上，《卡斯特桥市长》中关涉男权女权此消彼涨、女性群像刻画、女性形象更迭、女性意识起落等等方面都更为全面完整，也更贴合维多利亚时期当下女性主义思想的起落变化。因此，从这部作品出发，结合维多利亚时代背景来重新解读哈代的女性思想，对于女性主义发展或会有新的启示。
一
“女性主义”是“西方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流行的妇女运动理论和基本妇女观”，是基于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批判中诞生、在探索中前进的。从历史实践上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主义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创造了第一次繁荣，婚姻自由化得到推进，女性的教育内容与就业空间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作品中致力于颠覆父权制霸权统治、解构传统男女关系、构建争取自由与平等的新女性形象。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哈代作品中，苏珊、露赛坦和亨查德三者的情感命运被赋有鲜明的时代意味，在与亨査德的关系上，亨查德先弃二者，再为二者所弃的悲惨命运，预示着男权统治不可避免将从盛势直转而下，男性所眷恋的古老家长制行将瓦解，而女性受压迫受奴役的处境正在得到改善。苏珊是哈代所塑造的英国历史上典型的传统女性，但是基于时代的嬗递，女性的各种负面形象一变而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威望的天使形象。“从18世纪后期起，过去仅属于男性领域的市民道德逐渐在家庭中也得到体现；而且这种女性道德的崇高也不仅被看成是对于家庭有意义，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也逐渐得到承认”。因此，苏珊虽然谦卑、忍让、愚昧无知，但同时具备温柔、虔诚、奉献等等符合男性规范的个性品质。亨査德与其并肩行路表现的沉默冷淡，她司空见惯、不以为然；亨査德将其当做货物一样卖出的遗弃行径，她毫不反抗而安于天命；对于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婚姻买卖，她安分守己、恪尽职守。苏珊从不质疑固有的社会秩序，默认男权中所有不合理的行为准则，是一个忠实于男权制度的传统道德守护者。但是，事实上，苏珊角色的意义并非是有意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强化，相反，她们已经有别于过去纯粹意义上的“奴隶”女性。工业革命中大量劳动力的需求给了女性解放自身、扩大生存空间的契机，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女性的统治，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女性限制在家庭中，并希望利用天使形象的家庭意识和道德理念来约束女性生存空间的扩大。
哈代对苏珊与露赛坦在文本上的角色承接极富深意，后者以一个祭拜者的身份站在前者的墓前，仿佛是闪耀光芒的新女性在黯淡的旧时代女性墓前行施的诀别礼。英国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与过去形成鲜明对照的“新女性”形象，有论者认为新女性“不再是天使，而是房子里的魔鬼”，这样的定义受到多少推崇姑且不论，但是确实反映出女性不可抑制的进步，并且给男性优越的身份感带来极为巨大的冲击。在当时炙手可热的女权运动影响下，女性们游行、集会、演说，在女性的选举权、教育权、财产权以及就业机会等等方面都斩获颇多，她们表现出更为反判、更为积极、更为主动的女性意识。露赛坦从被动到主动反抗男权社会的过程，即体现出个人争取自主、平等、独立的鲜明女性思想。
亨查德从对女性操纵自如到被女性绝地反戈的悲惨命运，是新旧两种女性在主客观上促成的女性主义阶段性胜利。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否定在英国当时的诸多作品中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女性渴望更加独立和坚强的精神体验得到强化。这里，女性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哈代之于女性思想的超越性。
二
英国女性形象在中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间里，虽然确实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她们依然深受压迫，只不过这个过程中男性所依据的理由发生了变化而已。我们不无辛酸的发现，女性受压制的命运在本质上几乎没发生根本改变。“女性解放”的新思想一旦涌向旧有的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流露出的恐慌立即取代早期对女情同情。女性主义的蓬勃势必意味着男性个人权利的部分让位，同时将意味着二元关系权利上的重新分配，这自然会激怒新兴的统治势力，招致其愤然自卫及对新兴意识的猛烈抨击。在文本中，不甘于身处被动地位的露赛坦最终面临风雨飘摇的悲惨命运，究其原因，不外乎当女权真正撼动到男权根基时，传统势力维护者不甘坐以待毙，而悲哀的是，女性自身阵营分裂出的反女性主义者亦是发展中不小的障碍。“在整个十九世纪，司法不断加强法规的严厉程度，尤其是剥夺女人的一切让与权……承袭于十八世纪的思想自由没有动摇家庭伦理；家庭伦理仍然像十九世纪初期的反动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和博纳尔所定义的那样。他们将秩序的价值建立在神的意志上，要求一个严格按等级制度建立的社会；家庭作为不可分解的社会细胞，将是社会的小宇宙”。新女性形象被赋予的抽象权利反观到现实生活，女性人物的命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维多利亚时代，从本质上看，已婚女性的财产权、女性法律中的地位还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腐朽的文化传统对她们依然发挥着巨大的钳制作用。文本中，腐化堕落的米克生巷包容不了正义的、先进的事物和思想，偷盗者、衰落的大家族者、倾家荡产的流浪者纷纷汇聚于此，而他们所蓄意谋划的丑闻游行也确实产生了他们所期望的价值——夺目耀眼、光芒四射的“新女性”露赛坦在此过程中惊恐不安、骇然失色而致旧病骤发、一命归阴。颇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丑闻主角的亨査德却安然如故，而这起丑闻游行的策划者们也逍遥法外未受责罚。显而易见，面对男权传统势力的反击，新女性们毫无招架之力，她们被困在家庭里仍然只是被束缚的“天使”，只能为维护资产阶级新的社会秩序所服务。
尽管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道德与行为标准，新兴资产阶级承认女性在家庭中得到较高的道德威望，但却只是停留于社会表层，本质上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一位体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少女至少得背负10-30磅重的服饰”，女性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所受的约束由此可见一斑。这里，作家之于女性思想的局限性与当时女性主义失落的社会生活背景密切相关。
三
十八世纪后，女性地位受到客观的关注，狄德罗、斯图亚特·穆勒、孔德、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等等竭力表明女人和男人应当拥有同等的地位，他们积极热情地捍卫女性权利。哈代在青年时期深受穆勒和孔德等人的民主思想影响，其笔下涌现的新女性极具反叛个性，她们不顾世俗道德观念，勇敢追求自由和幸福。但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气息仍旧浓浓地弥漫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因此，女性在获得独立工资的同时，又遭受保守思想家们极为猛烈的批判。他们强调女性的职责仅是生男育女，她们不属于社会，不应当走入公共领域。哈代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下，对于进步女性的刻画因此表现出了一定的犹豫和保留。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苏珊、伊莉莎白和露赛坦都没有正规的教育、没有自立的工作意识(伊莉莎白短暂的女佣工作出于生存需要)、没有脱离以家庭为中心的活动范围。这与维多利亚中后期女权主义者取得的成果有着天壤之别。事实是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的影响力悄悄地扩大到社群，甚至整个国家的机构、经济领域，许多女性开始经营自己开设的社团，并且她们还在很多男性所领导的机构中占有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哈代在文本中取消女性的社会特征旨在于强调女性并没有赖以解放的具体基础，女性主义即使获得权利也是出于偶然，她们仍旧是一个单薄的群体，而且对于男性的附属、依赖、屈从的历史身份自始至终未曾改变。作家从此处表现出对于女性主义发展的疏离甚至违背。另外，结合作者的切身体验来看，哈代与妻子爱玛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甚至曾一度剑弩拔张。女性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对其自身的处境形成了威胁，她们正在逐渐扩大的话语空间令作者及许多男性不安，他们强烈渴望维护男性在家庭中享有的尊严和地位。伊莉莎白与新兴资产阶级法尔伏雷的重修旧好恰恰修补了由亨查德和露赛坦所破坏的道德秩序，使得动荡的卡斯特桥市归于平静，而他们正代表旧有的社会秩序下传统两性关系的恢复。由此可见，伊莉莎白与法尔伏雷的婚姻应当寄予的是作者个体之于传统家庭模式的愿望。鉴于如上所述，女性主义的发展困难重重、征途漫漫。从对文本的解读、女性主义背景梳理和作家思想冲突的分析中，我们不免延伸出一些女性主义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女性主义的发展或有一些启示性价值。首先，女性主义发展起落不应当简单归之为成败。无论是出于斗争的策略，还是出于一种妥协，她们显然在主体意识形态之中获得了更多话语力量。露赛坦虽然在与传统势力的角逐中遭遇阻力，但毕竟把女性追求自我幸福的愿望付诸于行动，勇敢地迈出女性自我表达的第一步。我们有理由相信，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但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挫折非但不会让进步女性们偃旗息鼓，而且会让她们更加势不可挡。其次，伊莉莎白将男权制度所制定的标准奉为圭臬，极力向男权世界靠拢，顺从男性的意志而丝毫不加怀疑。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男性的性别特征被人为特殊化、价值化。事实上，男性与女性在生理结构及社会结构上存有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女性主义者应当承认并重视女性自身的性别特征，强化对主体性别意识的体认，并将其予以价值最大化，最终达到与男性地位均等、平分世界的目的。最后，男性女性是自然存在的生物，二者“从出生到接受性别歧视的思想和行动都是社会化的一种结果”，性别的固着性并非男性女性人力所为，而是传统社会发展使然。所以，女性主义在发展过程所要反抗的并非男性，而是维护男性统治的传统社会。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过程中不仅不应当将男性视为敌人加以排斥反对，更应该化异性为自己的“合谋者”，才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争取空间，得到更多的支持和拥护。唯其如此，女性的前途将会愈加光明，未来的女性方有质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