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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诗人主体意识高扬的时代。苏轼作为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在平凡中从容淡定地自立着卓然的人格，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气息，让后世不少人觉得他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在苏轼的哲学世界里，心性哲学的最高层面可以用“情”来概括。这种情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种重要体现，因为它不仅包含了儒家入世的愉悦情感，具有一种超脱的自然情怀。而在人生哲学上，苏轼更加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个体的人最终走向死亡，这是一种必然的悲剧性。二是一种永恒的忧患意识，这也是普遍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面对必然走向悲剧的人生，苏轼也提出了如何获得幸福快乐的方法，那就是要学会超然自适。只有学会了超然，才能解脱物质与精神的束缚，才能突破各种客观因素带来的压抑，从而让悲剧的人生趋于圆满。从苏轼诉说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的作品以及后世史书对苏轼生平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人生态度上的超然，这就是苏轼获得解脱后的旷达。

一、苏轼的思想历程变化

苏轼自幼聪慧，但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其自幼所受到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苏轼出生于书香世家，与他的父亲苏洵以及兄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居“唐宋八大家”之中，苏轼的祖父苏序、伯父苏澹和苏涣同样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人生中最初的导师是父母，苏轼父亲苏洵作为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常常外出游学，母亲程氏(大理寺丞的女儿)在苏轼年幼时担任了督导教学的重任。八岁以后，苏轼开始到私塾学习，历任老师都是有名的文人，如张易简(眉山道士)、刘微之等。无论在哪里读书，苏轼都展现出他超凡的才能。

　　嘉佑元年，父子三人进京赶考，苏轼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赞叹，后来在皇帝御试中考中进士，闻名天下。嘉佑二年时，因母亲去世，苏轼回乡守孝两年多。到嘉佑六年，苏轼又参加了考试，写出了著名的二十五篇进策，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充分展现出来，极力主张改革。苏轼初任京城史馆，由于受到排挤，他自愿去地方做官，成为杭州通判，后又担任密州太史。乌台诗案后，苏轼受牵连被捕入狱。到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这一时期是苏轼思想转变的分水岭。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意，身边也没有家人与朋友的陪伴，经济上也处于拮据状态，这些挫折都让苏轼感受到世态炎凉。苏轼逐步开始更多的考虑人生价值与人生的意义，思想认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时期，苏轼创作了不少著名的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等。除了执着于文学创作外，苏轼开始对经书有所涉及，对于周易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苏轼的父亲曾有遗命，要求苏轼和苏辙注释所有儒家经典，苏轼所分配到的是《周易》《尚书》《论语》。在黄州期间，苏轼不仅完成了《苏氏易传》，还完成了《论语说》。这些研究更深化了他的儒家思想。到元丰七年，苏轼的政治道路似乎迎来了光明，被任命为汝州团练副使。宋神宗驾崩后，苏轼又被任命为礼部郎中，苏轼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但回到朝中的苏轼也不是一帆风顺，虽然反对新法，但是苏轼认为新法中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不应该全部废止，这一观点又遭到了旧派人士的反对，苏轼不得不又选择去地方任职。到元佑八年，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起用了不少新党人士，苏轼不可避免的又开始连连被贬。到元符三年，宋徽宗继位后苏轼才被赦免，但此时的苏轼已是暮年，第二年便病死在常州。苏轼被贬之地从黄州又到惠州、儋州，在这些阶段中见惯了人情冷暖，经历了无数苦难。心经百炼，苏轼的很多作品都体现出他卓越的人生哲学，体现出超然的精神境界——旷达。

二、苏轼对人生的理解

苏轼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虽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其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但在封建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官、建功立业，实现政治理想。从苏轼的政治生涯来看，入仕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受到排挤，多次被贬，政治理想难以真正实现。在他的一生中，贫困与孤独常常出现，有时甚至居无定所，需要依靠友人的帮助才能度过难关。在这种背景下，苏轼对于生命的悲剧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并且认为这种悲剧性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些人身上，而是广泛的存在于人生之中，因而对于人生中的种种坎坷，都需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首先，苏轼在对于人生的理解上，认为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的悲剧首先来源于人生的短暂，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在中国文化中，不乏有很多对于人生短暂的感叹与恐惧，不少文人都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苏轼的作品中同样有许多关于人生的评价，生命易逝是永恒的规律。例如“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还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人生苦短，人生的悲剧性在苏轼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后人在阅读到苏轼这样的作品时，往往也因这种自然的感情流露而觉得感伤。这种感伤也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创作中的悲剧性审美体验。在《东坡易传》中，苏轼对中国重要的哲学书籍《周易》有着自己的见解。从占卜的角度来看，《周易》的占卜实际上也体现了人对命运的不确定和期冀，这就说明外在的环境会对人带来很多忧虑，对苏轼来说，与政治机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生短暂本已十分悲剧，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必然走向悲剧的人生中还存在着种种苦难和不可预测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情怀也是宋代词人反复使用的，体现出当时的创作风气和社会氛围。“此生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动荡的政治生涯让苏轼往往居无定所，难免发出“何处是吾乡”的感慨。除此之外，苏轼也有“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等句子，都表达了他对人生中苦难的感叹。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每个人来说一生中都有逆境与顺境。虽然每个人有着不同的命运，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生中都有值得惋惜的时刻，这也是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这些都是苏轼对人生悲剧的理解。

　　其次，苏轼的忧患意识也是其人生理解中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下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充满了对政治、道德的憧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最高的理想，学而优则仕也是每个知识分子的目标。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可以一展抱负的人却少之又少。而且即使入朝为官，还要面对异党的排挤、君王的不信任等等，这些都与儒家理想相差甚远。北宋政治在总体上呈现出崇文抑武的国策，因而给不少知识分子增加了入仕机会，虽然真正拥有实权者并不多。随着文人地位的提高，他们的忧患意识更多的体现出来，并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使得北宋朝堂上的党派之争十分频繁，苏轼便因此不断遭受排挤、贬谪。从整个北宋来看，高官最后往往都有不太好的结局。苏轼是北宋文人的代表，他的身上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忧患和必然的悲剧。“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就饥。”这便是苏轼忧国忧民的最好体现。苏轼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文人，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抱负却始终无法实现；他竭尽全力，却抵不过现实的坎坷，这也就是苏轼对人生忧患的最主要原因。

　　第三，苏轼的旷达是多家学术思想融合的必然结果。从苏轼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有意无意流露出的悲伤、感伤，有时是为自己，有时是为国家，有时是为劳动大众。人生的悲剧性是必然的，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都要痛苦的过完一生。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来看待生活中的坎坷，用自己的理智来调节失落悲伤的感情。中国古代文化中核心的内容是儒家思想，除此之外其他的学术思想同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每个学派都有不同的调节情感的方法，引导人们走向幸福。特别要指出，道家思想在强调对万物进行齐物观照的同时，也对进行齐物观照的主体——人心——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保持内心的永久恒静，顺应自性，不迁不化。所谓生与得，不过是时间长河里的两朵浪花；所谓死与失，不过是浪花不再是浪花而回归于长河而已。“世缘终浅道根深”，苏轼虽然看透了人生的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观永远是消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非逃世之事，而是逃世之机。苏轼对于人生的理解基于他对儒家学说研究，苏轼是传统的儒家文人，但他同样对其他的思想兼收并蓄，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超然自适的人生观。人，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跳出入世与出世的框架，不再受到客观条件的束缚，甚至是超脱精神的束缚，才能获得超然自适。当真正的达到超然自适后，便能在悲剧的人生中获得幸福与快乐。

　　苏轼的一生坎坷动荡，面对种种困境保持超然脱俗的态度，更多的时候，苏轼通过文学来抒发他的超然自适，引领人们走向超然的境界，这在苏轼的众多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君如火上烟，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等等，都体现出苏轼的超然脱俗。虽然尘世中有许多无奈，苏轼却总能从山川草木虫鱼中找到自己的乐趣所在，“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这种自娱的做法让苏轼暂时忘却了生活中的苦难，甚至对于生命最终将走向悲剧的感伤也不复存在。“广陵阳羡何足较，只有无何真我里”，这种逍遥诗句、这种人生态度，让人感悟到生命的美好，摆脱了世俗种种束缚，精神也会达到真正的自由与解脱。

三、结语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精神的超然不仅让人获得解脱，也让人生的价值再一次提升。苏轼的超然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来看待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只有从生存的局限性跳跃出来，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苏轼在人生哲学上的超然态度是一个很好的启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越发紧迫。面对繁杂的生活和无奈的人生选择，只有拥有超然的态度才能更好地把握自我价值、超越自我，回归精神家园，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