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自华

　　以女性的视角观察女性、理解女性，讲述女性的故事、解读女性的命运、阐释女性的人生，姜燕鸣对她小说中的女性，充满了怜爱和同情。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讲述的是个温柔的故事，也是个疼痛的故事，是女人用爱为命运谱写的一首挽歌。小说以老汉口为背景，以几个普通女性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串连起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汉口的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京汉铁路、武汉大水、武汉沦陷、宜昌“敦刻尔克”大撤退、武汉解放等等。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的气氛平静却又弥漫着一种忧郁和绝望，那些坚守心灵的女人，也许只是一个“牺牲者集团”，然而，正是从她们的人生境遇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和人道；看到了一片使你感动的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小说主人公宋珠喜的美丽与哀愁、爱情与事业纠结故事的依次展开，让我们触摸到了历史的温度，加深了当今读者对汉口历史的亲切感。

　　男女之情是贯穿全部著作的一条主线。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了人生的真谛。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以言情为主，一方面男女之间的感应、磨擦、摸索、闪避，如此种种，均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另一方面，姜燕鸣不象一般的女性作家那样，要么把恋爱提升到浪漫理想的境界中来加以肯定，要么试图在社会意义上寻求合理性，进而将所有的冲突归结到外界因素上去。姜燕鸣所着力表现的不是恋爱者超凡脱俗的一面，而恰恰是她们凡俗的一面。同时，在小说中姜燕鸣对世情的把握极为准确，冷暖世情，比比入画，世态人情隐约其间。也许在姜燕鸣看来，惟有入世的，才是真实的，她试图在男女的传奇故事之中，寻找普通的人性；在男女情感的黏连与剥离之间，阐释寻常的人生的意义。因此，她的言情并不局限于单纯的言男女之情，而是将之升华到世态人情和风俗人情。

　　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中的女人，灵光、缜密、深蕴、风流，女人的理念、襟怀、情愫、探求被作者温润质朴的妙笔，挥洒得溢光流彩、韵味无穷，让人扼腕叹绝。面对坚硬的现实，姜燕鸣不得不剥去人在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使她面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的命运始终保持着理性、冷静和清醒的情态。小说中的所有女性命运的转折点，似乎都因为战争和爱情，但这种爱情不是超尘脱俗、海誓山盟的爱情，不是爱到极致的仇恨。作者笔下的爱情也没有纯粹与不纯粹之分，姜燕鸣写的只是生活中的爱情，爱情中的生活而已。她们原本是小女人，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有嫁入好人家的憧憬，也有爱而不得的无奈。战争改变了她们的命运，她们对于爱情的浪漫体验被剥夺。当战争的阴影向她们的爱情步步逼近的时候，她们清楚地听到了国家撕裂与爱情破碎的声音，从而意识到，奋身投入这场荒诞的战争，加入顽强抵抗的洪流，已经不可避免。不幸的是，生命在战争中消失，爱情在破碎中幻灭。宏大的历史，隐匿在叙事现场的背后，姜燕鸣试图通过对战乱中宋珠喜的心路历程的追踪，寻找爱情的真正意义。

　　在表现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人物与外在世界的冲突、人物与命运之间的抗争时，姜燕鸣不是一味地强调矛盾与冲突本身，而是更多地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和不同的感受来突出理想与现实的困惑。同样是表现艰难困苦，表现最底层的人在自我与外在世界的激烈冲突中对生活所始终怀有的坚强和渴望，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没有把笔力放在对外在大环境的渲染上，而是从自己独特的记忆体验入手，来表现小说人物心灵深处的灼痛感，整个民族的焦虑感。很明显，姜燕鸣无意于以人与外在世界的激烈冲突来营造一种崇高的精神，而是用一种朴实的个人感受方式重温那一代人真实的成长经验，使文本渗透对生存的渴望和生命的激情。

　　姜燕鸣小说是那个远去的时代都市生存荒诞性的缩影，同时也是人类在文明的废墟上，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深入飘忽、流动、鲜活的灵魂深处，接近和探索生命本原，姜燕鸣将她笔下的人物，以最自然的形态加以充分地表达和展示。在那些值得怀念的日子里，姜燕鸣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沉静脱俗而又丰富绚丽的女性世界，引领我们走进宋珠喜心灵的湖畔，倾听她对于青春、浪漫的倾诉，但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倾诉。她们的人生虽然有些残缺和支离破碎，虽然在行走的路上沾满了太多的眼泪、忧伤和困惑……但是，这里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穿越时间的深刻。姜燕鸣让我们穿过这些美丽女子漫长而黑暗的青春长廊，来叩启那扇虚掩和等待着的门。于是，我们在她的小说中，看见了灵魂深处散乱的影子，如同伸向天空的枝杈，连续不断地承担着无法平静的生活骚扰；于是，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作家在许多简单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显示出来的异乎寻常的敏锐。

　　姜燕鸣小说中的女性，或许放纵泼辣，或许娇宠任性，但她们都能理性地拿捏分寸、衡量得失，懂得隐忍、知道敬畏，决不是那种举止粗野、动辄呈蛮耍泼的女人。她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动作轻柔、言语谦和，斯文、贤淑、温婉。在世俗的洪流中，尤其是在世事频繁变化、人人无以自处的环境中，她们总能保持一份人性的孤傲，具有一种独特的城市女性气质。身处乱世中的宋珠喜，尽管有男人们在其生活之中频频穿梭，但在她眼里，男人也只是一种陪衬。姜燕鸣笔下的汉口女子“她们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她们敢作敢为，美丽痴情，却又有勇敢刚烈的一面”。评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姜燕鸣对武汉女性秀外慧中、温柔痴情、精致优雅一面的描写，颠覆了以往关于武汉女性形象的想象。

　　姜燕鸣小说中的女性不但扮演叛逆的新女性角色，甚至模拟父亲权威，扮演男性角色，表现出一种典型的补偿心理。姜燕鸣的女性文本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挑战了女性被视为从属命运的命运。从爱情、婚姻、事业、教育、人格，以至生活形态上，我们都能在其文本中挖掘到这方面的意义，同时也让我们看懂了姜燕鸣如何写女性，如何替女性说话，以什么身份代女性说话，以什么名义为女性说话的写作宗旨。姜燕鸣注重女性特质以及女性双重意义的阴性书写模式，使她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撇开被父权文本所操纵的可能性。在男女性别差异和身份差异的基础上，姜燕鸣书写出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女性现象：包括心理、文化和历史的层面。这些被压抑的女性以乔装的面目出现在女性文本中，构成了独立自主、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典型形象。因此，姜燕鸣的女性文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体制内去探讨宗法父权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文化压抑的可能性。

　　

　　《大智门车站》

　　在大多数男作家的小说中，女性常被认为是历史传统中的缺席者，甚至缺席于沉默与疯狂之中。女性的缺席，往往使她们成为隐性的物体，男性的声音则理所当然成为历史惟一的真相。而在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中，作为“五四”娜拉出走后成长起来的新女性，爱情虽然在她们的生活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身处父权社会，爱让她们苦闷，爱也让她们勇敢，尤其在时代的大是大非面前，她们比男人更有担当，因此，小说中女主角宋珠喜的结局也更让人肃然起敬。姜燕鸣热衷于在时代动荡中，给武汉女性塑造群像，她们各有各的不幸，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中的宋珠喜，幼年丧父，爱人因为她是戏子出身，不能娶她，本是忧郁的文艺女青年，最后却以决绝的方式走上抗日之路，和日本兵一起葬身火海。也正是在这个美丽女子，具有强烈悲剧感的人生境遇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和人道；看到了一片使你感动的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在战争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是女性，外在的文化压迫与内心的文化压抑，再加上自身柔弱的先天条件，使女性往往最先成为社会变故的牺牲品；而敏感细腻的心理结构，又使她们对苦难与不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而心灵的创伤，往往较男人更为剧烈，更容易体现出悲剧审美意味。

　　倍受严寒虐待的青春，在窄逼的街巷里无序地狂奔。似乎所有的苦痛，都具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柔和甜蜜；所有被忽视、践踏的心灵，因为爱和正义的渴望正在萌发新蕾；这一切都像一首甜软的歌谣，使所有的回望和怨恨变得如同隔世，它们穿过时空的隧道，慢慢展现出来……这种基调贯穿了整部小说。散乱的记忆都被连缀了起来，聚集成无数个春天里的几片薄云，让看不见的雨丝，以温润和阴冷相间的方式，浸渍着每一个靠近它的思绪。在乱世中搜索生命的灵性，构建人生的意义，追寻灵魂的安顿、精神的寓所和情感的寄托，姜燕鸣的都市女性叙事，使底层这个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善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姜燕鸣以汉口底层民众为依据，面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繁华；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对商业文明下男权政治的抗争，向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征。所以我认为，对于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学写作来说，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姜燕鸣的小说写作都可以称得上是一场彻底的城市小说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

　　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打开的是个体的生命史，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的“大时代”，更是浮沉于“大时代”沟壑中的人的境遇与选择。姜燕鸣关注的是历史背后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姜燕鸣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由具体的个体命运所反映出来的不可摆脱的矛盾冲突，以及生命美丽而忧伤的终结、壮志难酬的无奈、生不逢时的怨艾、求而不得的怅惘，是人生具体的悲剧境遇与悲剧情愫，这其中也深深渗透着叙述者升华悲剧的努力。在长篇小说《大智门车站》中，生活总是以残缺的形式表现出与理想状态的距离。但也正是从这些不尽人意的乖违中，姜燕鸣温情的笔触，让我们在晦暗之中读出了对人性的悲悯和对神性的渴望，以及那种永远以不屈的勇气构筑起的希望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