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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前言

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是指在读者阅读之前已经对作品产生估计与期盼，读者原先的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与接受要求在具体阅读中的体现。在期待视野中意蕴期待即读者对作品的较为深层的审美意味，情感境界，人生态度、思想倾向等方面的期待。魏晋风流的体现者——魏晋名士群体，既是文学的接受者又是文学的创造者，其外在的风流表现，作品内容表现的思想感情都反映了魏晋时代文学接受的心理和情感基础，代表着那个时代读者的意蕴期待。本文将由魏晋风流入手去探索那个时代的读者期待视野。

二、浓厚的生命意识

魏晋文学属于典型的乱世文学。汉末的战乱，三国纷争以及西晋灭亡，晋室南迁，南北朝代的更迭都使文人饱受战乱之苦，时常体会到生命的无常，人生的短促，建立功业的艰难。故而一方面他们用文字抒发生命易逝的苦楚：阮嗣宗《咏怀》篇中“朝为媚少年，夕莫成丑老”、“人生若晨露，天道渺茫茫”等，孔融“人生有何尝，但患年岁暮”，郭璞《游仙诗》中“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等都不约而同的表达了这一感情；另一方面他们通过服药以求在乱世中求得生命的恒常，或者通过饮酒达到有生之年的及时行乐。可以说魏晋风流是政局动荡的时代中，追求生命恒常的理想与及时行乐的现世追求的融合。在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中深刻的生命忧患意识、“存在”问题始终影响着这个时期。人们在阅读中往往期待自己对生命的思考可以得到回应，人世中的困苦，短促的生命可以在文学中获得慰藉和寄托。

　　对生命的思考是这个时期文学接受的读者期待预期和心理基础的体现。因为名士既是创作者又是接受者，这种接受心理也成为了士人自己情感的表达出发点，带有自我表现的性质。这一时期文学中有很多写生命短暂，时世飘摇的内容，都是这种意蕴期待的反馈。他们外在的风流特性如清谈，隐逸，服药，饮酒无不包含着规避政治迫害，追求生命永恒与生在乱世命途难料的深刻的生命忧患意识。寄之以文便出现许多感叹韶华易逝，生命无常的内容，这是对乱世之中生命拷问的回答和应和。可以说魏晋文人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和探问构成了当时文学接受意蕴期待的根源性的部分。这种形而上的思考促进了文人群体的觉醒，让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个性的表达成分更加突出。

三、强烈的悲情意识

悲世多悲情。王粲在《七哀诗》中讲述了亲历汉末战乱中百姓的流亡死难“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原野”，他“喟然伤心肝”。曹操的诗歌中也不乏对战乱中百姓惨状的描写，《蒿里行》“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继而作者生发出“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感叹。阮籍《咏怀诗》中有“战士食糟糠”“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此外，士人群体多以自己的遭遇抒发悲情。左思在《咏史》中写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陆机在《赴洛阳道中作》写自己被召入洛时对家乡的不舍与对前途命运的忧患“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魏晋的悲情意识并未停留在见悲则悲的层面。在这一时代，风流还和悲剧美产生了联系。阮籍在他的《咏怀诗》第七十首中提出“有悲则有情，无悲亦无思。”他把悲和情和思联系在一起，悲情具有了美的意味。在他的《乐论》中“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扆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之，曰：“使丝声若是，岂不乐哉！”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提出了“悲”与“乐”的转化——“以悲为乐”，在当时悲乐盛行的情况下，阮籍将“悲”这一负面的情绪中加入了正面的情绪“乐”，以悲为乐的结果是稀释“悲”的成分。嵇康在《琴赋》中写道“历世才士，并为之赋颂。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在这里嵇康认为悲哀可以“美其感化”，再次将悲情提升到美的层面。

　　这一时期，魏晋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少不了悲凉的情怀，“慷慨悲凉”也是这个时代文人群体的心理。“以悲为乐”、“以悲为美”的情怀则将时代普遍的悲情意识提升起来，这也是魏晋风流的表现。在乱世流离之中，于悲剧的生命里寻得美和乐，无疑是那个时代在生命忧患之后对情感诉求的更深刻的期待。

四、非凡的超越意识

对魏晋“风流”的解释离不开浪漫，而浪漫往往伴随着夸大和“不切实际”，具有着某种超越性。向秀与郭向在《庄子注》中对于“弃彼任我”有超越事物差别之心的人做了解释，这种超越性其实是风流的本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写王子猷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以及王子猷请桓子野吹笛，客主不交一言。这两则故事皆写王子猷任性而为，兴之所至，行之所达，访人闻曲都只求尽兴，做何事不累于物只在一个“兴”字。何宴提出“圣人无情”，但王弼认为“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即圣人有情但无累。魏晋名士是肯定人的感情的，所以尽管生命的伤逝和时运的变迁会牵动他们，但他们追求的是超越事物的兴尽。在《世说新语·伤逝篇》中多记载他们面对生离死别时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使他们恣意抒情，不重视作为“有累”的代表的礼。阮籍青白眼的故事最能体现这种超越性。

　　魏晋名士把人生过得充满诗意。

　　这种超越性的追求也在文学中得到回应。《世说新语·文学篇》写“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托。”嵇康诗的高蹈独立，钟嵘在《诗品》中写他诗作的特点是“峻切”，这与他《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的性格有关。因为对现世苦难超越，对真性情的追求，所以魏晋名士的文学作品都包含真情。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以及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无不表现出隐逸达观的情绪，他的诗歌现在看来足以给人的精神超越世俗樊笼的庇护之所，但为什么《世说新语》这一名士风流资料库对他一言不提呢？其实观阮籍、嵇康等名士他们的超越多摆出叛逆的姿态，他们对待生死的态度多奇丽乖张，他们的超越是“越名教”的；陶渊明的超越则是完全的消失，不是张扬姿态，甚至带几分静穆，是平实的“草盛豆苗稀”，他的超越是“委命任化”。可见在魏晋时期文学接受期待视野中的主流超越意识是叛逆的、斗争的，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魏晋风流的名士们将自己的人生活的恣意洒脱，他们违背世俗礼教的乖张行为，遇事而发的性格都是在乱世中敢怒不敢言的人们追求的精神自由的实现。人们对这种超越意识的追求，鲜明的表现在一次次对礼的反抗之中，斗争性的超越更强烈的撞击着束缚人精神的牢笼，故而受到追捧。反映在文学中那种自我情感的抒发就是对这种诉求的回应。

五、结语

魏晋风流的主要表现者——士人群体，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又是文学接受的主体，面对乱世生命的脆弱，命途的艰辛，内心的悲楚，礼教的束缚，他们将对生命如何存在的思考，对生存状态的悲悯，对礼教的超越，对个性表达的追求诉诸文本。由他们任从恣意的行为，自我情感的个性表达中我们依稀可窥见这个时代对文学的心理期待。那些乱世的读者将文学作为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渴望安放情愫，渴望得到回应，渴望获得慰藉，渴望精神自由，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显然并未辜负这些期待。当理解这些阅读文字时那种迫切的期待时，我们才可以在遥远的现代体会到那些文字的恳切真挚。

　　注释：①袁行霈.文学理论教程[M].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刘义庆.世说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徐公持.论汉代悲情文学的兴盛与悲美意识的觉醒[J].文艺研究,2015(8).

　　[3]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4]袁行霈.文学理论教程[M].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余秋雨.北大授课:中华文化四十七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梁惠敏.楚音以悲为美论略[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9]姜建强.论尧斯接受美学中的“期待视野”[J].社会科学辑刊,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