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妇女思想发展概况
中国传统妇女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妇女思想几经王朝更替、民族融合、内部战乱,以及政治、经济、思想方面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时而宽松、时而严苛以及宽松严苛并存交织的状态。但是总体上来说，从秦到清朝，男尊女卑思想观念朝着更严苛的方向发展了，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下，从强调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到极端强调妇女的贞德，从礼教礼仪演化为系统化、宗教化、制度化纲领，从宣传灌输理论到官方强制推行，从在上层贵族社会施行到全社会的普及实践，从道德规范演化成风俗习俗乃至生活方式，妇女也逐渐开始进行自我束缚，认同并内化了这种思想观念，使其上升为自觉自发的行为规范，中国传统妇女思想根深蒂固。，妇女更多时候作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明清时期，出现了李贽、唐甄、袁枚、俞正燮、李汝珍等人的反对言论，开妇女解放思想萌芽之先河，他们以发表言论、兴办女学、收女弟子、写小说等做法，反对歧视女性，倡导夫妇的平等地位，反对女子守贞，提倡众生平等、男女平等，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对妇女缠足等。李汝珍不仅认为男尊女卑是人为造成的，是没有根据的，还通过小说《镜花缘》反对男子纳妾及算命合婚，主张婚姻中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反对女子修容、穿耳、缠足等，对女子教育、女子选举问题也多有注意。
随着中国传统妇女思想观念达到顶峰，妇女的生活、角色也悄悄发生着改变。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一方面得益于国外传教士对妇女解放的宣传，给国人介绍了西方总体妇女状况，如欧美女子的婚姻、教育、工作、社会活动以及自我意识状况，另一方面得益于走出中国的早期维新派如张德彝、王韬、李圭，他们将西方男女并重、教育平等、兴趣广泛、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夫妻平等、妇女参政也不足为奇的状况介绍给国内，对中国男尊女卑、一夫多妻而不自知的普遍现象进行了抨击与驳斥。
二、中国妇女解放话语的转变过程
清朝末期，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与世界发展日益脱节，武器科技落后，官方机构和制度政策腐败，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西方先进文化和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知识分子在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时，也展开了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在此过程中，中国妇女解放话语发生了转变。第一，受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和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男性知识分子秉持天赋人权的思想，根据国外传入的达尔文进化论，解释禁缠足和强种的关系，将不缠足、兴女学与培养社会国家人才、强国保种联系起来，抱着提高妇女素质，培养“贤妻良母”的想法，使妇女具有智慧和知识，即可相夫教子，或宜家善种，最终达到国家富强。
在塑造“贤妻良母”的社会背景下，经元善自1898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堂，设中西文两科，主要涉及《女孝经》、《女四书》、《幼学须知句解》、唐诗、古文、图画、医学等。到了清末民初，一些知识分子尤其女知识分子试图突破“贤妻良母”的教育目的，对妇女实行全面教育，以教育妇女成“完全之国民”，提出对于妇女注重进行“德、智、体”方面的教育，尤其重视女性的“政治法律教育、人格教育与自治能力培养。”与维新派的妇女主张一样，妇女教育的内容虽然发生变化，可还是未能摆脱“女子乃国民之母”的思想观念。
维新派知识分子们的这些做法，虽朝着辅助丈夫实现国家富强的方向努力着，未摆脱封建专制色彩，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父权制的手段，但是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可贵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
第二，在自由主义思潮下，新文化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对妇女解放进行了又一次探索。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面对着尊孔复古的逆流，以胡适、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受到西方传入的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指出妇女解放本质上是人的解放，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痛斥儒家之“三纲”，认为尤其“夫为妻纲”是妇女丧失独立自由人格的重要原因；他于1915年9月创办了《新青年》刊物，不仅刊登了其翻译的《妇女观》的译文，以及他发表的《欧洲女七杰》等在内的十篇文章，尤其胡适在《新青年》妇女专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并在《美国的妇人》一文中提出“超于良妻贤母”的教育主张，将妇女解放高度从维新派的“贤妻良母”提高到“人的解放”，鼓励重视妇女实现人格上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们一起对妇女解放的相关问题进行宣传、探讨，以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著作《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角色，为旧式封建家庭中妇女争取解放的原型，探讨为了婚姻和爱情的自由出走后，如何解决随之而来的如经济方面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鲁迅在《娜拉出走后怎样》得出妇女真正的解放要实现经济、政治上的平等，而非出走家庭这么简单等思想，促进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发展。
第三，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初步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顾名思义，主张消灭社会、国家、政府、家庭，即主张无政权、无家国、无阶级斗争的一种社会思潮。随着各种学说思潮涌入中国，无政府主义也作为众多学说中的一种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总是与男女平等结合在一起，在其主要刊物《天义报》上，对妇女解放思想多有提及，既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提倡，也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的介绍，如在1907年，东京出版的《天义报》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刊物“第16至19期上译载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以及该刊的《女子问题研究》中,长篇引述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部分章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先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人。其后《复报》以及法国出版刊物《新世纪》等，也相继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作了零散介绍。
第四，在社会主义思潮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探索，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向警予、瞿秋白等为代表，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妇女思想，并通过各种方式将其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思想广泛传播。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其革命下的妇女运动也受挫，各种思潮众说纷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者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最早的介绍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理论来解决中国妇女问题，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现代的女权运动》等多篇文章。此外，其他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达、向警予、瞿秋白等，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不断思考、发表文章以及互相探讨中，提出了“中国妇女解放离不开社会主义”、“劳动妇女的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重心”、“各阶层妇女和全社会民众联合起来，以阶级解放实现妇女解放”的中国妇女解放论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
从妇女作为传宗接待的工具，到“贤妻良母”，再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的解放”，都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升，和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
［1］张莲波.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1840-1921)［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2］陈文联.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与现代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02):134.
［3］陈学明,秦博.经与权:中国传统女性观与妇女生活的变迁［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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